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人雜誌封面：外資企業在華40年回顧

《法人》雜誌2019年第4期

□法制日報《法人》記者 崔曉林

40年前，中國從冰冷刺骨的年代走出來，站在了明媚的春光裡。

透過虛掩的國門，國人睜大眼睛，好奇地審視著外面的世界。魚貫而入進而爭先恐後的外企，在這片遼闊且有些荒涼的土地上，傳播著全新的營商理念和商業文明。

從北京前門的第一家肯德基，到廣東虎門的服飾貼牌加工，從松下電器，到奔馳寶馬——外資企業颳起了一陣陣猛烈的西風，穿越城市和山林，衝擊著、攪動著、豐富著貧瘠的中國內地市場。

截至目前，中國吸收外資規模已連續25年位居發展中國家首位，在過去5年裡，中國累計實際利用外資超過6000億美元，跨國公司在華投資地區總部、研發中心超過2800家。外資企業佔中國企業數量不到3%，但提供了1/10的城鎮就業，貢獻了1/5的稅收收入，1/4的工業總產值，近1/2的進出口額。

未來已來，未來可期。我們相信，在這個春暖花開的4月，註定是一個美麗的新起點。今年3月15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法》，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這部法律的頒佈，從法律層面進一步確保了外商來華投資的權利義務，這對於中國的“走出去”和外資的“走進來”，對於中國和世界，都將無比重要。

1978年10月27日下午，天空飄著小雨。正在日本訪問的鄧小平，乘坐新幹線從東京到達大阪。

在松下電器大阪茨木電視機廠大門外，松下電器創始人松下幸之助站在雨傘下等候鄧小平。見鄧公從車裡下來，松下先生下意識地理了理頭髮。

“松下先生，你能否為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幫點忙?”鄧小平操著濃重的四川話問道。 “無論什麼，我們都將全力相助。”松下畢恭畢敬的表態後面，是對中國這一巨大市場的好奇和渴望。

深秋的細雨中，74歲的鄧小平和83歲的松下幸之助歷史性地有了第一次會晤，兩隻飽經滄桑的手，促成了中國改革開放元年的第一單“國家生意”。

從1978年開始，松下電器領跑，日立、東芝、索尼、三洋等眾多日本品牌跟隨，蜂擁而至的日本電器，成為中國各大百貨商場的“緊俏貨”。隨後，世界各國紛紛把目光投向敞開懷抱的中國，中外合資企業、獨資企業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涵蓋人類生活各個領域的洋產品衝擊著、攪動著、豐富著貧瘠的內地市場。

40年，無論順風還是逆風、好風還是壞風，來自西方的勁風從未停歇。外資企業的大量湧入，不僅改變了中國，也改變了世界。

風從西邊來

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最顯著的特徵之一，是外資企業和外國資本的進入。從1978年改革開放到現在，外資規模從無到有，再到萬億級，創下了人類經濟史的奇蹟。

從1978年到1998年的20年間，中國利用外資最常見的方式是“三來一補”(來料加工、來料裝配、來樣加工、補償貿易)經濟。因離香港比較近，且語言無障礙，廣東東莞成為最早利用外資的地區之一。1978年7月，東莞縣太平服裝廠與港商合作創辦太平手袋廠，成為全國第一家來料加工企業，並獲得了國家工商總局頒發的第一個牌照 “粵字001”，開啟了廣為複製的“東莞模式”。

1978年12月13日，可口可樂與中糧集團在北京飯店簽訂協議，採取補償貿易的方式和其他支付辦法，向中國的主要城市和旅遊區提供可口可樂，並在中國設廠灌裝銷售。

“第一次喝可樂，難喝得差點吐出來，怎麼一股中藥味兒?還苦不丟的。”提起第一次喝可樂，48歲的北京籍王女士記憶猶新，她告訴記者，上初中的時候，從第一次的排斥，到後來喝可樂上癮，“那時候總是揹著我媽偷偷買可口可樂，有一段時間，我家的貓都只喝可樂不喝水了。”

數據顯示，1994年，隨著可口可樂在中國全域銷售，中國市場的銷售排名在可口可樂全球系統中從排名第51位上升到第21位。而目前，儘管受到中國本土飲品的強力衝擊，可口可樂在中國的銷售，依然穩居可口可樂公司全球系統前三名。

提起皮爾·卡丹，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肯定不會陌生。中國改革開放，皮爾·卡丹是最早進入中國的外國服裝品牌，也是當時中國大眾對奢侈品概念的第一印象。

1979年4月，法國服裝設計大師皮爾·卡丹應邀第一次來到中國，他不僅成立了中國第一支模特隊，還舉辦了中國第一場T臺秀。色彩豐富、款式誇張的皮爾·卡丹系列時裝令國人大開眼界，也開啟了皮爾·卡丹在中國瘋狂而短暫的夢幻之旅。當時，皮爾·卡丹是高檔、奢華、身份、時尚、國際化的代名詞，是顯示身份地位的“炫富神器”。

如今，路易·威登、愛馬仕、巴寶莉等國際大牌早已奪取了皮爾·卡丹的江湖地位，作為“前浪”，皮爾·卡丹被“後浪”們拍到了沙灘上，淡出了人們的視野。

美國的肯德基是最早進入中國的快餐連鎖品牌，54歲的北京人邵青山，是肯德基北京前門店的首批店員，他見證了肯德基門店的“瘋狂”，“1978年11月，肯德基北京前門店開張營業，記得當時的一份套餐是7.3元，這個價位，現在看真是便宜得要命，但在當時，七八元錢相當於一個普通工人半個月的工資。”邵青山回憶，開業後的很長一段時間，每天就餐的人都從店裡排到了外面，又從外面順著馬路排出去500多米，“開業第一天，肯德基前門店的單日銷售額為人民幣30萬元。”

如今，5600餘家肯德基餐廳遍佈中國1200多個城鎮，與麥當勞、必勝客等洋品牌一道，豐富著中國的快餐市場。肯德基不僅帶來西方的全新味道，也開啟了中國的快餐時代。標準化、供應鏈管理、品控體系等新興餐飲業經營方式因肯德基、麥當勞而進入中國。

說完了吃和穿，我們再說說“行”。

中國作為農業大國，其工業基礎薄弱，尤其汽車工業，起步晚，技術低，產量少，與發達國家差距巨大。在改革開放初期，國產小轎車只有長春一汽的紅旗和上海的上海牌轎車，且產量根本無法滿足市場需求。

當時，因外匯緊張，中國的汽車整車進口大多來自前蘇聯、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等東歐國家，上了年紀的人也許還記得伏爾加、拉達、菲亞特、波羅乃茲等轎車。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一輛菲亞特126p，售價15萬元左右，最為搶手的、被作為出租車使用的，是波蘭產的波羅乃茲，其售價為10萬元左右，而日本車在當時的身份是“高級豪華轎車”，一般日系轎車的價格都在20萬元以上，屬於土豪標配。當然，同屬於土豪級別的還有德國的捷達轎車，1984年，作為第一批在中國開展業務的國際汽車製造商之一，德國大眾汽車進入中國市場，旗下的桑塔納系列轎車，成為有車族的寵兒。

40年來，中國向世界打開大門，電子輕工、醫藥健康、餐飲服務、文化娛樂、高端科技、工業產品、金融保險等各個領域，大量外資企業和資本進入中國市場。截至目前，中國吸收外資規模已連續25年位居發展中國家首位，在過去5年裡，中國累計實際利用外資超過6000億美元，跨國公司在華投資地區總部、研發中心超過2800家。外資企業佔中國企業數量不到3%，但提供了1/10的城鎮就業，貢獻了1/5的稅收收入，1/4的工業總產值，近1/2的進出口。

回顧歷史，我們發現，伴隨著一次次與外國產品和商業模式的美妙相遇，中國社會發生著令人振奮的巨大變化，人們的衣著鮮亮了，視野開闊了，對幸福生活的嚮往變得愈加強烈和具體。

風向改變了

時間轉眼飛逝到了1997年。這一年，備受全球矚目的大事不少，其中和中國有關的，有一件好事和一件壞事。好事是，7月1日，被英國租借了155年的香港回到祖國懷抱;而壞事，則是始於泰國和東南亞，進而波及全亞洲、影響世界經濟的“亞洲金融風暴”。

“亞洲金融風暴”爆發於1997年底，並於1998年全年對亞洲各國造成巨大“殺傷”。風暴導致亞洲股市持續大跌，許多大型企業倒閉，工人失業，社會動盪。一些國家的經濟開始出現大蕭條，一些國家的政局也開始混亂。

風暴之下，沒有人可以高枕無憂。中國政府本著高度負責的態度，從維護本地區穩定和發展大局出發，做出人民幣不貶值的決定，承受了巨大壓力，付出了重大代價。此舉對亞洲乃至世界金融、經濟的穩定和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儘管風暴並沒有對中國經濟造成大的影響，但細心的人會發現，“風暴”過後，外資企業在華投資的模式和領域已悄然發生變化。而中國政府，在操心完亞洲的事情後，也意識到，已步入改革開放深水區的中國，需要及時調整前進的步伐和方向。

時間進入21世紀，與改革開放前20年相比， 外資企業在中國，無論產業規模還是模式，都有了很大不同。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國承接外資企業的方式多為“三來一補”，勞動密集型、低技術含量的加工業佔了外資總量的83%。

2008年上半年，來自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加工貿易出口總額的佔比，已從過去的2/3下降到目前的1/3，更多的出口，被中國本土企業生產的家電和新能源產品所替代。

風起雲湧的西風，在中國颳了20年之後，漸漸變弱。

博鰲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期間，沙特基礎工業公司一位高管向記者表示，儘管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在不斷加大，中國經濟的增速也在放緩，但這些都算不上威脅，令外企感到緊張的，是中國本土企業的迅速崛起。

中國由高速發展向高質量發展的戰略轉型，催生了大量本土高科技企業的誕生，一些高附加值產品也在逐漸抵消著那些曾被追捧的洋品牌。以家電為例，中國的格力、格蘭仕、創維、海爾、華為、小米等品牌越來越被世界各國的人們所喜愛，有些品牌，已連續多年全球銷量第一。

一邊是中國企業的高歌猛進，一邊是包括韓國三星，日本東電、奧林巴斯，美國耐克、大迪達斯在內的部分外企生產基地，不得不撤離中國。據美國一家媒稱，耐克和阿迪達斯正把更多亞洲製造業務從中國遷往越南。2018年，阿迪達斯44%的鞋類產品是在越南生產的，同比上升13%;2018年，耐克鞋的“中國製造”比例已從32%降至19%。

以上數據，似乎驗證了坊間炒作的“外商撤離潮”，但一個不爭的事實是，撤離的都是低端產業鏈、勞動密集型、缺乏科技創新的“過氣”產品。作為全球製造業的基石，中國已成功踏上高質量發展的道路。以製鞋業為例，走了“老氣橫秋”的，來了“新派奢華”的。目前，巴黎世家、普拉達、巴寶莉等奢侈品牌，都已在華開展生產業務，並宣佈中國“具備生產更優雅別緻鞋類產品的非凡技能”。在這些高端品牌眼中，中國不再是隻能從事大規模生產的低成本製造大國。

中國企業的經營模式也已從過去的“代工”轉向“自主品牌”，並且不再是“廉價品牌”。越來越多的國內製造業企業，已經具備了不遜於海外同行的廠房和生產線，並且在產品研發能力和營銷渠道構建上相當成功。

一些傳統外商悲哀地發現，把中國視為“以低價生產可靠產品並實現利潤最大化”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

西風新招式

以2008年北京奧運會為分水嶺，“西風”們對華商貿合作，發生了戰略轉變。

一個最顯著特徵是，老外們開始“組團”來華。而且主要的目的，並不是想“佔領”中國內地市場，而是希望把中國企業和資本引回自己的國家，說白了，他們是來“招商引資”的。

改革開放前30年，中國各地方政府都設立有“招商引資辦”，以其最大限度把外面的資金、技術、項目、產業引到地方，帶動地方經濟發展。有些地區，甚至把招商引資納入領導幹部和普通公務員的業績考核。

而現如今，包括亞洲、歐美、澳大利亞、非洲在內的眾多國家，都以政府為主導，“組團”來華招商引資。

2008年春天，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市的市長約伯·科恩率代表團來到北京，向中國政府和企業界宣傳阿姆斯特丹在教育、金融、農業、科技等領域的優勢，希望中國企業到荷蘭這一“歐洲門戶”設立辦事處、分公司，立足阿姆斯特丹，開拓歐洲市場。

此前，應阿姆斯特丹市外商投資局邀請，記者曾兩次赴荷蘭採訪。在阿姆斯特丹皇家音樂廳，約伯·科恩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他五次率隊去北京和上海，在更多瞭解中國改革開放成就的同時，也希望中國的企業去阿姆斯特丹開展業務。“中國比想象中更現代和文明，而且，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其雄厚的資金實力，可以給荷蘭乃至整個歐洲經濟注入新活力。”在科恩看來，世界經濟之所以擺脫低迷，實現可持續發展，中國做出了巨大貢獻，“中國倡導綠色發展，和習近平主席關於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闡述，正是當今國際社會主流價值觀的體現”。

荷蘭小夥兒維克多是地道的“中國通”。大學畢業後，他來到中國，在天津南開大學學習中文，並娶了天津女孩做老婆。回國後，擔任荷蘭外商投資局中國處的負責人。帥氣的外表、開朗的性格，加上一口流利的天津普通話，讓已是“半個中國人”的維克多在京津冀地區如魚得水。2015年，在北京SKP一間咖啡廳裡，維克多操著天津話，向記者講述他的中國故事。“生活中，我已經徹底融入了中國，我喜歡中國菜，喜歡中國建築，尤其喜歡去江南小鎮旅遊。工作中，我的主要任務，是推介荷蘭招商引資優惠政策，幫助更多中國企業去荷蘭發展業務。”維克多告訴記者，最近這些年，包括華為、格力在內的超過120家中國企業都在荷蘭設立了分支機構，並通過荷蘭，進軍歐洲市場。

不僅是荷蘭，丹麥、瑞典、冰島、比利時、盧森堡、德國、法國、意大利等眾多歐洲國家紛紛組團登陸中國，各個國家使出渾身解數變著法兒地招攬中國生意。

也不僅是歐洲，新西蘭、澳大利亞、祕魯、墨西哥、加拿大、非洲各國，甚至具有傳統優勢的俄羅斯……全世界都把目光投向這個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希望藉助中國全新的發展戰略和“一帶一路”契機，實現融合發展，提振本國經濟。

在北京CBD核心辦公區的國貿、華茂寫字樓裡，世界500強企業、各國商會及行業機構的駐華機構隨處可見，人們在繁忙而擁擠的商務核心區裡穿梭往來，全球業務通過音視頻通信系統輻射連接著遙遠的大洲大洋。那些操著中國話的洋麵孔，如果手裡沒有幾個中國大客戶，都不好意思說自己是來中國選項目的。

好的政策、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意願、外國人組團來華盛情邀請，尤其近幾年“一帶一路”建設的不斷深入，令中國企業和資本逐漸成為世界經濟的主角。

在全球資本流動趨緩的情況下，中國企業海外投資卻一直保持著強勁的增長勢頭。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世界投資報告2017》統計，2016年全球外國投資流量為1.75萬億美元，同比下降2%，而中國首次登上全球第二大對外投資國地位，在全球對外投資中表現強勁，全年對外投資流量1830億美元，同比增長44%，成為國際投資大國。

今年的全國兩會上，商務部副部長錢克明表示，中國對外投資已經成為拉動全球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引擎。2018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1300億美元，規模穩居世界前列。同時，對外投資的質量和效益也有大幅提升，其中製造業對外投資佔比不斷提高。“2018年，中國對外投資為東道國創造就業170萬，貢獻稅收近400億美元。”錢克明進一步指出，在“一帶一路”倡議引導下，中國企業加快國際化步伐，2017年全年，有關主管部門共備案和核準了境外投資企業6172家，中國長年駐外工作人員達100萬人，企業國際化水平顯著提升。

東西風之爭

如果說，早期的可口可樂們可以在中國躺著賺錢，現如今，已經物是人非，世界已經進入中國企業向全球“買買買”時代。

從聯想收購 IBM、吉利收購沃爾沃的成功，到蘇寧收購國際米蘭足球俱樂部，再到三一重工收購德國混凝土巨頭普茨邁斯特，中國企業和資本全面出擊，在全球範圍內掀起“中國海外併購潮”。

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發佈的《中國企業海外可持續發展報告 2017》顯示，2016年，中國共對全球164個國家和地區的 7961 家境外企業進行了非金融類直接投資，累計實現投資摺合 1701.1 億美元，同比增長44.1%。

作為中國80後的代表人物，深圳市大疆創新科技有限公司創始人兼董事長汪韜當之無愧。在無人機領域，他帶領大疆實現全球領跑，無人機系列產品銷往全球100多個國家，全球佔有率超過70%，多項技術填補國內空白，成為全球同行業領軍企業，徹底扭轉了中國科技永遠是“跟風者”的國際偏見。

世界500強企業——上海振華重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重型裝備製造廠，公司擁有26艘6萬～10萬噸級整機運輸船，可將大型產品跨海越洋運往全世界。據英國權威雜誌《World Cargo News》(《世界貨運新聞》)統計，從2015年6月至2016年6月間，全球共有271臺岸橋訂單，其中222臺訂單來自振華重工，佔比82%。這是振華重工在港口機械市場連續18年位居世界第一。

格力空調，擁有技術專利6000多項，其中發明專利1300多項，業務遍及全球100多個國家和地區。2016年裡約奧運會，開閉幕式場館及奧運村、媒體村、配套酒店和機場所採用的民用和商用空調均為格力產品。不僅如此，格力還是北京奧運會、南非世界盃、索契冬奧會等國際大型賽事的指定空調提供商。

格力電器董事長董明珠表示，真正的中國企業國際化，是企業讓自主品牌走出去，讓世界愛上中國造。

通過上述案例，我們是不是可以得出這樣的判斷：東風已然壓倒西風?

回答是否定的。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東西風”之爭是個偽命題。在全球化的今天，沒有哪個經濟體可以獨善其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合作中並進，在競爭中共存”的態勢將是通向未來的唯一路徑。

儘管中國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儘管世界500強企業中已有120家中國企業，儘管中國移動支付世界第一，中國高鐵技術獨霸全球，我們依然清醒地看到，在很多領域，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中國依然需要向外國學習。

比如智能手機領域，即使是國產手機經常使用的各類系統，其核心本質上依然是美國谷歌公司的Android系統，至於芯片，如華為公司研發的麒麟系列，仍然以ARM公司設計的架構為基礎，並不是完全的中國知識產權。

汽車發動機方面，中國同樣任重道遠。由於工業基礎薄弱，我們只能生產出“可用”的汽車發動機，而無法生產出“先進”的汽車發動機。汽車變速箱、電控系統等依然是ZF、博世、德爾福等這些外國公司掌握了先進核心技術，我們每年還是要向這些公司下訂單。

西風未停息

中國經濟能夠實現40年的快速奔跑，其吸納外資、學習外國先進經驗和技術是一個重要因素，而外資企業到中國發展，正是中國獲取外資和技術的主要渠道。如今，中國經濟總量已居世界第二位，但中國仍是發展中國家，要發展經濟，還需擴大資金來源，在與外資企業合作的過程中學習先進技術。因此，中國出臺並實施外商投資法，亮明繼續吸引外資投資、確保外資企業權益的鮮明態度。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從外向型轉向內需驅動型，曾有外企高管向記者表示，擔心中國會抑制外企在中國的發展，甚至可能出現外企遭到排擠的情況。對此，中國金融高管俱樂部副理事長陳思進認為，這種擔心實屬多慮，世界上任何一個經濟體，如日本、韓國、新加坡，其發展都經歷了由外向型向內需驅動型的轉型期。而隨著中國本土市場的不斷成熟，內需自然會成為經濟增長新的驅動點。同時，吸引外資、向外企學習先進技術，既可以幫助中國企業更快發展，也能讓中國消費者獲得更好的產品和服務，這也是當前中國著力改善營商環境、持續加大吸引外資力度的原因。

陳思進表示，外資企業在中國同樣要學會“與時俱進”，要適應中國經濟發展的新戰略和新方向，針對中國市場的轉型升級，在極具發展潛力的消費金融、文化服務、養老服務等方面，與中國企業展開廣泛而深入的合作。

“沒有永遠的王者，只有不變的競爭。”縱觀改革開放以來外資企業的興衰更替，外資企業只有站在全球角度，認真審視中國發展戰略，主動適應中國經濟新常態，才能真正構築在中國市場持續的競爭優勢，匯聚發展新動能，抓住“中國新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