在戰國變法中，最重要的便是商鞅變法，其影響極為深遠。中國歷史上著名的變法也有許多次，如王莽變法、王安石變法、張居正變法等，變法所處時代不同，其歷史意義也不盡相同。商鞅變法和這些相比，有其特殊的意義，因為這是一次從王國時代向帝國時代轉型的變法，由商鞅變法確立的體制在中國延續了兩千多年。
商鞅入秦
商鞅，姬姓，公孫氏，名鞅，先秦人稱氏不稱姓，故其名為公孫鞅。後秦孝公封其於商地，號為商君，故史稱為商鞅。
在戰國變法中，最重要的便是商鞅變法，其影響極為深遠。中國歷史上著名的變法也有許多次，如王莽變法、王安石變法、張居正變法等，變法所處時代不同，其歷史意義也不盡相同。商鞅變法和這些相比，有其特殊的意義，因為這是一次從王國時代向帝國時代轉型的變法，由商鞅變法確立的體制在中國延續了兩千多年。
商鞅入秦
商鞅，姬姓，公孫氏，名鞅，先秦人稱氏不稱姓，故其名為公孫鞅。後秦孝公封其於商地，號為商君，故史稱為商鞅。
商鞅少好刑名之學，受李悝和吳起的影響很大。學有所成後，便在魏國國相公叔痤那裡做家臣。公叔痤病重的時候向魏惠王舉薦商鞅，希望魏惠王舉國而聽之。由於商鞅只是一個小小的年輕家臣，公叔痤要魏惠王把國政委託給這麼個毛頭小子，魏惠王當然不會聽，反而認為公叔痤是老糊塗了。公叔痤見魏惠王不想聽取他的建議，便又說：“如果大王不任用商鞅，就先殺了他”。事後，公叔痤把商鞅找過來說，勸他趕緊逃離魏國。商鞅明白魏惠王不採納公叔痤用他之言，也不會採納殺他之言，所以並沒有立即離開魏國。後來，商鞅因為聽從別人的推薦，輾轉來到了秦國。
在春秋霸業之中，秦國一直偏處西北一隅，在中原的征戰中歷來都不是主角。戰國初期，中原人都看不起秦國，認為它經濟文化落後，政治影響力低。公元前359年，秦孝公招募賢良，有意勵精圖治。
商鞅來到秦國後，開始向秦孝公進行遊說。
說秦孝公以“帝道”，孝公時時睡，弗聽；
後五日說以“王道”，善之而未用也。
復說孝公以“霸道”，公與語，不自知膝之前於席也，數日不厭。
商鞅終以“霸道”得到了秦孝公的認可，於是君臣二人開始醞釀變法。但是，變法一開始便遭遇了以甘龍、杜摯為首的保守派的反對，雙方便在朝堂展開了論戰。
在戰國變法中，最重要的便是商鞅變法，其影響極為深遠。中國歷史上著名的變法也有許多次，如王莽變法、王安石變法、張居正變法等，變法所處時代不同，其歷史意義也不盡相同。商鞅變法和這些相比，有其特殊的意義，因為這是一次從王國時代向帝國時代轉型的變法，由商鞅變法確立的體制在中國延續了兩千多年。
商鞅入秦
商鞅，姬姓，公孫氏，名鞅，先秦人稱氏不稱姓，故其名為公孫鞅。後秦孝公封其於商地，號為商君，故史稱為商鞅。
商鞅少好刑名之學，受李悝和吳起的影響很大。學有所成後，便在魏國國相公叔痤那裡做家臣。公叔痤病重的時候向魏惠王舉薦商鞅，希望魏惠王舉國而聽之。由於商鞅只是一個小小的年輕家臣，公叔痤要魏惠王把國政委託給這麼個毛頭小子，魏惠王當然不會聽，反而認為公叔痤是老糊塗了。公叔痤見魏惠王不想聽取他的建議，便又說：“如果大王不任用商鞅，就先殺了他”。事後，公叔痤把商鞅找過來說，勸他趕緊逃離魏國。商鞅明白魏惠王不採納公叔痤用他之言，也不會採納殺他之言，所以並沒有立即離開魏國。後來，商鞅因為聽從別人的推薦，輾轉來到了秦國。
在春秋霸業之中，秦國一直偏處西北一隅，在中原的征戰中歷來都不是主角。戰國初期，中原人都看不起秦國，認為它經濟文化落後，政治影響力低。公元前359年，秦孝公招募賢良，有意勵精圖治。
商鞅來到秦國後，開始向秦孝公進行遊說。
說秦孝公以“帝道”，孝公時時睡，弗聽；
後五日說以“王道”，善之而未用也。
復說孝公以“霸道”，公與語，不自知膝之前於席也，數日不厭。
商鞅終以“霸道”得到了秦孝公的認可，於是君臣二人開始醞釀變法。但是，變法一開始便遭遇了以甘龍、杜摯為首的保守派的反對，雙方便在朝堂展開了論戰。
甘龍、杜摯：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臣聞法古無過，循禮無邪。
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反古者未可必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
客觀來講，甘龍、杜摯的主張也是有其道理的，並非只要改革就一定是好的。當人民習慣了一種制度的時候，在短時間內對其做根本性的改變，會對社會造成巨大的損耗，給人民帶來許多不便，特別是在交通通訊都不發達的古代，其影響更甚。所以“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並非毫無道理。但是，在戰國那個大變革時代，商鞅的做法才更符合歷史的趨勢，其“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的主張是那個時代的最強音。
第一次變法
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命商鞅為左庶長，開始實行第一次變法，左庶長後來也成為了秦國二十等爵中的一個爵號。變法的核心就是“法治”和“耕戰”。
在戰國變法中，最重要的便是商鞅變法，其影響極為深遠。中國歷史上著名的變法也有許多次，如王莽變法、王安石變法、張居正變法等，變法所處時代不同，其歷史意義也不盡相同。商鞅變法和這些相比，有其特殊的意義，因為這是一次從王國時代向帝國時代轉型的變法，由商鞅變法確立的體制在中國延續了兩千多年。
商鞅入秦
商鞅，姬姓，公孫氏，名鞅，先秦人稱氏不稱姓，故其名為公孫鞅。後秦孝公封其於商地，號為商君，故史稱為商鞅。
商鞅少好刑名之學，受李悝和吳起的影響很大。學有所成後，便在魏國國相公叔痤那裡做家臣。公叔痤病重的時候向魏惠王舉薦商鞅，希望魏惠王舉國而聽之。由於商鞅只是一個小小的年輕家臣，公叔痤要魏惠王把國政委託給這麼個毛頭小子，魏惠王當然不會聽，反而認為公叔痤是老糊塗了。公叔痤見魏惠王不想聽取他的建議，便又說：“如果大王不任用商鞅，就先殺了他”。事後，公叔痤把商鞅找過來說，勸他趕緊逃離魏國。商鞅明白魏惠王不採納公叔痤用他之言，也不會採納殺他之言，所以並沒有立即離開魏國。後來，商鞅因為聽從別人的推薦，輾轉來到了秦國。
在春秋霸業之中，秦國一直偏處西北一隅，在中原的征戰中歷來都不是主角。戰國初期，中原人都看不起秦國，認為它經濟文化落後，政治影響力低。公元前359年，秦孝公招募賢良，有意勵精圖治。
商鞅來到秦國後，開始向秦孝公進行遊說。
說秦孝公以“帝道”，孝公時時睡，弗聽；
後五日說以“王道”，善之而未用也。
復說孝公以“霸道”，公與語，不自知膝之前於席也，數日不厭。
商鞅終以“霸道”得到了秦孝公的認可，於是君臣二人開始醞釀變法。但是，變法一開始便遭遇了以甘龍、杜摯為首的保守派的反對，雙方便在朝堂展開了論戰。
甘龍、杜摯：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臣聞法古無過，循禮無邪。
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反古者未可必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
客觀來講，甘龍、杜摯的主張也是有其道理的，並非只要改革就一定是好的。當人民習慣了一種制度的時候，在短時間內對其做根本性的改變，會對社會造成巨大的損耗，給人民帶來許多不便，特別是在交通通訊都不發達的古代，其影響更甚。所以“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並非毫無道理。但是，在戰國那個大變革時代，商鞅的做法才更符合歷史的趨勢，其“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的主張是那個時代的最強音。
第一次變法
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命商鞅為左庶長，開始實行第一次變法，左庶長後來也成為了秦國二十等爵中的一個爵號。變法的核心就是“法治”和“耕戰”。
一、 改革戶籍制度
商鞅改革戶籍制度，強制要求成年男子分家，推行小家庭制。史載：
“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 （《史記·商君列傳》）
明確家中如果有兩個以上成年男子而不分家的，就要使他們的賦稅加倍。其目的是要製造更多為國家承擔兵役和徭役的戶口單位。這條同樣與儒家提倡大家族禮法的宗法制相違背，到曹魏的時候，朝廷便廢除了這種“異子之科”，規定如果父親不允許的話，兒子便不能分家單過。
二、 連坐和告奸
商鞅在秦國實行連坐和告奸制度。史載：
“令民為什伍，而相牧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者同賞，匿奸者與降敵者同罰。”（《史記·商君列傳》）
這種連坐和告奸制度在漢代受到了儒生的嚴厲批判，認為這種制度傷害了人與人之間最珍貴的情感，把鄰居、什伍之間的互助友好關係變成了監督、檢舉和揭發等，顯然不符合和諧社會的基本要求。
三、 發展生產
商鞅獎勵耕織、重農抑商。史載：
“戮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 （《史記·商君列傳》）
復就是免除徭役（不包括賦稅）的意思，即獎勵農業勞動模範，以農為本。經商者及因懶惰致貧者，都要將他們和他們的妻子兒女都進官府做奴隸，以此來驅使人民都只從事耕織本業，並杜絕人力、物力等資源的浪費。
在戰國變法中，最重要的便是商鞅變法，其影響極為深遠。中國歷史上著名的變法也有許多次，如王莽變法、王安石變法、張居正變法等，變法所處時代不同，其歷史意義也不盡相同。商鞅變法和這些相比，有其特殊的意義，因為這是一次從王國時代向帝國時代轉型的變法，由商鞅變法確立的體制在中國延續了兩千多年。
商鞅入秦
商鞅，姬姓，公孫氏，名鞅，先秦人稱氏不稱姓，故其名為公孫鞅。後秦孝公封其於商地，號為商君，故史稱為商鞅。
商鞅少好刑名之學，受李悝和吳起的影響很大。學有所成後，便在魏國國相公叔痤那裡做家臣。公叔痤病重的時候向魏惠王舉薦商鞅，希望魏惠王舉國而聽之。由於商鞅只是一個小小的年輕家臣，公叔痤要魏惠王把國政委託給這麼個毛頭小子，魏惠王當然不會聽，反而認為公叔痤是老糊塗了。公叔痤見魏惠王不想聽取他的建議，便又說：“如果大王不任用商鞅，就先殺了他”。事後，公叔痤把商鞅找過來說，勸他趕緊逃離魏國。商鞅明白魏惠王不採納公叔痤用他之言，也不會採納殺他之言，所以並沒有立即離開魏國。後來，商鞅因為聽從別人的推薦，輾轉來到了秦國。
在春秋霸業之中，秦國一直偏處西北一隅，在中原的征戰中歷來都不是主角。戰國初期，中原人都看不起秦國，認為它經濟文化落後，政治影響力低。公元前359年，秦孝公招募賢良，有意勵精圖治。
商鞅來到秦國後，開始向秦孝公進行遊說。
說秦孝公以“帝道”，孝公時時睡，弗聽；
後五日說以“王道”，善之而未用也。
復說孝公以“霸道”，公與語，不自知膝之前於席也，數日不厭。
商鞅終以“霸道”得到了秦孝公的認可，於是君臣二人開始醞釀變法。但是，變法一開始便遭遇了以甘龍、杜摯為首的保守派的反對，雙方便在朝堂展開了論戰。
甘龍、杜摯：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臣聞法古無過，循禮無邪。
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反古者未可必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
客觀來講，甘龍、杜摯的主張也是有其道理的，並非只要改革就一定是好的。當人民習慣了一種制度的時候，在短時間內對其做根本性的改變，會對社會造成巨大的損耗，給人民帶來許多不便，特別是在交通通訊都不發達的古代，其影響更甚。所以“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並非毫無道理。但是，在戰國那個大變革時代，商鞅的做法才更符合歷史的趨勢，其“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的主張是那個時代的最強音。
第一次變法
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命商鞅為左庶長，開始實行第一次變法，左庶長後來也成為了秦國二十等爵中的一個爵號。變法的核心就是“法治”和“耕戰”。
一、 改革戶籍制度
商鞅改革戶籍制度，強制要求成年男子分家，推行小家庭制。史載：
“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 （《史記·商君列傳》）
明確家中如果有兩個以上成年男子而不分家的，就要使他們的賦稅加倍。其目的是要製造更多為國家承擔兵役和徭役的戶口單位。這條同樣與儒家提倡大家族禮法的宗法制相違背，到曹魏的時候，朝廷便廢除了這種“異子之科”，規定如果父親不允許的話，兒子便不能分家單過。
二、 連坐和告奸
商鞅在秦國實行連坐和告奸制度。史載：
“令民為什伍，而相牧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者同賞，匿奸者與降敵者同罰。”（《史記·商君列傳》）
這種連坐和告奸制度在漢代受到了儒生的嚴厲批判，認為這種制度傷害了人與人之間最珍貴的情感，把鄰居、什伍之間的互助友好關係變成了監督、檢舉和揭發等，顯然不符合和諧社會的基本要求。
三、 發展生產
商鞅獎勵耕織、重農抑商。史載：
“戮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 （《史記·商君列傳》）
復就是免除徭役（不包括賦稅）的意思，即獎勵農業勞動模範，以農為本。經商者及因懶惰致貧者，都要將他們和他們的妻子兒女都進官府做奴隸，以此來驅使人民都只從事耕織本業，並杜絕人力、物力等資源的浪費。
秦軍
四、 獎勵軍功和禁止私鬥
商鞅通過獎勵軍功和禁止私鬥來鍛造一支戰無不勝的強悍秦軍。史載：
“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鬥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 （《史記·商君列傳》）
對於血緣上是宗室的子弟，如果沒有軍功，其名字也不能寫進皇親國戚的花名冊中，相當於取消其宗室身份。目的在於建立功績制社會。一切的社會待遇和生活享受，包括佔有土地和房屋大小、衣著等級、役使奴僕的多寡等，都只根據所處爵位來確定。社會上的富商和大地主再怎麼有淺，也不能越過爵位制度享受高等級的待遇。
在戰國變法中，最重要的便是商鞅變法，其影響極為深遠。中國歷史上著名的變法也有許多次，如王莽變法、王安石變法、張居正變法等，變法所處時代不同，其歷史意義也不盡相同。商鞅變法和這些相比，有其特殊的意義，因為這是一次從王國時代向帝國時代轉型的變法，由商鞅變法確立的體制在中國延續了兩千多年。
商鞅入秦
商鞅，姬姓，公孫氏，名鞅，先秦人稱氏不稱姓，故其名為公孫鞅。後秦孝公封其於商地，號為商君，故史稱為商鞅。
商鞅少好刑名之學，受李悝和吳起的影響很大。學有所成後，便在魏國國相公叔痤那裡做家臣。公叔痤病重的時候向魏惠王舉薦商鞅，希望魏惠王舉國而聽之。由於商鞅只是一個小小的年輕家臣，公叔痤要魏惠王把國政委託給這麼個毛頭小子，魏惠王當然不會聽，反而認為公叔痤是老糊塗了。公叔痤見魏惠王不想聽取他的建議，便又說：“如果大王不任用商鞅，就先殺了他”。事後，公叔痤把商鞅找過來說，勸他趕緊逃離魏國。商鞅明白魏惠王不採納公叔痤用他之言，也不會採納殺他之言，所以並沒有立即離開魏國。後來，商鞅因為聽從別人的推薦，輾轉來到了秦國。
在春秋霸業之中，秦國一直偏處西北一隅，在中原的征戰中歷來都不是主角。戰國初期，中原人都看不起秦國，認為它經濟文化落後，政治影響力低。公元前359年，秦孝公招募賢良，有意勵精圖治。
商鞅來到秦國後，開始向秦孝公進行遊說。
說秦孝公以“帝道”，孝公時時睡，弗聽；
後五日說以“王道”，善之而未用也。
復說孝公以“霸道”，公與語，不自知膝之前於席也，數日不厭。
商鞅終以“霸道”得到了秦孝公的認可，於是君臣二人開始醞釀變法。但是，變法一開始便遭遇了以甘龍、杜摯為首的保守派的反對，雙方便在朝堂展開了論戰。
甘龍、杜摯：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臣聞法古無過，循禮無邪。
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反古者未可必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
客觀來講，甘龍、杜摯的主張也是有其道理的，並非只要改革就一定是好的。當人民習慣了一種制度的時候，在短時間內對其做根本性的改變，會對社會造成巨大的損耗，給人民帶來許多不便，特別是在交通通訊都不發達的古代，其影響更甚。所以“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並非毫無道理。但是，在戰國那個大變革時代，商鞅的做法才更符合歷史的趨勢，其“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的主張是那個時代的最強音。
第一次變法
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命商鞅為左庶長，開始實行第一次變法，左庶長後來也成為了秦國二十等爵中的一個爵號。變法的核心就是“法治”和“耕戰”。
一、 改革戶籍制度
商鞅改革戶籍制度，強制要求成年男子分家，推行小家庭制。史載：
“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 （《史記·商君列傳》）
明確家中如果有兩個以上成年男子而不分家的，就要使他們的賦稅加倍。其目的是要製造更多為國家承擔兵役和徭役的戶口單位。這條同樣與儒家提倡大家族禮法的宗法制相違背，到曹魏的時候，朝廷便廢除了這種“異子之科”，規定如果父親不允許的話，兒子便不能分家單過。
二、 連坐和告奸
商鞅在秦國實行連坐和告奸制度。史載：
“令民為什伍，而相牧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者同賞，匿奸者與降敵者同罰。”（《史記·商君列傳》）
這種連坐和告奸制度在漢代受到了儒生的嚴厲批判，認為這種制度傷害了人與人之間最珍貴的情感，把鄰居、什伍之間的互助友好關係變成了監督、檢舉和揭發等，顯然不符合和諧社會的基本要求。
三、 發展生產
商鞅獎勵耕織、重農抑商。史載：
“戮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 （《史記·商君列傳》）
復就是免除徭役（不包括賦稅）的意思，即獎勵農業勞動模範，以農為本。經商者及因懶惰致貧者，都要將他們和他們的妻子兒女都進官府做奴隸，以此來驅使人民都只從事耕織本業，並杜絕人力、物力等資源的浪費。
秦軍
四、 獎勵軍功和禁止私鬥
商鞅通過獎勵軍功和禁止私鬥來鍛造一支戰無不勝的強悍秦軍。史載：
“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鬥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 （《史記·商君列傳》）
對於血緣上是宗室的子弟，如果沒有軍功，其名字也不能寫進皇親國戚的花名冊中，相當於取消其宗室身份。目的在於建立功績制社會。一切的社會待遇和生活享受，包括佔有土地和房屋大小、衣著等級、役使奴僕的多寡等，都只根據所處爵位來確定。社會上的富商和大地主再怎麼有淺，也不能越過爵位制度享受高等級的待遇。
秦法禁止私鬥。在早期社會，血親復仇是一種常態。社會從某種程度上是鼓勵血親復仇的，手刃仇敵被認為是一種孝道。商鞅則認為處罰犯罪是公權力，不能以私權妨害公權，復仇的權利屬於國家公權範圍，禁止民間百姓私鬥。
變法的意義
商鞅首先通過戶籍制、什伍制及告奸連坐等法律，把人民納入官僚政府的控制之下。由此，秦國國君得以把他的權力覆蓋到每一個秦國國民，這與周天子分封制下泛泛的控制不可同日而語。其次通過鼓勵分家、免除徭役和對經商及懶惰者“收孥”的政策，鼓勵生產。最後實行軍功爵制，建立二十等爵，平民可由軍功獲得爵位。破除了西周建國以來憑血緣宗法關係繼承爵位的體制。杜正勝先生說：“封建制度的君子小人分野取消了，萬民同站在一條起跑線上，憑籍個人在戰場上的表現締造自己的身份地位……軍爵塑造新社會。”
《韓非子·定法》記載，“商君之法曰：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為官者為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為官者為百石之官。官爵之遷與斬首之功相稱也。”
《商君書·境內》也記載，“能得甲首一者，賞爵一級，益田一頃，益宅九畝，除庶子一人，乃得人兵官之吏。”
韓非子所說的首應該就是《商君書》裡的甲首即甲士之首。關於甲士有多種解釋，此處應該是泛指小頭目、小軍官，因為這樣可以防止爵位太濫和殺良冒功。如果一個人沒有任何爵位，那麼他上戰場砍下一個甲士之首，回來便可以爵升一級，由此獲得農業社會最重要的生產資料田宅等和相應的社會待遇。當然這是針對低級爵位而言的，一甲首升一級，對於高等爵位則沒有這麼簡單，會有各種各樣較為複雜的要求。因此，秦國尚“首功”，東方列國稱之為虎狼之秦。
第二次變法
公元前349年，在第一次變法取得初步成效後，秦孝公遷都咸陽，升商鞅為大良造，開始全面深入推進變法措施。
在戰國變法中，最重要的便是商鞅變法，其影響極為深遠。中國歷史上著名的變法也有許多次，如王莽變法、王安石變法、張居正變法等，變法所處時代不同，其歷史意義也不盡相同。商鞅變法和這些相比，有其特殊的意義，因為這是一次從王國時代向帝國時代轉型的變法，由商鞅變法確立的體制在中國延續了兩千多年。
商鞅入秦
商鞅，姬姓，公孫氏，名鞅，先秦人稱氏不稱姓，故其名為公孫鞅。後秦孝公封其於商地，號為商君，故史稱為商鞅。
商鞅少好刑名之學，受李悝和吳起的影響很大。學有所成後，便在魏國國相公叔痤那裡做家臣。公叔痤病重的時候向魏惠王舉薦商鞅，希望魏惠王舉國而聽之。由於商鞅只是一個小小的年輕家臣，公叔痤要魏惠王把國政委託給這麼個毛頭小子，魏惠王當然不會聽，反而認為公叔痤是老糊塗了。公叔痤見魏惠王不想聽取他的建議，便又說：“如果大王不任用商鞅，就先殺了他”。事後，公叔痤把商鞅找過來說，勸他趕緊逃離魏國。商鞅明白魏惠王不採納公叔痤用他之言，也不會採納殺他之言，所以並沒有立即離開魏國。後來，商鞅因為聽從別人的推薦，輾轉來到了秦國。
在春秋霸業之中，秦國一直偏處西北一隅，在中原的征戰中歷來都不是主角。戰國初期，中原人都看不起秦國，認為它經濟文化落後，政治影響力低。公元前359年，秦孝公招募賢良，有意勵精圖治。
商鞅來到秦國後，開始向秦孝公進行遊說。
說秦孝公以“帝道”，孝公時時睡，弗聽；
後五日說以“王道”，善之而未用也。
復說孝公以“霸道”，公與語，不自知膝之前於席也，數日不厭。
商鞅終以“霸道”得到了秦孝公的認可，於是君臣二人開始醞釀變法。但是，變法一開始便遭遇了以甘龍、杜摯為首的保守派的反對，雙方便在朝堂展開了論戰。
甘龍、杜摯：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臣聞法古無過，循禮無邪。
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反古者未可必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
客觀來講，甘龍、杜摯的主張也是有其道理的，並非只要改革就一定是好的。當人民習慣了一種制度的時候，在短時間內對其做根本性的改變，會對社會造成巨大的損耗，給人民帶來許多不便，特別是在交通通訊都不發達的古代，其影響更甚。所以“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並非毫無道理。但是，在戰國那個大變革時代，商鞅的做法才更符合歷史的趨勢，其“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的主張是那個時代的最強音。
第一次變法
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命商鞅為左庶長，開始實行第一次變法，左庶長後來也成為了秦國二十等爵中的一個爵號。變法的核心就是“法治”和“耕戰”。
一、 改革戶籍制度
商鞅改革戶籍制度，強制要求成年男子分家，推行小家庭制。史載：
“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 （《史記·商君列傳》）
明確家中如果有兩個以上成年男子而不分家的，就要使他們的賦稅加倍。其目的是要製造更多為國家承擔兵役和徭役的戶口單位。這條同樣與儒家提倡大家族禮法的宗法制相違背，到曹魏的時候，朝廷便廢除了這種“異子之科”，規定如果父親不允許的話，兒子便不能分家單過。
二、 連坐和告奸
商鞅在秦國實行連坐和告奸制度。史載：
“令民為什伍，而相牧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者同賞，匿奸者與降敵者同罰。”（《史記·商君列傳》）
這種連坐和告奸制度在漢代受到了儒生的嚴厲批判，認為這種制度傷害了人與人之間最珍貴的情感，把鄰居、什伍之間的互助友好關係變成了監督、檢舉和揭發等，顯然不符合和諧社會的基本要求。
三、 發展生產
商鞅獎勵耕織、重農抑商。史載：
“戮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 （《史記·商君列傳》）
復就是免除徭役（不包括賦稅）的意思，即獎勵農業勞動模範，以農為本。經商者及因懶惰致貧者，都要將他們和他們的妻子兒女都進官府做奴隸，以此來驅使人民都只從事耕織本業，並杜絕人力、物力等資源的浪費。
秦軍
四、 獎勵軍功和禁止私鬥
商鞅通過獎勵軍功和禁止私鬥來鍛造一支戰無不勝的強悍秦軍。史載：
“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鬥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 （《史記·商君列傳》）
對於血緣上是宗室的子弟，如果沒有軍功，其名字也不能寫進皇親國戚的花名冊中，相當於取消其宗室身份。目的在於建立功績制社會。一切的社會待遇和生活享受，包括佔有土地和房屋大小、衣著等級、役使奴僕的多寡等，都只根據所處爵位來確定。社會上的富商和大地主再怎麼有淺，也不能越過爵位制度享受高等級的待遇。
秦法禁止私鬥。在早期社會，血親復仇是一種常態。社會從某種程度上是鼓勵血親復仇的，手刃仇敵被認為是一種孝道。商鞅則認為處罰犯罪是公權力，不能以私權妨害公權，復仇的權利屬於國家公權範圍，禁止民間百姓私鬥。
變法的意義
商鞅首先通過戶籍制、什伍制及告奸連坐等法律，把人民納入官僚政府的控制之下。由此，秦國國君得以把他的權力覆蓋到每一個秦國國民，這與周天子分封制下泛泛的控制不可同日而語。其次通過鼓勵分家、免除徭役和對經商及懶惰者“收孥”的政策，鼓勵生產。最後實行軍功爵制，建立二十等爵，平民可由軍功獲得爵位。破除了西周建國以來憑血緣宗法關係繼承爵位的體制。杜正勝先生說：“封建制度的君子小人分野取消了，萬民同站在一條起跑線上，憑籍個人在戰場上的表現締造自己的身份地位……軍爵塑造新社會。”
《韓非子·定法》記載，“商君之法曰：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為官者為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為官者為百石之官。官爵之遷與斬首之功相稱也。”
《商君書·境內》也記載，“能得甲首一者，賞爵一級，益田一頃，益宅九畝，除庶子一人，乃得人兵官之吏。”
韓非子所說的首應該就是《商君書》裡的甲首即甲士之首。關於甲士有多種解釋，此處應該是泛指小頭目、小軍官，因為這樣可以防止爵位太濫和殺良冒功。如果一個人沒有任何爵位，那麼他上戰場砍下一個甲士之首，回來便可以爵升一級，由此獲得農業社會最重要的生產資料田宅等和相應的社會待遇。當然這是針對低級爵位而言的，一甲首升一級，對於高等爵位則沒有這麼簡單，會有各種各樣較為複雜的要求。因此，秦國尚“首功”，東方列國稱之為虎狼之秦。
第二次變法
公元前349年，在第一次變法取得初步成效後，秦孝公遷都咸陽，升商鞅為大良造，開始全面深入推進變法措施。
秦陶量
第二次變法主要措施有：
1、由櫟陽遷都於咸陽。中國古代有許多的遷都事件，如盤庚遷殷、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等，遷都可以削弱舊勢力，使新興勢力得以崛起，還可以使舉國之民從怠惰中清醒過來，奮發圖強，追求新的進步。
2、革除戎狄風俗。“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 （《史記·商君列傳》）也就是說，當時秦國還有很多戎狄的不良風俗，如父子兄弟和他們的家室都睡在一間房子裡，像東北的大通鋪一樣，十分不雅。商鞅把這些風俗都禁止了，在文化風俗上向中原靠攏。
3、廢除百步為畝之制，以240步為畝，以百畝授一夫。“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史記·商君列傳》）周制“六尺為步，百步為畝”，這種畝的面積比較小，不能適應戰國已經普遍使用鐵器牛耕的生產力。商鞅便以240步為一畝（與趙國相同，三晉的大畝改革較早），實行大畝制度，於是便把以前的田界即阡陌封疆都拆除，重新劃立邊界。
在戰國變法中，最重要的便是商鞅變法，其影響極為深遠。中國歷史上著名的變法也有許多次，如王莽變法、王安石變法、張居正變法等，變法所處時代不同，其歷史意義也不盡相同。商鞅變法和這些相比，有其特殊的意義，因為這是一次從王國時代向帝國時代轉型的變法，由商鞅變法確立的體制在中國延續了兩千多年。
商鞅入秦
商鞅，姬姓，公孫氏，名鞅，先秦人稱氏不稱姓，故其名為公孫鞅。後秦孝公封其於商地，號為商君，故史稱為商鞅。
商鞅少好刑名之學，受李悝和吳起的影響很大。學有所成後，便在魏國國相公叔痤那裡做家臣。公叔痤病重的時候向魏惠王舉薦商鞅，希望魏惠王舉國而聽之。由於商鞅只是一個小小的年輕家臣，公叔痤要魏惠王把國政委託給這麼個毛頭小子，魏惠王當然不會聽，反而認為公叔痤是老糊塗了。公叔痤見魏惠王不想聽取他的建議，便又說：“如果大王不任用商鞅，就先殺了他”。事後，公叔痤把商鞅找過來說，勸他趕緊逃離魏國。商鞅明白魏惠王不採納公叔痤用他之言，也不會採納殺他之言，所以並沒有立即離開魏國。後來，商鞅因為聽從別人的推薦，輾轉來到了秦國。
在春秋霸業之中，秦國一直偏處西北一隅，在中原的征戰中歷來都不是主角。戰國初期，中原人都看不起秦國，認為它經濟文化落後，政治影響力低。公元前359年，秦孝公招募賢良，有意勵精圖治。
商鞅來到秦國後，開始向秦孝公進行遊說。
說秦孝公以“帝道”，孝公時時睡，弗聽；
後五日說以“王道”，善之而未用也。
復說孝公以“霸道”，公與語，不自知膝之前於席也，數日不厭。
商鞅終以“霸道”得到了秦孝公的認可，於是君臣二人開始醞釀變法。但是，變法一開始便遭遇了以甘龍、杜摯為首的保守派的反對，雙方便在朝堂展開了論戰。
甘龍、杜摯：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臣聞法古無過，循禮無邪。
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反古者未可必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
客觀來講，甘龍、杜摯的主張也是有其道理的，並非只要改革就一定是好的。當人民習慣了一種制度的時候，在短時間內對其做根本性的改變，會對社會造成巨大的損耗，給人民帶來許多不便，特別是在交通通訊都不發達的古代，其影響更甚。所以“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並非毫無道理。但是，在戰國那個大變革時代，商鞅的做法才更符合歷史的趨勢，其“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的主張是那個時代的最強音。
第一次變法
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命商鞅為左庶長，開始實行第一次變法，左庶長後來也成為了秦國二十等爵中的一個爵號。變法的核心就是“法治”和“耕戰”。
一、 改革戶籍制度
商鞅改革戶籍制度，強制要求成年男子分家，推行小家庭制。史載：
“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 （《史記·商君列傳》）
明確家中如果有兩個以上成年男子而不分家的，就要使他們的賦稅加倍。其目的是要製造更多為國家承擔兵役和徭役的戶口單位。這條同樣與儒家提倡大家族禮法的宗法制相違背，到曹魏的時候，朝廷便廢除了這種“異子之科”，規定如果父親不允許的話，兒子便不能分家單過。
二、 連坐和告奸
商鞅在秦國實行連坐和告奸制度。史載：
“令民為什伍，而相牧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者同賞，匿奸者與降敵者同罰。”（《史記·商君列傳》）
這種連坐和告奸制度在漢代受到了儒生的嚴厲批判，認為這種制度傷害了人與人之間最珍貴的情感，把鄰居、什伍之間的互助友好關係變成了監督、檢舉和揭發等，顯然不符合和諧社會的基本要求。
三、 發展生產
商鞅獎勵耕織、重農抑商。史載：
“戮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 （《史記·商君列傳》）
復就是免除徭役（不包括賦稅）的意思，即獎勵農業勞動模範，以農為本。經商者及因懶惰致貧者，都要將他們和他們的妻子兒女都進官府做奴隸，以此來驅使人民都只從事耕織本業，並杜絕人力、物力等資源的浪費。
秦軍
四、 獎勵軍功和禁止私鬥
商鞅通過獎勵軍功和禁止私鬥來鍛造一支戰無不勝的強悍秦軍。史載：
“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鬥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 （《史記·商君列傳》）
對於血緣上是宗室的子弟，如果沒有軍功，其名字也不能寫進皇親國戚的花名冊中，相當於取消其宗室身份。目的在於建立功績制社會。一切的社會待遇和生活享受，包括佔有土地和房屋大小、衣著等級、役使奴僕的多寡等，都只根據所處爵位來確定。社會上的富商和大地主再怎麼有淺，也不能越過爵位制度享受高等級的待遇。
秦法禁止私鬥。在早期社會，血親復仇是一種常態。社會從某種程度上是鼓勵血親復仇的，手刃仇敵被認為是一種孝道。商鞅則認為處罰犯罪是公權力，不能以私權妨害公權，復仇的權利屬於國家公權範圍，禁止民間百姓私鬥。
變法的意義
商鞅首先通過戶籍制、什伍制及告奸連坐等法律，把人民納入官僚政府的控制之下。由此，秦國國君得以把他的權力覆蓋到每一個秦國國民，這與周天子分封制下泛泛的控制不可同日而語。其次通過鼓勵分家、免除徭役和對經商及懶惰者“收孥”的政策，鼓勵生產。最後實行軍功爵制，建立二十等爵，平民可由軍功獲得爵位。破除了西周建國以來憑血緣宗法關係繼承爵位的體制。杜正勝先生說：“封建制度的君子小人分野取消了，萬民同站在一條起跑線上，憑籍個人在戰場上的表現締造自己的身份地位……軍爵塑造新社會。”
《韓非子·定法》記載，“商君之法曰：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為官者為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為官者為百石之官。官爵之遷與斬首之功相稱也。”
《商君書·境內》也記載，“能得甲首一者，賞爵一級，益田一頃，益宅九畝，除庶子一人，乃得人兵官之吏。”
韓非子所說的首應該就是《商君書》裡的甲首即甲士之首。關於甲士有多種解釋，此處應該是泛指小頭目、小軍官，因為這樣可以防止爵位太濫和殺良冒功。如果一個人沒有任何爵位，那麼他上戰場砍下一個甲士之首，回來便可以爵升一級，由此獲得農業社會最重要的生產資料田宅等和相應的社會待遇。當然這是針對低級爵位而言的，一甲首升一級，對於高等爵位則沒有這麼簡單，會有各種各樣較為複雜的要求。因此，秦國尚“首功”，東方列國稱之為虎狼之秦。
第二次變法
公元前349年，在第一次變法取得初步成效後，秦孝公遷都咸陽，升商鞅為大良造，開始全面深入推進變法措施。
秦陶量
第二次變法主要措施有：
1、由櫟陽遷都於咸陽。中國古代有許多的遷都事件，如盤庚遷殷、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等，遷都可以削弱舊勢力，使新興勢力得以崛起，還可以使舉國之民從怠惰中清醒過來，奮發圖強，追求新的進步。
2、革除戎狄風俗。“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 （《史記·商君列傳》）也就是說，當時秦國還有很多戎狄的不良風俗，如父子兄弟和他們的家室都睡在一間房子裡，像東北的大通鋪一樣，十分不雅。商鞅把這些風俗都禁止了，在文化風俗上向中原靠攏。
3、廢除百步為畝之制，以240步為畝，以百畝授一夫。“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史記·商君列傳》）周制“六尺為步，百步為畝”，這種畝的面積比較小，不能適應戰國已經普遍使用鐵器牛耕的生產力。商鞅便以240步為一畝（與趙國相同，三晉的大畝改革較早），實行大畝制度，於是便把以前的田界即阡陌封疆都拆除，重新劃立邊界。
秦鐵權
4、建41縣，通過縣及鄉里的什伍制度控制編戶齊民。
5、按人口徵收戶賦（也稱口賦）。
6、統一度量衡，使行政標準化。“平鬥桶、權衡、丈尺。” （《史記·商君列傳》）
在戰國變法中，最重要的便是商鞅變法，其影響極為深遠。中國歷史上著名的變法也有許多次，如王莽變法、王安石變法、張居正變法等，變法所處時代不同，其歷史意義也不盡相同。商鞅變法和這些相比，有其特殊的意義，因為這是一次從王國時代向帝國時代轉型的變法，由商鞅變法確立的體制在中國延續了兩千多年。
商鞅入秦
商鞅，姬姓，公孫氏，名鞅，先秦人稱氏不稱姓，故其名為公孫鞅。後秦孝公封其於商地，號為商君，故史稱為商鞅。
商鞅少好刑名之學，受李悝和吳起的影響很大。學有所成後，便在魏國國相公叔痤那裡做家臣。公叔痤病重的時候向魏惠王舉薦商鞅，希望魏惠王舉國而聽之。由於商鞅只是一個小小的年輕家臣，公叔痤要魏惠王把國政委託給這麼個毛頭小子，魏惠王當然不會聽，反而認為公叔痤是老糊塗了。公叔痤見魏惠王不想聽取他的建議，便又說：“如果大王不任用商鞅，就先殺了他”。事後，公叔痤把商鞅找過來說，勸他趕緊逃離魏國。商鞅明白魏惠王不採納公叔痤用他之言，也不會採納殺他之言，所以並沒有立即離開魏國。後來，商鞅因為聽從別人的推薦，輾轉來到了秦國。
在春秋霸業之中，秦國一直偏處西北一隅，在中原的征戰中歷來都不是主角。戰國初期，中原人都看不起秦國，認為它經濟文化落後，政治影響力低。公元前359年，秦孝公招募賢良，有意勵精圖治。
商鞅來到秦國後，開始向秦孝公進行遊說。
說秦孝公以“帝道”，孝公時時睡，弗聽；
後五日說以“王道”，善之而未用也。
復說孝公以“霸道”，公與語，不自知膝之前於席也，數日不厭。
商鞅終以“霸道”得到了秦孝公的認可，於是君臣二人開始醞釀變法。但是，變法一開始便遭遇了以甘龍、杜摯為首的保守派的反對，雙方便在朝堂展開了論戰。
甘龍、杜摯：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臣聞法古無過，循禮無邪。
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反古者未可必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
客觀來講，甘龍、杜摯的主張也是有其道理的，並非只要改革就一定是好的。當人民習慣了一種制度的時候，在短時間內對其做根本性的改變，會對社會造成巨大的損耗，給人民帶來許多不便，特別是在交通通訊都不發達的古代，其影響更甚。所以“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並非毫無道理。但是，在戰國那個大變革時代，商鞅的做法才更符合歷史的趨勢，其“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的主張是那個時代的最強音。
第一次變法
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命商鞅為左庶長，開始實行第一次變法，左庶長後來也成為了秦國二十等爵中的一個爵號。變法的核心就是“法治”和“耕戰”。
一、 改革戶籍制度
商鞅改革戶籍制度，強制要求成年男子分家，推行小家庭制。史載：
“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 （《史記·商君列傳》）
明確家中如果有兩個以上成年男子而不分家的，就要使他們的賦稅加倍。其目的是要製造更多為國家承擔兵役和徭役的戶口單位。這條同樣與儒家提倡大家族禮法的宗法制相違背，到曹魏的時候，朝廷便廢除了這種“異子之科”，規定如果父親不允許的話，兒子便不能分家單過。
二、 連坐和告奸
商鞅在秦國實行連坐和告奸制度。史載：
“令民為什伍，而相牧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者同賞，匿奸者與降敵者同罰。”（《史記·商君列傳》）
這種連坐和告奸制度在漢代受到了儒生的嚴厲批判，認為這種制度傷害了人與人之間最珍貴的情感，把鄰居、什伍之間的互助友好關係變成了監督、檢舉和揭發等，顯然不符合和諧社會的基本要求。
三、 發展生產
商鞅獎勵耕織、重農抑商。史載：
“戮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 （《史記·商君列傳》）
復就是免除徭役（不包括賦稅）的意思，即獎勵農業勞動模範，以農為本。經商者及因懶惰致貧者，都要將他們和他們的妻子兒女都進官府做奴隸，以此來驅使人民都只從事耕織本業，並杜絕人力、物力等資源的浪費。
秦軍
四、 獎勵軍功和禁止私鬥
商鞅通過獎勵軍功和禁止私鬥來鍛造一支戰無不勝的強悍秦軍。史載：
“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鬥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 （《史記·商君列傳》）
對於血緣上是宗室的子弟，如果沒有軍功，其名字也不能寫進皇親國戚的花名冊中，相當於取消其宗室身份。目的在於建立功績制社會。一切的社會待遇和生活享受，包括佔有土地和房屋大小、衣著等級、役使奴僕的多寡等，都只根據所處爵位來確定。社會上的富商和大地主再怎麼有淺，也不能越過爵位制度享受高等級的待遇。
秦法禁止私鬥。在早期社會，血親復仇是一種常態。社會從某種程度上是鼓勵血親復仇的，手刃仇敵被認為是一種孝道。商鞅則認為處罰犯罪是公權力，不能以私權妨害公權，復仇的權利屬於國家公權範圍，禁止民間百姓私鬥。
變法的意義
商鞅首先通過戶籍制、什伍制及告奸連坐等法律，把人民納入官僚政府的控制之下。由此，秦國國君得以把他的權力覆蓋到每一個秦國國民，這與周天子分封制下泛泛的控制不可同日而語。其次通過鼓勵分家、免除徭役和對經商及懶惰者“收孥”的政策，鼓勵生產。最後實行軍功爵制，建立二十等爵，平民可由軍功獲得爵位。破除了西周建國以來憑血緣宗法關係繼承爵位的體制。杜正勝先生說：“封建制度的君子小人分野取消了，萬民同站在一條起跑線上，憑籍個人在戰場上的表現締造自己的身份地位……軍爵塑造新社會。”
《韓非子·定法》記載，“商君之法曰：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為官者為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為官者為百石之官。官爵之遷與斬首之功相稱也。”
《商君書·境內》也記載，“能得甲首一者，賞爵一級，益田一頃，益宅九畝，除庶子一人，乃得人兵官之吏。”
韓非子所說的首應該就是《商君書》裡的甲首即甲士之首。關於甲士有多種解釋，此處應該是泛指小頭目、小軍官，因為這樣可以防止爵位太濫和殺良冒功。如果一個人沒有任何爵位，那麼他上戰場砍下一個甲士之首，回來便可以爵升一級，由此獲得農業社會最重要的生產資料田宅等和相應的社會待遇。當然這是針對低級爵位而言的，一甲首升一級，對於高等爵位則沒有這麼簡單，會有各種各樣較為複雜的要求。因此，秦國尚“首功”，東方列國稱之為虎狼之秦。
第二次變法
公元前349年，在第一次變法取得初步成效後，秦孝公遷都咸陽，升商鞅為大良造，開始全面深入推進變法措施。
秦陶量
第二次變法主要措施有：
1、由櫟陽遷都於咸陽。中國古代有許多的遷都事件，如盤庚遷殷、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等，遷都可以削弱舊勢力，使新興勢力得以崛起，還可以使舉國之民從怠惰中清醒過來，奮發圖強，追求新的進步。
2、革除戎狄風俗。“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 （《史記·商君列傳》）也就是說，當時秦國還有很多戎狄的不良風俗，如父子兄弟和他們的家室都睡在一間房子裡，像東北的大通鋪一樣，十分不雅。商鞅把這些風俗都禁止了，在文化風俗上向中原靠攏。
3、廢除百步為畝之制，以240步為畝，以百畝授一夫。“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史記·商君列傳》）周制“六尺為步，百步為畝”，這種畝的面積比較小，不能適應戰國已經普遍使用鐵器牛耕的生產力。商鞅便以240步為一畝（與趙國相同，三晉的大畝改革較早），實行大畝制度，於是便把以前的田界即阡陌封疆都拆除，重新劃立邊界。
秦鐵權
4、建41縣，通過縣及鄉里的什伍制度控制編戶齊民。
5、按人口徵收戶賦（也稱口賦）。
6、統一度量衡，使行政標準化。“平鬥桶、權衡、丈尺。” （《史記·商君列傳》）
商鞅方升
此外，據《韓非子》記載，商鞅還曾“燔詩書，而明法令”，這應該也是屬實的。《商君書·靳令》中以禮樂、詩書、修善孝弟（悌）、誠信貞廉、仁義、非兵羞戰為“六蝨（蝨）”，認為它們是六件危害國家的事。由此可見，商鞅在位的時候確實有可能實行過文化專制的政策。
變法的成效
任何一項變革在開始推行的時候肯定會遇到阻力，商鞅變法也不例外，包括利益受損的老貴族和不適應新環境的老百姓，上上下下都來過度告狀，說的都是新法的壞話。
“令行於民期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 （《史記·商君列傳》）
但等新法實行十年之後，老百姓就都適應了新法，並因為新法而生活富足，道不拾遺。老百姓都勇於為國家作戰，而不再私自鬥毆。商鞅變法策在秦國取得了非常好的治理效果。
商鞅的結局
商鞅的變法事業是成功的，但其個人的結局卻是悲慘的。
“衛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鐵鉞之誅，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一日臨渭而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於天地。蓄怨積仇比於丘山，所跳莫之隱，所歸莫之容，身死車裂，滅族無姓……”（劉向《新序》）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駟即位，即秦惠文王。公子虔（秦惠文王老師，昔太子犯法，商鞅以虔代太子受過，施以劓刑）等人告發商鞅“欲反”，秦惠王下令逮捕商鞅。商鞅逃亡至邊關，欲宿客舍，客舍主人不知他是商君，見他未帶憑證，告以商君之法，留宿無憑證的客人是要治罪的。商鞅想到魏國去，但魏國因他曾生擒公子卬，拒絕他入境。
商鞅回秦後被迫潛回封邑商，發動邑兵攻打鄭縣（今陝西省華縣）。秦惠文王派兵攻打，結果商鞅失敗戰亡。其屍身被帶回咸陽，處以車裂後示眾。秦惠文王同時下令誅滅商鞅全家。
在戰國變法中，最重要的便是商鞅變法，其影響極為深遠。中國歷史上著名的變法也有許多次，如王莽變法、王安石變法、張居正變法等，變法所處時代不同，其歷史意義也不盡相同。商鞅變法和這些相比，有其特殊的意義，因為這是一次從王國時代向帝國時代轉型的變法，由商鞅變法確立的體制在中國延續了兩千多年。
商鞅入秦
商鞅，姬姓，公孫氏，名鞅，先秦人稱氏不稱姓，故其名為公孫鞅。後秦孝公封其於商地，號為商君，故史稱為商鞅。
商鞅少好刑名之學，受李悝和吳起的影響很大。學有所成後，便在魏國國相公叔痤那裡做家臣。公叔痤病重的時候向魏惠王舉薦商鞅，希望魏惠王舉國而聽之。由於商鞅只是一個小小的年輕家臣，公叔痤要魏惠王把國政委託給這麼個毛頭小子，魏惠王當然不會聽，反而認為公叔痤是老糊塗了。公叔痤見魏惠王不想聽取他的建議，便又說：“如果大王不任用商鞅，就先殺了他”。事後，公叔痤把商鞅找過來說，勸他趕緊逃離魏國。商鞅明白魏惠王不採納公叔痤用他之言，也不會採納殺他之言，所以並沒有立即離開魏國。後來，商鞅因為聽從別人的推薦，輾轉來到了秦國。
在春秋霸業之中，秦國一直偏處西北一隅，在中原的征戰中歷來都不是主角。戰國初期，中原人都看不起秦國，認為它經濟文化落後，政治影響力低。公元前359年，秦孝公招募賢良，有意勵精圖治。
商鞅來到秦國後，開始向秦孝公進行遊說。
說秦孝公以“帝道”，孝公時時睡，弗聽；
後五日說以“王道”，善之而未用也。
復說孝公以“霸道”，公與語，不自知膝之前於席也，數日不厭。
商鞅終以“霸道”得到了秦孝公的認可，於是君臣二人開始醞釀變法。但是，變法一開始便遭遇了以甘龍、杜摯為首的保守派的反對，雙方便在朝堂展開了論戰。
甘龍、杜摯：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臣聞法古無過，循禮無邪。
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反古者未可必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
客觀來講，甘龍、杜摯的主張也是有其道理的，並非只要改革就一定是好的。當人民習慣了一種制度的時候，在短時間內對其做根本性的改變，會對社會造成巨大的損耗，給人民帶來許多不便，特別是在交通通訊都不發達的古代，其影響更甚。所以“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並非毫無道理。但是，在戰國那個大變革時代，商鞅的做法才更符合歷史的趨勢，其“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的主張是那個時代的最強音。
第一次變法
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命商鞅為左庶長，開始實行第一次變法，左庶長後來也成為了秦國二十等爵中的一個爵號。變法的核心就是“法治”和“耕戰”。
一、 改革戶籍制度
商鞅改革戶籍制度，強制要求成年男子分家，推行小家庭制。史載：
“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 （《史記·商君列傳》）
明確家中如果有兩個以上成年男子而不分家的，就要使他們的賦稅加倍。其目的是要製造更多為國家承擔兵役和徭役的戶口單位。這條同樣與儒家提倡大家族禮法的宗法制相違背，到曹魏的時候，朝廷便廢除了這種“異子之科”，規定如果父親不允許的話，兒子便不能分家單過。
二、 連坐和告奸
商鞅在秦國實行連坐和告奸制度。史載：
“令民為什伍，而相牧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者同賞，匿奸者與降敵者同罰。”（《史記·商君列傳》）
這種連坐和告奸制度在漢代受到了儒生的嚴厲批判，認為這種制度傷害了人與人之間最珍貴的情感，把鄰居、什伍之間的互助友好關係變成了監督、檢舉和揭發等，顯然不符合和諧社會的基本要求。
三、 發展生產
商鞅獎勵耕織、重農抑商。史載：
“戮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 （《史記·商君列傳》）
復就是免除徭役（不包括賦稅）的意思，即獎勵農業勞動模範，以農為本。經商者及因懶惰致貧者，都要將他們和他們的妻子兒女都進官府做奴隸，以此來驅使人民都只從事耕織本業，並杜絕人力、物力等資源的浪費。
秦軍
四、 獎勵軍功和禁止私鬥
商鞅通過獎勵軍功和禁止私鬥來鍛造一支戰無不勝的強悍秦軍。史載：
“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鬥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 （《史記·商君列傳》）
對於血緣上是宗室的子弟，如果沒有軍功，其名字也不能寫進皇親國戚的花名冊中，相當於取消其宗室身份。目的在於建立功績制社會。一切的社會待遇和生活享受，包括佔有土地和房屋大小、衣著等級、役使奴僕的多寡等，都只根據所處爵位來確定。社會上的富商和大地主再怎麼有淺，也不能越過爵位制度享受高等級的待遇。
秦法禁止私鬥。在早期社會，血親復仇是一種常態。社會從某種程度上是鼓勵血親復仇的，手刃仇敵被認為是一種孝道。商鞅則認為處罰犯罪是公權力，不能以私權妨害公權，復仇的權利屬於國家公權範圍，禁止民間百姓私鬥。
變法的意義
商鞅首先通過戶籍制、什伍制及告奸連坐等法律，把人民納入官僚政府的控制之下。由此，秦國國君得以把他的權力覆蓋到每一個秦國國民，這與周天子分封制下泛泛的控制不可同日而語。其次通過鼓勵分家、免除徭役和對經商及懶惰者“收孥”的政策，鼓勵生產。最後實行軍功爵制，建立二十等爵，平民可由軍功獲得爵位。破除了西周建國以來憑血緣宗法關係繼承爵位的體制。杜正勝先生說：“封建制度的君子小人分野取消了，萬民同站在一條起跑線上，憑籍個人在戰場上的表現締造自己的身份地位……軍爵塑造新社會。”
《韓非子·定法》記載，“商君之法曰：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為官者為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為官者為百石之官。官爵之遷與斬首之功相稱也。”
《商君書·境內》也記載，“能得甲首一者，賞爵一級，益田一頃，益宅九畝，除庶子一人，乃得人兵官之吏。”
韓非子所說的首應該就是《商君書》裡的甲首即甲士之首。關於甲士有多種解釋，此處應該是泛指小頭目、小軍官，因為這樣可以防止爵位太濫和殺良冒功。如果一個人沒有任何爵位，那麼他上戰場砍下一個甲士之首，回來便可以爵升一級，由此獲得農業社會最重要的生產資料田宅等和相應的社會待遇。當然這是針對低級爵位而言的，一甲首升一級，對於高等爵位則沒有這麼簡單，會有各種各樣較為複雜的要求。因此，秦國尚“首功”，東方列國稱之為虎狼之秦。
第二次變法
公元前349年，在第一次變法取得初步成效後，秦孝公遷都咸陽，升商鞅為大良造，開始全面深入推進變法措施。
秦陶量
第二次變法主要措施有：
1、由櫟陽遷都於咸陽。中國古代有許多的遷都事件，如盤庚遷殷、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等，遷都可以削弱舊勢力，使新興勢力得以崛起，還可以使舉國之民從怠惰中清醒過來，奮發圖強，追求新的進步。
2、革除戎狄風俗。“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 （《史記·商君列傳》）也就是說，當時秦國還有很多戎狄的不良風俗，如父子兄弟和他們的家室都睡在一間房子裡，像東北的大通鋪一樣，十分不雅。商鞅把這些風俗都禁止了，在文化風俗上向中原靠攏。
3、廢除百步為畝之制，以240步為畝，以百畝授一夫。“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史記·商君列傳》）周制“六尺為步，百步為畝”，這種畝的面積比較小，不能適應戰國已經普遍使用鐵器牛耕的生產力。商鞅便以240步為一畝（與趙國相同，三晉的大畝改革較早），實行大畝制度，於是便把以前的田界即阡陌封疆都拆除，重新劃立邊界。
秦鐵權
4、建41縣，通過縣及鄉里的什伍制度控制編戶齊民。
5、按人口徵收戶賦（也稱口賦）。
6、統一度量衡，使行政標準化。“平鬥桶、權衡、丈尺。” （《史記·商君列傳》）
商鞅方升
此外，據《韓非子》記載，商鞅還曾“燔詩書，而明法令”，這應該也是屬實的。《商君書·靳令》中以禮樂、詩書、修善孝弟（悌）、誠信貞廉、仁義、非兵羞戰為“六蝨（蝨）”，認為它們是六件危害國家的事。由此可見，商鞅在位的時候確實有可能實行過文化專制的政策。
變法的成效
任何一項變革在開始推行的時候肯定會遇到阻力，商鞅變法也不例外，包括利益受損的老貴族和不適應新環境的老百姓，上上下下都來過度告狀，說的都是新法的壞話。
“令行於民期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 （《史記·商君列傳》）
但等新法實行十年之後，老百姓就都適應了新法，並因為新法而生活富足，道不拾遺。老百姓都勇於為國家作戰，而不再私自鬥毆。商鞅變法策在秦國取得了非常好的治理效果。
商鞅的結局
商鞅的變法事業是成功的，但其個人的結局卻是悲慘的。
“衛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鐵鉞之誅，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一日臨渭而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於天地。蓄怨積仇比於丘山，所跳莫之隱，所歸莫之容，身死車裂，滅族無姓……”（劉向《新序》）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駟即位，即秦惠文王。公子虔（秦惠文王老師，昔太子犯法，商鞅以虔代太子受過，施以劓刑）等人告發商鞅“欲反”，秦惠王下令逮捕商鞅。商鞅逃亡至邊關，欲宿客舍，客舍主人不知他是商君，見他未帶憑證，告以商君之法，留宿無憑證的客人是要治罪的。商鞅想到魏國去，但魏國因他曾生擒公子卬，拒絕他入境。
商鞅回秦後被迫潛回封邑商，發動邑兵攻打鄭縣（今陝西省華縣）。秦惠文王派兵攻打，結果商鞅失敗戰亡。其屍身被帶回咸陽，處以車裂後示眾。秦惠文王同時下令誅滅商鞅全家。
改革必然涉及到權力利益的重新分配，使一些人收益，一些人受害。舊貴族因變法而喪失權勢，報復是必然的，但變法事業卻因為順應了歷史潮流而不可逆轉。商鞅個人雖然死了，但新法卻被新任國君繼承了下來，並繼續發展推行，使得商鞅變法稱為列國變法中最徹底、最成功的一次變法，奠定了秦國統一天下的政治基礎，並在實際上影響了中國歷史兩千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