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勃
歷史上有不少非科甲出身的皇帝寵臣，遭到有文化的官僚和天下讀書人攻擊的事情，他們得寵的原因，則往往被歸結為善於溜鬚拍馬。
實際上，拍馬屁的能力顯然只是原因之一，而且往往並非最主要的。尤其是在一個雄才大略的君主身邊長期得寵，往往都是因為他具備一些一般官僚所缺乏的能力，比如說善於理財。
唐代楊國忠如此，乾隆身邊的和珅，也是如此。
乾隆後期，生活越來越奢侈，宮廷的開支越來越大。但內務府的常規收入卻很難增加，雖然乾隆想了許多辦法讓內務府創收，比如販賣俄羅斯的皮貨到內地去，但結果卻似乎都在印證亞當·斯密的理論，皇家經商的能力是最差的。至於收受官員的貢品，皇帝畢竟要臉面，不能做得太過急赤白臉。
所以和珅的出現，就顯得至關重要了。
最晚在乾隆二十八年，皇帝開始以“議罪銀”為手段，懲罰犯了錯誤但仍打算繼續使用的高級官員。乾隆三十三年，剛剛由兩江調任湖廣的總督高晉因為兩淮鹽引案被牽累，自請交吏部嚴加治罪。乾隆批示說，你這情況，吏部無非是對你革職留任，你自己再考慮考慮。高晉遵旨覆奏:“仰求皇上準奴才捐銀二萬兩以贖奴才之罪。”
這時乾隆考慮的，主要還是讓官員因為經濟損失而肉痛，從此更加小心辦事。到和珅手裡，卻發現其中有巨大的套現空間。
和罰俸不同，議罪銀是“解交內務府以充公用”的，存放在圓明園和廣儲司的銀庫，實際上是皇帝的私房錢。
和珅之前，議罪銀是和鹽政、織造、關鈔等內務府常規收入一起“報明軍機處以備查奏”。和珅則把議罪銀單獨列出，“分晰繕寫清單恭呈御覽”，從此，這成了軍機處的一份特殊祕密檔案。所以，儘管乾隆堅持宣稱議罪銀只是偶一行之，“非定例也”，但它確實已經成了一項制度。
開始，罰議罪銀的一般流程是乾隆祕密通過軍機處下詔給相關官員，讓他自己思考自己犯了多大的錯誤該罰多少銀子，官員於是自認此罪應罰若干萬兩“以贖罪愈於萬一”。乾隆看過後如果覺得合適，就御批一個“覽”字，如果該官員收到的批示是“再行切實議罪,迅速覆奏”，那就是還得加錢。
能做到督撫級別的大員，誰也不會欠缺官場智慧，大家很快就意識到，“自請議罪”，既能顯得嚴於律己，又能給皇帝送上實在的好處，簡直一舉兩得。很多人主動要求繳納議罪銀。最誇張的例子，是河南巡撫何裕城，自稱不小心把香灰弄到了有硃批的奏摺上，自請罰銀三萬兩。皇帝也覺得這演技過於浮誇，批示說罰一萬兩即可。但是何裕城覺得罰得太少無法心安，堅持奏請先交一萬，其餘兩萬“再仰懇鴻仁，準臣仍行陸續解交內務府充公”。
乾隆後期，從中央到地方官員貪汙成風，乾隆自己也心知肚明。但反腐第一需要皇帝嚴格的自律，第二需要旺盛的精力掌控一個有效率的反腐團隊，這兩點年邁的乾隆都已經無法做到。事實上，皇帝有時還不免把查抄反腐官員，當作自己增加收入的一個手段。
王亶望是有名的鉅貪，乾隆四十六年劣跡敗露被斬首。皇帝特別吩咐，對他一定要細細查抄。結果單是王亶望的浙江任所，抄出來的贓物，就裝了565只箱子。
一個月後，這些贓物被送交內務府。皇帝親自開箱查看，原來之前皇帝七十大壽的時候，王亶望送來極其豐厚的貢品，其中有一對玉瓶和一座玉山子，玉料和做工都極佳。但是按照慣例，皇帝對貢品不能照單全收總要退回一些，將之退回。大約是失去的才覺得珍惜，後來皇帝竟對這兩件玉器越想越愛，現在也算是失而復得。
但是查遍所有的箱子，皇帝也沒有發現玉瓶和玉山子，另外，大量的珠寶質量平平，也顯得和王亶望鉅貪的名聲，頗不相符。
皇帝開始追查此事，結果一對照抄家冊，就發現王家的財物被人調了包，而進一步追查下去，發現調包的不是別人，竟正是負責抄家的閩浙總督陳輝祖，預料中的，他被賜自盡。
當然，皇帝靠抄家發財，更有名還是乾隆的兒子嘉慶，畢竟乾隆培養的最大貪官和珅的家，是留給嘉慶去抄的。
之後西方文明進入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牽動這官場裡無數小變局，某些角度看著反而給清政府續了一點命。不然按照傳統的王朝週期律，以乾嘉吏治敗壞的程度，大清都未必能活到20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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