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5月15日，77歲的日本首相犬養毅，在其官邸，被一群身穿日本海軍制服的青年刺殺。
刺客散發傳單《告日本國民書》，宣稱：
“目前挽救國家的唯一道路就是採取‘直接行動’，殺死天皇左右的奸賊！”“打倒政黨與財閥”“為使統治階級醒悟過來，必須給他們當頭一棒”。①
堂堂日本首相，為何會被日本人視作“奸賊”而遭刺殺？
事情須追溯至“九一八事變”。正是在處理“九一八事變”的過程中，犬養被部分日本人指責為“非國民”（其意可仿照中文“漢奸”一詞，譯作“日奸”）。
事變爆發時，日本是若槻內閣，犬養時任在野反對黨政友會總裁。三個月後，若槻內閣無力應付政局，宣佈總辭職，犬養以第一反對黨總裁身份出任首相。上任後的第三天，犬養派遣密使赴華，希望通過私人管道解決事變。
當時，犬養在公開場合的政治表態，與其私密管道的政治立場，存在著巨大的衝突。
1932年5月15日，77歲的日本首相犬養毅，在其官邸，被一群身穿日本海軍制服的青年刺殺。
刺客散發傳單《告日本國民書》，宣稱：
“目前挽救國家的唯一道路就是採取‘直接行動’，殺死天皇左右的奸賊！”“打倒政黨與財閥”“為使統治階級醒悟過來，必須給他們當頭一棒”。①
堂堂日本首相，為何會被日本人視作“奸賊”而遭刺殺？
事情須追溯至“九一八事變”。正是在處理“九一八事變”的過程中，犬養被部分日本人指責為“非國民”（其意可仿照中文“漢奸”一詞，譯作“日奸”）。
事變爆發時，日本是若槻內閣，犬養時任在野反對黨政友會總裁。三個月後，若槻內閣無力應付政局，宣佈總辭職，犬養以第一反對黨總裁身份出任首相。上任後的第三天，犬養派遣密使赴華，希望通過私人管道解決事變。
當時，犬養在公開場合的政治表態，與其私密管道的政治立場，存在著巨大的衝突。
圖：犬養毅
尚未入主內閣之前，犬養曾以政友會總裁身份，支持關東軍的行動。犬養宣稱：
“九一八事變並不是因為中國軍隊破壞鐵路而爆發的偶然事件，而是因為中國長年漠視中日雙方既定的條約，長年漠視日本應享有的權利，才釀成事變。”
這一聲明，是在指責中國政府，說中國長期以國內行政法來牽制“二十一條”等不平等條約，破壞日本在東北的經濟利益擴張。比如，中國政府在不否認不平等條約、不刺激日本政府的前提下，出臺了《懲辦國賊條例》，嚴禁國人與外國人簽訂土地、礦山、森林等租賃條約，違者以“賣國賊”罪名論處。這一《條例》相當於架空了二十一條的某些條款，在維護國家利益、抵制日本侵略方面，頗起到了一些作用。所以，犬養對此極為不滿。②
入主內閣後，對關東軍在東北持續的軍事擴張，犬養再度公開表態支持。且辯解稱：關東軍的軍事掃蕩，是為剿滅馬賊；接管地方行政組織，是因為中國的民政官僚不負責任集體逃亡，為拯救佔領區，使其不至於陷入恐怖的無政府狀態，關東軍才不得不參與各地行政機構的組建工作；這些既成事實，不是關東軍的侵略野心所致，而是事態自然演變的結果。
對關東軍自導自演的“偽滿洲國”，犬養內閣也公開表態稱：政府今後的政策走向，是協助“滿洲新政權”循序漸進，成為一個新國家。③
然而，在與中國政府溝通的私密渠道里，犬養的立場卻大不相同。
其左右手古島一雄披露說：犬養主張承認中國對東三省的“宗主權”，在“平等開發”東三省經濟的基礎上，日中兩國聯合建立新政權，從事實上達到日本所追求的目標。故在他組閣之後，揹著軍部派心腹萱野長知為密使，前往上海，同南京祕密交涉。④
作為密使的萱野長知，回憶稱：
“我在青年時代，認為日本與中國非合作不可，以後追隨孫中山先生奔走中國革命，倡導中日提攜，常給我指教的是犬養毅先生。但是那時的田中內閣，堅持對華武力解決，我非常憤慨……（犬養毅）組閣完了之後，總理參內那天，我到官邸面會，密商一切，為了預防軍部妨害，約定了電報暗號。”⑤
萱野長知來華後，與中國政府祕密接觸一月有餘。據他回憶，雙方經初步商談，達成如下一致意見：
“當時計劃:一、日本自東北撤兵；二、由中國派警察維持秩序；三、指定該地為實行三民主義模範區；四、中國派大員常駐東北；五、准許日本移民東北；六、兩國各派大使正式談判。”⑥
略言之，在祕密外交中，犬養的立場是：支持對華侵略，但在侵略的具體手段上，與軍方的意見大不相同。
1932年5月15日，77歲的日本首相犬養毅，在其官邸，被一群身穿日本海軍制服的青年刺殺。
刺客散發傳單《告日本國民書》，宣稱：
“目前挽救國家的唯一道路就是採取‘直接行動’，殺死天皇左右的奸賊！”“打倒政黨與財閥”“為使統治階級醒悟過來，必須給他們當頭一棒”。①
堂堂日本首相，為何會被日本人視作“奸賊”而遭刺殺？
事情須追溯至“九一八事變”。正是在處理“九一八事變”的過程中，犬養被部分日本人指責為“非國民”（其意可仿照中文“漢奸”一詞，譯作“日奸”）。
事變爆發時，日本是若槻內閣，犬養時任在野反對黨政友會總裁。三個月後，若槻內閣無力應付政局，宣佈總辭職，犬養以第一反對黨總裁身份出任首相。上任後的第三天，犬養派遣密使赴華，希望通過私人管道解決事變。
當時，犬養在公開場合的政治表態，與其私密管道的政治立場，存在著巨大的衝突。
圖：犬養毅
尚未入主內閣之前，犬養曾以政友會總裁身份，支持關東軍的行動。犬養宣稱：
“九一八事變並不是因為中國軍隊破壞鐵路而爆發的偶然事件，而是因為中國長年漠視中日雙方既定的條約，長年漠視日本應享有的權利，才釀成事變。”
這一聲明，是在指責中國政府，說中國長期以國內行政法來牽制“二十一條”等不平等條約，破壞日本在東北的經濟利益擴張。比如，中國政府在不否認不平等條約、不刺激日本政府的前提下，出臺了《懲辦國賊條例》，嚴禁國人與外國人簽訂土地、礦山、森林等租賃條約，違者以“賣國賊”罪名論處。這一《條例》相當於架空了二十一條的某些條款，在維護國家利益、抵制日本侵略方面，頗起到了一些作用。所以，犬養對此極為不滿。②
入主內閣後，對關東軍在東北持續的軍事擴張，犬養再度公開表態支持。且辯解稱：關東軍的軍事掃蕩，是為剿滅馬賊；接管地方行政組織，是因為中國的民政官僚不負責任集體逃亡，為拯救佔領區，使其不至於陷入恐怖的無政府狀態，關東軍才不得不參與各地行政機構的組建工作；這些既成事實，不是關東軍的侵略野心所致，而是事態自然演變的結果。
對關東軍自導自演的“偽滿洲國”，犬養內閣也公開表態稱：政府今後的政策走向，是協助“滿洲新政權”循序漸進，成為一個新國家。③
然而，在與中國政府溝通的私密渠道里，犬養的立場卻大不相同。
其左右手古島一雄披露說：犬養主張承認中國對東三省的“宗主權”，在“平等開發”東三省經濟的基礎上，日中兩國聯合建立新政權，從事實上達到日本所追求的目標。故在他組閣之後，揹著軍部派心腹萱野長知為密使，前往上海，同南京祕密交涉。④
作為密使的萱野長知，回憶稱：
“我在青年時代，認為日本與中國非合作不可，以後追隨孫中山先生奔走中國革命，倡導中日提攜，常給我指教的是犬養毅先生。但是那時的田中內閣，堅持對華武力解決，我非常憤慨……（犬養毅）組閣完了之後，總理參內那天，我到官邸面會，密商一切，為了預防軍部妨害，約定了電報暗號。”⑤
萱野長知來華後，與中國政府祕密接觸一月有餘。據他回憶，雙方經初步商談，達成如下一致意見：
“當時計劃:一、日本自東北撤兵；二、由中國派警察維持秩序；三、指定該地為實行三民主義模範區；四、中國派大員常駐東北；五、准許日本移民東北；六、兩國各派大使正式談判。”⑥
略言之，在祕密外交中，犬養的立場是：支持對華侵略，但在侵略的具體手段上，與軍方的意見大不相同。
圖：1929年6月，蔣介石（右二）與犬養毅（右三）等合影
這種公開表態與私密意見之間的衝突，究其根源，如學者黃自進所言：
“（犬養）希望利用其與國民政府首腦們長期以來所建立的私人管道，在非官方的基礎上，事先達成協議，而後利用此既成事實，來逼使關東軍沒有擴大爭端的藉口。貴為一國總理，而須出此下策，最主要還是當時的日本政治環境已不容許日本與中國做‘有取有舍’的公開性外交談判。當時在日本軍部刻意操縱輿論的情況下，日本全國人民都陶醉於關東軍在中國東北的絕對性勝利。”⑦
犬養的祕密外交，最終未能成功。
他的行動被軍部偵知。壓力之下，1932年1月5日，犬養命萱野長知中斷一切祕密談判，即刻回國。
不過，鑑於“對華武力解決”很可能將中國政府推向與蘇聯結盟，進而使日本在東亞陷入險境，犬養尚未放棄推動對華“和平交涉”的努力。
1932年2月15日，犬養致私函給陸軍元老上原勇作元帥，希望上原勇作能夠出面約束軍部少壯派軍人。他在信中提出兩條理由：
（1）“滿洲國獨立”，將會“引起與九國公約的正面衝突”，使日本在國際外交上陷入孤立。
（2）為防備蘇聯“五年計劃”完成之後對日本的挑戰，“必須早日與中國本部改善關係”。
犬養的私函未能獲得上原勇作的迴應，反造成了內閣與軍部的關係緊張。此外，犬養還試圖利用天皇的力量，對軍隊實施整頓，這也加劇了他與軍隊的緊張關係。⑧
最終，他成了少壯派軍人眼中“天皇左右的奸賊”，遭到槍殺。
1933年，參與刺殺犬養毅的數十名凶手被提起公訴。
被告們在審判席上輪番表達了“改革日本的決心”，認為“毀滅就是建設”。9根被切下泡在酒精裡的手指，超過100萬份的請願書（包括1000份以上的血書），被送到法庭，表達對被告的支持。辯護律師在總結陳詞裡說：
“被告人的目的是建立一個更好、更純粹的國家。他們的目標沒有一點個人私利。他們的英雄般的決定甚至能夠讓魔鬼動容。”
最終，所有被告獲得了輕重不一的“監禁”作為懲罰。法庭在判決詞裡，說他們“憂國之至情，有可諒鑑之處”。⑨
註釋
①（日）《現代史資料》第四卷，P99-104。
②③黃自進：《犬養毅與九一八事變》，（臺）中研院近史所集刊第25期。
④⑤⑥古島一雄：《一老政治家の回想》；陳固亭：《萱野先生與中國革命》。轉引自：李吉奎，《犬養毅的“和平”試探與“五一五”事變》，《抗日戰爭研究》1996年第1期。
⑦⑧黃自進：《犬養毅與九一八事變》。
⑨（日）豬野健治，《日本的右翼 》，東方出版社2013，P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