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1130.9.15—1200.4.23），字元晦，又字仲晦，號晦庵，晚稱晦翁，諡文，世稱朱文公。祖籍徽州府婺源縣（今江西省婺源），出生於南劍州尤溪（今屬福建省尤溪縣）。宋朝著名的理學家、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詩人，閩學派的代表人物，儒學集大成者，世尊稱為朱子。

朱熹是唯一非孔子親傳弟子而享祀孔廟，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中，受儒教祭祀。朱熹是“二程”（程顥、程頤）的三傳弟子李侗的學生，與二程合稱“程朱學派”。朱熹的理學思想對元、明、清三朝影響很大，成為三朝的官方哲學，是中國教育史上繼孔子後的又一人。

朱熹十九歲考中進士，曾任江西南康、福建漳州知府、浙東巡撫，做官清正有為，振舉書院建設。官拜煥章閣侍制兼侍講，為宋寧宗皇帝講學。朱熹著述甚多，有《四書章句集註》《太極圖說解》《通書解說》《周易讀本》《楚辭集註》，後人輯有《朱子大全》《朱子集語象》等。其中《四書章句集註》成為欽定的教科書和科舉考試的標準。

淳熙九年（1182年），朱熹52歲時，才將《大學章句》《中庸章句》《論語集註》《孟子集註》四書合刊，經學史上的“四書”之名才第一次出現。之後，朱熹仍嘔心瀝血修改《四書集註》，臨終前一天朱熹還在修改《大學章句》。朱熹將《四書》定為封建士子修身的準則，《四書》構成了朱熹的一個完整的理學思想體系。元朝迄至明清，《四書集註》遂長期為歷代封建王朝所垂青，作為治國之本，也作為人們思想行為的規範，成為封建科舉的標準教科書。淳熙十年（1183年），朱熹在武夷山九曲溪畔大隱屏峰腳下創建武夷精舍，潛心著書立說，廣收門徒，聚眾講學。淳熙十二年，朱熹到浙江，與陳亮展開義利王霸辯論，力陳浙學之非。

在元朝、明朝、清朝三代，一直是封建統治階級的官方哲學，標誌著封建社會更趨完備的意識形態。元朝皇慶二年（1313年）復科舉，詔定以朱熹《四書章句集註》為標準取士，朱學定為科場程式。明洪武二年（1369年），科舉以朱熹等“傳注為宗”。朱學遂成為鞏固封建社會統治秩序的精神支柱。它強化了“三綱五常”，對後期封建社會的變革，起了一定的阻礙作用。朱熹的學說，也對後來明朝王陽明的心學有深刻的影響。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正是在朱熹哲學基礎上的突破。

作為一位博學多識的大學問家，朱熹有很多方面值得後人學習。他一生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博覽經史，治學嚴謹，著作宏富。他在訓詁、考證、註釋古籍，整理文獻資料等方面都取得了豐富的成果。另外，他對天文、地理、律歷等許多自然科學，也都進行過廣泛的研究。他作為封建社會的一位官員，他在努力維護那個制度的同時，也能體察民情，反對橫徵暴斂與為富不仁者，敢於同貪官汙吏和地方豪紳的不法行為作鬥爭。在地方官的任期內，朱熹也做了一些如賑濟災荒、鼓勵生產等安定民生的有益工作，在封建社會的官員中，不失為一位正直有為的人。最後還應指出，朱熹還是中國教育史上的著名教育家之一。

“存天理，滅人慾”是朱熹重要的觀點，然而他自己能做到嗎？

據《四朝聞見錄》的丁集記載：儘管朱熹大肆鼓吹“革盡人欲，復盡天理”，但在宋慶元二年（1196年），監察御史沈繼祖卻列舉了大量事實，揭露他言行不一：他曾經帶著兩個漂亮尼姑外出旅遊，並用甜言蜜語引誘她們“三陪”，最後二人還俗做了朱熹的小妾，出去做官時都帶著她們；此外，朱熹的大兒媳在丈夫死後卻懷了孕；不知孝順，虐待自己的老母親；以兒女婚嫁喜慶的機會，大肆收受紅包禮金，“一歲之間，數以萬計”；以知名學者的招牌，開門辦學並擅自提價，收取高額學費；指使家屬子弟偷盜別人的耕牛（在古代這是重罪），宰殺後胡吃海喝。

此外，朱熹還強行佔據範染祖輩留下來的山林，用於修建自己的私家住宅，還誣告原主並治罪。朱熹重視風水，為其母選定了墳墓，而這墓地是怎麼來的呢？他讓人挖了崇安一名弓手父母的墳墓，用來安葬自己的母親，全然不顧別人的祖宗曝屍荒野。

有人認為，這些都是朱熹政敵所捏造的。然而《四朝聞見錄》的作者葉紹翁，是朱熹的福建同鄉，而且只當了短暫的小官，長期隱居錢塘西湖，跟當時皇帝身邊的大紅人“朱聖人”根本沾不上邊，何來政敵一說？此書面世後，有關朱熹的事蹟引發朝野巨大震動，造成了很壞的影響，滿朝文武紛紛彈劾這位老夫子。

宋寧宗聽說之後，也降旨要貶朱熹的官，於是朱熹主動上表謝罪，不僅承認了納尼做妾等事，連幾十年“正心誠意”的大學問也不講了，說自己是“草茅賤士，章句腐儒，唯知偽學之傳，豈適明時之用”，表示要“深省昨非，細尋今是”。陳亮等人和他關於理學反覆辯論多年，他始終堅持自己的觀點，現在一看政治風向不對，馬上承認自己大力提倡的那一套是“偽學”，要“深省昨非”了，這是非常沒有原則與節操的態度。

退一步說，如果葉紹翁揭發的水分太大，對於面子比生命還看得重的朱夫子能夠認輸嗎?再以北宋宰相王安石為例，其清廉高潔的品行，讓政敵都不得不佩服，如果朱夫子像王安石一樣，個人操守無懈可擊，就算政敵想攻擊也無從下手，皇帝手下的監察御史並不是好糊弄的。此外，還有清朝才子紀曉嵐對《四朝聞見錄》的評價也認為，該書記載的基本上是事實。

由此可見，兩面人生在朱熹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有人評論說，“朱熹的命運，說白了是一名頂有才華、獨樹一幟、執著到死的知識分子的命運；又是魯迅所憐惜所痛恨的那一類想做奴才又當不上奴才的中國人的命運。”

在中國歷史上，曾發生過三次南渡，一次是晉王朝的南渡，一次是宋王朝的南渡，還有一次是明王朝的南渡。這三次南渡，都沒有能再返中原。都知道宋朝積弱，南宋更是如此。宋朝二帝被俘在北國，而承襲了宋王朝的南宋卻安於江南，向金人乞和苟存。南宋，一個頂著封建王朝最大恥辱的朝代，也產生了中國歷史上最腐朽和卑鄙的理學學說。儒學和理學都是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理論學說，這個概念是否還需要懷疑呢？至少自古以來，眾多大儒們是不避諱這一點的。那麼我們後人還有要反對的麼？只怕反對不過是另有目的的吧？但凡是從問題的實質出發，就該明白這個定義是毋庸置疑的。儒學和理學所有維護的等級禮儀以及社會禮教關係，都確確實實是服務於封建統治制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