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全景視覺）
經濟觀察報 言詠/文俞敏洪失言了，他本想談教育，卻拿兩性關係打了個不恰當的比方。一言激起千層浪，即便後來他在微博上澄清，又跑到婦聯去道歉，也未能平息風波。
我無意於評價俞敏洪的言論，不管他的本意如何，這個比喻打得實在拙劣。順著俞敏洪的話以及它所引起的爭議，我倒想說說我所理解的兩性平等，或許在這個時境下，有點“政治不正確”。
如今絕大部分在城市生長的女孩，所要面對的並不是由傳宗接代觀念帶來的兩性不平等，但當她們成長到婚育年齡，會感受到母親這個角色帶來的制約。雖然不明說，很多單位招聘時實際上是傾向男性的，因為男性沒有生育負擔，甚至在養育孩子的具體瑣事上也被羈絆得更少。這無疑會激起女性心理上的不公平感，同樣是寵愛中長大，同樣是寒窗苦讀少年時，同樣是一路拼殺漸入職場佳境，憑什麼女性要為生育付出比男性大得多的代價？
於是會演變為，在談論兩性話題時，女性群體下意識地對母親這個詞很敏感，潛意識中把它當作阻礙兩性平等的拖累。在其他情境中，強調母親的重要性是一種讚美，但在性別平等的話題裡，似乎就成了一種“歧視”——養育只是母親的責任嗎？女性只有母親這一個身份嗎？——這可能並非說話者的本意，但女性在生育負擔的沉重壓力下，很容易產生誤解、牴觸甚至反擊。更何況，如今“喪偶式育兒”並不是偶然現象。這就是為什麼俞敏洪在微博上的解釋也未能平息女性群體的憤怒。
敏感可以理解，但過度敏感甚至走向極端反而是一種自我低視。女性生來有孕育和哺育孩子的器官，的確會為她們帶來某種“弱勢”，但這是特質，不是弱點。因此，我更贊同在接納性別特質的基礎上討論兩性平等——也許這種平等沒那麼絕對，但絕對的平等只存在於烏托邦吧。這不是向男權的妥協，而是一種更為平和、更為不卑不亢的姿態，其背後反而是強大。
女權主義者習慣將“女性回家”看作是倒退，今年上半年一篇文章《做全職媽媽是沒有追求的人生》，潛臺詞也是“退出工作履行母職的女性是退步的”。但這與“女性應該成為賢妻良母”的觀念一樣褊狹，甚至帶有歧視。
在當下的社會，討論性別平等時，與其把女性獨立和她作為母親的角色下意識對立起來，不如討論女性是否擁有自由選擇的權利。真正阻礙性別平等的，是那些制約女性做出吻合內心意願選擇的因素。在我看來，一個為了保住工作而不得不拖延生育需求的女性，和一個期待職場奮進卻由於種種外界壓力陷入生育漩渦的女性，同樣失去了自主；從不同角度被非議的全職媽媽和職場母親，也都沒有獲得尊重。
要保障女性自由選擇的權利，首先是尊重她們的選擇。當下一些女權主義者對全職媽媽的輕視，對“母性”下意識的躲避，是一種非常不好的示範，會讓整個社會輕視女性作為母親這個角色的付出，灌輸“家務事是低下的”的意識。看起來是伸張女性權利，實際上是損害女性權利。
達成輿論共識之後，保障女性自由選擇權還需要一系列制度和環境的支持。在少子化趨勢明顯的今天，國家對女性生育成本的分擔尤為重要。僅僅要求用工單位給與更長的產假並保障女員工孕期產後權益是不夠的，那隻會導致女性在就業時遇到更大的困難。另外，0-3歲托育體系的建設亟需提上日程，它能在很大程度上緩解女性的生育焦慮。
一個值得思考的現象是，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獲得配偶的尊重越多，在養育子女上獲得配偶的支持越多，越容易在性別觀上保持平和。這也從一個側面表明了俞敏洪“女性決定論”的比喻是多麼不當，影響明明是互相交錯的。在中國甚至東亞，“喪偶式育兒”司空見慣，與之對比的是，一位朋友去澳洲訪學，隨手一拍，鏡頭裡到處都是“奶爸”。估計那片土地上的人，無論如何都構思不出“爸爸去哪兒”的節目創意。
如果我有女兒，我會希望她生活在什麼樣的社會環境中？我希望，從出生起，她和男嬰一樣被歡迎，不因她的性別而被漠視；她擁有與男孩同樣的受教育權，這種權利不因她的性別而被認為可以排在兄弟之後；待她長大進入婚育年齡，擁有自主選擇生活方式的權利以及包容、支持她任何一種選擇的社會環境。我希望她擁有溫和而不是激進的性別觀，因為無論在家庭中還是社會上，男女兩性從來不需要比出誰強誰弱的勝負定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