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村有三個生產隊，一隊社員多住村東，叫“東隊”；三隊社員多住村西，叫“西隊”。二隊社員多住村中，隊部也在村子的正中心。我家在二隊，因為後蓋的房子，所以一直住在村邊。
我們隊的隊部是個大院套，正房五間裝農具雜物，東廂房四間是糧倉，西廂房六間是馬號馬棚。這院子本是張瞎子的住宅，張瞎子雖是個地主，但從他來到這裡開荒種地，一直到土改解放卻依然住著草房，而作為二百多口人的生產隊部，從拉馬入社直到分田到戶也沒有絲毫地改變，直到八十年代把它扒掉蓋起了新房。
生產隊是當時最小的基層組織，但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大小幹部，各負其責。從生產到分配，也算按部就班，一絲不亂。
一、班子：生產隊的領導機構叫“隊委會”，有隊長一名，副隊長一名，婦女隊長一名（後來又加了個政治隊長，不久撤銷）、會計員一名，出納員一名，保管員一名，車馬組長一名，打頭的一名，記工員一名。這些人都享受工分補貼，從300--500分不等。
隊長負責全面，副隊長負責生產，會計負責賬目，出納員負責錢糧，保管員負責倉庫，車馬組長負責車馬——車馬單獨幹活，須有專人帶領；打頭的掌握出工收工時間——鏟地割地，他幹到哪大夥跟到哪；記工員負責記工——社員都有自己的工分手冊，每月跟記工員核對一次。
領導班子成員，由全體（四類分子除外）社員一年一次海選產生。不過，我們隊的老隊長德高望重，只要他願幹，隊長這活兒別人就沾不上邊兒。
那年，有個叫賈某成的青年想當隊長，因為我倆關係較好，選舉時我就投了他一票，哥哥知道後立刻把我罵了一頓，說選個好人大家跟著得利，選個孬種大家跟著吃虧。其實這事兒人人都懂，只是小孩子缺少責任心，誰給幾句好話就跟誰跑了。最氣人的是幾個不著調的小青年，老拿選票鬧著玩兒，你寫“一隻眼”他寫“二瞎子”，弄得人們哭笑不得——滿孃家的老二叫長生，小個兒大頭，還是個陰陽眼，一睜一閉，總是睡不醒的樣子。有人叫他一隻眼，也有人叫他二瞎子。二瞎子懶惰窩囊，三十多歲也沒娶上媳婦。
二、馬號：馬號是飼養員的休息室，也是生產隊辦公和開會的地方。一鋪大炕幾條板凳，沒事兒的時候，社員們就聚在那裡打撲克扯閒篇兒，有時家裡來親戚住不開，也可以去那兒找宿。餵馬的石大爺當過二神會唱粉詞兒，是南北二屯有名的歌手，《探妹》《西廂》《寡婦難》《清水河》送情郎》《十八摸》什麼都會。所以，那時的馬號一直是個很有人氣兒的地方。特別是我，跟石大爺最好，所以不論颳風下雨，每天都要到那兒呆上一會兒。
三、車馬：我們隊共有十幾頭牛十來匹馬一頭騾子。牛馬的飼料是穀草，外加一點兒高粱豆餅和食鹽，但飼養員有時貪汙，能吃到牲口嘴裡的也就微乎其微了。聽說關裡家用苞米杆喂牛，我們那裡從來不用。
我家剛下鄉時用的還是花軲轆車，有兩輪和四輪的。兩輪的如今在影視劇中常見，而四輪的則完全消失了蹤影——車身窄長，前邊兩個小軲轆中間有立軸，可轉向，容量雖大，但沉重笨拙，一到雨季幾乎寸步難行。膠輪馬車出現於社教前後，平板雙輪，可充氣，有軸承，是當時農村主要的運輸工具。
馬車要有轅馬，轅馬不光是拉車的主力，也關乎行車的速度和安全，所以必須高大健壯性情溫良，否則，使用起來很難駕馭。有一種笨手笨腳的老闆子，趕牛車還湊合，一趕馬車就毛了。
轅馬的套具較複雜，計有夾板——車套前端的兩個一尺多長的木棍，夾住馬脖以便拉套；套包——用苞米葉編成的橢形圓圈，用來墊住夾板，以防磨壞馬脖；鞍子——與坐騎的鞍子不同，是一塊弧形木板，形似拱橋，以防“搭悠”磨壞馬背；搭悠——系在兩轅前邊的一條皮帶，搭於馬背的鞍子上邊抬起車轅；肚帶——系在兩轅中間的一根皮條，欄在馬肚之下，以防車轅上揚；後鞧——系在車轅後邊的一根皮帶，兜住馬臀，用以後退時給力。牛車套具與馬車大體相同，只是把夾板換成了鞅子。鞅子是根一尺多長的人字形圓木，恰巧卡住牛嶺（牛頭後凸起的脊骨）。老牛皮厚，不會磨傷。
趕車要用鞭子，鞭杆是用三根毛竹擰成的麻花勁兒，下邊有一長約二尺的木製鞭托兒。鞭繩由皮條編制而成，大鞭繩長約兩米，小鞭繩長約一米半，末尾有一根細皮鞭梢兒，抽在牲口身上很疼，但是傷不著筋骨——趕車除了使用鞭子，還要熟悉口令：前進是“駕”，後退是“哨”，拐彎是“喔”，停止是“魚”。如果掌握不準，牲口就會亂跑。
牛馬雖是動物，但是性情卻各自不同：有的暴烈，有的倔強，有的偷懶耍滑，有的吃苦耐勞。就說那頭大青牛吧，高大健壯而且溫順勤快，連婦女小孩兒也能使喚。社員們都把它當做心肝寶貝，不但單槽餵養，幹活兒時也捨不得鞭打一下。可惜有次趕車人口令混亂，大車跌進了路邊的深溝，大青被挫斷兩腿成了殘廢。老隊長說要殺掉吃肉，大夥都不同意。可是一頭牲口，總不能白搭草料幹養著吧？結果爭論了幾天還是殺了。
那天我家包了一頓牛肉餃子，哥哥吃了兩個把筷子一扔說：“可憐咱的大青啊！今後怕是再也使喚不著那樣的好牲口了！”母親也跟著嘆息：“唉，大青死得冤啊，但願它來世投胎做個人吧！”
四、分紅：是指生產隊將一年的純收入，根據勞動所得一次性地分配給社員，但與現代股份公司的按股分紅不同，是一種簡單的按勞計酬。因為農村只有秋收賣糧之後才有現錢，所以，生產隊實行的都是工分制。我當過二年記工員，類似工廠的統計，即按照不同的工種，把每個社員每天應得的工分記賬，按月累計，年終彙總，統一報給會計。
當時，我們隊的工分情況大體是：春播10分；夏鋤10分；秋收按壟計算，每壟3分；打場按天計算，每天12分。一個整勞力如果出滿勤，一年大抵可掙3500—3600分。飼養員車老闆等固定工，與整勞力相同。婦女小孩屬於輔助勞力，掙的工分自然少些。但我們這裡嚴格執行同工同酬，不論男女老少，只要工種和工作量相同，就掙一樣的工分，沒有歧視現象。
分紅前要進行核算，而社員們最關心的是日值——工分報給會計後，會計根據一年的總收入，扣除生產成本和各項提留，按每天平均10分計算，得出一個勞動日所應得的現金報酬。比如，總工分是10萬個，等於1萬個勞動日，如果用於分紅的現金是15000元，日值即為1·5元。
分紅時要做出非常詳細的分配方案，報到公社審批。因為幹部一年一選，缺乏長遠打算，為了追求當年成績，往往虛報收入，提高日值，分光提留甚至生產資金，從而嚴重影響下一年的生產。不過，一個沒有責任感的群體，外界的監督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所以到了文革後期，幾乎隊隊都是空殼兒——當時叫“空殼隊”。
我們這裡地處三江平原的半山區，土質肥沃，旱澇保收，平均每年日值最低2元。一個整勞力，以3500分計算，一年的收入就是700元，這在全國大概也是一流的。但孩子多勞力少的家庭，去掉吃米燒柴，還是有不少欠著三角債的。後來看過一些資料，說當年有些地方的日值不到1角。至今我也想不明白，那裡的農民究竟是怎麼活過來的——聽村裡當兵的講過一個笑話：有個四川兵，一天半夜鑽在床底下不出來。班長問他幹什麼，他說他丟了一分錢。班長順手扔了一分錢給他說“別找了，睡覺！”可他依然在找。班長說“我不是給你一分錢了嗎？咋還不睡？”他說“班長，如果我把那一分找著，不就是二分了嗎？”
大夥聽了都笑。當時的郵票是八分錢一張，一分錢的價值可想而知。
注一：毛了，指馬驚狂奔。
注二：提留，主要是公積金和公益金。公積金用於擴大生產，公益金用於改善社員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