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進入改革最前沿的刊物《未定稿》併為之撰稿起，王小魯的個人經歷就和中國改革開放大潮緊緊咬合在了一起。他在80年代初期成為農村發展研究組成員，投身農村改革研究，其後負責了1984年莫干山會議的參會論文評審工作，隨後又加入了一時叱吒風雲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體改所”）。
現年68歲的王小魯任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繼續關心著中國的收入分配、市場化改革、經濟發展等等問題，亦是呼籲繼續深入改革最富盛名的倡導者之一。
因最近出版《改革之路——我們的40年》一書的契機，王小魯接受了《經濟觀察報》記者的專訪，回顧了其親身參與其中的改革歷程。
“摸著石頭過河”成就“市場化”
“市場化是改革開放的核心。”在王小魯看來，中國改革開放這四十年最大的變化，是“從中央集權的、低效率的計劃經濟體制轉向了市場經濟體制”。不過，當記者問，“哪一步改革是最關鍵、起決定性作用的一步”時，他卻說：“不如說改革是一步步摸著石頭過河，哪一步都關鍵。因為市場經濟到底什麼樣，怎樣轉向市場經濟，最初誰心裡頭都沒譜。”
但中國市場經濟改革之路的成功在於，每一步試探都是針對社會最急迫、最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王小魯認為，這是中國改革能一步接一步走下來的原因。“當時的人民公社體制和糧食統購統銷、價格剪刀差政策，導致農業效率太低，糧食短缺，農民連飯都吃不飽，是改革初始時面對的最突出問題”。王小魯向記者細數，農民自發進行的“包產到戶”被接受、得到官方支持，並普及到全國，成為改革成功的第一步。
而在農業效率明顯提高、農村溫飽問題初步解決之際，又面臨著農村剩餘力往哪裡去的問題。這時，農民在原來社隊企業的基礎上，自發推進了市場導向的鄉鎮企業發展，並得到政策支持，這成為改革邁開的第二大步。
農村市場經濟的發展，也激勵了城市經濟的市場化。先是國有企業開始改革，初步進入市場；隨後禁止民營企業的限制也被放開，民營企業迅速發展。“產品市場、勞動力市場、金融市場、資本市場才逐漸發展起來，經濟也從封閉走向開放，向國際市場打開了大門”。
“如果不是放手發揮社會各界的積極性，如果沒有基層的積極試驗和探索來推動一步步放開市場，而只靠政府統一設計，很難想象能夠取得市場化改革的突破。”王小魯強調。
他回憶八十年代改革時，一些人認為，放權讓利和價格雙軌制改革搞亂了，要求取消價格雙軌制，用總體設計、整體配套來取代，搞價格、稅收、財政、金融、流通、外貿、投資體制的一攬子改革。“這一設想中，認為改革有整體性、改革的不同領域需要考慮協調性的想法，是有積極意義的，但過於相信頂層設計和政府的權力，試圖在中央政府的嚴密控制下用一攬子設計，來完成改革的配套推進。”後來這一整體改革構想縮小為“價、稅、財聯動”，即設想由中央政府一攬子調整產品價格，同時通過稅制調整來消除調價帶來的企業間利潤不均，想靠計算出來的一套差別化的稅率和財政補貼方案，來人為造成企業間的平均利潤，再根據稅制的變化計算出一套調整財政分配的方案。換言之，是想用政府計劃的方式進行調整來實現均衡，然後才能放開價格。還有人主張，收回已經下放給地方的投資和商品流通權限，由中央成立幾家投資公司和貿易公司來取代。這一方案最終被擱置。
王小魯也不諱言，在改革早期地方政府參與經濟活動具有積極意義——那時民營經濟尚未發展起來，市場很弱，在他看來，就好比成立了球隊，球員都不夠，“裁判不得不下場踢球”。“當時，有些低級別的地方政府更像是企業，而且是市場導向的企業。”1990年代，王小魯對蘇南眾多的鄉鎮企業和地方政府進行調查後發現，這些地方政府用鄉鎮自身的資源，去發展市場導向的經濟實力，“市場上缺什麼就生產什麼，生產缺技術就返聘國有企業退休工程師；缺資金，就到處協調，也包括政府提供幫助”。但這更像是對於之前走上全面消滅市場經濟的彎路的一次非常規“補課”，隨著市場的發展，政府遲早需要逐步退出。
發展市場，也要做好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
不同於有些極力呼籲市場化的經濟學者，王小魯對中國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和發展極為關注。他認為，在1990年代末開始建立的社保體系，標誌著中國告別了改革之初帶有原始資本主義色彩的發展階段。“意味著中國改革避免了以完全自由放任的原始市場經濟為藍本的誤區，在向兼顧效率和公平的現代市場經濟過渡。”
他關注社保，也是因為社保體系正面臨急迫的現實壓力——中國社會保障體系，仍未實現將最基本的福利和保障惠及全民這一目標。王小魯舉例說，“兩億多農民工長期在城市打工，佔了城鎮就業的一半以上，但不能落戶，大部分也沒有納入城鎮社會保障。”
而目前社會保障體系的薄弱，在他的分析中，與“政府預算軟約束”密切相關——政府支配財政資源時缺乏有效控制，預算機制不足以制約政府過度支出的傾向。“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政府預算支出結構最明顯的差別是，行政管理費支出和政府投資支出佔比過高，而包括社會保障在內的公共服務支出偏低。”
過高的行政費和投資支出比重，不僅導致資源浪費、產能過剩、槓桿率過高、投資效率急劇下降等結構失衡，也擠壓了社會保障支出的資源空間。中國的公共教育、衛生支出佔GDP的比重，到2017年還一直低於世界平均比重，也遠在中等收入國家平均線之下。
“人口流動與土地流動”
人口流動和土地制度改革，是王小魯近年來持續關心和研究的議題。一方面，他不斷呼籲城鎮化要加快戶籍改革——農村進城人口不能在城市落戶、享受市民待遇，已成為“城鎮化進程中最薄弱的環節”；另一方面，他亦呼籲放開農村宅基地的流轉。“過去認為‘大城市不好，只有小城市是好的’，這種觀念違背經濟學基本原理。”王小魯曾做過一項研究，對全國666座城市建立計量經濟模型進行分析：人口規模在100萬到400萬的大城市，扣除城市外部成本的淨規模收益是最高的，占城市GDP的17%―19%；50萬人口的城市淨規模收益只有12%左右，而小於10萬人的小城市和小城鎮，已經沒有明顯的淨規模收益，“因此，過去‘嚴格控制大城市規模’的城鎮化政策實際上對城鎮化和經濟發展起了阻礙作用。”
2000年左右，城鎮化政策的變化，使城鎮化速度明顯加快，也帶來了大城市的快速發展。但當下的重中之重，是解決農村進城人口安家落戶、平等權利和待遇問題，是“人的城市化”。
王小魯認為，今年放開除極少數大城市之外所有城市的落戶限制的新政策，“力圖解決這方面的問題，是個非常好的現象。”但他覺得，還有不少問題有待解決，關鍵是“很多地方政府的思想還沒有轉過來，認為農民是外來人，給他們上了戶口後，財政支出會增加，要多花錢投入醫療教育。”
在大量進城人口得以在城市安家落戶的同時，農村的土地也會更多閒置出來。不久前的《土地管理法》修正草案審議稿，在允許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的同時，仍舊沒有放開宅基地使用權在村集體以外流轉。“這實際上還是剝奪了農民的合法權益。”王小魯認為，“新城市人”對留在農村的宅基地擁有合法的永久性使用權，不允許他們轉讓該使用權，這個財產權利就落空了。
他拿城市居民對房子的使用權來做比較，“城市居民出售商品房，就同時合法出讓了所附著土地的70年使用權，如果法律禁止轉讓、或者只許轉讓給本樓、本街道的居民，是很荒唐的。”、
王小魯將之歸結為，很多人還是不明白“只有通過市場轉讓，才能讓資源得到有效利用，合法權利得到實現”的道理。他觀察到的現象是，越來越多的人進城後，本村村民之間彼此轉讓宅基地的需求相當小；而城裡人“下鄉”，買房改造、休閒度假、投資發展鄉村旅遊、觀光農業的需求越來越大，這對促進鄉村繁榮、增加農民收入是有利的。限制宅基地使用權流轉，土地不能“流動”,導致了農村土地資源的閒置和浪費，使農村逐漸破敗。“新城市人”無法轉讓農村的宅基地使用權，也增加了他們在城市安家缺乏初始資金的困難。
“過去，我們老是把宅基地看成是給農民的社會保障或者是福利，今天隨著形勢變化，這個觀點應該改變了。”王小魯認為，不能出於害怕農民將來生活沒有著落的“好心”，讓農民的合法權益無法實現，“把土地當做保障”這樣的舊制度需要改變，“這是大形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