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與明朝的關係為何如此緊密？得益於兩者深厚的歷史、文化基礎'
文/木子君侃史
明代在中國與朝鮮半島關係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無論是在政治上，還是在經濟、文化上，明朝與朝鮮的聯繫都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個朝代。而兩國間的這種密切聯繫，得益於兩者歷史、文化的深厚基礎。
一、立國思想的一致性
儒家思想是中國漢以後歷代封建王朝最主要的統治思想。明朝建立後，即把儒家思想作為指導思想，完善了禮法兼備的治國方針，並取得了積極的成效，在較短的時間內，醫治了戰亂所造成的創傷，恢復和發展了經濟，建立起了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統治秩序。
朝鮮是世界上傳入孔子思想和儒家學說時間最早、傳播的領域最廣、受到影響最深遠的國家。中朝間由於特殊的地理環境、歷史悠久的友好關係以及朝鮮向來就有崇尚仁俗的優良傳統，因而已經為儒學在朝鮮的普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文/木子君侃史
明代在中國與朝鮮半島關係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無論是在政治上，還是在經濟、文化上，明朝與朝鮮的聯繫都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個朝代。而兩國間的這種密切聯繫，得益於兩者歷史、文化的深厚基礎。
一、立國思想的一致性
儒家思想是中國漢以後歷代封建王朝最主要的統治思想。明朝建立後，即把儒家思想作為指導思想，完善了禮法兼備的治國方針，並取得了積極的成效，在較短的時間內，醫治了戰亂所造成的創傷，恢復和發展了經濟，建立起了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統治秩序。
朝鮮是世界上傳入孔子思想和儒家學說時間最早、傳播的領域最廣、受到影響最深遠的國家。中朝間由於特殊的地理環境、歷史悠久的友好關係以及朝鮮向來就有崇尚仁俗的優良傳統，因而已經為儒學在朝鮮的普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李成桂推翻高麗王朝，建立李朝王朝
使得儒家思想在中國和朝鮮，成為積澱最深的思想文化，成為歷史意識形態的深層結構，也成為連接中國與朝鮮半島歷史關係的深層紐帶。
不過，朝鮮時期居統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己不是先秦、也不是漢代的儒家思想，而是它的新形態、即宋明理學思想。
朱熹理學最早是13世紀末傳入朝鮮半島的。李成桂建立朝鮮王朝後，鑑於高麗王朝後期崇信佛教、不拘禮法、朝綱混亂等弊端，全面推行“斥佛崇儒”的政策，即全面推崇儒學、排斥佛教。
在朝鮮王朝歷代統治者的大力提倡與積極推崇下，儒學取代佛教而居統治地位，獨尊朝鮮半島五百年。
朝鮮王朝是儒學在意識形態領域中處於支配地位的時期，是朝鮮全盤受容和普及儒學的時期。
文/木子君侃史
明代在中國與朝鮮半島關係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無論是在政治上，還是在經濟、文化上，明朝與朝鮮的聯繫都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個朝代。而兩國間的這種密切聯繫，得益於兩者歷史、文化的深厚基礎。
一、立國思想的一致性
儒家思想是中國漢以後歷代封建王朝最主要的統治思想。明朝建立後，即把儒家思想作為指導思想，完善了禮法兼備的治國方針，並取得了積極的成效，在較短的時間內，醫治了戰亂所造成的創傷，恢復和發展了經濟，建立起了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統治秩序。
朝鮮是世界上傳入孔子思想和儒家學說時間最早、傳播的領域最廣、受到影響最深遠的國家。中朝間由於特殊的地理環境、歷史悠久的友好關係以及朝鮮向來就有崇尚仁俗的優良傳統，因而已經為儒學在朝鮮的普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李成桂推翻高麗王朝，建立李朝王朝
使得儒家思想在中國和朝鮮，成為積澱最深的思想文化，成為歷史意識形態的深層結構，也成為連接中國與朝鮮半島歷史關係的深層紐帶。
不過，朝鮮時期居統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己不是先秦、也不是漢代的儒家思想，而是它的新形態、即宋明理學思想。
朱熹理學最早是13世紀末傳入朝鮮半島的。李成桂建立朝鮮王朝後，鑑於高麗王朝後期崇信佛教、不拘禮法、朝綱混亂等弊端，全面推行“斥佛崇儒”的政策，即全面推崇儒學、排斥佛教。
在朝鮮王朝歷代統治者的大力提倡與積極推崇下，儒學取代佛教而居統治地位，獨尊朝鮮半島五百年。
朝鮮王朝是儒學在意識形態領域中處於支配地位的時期，是朝鮮全盤受容和普及儒學的時期。
宋明理學的奠基人：二程
李成桂明確地提出了以程朱理學為其“經邦治國”的指導思想，重用李穡、鄭道傳、權近等一批儒家名士，以程朱理學規劃新王朝藍圖，確立了新王朝的統治秩序。用“孔孟之道”、“三綱五常”規範人民的行為，為自己的統治尋找理論上的依據。立綱紀，明賞罰，勸農桑，獎孝梯，親君子，崇節儉，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受儒家思想指導的政治體制。
君臣討論政事，以經義為最高準則；百姓居家，也以倫常名教為生活信條。儒家思想影響著朝鮮的政治、教育、文化和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既有利於長治久安，又有利於促進兩國的文化交流。因此，朝鮮對明朝的“事大”意識也最為強烈。
文/木子君侃史
明代在中國與朝鮮半島關係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無論是在政治上，還是在經濟、文化上，明朝與朝鮮的聯繫都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個朝代。而兩國間的這種密切聯繫，得益於兩者歷史、文化的深厚基礎。
一、立國思想的一致性
儒家思想是中國漢以後歷代封建王朝最主要的統治思想。明朝建立後，即把儒家思想作為指導思想，完善了禮法兼備的治國方針，並取得了積極的成效，在較短的時間內，醫治了戰亂所造成的創傷，恢復和發展了經濟，建立起了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統治秩序。
朝鮮是世界上傳入孔子思想和儒家學說時間最早、傳播的領域最廣、受到影響最深遠的國家。中朝間由於特殊的地理環境、歷史悠久的友好關係以及朝鮮向來就有崇尚仁俗的優良傳統，因而已經為儒學在朝鮮的普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李成桂推翻高麗王朝，建立李朝王朝
使得儒家思想在中國和朝鮮，成為積澱最深的思想文化，成為歷史意識形態的深層結構，也成為連接中國與朝鮮半島歷史關係的深層紐帶。
不過，朝鮮時期居統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己不是先秦、也不是漢代的儒家思想，而是它的新形態、即宋明理學思想。
朱熹理學最早是13世紀末傳入朝鮮半島的。李成桂建立朝鮮王朝後，鑑於高麗王朝後期崇信佛教、不拘禮法、朝綱混亂等弊端，全面推行“斥佛崇儒”的政策，即全面推崇儒學、排斥佛教。
在朝鮮王朝歷代統治者的大力提倡與積極推崇下，儒學取代佛教而居統治地位，獨尊朝鮮半島五百年。
朝鮮王朝是儒學在意識形態領域中處於支配地位的時期，是朝鮮全盤受容和普及儒學的時期。
宋明理學的奠基人：二程
李成桂明確地提出了以程朱理學為其“經邦治國”的指導思想，重用李穡、鄭道傳、權近等一批儒家名士，以程朱理學規劃新王朝藍圖，確立了新王朝的統治秩序。用“孔孟之道”、“三綱五常”規範人民的行為，為自己的統治尋找理論上的依據。立綱紀，明賞罰，勸農桑，獎孝梯，親君子，崇節儉，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受儒家思想指導的政治體制。
君臣討論政事，以經義為最高準則；百姓居家，也以倫常名教為生活信條。儒家思想影響著朝鮮的政治、教育、文化和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既有利於長治久安，又有利於促進兩國的文化交流。因此，朝鮮對明朝的“事大”意識也最為強烈。
朝鮮時代以孔孟之道治國
“以小事大”，是儒家思想中的一種基本觀點。對此，朝鮮士人李魯曾言：“是故，莫貴於天子，而普天下皆其臣；莫尊於中華，而率土之濱皆其地。君臣之義，賓服之禮，皆理之常然也。”顯然，在李魯看來，朝鮮王朝心悅誠服地成為明朝的藩屬國，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儘管是出自一位士人之口，但是反映了當時朝鮮士人的普遍心態。要對明朝天子盡朝貢、奉正朔，要遵守君臣關係的各種禮制，儒家禮治文化是傳統宗藩外交的文化基礎和動因。
總體來看，朝鮮李朝時期，儒學的傳播、發展及與其民族精神的結合，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因此，朝鮮禮俗之美得到明朝使臣祁順的盛讚：“文物典章，不異中華而遠超他邦。”這是有感而發，也是明朝使臣的切身體驗。
文/木子君侃史
明代在中國與朝鮮半島關係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無論是在政治上，還是在經濟、文化上，明朝與朝鮮的聯繫都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個朝代。而兩國間的這種密切聯繫，得益於兩者歷史、文化的深厚基礎。
一、立國思想的一致性
儒家思想是中國漢以後歷代封建王朝最主要的統治思想。明朝建立後，即把儒家思想作為指導思想，完善了禮法兼備的治國方針，並取得了積極的成效，在較短的時間內，醫治了戰亂所造成的創傷，恢復和發展了經濟，建立起了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統治秩序。
朝鮮是世界上傳入孔子思想和儒家學說時間最早、傳播的領域最廣、受到影響最深遠的國家。中朝間由於特殊的地理環境、歷史悠久的友好關係以及朝鮮向來就有崇尚仁俗的優良傳統，因而已經為儒學在朝鮮的普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李成桂推翻高麗王朝，建立李朝王朝
使得儒家思想在中國和朝鮮，成為積澱最深的思想文化，成為歷史意識形態的深層結構，也成為連接中國與朝鮮半島歷史關係的深層紐帶。
不過，朝鮮時期居統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己不是先秦、也不是漢代的儒家思想，而是它的新形態、即宋明理學思想。
朱熹理學最早是13世紀末傳入朝鮮半島的。李成桂建立朝鮮王朝後，鑑於高麗王朝後期崇信佛教、不拘禮法、朝綱混亂等弊端，全面推行“斥佛崇儒”的政策，即全面推崇儒學、排斥佛教。
在朝鮮王朝歷代統治者的大力提倡與積極推崇下，儒學取代佛教而居統治地位，獨尊朝鮮半島五百年。
朝鮮王朝是儒學在意識形態領域中處於支配地位的時期，是朝鮮全盤受容和普及儒學的時期。
宋明理學的奠基人：二程
李成桂明確地提出了以程朱理學為其“經邦治國”的指導思想，重用李穡、鄭道傳、權近等一批儒家名士，以程朱理學規劃新王朝藍圖，確立了新王朝的統治秩序。用“孔孟之道”、“三綱五常”規範人民的行為，為自己的統治尋找理論上的依據。立綱紀，明賞罰，勸農桑，獎孝梯，親君子，崇節儉，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受儒家思想指導的政治體制。
君臣討論政事，以經義為最高準則；百姓居家，也以倫常名教為生活信條。儒家思想影響著朝鮮的政治、教育、文化和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既有利於長治久安，又有利於促進兩國的文化交流。因此，朝鮮對明朝的“事大”意識也最為強烈。
朝鮮時代以孔孟之道治國
“以小事大”，是儒家思想中的一種基本觀點。對此，朝鮮士人李魯曾言：“是故，莫貴於天子，而普天下皆其臣；莫尊於中華，而率土之濱皆其地。君臣之義，賓服之禮，皆理之常然也。”顯然，在李魯看來，朝鮮王朝心悅誠服地成為明朝的藩屬國，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儘管是出自一位士人之口，但是反映了當時朝鮮士人的普遍心態。要對明朝天子盡朝貢、奉正朔，要遵守君臣關係的各種禮制，儒家禮治文化是傳統宗藩外交的文化基礎和動因。
總體來看，朝鮮李朝時期，儒學的傳播、發展及與其民族精神的結合，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因此，朝鮮禮俗之美得到明朝使臣祁順的盛讚：“文物典章，不異中華而遠超他邦。”這是有感而發，也是明朝使臣的切身體驗。
朝鮮李朝時期，儒學的傳播、發展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二、朝鮮的慕華思想
古代中國對周邊政權和民族形成了一種強大的吸引和向心力量，促使其吸納、學習和效仿。
政治上的“事大”是基於文化上的“慕華”的，“慕華”是朝鮮對明朝的基本文化心態。在與中國長期交往中，朝鮮之思想文化、政治制度都深受中國的影響，形成了以慕華思想為主要特色的小中華思想。
文物禮樂制度仿效中華，是朝鮮王朝慕華的一個重要表徵。
李成桂建國，命鄭道傳仿《周禮》編纂《經國大典》，刑法全部照搬《大明律》，成為其慕華的實質性的體現。明朝中央有吏、戶、禮、兵、刑、工六部，朝鮮則設立吏、戶、禮、兵、刑、工六曹。
文/木子君侃史
明代在中國與朝鮮半島關係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無論是在政治上，還是在經濟、文化上，明朝與朝鮮的聯繫都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個朝代。而兩國間的這種密切聯繫，得益於兩者歷史、文化的深厚基礎。
一、立國思想的一致性
儒家思想是中國漢以後歷代封建王朝最主要的統治思想。明朝建立後，即把儒家思想作為指導思想，完善了禮法兼備的治國方針，並取得了積極的成效，在較短的時間內，醫治了戰亂所造成的創傷，恢復和發展了經濟，建立起了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統治秩序。
朝鮮是世界上傳入孔子思想和儒家學說時間最早、傳播的領域最廣、受到影響最深遠的國家。中朝間由於特殊的地理環境、歷史悠久的友好關係以及朝鮮向來就有崇尚仁俗的優良傳統，因而已經為儒學在朝鮮的普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李成桂推翻高麗王朝，建立李朝王朝
使得儒家思想在中國和朝鮮，成為積澱最深的思想文化，成為歷史意識形態的深層結構，也成為連接中國與朝鮮半島歷史關係的深層紐帶。
不過，朝鮮時期居統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己不是先秦、也不是漢代的儒家思想，而是它的新形態、即宋明理學思想。
朱熹理學最早是13世紀末傳入朝鮮半島的。李成桂建立朝鮮王朝後，鑑於高麗王朝後期崇信佛教、不拘禮法、朝綱混亂等弊端，全面推行“斥佛崇儒”的政策，即全面推崇儒學、排斥佛教。
在朝鮮王朝歷代統治者的大力提倡與積極推崇下，儒學取代佛教而居統治地位，獨尊朝鮮半島五百年。
朝鮮王朝是儒學在意識形態領域中處於支配地位的時期，是朝鮮全盤受容和普及儒學的時期。
宋明理學的奠基人：二程
李成桂明確地提出了以程朱理學為其“經邦治國”的指導思想，重用李穡、鄭道傳、權近等一批儒家名士，以程朱理學規劃新王朝藍圖，確立了新王朝的統治秩序。用“孔孟之道”、“三綱五常”規範人民的行為，為自己的統治尋找理論上的依據。立綱紀，明賞罰，勸農桑，獎孝梯，親君子，崇節儉，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受儒家思想指導的政治體制。
君臣討論政事，以經義為最高準則；百姓居家，也以倫常名教為生活信條。儒家思想影響著朝鮮的政治、教育、文化和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既有利於長治久安，又有利於促進兩國的文化交流。因此，朝鮮對明朝的“事大”意識也最為強烈。
朝鮮時代以孔孟之道治國
“以小事大”，是儒家思想中的一種基本觀點。對此，朝鮮士人李魯曾言：“是故，莫貴於天子，而普天下皆其臣；莫尊於中華，而率土之濱皆其地。君臣之義，賓服之禮，皆理之常然也。”顯然，在李魯看來，朝鮮王朝心悅誠服地成為明朝的藩屬國，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儘管是出自一位士人之口，但是反映了當時朝鮮士人的普遍心態。要對明朝天子盡朝貢、奉正朔，要遵守君臣關係的各種禮制，儒家禮治文化是傳統宗藩外交的文化基礎和動因。
總體來看，朝鮮李朝時期，儒學的傳播、發展及與其民族精神的結合，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因此，朝鮮禮俗之美得到明朝使臣祁順的盛讚：“文物典章，不異中華而遠超他邦。”這是有感而發，也是明朝使臣的切身體驗。
朝鮮李朝時期，儒學的傳播、發展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二、朝鮮的慕華思想
古代中國對周邊政權和民族形成了一種強大的吸引和向心力量，促使其吸納、學習和效仿。
政治上的“事大”是基於文化上的“慕華”的，“慕華”是朝鮮對明朝的基本文化心態。在與中國長期交往中，朝鮮之思想文化、政治制度都深受中國的影響，形成了以慕華思想為主要特色的小中華思想。
文物禮樂制度仿效中華，是朝鮮王朝慕華的一個重要表徵。
李成桂建國，命鄭道傳仿《周禮》編纂《經國大典》，刑法全部照搬《大明律》，成為其慕華的實質性的體現。明朝中央有吏、戶、禮、兵、刑、工六部，朝鮮則設立吏、戶、禮、兵、刑、工六曹。
鄭道傳是朝鮮大儒
朝鮮王朝還沿襲其前朝制度，實行科舉考試，取士制度一尊中華，考試內容仍是中國的“四書”、“五經”之類。朝鮮的科考還設有譯科，其漢語考試要臨文《四書》。甚至於有些地名也襲用中國地名，如“湖南”、“嶺南”、“廣州”等地名。
慕華還體現在朝鮮對孔子的崇拜與儒學的推廣上。
李成桂即位的第六年立太學，次年又於漢城崇教坊立文廟。太學是宣講儒學、培養人才的場所；文廟則是祭祀孔子及其儒門先賢的場所。
從太祖李成桂開始，歷代朝鮮國王都親祭孔子，而太宗等國王一生多次祭祀文廟，並將王子送入太學讀書。從而使得儒學成為朝鮮王朝獨尊的學問，以程朱理學作為治國原則的朝鮮王朝，成為一個真正的儒教國家。
文/木子君侃史
明代在中國與朝鮮半島關係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無論是在政治上，還是在經濟、文化上，明朝與朝鮮的聯繫都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個朝代。而兩國間的這種密切聯繫，得益於兩者歷史、文化的深厚基礎。
一、立國思想的一致性
儒家思想是中國漢以後歷代封建王朝最主要的統治思想。明朝建立後，即把儒家思想作為指導思想，完善了禮法兼備的治國方針，並取得了積極的成效，在較短的時間內，醫治了戰亂所造成的創傷，恢復和發展了經濟，建立起了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統治秩序。
朝鮮是世界上傳入孔子思想和儒家學說時間最早、傳播的領域最廣、受到影響最深遠的國家。中朝間由於特殊的地理環境、歷史悠久的友好關係以及朝鮮向來就有崇尚仁俗的優良傳統，因而已經為儒學在朝鮮的普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李成桂推翻高麗王朝，建立李朝王朝
使得儒家思想在中國和朝鮮，成為積澱最深的思想文化，成為歷史意識形態的深層結構，也成為連接中國與朝鮮半島歷史關係的深層紐帶。
不過，朝鮮時期居統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己不是先秦、也不是漢代的儒家思想，而是它的新形態、即宋明理學思想。
朱熹理學最早是13世紀末傳入朝鮮半島的。李成桂建立朝鮮王朝後，鑑於高麗王朝後期崇信佛教、不拘禮法、朝綱混亂等弊端，全面推行“斥佛崇儒”的政策，即全面推崇儒學、排斥佛教。
在朝鮮王朝歷代統治者的大力提倡與積極推崇下，儒學取代佛教而居統治地位，獨尊朝鮮半島五百年。
朝鮮王朝是儒學在意識形態領域中處於支配地位的時期，是朝鮮全盤受容和普及儒學的時期。
宋明理學的奠基人：二程
李成桂明確地提出了以程朱理學為其“經邦治國”的指導思想，重用李穡、鄭道傳、權近等一批儒家名士，以程朱理學規劃新王朝藍圖，確立了新王朝的統治秩序。用“孔孟之道”、“三綱五常”規範人民的行為，為自己的統治尋找理論上的依據。立綱紀，明賞罰，勸農桑，獎孝梯，親君子，崇節儉，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受儒家思想指導的政治體制。
君臣討論政事，以經義為最高準則；百姓居家，也以倫常名教為生活信條。儒家思想影響著朝鮮的政治、教育、文化和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既有利於長治久安，又有利於促進兩國的文化交流。因此，朝鮮對明朝的“事大”意識也最為強烈。
朝鮮時代以孔孟之道治國
“以小事大”，是儒家思想中的一種基本觀點。對此，朝鮮士人李魯曾言：“是故，莫貴於天子，而普天下皆其臣；莫尊於中華，而率土之濱皆其地。君臣之義，賓服之禮，皆理之常然也。”顯然，在李魯看來，朝鮮王朝心悅誠服地成為明朝的藩屬國，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儘管是出自一位士人之口，但是反映了當時朝鮮士人的普遍心態。要對明朝天子盡朝貢、奉正朔，要遵守君臣關係的各種禮制，儒家禮治文化是傳統宗藩外交的文化基礎和動因。
總體來看，朝鮮李朝時期，儒學的傳播、發展及與其民族精神的結合，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因此，朝鮮禮俗之美得到明朝使臣祁順的盛讚：“文物典章，不異中華而遠超他邦。”這是有感而發，也是明朝使臣的切身體驗。
朝鮮李朝時期，儒學的傳播、發展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二、朝鮮的慕華思想
古代中國對周邊政權和民族形成了一種強大的吸引和向心力量，促使其吸納、學習和效仿。
政治上的“事大”是基於文化上的“慕華”的，“慕華”是朝鮮對明朝的基本文化心態。在與中國長期交往中，朝鮮之思想文化、政治制度都深受中國的影響，形成了以慕華思想為主要特色的小中華思想。
文物禮樂制度仿效中華，是朝鮮王朝慕華的一個重要表徵。
李成桂建國，命鄭道傳仿《周禮》編纂《經國大典》，刑法全部照搬《大明律》，成為其慕華的實質性的體現。明朝中央有吏、戶、禮、兵、刑、工六部，朝鮮則設立吏、戶、禮、兵、刑、工六曹。
鄭道傳是朝鮮大儒
朝鮮王朝還沿襲其前朝制度，實行科舉考試，取士制度一尊中華，考試內容仍是中國的“四書”、“五經”之類。朝鮮的科考還設有譯科，其漢語考試要臨文《四書》。甚至於有些地名也襲用中國地名，如“湖南”、“嶺南”、“廣州”等地名。
慕華還體現在朝鮮對孔子的崇拜與儒學的推廣上。
李成桂即位的第六年立太學，次年又於漢城崇教坊立文廟。太學是宣講儒學、培養人才的場所；文廟則是祭祀孔子及其儒門先賢的場所。
從太祖李成桂開始，歷代朝鮮國王都親祭孔子，而太宗等國王一生多次祭祀文廟，並將王子送入太學讀書。從而使得儒學成為朝鮮王朝獨尊的學問，以程朱理學作為治國原則的朝鮮王朝，成為一個真正的儒教國家。
朝鮮時代的文廟
三、同屬漢字文化圈
中國與朝鮮半島同屬於漢字文化圈。韓國，中國，日本，及越南，歷來都把漢字當作溝通的工具，從而形成了同一個“漢字文化圈”。事實也確實如此，朝鮮在歷史上長期借用漢字做書寫工具，維持並促進了古代文明的發展進程。
漢字是形成“漢字文化圈”的主要文化載體。至少在秦漢時期，漢字就隨大批移民傳入朝鮮半島，並在較長時期內作為朝鮮歷代政府的官方文字，且其歷代的國家典籍、政府往來文書、文化知識的傳播，甚至教育的推廣皆以漢字為載體和媒介。
古老而系統的中國文字在朝鮮半島受到統治者和知識分子的喜愛和重視，他們崇尚中國文化，以掌握漢字，閱讀漢文典籍，寫漢文文章為讀書人的正統。
文/木子君侃史
明代在中國與朝鮮半島關係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無論是在政治上，還是在經濟、文化上，明朝與朝鮮的聯繫都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個朝代。而兩國間的這種密切聯繫，得益於兩者歷史、文化的深厚基礎。
一、立國思想的一致性
儒家思想是中國漢以後歷代封建王朝最主要的統治思想。明朝建立後，即把儒家思想作為指導思想，完善了禮法兼備的治國方針，並取得了積極的成效，在較短的時間內，醫治了戰亂所造成的創傷，恢復和發展了經濟，建立起了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統治秩序。
朝鮮是世界上傳入孔子思想和儒家學說時間最早、傳播的領域最廣、受到影響最深遠的國家。中朝間由於特殊的地理環境、歷史悠久的友好關係以及朝鮮向來就有崇尚仁俗的優良傳統，因而已經為儒學在朝鮮的普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李成桂推翻高麗王朝，建立李朝王朝
使得儒家思想在中國和朝鮮，成為積澱最深的思想文化，成為歷史意識形態的深層結構，也成為連接中國與朝鮮半島歷史關係的深層紐帶。
不過，朝鮮時期居統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己不是先秦、也不是漢代的儒家思想，而是它的新形態、即宋明理學思想。
朱熹理學最早是13世紀末傳入朝鮮半島的。李成桂建立朝鮮王朝後，鑑於高麗王朝後期崇信佛教、不拘禮法、朝綱混亂等弊端，全面推行“斥佛崇儒”的政策，即全面推崇儒學、排斥佛教。
在朝鮮王朝歷代統治者的大力提倡與積極推崇下，儒學取代佛教而居統治地位，獨尊朝鮮半島五百年。
朝鮮王朝是儒學在意識形態領域中處於支配地位的時期，是朝鮮全盤受容和普及儒學的時期。
宋明理學的奠基人：二程
李成桂明確地提出了以程朱理學為其“經邦治國”的指導思想，重用李穡、鄭道傳、權近等一批儒家名士，以程朱理學規劃新王朝藍圖，確立了新王朝的統治秩序。用“孔孟之道”、“三綱五常”規範人民的行為，為自己的統治尋找理論上的依據。立綱紀，明賞罰，勸農桑，獎孝梯，親君子，崇節儉，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受儒家思想指導的政治體制。
君臣討論政事，以經義為最高準則；百姓居家，也以倫常名教為生活信條。儒家思想影響著朝鮮的政治、教育、文化和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既有利於長治久安，又有利於促進兩國的文化交流。因此，朝鮮對明朝的“事大”意識也最為強烈。
朝鮮時代以孔孟之道治國
“以小事大”，是儒家思想中的一種基本觀點。對此，朝鮮士人李魯曾言：“是故，莫貴於天子，而普天下皆其臣；莫尊於中華，而率土之濱皆其地。君臣之義，賓服之禮，皆理之常然也。”顯然，在李魯看來，朝鮮王朝心悅誠服地成為明朝的藩屬國，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儘管是出自一位士人之口，但是反映了當時朝鮮士人的普遍心態。要對明朝天子盡朝貢、奉正朔，要遵守君臣關係的各種禮制，儒家禮治文化是傳統宗藩外交的文化基礎和動因。
總體來看，朝鮮李朝時期，儒學的傳播、發展及與其民族精神的結合，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因此，朝鮮禮俗之美得到明朝使臣祁順的盛讚：“文物典章，不異中華而遠超他邦。”這是有感而發，也是明朝使臣的切身體驗。
朝鮮李朝時期，儒學的傳播、發展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二、朝鮮的慕華思想
古代中國對周邊政權和民族形成了一種強大的吸引和向心力量，促使其吸納、學習和效仿。
政治上的“事大”是基於文化上的“慕華”的，“慕華”是朝鮮對明朝的基本文化心態。在與中國長期交往中，朝鮮之思想文化、政治制度都深受中國的影響，形成了以慕華思想為主要特色的小中華思想。
文物禮樂制度仿效中華，是朝鮮王朝慕華的一個重要表徵。
李成桂建國，命鄭道傳仿《周禮》編纂《經國大典》，刑法全部照搬《大明律》，成為其慕華的實質性的體現。明朝中央有吏、戶、禮、兵、刑、工六部，朝鮮則設立吏、戶、禮、兵、刑、工六曹。
鄭道傳是朝鮮大儒
朝鮮王朝還沿襲其前朝制度，實行科舉考試，取士制度一尊中華，考試內容仍是中國的“四書”、“五經”之類。朝鮮的科考還設有譯科，其漢語考試要臨文《四書》。甚至於有些地名也襲用中國地名，如“湖南”、“嶺南”、“廣州”等地名。
慕華還體現在朝鮮對孔子的崇拜與儒學的推廣上。
李成桂即位的第六年立太學，次年又於漢城崇教坊立文廟。太學是宣講儒學、培養人才的場所；文廟則是祭祀孔子及其儒門先賢的場所。
從太祖李成桂開始，歷代朝鮮國王都親祭孔子，而太宗等國王一生多次祭祀文廟，並將王子送入太學讀書。從而使得儒學成為朝鮮王朝獨尊的學問，以程朱理學作為治國原則的朝鮮王朝，成為一個真正的儒教國家。
朝鮮時代的文廟
三、同屬漢字文化圈
中國與朝鮮半島同屬於漢字文化圈。韓國，中國，日本，及越南，歷來都把漢字當作溝通的工具，從而形成了同一個“漢字文化圈”。事實也確實如此，朝鮮在歷史上長期借用漢字做書寫工具，維持並促進了古代文明的發展進程。
漢字是形成“漢字文化圈”的主要文化載體。至少在秦漢時期，漢字就隨大批移民傳入朝鮮半島，並在較長時期內作為朝鮮歷代政府的官方文字，且其歷代的國家典籍、政府往來文書、文化知識的傳播，甚至教育的推廣皆以漢字為載體和媒介。
古老而系統的中國文字在朝鮮半島受到統治者和知識分子的喜愛和重視，他們崇尚中國文化，以掌握漢字，閱讀漢文典籍，寫漢文文章為讀書人的正統。
中國文化對周邊國家的影響很深，圖為日本寺廟
漢字傳入朝鮮半島以後，經歷了三個階段：
一是直接使用漢字時期。
二是“吏讀”時期。
“吏讀”是七世紀中後期，新羅人為適應文化發展的需要，在總結長期使用漢字經驗基礎上，創造了用漢字的音和意（訓）來標記朝鮮語的一種特殊方法。可見，“吏讀”實際上是一種漢語、朝鮮語的混合文字，體現了漢字對朝鮮半島語言產生的影響，是文化交流的結晶。
同時，吏讀也是新羅人民所創造的寶貴精神財富，它豐富了朝鮮語彙，成為後來朝鮮語言文字——諺文的先聲。
由於朝鮮在歷史上使用漢字時間太長，再加上長期的事大中國，所以一直到朝鮮末年，諺文都沒能順利地在其境內得以廣泛的應用。
文/木子君侃史
明代在中國與朝鮮半島關係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無論是在政治上，還是在經濟、文化上，明朝與朝鮮的聯繫都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個朝代。而兩國間的這種密切聯繫，得益於兩者歷史、文化的深厚基礎。
一、立國思想的一致性
儒家思想是中國漢以後歷代封建王朝最主要的統治思想。明朝建立後，即把儒家思想作為指導思想，完善了禮法兼備的治國方針，並取得了積極的成效，在較短的時間內，醫治了戰亂所造成的創傷，恢復和發展了經濟，建立起了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統治秩序。
朝鮮是世界上傳入孔子思想和儒家學說時間最早、傳播的領域最廣、受到影響最深遠的國家。中朝間由於特殊的地理環境、歷史悠久的友好關係以及朝鮮向來就有崇尚仁俗的優良傳統，因而已經為儒學在朝鮮的普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李成桂推翻高麗王朝，建立李朝王朝
使得儒家思想在中國和朝鮮，成為積澱最深的思想文化，成為歷史意識形態的深層結構，也成為連接中國與朝鮮半島歷史關係的深層紐帶。
不過，朝鮮時期居統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己不是先秦、也不是漢代的儒家思想，而是它的新形態、即宋明理學思想。
朱熹理學最早是13世紀末傳入朝鮮半島的。李成桂建立朝鮮王朝後，鑑於高麗王朝後期崇信佛教、不拘禮法、朝綱混亂等弊端，全面推行“斥佛崇儒”的政策，即全面推崇儒學、排斥佛教。
在朝鮮王朝歷代統治者的大力提倡與積極推崇下，儒學取代佛教而居統治地位，獨尊朝鮮半島五百年。
朝鮮王朝是儒學在意識形態領域中處於支配地位的時期，是朝鮮全盤受容和普及儒學的時期。
宋明理學的奠基人：二程
李成桂明確地提出了以程朱理學為其“經邦治國”的指導思想，重用李穡、鄭道傳、權近等一批儒家名士，以程朱理學規劃新王朝藍圖，確立了新王朝的統治秩序。用“孔孟之道”、“三綱五常”規範人民的行為，為自己的統治尋找理論上的依據。立綱紀，明賞罰，勸農桑，獎孝梯，親君子，崇節儉，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受儒家思想指導的政治體制。
君臣討論政事，以經義為最高準則；百姓居家，也以倫常名教為生活信條。儒家思想影響著朝鮮的政治、教育、文化和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既有利於長治久安，又有利於促進兩國的文化交流。因此，朝鮮對明朝的“事大”意識也最為強烈。
朝鮮時代以孔孟之道治國
“以小事大”，是儒家思想中的一種基本觀點。對此，朝鮮士人李魯曾言：“是故，莫貴於天子，而普天下皆其臣；莫尊於中華，而率土之濱皆其地。君臣之義，賓服之禮，皆理之常然也。”顯然，在李魯看來，朝鮮王朝心悅誠服地成為明朝的藩屬國，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儘管是出自一位士人之口，但是反映了當時朝鮮士人的普遍心態。要對明朝天子盡朝貢、奉正朔，要遵守君臣關係的各種禮制，儒家禮治文化是傳統宗藩外交的文化基礎和動因。
總體來看，朝鮮李朝時期，儒學的傳播、發展及與其民族精神的結合，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因此，朝鮮禮俗之美得到明朝使臣祁順的盛讚：“文物典章，不異中華而遠超他邦。”這是有感而發，也是明朝使臣的切身體驗。
朝鮮李朝時期，儒學的傳播、發展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二、朝鮮的慕華思想
古代中國對周邊政權和民族形成了一種強大的吸引和向心力量，促使其吸納、學習和效仿。
政治上的“事大”是基於文化上的“慕華”的，“慕華”是朝鮮對明朝的基本文化心態。在與中國長期交往中，朝鮮之思想文化、政治制度都深受中國的影響，形成了以慕華思想為主要特色的小中華思想。
文物禮樂制度仿效中華，是朝鮮王朝慕華的一個重要表徵。
李成桂建國，命鄭道傳仿《周禮》編纂《經國大典》，刑法全部照搬《大明律》，成為其慕華的實質性的體現。明朝中央有吏、戶、禮、兵、刑、工六部，朝鮮則設立吏、戶、禮、兵、刑、工六曹。
鄭道傳是朝鮮大儒
朝鮮王朝還沿襲其前朝制度，實行科舉考試，取士制度一尊中華，考試內容仍是中國的“四書”、“五經”之類。朝鮮的科考還設有譯科，其漢語考試要臨文《四書》。甚至於有些地名也襲用中國地名，如“湖南”、“嶺南”、“廣州”等地名。
慕華還體現在朝鮮對孔子的崇拜與儒學的推廣上。
李成桂即位的第六年立太學，次年又於漢城崇教坊立文廟。太學是宣講儒學、培養人才的場所；文廟則是祭祀孔子及其儒門先賢的場所。
從太祖李成桂開始，歷代朝鮮國王都親祭孔子，而太宗等國王一生多次祭祀文廟，並將王子送入太學讀書。從而使得儒學成為朝鮮王朝獨尊的學問，以程朱理學作為治國原則的朝鮮王朝，成為一個真正的儒教國家。
朝鮮時代的文廟
三、同屬漢字文化圈
中國與朝鮮半島同屬於漢字文化圈。韓國，中國，日本，及越南，歷來都把漢字當作溝通的工具，從而形成了同一個“漢字文化圈”。事實也確實如此，朝鮮在歷史上長期借用漢字做書寫工具，維持並促進了古代文明的發展進程。
漢字是形成“漢字文化圈”的主要文化載體。至少在秦漢時期，漢字就隨大批移民傳入朝鮮半島，並在較長時期內作為朝鮮歷代政府的官方文字，且其歷代的國家典籍、政府往來文書、文化知識的傳播，甚至教育的推廣皆以漢字為載體和媒介。
古老而系統的中國文字在朝鮮半島受到統治者和知識分子的喜愛和重視，他們崇尚中國文化，以掌握漢字，閱讀漢文典籍，寫漢文文章為讀書人的正統。
中國文化對周邊國家的影響很深，圖為日本寺廟
漢字傳入朝鮮半島以後，經歷了三個階段：
一是直接使用漢字時期。
二是“吏讀”時期。
“吏讀”是七世紀中後期，新羅人為適應文化發展的需要，在總結長期使用漢字經驗基礎上，創造了用漢字的音和意（訓）來標記朝鮮語的一種特殊方法。可見，“吏讀”實際上是一種漢語、朝鮮語的混合文字，體現了漢字對朝鮮半島語言產生的影響，是文化交流的結晶。
同時，吏讀也是新羅人民所創造的寶貴精神財富，它豐富了朝鮮語彙，成為後來朝鮮語言文字——諺文的先聲。
由於朝鮮在歷史上使用漢字時間太長，再加上長期的事大中國，所以一直到朝鮮末年，諺文都沒能順利地在其境內得以廣泛的應用。
古代朝鮮處處“事大”中國
三是跟《訓民正音》文字並行使時期。
朝鮮初期，世宗創制並頒佈了韓文，不過它一直沒有發揮它在記錄文字上的功能。韓文成為公式文字，是在1948年政府成立以後的事。
可見漢字傳入朝鮮以後就成為朝鮮的書寫語言工具，直到十九世紀末（雖然十五世紀創制了朝鮮文字）仍然被用作主要的書寫語言。
文/木子君侃史
明代在中國與朝鮮半島關係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無論是在政治上，還是在經濟、文化上，明朝與朝鮮的聯繫都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個朝代。而兩國間的這種密切聯繫，得益於兩者歷史、文化的深厚基礎。
一、立國思想的一致性
儒家思想是中國漢以後歷代封建王朝最主要的統治思想。明朝建立後，即把儒家思想作為指導思想，完善了禮法兼備的治國方針，並取得了積極的成效，在較短的時間內，醫治了戰亂所造成的創傷，恢復和發展了經濟，建立起了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統治秩序。
朝鮮是世界上傳入孔子思想和儒家學說時間最早、傳播的領域最廣、受到影響最深遠的國家。中朝間由於特殊的地理環境、歷史悠久的友好關係以及朝鮮向來就有崇尚仁俗的優良傳統，因而已經為儒學在朝鮮的普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李成桂推翻高麗王朝，建立李朝王朝
使得儒家思想在中國和朝鮮，成為積澱最深的思想文化，成為歷史意識形態的深層結構，也成為連接中國與朝鮮半島歷史關係的深層紐帶。
不過，朝鮮時期居統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己不是先秦、也不是漢代的儒家思想，而是它的新形態、即宋明理學思想。
朱熹理學最早是13世紀末傳入朝鮮半島的。李成桂建立朝鮮王朝後，鑑於高麗王朝後期崇信佛教、不拘禮法、朝綱混亂等弊端，全面推行“斥佛崇儒”的政策，即全面推崇儒學、排斥佛教。
在朝鮮王朝歷代統治者的大力提倡與積極推崇下，儒學取代佛教而居統治地位，獨尊朝鮮半島五百年。
朝鮮王朝是儒學在意識形態領域中處於支配地位的時期，是朝鮮全盤受容和普及儒學的時期。
宋明理學的奠基人：二程
李成桂明確地提出了以程朱理學為其“經邦治國”的指導思想，重用李穡、鄭道傳、權近等一批儒家名士，以程朱理學規劃新王朝藍圖，確立了新王朝的統治秩序。用“孔孟之道”、“三綱五常”規範人民的行為，為自己的統治尋找理論上的依據。立綱紀，明賞罰，勸農桑，獎孝梯，親君子，崇節儉，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受儒家思想指導的政治體制。
君臣討論政事，以經義為最高準則；百姓居家，也以倫常名教為生活信條。儒家思想影響著朝鮮的政治、教育、文化和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既有利於長治久安，又有利於促進兩國的文化交流。因此，朝鮮對明朝的“事大”意識也最為強烈。
朝鮮時代以孔孟之道治國
“以小事大”，是儒家思想中的一種基本觀點。對此，朝鮮士人李魯曾言：“是故，莫貴於天子，而普天下皆其臣；莫尊於中華，而率土之濱皆其地。君臣之義，賓服之禮，皆理之常然也。”顯然，在李魯看來，朝鮮王朝心悅誠服地成為明朝的藩屬國，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儘管是出自一位士人之口，但是反映了當時朝鮮士人的普遍心態。要對明朝天子盡朝貢、奉正朔，要遵守君臣關係的各種禮制，儒家禮治文化是傳統宗藩外交的文化基礎和動因。
總體來看，朝鮮李朝時期，儒學的傳播、發展及與其民族精神的結合，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因此，朝鮮禮俗之美得到明朝使臣祁順的盛讚：“文物典章，不異中華而遠超他邦。”這是有感而發，也是明朝使臣的切身體驗。
朝鮮李朝時期，儒學的傳播、發展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二、朝鮮的慕華思想
古代中國對周邊政權和民族形成了一種強大的吸引和向心力量，促使其吸納、學習和效仿。
政治上的“事大”是基於文化上的“慕華”的，“慕華”是朝鮮對明朝的基本文化心態。在與中國長期交往中，朝鮮之思想文化、政治制度都深受中國的影響，形成了以慕華思想為主要特色的小中華思想。
文物禮樂制度仿效中華，是朝鮮王朝慕華的一個重要表徵。
李成桂建國，命鄭道傳仿《周禮》編纂《經國大典》，刑法全部照搬《大明律》，成為其慕華的實質性的體現。明朝中央有吏、戶、禮、兵、刑、工六部，朝鮮則設立吏、戶、禮、兵、刑、工六曹。
鄭道傳是朝鮮大儒
朝鮮王朝還沿襲其前朝制度，實行科舉考試，取士制度一尊中華，考試內容仍是中國的“四書”、“五經”之類。朝鮮的科考還設有譯科，其漢語考試要臨文《四書》。甚至於有些地名也襲用中國地名，如“湖南”、“嶺南”、“廣州”等地名。
慕華還體現在朝鮮對孔子的崇拜與儒學的推廣上。
李成桂即位的第六年立太學，次年又於漢城崇教坊立文廟。太學是宣講儒學、培養人才的場所；文廟則是祭祀孔子及其儒門先賢的場所。
從太祖李成桂開始，歷代朝鮮國王都親祭孔子，而太宗等國王一生多次祭祀文廟，並將王子送入太學讀書。從而使得儒學成為朝鮮王朝獨尊的學問，以程朱理學作為治國原則的朝鮮王朝，成為一個真正的儒教國家。
朝鮮時代的文廟
三、同屬漢字文化圈
中國與朝鮮半島同屬於漢字文化圈。韓國，中國，日本，及越南，歷來都把漢字當作溝通的工具，從而形成了同一個“漢字文化圈”。事實也確實如此，朝鮮在歷史上長期借用漢字做書寫工具，維持並促進了古代文明的發展進程。
漢字是形成“漢字文化圈”的主要文化載體。至少在秦漢時期，漢字就隨大批移民傳入朝鮮半島，並在較長時期內作為朝鮮歷代政府的官方文字，且其歷代的國家典籍、政府往來文書、文化知識的傳播，甚至教育的推廣皆以漢字為載體和媒介。
古老而系統的中國文字在朝鮮半島受到統治者和知識分子的喜愛和重視，他們崇尚中國文化，以掌握漢字，閱讀漢文典籍，寫漢文文章為讀書人的正統。
中國文化對周邊國家的影響很深，圖為日本寺廟
漢字傳入朝鮮半島以後，經歷了三個階段：
一是直接使用漢字時期。
二是“吏讀”時期。
“吏讀”是七世紀中後期，新羅人為適應文化發展的需要，在總結長期使用漢字經驗基礎上，創造了用漢字的音和意（訓）來標記朝鮮語的一種特殊方法。可見，“吏讀”實際上是一種漢語、朝鮮語的混合文字，體現了漢字對朝鮮半島語言產生的影響，是文化交流的結晶。
同時，吏讀也是新羅人民所創造的寶貴精神財富，它豐富了朝鮮語彙，成為後來朝鮮語言文字——諺文的先聲。
由於朝鮮在歷史上使用漢字時間太長，再加上長期的事大中國，所以一直到朝鮮末年，諺文都沒能順利地在其境內得以廣泛的應用。
古代朝鮮處處“事大”中國
三是跟《訓民正音》文字並行使時期。
朝鮮初期，世宗創制並頒佈了韓文，不過它一直沒有發揮它在記錄文字上的功能。韓文成為公式文字，是在1948年政府成立以後的事。
可見漢字傳入朝鮮以後就成為朝鮮的書寫語言工具，直到十九世紀末（雖然十五世紀創制了朝鮮文字）仍然被用作主要的書寫語言。
韓國人的偶像之一：世宗大王
四、文學的同質性
朝鮮王朝以漢文學為主體，與中國文學存在諸多同質性。這既是文學交流與影響的結果，也是朝鮮與明詩賦外交中詩文唱和的基礎和前提。
文學的同質性是文學交流與影響的結果
由於地緣關係、歷史關係和漢字的使用等原因，使朝鮮半島從古朝鮮時候開始，已經接受漢字和中國文學的形式來創作他們自己的文藝作品。
在朝鮮王朝文學史上，漢文學佔據著絕對的統治地位，這種朝鮮人用漢字和中國文學規範創作的文學作品，自然與中國文學有著諸多共同之處。
中國文學對朝鮮半島文學的影響是很深廣的。歷代韓國漢文學的形式與內容， 都跟中國文學有著密切的關係，古朝鮮時代的樂府詩，三國時代的五言古詩，統一新羅時代的近體律詩和駢儷文，高麗時代的貫道與載道古文，近世朝鮮時代的性理學與實學思潮的文學等，都是韓國文學接受中國文學影響的具體體現。
文/木子君侃史
明代在中國與朝鮮半島關係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無論是在政治上，還是在經濟、文化上，明朝與朝鮮的聯繫都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個朝代。而兩國間的這種密切聯繫，得益於兩者歷史、文化的深厚基礎。
一、立國思想的一致性
儒家思想是中國漢以後歷代封建王朝最主要的統治思想。明朝建立後，即把儒家思想作為指導思想，完善了禮法兼備的治國方針，並取得了積極的成效，在較短的時間內，醫治了戰亂所造成的創傷，恢復和發展了經濟，建立起了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統治秩序。
朝鮮是世界上傳入孔子思想和儒家學說時間最早、傳播的領域最廣、受到影響最深遠的國家。中朝間由於特殊的地理環境、歷史悠久的友好關係以及朝鮮向來就有崇尚仁俗的優良傳統，因而已經為儒學在朝鮮的普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李成桂推翻高麗王朝，建立李朝王朝
使得儒家思想在中國和朝鮮，成為積澱最深的思想文化，成為歷史意識形態的深層結構，也成為連接中國與朝鮮半島歷史關係的深層紐帶。
不過，朝鮮時期居統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己不是先秦、也不是漢代的儒家思想，而是它的新形態、即宋明理學思想。
朱熹理學最早是13世紀末傳入朝鮮半島的。李成桂建立朝鮮王朝後，鑑於高麗王朝後期崇信佛教、不拘禮法、朝綱混亂等弊端，全面推行“斥佛崇儒”的政策，即全面推崇儒學、排斥佛教。
在朝鮮王朝歷代統治者的大力提倡與積極推崇下，儒學取代佛教而居統治地位，獨尊朝鮮半島五百年。
朝鮮王朝是儒學在意識形態領域中處於支配地位的時期，是朝鮮全盤受容和普及儒學的時期。
宋明理學的奠基人：二程
李成桂明確地提出了以程朱理學為其“經邦治國”的指導思想，重用李穡、鄭道傳、權近等一批儒家名士，以程朱理學規劃新王朝藍圖，確立了新王朝的統治秩序。用“孔孟之道”、“三綱五常”規範人民的行為，為自己的統治尋找理論上的依據。立綱紀，明賞罰，勸農桑，獎孝梯，親君子，崇節儉，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受儒家思想指導的政治體制。
君臣討論政事，以經義為最高準則；百姓居家，也以倫常名教為生活信條。儒家思想影響著朝鮮的政治、教育、文化和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既有利於長治久安，又有利於促進兩國的文化交流。因此，朝鮮對明朝的“事大”意識也最為強烈。
朝鮮時代以孔孟之道治國
“以小事大”，是儒家思想中的一種基本觀點。對此，朝鮮士人李魯曾言：“是故，莫貴於天子，而普天下皆其臣；莫尊於中華，而率土之濱皆其地。君臣之義，賓服之禮，皆理之常然也。”顯然，在李魯看來，朝鮮王朝心悅誠服地成為明朝的藩屬國，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儘管是出自一位士人之口，但是反映了當時朝鮮士人的普遍心態。要對明朝天子盡朝貢、奉正朔，要遵守君臣關係的各種禮制，儒家禮治文化是傳統宗藩外交的文化基礎和動因。
總體來看，朝鮮李朝時期，儒學的傳播、發展及與其民族精神的結合，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因此，朝鮮禮俗之美得到明朝使臣祁順的盛讚：“文物典章，不異中華而遠超他邦。”這是有感而發，也是明朝使臣的切身體驗。
朝鮮李朝時期，儒學的傳播、發展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二、朝鮮的慕華思想
古代中國對周邊政權和民族形成了一種強大的吸引和向心力量，促使其吸納、學習和效仿。
政治上的“事大”是基於文化上的“慕華”的，“慕華”是朝鮮對明朝的基本文化心態。在與中國長期交往中，朝鮮之思想文化、政治制度都深受中國的影響，形成了以慕華思想為主要特色的小中華思想。
文物禮樂制度仿效中華，是朝鮮王朝慕華的一個重要表徵。
李成桂建國，命鄭道傳仿《周禮》編纂《經國大典》，刑法全部照搬《大明律》，成為其慕華的實質性的體現。明朝中央有吏、戶、禮、兵、刑、工六部，朝鮮則設立吏、戶、禮、兵、刑、工六曹。
鄭道傳是朝鮮大儒
朝鮮王朝還沿襲其前朝制度，實行科舉考試，取士制度一尊中華，考試內容仍是中國的“四書”、“五經”之類。朝鮮的科考還設有譯科，其漢語考試要臨文《四書》。甚至於有些地名也襲用中國地名，如“湖南”、“嶺南”、“廣州”等地名。
慕華還體現在朝鮮對孔子的崇拜與儒學的推廣上。
李成桂即位的第六年立太學，次年又於漢城崇教坊立文廟。太學是宣講儒學、培養人才的場所；文廟則是祭祀孔子及其儒門先賢的場所。
從太祖李成桂開始，歷代朝鮮國王都親祭孔子，而太宗等國王一生多次祭祀文廟，並將王子送入太學讀書。從而使得儒學成為朝鮮王朝獨尊的學問，以程朱理學作為治國原則的朝鮮王朝，成為一個真正的儒教國家。
朝鮮時代的文廟
三、同屬漢字文化圈
中國與朝鮮半島同屬於漢字文化圈。韓國，中國，日本，及越南，歷來都把漢字當作溝通的工具，從而形成了同一個“漢字文化圈”。事實也確實如此，朝鮮在歷史上長期借用漢字做書寫工具，維持並促進了古代文明的發展進程。
漢字是形成“漢字文化圈”的主要文化載體。至少在秦漢時期，漢字就隨大批移民傳入朝鮮半島，並在較長時期內作為朝鮮歷代政府的官方文字，且其歷代的國家典籍、政府往來文書、文化知識的傳播，甚至教育的推廣皆以漢字為載體和媒介。
古老而系統的中國文字在朝鮮半島受到統治者和知識分子的喜愛和重視，他們崇尚中國文化，以掌握漢字，閱讀漢文典籍，寫漢文文章為讀書人的正統。
中國文化對周邊國家的影響很深，圖為日本寺廟
漢字傳入朝鮮半島以後，經歷了三個階段：
一是直接使用漢字時期。
二是“吏讀”時期。
“吏讀”是七世紀中後期，新羅人為適應文化發展的需要，在總結長期使用漢字經驗基礎上，創造了用漢字的音和意（訓）來標記朝鮮語的一種特殊方法。可見，“吏讀”實際上是一種漢語、朝鮮語的混合文字，體現了漢字對朝鮮半島語言產生的影響，是文化交流的結晶。
同時，吏讀也是新羅人民所創造的寶貴精神財富，它豐富了朝鮮語彙，成為後來朝鮮語言文字——諺文的先聲。
由於朝鮮在歷史上使用漢字時間太長，再加上長期的事大中國，所以一直到朝鮮末年，諺文都沒能順利地在其境內得以廣泛的應用。
古代朝鮮處處“事大”中國
三是跟《訓民正音》文字並行使時期。
朝鮮初期，世宗創制並頒佈了韓文，不過它一直沒有發揮它在記錄文字上的功能。韓文成為公式文字，是在1948年政府成立以後的事。
可見漢字傳入朝鮮以後就成為朝鮮的書寫語言工具，直到十九世紀末（雖然十五世紀創制了朝鮮文字）仍然被用作主要的書寫語言。
韓國人的偶像之一：世宗大王
四、文學的同質性
朝鮮王朝以漢文學為主體，與中國文學存在諸多同質性。這既是文學交流與影響的結果，也是朝鮮與明詩賦外交中詩文唱和的基礎和前提。
文學的同質性是文學交流與影響的結果
由於地緣關係、歷史關係和漢字的使用等原因，使朝鮮半島從古朝鮮時候開始，已經接受漢字和中國文學的形式來創作他們自己的文藝作品。
在朝鮮王朝文學史上，漢文學佔據著絕對的統治地位，這種朝鮮人用漢字和中國文學規範創作的文學作品，自然與中國文學有著諸多共同之處。
中國文學對朝鮮半島文學的影響是很深廣的。歷代韓國漢文學的形式與內容， 都跟中國文學有著密切的關係，古朝鮮時代的樂府詩，三國時代的五言古詩，統一新羅時代的近體律詩和駢儷文，高麗時代的貫道與載道古文，近世朝鮮時代的性理學與實學思潮的文學等，都是韓國文學接受中國文學影響的具體體現。
朝鮮景福宮的名字就來源自《詩經》中的詩句
這種深刻影響導源於朝鮮文人對中國文學作品的深刻理解與熱愛，如金正喜所說：“唐宋皆偉人，各成一代詩。……寄言善學者，唐宋皆吾師。”實際上遠不止唐宋，他們對中國曆代著名文人、詩人，如屈原、司馬遷、曹植等等，都甚為推崇，對他們的作品有很高的評價。
朝鮮文人始終關注著中國文學的變化，追隨著中國文學的發展，奉中國文學為典範，以致在朝鮮出現崇尚、模仿，甚至是翻案中國文學的風氣，從而在文學的諸多方面表現出相似性。
文/木子君侃史
明代在中國與朝鮮半島關係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無論是在政治上，還是在經濟、文化上，明朝與朝鮮的聯繫都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個朝代。而兩國間的這種密切聯繫，得益於兩者歷史、文化的深厚基礎。
一、立國思想的一致性
儒家思想是中國漢以後歷代封建王朝最主要的統治思想。明朝建立後，即把儒家思想作為指導思想，完善了禮法兼備的治國方針，並取得了積極的成效，在較短的時間內，醫治了戰亂所造成的創傷，恢復和發展了經濟，建立起了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統治秩序。
朝鮮是世界上傳入孔子思想和儒家學說時間最早、傳播的領域最廣、受到影響最深遠的國家。中朝間由於特殊的地理環境、歷史悠久的友好關係以及朝鮮向來就有崇尚仁俗的優良傳統，因而已經為儒學在朝鮮的普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李成桂推翻高麗王朝，建立李朝王朝
使得儒家思想在中國和朝鮮，成為積澱最深的思想文化，成為歷史意識形態的深層結構，也成為連接中國與朝鮮半島歷史關係的深層紐帶。
不過，朝鮮時期居統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己不是先秦、也不是漢代的儒家思想，而是它的新形態、即宋明理學思想。
朱熹理學最早是13世紀末傳入朝鮮半島的。李成桂建立朝鮮王朝後，鑑於高麗王朝後期崇信佛教、不拘禮法、朝綱混亂等弊端，全面推行“斥佛崇儒”的政策，即全面推崇儒學、排斥佛教。
在朝鮮王朝歷代統治者的大力提倡與積極推崇下，儒學取代佛教而居統治地位，獨尊朝鮮半島五百年。
朝鮮王朝是儒學在意識形態領域中處於支配地位的時期，是朝鮮全盤受容和普及儒學的時期。
宋明理學的奠基人：二程
李成桂明確地提出了以程朱理學為其“經邦治國”的指導思想，重用李穡、鄭道傳、權近等一批儒家名士，以程朱理學規劃新王朝藍圖，確立了新王朝的統治秩序。用“孔孟之道”、“三綱五常”規範人民的行為，為自己的統治尋找理論上的依據。立綱紀，明賞罰，勸農桑，獎孝梯，親君子，崇節儉，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受儒家思想指導的政治體制。
君臣討論政事，以經義為最高準則；百姓居家，也以倫常名教為生活信條。儒家思想影響著朝鮮的政治、教育、文化和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既有利於長治久安，又有利於促進兩國的文化交流。因此，朝鮮對明朝的“事大”意識也最為強烈。
朝鮮時代以孔孟之道治國
“以小事大”，是儒家思想中的一種基本觀點。對此，朝鮮士人李魯曾言：“是故，莫貴於天子，而普天下皆其臣；莫尊於中華，而率土之濱皆其地。君臣之義，賓服之禮，皆理之常然也。”顯然，在李魯看來，朝鮮王朝心悅誠服地成為明朝的藩屬國，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儘管是出自一位士人之口，但是反映了當時朝鮮士人的普遍心態。要對明朝天子盡朝貢、奉正朔，要遵守君臣關係的各種禮制，儒家禮治文化是傳統宗藩外交的文化基礎和動因。
總體來看，朝鮮李朝時期，儒學的傳播、發展及與其民族精神的結合，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因此，朝鮮禮俗之美得到明朝使臣祁順的盛讚：“文物典章，不異中華而遠超他邦。”這是有感而發，也是明朝使臣的切身體驗。
朝鮮李朝時期，儒學的傳播、發展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二、朝鮮的慕華思想
古代中國對周邊政權和民族形成了一種強大的吸引和向心力量，促使其吸納、學習和效仿。
政治上的“事大”是基於文化上的“慕華”的，“慕華”是朝鮮對明朝的基本文化心態。在與中國長期交往中，朝鮮之思想文化、政治制度都深受中國的影響，形成了以慕華思想為主要特色的小中華思想。
文物禮樂制度仿效中華，是朝鮮王朝慕華的一個重要表徵。
李成桂建國，命鄭道傳仿《周禮》編纂《經國大典》，刑法全部照搬《大明律》，成為其慕華的實質性的體現。明朝中央有吏、戶、禮、兵、刑、工六部，朝鮮則設立吏、戶、禮、兵、刑、工六曹。
鄭道傳是朝鮮大儒
朝鮮王朝還沿襲其前朝制度，實行科舉考試，取士制度一尊中華，考試內容仍是中國的“四書”、“五經”之類。朝鮮的科考還設有譯科，其漢語考試要臨文《四書》。甚至於有些地名也襲用中國地名，如“湖南”、“嶺南”、“廣州”等地名。
慕華還體現在朝鮮對孔子的崇拜與儒學的推廣上。
李成桂即位的第六年立太學，次年又於漢城崇教坊立文廟。太學是宣講儒學、培養人才的場所；文廟則是祭祀孔子及其儒門先賢的場所。
從太祖李成桂開始，歷代朝鮮國王都親祭孔子，而太宗等國王一生多次祭祀文廟，並將王子送入太學讀書。從而使得儒學成為朝鮮王朝獨尊的學問，以程朱理學作為治國原則的朝鮮王朝，成為一個真正的儒教國家。
朝鮮時代的文廟
三、同屬漢字文化圈
中國與朝鮮半島同屬於漢字文化圈。韓國，中國，日本，及越南，歷來都把漢字當作溝通的工具，從而形成了同一個“漢字文化圈”。事實也確實如此，朝鮮在歷史上長期借用漢字做書寫工具，維持並促進了古代文明的發展進程。
漢字是形成“漢字文化圈”的主要文化載體。至少在秦漢時期，漢字就隨大批移民傳入朝鮮半島，並在較長時期內作為朝鮮歷代政府的官方文字，且其歷代的國家典籍、政府往來文書、文化知識的傳播，甚至教育的推廣皆以漢字為載體和媒介。
古老而系統的中國文字在朝鮮半島受到統治者和知識分子的喜愛和重視，他們崇尚中國文化，以掌握漢字，閱讀漢文典籍，寫漢文文章為讀書人的正統。
中國文化對周邊國家的影響很深，圖為日本寺廟
漢字傳入朝鮮半島以後，經歷了三個階段：
一是直接使用漢字時期。
二是“吏讀”時期。
“吏讀”是七世紀中後期，新羅人為適應文化發展的需要，在總結長期使用漢字經驗基礎上，創造了用漢字的音和意（訓）來標記朝鮮語的一種特殊方法。可見，“吏讀”實際上是一種漢語、朝鮮語的混合文字，體現了漢字對朝鮮半島語言產生的影響，是文化交流的結晶。
同時，吏讀也是新羅人民所創造的寶貴精神財富，它豐富了朝鮮語彙，成為後來朝鮮語言文字——諺文的先聲。
由於朝鮮在歷史上使用漢字時間太長，再加上長期的事大中國，所以一直到朝鮮末年，諺文都沒能順利地在其境內得以廣泛的應用。
古代朝鮮處處“事大”中國
三是跟《訓民正音》文字並行使時期。
朝鮮初期，世宗創制並頒佈了韓文，不過它一直沒有發揮它在記錄文字上的功能。韓文成為公式文字，是在1948年政府成立以後的事。
可見漢字傳入朝鮮以後就成為朝鮮的書寫語言工具，直到十九世紀末（雖然十五世紀創制了朝鮮文字）仍然被用作主要的書寫語言。
韓國人的偶像之一：世宗大王
四、文學的同質性
朝鮮王朝以漢文學為主體，與中國文學存在諸多同質性。這既是文學交流與影響的結果，也是朝鮮與明詩賦外交中詩文唱和的基礎和前提。
文學的同質性是文學交流與影響的結果
由於地緣關係、歷史關係和漢字的使用等原因，使朝鮮半島從古朝鮮時候開始，已經接受漢字和中國文學的形式來創作他們自己的文藝作品。
在朝鮮王朝文學史上，漢文學佔據著絕對的統治地位，這種朝鮮人用漢字和中國文學規範創作的文學作品，自然與中國文學有著諸多共同之處。
中國文學對朝鮮半島文學的影響是很深廣的。歷代韓國漢文學的形式與內容， 都跟中國文學有著密切的關係，古朝鮮時代的樂府詩，三國時代的五言古詩，統一新羅時代的近體律詩和駢儷文，高麗時代的貫道與載道古文，近世朝鮮時代的性理學與實學思潮的文學等，都是韓國文學接受中國文學影響的具體體現。
朝鮮景福宮的名字就來源自《詩經》中的詩句
這種深刻影響導源於朝鮮文人對中國文學作品的深刻理解與熱愛，如金正喜所說：“唐宋皆偉人，各成一代詩。……寄言善學者，唐宋皆吾師。”實際上遠不止唐宋，他們對中國曆代著名文人、詩人，如屈原、司馬遷、曹植等等，都甚為推崇，對他們的作品有很高的評價。
朝鮮文人始終關注著中國文學的變化，追隨著中國文學的發展，奉中國文學為典範，以致在朝鮮出現崇尚、模仿，甚至是翻案中國文學的風氣，從而在文學的諸多方面表現出相似性。
古代朝鮮人也特別崇拜屈原
文學同質性的體現
自古以來，中國與朝鮮半島的文學交流就非常頻繁，兩國文化與文學發生交流之後，古朝鮮文學幾乎與中國文學同步發展，無論價值觀念、題材、體制、手法、風格，皆密切相關，同時也保持了其民族獨立性與創造性。
朝鮮半島漢文詩歷史悠久，一直是文人詩的主要形式，與中國古典詩歌有很多相似的特色。
古代朝鮮詩人所寫的漢文詩，在吟詠主題方面跟中國古典詩歌，範圍大抵一致。熱愛祖國、懷念鄉土、諷刺暴政、同情民眾、生離死別等等，在漢文詩中佔有絕對位置。
在中國，儒家的忠君愛國，追求成仁取義、真善合一，在屈原、杜甫、白居易、陸游、文天祥等的詩歌中得到充分體現。朝鮮王朝建立後，進一步提倡程朱理學，抑佛尊儒，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之下，自然出現儒化傾向。
他們特別強調詩歌的教化美刺功能，特別推崇最能體現儒家境界的詩聖杜甫，大多數詩篇都洋溢著親親愛國、仁民愛物的思想基調。
詩歌評論的主要形式都是詩話、以詩論詩、在其他文章中討論詩。而且，朝鮮詩歌的評論，很喜歡拿兩國詩人或詩作進行對比。這種對比，正說明兩國詩歌與詩歌理論的血肉聯繫。
文/木子君侃史
明代在中國與朝鮮半島關係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無論是在政治上，還是在經濟、文化上，明朝與朝鮮的聯繫都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個朝代。而兩國間的這種密切聯繫，得益於兩者歷史、文化的深厚基礎。
一、立國思想的一致性
儒家思想是中國漢以後歷代封建王朝最主要的統治思想。明朝建立後，即把儒家思想作為指導思想，完善了禮法兼備的治國方針，並取得了積極的成效，在較短的時間內，醫治了戰亂所造成的創傷，恢復和發展了經濟，建立起了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統治秩序。
朝鮮是世界上傳入孔子思想和儒家學說時間最早、傳播的領域最廣、受到影響最深遠的國家。中朝間由於特殊的地理環境、歷史悠久的友好關係以及朝鮮向來就有崇尚仁俗的優良傳統，因而已經為儒學在朝鮮的普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李成桂推翻高麗王朝，建立李朝王朝
使得儒家思想在中國和朝鮮，成為積澱最深的思想文化，成為歷史意識形態的深層結構，也成為連接中國與朝鮮半島歷史關係的深層紐帶。
不過，朝鮮時期居統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己不是先秦、也不是漢代的儒家思想，而是它的新形態、即宋明理學思想。
朱熹理學最早是13世紀末傳入朝鮮半島的。李成桂建立朝鮮王朝後，鑑於高麗王朝後期崇信佛教、不拘禮法、朝綱混亂等弊端，全面推行“斥佛崇儒”的政策，即全面推崇儒學、排斥佛教。
在朝鮮王朝歷代統治者的大力提倡與積極推崇下，儒學取代佛教而居統治地位，獨尊朝鮮半島五百年。
朝鮮王朝是儒學在意識形態領域中處於支配地位的時期，是朝鮮全盤受容和普及儒學的時期。
宋明理學的奠基人：二程
李成桂明確地提出了以程朱理學為其“經邦治國”的指導思想，重用李穡、鄭道傳、權近等一批儒家名士，以程朱理學規劃新王朝藍圖，確立了新王朝的統治秩序。用“孔孟之道”、“三綱五常”規範人民的行為，為自己的統治尋找理論上的依據。立綱紀，明賞罰，勸農桑，獎孝梯，親君子，崇節儉，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受儒家思想指導的政治體制。
君臣討論政事，以經義為最高準則；百姓居家，也以倫常名教為生活信條。儒家思想影響著朝鮮的政治、教育、文化和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既有利於長治久安，又有利於促進兩國的文化交流。因此，朝鮮對明朝的“事大”意識也最為強烈。
朝鮮時代以孔孟之道治國
“以小事大”，是儒家思想中的一種基本觀點。對此，朝鮮士人李魯曾言：“是故，莫貴於天子，而普天下皆其臣；莫尊於中華，而率土之濱皆其地。君臣之義，賓服之禮，皆理之常然也。”顯然，在李魯看來，朝鮮王朝心悅誠服地成為明朝的藩屬國，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儘管是出自一位士人之口，但是反映了當時朝鮮士人的普遍心態。要對明朝天子盡朝貢、奉正朔，要遵守君臣關係的各種禮制，儒家禮治文化是傳統宗藩外交的文化基礎和動因。
總體來看，朝鮮李朝時期，儒學的傳播、發展及與其民族精神的結合，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因此，朝鮮禮俗之美得到明朝使臣祁順的盛讚：“文物典章，不異中華而遠超他邦。”這是有感而發，也是明朝使臣的切身體驗。
朝鮮李朝時期，儒學的傳播、發展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二、朝鮮的慕華思想
古代中國對周邊政權和民族形成了一種強大的吸引和向心力量，促使其吸納、學習和效仿。
政治上的“事大”是基於文化上的“慕華”的，“慕華”是朝鮮對明朝的基本文化心態。在與中國長期交往中，朝鮮之思想文化、政治制度都深受中國的影響，形成了以慕華思想為主要特色的小中華思想。
文物禮樂制度仿效中華，是朝鮮王朝慕華的一個重要表徵。
李成桂建國，命鄭道傳仿《周禮》編纂《經國大典》，刑法全部照搬《大明律》，成為其慕華的實質性的體現。明朝中央有吏、戶、禮、兵、刑、工六部，朝鮮則設立吏、戶、禮、兵、刑、工六曹。
鄭道傳是朝鮮大儒
朝鮮王朝還沿襲其前朝制度，實行科舉考試，取士制度一尊中華，考試內容仍是中國的“四書”、“五經”之類。朝鮮的科考還設有譯科，其漢語考試要臨文《四書》。甚至於有些地名也襲用中國地名，如“湖南”、“嶺南”、“廣州”等地名。
慕華還體現在朝鮮對孔子的崇拜與儒學的推廣上。
李成桂即位的第六年立太學，次年又於漢城崇教坊立文廟。太學是宣講儒學、培養人才的場所；文廟則是祭祀孔子及其儒門先賢的場所。
從太祖李成桂開始，歷代朝鮮國王都親祭孔子，而太宗等國王一生多次祭祀文廟，並將王子送入太學讀書。從而使得儒學成為朝鮮王朝獨尊的學問，以程朱理學作為治國原則的朝鮮王朝，成為一個真正的儒教國家。
朝鮮時代的文廟
三、同屬漢字文化圈
中國與朝鮮半島同屬於漢字文化圈。韓國，中國，日本，及越南，歷來都把漢字當作溝通的工具，從而形成了同一個“漢字文化圈”。事實也確實如此，朝鮮在歷史上長期借用漢字做書寫工具，維持並促進了古代文明的發展進程。
漢字是形成“漢字文化圈”的主要文化載體。至少在秦漢時期，漢字就隨大批移民傳入朝鮮半島，並在較長時期內作為朝鮮歷代政府的官方文字，且其歷代的國家典籍、政府往來文書、文化知識的傳播，甚至教育的推廣皆以漢字為載體和媒介。
古老而系統的中國文字在朝鮮半島受到統治者和知識分子的喜愛和重視，他們崇尚中國文化，以掌握漢字，閱讀漢文典籍，寫漢文文章為讀書人的正統。
中國文化對周邊國家的影響很深，圖為日本寺廟
漢字傳入朝鮮半島以後，經歷了三個階段：
一是直接使用漢字時期。
二是“吏讀”時期。
“吏讀”是七世紀中後期，新羅人為適應文化發展的需要，在總結長期使用漢字經驗基礎上，創造了用漢字的音和意（訓）來標記朝鮮語的一種特殊方法。可見，“吏讀”實際上是一種漢語、朝鮮語的混合文字，體現了漢字對朝鮮半島語言產生的影響，是文化交流的結晶。
同時，吏讀也是新羅人民所創造的寶貴精神財富，它豐富了朝鮮語彙，成為後來朝鮮語言文字——諺文的先聲。
由於朝鮮在歷史上使用漢字時間太長，再加上長期的事大中國，所以一直到朝鮮末年，諺文都沒能順利地在其境內得以廣泛的應用。
古代朝鮮處處“事大”中國
三是跟《訓民正音》文字並行使時期。
朝鮮初期，世宗創制並頒佈了韓文，不過它一直沒有發揮它在記錄文字上的功能。韓文成為公式文字，是在1948年政府成立以後的事。
可見漢字傳入朝鮮以後就成為朝鮮的書寫語言工具，直到十九世紀末（雖然十五世紀創制了朝鮮文字）仍然被用作主要的書寫語言。
韓國人的偶像之一：世宗大王
四、文學的同質性
朝鮮王朝以漢文學為主體，與中國文學存在諸多同質性。這既是文學交流與影響的結果，也是朝鮮與明詩賦外交中詩文唱和的基礎和前提。
文學的同質性是文學交流與影響的結果
由於地緣關係、歷史關係和漢字的使用等原因，使朝鮮半島從古朝鮮時候開始，已經接受漢字和中國文學的形式來創作他們自己的文藝作品。
在朝鮮王朝文學史上，漢文學佔據著絕對的統治地位，這種朝鮮人用漢字和中國文學規範創作的文學作品，自然與中國文學有著諸多共同之處。
中國文學對朝鮮半島文學的影響是很深廣的。歷代韓國漢文學的形式與內容， 都跟中國文學有著密切的關係，古朝鮮時代的樂府詩，三國時代的五言古詩，統一新羅時代的近體律詩和駢儷文，高麗時代的貫道與載道古文，近世朝鮮時代的性理學與實學思潮的文學等，都是韓國文學接受中國文學影響的具體體現。
朝鮮景福宮的名字就來源自《詩經》中的詩句
這種深刻影響導源於朝鮮文人對中國文學作品的深刻理解與熱愛，如金正喜所說：“唐宋皆偉人，各成一代詩。……寄言善學者，唐宋皆吾師。”實際上遠不止唐宋，他們對中國曆代著名文人、詩人，如屈原、司馬遷、曹植等等，都甚為推崇，對他們的作品有很高的評價。
朝鮮文人始終關注著中國文學的變化，追隨著中國文學的發展，奉中國文學為典範，以致在朝鮮出現崇尚、模仿，甚至是翻案中國文學的風氣，從而在文學的諸多方面表現出相似性。
古代朝鮮人也特別崇拜屈原
文學同質性的體現
自古以來，中國與朝鮮半島的文學交流就非常頻繁，兩國文化與文學發生交流之後，古朝鮮文學幾乎與中國文學同步發展，無論價值觀念、題材、體制、手法、風格，皆密切相關，同時也保持了其民族獨立性與創造性。
朝鮮半島漢文詩歷史悠久，一直是文人詩的主要形式，與中國古典詩歌有很多相似的特色。
古代朝鮮詩人所寫的漢文詩，在吟詠主題方面跟中國古典詩歌，範圍大抵一致。熱愛祖國、懷念鄉土、諷刺暴政、同情民眾、生離死別等等，在漢文詩中佔有絕對位置。
在中國，儒家的忠君愛國，追求成仁取義、真善合一，在屈原、杜甫、白居易、陸游、文天祥等的詩歌中得到充分體現。朝鮮王朝建立後，進一步提倡程朱理學，抑佛尊儒，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之下，自然出現儒化傾向。
他們特別強調詩歌的教化美刺功能，特別推崇最能體現儒家境界的詩聖杜甫，大多數詩篇都洋溢著親親愛國、仁民愛物的思想基調。
詩歌評論的主要形式都是詩話、以詩論詩、在其他文章中討論詩。而且，朝鮮詩歌的評論，很喜歡拿兩國詩人或詩作進行對比。這種對比，正說明兩國詩歌與詩歌理論的血肉聯繫。
杜甫與李白這對CP也深受古代朝鮮人推崇
用文言文書寫的古典散文，曾經長期是韓國古典文學的主要形態。
韓國古典散文完全以漢文為正宗，體式也多借鑑中國古典散文。只要把中國的《昭明文選》與《東文選》的文體分類進行對比，就可以看出兩國古典散文在體裁方面相似的程度。
中國古典散文的作家隊伍，主要成分是官員，他們具有政治抱負而又往往經歷曲折，大多奉行“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的政治哲學。古文是他們發表議論、參與政治、修身養性的工具。
韓國古典散文的作家隊伍，主要成員以及他們奉行的人生哲學，都跟中國一致。他們都是精通漢學的高級文士，都非常熟悉中國的古典散文，特別推崇唐代古文，尤其是韓愈的文章。所以他們所寫的發表議論的文章，以及日常應用的奏章、書信、抒發性情的小品，都跟中國作家一樣用古文寫成的。所寫的內容多與政事、學術、人格操守有關。
文/木子君侃史
明代在中國與朝鮮半島關係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無論是在政治上，還是在經濟、文化上，明朝與朝鮮的聯繫都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個朝代。而兩國間的這種密切聯繫，得益於兩者歷史、文化的深厚基礎。
一、立國思想的一致性
儒家思想是中國漢以後歷代封建王朝最主要的統治思想。明朝建立後，即把儒家思想作為指導思想，完善了禮法兼備的治國方針，並取得了積極的成效，在較短的時間內，醫治了戰亂所造成的創傷，恢復和發展了經濟，建立起了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統治秩序。
朝鮮是世界上傳入孔子思想和儒家學說時間最早、傳播的領域最廣、受到影響最深遠的國家。中朝間由於特殊的地理環境、歷史悠久的友好關係以及朝鮮向來就有崇尚仁俗的優良傳統，因而已經為儒學在朝鮮的普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李成桂推翻高麗王朝，建立李朝王朝
使得儒家思想在中國和朝鮮，成為積澱最深的思想文化，成為歷史意識形態的深層結構，也成為連接中國與朝鮮半島歷史關係的深層紐帶。
不過，朝鮮時期居統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己不是先秦、也不是漢代的儒家思想，而是它的新形態、即宋明理學思想。
朱熹理學最早是13世紀末傳入朝鮮半島的。李成桂建立朝鮮王朝後，鑑於高麗王朝後期崇信佛教、不拘禮法、朝綱混亂等弊端，全面推行“斥佛崇儒”的政策，即全面推崇儒學、排斥佛教。
在朝鮮王朝歷代統治者的大力提倡與積極推崇下，儒學取代佛教而居統治地位，獨尊朝鮮半島五百年。
朝鮮王朝是儒學在意識形態領域中處於支配地位的時期，是朝鮮全盤受容和普及儒學的時期。
宋明理學的奠基人：二程
李成桂明確地提出了以程朱理學為其“經邦治國”的指導思想，重用李穡、鄭道傳、權近等一批儒家名士，以程朱理學規劃新王朝藍圖，確立了新王朝的統治秩序。用“孔孟之道”、“三綱五常”規範人民的行為，為自己的統治尋找理論上的依據。立綱紀，明賞罰，勸農桑，獎孝梯，親君子，崇節儉，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受儒家思想指導的政治體制。
君臣討論政事，以經義為最高準則；百姓居家，也以倫常名教為生活信條。儒家思想影響著朝鮮的政治、教育、文化和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既有利於長治久安，又有利於促進兩國的文化交流。因此，朝鮮對明朝的“事大”意識也最為強烈。
朝鮮時代以孔孟之道治國
“以小事大”，是儒家思想中的一種基本觀點。對此，朝鮮士人李魯曾言：“是故，莫貴於天子，而普天下皆其臣；莫尊於中華，而率土之濱皆其地。君臣之義，賓服之禮，皆理之常然也。”顯然，在李魯看來，朝鮮王朝心悅誠服地成為明朝的藩屬國，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儘管是出自一位士人之口，但是反映了當時朝鮮士人的普遍心態。要對明朝天子盡朝貢、奉正朔，要遵守君臣關係的各種禮制，儒家禮治文化是傳統宗藩外交的文化基礎和動因。
總體來看，朝鮮李朝時期，儒學的傳播、發展及與其民族精神的結合，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因此，朝鮮禮俗之美得到明朝使臣祁順的盛讚：“文物典章，不異中華而遠超他邦。”這是有感而發，也是明朝使臣的切身體驗。
朝鮮李朝時期，儒學的傳播、發展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二、朝鮮的慕華思想
古代中國對周邊政權和民族形成了一種強大的吸引和向心力量，促使其吸納、學習和效仿。
政治上的“事大”是基於文化上的“慕華”的，“慕華”是朝鮮對明朝的基本文化心態。在與中國長期交往中，朝鮮之思想文化、政治制度都深受中國的影響，形成了以慕華思想為主要特色的小中華思想。
文物禮樂制度仿效中華，是朝鮮王朝慕華的一個重要表徵。
李成桂建國，命鄭道傳仿《周禮》編纂《經國大典》，刑法全部照搬《大明律》，成為其慕華的實質性的體現。明朝中央有吏、戶、禮、兵、刑、工六部，朝鮮則設立吏、戶、禮、兵、刑、工六曹。
鄭道傳是朝鮮大儒
朝鮮王朝還沿襲其前朝制度，實行科舉考試，取士制度一尊中華，考試內容仍是中國的“四書”、“五經”之類。朝鮮的科考還設有譯科，其漢語考試要臨文《四書》。甚至於有些地名也襲用中國地名，如“湖南”、“嶺南”、“廣州”等地名。
慕華還體現在朝鮮對孔子的崇拜與儒學的推廣上。
李成桂即位的第六年立太學，次年又於漢城崇教坊立文廟。太學是宣講儒學、培養人才的場所；文廟則是祭祀孔子及其儒門先賢的場所。
從太祖李成桂開始，歷代朝鮮國王都親祭孔子，而太宗等國王一生多次祭祀文廟，並將王子送入太學讀書。從而使得儒學成為朝鮮王朝獨尊的學問，以程朱理學作為治國原則的朝鮮王朝，成為一個真正的儒教國家。
朝鮮時代的文廟
三、同屬漢字文化圈
中國與朝鮮半島同屬於漢字文化圈。韓國，中國，日本，及越南，歷來都把漢字當作溝通的工具，從而形成了同一個“漢字文化圈”。事實也確實如此，朝鮮在歷史上長期借用漢字做書寫工具，維持並促進了古代文明的發展進程。
漢字是形成“漢字文化圈”的主要文化載體。至少在秦漢時期，漢字就隨大批移民傳入朝鮮半島，並在較長時期內作為朝鮮歷代政府的官方文字，且其歷代的國家典籍、政府往來文書、文化知識的傳播，甚至教育的推廣皆以漢字為載體和媒介。
古老而系統的中國文字在朝鮮半島受到統治者和知識分子的喜愛和重視，他們崇尚中國文化，以掌握漢字，閱讀漢文典籍，寫漢文文章為讀書人的正統。
中國文化對周邊國家的影響很深，圖為日本寺廟
漢字傳入朝鮮半島以後，經歷了三個階段：
一是直接使用漢字時期。
二是“吏讀”時期。
“吏讀”是七世紀中後期，新羅人為適應文化發展的需要，在總結長期使用漢字經驗基礎上，創造了用漢字的音和意（訓）來標記朝鮮語的一種特殊方法。可見，“吏讀”實際上是一種漢語、朝鮮語的混合文字，體現了漢字對朝鮮半島語言產生的影響，是文化交流的結晶。
同時，吏讀也是新羅人民所創造的寶貴精神財富，它豐富了朝鮮語彙，成為後來朝鮮語言文字——諺文的先聲。
由於朝鮮在歷史上使用漢字時間太長，再加上長期的事大中國，所以一直到朝鮮末年，諺文都沒能順利地在其境內得以廣泛的應用。
古代朝鮮處處“事大”中國
三是跟《訓民正音》文字並行使時期。
朝鮮初期，世宗創制並頒佈了韓文，不過它一直沒有發揮它在記錄文字上的功能。韓文成為公式文字，是在1948年政府成立以後的事。
可見漢字傳入朝鮮以後就成為朝鮮的書寫語言工具，直到十九世紀末（雖然十五世紀創制了朝鮮文字）仍然被用作主要的書寫語言。
韓國人的偶像之一：世宗大王
四、文學的同質性
朝鮮王朝以漢文學為主體，與中國文學存在諸多同質性。這既是文學交流與影響的結果，也是朝鮮與明詩賦外交中詩文唱和的基礎和前提。
文學的同質性是文學交流與影響的結果
由於地緣關係、歷史關係和漢字的使用等原因，使朝鮮半島從古朝鮮時候開始，已經接受漢字和中國文學的形式來創作他們自己的文藝作品。
在朝鮮王朝文學史上，漢文學佔據著絕對的統治地位，這種朝鮮人用漢字和中國文學規範創作的文學作品，自然與中國文學有著諸多共同之處。
中國文學對朝鮮半島文學的影響是很深廣的。歷代韓國漢文學的形式與內容， 都跟中國文學有著密切的關係，古朝鮮時代的樂府詩，三國時代的五言古詩，統一新羅時代的近體律詩和駢儷文，高麗時代的貫道與載道古文，近世朝鮮時代的性理學與實學思潮的文學等，都是韓國文學接受中國文學影響的具體體現。
朝鮮景福宮的名字就來源自《詩經》中的詩句
這種深刻影響導源於朝鮮文人對中國文學作品的深刻理解與熱愛，如金正喜所說：“唐宋皆偉人，各成一代詩。……寄言善學者，唐宋皆吾師。”實際上遠不止唐宋，他們對中國曆代著名文人、詩人，如屈原、司馬遷、曹植等等，都甚為推崇，對他們的作品有很高的評價。
朝鮮文人始終關注著中國文學的變化，追隨著中國文學的發展，奉中國文學為典範，以致在朝鮮出現崇尚、模仿，甚至是翻案中國文學的風氣，從而在文學的諸多方面表現出相似性。
古代朝鮮人也特別崇拜屈原
文學同質性的體現
自古以來，中國與朝鮮半島的文學交流就非常頻繁，兩國文化與文學發生交流之後，古朝鮮文學幾乎與中國文學同步發展，無論價值觀念、題材、體制、手法、風格，皆密切相關，同時也保持了其民族獨立性與創造性。
朝鮮半島漢文詩歷史悠久，一直是文人詩的主要形式，與中國古典詩歌有很多相似的特色。
古代朝鮮詩人所寫的漢文詩，在吟詠主題方面跟中國古典詩歌，範圍大抵一致。熱愛祖國、懷念鄉土、諷刺暴政、同情民眾、生離死別等等，在漢文詩中佔有絕對位置。
在中國，儒家的忠君愛國，追求成仁取義、真善合一，在屈原、杜甫、白居易、陸游、文天祥等的詩歌中得到充分體現。朝鮮王朝建立後，進一步提倡程朱理學，抑佛尊儒，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之下，自然出現儒化傾向。
他們特別強調詩歌的教化美刺功能，特別推崇最能體現儒家境界的詩聖杜甫，大多數詩篇都洋溢著親親愛國、仁民愛物的思想基調。
詩歌評論的主要形式都是詩話、以詩論詩、在其他文章中討論詩。而且，朝鮮詩歌的評論，很喜歡拿兩國詩人或詩作進行對比。這種對比，正說明兩國詩歌與詩歌理論的血肉聯繫。
杜甫與李白這對CP也深受古代朝鮮人推崇
用文言文書寫的古典散文，曾經長期是韓國古典文學的主要形態。
韓國古典散文完全以漢文為正宗，體式也多借鑑中國古典散文。只要把中國的《昭明文選》與《東文選》的文體分類進行對比，就可以看出兩國古典散文在體裁方面相似的程度。
中國古典散文的作家隊伍，主要成分是官員，他們具有政治抱負而又往往經歷曲折，大多奉行“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的政治哲學。古文是他們發表議論、參與政治、修身養性的工具。
韓國古典散文的作家隊伍，主要成員以及他們奉行的人生哲學，都跟中國一致。他們都是精通漢學的高級文士，都非常熟悉中國的古典散文，特別推崇唐代古文，尤其是韓愈的文章。所以他們所寫的發表議論的文章，以及日常應用的奏章、書信、抒發性情的小品，都跟中國作家一樣用古文寫成的。所寫的內容多與政事、學術、人格操守有關。
《昭明文選》
中國古代小說對朝鮮半島的影響也很大。
朝鮮半島古代小說在體裁、題材、形式、語言、創作方法等方面，都借鑑了中國的古代小說。
就具體作品而言，朝鮮古代小說受中國《水滸傳》影響最巨者為許筠之《洪吉童傳》。《洪吉童傳》在主題思想與題材方面，與《水滸傳》相同。《洪吉童傳》的主人公洪吉童，以義賊自稱，站在良民一邊，懲治貪官汙吏，為民除害。這與《水滸傳》中以宋江為首的梁山好漢，替天行道為民除害相同。
綜上，中國和朝鮮半島山水相連、文化傳統相近，這使兩國人民有著天然的親近感，更容易理解和溝通，從而促成了文化交流歷史的源遠流長。
而兩者這種親密的關係得益於上述立國思想的一致性、朝鮮的慕華思想、同屬漢字文化圈以及文學的同質性。最終使得朝鮮王朝“教化大行，男有烈士之風，女有貞正之俗，史稱小中華”。而在中國人心目中，朝鮮“人知經史，文物禮樂略似中國，非他邦比”。
參考文獻
葛振家 《論明代中國人的朝鮮觀》
孫衛國 《試論朝鮮王朝之慕華思想》
朱雲影 《中國文化對日韓越的影響》
劉玉明 《論李朝儒學與事大主義》
鄭沃根 《中國小說的傳播與朝鮮初期儒教的統治》
文/木子君侃史
明代在中國與朝鮮半島關係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無論是在政治上，還是在經濟、文化上，明朝與朝鮮的聯繫都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個朝代。而兩國間的這種密切聯繫，得益於兩者歷史、文化的深厚基礎。
一、立國思想的一致性
儒家思想是中國漢以後歷代封建王朝最主要的統治思想。明朝建立後，即把儒家思想作為指導思想，完善了禮法兼備的治國方針，並取得了積極的成效，在較短的時間內，醫治了戰亂所造成的創傷，恢復和發展了經濟，建立起了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統治秩序。
朝鮮是世界上傳入孔子思想和儒家學說時間最早、傳播的領域最廣、受到影響最深遠的國家。中朝間由於特殊的地理環境、歷史悠久的友好關係以及朝鮮向來就有崇尚仁俗的優良傳統，因而已經為儒學在朝鮮的普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李成桂推翻高麗王朝，建立李朝王朝
使得儒家思想在中國和朝鮮，成為積澱最深的思想文化，成為歷史意識形態的深層結構，也成為連接中國與朝鮮半島歷史關係的深層紐帶。
不過，朝鮮時期居統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己不是先秦、也不是漢代的儒家思想，而是它的新形態、即宋明理學思想。
朱熹理學最早是13世紀末傳入朝鮮半島的。李成桂建立朝鮮王朝後，鑑於高麗王朝後期崇信佛教、不拘禮法、朝綱混亂等弊端，全面推行“斥佛崇儒”的政策，即全面推崇儒學、排斥佛教。
在朝鮮王朝歷代統治者的大力提倡與積極推崇下，儒學取代佛教而居統治地位，獨尊朝鮮半島五百年。
朝鮮王朝是儒學在意識形態領域中處於支配地位的時期，是朝鮮全盤受容和普及儒學的時期。
宋明理學的奠基人：二程
李成桂明確地提出了以程朱理學為其“經邦治國”的指導思想，重用李穡、鄭道傳、權近等一批儒家名士，以程朱理學規劃新王朝藍圖，確立了新王朝的統治秩序。用“孔孟之道”、“三綱五常”規範人民的行為，為自己的統治尋找理論上的依據。立綱紀，明賞罰，勸農桑，獎孝梯，親君子，崇節儉，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受儒家思想指導的政治體制。
君臣討論政事，以經義為最高準則；百姓居家，也以倫常名教為生活信條。儒家思想影響著朝鮮的政治、教育、文化和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既有利於長治久安，又有利於促進兩國的文化交流。因此，朝鮮對明朝的“事大”意識也最為強烈。
朝鮮時代以孔孟之道治國
“以小事大”，是儒家思想中的一種基本觀點。對此，朝鮮士人李魯曾言：“是故，莫貴於天子，而普天下皆其臣；莫尊於中華，而率土之濱皆其地。君臣之義，賓服之禮，皆理之常然也。”顯然，在李魯看來，朝鮮王朝心悅誠服地成為明朝的藩屬國，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儘管是出自一位士人之口，但是反映了當時朝鮮士人的普遍心態。要對明朝天子盡朝貢、奉正朔，要遵守君臣關係的各種禮制，儒家禮治文化是傳統宗藩外交的文化基礎和動因。
總體來看，朝鮮李朝時期，儒學的傳播、發展及與其民族精神的結合，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因此，朝鮮禮俗之美得到明朝使臣祁順的盛讚：“文物典章，不異中華而遠超他邦。”這是有感而發，也是明朝使臣的切身體驗。
朝鮮李朝時期，儒學的傳播、發展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二、朝鮮的慕華思想
古代中國對周邊政權和民族形成了一種強大的吸引和向心力量，促使其吸納、學習和效仿。
政治上的“事大”是基於文化上的“慕華”的，“慕華”是朝鮮對明朝的基本文化心態。在與中國長期交往中，朝鮮之思想文化、政治制度都深受中國的影響，形成了以慕華思想為主要特色的小中華思想。
文物禮樂制度仿效中華，是朝鮮王朝慕華的一個重要表徵。
李成桂建國，命鄭道傳仿《周禮》編纂《經國大典》，刑法全部照搬《大明律》，成為其慕華的實質性的體現。明朝中央有吏、戶、禮、兵、刑、工六部，朝鮮則設立吏、戶、禮、兵、刑、工六曹。
鄭道傳是朝鮮大儒
朝鮮王朝還沿襲其前朝制度，實行科舉考試，取士制度一尊中華，考試內容仍是中國的“四書”、“五經”之類。朝鮮的科考還設有譯科，其漢語考試要臨文《四書》。甚至於有些地名也襲用中國地名，如“湖南”、“嶺南”、“廣州”等地名。
慕華還體現在朝鮮對孔子的崇拜與儒學的推廣上。
李成桂即位的第六年立太學，次年又於漢城崇教坊立文廟。太學是宣講儒學、培養人才的場所；文廟則是祭祀孔子及其儒門先賢的場所。
從太祖李成桂開始，歷代朝鮮國王都親祭孔子，而太宗等國王一生多次祭祀文廟，並將王子送入太學讀書。從而使得儒學成為朝鮮王朝獨尊的學問，以程朱理學作為治國原則的朝鮮王朝，成為一個真正的儒教國家。
朝鮮時代的文廟
三、同屬漢字文化圈
中國與朝鮮半島同屬於漢字文化圈。韓國，中國，日本，及越南，歷來都把漢字當作溝通的工具，從而形成了同一個“漢字文化圈”。事實也確實如此，朝鮮在歷史上長期借用漢字做書寫工具，維持並促進了古代文明的發展進程。
漢字是形成“漢字文化圈”的主要文化載體。至少在秦漢時期，漢字就隨大批移民傳入朝鮮半島，並在較長時期內作為朝鮮歷代政府的官方文字，且其歷代的國家典籍、政府往來文書、文化知識的傳播，甚至教育的推廣皆以漢字為載體和媒介。
古老而系統的中國文字在朝鮮半島受到統治者和知識分子的喜愛和重視，他們崇尚中國文化，以掌握漢字，閱讀漢文典籍，寫漢文文章為讀書人的正統。
中國文化對周邊國家的影響很深，圖為日本寺廟
漢字傳入朝鮮半島以後，經歷了三個階段：
一是直接使用漢字時期。
二是“吏讀”時期。
“吏讀”是七世紀中後期，新羅人為適應文化發展的需要，在總結長期使用漢字經驗基礎上，創造了用漢字的音和意（訓）來標記朝鮮語的一種特殊方法。可見，“吏讀”實際上是一種漢語、朝鮮語的混合文字，體現了漢字對朝鮮半島語言產生的影響，是文化交流的結晶。
同時，吏讀也是新羅人民所創造的寶貴精神財富，它豐富了朝鮮語彙，成為後來朝鮮語言文字——諺文的先聲。
由於朝鮮在歷史上使用漢字時間太長，再加上長期的事大中國，所以一直到朝鮮末年，諺文都沒能順利地在其境內得以廣泛的應用。
古代朝鮮處處“事大”中國
三是跟《訓民正音》文字並行使時期。
朝鮮初期，世宗創制並頒佈了韓文，不過它一直沒有發揮它在記錄文字上的功能。韓文成為公式文字，是在1948年政府成立以後的事。
可見漢字傳入朝鮮以後就成為朝鮮的書寫語言工具，直到十九世紀末（雖然十五世紀創制了朝鮮文字）仍然被用作主要的書寫語言。
韓國人的偶像之一：世宗大王
四、文學的同質性
朝鮮王朝以漢文學為主體，與中國文學存在諸多同質性。這既是文學交流與影響的結果，也是朝鮮與明詩賦外交中詩文唱和的基礎和前提。
文學的同質性是文學交流與影響的結果
由於地緣關係、歷史關係和漢字的使用等原因，使朝鮮半島從古朝鮮時候開始，已經接受漢字和中國文學的形式來創作他們自己的文藝作品。
在朝鮮王朝文學史上，漢文學佔據著絕對的統治地位，這種朝鮮人用漢字和中國文學規範創作的文學作品，自然與中國文學有著諸多共同之處。
中國文學對朝鮮半島文學的影響是很深廣的。歷代韓國漢文學的形式與內容， 都跟中國文學有著密切的關係，古朝鮮時代的樂府詩，三國時代的五言古詩，統一新羅時代的近體律詩和駢儷文，高麗時代的貫道與載道古文，近世朝鮮時代的性理學與實學思潮的文學等，都是韓國文學接受中國文學影響的具體體現。
朝鮮景福宮的名字就來源自《詩經》中的詩句
這種深刻影響導源於朝鮮文人對中國文學作品的深刻理解與熱愛，如金正喜所說：“唐宋皆偉人，各成一代詩。……寄言善學者，唐宋皆吾師。”實際上遠不止唐宋，他們對中國曆代著名文人、詩人，如屈原、司馬遷、曹植等等，都甚為推崇，對他們的作品有很高的評價。
朝鮮文人始終關注著中國文學的變化，追隨著中國文學的發展，奉中國文學為典範，以致在朝鮮出現崇尚、模仿，甚至是翻案中國文學的風氣，從而在文學的諸多方面表現出相似性。
古代朝鮮人也特別崇拜屈原
文學同質性的體現
自古以來，中國與朝鮮半島的文學交流就非常頻繁，兩國文化與文學發生交流之後，古朝鮮文學幾乎與中國文學同步發展，無論價值觀念、題材、體制、手法、風格，皆密切相關，同時也保持了其民族獨立性與創造性。
朝鮮半島漢文詩歷史悠久，一直是文人詩的主要形式，與中國古典詩歌有很多相似的特色。
古代朝鮮詩人所寫的漢文詩，在吟詠主題方面跟中國古典詩歌，範圍大抵一致。熱愛祖國、懷念鄉土、諷刺暴政、同情民眾、生離死別等等，在漢文詩中佔有絕對位置。
在中國，儒家的忠君愛國，追求成仁取義、真善合一，在屈原、杜甫、白居易、陸游、文天祥等的詩歌中得到充分體現。朝鮮王朝建立後，進一步提倡程朱理學，抑佛尊儒，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之下，自然出現儒化傾向。
他們特別強調詩歌的教化美刺功能，特別推崇最能體現儒家境界的詩聖杜甫，大多數詩篇都洋溢著親親愛國、仁民愛物的思想基調。
詩歌評論的主要形式都是詩話、以詩論詩、在其他文章中討論詩。而且，朝鮮詩歌的評論，很喜歡拿兩國詩人或詩作進行對比。這種對比，正說明兩國詩歌與詩歌理論的血肉聯繫。
杜甫與李白這對CP也深受古代朝鮮人推崇
用文言文書寫的古典散文，曾經長期是韓國古典文學的主要形態。
韓國古典散文完全以漢文為正宗，體式也多借鑑中國古典散文。只要把中國的《昭明文選》與《東文選》的文體分類進行對比，就可以看出兩國古典散文在體裁方面相似的程度。
中國古典散文的作家隊伍，主要成分是官員，他們具有政治抱負而又往往經歷曲折，大多奉行“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的政治哲學。古文是他們發表議論、參與政治、修身養性的工具。
韓國古典散文的作家隊伍，主要成員以及他們奉行的人生哲學，都跟中國一致。他們都是精通漢學的高級文士，都非常熟悉中國的古典散文，特別推崇唐代古文，尤其是韓愈的文章。所以他們所寫的發表議論的文章，以及日常應用的奏章、書信、抒發性情的小品，都跟中國作家一樣用古文寫成的。所寫的內容多與政事、學術、人格操守有關。
《昭明文選》
中國古代小說對朝鮮半島的影響也很大。
朝鮮半島古代小說在體裁、題材、形式、語言、創作方法等方面，都借鑑了中國的古代小說。
就具體作品而言，朝鮮古代小說受中國《水滸傳》影響最巨者為許筠之《洪吉童傳》。《洪吉童傳》在主題思想與題材方面，與《水滸傳》相同。《洪吉童傳》的主人公洪吉童，以義賊自稱，站在良民一邊，懲治貪官汙吏，為民除害。這與《水滸傳》中以宋江為首的梁山好漢，替天行道為民除害相同。
綜上，中國和朝鮮半島山水相連、文化傳統相近，這使兩國人民有著天然的親近感，更容易理解和溝通，從而促成了文化交流歷史的源遠流長。
而兩者這種親密的關係得益於上述立國思想的一致性、朝鮮的慕華思想、同屬漢字文化圈以及文學的同質性。最終使得朝鮮王朝“教化大行，男有烈士之風，女有貞正之俗，史稱小中華”。而在中國人心目中，朝鮮“人知經史，文物禮樂略似中國，非他邦比”。
參考文獻
葛振家 《論明代中國人的朝鮮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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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雲影 《中國文化對日韓越的影響》
劉玉明 《論李朝儒學與事大主義》
鄭沃根 《中國小說的傳播與朝鮮初期儒教的統治》
朝鮮與明朝的關係為何如此緊密？得益於兩者深厚的歷史、文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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