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的遊戲》：從喬佛裡唯一的高光時刻談起

《權力的遊戲》在沒有龍出現的時候，它有著馬基雅維利的風格，而當有龍出現的時候，它是低魔世界，是一部魔幻史詩。

權遊中有很多有意思的設定，比如冰與火，夜王與光之王，坦格利安家族會噴火的龍，史塔克家族的冰原狼，都是一種冰與火力量的對立。

國王、騎士團、龍的組合真的是一個奇妙的設定，在《權力的遊戲》中龍在冷兵器時代就象是一種更高階的火箭炮裝備，七國貴族無人能及，所以坦格里安能維持其強勢的統治。而因為有龍這樣一件大殺器，更團結了一大批忠誠而又勇敢的騎士守衛在國王身邊。而在現實世界裡，恰恰是火藥革命的出現，才加速了騎士制度的瓦解，使得中世紀的歐洲從封建社會逐漸步入新的君主國時代。

在第一季中，喬佛裡提出一個設想：要建立一支自己的軍隊，進行中央集權。認為維特斯洛大陸對領主們下放了太多的權力。

這是喬佛裡唯一長了腦子的時刻。甚至比丹妮莉絲後來跟提利昂說這些大家族不過是同一車輪上的輻條，她要打破這車輪的想法更為清晰和實際。

因為這時候的喬佛裡也不過十三歲左右的年紀。

只可惜一直教導他的是瑟曦，而瑟曦無法看得更遠，如果他能夠從心裡尊重他的舅舅，又能多讀幾本書，和提利昂能坐下來聊聊這個想法的話，他或許會得到完全不同的建議。

也許就能象少年康熙那樣有一個遠大的志向，用幾十年的時間去做一件大事。或者是另一個路易十四。

喬佛里長著一張欠揍的臉，但這個提議確實有著相當的前瞻性。

因為歐洲直到15世紀後才開始擁有了常備軍。英國和法國才開始了中央集權。

“為了避免災難的降臨，人們把自己分為三類：第一類是祈禱上帝的人，第二類是經商、種田的人，第三類是為了保護前兩類人，使之免受不公和傷害而產生的騎士”

這句來自法王腓力六世大臣的話基本可以描繪出中世紀西方社會的基本劃分：教士、勞動者、騎士。這三個階層所對應的又是三種制度：封建制度、采邑制度和教會。

封建制度是一種政體，在這一政體中，封建領主和封臣之間的契約取代了國家權力。封臣向領主效忠，領主向封臣提供封地並保護他們。而戰爭時期，一旦領主號召，封臣則要馬上要領兵跟隨領主作戰。在沒有戰爭的年份，封臣們一般每年服一次兵役，每次約40天。

但這種制度的缺陷在於，一旦領主的後人比較軟弱無能，那麼這些封臣們的土地實際已經成為私產，當領主不夠強勢，封臣們就會開始搶奪封地，而領主卻無力解決。在原著中，泰溫父親就是這樣，手下封臣的爭地糾紛無力解決，導致蘭尼斯特家族被很多封臣無視，直到泰溫這一強權人物掌家之後才扭轉局面。

而佛雷家族的老佛雷雖然是徒利家族的封臣，但在戰爭時期，老佛雷也不是次次都出兵，總要在大勢已定之後才會響應，所以被稱為“遲到的佛雷”。

大領主正當合法的權益都是來自於王權，所以，這些大領主們都會小心的選擇一位合適的國王，即使他們無意尊重這位國王的統治權。

一旦外部戰爭告一段落，當外國的侵略和威脅暫時停止時，國王們就開始維護自己的權利，開始建立強大的君主國。在中世紀長達幾個世紀中，國王與貴族之間的鬥爭就是西方政治史的實質。

西方多元化社會的組成部分：一個不受皇帝支配的獨立教會，代替皇權的封建君主和領主，采邑制度下自給自足的鄉村經濟，還有以城市為根據地，反對貴族、高級教士、最終反對君主的新興的商人階層。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商人階層的興起，10世紀時，雖然歐洲各處都有商人，但他們經營的大多數是奢侈品，專為貴族階層消費的服務，比如劇中小玫瑰的婚禮，老玫瑰發動所有人去尋找最為奪目和名貴的首飾。維斯特洛的貴族老爺、小姐、夫人們又特別喜歡奢侈品，布拉佛斯的貿易來往頻繁。

但是到了14世紀，商人們交易的貨物已經從奢侈品涵蓋了日用品，有英格蘭的原羊毛，佛蘭德用英格蘭羊毛製成的毛織品，德國的鐵和木材，斯拉夫地區的毛皮，西班牙的皮革和鋼。而在劇中洋蔥騎士之前也是走私販賣起家的。布拉佛斯、潘託斯到處都是商人從各個城邦收集來的貨物進行交易。

中世紀商業的巨大發展，對整個社會結構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城市作為貿易和行政中心，開始慢慢的出現。尤其是意大利的威尼斯、那不勒斯、阿馬爾菲都成了重要的商業中心。

在這些城市裡，最令人嚮往的是機會和自由。當時的慣例是，當一個農奴逃到城市 ，只要他在城市居住了一年零一天，並且沒有被捉回去，他便成為了自由人。

所以，城市更吸引了很多農奴，因為這裡有著自由的空氣。而廉價又充足的勞動力又促進了商業的發展。當商人成為市民，為了保護自身權益，他們大多見多識廣，更加自信和獨立，他們開始要求權利。在當時的歐洲，商人們不僅財富上有所增長，並且在穩步的取得政治權力。

他們成為倫敦的市長，德意志帝國自由市的參議員，荷蘭的州長。這樣的社會地位和政治關係意味著國家更加重視商人的利益以及為後來的海外冒險事業鋪路。

而歐洲的君主們在教皇、貴族之間不斷爭奪權力的時候，他們開始與新興商人階層有了非正式聯盟。商人階層為君主們提供財政上的支持，還分擔了相當一部份管理職能，他們充當國王的內侍、監工、帳目保管人，皇家造幣廠經理。而作為回報，君主們向他們提供保護，反對大領主和主教們的頻繁戰爭和不合情理的要求。並且為了商人利益考慮，還廢除了自治的地方當局一些雜亂模式。到了15世紀時，這些君主國大致包括了今天的英國、法國、葡萄牙以及部份西班牙的領土。

而在意大利，龐大的商人家族不僅控制了貿易和製造業，還開始控制政治事務；他們對威尼斯、熱那亞、佛羅倫薩、米蘭之類的繁華城市起到了決定性的影響。比如美第奇家族就是文藝復興時期多位藝術家和作家的資助者，這些商業家族的需要、私利和愛好深刻影響了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復興。

比如德國的富格爾家族花錢買了兩個教皇的皇冠，馬克西米安一世和卡洛斯一世（就是後來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都是在富格爾家族的資助下才戴上了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冠。

歐洲商人的地位和權利，在當時的歐亞大陸上是獨一無二的。在歐洲以外，商人根本沒有機會上升到當權者的地位。《權力的遊戲》中出身底層的瓦利斯和伊利里歐從小偷一步步成為了專業的情報販子，他們販賣的不是貨物，而是情報。後來瓦利斯去了維特斯洛當了情報總管，而伊利里歐則成為了自由城邦潘託斯的總督，當進入權力圈子後，這兩人又聯手開始了一步大棋，暗中扶持坦格利安家族的遺孤，開始滲透更深的政治權力。

在中世紀，當時的商人可以說服他們的國王向他們頒發皇家特許狀，准許他們在一個單獨的城鎮內聯合起來，這種城鎮有權充當社團，有權用自己的社團印章簽訂協議，皇家特許狀還準行商人和工匠組織行會；包括對產品標準、價格和工作時間的規定。所以，城市不再受封建法律的制約，而是一種新的社會成份。

甚至在某些地區，一批批城市組合起來形成聯盟，比如1350年，波羅的海沿海岸的不來梅、呂貝克等90個城市組成了漢薩同盟，反對海盜，竭力主張在外國的商業特權，幾乎壟斷了北歐的貿易。

並不是說這些商人就不曾受到過盤剝和欺負，在同時期印度和其他國家的商人一樣，他們也受到過勒索、貨物被偷掉，財產也會被沒收，但因為歐洲的多元化，總有一些領主和君主願意容忍商人和他們的行為。當一個地方加重了對商人的稅收，那麼這條貿易路線就會轉移到別的地方去，未來的地方收入也就完了。沒人會一直把下金蛋的雞殺掉。

因為貿易的頻繁和長距離的運輸，促進了證券交換、貸款制度和國與國之間銀行業務的發展，商業貸款和保險證券的存在，又讓經濟有了基本可預測性。《權力的遊戲》中讓我們也見識到了布拉佛斯鋼鐵銀行的規模和實力。

就這樣歐洲大部分國家逐漸的、不同程度的和市場經濟發生了共存共榮的關係，併為之提供了良好的國內秩序和公正的法律制度。

正如亞當斯密所說：要使一個國家從最低級的野蠻主義上升到最高程度的繁榮昌盛，並不需要多少別的條件，只需要和平、低稅和寬容的司法”

即使經歷了黑暗的中世紀，曾經落後於東方大國的西歐，開始了快速且強勢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