顓頊遷都商丘

劉秀森

顓頊是遠古五帝的第二帝。關於顓頊遷都商丘，《晉書·地理上》記載：“顓頊始自窮桑，而徙邑商丘”。《黃帝神農氏譜系表·釋考》記載“顓頊高陽氏……在位七十八年。國都若水，徙商丘”；《太平御覽》卷七九載“顓頊……始都窮桑，後徙商丘”……

有一種影響不小的說法：顓頊“徙邑商丘”不是現在的商丘，而是濮陽，並列出《世本》和《帝王世紀》中的話作證。商丘有的學者也認為顓頊“徙邑商丘”中的“商丘”是濮陽。

顓頊當年“徙邑”的是現在的商丘還是濮陽？濮陽在歷史上叫過“商丘”嗎？這一問題多年來沒有弄明白。現在我們看答案到底是什麼。

《帝王世紀》引《世本》說：“《世本》，契居番，相徙商丘，本顓頊之墟，故陶唐氏之火正閼伯之所居也。故《春秋》曰閼伯居商丘，祀大火，相因之。故商主大火，謂之辰。故辰為商星，今濮陽是也。”

這一說法的毛病首先在於“閼伯之所居”“故辰為商星，今濮陽是也”。眾所周知，契是遠古時期五帝之一帝嚳的兒子。現代著名史學家和考古學家郭沫若先生在《卜辭通纂》中說：“閼伯為商之先人，而商之先人為契，則契與閼伯是一非二”。閼伯所封之商丘稱“商”，又稱“殷”。《史記·殷本記》載：“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寬。’封於商，賜姓子氏。”《帝王世紀》的作者皇甫謐也說：“殷出自帝嚳。子姓也。”並說，“帝俈（嚳）高辛……年十五而佐顓頊。三十登位。都亳。”帝嚳所都之亳在哪裡？《史記·正義》引《括地誌》說：“宋州谷熟西南，南亳古城”。“宋州”即現在的商丘，這是無可爭議的。唐代對古代政區地理沿革進行比較系統敘述的《元和郡縣誌》記載：“高辛故城在谷熟縣西南四十五里，帝嚳初封於此。”《歸德府志》記載：“帝嚳陵在府城南高辛裡，帝嚳所都之地，帝嚳都亳，故葬此……有宋太祖開寶元年詔祀帝王陵寢碑可考。”

皇甫謐在《帝王世紀》中雖然引了《世本》的話，但也對亳進行了考證，說：“學者鹹以亳在河洛之間，今河南偃師西二十里有屍鄉亭是也。謐考之事實。失其正也。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為鄰。案地理志：葛今樑國寧陵之葛鄉是也。湯地七十里耳，葛伯不祀，湯使亳眾為之耕，有童子餉食，葛伯奪而殺之。古文《仲虺之誥》曰，湯徵自葛始。計寧陵去偃師八百里，而使亳眾為耕，童子餉食，非其理也。今樑國自有二亳，南亳在谷熟之地，北亳在蒙地，非偃師也。”皇甫謐說來說去，最終肯定“亳”在樑國（今日之商丘），而不是在別的地方。

皇甫謐又再次考證說：“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為鄰。案地理志：葛，今樑國寧陵之葛鄉是也。湯地七十里，葛又伯耳，封域有制。葛伯不祀，湯使亳眾為之耕，有童子餉食，葛伯奪而殺之。計寧陵至偃師八百里，而使亳眾為耕，童子餉食，非其理也。今樑自有二亳，南亳在谷熟，北亳在蒙，非偃師也。故古文《仲虺之誥》曰，乃葛伯仇餉。（湯）初征自葛，即孟子之言是也。湯又盟諸侯於景亳。然則二亳皆在樑矣。春秋會於亳是也。”再次肯定“亳”在今日之商丘。

皇甫謐還說：“若湯居偃師，去寧陵八百餘里。豈當使民為之耕乎？亳今樑國谷熟縣是也”，“樑國谷熟為南亳。即湯都也。”

皇甫謐經過再三再四的考證，帝嚳所都之亳、商湯所都之亳皆在今日之商丘。亳在今日之商丘無疑。那麼，“殷（商）出自帝嚳”，就是“出自”現在的商丘了。“商丘”是由“商”而來，濮陽（或稱帝丘）不是“商”，何以為“商丘”？《莊子·人間世篇》中有“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註釋】曰“商之丘：即商丘，在今河南省，地名。”又是商丘是今日之商丘而非濮陽的佐證。

另外，《左傳·昭公元年》載：“昔帝嚳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 現在的商丘有古代的閼伯臺、閼伯廟，即閼伯墓所在地。《括地誌》載：“宋州宋城縣，古閼伯之墟，即商丘也。”因此，契（閼伯）所封之“商”即今日之商丘，而不是濮陽或其他地方。當代歷史學家郭沫若先生和范文瀾先生研究甲骨文，都認為“商”就是現在的商丘。《甲骨文合集》第九七七四版正面上部有一句卜辭說：“□子卜，□鹹於丘商？勿鹹於丘商”？釋文說：“丘商，今商丘”。王襄在《簠考·地望》中說：“卜辭屢見，‘王人於商’，‘大邑商’之文，此雲‘在商’當為契封之故地，即河南之商丘”。不是別的地方。

而且，“《世本》，契居番，相徙商丘，本顓頊之墟，故陶唐氏之火正閼伯之所居也。故《春秋》曰閼伯居商丘，祀大火，相因之”也是不對的。“契興於唐、虞、大禹（夏朝開國君主）之際”（《史記》），而“相”（公元前2054年-前1899年）為夏朝的帝王仲康之世子，是夏朝第五位君主，與契的時代相距很遠，怎麼能“閼伯（契）居商丘，祀大火，相因之”呢？應該是閼伯的孫子“相土因之”才對（《左傳》載“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況且，夏帝“相徙商丘”也不是濮陽。《夏商合傳》說：“夏後相之四年丙戌，賊羿篡位，後相奔出，依商侯相土而居。相土儉樸，不能徇後相之慾。居二年，於六年戊子，又往青州依同姓所分諸侯斟灌氏、斟鄩氏二國。”最後才遷之濮陽，怎麼能說“相徙商丘……故辰為商星，今濮陽是也”呢？

至此，有充分的根據下結論：顓頊“徙邑商丘”所徙的就是現在的商丘，而不是濮陽。“相徙商丘，本顓頊之墟，故陶唐氏之火正閼伯之所居”中的“商丘”也是現在的商丘，不是濮陽；相徙商丘在先而遷濮陽在後。帝丘（今濮陽）雖是顓頊之墟，但也不能因此否定顓頊徙商丘是現在的商丘。顓頊所徙之邑在商丘，因此現在的商丘也足可以說是顓頊之墟。

那麼，“顓頊徙邑商丘”所徙的地方在現在的哪裡呢？據康熙二十九年《項城縣誌》記載，顓頊當時徙邑商丘，所都之地在現在的項城。項城為古商之地，在1965年之前還屬商丘專區，為公元前2800-2300年的龍山文化遺址，古曾曰“南亳”，又云“耿亳”，為殷商故地，境內有“高陽帝丘顓頊之國”，亦有古“廣陽”及“頓丘”遺址。《項城縣誌》記載：項城內“循谷河而北為南頓，南頓古項子國”，“南頓在昔一都會也，背枕太昊之墟，左倚顓頊之國，耿亳在指顧下，古帝王（指顓頊、帝嚳）皆出其間”。今項城市高丘寺鎮“高陽帝丘”亦曰“高丘”，即故顓頊之國之所在。顓頊號高陽，高陽帝丘的“顓頊冢”與廣陽內的“骨頭冢”遺址部分尚存，冢內出土有灰土層，黑陶片、殘鼎角、鹿角、貝殼、動物骨、牙齒、人髏骨等，文化土層明顯可考，1980年前被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為龍山文化遺址。2005年4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為配合中國古代文明探源工程，與濮陽市文物保管所聯合對濮陽高城遺址進行考古鑽探和試掘，探明古城址面積達916萬平方米，城建於東周時期，從時代上就是衛成公遷徙的都城帝丘。綜上所述，“商丘”並非衛成公時期的衛國都城帝丘。

顓頊所徙之商丘是濮陽的說法與《水經注》有密切關係。《水經注》是為《水經》作注，以《水經》為綱，詳細記載了我國古代一千多條大小河流的流經及那些地方有關的歷史遺蹟、人物掌故、神話傳說等。不少學者認為，由於《水經注》所引用的大量文獻因為歷史的原因很多殘缺不全或已全部散失，所以《水經注》保存的許多資料，對研究中國古代的歷史、地理有很多的參考價值。但是，正像“人無完人”一樣，書也無全是。雖然酈道元的《水經注》價值很高，而由於酈道元所處的當時南北分裂，他雖然博覽群書，學識淵博，而由於當時諸種條件的侷限，不可能把中華的所有地方都詳細考查一遍。因此，《水經注》對一些地區的記述，難免有襲謬沿疑之處。另外，其《水經注》所引之書，也有被剪裁、改寫不當的地方，那些書籍在長期傳抄中造成的訛誤不少在所難免，以至“經”與“注”互相混淆；有的章節誤簡奪訛十分嚴重，幾至難以辨讀，因此深為後來之學者所困擾。所以，明清兩代，不少學者都十分重視《水經注》的校理工作。明代朱謀瑋（寧獻王朱權七世孫。封鎮國中尉，攝石城王府事）校理，著有《水經注箋》40卷。清乾隆年間，更有全祖望（清代著名史學家、文學家，博學才俊）、趙一清（少稟父昱教，學於全祖望，從事根柢之學）、戴震（清代著名語言文字學家、哲學家、思想家）三人全力以赴註釋此書。光緒年間，又有王先謙匯列全、趙、戴三家校語，參考其他研究成果，撰成《合校水經注》。他們不但從大體上分清了先前被混淆的經文與註文，而且糾正了酈道元《水經注》中原有的不少錯誤，《水經注》已逐步接近原貌。然而，上述諸家所注仍存在不少問題。清末民初傑出歷史地理學家、金石文字學家、目錄版本學家、藏書家楊守敬與門人熊會貞發憤編撰《水經注疏》，用了二十多年的時間撰寫80卷，對酈道元《水經注》所引之書皆注其出典，所敘之水指詳其遷流，集中了《水經注》各家纂疏的精華，給了我們一部較為完美的《水經注釋》，其中對“商丘即濮陽”一說進行了令人信服的糾正。

楊守敬纂疏、熊會貞參疏的《水經注疏》就《水經·瓠子河注》雲：“河水舊東決，逕濮陽東北，故衛地，帝顓頊之墟。昔顓頊自窮桑徙此，號曰商丘，或謂之帝丘，本陶唐氏之火正閼伯之所居，亦夏伯昆吾之都，殷之相土又都之”進行了駁斥：“全雲：帝丘豈商丘耶？閼伯之商丘在睢陽，非帝丘也。王伯厚（王應麟，南宋官員、經史學者。字伯厚，為學宗朱熹，涉獵經史百家、天文地理，熟悉掌故制度，長於考證）曰：此蓋出於《帝王世紀》之繆。趙（一清）雲：按《寰宇記》衛南縣東北七十里土山村，即古帝丘，衛成公遷於此，酈氏以商丘當之，真屬臆說。會貞按：《左傳·昭十七年》，梓慎曰，衛顓頊之虛，故為帝丘。杜《注》，衛，今濮陽縣。《續漢志》：濮陽，古昆吾國。《通典》即昆吾之墟，亦曰帝丘。又《左傳·襄九年》，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杜《注》，商丘在宋地。是顓頊、昆吾居帝丘在衛，閼伯、相土居商丘在宋，渺不相涉，乃《帝王世紀》謂顓頊自窮桑徙商丘，於周為衛，又謂相徙商丘本顓頊之墟故閼伯之所居，隨舉《春秋傳》文為證，俱引見《御覽》一百五十五，則混帝丘而一之，而以顓頊、昆吾與閼伯、相土所居為一地矣，舛誤殊甚。以酈氏之好辨，竟承用皇甫說，不置一辭，不可解也。”

《左傳·襄公九年》載：“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左傳·昭十七年》載：“宋，大辰之虛也。”商丘這個地方正是辰星的分野，怎麼是濮陽呢？

杜冠章先生《光武帝元光河決滑縣辨析》說：“酈道元把‘帝丘’與‘商丘’混為一談，再次犯了移花接木的毛病，說濮陽‘號曰商丘，或謂之帝丘，本陶唐氏火正閼伯之所居。’《左傳》載：‘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閼伯的封地為‘商’，墓冢被稱為‘商丘’。而這些都被酈道元錯誤地移到了濮陽。”

至此已非常明白，說商丘是濮陽是錯誤的。顯然，向來持帝丘是商丘論點的，是受了酈道元和皇甫謐舛誤的影響，而不知楊守敬纂疏、熊會貞參疏的《水經注疏》早就進行了糾正。

來源：商丘網—商丘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