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定要從企業改革抓起，即轉變企業經營機制，包括搞股份制，搞公司制。
2、房地產稅的主要作用是調節企業行為和消費行為，在短期內不會增加地方政府收入，指望通過房地產稅增加財政收入的想法可能過於樂觀。
3、在先進的通信和數字革命時代，華為發展這麼好，靠的是市場的力量，不是靠政府的補貼，不是靠產業計劃的引導，而完全是在市場競爭中脫穎而出。
4、我們這一輩子沒有什麼個人利益追求，考慮的確實是民族復興、國家強大、人民幸福。
1、一定要從企業改革抓起，即轉變企業經營機制，包括搞股份制，搞公司制。
2、房地產稅的主要作用是調節企業行為和消費行為，在短期內不會增加地方政府收入，指望通過房地產稅增加財政收入的想法可能過於樂觀。
3、在先進的通信和數字革命時代，華為發展這麼好，靠的是市場的力量，不是靠政府的補貼，不是靠產業計劃的引導，而完全是在市場競爭中脫穎而出。
4、我們這一輩子沒有什麼個人利益追求，考慮的確實是民族復興、國家強大、人民幸福。
彭森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原副主任。
1951年4月出生，經濟學學士，博士生導師。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以來，長期在政府部門從事政策研究、宏觀經濟體制改革與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總體規劃工作。
2008年10月到2012年4月，任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
2013年3月5日，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中國改革開放41年，彭森親歷和見證了35年。68歲的他是一位名副其實的“改革人”。
受家學薰陶，彭森從小就受了現代經濟學的啟蒙教育。高考恢復後，他得厲以寧、胡代光、陳岱孫等指點，從而走上經濟研究和參與經濟改革的道路。
在彭森看來，價格改革是80年代改革最有亮點的一部分。價格改革調動了企業積極性，擴大了企業生產。
“央地關係是中國發展中的一個關鍵的核心問題，最主要體現在財政制度上。”彭森說。他認為 1993年分稅制改革取得了較好的成效。
如今，彭森對產權制度改革最感興趣， “關鍵的落腳點還是對國有企業改革，按照競爭中性的原則，通過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民營經濟，在一般競爭性領域中，國有企業逐步退出，這是保證市場公平競爭最基礎性的工作。”
在彭森看來，華為能一枝獨秀，靠的是市場力量，不是靠政府補貼，不是靠產業計劃引導，完全是在市場競爭中脫穎而出。
1、一定要從企業改革抓起，即轉變企業經營機制，包括搞股份制，搞公司制。
2、房地產稅的主要作用是調節企業行為和消費行為，在短期內不會增加地方政府收入，指望通過房地產稅增加財政收入的想法可能過於樂觀。
3、在先進的通信和數字革命時代，華為發展這麼好，靠的是市場的力量，不是靠政府的補貼，不是靠產業計劃的引導，而完全是在市場競爭中脫穎而出。
4、我們這一輩子沒有什麼個人利益追求，考慮的確實是民族復興、國家強大、人民幸福。
彭森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原副主任。
1951年4月出生，經濟學學士，博士生導師。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以來，長期在政府部門從事政策研究、宏觀經濟體制改革與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總體規劃工作。
2008年10月到2012年4月，任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
2013年3月5日，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中國改革開放41年，彭森親歷和見證了35年。68歲的他是一位名副其實的“改革人”。
受家學薰陶，彭森從小就受了現代經濟學的啟蒙教育。高考恢復後，他得厲以寧、胡代光、陳岱孫等指點，從而走上經濟研究和參與經濟改革的道路。
在彭森看來，價格改革是80年代改革最有亮點的一部分。價格改革調動了企業積極性，擴大了企業生產。
“央地關係是中國發展中的一個關鍵的核心問題，最主要體現在財政制度上。”彭森說。他認為 1993年分稅制改革取得了較好的成效。
如今，彭森對產權制度改革最感興趣， “關鍵的落腳點還是對國有企業改革，按照競爭中性的原則，通過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民營經濟，在一般競爭性領域中，國有企業逐步退出，這是保證市場公平競爭最基礎性的工作。”
在彭森看來，華為能一枝獨秀，靠的是市場力量，不是靠政府補貼，不是靠產業計劃引導，完全是在市場競爭中脫穎而出。
搜狐財經&經濟雜誌：您是怎麼走上經濟學研究道路的？
彭森：我出生於一個高級知識分子的家庭。我父親在解放前畢業於武漢大學經濟系，後來先後到紐約大學、科羅拉多大學學財政，建國初回國工作。
我從小耳濡目染，在父親的書櫃上看到《資本論》、《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
當時我對“所有權”這類基本概念也很好奇。我父親把所有權解釋為對一個物品，包括對一個資產無條件佔有、支配和使用的權利。
父親舉了個例子：他在美國學習時，美國教授為了講清“所有權”的意思，把自己手錶摘了，猛地往地上一摔，大家都很驚訝， “什麼叫所有權？這就是所有權，我對我的手錶有無條件的處置權”。
高考恢復後，我在北京大學經濟系學習，得到厲以寧、胡代光、陳岱孫等老先生的指點，就這樣一步步地開始研究經濟問題，然後研究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問題。
搜狐財經&經濟雜誌：你對當年的價格改革作何評價？
彭森：當時厲以寧老師講過一句很著名的話，他說：“價格改革成功，不意味著中國改革成功，但如果價格改革失敗了，改革可能就要出現大的問題。”
所以，他主張一定要從企業改革抓起，即轉變企業經營機制，包括搞股份制，搞公司制。
我想從它的發展過程來看，價格改革是80年代改革最有亮點的一部分，取得了重大進展：
改革初期，我們國家當時農產品價格92%是國家控制的，消費品價格97%是國家控制的，生產資料價格百分之百是國家控制的。進行改革後，開始調整糧食購銷的價格，到1982年、1983年，又分兩年先放開了510種小商品價格，到了1986年，所有的小商品價格、工業消費品價格能放開的，儘量都放開。
同時對待同一種產品的價格，當時採取了“雙軌制價格”並行的辦法來調動企業的積極性，擴大整個的企業生產，起到了很重大的作用。
80年代價格改革還取得了重大的經驗：中國應進行漸進式改革，價格改革就體現了這種漸進改革的特點，不搞休克療法，想一夜之間做到價格並軌，這個根本做不到。
搜狐財經&經濟雜誌：你對中央與地方的關係比較重視，對1993年的分稅制改革作何評價？
彭森：改革初期採取的是分權式改革，包括在國有企業搞承包，放權讓利；在財政上搞分灶吃飯、財政包乾。這些政策調動了各方積極性，經濟發展很快。但也造成了財政分散化的傾向，導致一些中央政令不暢，出現“諸侯經濟“，地區之間相互封鎖，盲目競爭。
在這種情況下，就必須進行分稅制改革。分稅制改革實際上主要是把中央和每個省分別談判的機制，改變成一種規範的，符合現代經濟、現代國家治理的財稅管理體制，中央和地方劃分了新的稅種，有一部分共享稅，有一部分是中央稅，還有一部分是地方稅。
分稅制最後的效果，總體來講還是好的。從1994年1月1號開始推行分稅制，當年中央的財政收入佔到總財政收入的55%，其中很大一部分再返還給地方，但是財權掌握在中央手裡，這個大的格局到今天基本也沒有變。
搜狐財經&經濟雜誌：完善目前的轉移支付制度，您有哪些建議？
彭森：轉移支付一定要規範、透明。目前，中央財政收入佔45%左右，地方佔55%左右，但是中央自己用的只佔全國財政收入的15%，30%左右還要通過轉移支付再返還給地方。
同時，在轉移支付中分有一般轉移支付和專項轉移支付：一般轉移支付是均衡性的轉移支付，根據中央地方的事權劃分，錢返還以後，地方怎麼使用，中央不再幹預。專項轉移支付則是中央劃定要幹哪些事，是交給地方來做。
專項轉移支付在過去各個省之間是不通氣的，不知道北京拿了多少，上海拿了多少，青海拿了多少，因此我們要求一定要透明，要公開。從2015年起，財政部在每年兩會時會發幾個大本子，寫明每個省轉移支付拿了多少錢，是怎麼分配的。
此外，就是要減少專項轉移支付的比重。專項的轉移支付和一般轉移支付一開始是五五開，現在已經變成三七開了，這就五、六年的時間，專項轉移支付的比例大大下降。
搜狐財經&經濟雜誌：如果開徵房地產稅，是否會對央地財政關係產生重大影響？
彭森：中央和地方關係最主要的還是體現在財政制度上。房地產稅嚴格地講是一個地方稅，推出還要經過比較慎重的論證；房地產稅主要還是調節房地產市場中的企業行為和消費行為，在短期內不會起到增加地方政府收入的作用。
指望通過房地產稅增加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這個想法可能過於天真，過於樂觀。
搜狐財經&經濟雜誌：參與國際競爭需要，中國企業還需要在哪些方面加強？
彭森：現在華為一枝獨秀。在先進的通信和數字革命時代，華為發展這麼好，靠的是市場的力量，不是靠政府的補貼，不是靠產業計劃的引導，而完全是在市場競爭中脫穎而出。
反過來講，很多國有企業規模搞得很大，但他們能否建立像華為這樣的機制參與到國際競爭中，具備不具備參加國際競爭的能力呢？如果去掉了政府補貼，如果去掉了各種保護，可能就很難。
搜狐財經&經濟雜誌：補齊短板的對策是什麼？
彭森：這就涉及到市場化改革進一步深化的問題，主要是兩方面：一個是產權制度的改革；第二個就是市場體系的完善，特別是要素的市場化。
我認為最核心、最關鍵的產權制度改革是要按照競爭中性的原則。
通過混合所有制改革，把國有企業納入到競爭政策體系中來，令國有企業和社會上其它的企業，特別是和民營企業，以及不同所有制的企業，在市場準入、運營、政府採購、招投標等各個方面都能夠平等、公平的競爭。
在市場體系建設和完善方面，最重要的是建立競爭的政策體系和公平競爭審查制度。去年，國家出臺了2018版的市場準入的負面清單，只要清單上沒有列明禁止，則“非禁即入”， 不管何種所有制企業都可以進入。
我們過去比較熟悉的是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產業政策，很多人不知道競爭政策，也不知道這對市場經濟的重要性。實際上，我們應該把競爭政策作為整個經濟的基礎性政策。市場化改革如果連競爭政策都沒有落實好，那不行。
搜狐財經&經濟雜誌：你現在最感興趣的改革領域是哪個？
彭森：我比較感興趣的還是產權制度改革。產權制度改革是整個市場化改革當中最核心的部分，涉及到企業改革，最後關鍵的落腳點還是對國有企業的改革。
在我看來，像電力、電信、天然氣、石油、鐵路、民航等這些領域和帶有網絡性的壟斷性的中間業務，實際上是可以放開的。至於它們兩頭上的競爭性業務，那是完全應該放開，引入市場競爭。
通過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一些民營經濟，除已經做大做強的企業外，像從事物流、製造業等一般傳統商業的國有企業應該逐步退出。不過，它們的“退出”不是說把國有資本完全撤出來，而是從對國有企業的管理改為對國有資本的管理。
當國有企業從一般競爭性領域退出來以後，政府的財政預算資金就不要再投給他們了，這是保證市場公平競爭最基礎性的工作。
搜狐財經&經濟雜誌：產權制度改革還應該在哪些領域鋪開？
彭森：在產權制度改革還有兩個問題，一個是土地制度問題，還有一個是對產權的保護問題。
我想農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可能是中國下一步改革很重要的一個動力來源，它是新的增長點。對農村集體用地、建設用地的同等入市、同權同價的改革，包括對宅基地使用權的相對的永久化，這些都要明確下來，這對中國新一輪的改革、新一輪的生產力大發展，都是很重要的。
另一個就是產權制度的保護。對於一些冤假錯案，特別是侵犯了民營經濟財產權的，需要持續地進行鑑別和糾正，要理直氣壯地保護民營企業家的財產權，這才能給社會傳遞一個正確信號，增強市場信心。
搜狐財經&經濟雜誌：近四十年來，你從事改革工作的內在動力是什麼？
彭森:我們這一輩子沒有什麼個人利益追求，考慮的確實是民族復興、國家強大、人民幸福。
在時代的大浪潮中，我們是一朵小小的浪花，自己真正能實實在在地哪怕做一點小事，能夠助推這個時代前進，這就夠了。
來源：搜狐財經 2019-0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