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村規模巨大，地域廣闊，世紀之交發生的農村鉅變正在影響著我們的生活。總體來講，當下的農村社會大到整體格局，小到生活日常，無不與時代發生著關係。社會在進步，我們的村莊也在隨之改變。

文 | 賀雪峰 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本文為瞭望智庫書摘，摘編自《最後一公里村莊》，不代表瞭望智庫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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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莊有類型

以長江流域為典型的中部地區農村，村莊內缺少強有力的建立在血緣基礎上的行動結構，農民往往以戶為單位行動，甚至兄弟分家之後也缺少責任連帶關係，村莊內部高度原子化。這種內部缺少宗族結構、缺乏行動力的小親族結構的村莊，就是原子化程度很高的農村，我們稱其為分散型村莊。地處中國中部的長江流域，農村大多為分散型村莊結構，典型如雲貴、川渝、湖北大部、安徽大部、江浙、湘中湘北。此外，東北地區的農村，因為開發時期比較晚，建村時間比較短，其村莊結構與長江流域極為相似，因此也被我們劃入中部分散型村莊。

②東西差異：農民收入的分層

在村莊結構的維度以外，經濟發展水平也存在顯著的區域差異，這些差異的典型表現不是南中北的差異而是東中西的差異，即總體來講，東部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比較快，市場化程度比較高，是人口流入地區，而中西部農村經濟發展比較慢，人口大量從農村流出，農村自給自足的經濟仍然佔有相當比重。因此，經濟發達程度，可以大致將中國農村分為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的農村和中西部欠發達地區的農村。東部地區數量不大，但地位重要，主要集中在“長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地區，以及山東、遼寧、福建沿海地區。中西部地區大都以農業為主，屬於傳統農業型地區，除了東部沿海地區以及大中城市近郊農村，其他農村都屬於中西部地區。

從經濟發展程度上劃分東中西部，落到村莊層面，就有一個十分重要的結構，即村莊內部會出現因為村民收入差異而產生的分層的差異。這樣，我們就以東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將中國不同區域的村莊劃分為三種類型：低度分化村莊，中度分化村莊，高度分化村莊。中西部農村大多為低度分化村莊，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則有更多中高度分化的村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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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有禍福

在富人求異、一般村民求同的進程中，村莊熟人社會即形成了一種以消費論高低的地方性規範，富人通過在村莊內的消費將熟人社會變成了自我實現的場所，富人的場面消費主導了村莊內的文化再生產，成為標準，成為規範，成為對弱勢群體的排斥機制。在富人通過場面消費來主導文化再生產、排斥最弱勢群體為村莊邊緣人的過程中，村莊內的一般村民則苦苦追趕，以免被排斥出局，因此喪失了其消費的主體性和文化再生產的主體性。在村莊這個熟人社會中，三個不同的群體——富人群體、一般村民和貧弱群體，通過面對面的互動，共享了一套由富人群體所發明、主導並暢遊於其中的場面消費與文化再生產，形成了對一般村民極為不利、將貧弱村民排斥出局的公共生活上的政治正確。

這種由富人群體所主導的對一般村民和村莊貧弱群體不利的場面消費，顯示出村莊熟人社會中富人群體的文化消費對其他群體構成面對面的壓力，乃至壓迫、剝削和排斥。在這個過程中，人數很少的富人群體獲得了體面、尊嚴和美好的感受，大多數村民卻疲於奔命，最弱勢群體則被排斥出去，產生強烈的無力感、自卑感，徹底成為村莊中的失敗者，甚至會自暴自棄，被富人所主導的文化與價值自我論證為失敗者。最為重要的是，這個過程是自然而然進行的，是所有人都認同的，是弱勢群體也參與其合法性建構中來的。

在這樣一個合法建立起來的剝削性的場面消費不斷展示的過程中，一般村民苦苦追尋，失敗的邊緣群體退出村莊公共生活與競爭，回到家庭，甚至退到宗教以尋求安慰，這種後退也可以看作是一種無為的反抗。問題是，為什麼作為多數人的一般村民缺少主導自己消費的能力，喪失了文化主導權？

當富人很少時，他們炫富、高消費就只是特例，沒有人跟進。富人無法主導公共生活。而當富人數量有了一定的規模，且一般村民也開始有能力跟從時，少數富人的場面消費就逐漸對所有人產生了示範壓力，這種壓力到了一定程度就會成為霸權性的，就無條件成為所有人必須遵從的規範。但若是村莊中富人群體與一般村民之間的流動性降低，富人群體相對穩定，一般村民也很難再有上升空間，村莊內可能出現結構的固化，比較典型的是富人與一般村民之間出現明顯區隔，彼此的聯繫大幅度下降，各有各的朋友圈，各有各的文化。此時，一般村民反而具有了文化的主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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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有妙招

②隱性收入

當前中國仍然有近 7 億人口生活在農村，其中有接近 3 億農村勞動力。按全國 21 億畝耕地來計算，農村人均耕地不足 10 畝，這樣的經營規模顯然達不到現在農業生產技術條件下勞均 30～50畝的合理規模。也就是說，農業中仍然存在大量剩餘勞動力。

當前農村的勞動力多數是中老年人，他們缺少在城市就業的機會，從事農業生產的機會成本很低。還有部分中青年農村勞動力因為在農村有兼業，或家裡父母太老、子女太小，無法進城務工經商，而留村務農。在當前農民家庭收入統計中，農業收入大約只佔 50%，另有 50% 的收入主要是進城務工所獲工資收入。

從現金上看，農戶家庭收入不高，且主要現金收入來自進城務工經商所獲工資性收入。不過，農業生產是在村社熟人社會裡進行的，有相當一部分農業產品並非面向市場，而是有很高自給自足的成分。自給自足經濟並未計算到農民收入中去，其中吃和住兩個方面尤其值得討論

③吃：庭院經濟

用於自食的糧食、果蔬、肉蛋奶。農民種田必自留口糧，一般情況下都會搞點兒“庭院經濟”，自種蔬菜，栽幾棵果樹，一般都會養雞。大部分農戶仍然養豬，部分農戶喂牛和羊，甚至在自家的池塘裡養魚，閒時撈魚摸蝦，因此，農民家庭可以幾乎不花錢地獲得營養豐富、數量充足、新鮮的有機天然食品。或者說，農民只花很少的錢就可以獲得比城市市民更高質量的農產品。

④住：宅基地經濟

農民住房不要錢。當前全國絕大多數農村地區，農民都已經修建了質量不錯的住房。農民在自家宅基地上建房，成本不高，住房面積不小，農民住自己的房子不用付租金。如果按城市住房消費來計算，農民住自己房子所節省的支出，也是一筆不低的收入。農民仍然在村莊生活時，雖然他們務農收入不高，但他們的消費支出也比較少。將他們在農村自給自足經濟下的消費和收入摺合為現金，進行平價計算，農民實際收入會有一個大幅度的提高。

尤其重要的是，當前中國農村普遍存在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家計模式，也就是說，留村務農的以缺少城市就業機會的中老年人為主，中青年農民則進城務工經商去了。一個農民家庭同時有務農收入和務工收入，農村消費又比較低，這個家庭就可能在保持較高生活質量的情況下，將務工所獲現金儲蓄下來辦大事。收入比較多，消費比較少，年年有餘錢，這樣的農民家庭，不論按市場價計算的收入水平高不高，是否達到小康水平，他們的生活至少是寬裕的，日子過得還是不錯的，甚至是幸福的。

中國農村規模巨大，地域廣闊，世紀之交發生的農村鉅變正在影響著我們的生活。總體來講，當下的農村社會大到整體格局，小到生活日常，無不與時代發生著關係。社會在進步，我們的村莊也在隨之改變。

作者：賀雪峰 來源於:瞭望智庫

“複雜”是中國農村最大的特點

鄉村振興是未來一個時期我國三農工作的總綱領，涉及到的問題面很廣、事很多，而且還很複雜。

在發展不平衡的現實背景下，鄉村的不平衡可能遠勝於城市的不平衡。據調研的所見所聞，好的鄉村完全不輸歐洲，甚至比歐洲美國還好，日本更不在話下——除了衛生狀況可能不如。而真正落後的農村，是生活在東部城市的都市人難以想象的困難。這是第一個複雜性：中國太大，經濟上又太不平衡。此外還有山區和平原、沿海和內陸、漢族和少數民族等等各種各樣的差異，更加增加了農村地區截然不同的情況。

以宅基地為例。研究表明，對中西部地區的大量鄉村而言，農民對宅基地的改革需求並不迫切，相反，他們並不認可宅基地需要什麼大的整體性的改革，更多的是縣市及鄉鎮政府一廂情願。因為宅基地對於他們而言，完全沒有資產概念的價值。但是在東部沿海地區，比如我們調研的浙江義烏、德清等縣市，不論是政府還是農民本身，都表現出強烈的改革需求。即使在浙江省域範圍內，對這一改革的需求強烈程度也存在顯著的差異。對相對欠發達的山區，老百姓真正最迫切的需求其實是解決生活便利性和服務均等性。

正視這種複雜性，就意味著政府在制定規劃、政策的時候，必須保持相當的靈活性，保留縣市、鄉鎮、村莊的自主權。

這就意味著，越高層級的政府，所出的規劃或政策文件就應該是越簡單、越薄。真正應該貫徹底線原則，做一些基礎性的謀劃和導向，而不是事無鉅細地要去“指明方向”，否則必將淪為一紙空文。

要在頂層設計下實現多樣化，且放而不亂，就必須強化鄉村自治。

鄉村自治，是法治下的自治，當然更是黨領導下的自治。但自治終歸是自治，就意味著，除了大原則大方向，更多的事情，具體的事物，還是依靠村民自身：村民委員會或者村小組。這段時間中央在大力宣傳推廣的浙江寧波象山“村民說事”，其本質上就是以自治中心，整合黨建、法律、道德等各項要素，形成一個真正意義上的鄉村自治社會模式。

但是學習借鑑“村民說事”，也要充分考慮到每個村的個體差異。這既有文化的、歷史的差異，更有經濟的和稟賦差異。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象山可以產生“村民說事”、桐鄉可以創造“三治融合”、安吉可以闖出“美麗鄉村”，都是基於自身的發展基礎和發展邏輯而探索出來的，不可能照搬照抄到其他地方。

比如在中西部調研，我們可以發現，很多村的自治是名存實亡的，村幹部徒有其名而無所事事，自治組織渙散。對於這些鄉村而言，首要的是“找點事做”，比如改善人居環境、整理村莊用地等規定動作，像江西鷹潭餘江那樣，藉此重新組織村組的力量，搭建一個自治的基本架構。

而江蘇、浙江這樣的地方，很多時候村組織的力量不是太弱了，而是太強了，需要一種新的平衡，需要“少折騰”。這種平衡，可以是鄉鎮（政府）層面與村級自治的平衡，也可以通過村書記、村主任和村集體經濟帶頭人三者之間的力量制衡來實現。從這個意義上而言，“一肩挑”也要考慮鄉村的多樣性和複雜性。

鄉村自治當然需要成本，需要經費。

浙江的很多鄉村已經有了相當完善的志願者體系，由退休返鄉或者是鄉村能人組成的鄉賢團隊，一般也具有相當的號召力和凝聚力，可以在很多事情上實現義務勞動。我記得在我小的時候，村子裡發大水，沖毀了河堤，都是村裡組織做義務勞動，根據每家每戶的勞動力安排工時，不出工的（比如在外打工的人家）就以錢來補償。現代的志願者體系與此稍有不同，但基本精神是相通的。

但是志願者只能做簡單的服務，很難做專業的服務，更不能做基建。居家養老服務，村社衛生服務，鄉村的道路建設，城鄉接駁的道路建設，鄉村環境的整治——下水道的設計和建設，環衛設施的建設和運營，諸如此類，都需要錢。

錢從哪裡來呢？目前看來，主要是三個途徑：財政轉移支付，村級集體經濟，村民自願捐助。

主流的觀點大致認為，最靠得住也最應該靠的是村級集體經濟。所以從中央到地方都在強調壯大村級集體經濟，認為這是造血工程，可以長長久久為鄉村建設續血。這當然沒什麼錯，村級集體經濟壯大了，是可以為本村的建設提供更多的資金支持和保障。但我們以最富有的地方來計算好了，蘇州一帶，村級集體經濟平均收入達到上千萬，500萬以下就算是薄弱村了。然而一千萬，對於基礎設施建設而言，恐怕也是杯水車薪吧。譬如，如果某個村子特別好，旅遊優勢很顯著，想要在規劃的交通體系中，爭取一個高速口，這一千萬夠什麼花的嗎？層層疊疊，還沒到施工就花完了吧。

我們必須正視，鄉村建設的主要資金是且應該是財政。

2018年全國的城鄉社區事務支出和農林水事務支出佔全國財政總支出大約20%，這其中不說城市社區，就說山林、水利支出嚴格來說也不能算是財政對農村的支持，這是全社會的生態。

從歷史來看，我國在發展過程中對農村農民的索取是多於給與的，反哺農村、以城帶鄉，最真切的行動就是多給錢。財政不全是城市人口創造的，8億農民同樣貢獻了財政收入，沒有他們的勞動，不會有城市裡的開發區，不會有開發區裡的工廠，不會有城市的大馬路和高樓大廈。既然城市的基礎設施可以財政出錢，城市的環衛運營甚至養老服務都可以政府購買服務，為什麼到了農村，就跑出來要村級集體自己承擔了呢？

我們要改變這種思維，這種城市建設靠財政農村建設靠自己的思維，這種城市還沒建好哪有錢建農村的思維。

怎麼就要先建好城市再建好農村了？農村怎麼就先天地排在第二序列了？城市個個都要賽紐約，才叫建設好嗎？城市建設是無止境的，好還有更好。正如鄉村的落後也是無止境的，差還有更差。到底誰該排第二序列？

我們要清楚地記住，財政花錢為農村修路通橋，整頓環境，美化房前屋後，這是天經地義的，不存在什麼打造盆景沒意義的說法。打造一個是一個，整潔一村是一村。打造一個很幸福，一直打造一直很幸福。財政一下子負擔不了，那就分批分次分年度，五年十年十五年，總有一天都會建好的，但是如果不轉變這個思維，不邁出第一步第二步，就永遠不會有那一天。

最後還是那句話：農村的出路在城市化。

所以我們也不要再惋惜鄉村的凋敝和衰亡，而是應該減少鄉村的數量——這就是在減少財政的壓力，也同時是推進城市化。退一萬步說，提高村莊的人口集聚規模，也便於社會治理，方便村裡人享受更好的公共服務。安土重遷落葉歸根固然是需要尊重的，但沒辦法，我們處在一個發展中的國家，一個還沒有定型還沒有完成現代化的國家，這個階段，一定需要有人犧牲一些東西。犧牲了住在那個祖祖輩輩居住的山村，能換來更好的公共服務和生活設施，至少是失有所償。

城鄉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真正均等化、給予鄉村自治以充分的尊重和自由，是政府要為農村做的最重要的事。其他，比如產業，更多地可以交給市場，讓時間來給我們答案。

作者：龍小少 來源：小竹達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