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鉤沉18：畸形的太平天國模式
從秦始皇以來，經過長期實踐，古代的政權對於神權、君權、相權和兵權這四大權力的分配，早就形成了一個“常規模式”。凡是符合這種，就可以長治久安；如果不符合，就會造成混亂甚至於很快滅亡。
秦始皇像，正是他奠定了兩千多年的皇權專制政體
首先要談的即是中國的神權和君權的關係。與西方封建時代相比，中國人對宗教的態度要淡薄得多。像西方那樣宗教高於世俗政權，由教皇給國王加冕的事情是不會發生的。中國歷史上，某些佛教和道教的宗教領袖卻往往要皇帝來為他加封，即便是神話中的人物，比如太上老君也不例外。這也即是說，神權要依附於君權。在歷史上也有不少造反借宗教來號召民眾，比如東漢末年的黃巾軍崇奉太平道，北宋末年的方臘尊奉摩尼教，等等。但那只是權宜之計，一旦政權穩固了，宗教就會被拋棄。比如朱元璋，起初參加紅巾軍，自是明教教徒，但他一旦羽翼豐滿，就立刻翻臉不認人，將明教斥為“魔教”而加以取締。
在中國歷史上，神權從來只是君權的附屬物，誰能夠最終奪得天下，誰就掌握了話語權，從來沒有發生過神權凌駕於君權之上的現象。這四大權利中，君權、相權和兵權是實，神權卻是虛。誰掌握了君權，誰也就實際上掌握了神權。起事之初利用神權，也只是權宜之計，以後就會逐漸淡化。
但太平天國卻與之相反，在正式建立政權之後，非但沒有弱化宗教的影響，反而不斷強化，一切信天不信人，這不但成為清廷攻擊它的口實，也常常引起自己內部的反感。畢竟裝神弄鬼是堅持不了多久的。過分強化神權，這也是太平天國逐漸脫離“常規”而走向敗亡的一個重要原因。
由於神權和君權合一，中國曆代政權最理想的模式是三權鼎立。如漢初劉邦自掌神權（編造出斬白蛇的神話，自稱赤帝之子，說自己乃是母親和神龍交配生下的“真龍天子”）與君權（推翻秦朝，擊敗項羽），而以蕭何掌相權，韓信掌兵權，結果戰勝了西楚霸王項羽，開創了大漢四百年的基業。隋末唐初的李世民年輕有為，才能遠超劉邦，所以才敢於一段內自掌君權和兵權。他成功登基後，以尚書、中書和門下三省長官共居相職，相互配合和制約，後來又將兵權交給自己信得過的大將，沒有違反三權鼎立的常識，開創了唐王朝三百年的江山。
李世民像
而趙匡胤之所以能結束五十多年來的五代混戰，建立起一個統一的帝國，也是因為他堅持了三權鼎立的結果，重用讀書人，重視文治，尊重相權，恢復了傳統的常規模式。
這樣的一套模式堅持了一千多年，直到朱元璋建立明朝時才被打破。朱元璋是元末天下大亂、群雄逐鹿的最終勝者，他在建立政權之初，堅持重用知識分子，尊重相權，十分的明智。然而等到江山穩固以後，他卻大殺功臣、廢除宰相制，將所有權利收歸己有，實現君主一人專制。這樣的模式，如果是一個精明強幹的皇帝或許可以勉強應付，但如果遇到庸主，大權就會旁落到太監和近臣手裡，從而造成政治腐敗、民不聊生。明朝末年的情況也正是如此。
與上述常規模式相比，我們不難看出，太平天國的政權模式是畸形的。不僅對於神權、君權、相權和兵權未能較為妥當的分配，而且四大權力產生了極為複雜的交叉情況，糾纏不清。
其實太平天國初期是完全可以設計出一套方案來較為妥當的方案的。比如說讓洪秀全掌握神權和君權，馮雲山掌相權，楊秀清掌兵權，這樣的鼎足而立，是符合常規模式的。
著名的太平天國史專家簡又文先生在《太平天國全史》第十七章中所設想的正是這樣的一個方案：“洪氏創業，固以一己曾昇天受命誅妖建國神話為基礎，萬不容將此至高無上的神聖權威輕易落在別人之手，以致太阿倒持，為人挾制。其次，以馮氏之道德、人格、功業、才能、見識及親情（為洪代中表、契親、通家及總角交），本應掌握政權為天王之宰輔，而以秀清任統帥、操軍權，專征伐。如是三權鼎立，而仍以教權為上，主宰全局，則後來內訌之禍庶可得免，而革命全功亦可得成矣。”
馮雲山的劇照
可為什麼太平天國卻做不到這一點呢？簡先生推測的原因是“或者洪、馮當時確受楊氏之多方挾制，實具萬不得已之苦衷，而為實現革命宗旨計，故不得已而妥協讓步。”
簡先生認為洪秀全和馮雲山是因為不得已的苦衷而不能正確分配這四大權力，但筆者認為事情絕不僅僅這麼簡單。筆者認為還有以下幾個原因：一是太平天國的神權過於膨脹；二是洪秀全沒有從政經驗，掌握不了君權；三是對楊秀清和蕭朝貴等實力派太過讓步，馮雲山放棄了相權；四是既有能力又有野心的楊秀清不滿足於保掌握兵權。
這樣一來，太平天國就形成了一個亙古未的畸形的權力分配模式：一是神權明歸於洪秀全，實歸於楊秀清；君權雖歸於洪秀全，但實際上已經被架空；相權全部歸於楊秀清；兵權全部歸於楊秀清。
洪秀全像。洪秀全能力不足也是大權旁落的一個重要原因
這樣的模式當然是不能使各種權力起到互相配合和制約的作用，只能使洪秀全時時受制於人，使得他和楊秀清之間產生摩擦，是無法維持一個穩定的局面的。其中不穩定的因素逐漸增長，內訌也就是不得不發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