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曉波讀書：經濟學界有個“矮巨人”'
自由、私有、市場這三個詞是密切相關的。在這裡，自由是指沒有管制的、開放的市場。——米爾頓·弗裡德曼
文 / 吳曉波（吳曉波頻道）
在哈耶克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兩年後，1976年，瑞典皇家學院把這個獎項頒給了米爾頓·弗裡德曼，一個身高不足1米6的、講話聲音很響的“矮巨人”。
自由、私有、市場這三個詞是密切相關的。在這裡，自由是指沒有管制的、開放的市場。——米爾頓·弗裡德曼
文 / 吳曉波（吳曉波頻道）
在哈耶克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兩年後，1976年，瑞典皇家學院把這個獎項頒給了米爾頓·弗裡德曼，一個身高不足1米6的、講話聲音很響的“矮巨人”。
在凱恩斯主義大行其道的戰後二十年，正是哈耶克和弗裡德曼以異類的姿態捍衛了新自由主義的尊嚴，使自亞當·斯密以來所形成的傳統沒有被氾濫的自負淹沒。而也是弗裡德曼一代人，讓經濟學創新的重心從老歐洲轉移到了北美新大陸。
弗裡德曼活了94歲，一生著作等身，在這裡向大家推薦的是他的《自由選擇》。
自由、私有、市場這三個詞是密切相關的。在這裡，自由是指沒有管制的、開放的市場。——米爾頓·弗裡德曼
文 / 吳曉波（吳曉波頻道）
在哈耶克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兩年後，1976年，瑞典皇家學院把這個獎項頒給了米爾頓·弗裡德曼，一個身高不足1米6的、講話聲音很響的“矮巨人”。
在凱恩斯主義大行其道的戰後二十年，正是哈耶克和弗裡德曼以異類的姿態捍衛了新自由主義的尊嚴，使自亞當·斯密以來所形成的傳統沒有被氾濫的自負淹沒。而也是弗裡德曼一代人，讓經濟學創新的重心從老歐洲轉移到了北美新大陸。
弗裡德曼活了94歲，一生著作等身，在這裡向大家推薦的是他的《自由選擇》。
1912年，弗裡德曼出生於紐約市布魯克林區的一個工人家庭，他的父母是從烏克蘭移民到美國的猶太人。弗裡德曼回憶說，讀小學的時候，在人堆裡，大家都看不到他，因此他非常愛與人爭論，聲音還很大，所以同學們給他取了一個外號，叫“瞎囉”（膚淺的意思）。
20歲時，弗裡德曼到芝加哥大學修讀經濟學碩士，上第一堂課時，座位是以姓氏字母編排，他緊隨一名叫羅絲的女生之後。兩人6年後結婚，從此終生不渝，相伴68年。弗裡德曼曾說，他的每部作品無一不被羅絲審閱。
弗裡德曼一生好辯，樂此不疲。跟凱恩斯及以後的克魯格曼等明星經濟學家一樣，弗裡德曼樂於為大眾新聞媒體撰稿，並能夠深入淺出地表述自己的觀點。他曾為《新聞週刊》寫了18年的專欄，還曾在電視臺主持一檔名為《選擇的自由》的系列節目，後來，節目內容結集出版，成了他平生的第一本暢銷書，也就是我們今天講的這本《自由選擇》。
在1975年，他寫了一篇題為《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的專欄，這個標題流行至今。弗裡德曼認為，任何商品都有一個價格，這個價格是由勞動力成本、流通成本、稅收以及企業家的預期決定的，但如果一個商品的價格低於市場價的話，那意味著有人對它做了補貼。這個補貼的角色有的是政府，有的是企業。
如果政府提供了低於市場價的商品，意味著政府用納稅人的錢做了補貼。所以弗裡德曼認為，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免費”的午餐，其實是全世界最昂貴的。
自由、私有、市場這三個詞是密切相關的。在這裡，自由是指沒有管制的、開放的市場。——米爾頓·弗裡德曼
文 / 吳曉波（吳曉波頻道）
在哈耶克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兩年後，1976年，瑞典皇家學院把這個獎項頒給了米爾頓·弗裡德曼，一個身高不足1米6的、講話聲音很響的“矮巨人”。
在凱恩斯主義大行其道的戰後二十年，正是哈耶克和弗裡德曼以異類的姿態捍衛了新自由主義的尊嚴，使自亞當·斯密以來所形成的傳統沒有被氾濫的自負淹沒。而也是弗裡德曼一代人，讓經濟學創新的重心從老歐洲轉移到了北美新大陸。
弗裡德曼活了94歲，一生著作等身，在這裡向大家推薦的是他的《自由選擇》。
1912年，弗裡德曼出生於紐約市布魯克林區的一個工人家庭，他的父母是從烏克蘭移民到美國的猶太人。弗裡德曼回憶說，讀小學的時候，在人堆裡，大家都看不到他，因此他非常愛與人爭論，聲音還很大，所以同學們給他取了一個外號，叫“瞎囉”（膚淺的意思）。
20歲時，弗裡德曼到芝加哥大學修讀經濟學碩士，上第一堂課時，座位是以姓氏字母編排，他緊隨一名叫羅絲的女生之後。兩人6年後結婚，從此終生不渝，相伴68年。弗裡德曼曾說，他的每部作品無一不被羅絲審閱。
弗裡德曼一生好辯，樂此不疲。跟凱恩斯及以後的克魯格曼等明星經濟學家一樣，弗裡德曼樂於為大眾新聞媒體撰稿，並能夠深入淺出地表述自己的觀點。他曾為《新聞週刊》寫了18年的專欄，還曾在電視臺主持一檔名為《選擇的自由》的系列節目，後來，節目內容結集出版，成了他平生的第一本暢銷書，也就是我們今天講的這本《自由選擇》。
在1975年，他寫了一篇題為《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的專欄，這個標題流行至今。弗裡德曼認為，任何商品都有一個價格，這個價格是由勞動力成本、流通成本、稅收以及企業家的預期決定的，但如果一個商品的價格低於市場價的話，那意味著有人對它做了補貼。這個補貼的角色有的是政府，有的是企業。
如果政府提供了低於市場價的商品，意味著政府用納稅人的錢做了補貼。所以弗裡德曼認為，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免費”的午餐，其實是全世界最昂貴的。
弗裡德曼極端崇尚自由，他認為“一個把平等置於自由之上的社會，兩者都得不到。相反，一個把自由置於平等之上的社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兩者兼得”。因此，他認為，一個健康的市場經濟，應該是由私有資本所主導的，而這個市場最基本的環境就必須是自由的。
對政府幹預經濟的行為，弗裡德曼保持極大的警惕，並強調充分的“法治”。他表達過一個跟哈耶克很近似的觀點：“已經集中起來的權力，不會由於創造它的那些人的良好願望而變得無害。”他的理論信徒、美國總統里根曾經多次引用他的另外一句名言：“政府才是導致今天經濟不穩定的主要根源。”
弗裡德曼創立了貨幣學派。他曾著有《美國貨幣史：1867—1960》，這本書是美國經濟學界研究貨幣的入門級殿堂作品。在這本書中，弗裡德曼提出了一個觀點：因為市場的配置是自由的，政府不應該進行管制，所以政府在貨幣的供給上，應該向市場宣佈一個長期的貨幣供應量。
但在凱恩斯主義者看來，如果政府做出長期貨幣穩定的承諾的話，政府就會缺乏調節市場的能力。
因此，弗裡德曼的主張跟凱恩斯主義形成了一種對立面。
自由、私有、市場這三個詞是密切相關的。在這裡，自由是指沒有管制的、開放的市場。——米爾頓·弗裡德曼
文 / 吳曉波（吳曉波頻道）
在哈耶克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兩年後，1976年，瑞典皇家學院把這個獎項頒給了米爾頓·弗裡德曼，一個身高不足1米6的、講話聲音很響的“矮巨人”。
在凱恩斯主義大行其道的戰後二十年，正是哈耶克和弗裡德曼以異類的姿態捍衛了新自由主義的尊嚴，使自亞當·斯密以來所形成的傳統沒有被氾濫的自負淹沒。而也是弗裡德曼一代人，讓經濟學創新的重心從老歐洲轉移到了北美新大陸。
弗裡德曼活了94歲，一生著作等身，在這裡向大家推薦的是他的《自由選擇》。
1912年，弗裡德曼出生於紐約市布魯克林區的一個工人家庭，他的父母是從烏克蘭移民到美國的猶太人。弗裡德曼回憶說，讀小學的時候，在人堆裡，大家都看不到他，因此他非常愛與人爭論，聲音還很大，所以同學們給他取了一個外號，叫“瞎囉”（膚淺的意思）。
20歲時，弗裡德曼到芝加哥大學修讀經濟學碩士，上第一堂課時，座位是以姓氏字母編排，他緊隨一名叫羅絲的女生之後。兩人6年後結婚，從此終生不渝，相伴68年。弗裡德曼曾說，他的每部作品無一不被羅絲審閱。
弗裡德曼一生好辯，樂此不疲。跟凱恩斯及以後的克魯格曼等明星經濟學家一樣，弗裡德曼樂於為大眾新聞媒體撰稿，並能夠深入淺出地表述自己的觀點。他曾為《新聞週刊》寫了18年的專欄，還曾在電視臺主持一檔名為《選擇的自由》的系列節目，後來，節目內容結集出版，成了他平生的第一本暢銷書，也就是我們今天講的這本《自由選擇》。
在1975年，他寫了一篇題為《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的專欄，這個標題流行至今。弗裡德曼認為，任何商品都有一個價格，這個價格是由勞動力成本、流通成本、稅收以及企業家的預期決定的，但如果一個商品的價格低於市場價的話，那意味著有人對它做了補貼。這個補貼的角色有的是政府，有的是企業。
如果政府提供了低於市場價的商品，意味著政府用納稅人的錢做了補貼。所以弗裡德曼認為，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免費”的午餐，其實是全世界最昂貴的。
弗裡德曼極端崇尚自由，他認為“一個把平等置於自由之上的社會，兩者都得不到。相反，一個把自由置於平等之上的社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兩者兼得”。因此，他認為，一個健康的市場經濟，應該是由私有資本所主導的，而這個市場最基本的環境就必須是自由的。
對政府幹預經濟的行為，弗裡德曼保持極大的警惕，並強調充分的“法治”。他表達過一個跟哈耶克很近似的觀點：“已經集中起來的權力，不會由於創造它的那些人的良好願望而變得無害。”他的理論信徒、美國總統里根曾經多次引用他的另外一句名言：“政府才是導致今天經濟不穩定的主要根源。”
弗裡德曼創立了貨幣學派。他曾著有《美國貨幣史：1867—1960》，這本書是美國經濟學界研究貨幣的入門級殿堂作品。在這本書中，弗裡德曼提出了一個觀點：因為市場的配置是自由的，政府不應該進行管制，所以政府在貨幣的供給上，應該向市場宣佈一個長期的貨幣供應量。
但在凱恩斯主義者看來，如果政府做出長期貨幣穩定的承諾的話，政府就會缺乏調節市場的能力。
因此，弗裡德曼的主張跟凱恩斯主義形成了一種對立面。
晚年的弗裡德曼因而抱怨說：“50年前，我們只是被主流思想嘲弄的一小撮人。”
自由、私有、市場這三個詞是密切相關的。在這裡，自由是指沒有管制的、開放的市場。——米爾頓·弗裡德曼
文 / 吳曉波（吳曉波頻道）
在哈耶克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兩年後，1976年，瑞典皇家學院把這個獎項頒給了米爾頓·弗裡德曼，一個身高不足1米6的、講話聲音很響的“矮巨人”。
在凱恩斯主義大行其道的戰後二十年，正是哈耶克和弗裡德曼以異類的姿態捍衛了新自由主義的尊嚴，使自亞當·斯密以來所形成的傳統沒有被氾濫的自負淹沒。而也是弗裡德曼一代人，讓經濟學創新的重心從老歐洲轉移到了北美新大陸。
弗裡德曼活了94歲，一生著作等身，在這裡向大家推薦的是他的《自由選擇》。
1912年，弗裡德曼出生於紐約市布魯克林區的一個工人家庭，他的父母是從烏克蘭移民到美國的猶太人。弗裡德曼回憶說，讀小學的時候，在人堆裡，大家都看不到他，因此他非常愛與人爭論，聲音還很大，所以同學們給他取了一個外號，叫“瞎囉”（膚淺的意思）。
20歲時，弗裡德曼到芝加哥大學修讀經濟學碩士，上第一堂課時，座位是以姓氏字母編排，他緊隨一名叫羅絲的女生之後。兩人6年後結婚，從此終生不渝，相伴68年。弗裡德曼曾說，他的每部作品無一不被羅絲審閱。
弗裡德曼一生好辯，樂此不疲。跟凱恩斯及以後的克魯格曼等明星經濟學家一樣，弗裡德曼樂於為大眾新聞媒體撰稿，並能夠深入淺出地表述自己的觀點。他曾為《新聞週刊》寫了18年的專欄，還曾在電視臺主持一檔名為《選擇的自由》的系列節目，後來，節目內容結集出版，成了他平生的第一本暢銷書，也就是我們今天講的這本《自由選擇》。
在1975年，他寫了一篇題為《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的專欄，這個標題流行至今。弗裡德曼認為，任何商品都有一個價格，這個價格是由勞動力成本、流通成本、稅收以及企業家的預期決定的，但如果一個商品的價格低於市場價的話，那意味著有人對它做了補貼。這個補貼的角色有的是政府，有的是企業。
如果政府提供了低於市場價的商品，意味著政府用納稅人的錢做了補貼。所以弗裡德曼認為，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免費”的午餐，其實是全世界最昂貴的。
弗裡德曼極端崇尚自由，他認為“一個把平等置於自由之上的社會，兩者都得不到。相反，一個把自由置於平等之上的社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兩者兼得”。因此，他認為，一個健康的市場經濟，應該是由私有資本所主導的，而這個市場最基本的環境就必須是自由的。
對政府幹預經濟的行為，弗裡德曼保持極大的警惕，並強調充分的“法治”。他表達過一個跟哈耶克很近似的觀點：“已經集中起來的權力，不會由於創造它的那些人的良好願望而變得無害。”他的理論信徒、美國總統里根曾經多次引用他的另外一句名言：“政府才是導致今天經濟不穩定的主要根源。”
弗裡德曼創立了貨幣學派。他曾著有《美國貨幣史：1867—1960》，這本書是美國經濟學界研究貨幣的入門級殿堂作品。在這本書中，弗裡德曼提出了一個觀點：因為市場的配置是自由的，政府不應該進行管制，所以政府在貨幣的供給上，應該向市場宣佈一個長期的貨幣供應量。
但在凱恩斯主義者看來，如果政府做出長期貨幣穩定的承諾的話，政府就會缺乏調節市場的能力。
因此，弗裡德曼的主張跟凱恩斯主義形成了一種對立面。
晚年的弗裡德曼因而抱怨說：“50年前，我們只是被主流思想嘲弄的一小撮人。”
弗裡德曼生活的20世紀，正是美國崛起的一百年，在經濟霸權日漸形成的時候，他們需要在經濟學理論上獲得相應的話語權。
在當時的芝加哥大學，聚集了一大批像弗裡德曼這樣的雄心勃勃的年輕人，其中還包括喬治·斯蒂格勒、羅納德·科斯等人，他們年紀相近，氣味相投，各自為戰，互相提攜，終而形成了近半個世紀以來最為顯赫的芝加哥學派。
1970年代之後，先後有六位芝加哥大學的教授或在芝大讀過書的學者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遠超其他任何學派。弗裡德曼甚至曾經打趣地說，獲諾貝爾經濟學獎需要三項條件：男性、美國公民、芝加哥大學。
經濟學原本就是一門濟世之學，既有屠龍之術，當有用武之地。1970年代，拉美地區爆發一連串的政治動盪，美國勢力頻頻插手，而作為經濟學家的弗裡德曼們自然不肯落於人後，他們開始向拉美輸出美國經驗。
1973年9月11日，智利發生政變，左翼的阿連德政權被推翻，親美的皮諾切特軍政府上臺。就在阿連德政府被推翻的幾個小時後，這幫“芝加哥小子”聚集在一家印刷廠裡，催促著工人印刷一份叫做《智利經濟復興計劃》的文件。第二天中午，這份計劃書已經擺在了皮諾切特的辦公桌上。
自由、私有、市場這三個詞是密切相關的。在這裡，自由是指沒有管制的、開放的市場。——米爾頓·弗裡德曼
文 / 吳曉波（吳曉波頻道）
在哈耶克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兩年後，1976年，瑞典皇家學院把這個獎項頒給了米爾頓·弗裡德曼，一個身高不足1米6的、講話聲音很響的“矮巨人”。
在凱恩斯主義大行其道的戰後二十年，正是哈耶克和弗裡德曼以異類的姿態捍衛了新自由主義的尊嚴，使自亞當·斯密以來所形成的傳統沒有被氾濫的自負淹沒。而也是弗裡德曼一代人，讓經濟學創新的重心從老歐洲轉移到了北美新大陸。
弗裡德曼活了94歲，一生著作等身，在這裡向大家推薦的是他的《自由選擇》。
1912年，弗裡德曼出生於紐約市布魯克林區的一個工人家庭，他的父母是從烏克蘭移民到美國的猶太人。弗裡德曼回憶說，讀小學的時候，在人堆裡，大家都看不到他，因此他非常愛與人爭論，聲音還很大，所以同學們給他取了一個外號，叫“瞎囉”（膚淺的意思）。
20歲時，弗裡德曼到芝加哥大學修讀經濟學碩士，上第一堂課時，座位是以姓氏字母編排，他緊隨一名叫羅絲的女生之後。兩人6年後結婚，從此終生不渝，相伴68年。弗裡德曼曾說，他的每部作品無一不被羅絲審閱。
弗裡德曼一生好辯，樂此不疲。跟凱恩斯及以後的克魯格曼等明星經濟學家一樣，弗裡德曼樂於為大眾新聞媒體撰稿，並能夠深入淺出地表述自己的觀點。他曾為《新聞週刊》寫了18年的專欄，還曾在電視臺主持一檔名為《選擇的自由》的系列節目，後來，節目內容結集出版，成了他平生的第一本暢銷書，也就是我們今天講的這本《自由選擇》。
在1975年，他寫了一篇題為《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的專欄，這個標題流行至今。弗裡德曼認為，任何商品都有一個價格，這個價格是由勞動力成本、流通成本、稅收以及企業家的預期決定的，但如果一個商品的價格低於市場價的話，那意味著有人對它做了補貼。這個補貼的角色有的是政府，有的是企業。
如果政府提供了低於市場價的商品，意味著政府用納稅人的錢做了補貼。所以弗裡德曼認為，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免費”的午餐，其實是全世界最昂貴的。
弗裡德曼極端崇尚自由，他認為“一個把平等置於自由之上的社會，兩者都得不到。相反，一個把自由置於平等之上的社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兩者兼得”。因此，他認為，一個健康的市場經濟，應該是由私有資本所主導的，而這個市場最基本的環境就必須是自由的。
對政府幹預經濟的行為，弗裡德曼保持極大的警惕，並強調充分的“法治”。他表達過一個跟哈耶克很近似的觀點：“已經集中起來的權力，不會由於創造它的那些人的良好願望而變得無害。”他的理論信徒、美國總統里根曾經多次引用他的另外一句名言：“政府才是導致今天經濟不穩定的主要根源。”
弗裡德曼創立了貨幣學派。他曾著有《美國貨幣史：1867—1960》，這本書是美國經濟學界研究貨幣的入門級殿堂作品。在這本書中，弗裡德曼提出了一個觀點：因為市場的配置是自由的，政府不應該進行管制，所以政府在貨幣的供給上，應該向市場宣佈一個長期的貨幣供應量。
但在凱恩斯主義者看來，如果政府做出長期貨幣穩定的承諾的話，政府就會缺乏調節市場的能力。
因此，弗裡德曼的主張跟凱恩斯主義形成了一種對立面。
晚年的弗裡德曼因而抱怨說：“50年前，我們只是被主流思想嘲弄的一小撮人。”
弗裡德曼生活的20世紀，正是美國崛起的一百年，在經濟霸權日漸形成的時候，他們需要在經濟學理論上獲得相應的話語權。
在當時的芝加哥大學，聚集了一大批像弗裡德曼這樣的雄心勃勃的年輕人，其中還包括喬治·斯蒂格勒、羅納德·科斯等人，他們年紀相近，氣味相投，各自為戰，互相提攜，終而形成了近半個世紀以來最為顯赫的芝加哥學派。
1970年代之後，先後有六位芝加哥大學的教授或在芝大讀過書的學者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遠超其他任何學派。弗裡德曼甚至曾經打趣地說，獲諾貝爾經濟學獎需要三項條件：男性、美國公民、芝加哥大學。
經濟學原本就是一門濟世之學，既有屠龍之術，當有用武之地。1970年代，拉美地區爆發一連串的政治動盪，美國勢力頻頻插手，而作為經濟學家的弗裡德曼們自然不肯落於人後，他們開始向拉美輸出美國經驗。
1973年9月11日，智利發生政變，左翼的阿連德政權被推翻，親美的皮諾切特軍政府上臺。就在阿連德政府被推翻的幾個小時後，這幫“芝加哥小子”聚集在一家印刷廠裡，催促著工人印刷一份叫做《智利經濟復興計劃》的文件。第二天中午，這份計劃書已經擺在了皮諾切特的辦公桌上。
這些年輕的智利經濟學家，均畢業於芝加哥大學，是米爾頓·弗裡德曼的學生，他們因此被稱為“芝加哥小子”。他們給智利經濟開出了一個叫“休克療法”的藥方，主要就是三條：
第一，宣佈所有的企業私有化；第二，政府全面地放松管制；第三，大規模地削減政府的支出。
到了1975年的時候，弗裡德曼覺得智利的改革已經一年半了，他決定飛到智利去給他的學生們打打氣。當他見到皮諾切特的時候，皮諾切特對他說，“休克療法”已經搞了一年多，好像經濟並沒有復甦，反而有點混亂了，應該怎麼辦？大師說，你唯一做錯的地方是改得不夠快，不夠徹底！你應該更加推行私有化，政府應該更加放松管制，你應該更大幅度削減政府的投資和支出。
自由、私有、市場這三個詞是密切相關的。在這裡，自由是指沒有管制的、開放的市場。——米爾頓·弗裡德曼
文 / 吳曉波（吳曉波頻道）
在哈耶克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兩年後，1976年，瑞典皇家學院把這個獎項頒給了米爾頓·弗裡德曼，一個身高不足1米6的、講話聲音很響的“矮巨人”。
在凱恩斯主義大行其道的戰後二十年，正是哈耶克和弗裡德曼以異類的姿態捍衛了新自由主義的尊嚴，使自亞當·斯密以來所形成的傳統沒有被氾濫的自負淹沒。而也是弗裡德曼一代人，讓經濟學創新的重心從老歐洲轉移到了北美新大陸。
弗裡德曼活了94歲，一生著作等身，在這裡向大家推薦的是他的《自由選擇》。
1912年，弗裡德曼出生於紐約市布魯克林區的一個工人家庭，他的父母是從烏克蘭移民到美國的猶太人。弗裡德曼回憶說，讀小學的時候，在人堆裡，大家都看不到他，因此他非常愛與人爭論，聲音還很大，所以同學們給他取了一個外號，叫“瞎囉”（膚淺的意思）。
20歲時，弗裡德曼到芝加哥大學修讀經濟學碩士，上第一堂課時，座位是以姓氏字母編排，他緊隨一名叫羅絲的女生之後。兩人6年後結婚，從此終生不渝，相伴68年。弗裡德曼曾說，他的每部作品無一不被羅絲審閱。
弗裡德曼一生好辯，樂此不疲。跟凱恩斯及以後的克魯格曼等明星經濟學家一樣，弗裡德曼樂於為大眾新聞媒體撰稿，並能夠深入淺出地表述自己的觀點。他曾為《新聞週刊》寫了18年的專欄，還曾在電視臺主持一檔名為《選擇的自由》的系列節目，後來，節目內容結集出版，成了他平生的第一本暢銷書，也就是我們今天講的這本《自由選擇》。
在1975年，他寫了一篇題為《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的專欄，這個標題流行至今。弗裡德曼認為，任何商品都有一個價格，這個價格是由勞動力成本、流通成本、稅收以及企業家的預期決定的，但如果一個商品的價格低於市場價的話，那意味著有人對它做了補貼。這個補貼的角色有的是政府，有的是企業。
如果政府提供了低於市場價的商品，意味著政府用納稅人的錢做了補貼。所以弗裡德曼認為，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免費”的午餐，其實是全世界最昂貴的。
弗裡德曼極端崇尚自由，他認為“一個把平等置於自由之上的社會，兩者都得不到。相反，一個把自由置於平等之上的社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兩者兼得”。因此，他認為，一個健康的市場經濟，應該是由私有資本所主導的，而這個市場最基本的環境就必須是自由的。
對政府幹預經濟的行為，弗裡德曼保持極大的警惕，並強調充分的“法治”。他表達過一個跟哈耶克很近似的觀點：“已經集中起來的權力，不會由於創造它的那些人的良好願望而變得無害。”他的理論信徒、美國總統里根曾經多次引用他的另外一句名言：“政府才是導致今天經濟不穩定的主要根源。”
弗裡德曼創立了貨幣學派。他曾著有《美國貨幣史：1867—1960》，這本書是美國經濟學界研究貨幣的入門級殿堂作品。在這本書中，弗裡德曼提出了一個觀點：因為市場的配置是自由的，政府不應該進行管制，所以政府在貨幣的供給上，應該向市場宣佈一個長期的貨幣供應量。
但在凱恩斯主義者看來，如果政府做出長期貨幣穩定的承諾的話，政府就會缺乏調節市場的能力。
因此，弗裡德曼的主張跟凱恩斯主義形成了一種對立面。
晚年的弗裡德曼因而抱怨說：“50年前，我們只是被主流思想嘲弄的一小撮人。”
弗裡德曼生活的20世紀，正是美國崛起的一百年，在經濟霸權日漸形成的時候，他們需要在經濟學理論上獲得相應的話語權。
在當時的芝加哥大學，聚集了一大批像弗裡德曼這樣的雄心勃勃的年輕人，其中還包括喬治·斯蒂格勒、羅納德·科斯等人，他們年紀相近，氣味相投，各自為戰，互相提攜，終而形成了近半個世紀以來最為顯赫的芝加哥學派。
1970年代之後，先後有六位芝加哥大學的教授或在芝大讀過書的學者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遠超其他任何學派。弗裡德曼甚至曾經打趣地說，獲諾貝爾經濟學獎需要三項條件：男性、美國公民、芝加哥大學。
經濟學原本就是一門濟世之學，既有屠龍之術，當有用武之地。1970年代，拉美地區爆發一連串的政治動盪，美國勢力頻頻插手，而作為經濟學家的弗裡德曼們自然不肯落於人後，他們開始向拉美輸出美國經驗。
1973年9月11日，智利發生政變，左翼的阿連德政權被推翻，親美的皮諾切特軍政府上臺。就在阿連德政府被推翻的幾個小時後，這幫“芝加哥小子”聚集在一家印刷廠裡，催促著工人印刷一份叫做《智利經濟復興計劃》的文件。第二天中午，這份計劃書已經擺在了皮諾切特的辦公桌上。
這些年輕的智利經濟學家，均畢業於芝加哥大學，是米爾頓·弗裡德曼的學生，他們因此被稱為“芝加哥小子”。他們給智利經濟開出了一個叫“休克療法”的藥方，主要就是三條：
第一，宣佈所有的企業私有化；第二，政府全面地放松管制；第三，大規模地削減政府的支出。
到了1975年的時候，弗裡德曼覺得智利的改革已經一年半了，他決定飛到智利去給他的學生們打打氣。當他見到皮諾切特的時候，皮諾切特對他說，“休克療法”已經搞了一年多，好像經濟並沒有復甦，反而有點混亂了，應該怎麼辦？大師說，你唯一做錯的地方是改得不夠快，不夠徹底！你應該更加推行私有化，政府應該更加放松管制，你應該更大幅度削減政府的投資和支出。
但是，遺憾的是，弗裡德曼的“休克療法”似乎沒有拯救智利。一位叫弗蘭克的智利經濟學家，他也曾是弗裡德曼的學生，在一封致弗裡德曼的公開信中披露：在阿連德時代，一個普通的工薪階層，用其17%的收入就足夠支付食物和交通費，但在皮諾切特時代，普通工薪階層用其收入的74%，只夠購買麵包一項支出。
皮諾切特一共在位17年，是一位實際意義的獨裁者，他多次變更經濟政策，直到80年代中期，智利經濟才穩定下來，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皮諾切特又把銀行和資源型企業收歸國有化，一家國有銅業公司貢獻了全國出口收入的85%。
“芝加哥小子”在智利的試驗，成為經濟學界的一樁公案，政治的高度獨裁與經濟的極端自由化，一直在錯配中痛苦而無解地博弈。在這裡，我們似乎又讀到了凱恩斯與哈耶克當年的那次小小的交鋒。
弗裡德曼一直不承認失敗。1988年9月，中國爆發嚴重的通貨膨脹，在張五常的陪同下，弗裡德曼訪華，時任領導人感嘆說，中國的問題非常複雜，如同一隻老鼠有很多條尾巴。弗裡德曼脫口而出：那好辦，把它們一次性地剪掉就行了。
自由、私有、市場這三個詞是密切相關的。在這裡，自由是指沒有管制的、開放的市場。——米爾頓·弗裡德曼
文 / 吳曉波（吳曉波頻道）
在哈耶克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兩年後，1976年，瑞典皇家學院把這個獎項頒給了米爾頓·弗裡德曼，一個身高不足1米6的、講話聲音很響的“矮巨人”。
在凱恩斯主義大行其道的戰後二十年，正是哈耶克和弗裡德曼以異類的姿態捍衛了新自由主義的尊嚴，使自亞當·斯密以來所形成的傳統沒有被氾濫的自負淹沒。而也是弗裡德曼一代人，讓經濟學創新的重心從老歐洲轉移到了北美新大陸。
弗裡德曼活了94歲，一生著作等身，在這裡向大家推薦的是他的《自由選擇》。
1912年，弗裡德曼出生於紐約市布魯克林區的一個工人家庭，他的父母是從烏克蘭移民到美國的猶太人。弗裡德曼回憶說，讀小學的時候，在人堆裡，大家都看不到他，因此他非常愛與人爭論，聲音還很大，所以同學們給他取了一個外號，叫“瞎囉”（膚淺的意思）。
20歲時，弗裡德曼到芝加哥大學修讀經濟學碩士，上第一堂課時，座位是以姓氏字母編排，他緊隨一名叫羅絲的女生之後。兩人6年後結婚，從此終生不渝，相伴68年。弗裡德曼曾說，他的每部作品無一不被羅絲審閱。
弗裡德曼一生好辯，樂此不疲。跟凱恩斯及以後的克魯格曼等明星經濟學家一樣，弗裡德曼樂於為大眾新聞媒體撰稿，並能夠深入淺出地表述自己的觀點。他曾為《新聞週刊》寫了18年的專欄，還曾在電視臺主持一檔名為《選擇的自由》的系列節目，後來，節目內容結集出版，成了他平生的第一本暢銷書，也就是我們今天講的這本《自由選擇》。
在1975年，他寫了一篇題為《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的專欄，這個標題流行至今。弗裡德曼認為，任何商品都有一個價格，這個價格是由勞動力成本、流通成本、稅收以及企業家的預期決定的，但如果一個商品的價格低於市場價的話，那意味著有人對它做了補貼。這個補貼的角色有的是政府，有的是企業。
如果政府提供了低於市場價的商品，意味著政府用納稅人的錢做了補貼。所以弗裡德曼認為，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免費”的午餐，其實是全世界最昂貴的。
弗裡德曼極端崇尚自由，他認為“一個把平等置於自由之上的社會，兩者都得不到。相反，一個把自由置於平等之上的社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兩者兼得”。因此，他認為，一個健康的市場經濟，應該是由私有資本所主導的，而這個市場最基本的環境就必須是自由的。
對政府幹預經濟的行為，弗裡德曼保持極大的警惕，並強調充分的“法治”。他表達過一個跟哈耶克很近似的觀點：“已經集中起來的權力，不會由於創造它的那些人的良好願望而變得無害。”他的理論信徒、美國總統里根曾經多次引用他的另外一句名言：“政府才是導致今天經濟不穩定的主要根源。”
弗裡德曼創立了貨幣學派。他曾著有《美國貨幣史：1867—1960》，這本書是美國經濟學界研究貨幣的入門級殿堂作品。在這本書中，弗裡德曼提出了一個觀點：因為市場的配置是自由的，政府不應該進行管制，所以政府在貨幣的供給上，應該向市場宣佈一個長期的貨幣供應量。
但在凱恩斯主義者看來，如果政府做出長期貨幣穩定的承諾的話，政府就會缺乏調節市場的能力。
因此，弗裡德曼的主張跟凱恩斯主義形成了一種對立面。
晚年的弗裡德曼因而抱怨說：“50年前，我們只是被主流思想嘲弄的一小撮人。”
弗裡德曼生活的20世紀，正是美國崛起的一百年，在經濟霸權日漸形成的時候，他們需要在經濟學理論上獲得相應的話語權。
在當時的芝加哥大學，聚集了一大批像弗裡德曼這樣的雄心勃勃的年輕人，其中還包括喬治·斯蒂格勒、羅納德·科斯等人，他們年紀相近，氣味相投，各自為戰，互相提攜，終而形成了近半個世紀以來最為顯赫的芝加哥學派。
1970年代之後，先後有六位芝加哥大學的教授或在芝大讀過書的學者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遠超其他任何學派。弗裡德曼甚至曾經打趣地說，獲諾貝爾經濟學獎需要三項條件：男性、美國公民、芝加哥大學。
經濟學原本就是一門濟世之學，既有屠龍之術，當有用武之地。1970年代，拉美地區爆發一連串的政治動盪，美國勢力頻頻插手，而作為經濟學家的弗裡德曼們自然不肯落於人後，他們開始向拉美輸出美國經驗。
1973年9月11日，智利發生政變，左翼的阿連德政權被推翻，親美的皮諾切特軍政府上臺。就在阿連德政府被推翻的幾個小時後，這幫“芝加哥小子”聚集在一家印刷廠裡，催促著工人印刷一份叫做《智利經濟復興計劃》的文件。第二天中午，這份計劃書已經擺在了皮諾切特的辦公桌上。
這些年輕的智利經濟學家，均畢業於芝加哥大學，是米爾頓·弗裡德曼的學生，他們因此被稱為“芝加哥小子”。他們給智利經濟開出了一個叫“休克療法”的藥方，主要就是三條：
第一，宣佈所有的企業私有化；第二，政府全面地放松管制；第三，大規模地削減政府的支出。
到了1975年的時候，弗裡德曼覺得智利的改革已經一年半了，他決定飛到智利去給他的學生們打打氣。當他見到皮諾切特的時候，皮諾切特對他說，“休克療法”已經搞了一年多，好像經濟並沒有復甦，反而有點混亂了，應該怎麼辦？大師說，你唯一做錯的地方是改得不夠快，不夠徹底！你應該更加推行私有化，政府應該更加放松管制，你應該更大幅度削減政府的投資和支出。
但是，遺憾的是，弗裡德曼的“休克療法”似乎沒有拯救智利。一位叫弗蘭克的智利經濟學家，他也曾是弗裡德曼的學生，在一封致弗裡德曼的公開信中披露：在阿連德時代，一個普通的工薪階層，用其17%的收入就足夠支付食物和交通費，但在皮諾切特時代，普通工薪階層用其收入的74%，只夠購買麵包一項支出。
皮諾切特一共在位17年，是一位實際意義的獨裁者，他多次變更經濟政策，直到80年代中期，智利經濟才穩定下來，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皮諾切特又把銀行和資源型企業收歸國有化，一家國有銅業公司貢獻了全國出口收入的85%。
“芝加哥小子”在智利的試驗，成為經濟學界的一樁公案，政治的高度獨裁與經濟的極端自由化，一直在錯配中痛苦而無解地博弈。在這裡，我們似乎又讀到了凱恩斯與哈耶克當年的那次小小的交鋒。
弗裡德曼一直不承認失敗。1988年9月，中國爆發嚴重的通貨膨脹，在張五常的陪同下，弗裡德曼訪華，時任領導人感嘆說，中國的問題非常複雜，如同一隻老鼠有很多條尾巴。弗裡德曼脫口而出：那好辦，把它們一次性地剪掉就行了。
自由、私有、市場這三個詞是密切相關的。在這裡，自由是指沒有管制的、開放的市場。——米爾頓·弗裡德曼
文 / 吳曉波（吳曉波頻道）
在哈耶克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兩年後，1976年，瑞典皇家學院把這個獎項頒給了米爾頓·弗裡德曼，一個身高不足1米6的、講話聲音很響的“矮巨人”。
在凱恩斯主義大行其道的戰後二十年，正是哈耶克和弗裡德曼以異類的姿態捍衛了新自由主義的尊嚴，使自亞當·斯密以來所形成的傳統沒有被氾濫的自負淹沒。而也是弗裡德曼一代人，讓經濟學創新的重心從老歐洲轉移到了北美新大陸。
弗裡德曼活了94歲，一生著作等身，在這裡向大家推薦的是他的《自由選擇》。
1912年，弗裡德曼出生於紐約市布魯克林區的一個工人家庭，他的父母是從烏克蘭移民到美國的猶太人。弗裡德曼回憶說，讀小學的時候，在人堆裡，大家都看不到他，因此他非常愛與人爭論，聲音還很大，所以同學們給他取了一個外號，叫“瞎囉”（膚淺的意思）。
20歲時，弗裡德曼到芝加哥大學修讀經濟學碩士，上第一堂課時，座位是以姓氏字母編排，他緊隨一名叫羅絲的女生之後。兩人6年後結婚，從此終生不渝，相伴68年。弗裡德曼曾說，他的每部作品無一不被羅絲審閱。
弗裡德曼一生好辯，樂此不疲。跟凱恩斯及以後的克魯格曼等明星經濟學家一樣，弗裡德曼樂於為大眾新聞媒體撰稿，並能夠深入淺出地表述自己的觀點。他曾為《新聞週刊》寫了18年的專欄，還曾在電視臺主持一檔名為《選擇的自由》的系列節目，後來，節目內容結集出版，成了他平生的第一本暢銷書，也就是我們今天講的這本《自由選擇》。
在1975年，他寫了一篇題為《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的專欄，這個標題流行至今。弗裡德曼認為，任何商品都有一個價格，這個價格是由勞動力成本、流通成本、稅收以及企業家的預期決定的，但如果一個商品的價格低於市場價的話，那意味著有人對它做了補貼。這個補貼的角色有的是政府，有的是企業。
如果政府提供了低於市場價的商品，意味著政府用納稅人的錢做了補貼。所以弗裡德曼認為，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免費”的午餐，其實是全世界最昂貴的。
弗裡德曼極端崇尚自由，他認為“一個把平等置於自由之上的社會，兩者都得不到。相反，一個把自由置於平等之上的社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兩者兼得”。因此，他認為，一個健康的市場經濟，應該是由私有資本所主導的，而這個市場最基本的環境就必須是自由的。
對政府幹預經濟的行為，弗裡德曼保持極大的警惕，並強調充分的“法治”。他表達過一個跟哈耶克很近似的觀點：“已經集中起來的權力，不會由於創造它的那些人的良好願望而變得無害。”他的理論信徒、美國總統里根曾經多次引用他的另外一句名言：“政府才是導致今天經濟不穩定的主要根源。”
弗裡德曼創立了貨幣學派。他曾著有《美國貨幣史：1867—1960》，這本書是美國經濟學界研究貨幣的入門級殿堂作品。在這本書中，弗裡德曼提出了一個觀點：因為市場的配置是自由的，政府不應該進行管制，所以政府在貨幣的供給上，應該向市場宣佈一個長期的貨幣供應量。
但在凱恩斯主義者看來，如果政府做出長期貨幣穩定的承諾的話，政府就會缺乏調節市場的能力。
因此，弗裡德曼的主張跟凱恩斯主義形成了一種對立面。
晚年的弗裡德曼因而抱怨說：“50年前，我們只是被主流思想嘲弄的一小撮人。”
弗裡德曼生活的20世紀，正是美國崛起的一百年，在經濟霸權日漸形成的時候，他們需要在經濟學理論上獲得相應的話語權。
在當時的芝加哥大學，聚集了一大批像弗裡德曼這樣的雄心勃勃的年輕人，其中還包括喬治·斯蒂格勒、羅納德·科斯等人，他們年紀相近，氣味相投，各自為戰，互相提攜，終而形成了近半個世紀以來最為顯赫的芝加哥學派。
1970年代之後，先後有六位芝加哥大學的教授或在芝大讀過書的學者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遠超其他任何學派。弗裡德曼甚至曾經打趣地說，獲諾貝爾經濟學獎需要三項條件：男性、美國公民、芝加哥大學。
經濟學原本就是一門濟世之學，既有屠龍之術，當有用武之地。1970年代，拉美地區爆發一連串的政治動盪，美國勢力頻頻插手，而作為經濟學家的弗裡德曼們自然不肯落於人後，他們開始向拉美輸出美國經驗。
1973年9月11日，智利發生政變，左翼的阿連德政權被推翻，親美的皮諾切特軍政府上臺。就在阿連德政府被推翻的幾個小時後，這幫“芝加哥小子”聚集在一家印刷廠裡，催促著工人印刷一份叫做《智利經濟復興計劃》的文件。第二天中午，這份計劃書已經擺在了皮諾切特的辦公桌上。
這些年輕的智利經濟學家，均畢業於芝加哥大學，是米爾頓·弗裡德曼的學生，他們因此被稱為“芝加哥小子”。他們給智利經濟開出了一個叫“休克療法”的藥方，主要就是三條：
第一，宣佈所有的企業私有化；第二，政府全面地放松管制；第三，大規模地削減政府的支出。
到了1975年的時候，弗裡德曼覺得智利的改革已經一年半了，他決定飛到智利去給他的學生們打打氣。當他見到皮諾切特的時候，皮諾切特對他說，“休克療法”已經搞了一年多，好像經濟並沒有復甦，反而有點混亂了，應該怎麼辦？大師說，你唯一做錯的地方是改得不夠快，不夠徹底！你應該更加推行私有化，政府應該更加放松管制，你應該更大幅度削減政府的投資和支出。
但是，遺憾的是，弗裡德曼的“休克療法”似乎沒有拯救智利。一位叫弗蘭克的智利經濟學家，他也曾是弗裡德曼的學生，在一封致弗裡德曼的公開信中披露：在阿連德時代，一個普通的工薪階層，用其17%的收入就足夠支付食物和交通費，但在皮諾切特時代，普通工薪階層用其收入的74%，只夠購買麵包一項支出。
皮諾切特一共在位17年，是一位實際意義的獨裁者，他多次變更經濟政策，直到80年代中期，智利經濟才穩定下來，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皮諾切特又把銀行和資源型企業收歸國有化，一家國有銅業公司貢獻了全國出口收入的85%。
“芝加哥小子”在智利的試驗，成為經濟學界的一樁公案，政治的高度獨裁與經濟的極端自由化，一直在錯配中痛苦而無解地博弈。在這裡，我們似乎又讀到了凱恩斯與哈耶克當年的那次小小的交鋒。
弗裡德曼一直不承認失敗。1988年9月，中國爆發嚴重的通貨膨脹，在張五常的陪同下，弗裡德曼訪華，時任領導人感嘆說，中國的問題非常複雜，如同一隻老鼠有很多條尾巴。弗裡德曼脫口而出：那好辦，把它們一次性地剪掉就行了。
弗裡德曼的故事告訴我們，就如同沒有一家商學院可以教出比爾·蓋茨或馬雲一樣，沒有一本經濟學教材或某個學派，可以為一國經濟開出現成的改革藥方。在某種意義上，這不是凱恩斯的錯，也不是弗裡德曼的錯。
即便在關於美國國內的經濟政策上，他也並不總是對的。譬如，他在很長時間裡不信任獨立的美聯儲。他主張在通貨膨脹與貨幣供給之間建立一個緊密而穩定的連結關係。
可是，現實的問題是，控制貨幣供應在實施上遠比理論要難得多。直到2006年，格林斯潘卸任時，弗裡德曼在《華爾街日報》撰文承認，他低估了美聯儲或格林斯潘的能力。
自由、私有、市場這三個詞是密切相關的。在這裡，自由是指沒有管制的、開放的市場。——米爾頓·弗裡德曼
文 / 吳曉波（吳曉波頻道）
在哈耶克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兩年後，1976年，瑞典皇家學院把這個獎項頒給了米爾頓·弗裡德曼，一個身高不足1米6的、講話聲音很響的“矮巨人”。
在凱恩斯主義大行其道的戰後二十年，正是哈耶克和弗裡德曼以異類的姿態捍衛了新自由主義的尊嚴，使自亞當·斯密以來所形成的傳統沒有被氾濫的自負淹沒。而也是弗裡德曼一代人，讓經濟學創新的重心從老歐洲轉移到了北美新大陸。
弗裡德曼活了94歲，一生著作等身，在這裡向大家推薦的是他的《自由選擇》。
1912年，弗裡德曼出生於紐約市布魯克林區的一個工人家庭，他的父母是從烏克蘭移民到美國的猶太人。弗裡德曼回憶說，讀小學的時候，在人堆裡，大家都看不到他，因此他非常愛與人爭論，聲音還很大，所以同學們給他取了一個外號，叫“瞎囉”（膚淺的意思）。
20歲時，弗裡德曼到芝加哥大學修讀經濟學碩士，上第一堂課時，座位是以姓氏字母編排，他緊隨一名叫羅絲的女生之後。兩人6年後結婚，從此終生不渝，相伴68年。弗裡德曼曾說，他的每部作品無一不被羅絲審閱。
弗裡德曼一生好辯，樂此不疲。跟凱恩斯及以後的克魯格曼等明星經濟學家一樣，弗裡德曼樂於為大眾新聞媒體撰稿，並能夠深入淺出地表述自己的觀點。他曾為《新聞週刊》寫了18年的專欄，還曾在電視臺主持一檔名為《選擇的自由》的系列節目，後來，節目內容結集出版，成了他平生的第一本暢銷書，也就是我們今天講的這本《自由選擇》。
在1975年，他寫了一篇題為《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的專欄，這個標題流行至今。弗裡德曼認為，任何商品都有一個價格，這個價格是由勞動力成本、流通成本、稅收以及企業家的預期決定的，但如果一個商品的價格低於市場價的話，那意味著有人對它做了補貼。這個補貼的角色有的是政府，有的是企業。
如果政府提供了低於市場價的商品，意味著政府用納稅人的錢做了補貼。所以弗裡德曼認為，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免費”的午餐，其實是全世界最昂貴的。
弗裡德曼極端崇尚自由，他認為“一個把平等置於自由之上的社會，兩者都得不到。相反，一個把自由置於平等之上的社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兩者兼得”。因此，他認為，一個健康的市場經濟，應該是由私有資本所主導的，而這個市場最基本的環境就必須是自由的。
對政府幹預經濟的行為，弗裡德曼保持極大的警惕，並強調充分的“法治”。他表達過一個跟哈耶克很近似的觀點：“已經集中起來的權力，不會由於創造它的那些人的良好願望而變得無害。”他的理論信徒、美國總統里根曾經多次引用他的另外一句名言：“政府才是導致今天經濟不穩定的主要根源。”
弗裡德曼創立了貨幣學派。他曾著有《美國貨幣史：1867—1960》，這本書是美國經濟學界研究貨幣的入門級殿堂作品。在這本書中，弗裡德曼提出了一個觀點：因為市場的配置是自由的，政府不應該進行管制，所以政府在貨幣的供給上，應該向市場宣佈一個長期的貨幣供應量。
但在凱恩斯主義者看來，如果政府做出長期貨幣穩定的承諾的話，政府就會缺乏調節市場的能力。
因此，弗裡德曼的主張跟凱恩斯主義形成了一種對立面。
晚年的弗裡德曼因而抱怨說：“50年前，我們只是被主流思想嘲弄的一小撮人。”
弗裡德曼生活的20世紀，正是美國崛起的一百年，在經濟霸權日漸形成的時候，他們需要在經濟學理論上獲得相應的話語權。
在當時的芝加哥大學，聚集了一大批像弗裡德曼這樣的雄心勃勃的年輕人，其中還包括喬治·斯蒂格勒、羅納德·科斯等人，他們年紀相近，氣味相投，各自為戰，互相提攜，終而形成了近半個世紀以來最為顯赫的芝加哥學派。
1970年代之後，先後有六位芝加哥大學的教授或在芝大讀過書的學者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遠超其他任何學派。弗裡德曼甚至曾經打趣地說，獲諾貝爾經濟學獎需要三項條件：男性、美國公民、芝加哥大學。
經濟學原本就是一門濟世之學，既有屠龍之術，當有用武之地。1970年代，拉美地區爆發一連串的政治動盪，美國勢力頻頻插手，而作為經濟學家的弗裡德曼們自然不肯落於人後，他們開始向拉美輸出美國經驗。
1973年9月11日，智利發生政變，左翼的阿連德政權被推翻，親美的皮諾切特軍政府上臺。就在阿連德政府被推翻的幾個小時後，這幫“芝加哥小子”聚集在一家印刷廠裡，催促著工人印刷一份叫做《智利經濟復興計劃》的文件。第二天中午，這份計劃書已經擺在了皮諾切特的辦公桌上。
這些年輕的智利經濟學家，均畢業於芝加哥大學，是米爾頓·弗裡德曼的學生，他們因此被稱為“芝加哥小子”。他們給智利經濟開出了一個叫“休克療法”的藥方，主要就是三條：
第一，宣佈所有的企業私有化；第二，政府全面地放松管制；第三，大規模地削減政府的支出。
到了1975年的時候，弗裡德曼覺得智利的改革已經一年半了，他決定飛到智利去給他的學生們打打氣。當他見到皮諾切特的時候，皮諾切特對他說，“休克療法”已經搞了一年多，好像經濟並沒有復甦，反而有點混亂了，應該怎麼辦？大師說，你唯一做錯的地方是改得不夠快，不夠徹底！你應該更加推行私有化，政府應該更加放松管制，你應該更大幅度削減政府的投資和支出。
但是，遺憾的是，弗裡德曼的“休克療法”似乎沒有拯救智利。一位叫弗蘭克的智利經濟學家，他也曾是弗裡德曼的學生，在一封致弗裡德曼的公開信中披露：在阿連德時代，一個普通的工薪階層，用其17%的收入就足夠支付食物和交通費，但在皮諾切特時代，普通工薪階層用其收入的74%，只夠購買麵包一項支出。
皮諾切特一共在位17年，是一位實際意義的獨裁者，他多次變更經濟政策，直到80年代中期，智利經濟才穩定下來，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皮諾切特又把銀行和資源型企業收歸國有化，一家國有銅業公司貢獻了全國出口收入的85%。
“芝加哥小子”在智利的試驗，成為經濟學界的一樁公案，政治的高度獨裁與經濟的極端自由化，一直在錯配中痛苦而無解地博弈。在這裡，我們似乎又讀到了凱恩斯與哈耶克當年的那次小小的交鋒。
弗裡德曼一直不承認失敗。1988年9月，中國爆發嚴重的通貨膨脹，在張五常的陪同下，弗裡德曼訪華，時任領導人感嘆說，中國的問題非常複雜，如同一隻老鼠有很多條尾巴。弗裡德曼脫口而出：那好辦，把它們一次性地剪掉就行了。
弗裡德曼的故事告訴我們，就如同沒有一家商學院可以教出比爾·蓋茨或馬雲一樣，沒有一本經濟學教材或某個學派，可以為一國經濟開出現成的改革藥方。在某種意義上，這不是凱恩斯的錯，也不是弗裡德曼的錯。
即便在關於美國國內的經濟政策上，他也並不總是對的。譬如，他在很長時間裡不信任獨立的美聯儲。他主張在通貨膨脹與貨幣供給之間建立一個緊密而穩定的連結關係。
可是，現實的問題是，控制貨幣供應在實施上遠比理論要難得多。直到2006年，格林斯潘卸任時，弗裡德曼在《華爾街日報》撰文承認，他低估了美聯儲或格林斯潘的能力。
弗裡德曼的學生兼同事、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加里·貝克爾是這麼評價弗裡德曼的：“他能以最簡單的語言表達最艱深的經濟理論”。
弗裡德曼非常雄辯，口才極好，但在他晚年的時候，對於名聲帶給他的思想上的寂寞，也有點無奈。在《兩個幸運的人》一書中，他自嘲說，自從自己成為學術權威後，只有老妻羅絲是唯一膽敢跟他辯論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