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鴉片戰爭中籤訂的中英《天津條約》中的第十條有這樣的規定：
長江一帶各口，英商船隻俱可通商;惟現在江上下游，均有賊匪，除鎮江一年後立口通商外，其餘侯地方平靖，大英欽差大臣與大清特派之大學士尚書會議，准將自漢口溯流至海口各地，選擇不逾三口，準為英船出進貨物通商之區。
中英《天津條約》簽訂
當年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中英《南京條約》簽訂，五口通商僅限於沿海港口城市。隨著西方在華經濟勢力的擴展，長江這樣的“黃金水道”自然不會被列強錯過。中英《天津條約》簽訂不久，1858年11月，英國全權代表額爾金（J.B.Elgin )“獲得直溯揚子江而上游歷漢口的種種便利，以便使他能夠選定三個口岸，當一旦沿江‘賊匪’肅清的時候，闢埠通商。”
在額爾金隨後的考察中，位於江西最北部，號稱“三江之口、七省通衢”的九江引起了他的興趣。1860年10月，清政府分別與英、法互換了《天津條約》批准書。同年11月，英國駐華公使普魯斯（ F.W.A.Bruce）即照會清政府恭親王奕訢，提出依據《天津條約》，先赴漢口、九江兩處開埠通商。清政府同意英方要求，並飭令江西地方“惟漢口、九江兩處，系通商創始，所有一切章程，必須按照條約，與之妥為商定，毋令別生枝節，以期永遠相安”。
額爾金
經過中英雙方進一步細節交涉，1861年3月25日，英國人勘定“九江府西門外地方，自龍開河起，沿大江往東，至思口之西十三丈止，量得共長一百五十丈，進深六十丈”，“立明四至，共合地基一百五十畝”的一片土地，作為英國“永租地”。當日，英國公使巴夏禮和清朝江西布政使張集馨共同簽訂了《九江租地約》，至此九江正式開埠，成為近代長江沿線首批通商口岸之一。
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英國人要求開放長江沿線通商口岸，之所以會選中九江，也是因為這座城市重要的經濟和軍事地理優勢。九江開埠初期，長江流域開放的口岸城市較少，在上游僅有漢口，在下游地區只有上海、鎮江。與同期同類口岸城市相比，九江佔有一定的優勢，它上可與漢口對接，下可與上海相連，同時輻射江西全省及安徽、湖北部分地區，因而，九江口岸在長江流域地區發揮著貨物調劑中心的作用。這種優勢條件使九江口岸貿易在一定時期內出現了繁榮的景象。
開埠後的九江
開埠之後，西方的工業品，也就是洋貨，源源不斷地輸入到九江，而九江也成為西方資本獲取中國原料和農產品的轉運站。但是，從地理位置看，九江進出口貿易其實更多的是與沿江的上海、漢口、鎮江之間的貿易往來，洋貨進口主要依託上海，土貨出口依託上海、漢口等口岸，其本身在長江流域中扮演著內貿港口的角色，通商轉口貿易成為九江口岸貿易的主要方式。九江口岸貿易到抗日戰爭前夕，“進出口貿易總額達6200萬元，貨物年吞吐量73萬噸，居全國江海港口的第九位，在長江各港口中居第二位”。
九江開埠之後，這個城市的經濟與世界市場緊密相連。隨著洋行的建立，一批與進口洋貨相關連的新式商業在九江出現，如華洋百貨、五金、油漆、西藥等行業。同時又設有大批茶、瓷行棧，同外國洋行掛鉤，從事收購、加工、包裝、出口土貨的活動，帶來了九江商業的繁榮。
開埠後的九江城市變化
除了城市商業之外，九江的現代工業也在開埠之後開始了蹣跚起步。從整個中國看，江西省的工業發展水平在整個民國時代還是比較落後的，截止到1937年，整個江西省的現代工業企業只有7家，而九江就佔3個。可見在經濟相對落後的江西，九江的工業發展還是相對領先的。
九江在開埠初期，由於開放口岸較少，在長江中游地區僅有九江與漢口，在下游地區除上海外，只有鎮江，因而九江發揮著重要的中介口岸的職能。隨著後來長江開放口岸的增多，九江的區位優勢越來越不明顯，加上城市規模較小，現代工業有限，以及種種其他因素，九江在整個中國的經濟地位漸趨邊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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