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氏是明神宗朱翊鈞的貴妃，大興（今北京大興）人。她是一個嗜權如命的女強人，攪得萬曆一朝宮廷鬥爭波瀾起伏，成為明末社會不安定的重要因素；她也是一個敢與命運抗爭的風流人物，為了兒子和自己的名份始終在拼搏，還獲得了神宗忠貞不渝的愛情。
神宗朱翊鈞並不愛皇后。當年，禮部奉慈聖皇太后旨意，選出錦衣衛指揮使王偉的長女王氏為皇后，並由張居正等人主持，完成了皇帝的大婚典禮。對於16歲的神宗來說，他和這位13歲少女的結婚，完全是依從母后慈聖的願望，所以對皇后一點好感都沒有，更不用說愛情了。太后年高，望孫心切，在她心中對孫子的企盼是越早越好、越多越好。按照祖制，皇后一經冊立，皇帝就可以再冊立其他妃嬪，她們都可以為皇帝生兒育女。但是神宗皇帝不只是對這位王皇后沒有好感，對那些妃嬪也同樣毫無興趣，一直到鄭氏出現才發生改變。
鄭氏初入宮時，級別很低，位在淑嬪。但她容貌美豔出眾，並且機智聰敏，愛讀書、有謀略，更善於逢迎。由於鄭淑嬪對神宗十分關心，主動鼓勵他親政，讓神宗很是驚喜，尤其是她不像別的妃嬪一樣面對皇帝總是低眉彎腰，一副奴才相，反而公然抱住皇帝，摸他的腦袋，這種“大不敬”的“野蠻”行為，使她顯得與眾不同，這更讓神宗相見恨晚，把她引為知己而極為寵愛，不到三年就把她由淑嬪升為德妃，地位竟和皇長子的母親王恭妃持平，顯然此時神宗對鄭德妃的寵愛和倚重是無以復加的。而正是神宗和這位少女的熱戀終生不渝，史書上一般認為由此埋下了明朝一個極為嚴重的政治隱患，最終導致大明帝國身受重創而最終沉淪。
對於鄭德妃來說，由於深受神宗寵愛，萬曆十一年生下朱軒姝，即雲和公主，神宗次女，被晉封為貴妃，地位在王恭妃之上了，然後她再接再厲，終於在萬曆十四年又生下一子，即三皇子福王朱常洵，神宗一高興就再晉封為皇貴妃，地位僅次於皇后。當鄭貴妃在宮中的崇高地位穩固了，其野心和私慾也就逐漸膨脹起來。因為在宮廷中，一個女子的最高願望無非是爭得皇帝的寵幸，當上皇后，從而光宗耀祖，顯達門庭。鄭貴妃要達到這一目的，首先就得把自己的兒子推上太子之位，然後母以子貴，自己再做皇后，而當時最大的障礙就是皇長子朱常洛。
朱常洛的出生原本帶有很大的偶然性，按神宗的眼光看，這是個在錯誤的時間中，錯誤的行為和錯誤的對象所造成的錯誤結果。那次神宗下朝後，去慈寧宮拜見李太后，不巧李太后不在，剛想退出，走過一位太后的侍女王氏，神宗雖然那時對嬪妃不感興趣，但一見王宮女眉清目秀，突然心裡一動，忍不住調情一番，最後在慈寧宮的陽臺上強迫與王宮女成就好事，私幸完就離開了慈寧宮，以後也沒把王宮女記在心裡。讓神宗沒想到的是，身邊除了貼身太監陪著以外，還有文房太監隨時跟著，其職責是把皇帝的一舉一動都一絲不拉的記錄在《內起居注》上，這事自然給記了下來。幾個月後，王宮女肚子竟大起來，李太后一問一查，有記錄在案，神宗抵賴不了，只得遵照李太后的旨意，冊封王宮女為恭妃，到萬曆十年八月，王恭妃生下了皇長子朱常洛，也就是後來的明代第十四位天子即光宗皇帝。
鄭貴妃生下神宗的第三子朱常洵後，“國本之爭”由此揭開了帷幕。鄭貴妃的兒子不是皇長子，這讓她很不爽。按禮，母以子為貴，皇長子的母親王恭妃，地位僅可略次於皇后，除皇后之外，沒有一個有資格可以位居其上的。鄭貴妃因生子而晉封為皇貴妃，地位僅次於皇后，比皇長子母親王恭妃要高兩級了，因而整天纏著神宗要立兒子朱常洵為太子。神宗寵幸鄭貴妃，自然對朱常洵十分喜愛，而對朱常洛如對王恭妃一樣的冷淡，所以他也有立朱常洵為太子之意。但是，那些堅持正統“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的朝廷大臣們，早已把皇長子朱常洛看作是未來的皇帝。鄭貴妃一入宮即受神宗寵幸，後來冊封為貴妃，顯然是於禮有違的，這讓飽受正統禮法薰陶的朝廷大臣很難接受，當得知她又被封為皇貴妃時，朝廷內外一片震驚。眾大臣見鄭貴妃如此受寵，認為將來免不了會出現廢長立幼的情況，要是不及時制止，後代史書上必說本朝大臣失職嚴重。於是大臣們紛紛上奏要求按照無嫡立長的老規矩，立朱常洛為太子。立儲的奏章像雪片一樣往京城宮中鋪天蓋地襲來，開始神宗很憤怒，誰上奏就罷官、貶官或責打板子。然而，大臣們在被罷被貶被杖之後，卻能以敢於廷爭面折而聲名天下，並且名垂“竹帛”，因此冒險沽名釣譽的人也就絡繹不絕。神宗面對這些前仆後繼的勸諫者，時間長了也就筋疲力盡，不知如何是好。但這也使他不敢宣佈立朱常洵為太子，要是立非長子為太子，勢必會遭到眾人更加激烈的反對。這時鄭貴妃出謀劃策，說：“何不把這些奏章一概留中，看看這些鄉巴佬還能怎樣？”神宗便採納了鄭貴妃的建議，對立儲之事一拖再拖，以待時機。《明史·神宗本紀》：“儲位久不定，廷臣交章固請，皆不聽。”這辦法還很靈，時間一長，拿這說事的人逐漸少了。
神宗身體不好，老是因病臥床不起，經常不上早朝。鄭貴妃見朝廷中有許多大臣攻擊自己，也害怕神宗被大臣說服，與己不利，便極力唆使神宗儘量少和朝廷中官員見面，於是神宗從萬曆十八年開始，不再上朝理政，終日與鄭貴妃廝守在一起，或是與太監、宮女做遊戲，尋歡作樂。他除了關心如何廢長立幼以外，任何朝政大事，諸如地方和中央官員補缺、有關國計民生的措施都不聞不問，甚至連宮廷失火都懶得顧問，搞得朝廷內各崗位空缺很多，辦事效率十分低下。孟森的《明清史講義》內稱神宗晚期為“醉夢之期”，並說此期神宗的特點是“怠於臨朝，勇於斂財，不郊不廟不朝者三十年，與外廷隔絕”，但大臣們還是不屈不饒地找機會上奏立儲之事。
這一年，給事中姜應麟上書，又一次提出儘快立皇長子朱常洛為太子，以避免朝廷中的流言飛語。神宗看過姜應麟的奏章後，頓時大怒，在鄭貴妃唆使下神宗乾脆下旨，道：“立儲自有長幼之分，姜應麟懷疑君主，顯擺耿直，應該降級到邊遠地區任雜職。”御旨一下，姜應麟即被貶往大同境內。不料旨中有“立儲自有長幼”一語，實際上等於肯定了皇長子的地位，那些精明的大臣們看了都心照不宣。神宗起初沒有察覺，等到後來眾大臣抓住把柄，要求皇上實現諾言，按照“立儲自有長幼”原則趕快立太子時，方才恍然大悟，為這失策懊悔不及。但因為聖旨既下，已無法挽回，經過與鄭貴妃的又一番密謀，決定還是使用慣常伎倆，拖延不辦。為此，神宗出面對群臣說：“皇長子方才6歲，年紀尚幼，這時候談立儲，實非所宜。”神宗原以為，這麼一說就能矇混過去了，可是奏章反而因此有增無減。因為神宗本人就是在6歲的時候被立為皇太子的，大臣們自然要以此為由來辯駁。大學士申時行還以前例上奏道：“祖宗朝立皇太子，英宗以二歲，孝宗以六歲，武宗以一歲，成憲具在。”此時，人多口眾，神宗搞得疲憊不堪，只好自己定出期限，讓首輔傳諭諸大臣，說立儲一事應到萬曆二十年議行，要諸臣安心等待，不要再為此驚擾聖上。
立儲之事雖然又延了期，但鄭貴妃眼看大臣們誓不罷休的樣子，形勢對自己不利，於是左思右想，又想出一個“待嫡”之說，要神宗加以宣諭。於是神宗在給朝臣的詔書中說“想待嫡子”，就是要等王皇后生子。因為抬出了嫡子，其他所有的皇子便都成了平頭弟兄，既然都不是嫡子，也都沒有什麼當立為儲的特權。禮法上所謂“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皇長子之所以不同於諸子，正是由於他是符合於“無嫡立長”這一條的。而王皇后多年不生育，且身體多病，所以這一說還沒等公議，就被大臣們毫不客氣地推翻了。
鄭貴妃見此計不成，轉眼又想出了一招，請求神宗來個“三王並封”。所謂“三王並封”，就是在建儲之前，先把皇長子朱常洛、皇三子朱常洵和另一個皇子朱常浩三人都封王，只要三人同時封王，彼此就都別無二致。鄭貴妃讓神宗交與閣臣擬旨，大臣們仔細一研究，認為這又是鄭貴妃為抑制皇長子佈下的一個陷阱，是鄭貴妃為自己的下一步所做的鋪墊，這道諭旨當然也就不了了之。
幾次碰壁之後，鄭貴妃急了，就乾脆纏住神宗，喋喋不休，非要神宗答應立朱常洵為太子。要笑臉？不答應不給；要臨幸？不答應也不給，搞得神宗沒辦法，只好和鄭貴妃到大高元殿，祗謁神明，約定以朱常洵為太子，由神宗親筆寫下《賜誓書》，裝進一個玉盒，封住後由鄭貴妃保管。
時間拖到萬曆二十八年，皇長子朱常洛已十八歲，該結婚了。大臣們紛紛上奏，要求先冊封太子然後大婚，神宗也感到再拖下去不行了。這時，鄭貴妃拿來玉盒，堅決要求神宗履行諾言。神宗心動了，他接過玉盒，揭去封條打開一看，不料那張《賜誓書》竟被蟲蛀的破破爛爛了，最為詭異的是常洵二個字被蛀蟲咬了一個大洞，連一筆一劃都沒留下。神宗不禁毛骨悚然，失聲道：“天意啊，朕不能違背天意！”鄭貴妃此時如雷轟頂，傻了一會，竟倒地亂滾，邊哭邊罵，如同潑婦。神宗此時顧不上理她了，大步奔出了西宮，趕緊入朝招人起草詔書，立皇長子朱常洛為太子，萬曆二十九年十月，舉行了立儲儀式，第二年給太子完婚。至此，這場萬曆年間最激烈最複雜的政治事件，前後爭吵達十五年，共逼退首輔四人，部級官員十餘人、涉及中央及地方官員人數三百多位，其中一百多人被罷官、解職、發配，整個帝國為此不得安寧的“國本之爭”，總算告一段落，鄭貴妃在這一重大回閤中終於慘敗了下來。
讓人感到遺憾的是，鄭貴妃一直為後人所唾罵，即使是史學家，給予她的都是否定性的評價，對鄭貴妃的結論難脫紅顏禍水。古人的觀念還好理解，但是現代為數眾多的歷史研究者，其觀點仍多站在萬曆一朝的廷臣那邊，以所謂正統儒家的等級觀念論事。那麼，筆者不得不反問，鄭貴妃為什麼就不能做皇后，難道她天生就該安分守己地做任人宰割的妃嬪？神宗皇帝為什麼就不能有真正的愛情，難道他只該和王恭妃恩恩愛愛？史上改變“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的事件多得很，大臣們堅持不能改變就是正確的，神宗和鄭貴妃欲改變就是錯的？可見在“國本之爭”事件的前後評論中，反映出了一種僵化、保守、人云亦云的思想，彷彿歷史只能走獨木橋，任何變化或者發展都是大逆不道。現代人對歷史人物和事件的評判，如果始終套用傳統的觀點模式，那麼，歷史就永遠是僵硬呆板的，其豐富多彩的真相就永遠不會清晰起來，這對歷史人物是不公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