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軍隊為何戰鬥力如此低下？因為正規軍不能戰，而民兵又不肯戰'
大清國至少在紙面上維持著一支亞洲最為龐大的陸軍力量。但是這支紙面上最龐大的陸軍中到底有多少可戰之兵，我們翻開大清國的這筆爛賬，一起來盤點盤點吧。
大清國至少在紙面上維持著一支亞洲最為龐大的陸軍力量。但是這支紙面上最龐大的陸軍中到底有多少可戰之兵，我們翻開大清國的這筆爛賬，一起來盤點盤點吧。
清末的八旗兵典型裝束
當時清軍的正規軍編制分兩大部分，其一是被統治者視為根本的八旗兵，人數為25萬。剩下的就是由漢軍構成的綠營兵，人數多達44萬，這兩類武裝力量共同構成了當時清朝正規國防軍的基幹力量。這兩支部隊在某種意義上可謂是“職業化軍隊”，從軍官到士兵都可以實行“世襲制”，也就是說，父輩年邁不能再戰的時候，子輩可以“子承父業”、頂了老子退役留下的缺額繼續服役、拿軍餉、領俸米。放到現在，就是十足的終身制“鐵飯碗”，一輩子都不用擔心吃飯的問題。更有甚者，擔負地方守備任務的綠營兵就把一家老小都安頓在守備處附近，每到日出三竿的時候扛著刀槍出門去上崗，到日落時分就拖著“傢伙事兒”回家，摟著老婆、抱著孩子一起熱炕頭，真正做到了按點上班、到點下班。省掉了去軍營報到點卯的“麻煩”，當兵成了徹頭徹尾的“生活”和“職業”。也就是說，此時的八旗綠營不過就是勉強能夠充當“聯防隊員”的角色，戰鬥力早就淪喪殆盡。而其存在關乎大清國的國本和“祖宗舊制”，因此這支多大69萬人的“世襲聯防隊伍”無論如何是一個人都裁撤不得的。更有甚者，為了養活如此龐大的“世襲聯防隊伍”，清政府每年要花費超過兩千萬兩的鉅款給他們發工資，相當於籌建一支規模齊整的北洋水師費用的總和。
大清國至少在紙面上維持著一支亞洲最為龐大的陸軍力量。但是這支紙面上最龐大的陸軍中到底有多少可戰之兵，我們翻開大清國的這筆爛賬，一起來盤點盤點吧。
清末的八旗兵典型裝束
當時清軍的正規軍編制分兩大部分，其一是被統治者視為根本的八旗兵，人數為25萬。剩下的就是由漢軍構成的綠營兵，人數多達44萬，這兩類武裝力量共同構成了當時清朝正規國防軍的基幹力量。這兩支部隊在某種意義上可謂是“職業化軍隊”，從軍官到士兵都可以實行“世襲制”，也就是說，父輩年邁不能再戰的時候，子輩可以“子承父業”、頂了老子退役留下的缺額繼續服役、拿軍餉、領俸米。放到現在，就是十足的終身制“鐵飯碗”，一輩子都不用擔心吃飯的問題。更有甚者，擔負地方守備任務的綠營兵就把一家老小都安頓在守備處附近，每到日出三竿的時候扛著刀槍出門去上崗，到日落時分就拖著“傢伙事兒”回家，摟著老婆、抱著孩子一起熱炕頭，真正做到了按點上班、到點下班。省掉了去軍營報到點卯的“麻煩”，當兵成了徹頭徹尾的“生活”和“職業”。也就是說，此時的八旗綠營不過就是勉強能夠充當“聯防隊員”的角色，戰鬥力早就淪喪殆盡。而其存在關乎大清國的國本和“祖宗舊制”，因此這支多大69萬人的“世襲聯防隊伍”無論如何是一個人都裁撤不得的。更有甚者，為了養活如此龐大的“世襲聯防隊伍”，清政府每年要花費超過兩千萬兩的鉅款給他們發工資，相當於籌建一支規模齊整的北洋水師費用的總和。
西方人繪製的清軍和太平軍作戰的銅版畫
可是，就算是聯防隊員這樣的“清閒活”他們也幹不好、或者是根本不願意去幹。寧願花錢僱傭窮人去頂他的名額服役當差，而自己卻開小店做點小生意貼補家用或者賺點外塊。八旗綠營的花名冊上的勇丁放在現實中有可能是小販、有可能是混混、更有可能是花花公子，甚至早就成了墳冢裡的枯骨：世上已無此人。真正在營中像模像樣操練的很有可能是頂替者；真正的兵不想當兵，只想拿餉銀；頂替的兵只想著拿辛苦錢，又怎會想到上戰場呢？另外在八旗綠營軍中拿餉銀的往往不一定是士兵，這已經是“眾人皆知的祕密”。軍官手下的管家、僕役、轎伕、吹鼓手甚至丫鬟、廚娘、僕婦都能頂士兵的名額拿餉銀，甚至有極端的說法曰：44萬綠營兵中真正的士兵不過幾萬。雖然有誇張之嫌，但是頂空名、吃空餉的情況在八旗和綠營中早就氾濫成災、積重難返了。平日裡歌舞昇平倒也能粉飾太平，一旦到了國家危難的時刻，決計成不了擎天之柱、國之柱石。1851年的金田村，一個落第的書生靠著半本聖經能在極短的時間內縱橫東南各省，最後割據江寧，以“太平天國”之名號和大清朝廷分庭抗禮十數年。在“長毛”氣勢洶洶的步步緊逼之下，疲於奔命的八旗綠營早已糜爛而不可用，卻又事關幾十萬人的福利、絕對裁撤不得。清政府不得已打發京官（比如曾國藩、呂賢基、李鴻章之父李文安）回鄉辦團練以抗髮匪。朝廷給優惠政策，但是戶部不出一個子的招兵費，完全由這些返鄉的京官靠自己的關係網，依靠親情、友情甚至姻親的紐帶拉起的隊伍起先被稱為“團練”，按照明代抗倭名將戚繼光創建“戚家軍”的規制編成“勇營”。曾國藩拉起了湘軍，後在其基礎上又派生出了左宗棠（字季高，號湘上農人，湖南湘陰人）的楚軍，鮑超（字春霆，四川奉節人）的霆軍，以及李鴻章在安徽拉起的淮軍，最終依靠這些勇營，清政府才勉強將各地的起義逐步地鎮壓下去，而當天下重新歸於平靜的時候，勇營這種地方武裝力量就開始自覺不自覺的履行起“國防軍”的重擔大梁來。
大清國至少在紙面上維持著一支亞洲最為龐大的陸軍力量。但是這支紙面上最龐大的陸軍中到底有多少可戰之兵，我們翻開大清國的這筆爛賬，一起來盤點盤點吧。
清末的八旗兵典型裝束
當時清軍的正規軍編制分兩大部分，其一是被統治者視為根本的八旗兵，人數為25萬。剩下的就是由漢軍構成的綠營兵，人數多達44萬，這兩類武裝力量共同構成了當時清朝正規國防軍的基幹力量。這兩支部隊在某種意義上可謂是“職業化軍隊”，從軍官到士兵都可以實行“世襲制”，也就是說，父輩年邁不能再戰的時候，子輩可以“子承父業”、頂了老子退役留下的缺額繼續服役、拿軍餉、領俸米。放到現在，就是十足的終身制“鐵飯碗”，一輩子都不用擔心吃飯的問題。更有甚者，擔負地方守備任務的綠營兵就把一家老小都安頓在守備處附近，每到日出三竿的時候扛著刀槍出門去上崗，到日落時分就拖著“傢伙事兒”回家，摟著老婆、抱著孩子一起熱炕頭，真正做到了按點上班、到點下班。省掉了去軍營報到點卯的“麻煩”，當兵成了徹頭徹尾的“生活”和“職業”。也就是說，此時的八旗綠營不過就是勉強能夠充當“聯防隊員”的角色，戰鬥力早就淪喪殆盡。而其存在關乎大清國的國本和“祖宗舊制”，因此這支多大69萬人的“世襲聯防隊伍”無論如何是一個人都裁撤不得的。更有甚者，為了養活如此龐大的“世襲聯防隊伍”，清政府每年要花費超過兩千萬兩的鉅款給他們發工資，相當於籌建一支規模齊整的北洋水師費用的總和。
西方人繪製的清軍和太平軍作戰的銅版畫
可是，就算是聯防隊員這樣的“清閒活”他們也幹不好、或者是根本不願意去幹。寧願花錢僱傭窮人去頂他的名額服役當差，而自己卻開小店做點小生意貼補家用或者賺點外塊。八旗綠營的花名冊上的勇丁放在現實中有可能是小販、有可能是混混、更有可能是花花公子，甚至早就成了墳冢裡的枯骨：世上已無此人。真正在營中像模像樣操練的很有可能是頂替者；真正的兵不想當兵，只想拿餉銀；頂替的兵只想著拿辛苦錢，又怎會想到上戰場呢？另外在八旗綠營軍中拿餉銀的往往不一定是士兵，這已經是“眾人皆知的祕密”。軍官手下的管家、僕役、轎伕、吹鼓手甚至丫鬟、廚娘、僕婦都能頂士兵的名額拿餉銀，甚至有極端的說法曰：44萬綠營兵中真正的士兵不過幾萬。雖然有誇張之嫌，但是頂空名、吃空餉的情況在八旗和綠營中早就氾濫成災、積重難返了。平日裡歌舞昇平倒也能粉飾太平，一旦到了國家危難的時刻，決計成不了擎天之柱、國之柱石。1851年的金田村，一個落第的書生靠著半本聖經能在極短的時間內縱橫東南各省，最後割據江寧，以“太平天國”之名號和大清朝廷分庭抗禮十數年。在“長毛”氣勢洶洶的步步緊逼之下，疲於奔命的八旗綠營早已糜爛而不可用，卻又事關幾十萬人的福利、絕對裁撤不得。清政府不得已打發京官（比如曾國藩、呂賢基、李鴻章之父李文安）回鄉辦團練以抗髮匪。朝廷給優惠政策，但是戶部不出一個子的招兵費，完全由這些返鄉的京官靠自己的關係網，依靠親情、友情甚至姻親的紐帶拉起的隊伍起先被稱為“團練”，按照明代抗倭名將戚繼光創建“戚家軍”的規制編成“勇營”。曾國藩拉起了湘軍，後在其基礎上又派生出了左宗棠（字季高，號湘上農人，湖南湘陰人）的楚軍，鮑超（字春霆，四川奉節人）的霆軍，以及李鴻章在安徽拉起的淮軍，最終依靠這些勇營，清政府才勉強將各地的起義逐步地鎮壓下去，而當天下重新歸於平靜的時候，勇營這種地方武裝力量就開始自覺不自覺的履行起“國防軍”的重擔大梁來。
勇營沒有編制，屬於“臨時工”，要爭得地位只能用命去拼
由於勇營的招募全賴於親情的紐帶，朝廷並不出一個銅板供養，所以軍隊的所有權僅僅歸於招募者所有，“兵隨將轉，兵為將有”，用編著《湘軍志》的名士王闓運（字壬秋，號湘綺，世稱湘綺先生）的話說：“從湘軍（也可以說是全部的勇營）之制，則上下相維，將卒親睦，各護其長，其將死，其軍散，其將存，其軍完。”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剿發中的三河鎮之役，湘軍猛將李續賓部精銳孤軍深入被英王陳玉成和忠王李秀成兩部的優勢太平軍聚殲之後，其餘部也旋即被裁撤。很顯然，勇營不是國家供養的軍隊，地位類似於現在的民兵。
雖然從十九世紀中下半葉開始，勇營就成了大清帝國國防實質上的主體和柱石，可受到的對待比起八旗綠營來無異於“後孃養的”。如果將八旗綠營比作是和國家簽了終身合同的“正式工”的話，那勇營就是無合同無保障的“臨時工”。危急時刻需要招募勇營的時候，國家只是給部隊編制和政策，但是根本不負擔勇營的軍餉和福利，一旦亂事畢了，那麼臨時組建的應急部隊自然是首當其衝要裁撤的對象，原因再明顯不過，勇營沒有正式的編制，不是鐵飯碗，而是百分之百的泥飯碗，朝廷是說裁撤就能裁撤的，就算朝廷不說裁撤，一旦戰事結束，維持一支聽命於個人的地方武裝無異於給言官御史們一個極好的參劾靶子。曾國藩的湘軍全盛時期曾達到過兩百四十餘營12萬之眾，可是在“天京”被攻克，北有捻軍、南有太平軍餘部的情況下，曾國藩為躲避猜忌、避免尾大不掉、引火燒身，毅然決然的將大部分的湘軍裁撤，只留下湘系的長江水師。可算是保全了其“中興名臣”的名聲，如果動作稍稍遲疑，那就不是“忠臣”而是“貳臣”了。李鴻章偏偏不急流勇退，反而讓他的淮軍頂了國防柱石的重任，還在淮軍的體制內，建起了中國的第一支近代海軍北洋水師（1888年正式成軍後改稱“北洋海軍”）。這下可是不得了，言官和御史們就如同打了雞血一般，滿臉通紅地將彈劾李鴻章的摺子往軍機處送。
大清國至少在紙面上維持著一支亞洲最為龐大的陸軍力量。但是這支紙面上最龐大的陸軍中到底有多少可戰之兵，我們翻開大清國的這筆爛賬，一起來盤點盤點吧。
清末的八旗兵典型裝束
當時清軍的正規軍編制分兩大部分，其一是被統治者視為根本的八旗兵，人數為25萬。剩下的就是由漢軍構成的綠營兵，人數多達44萬，這兩類武裝力量共同構成了當時清朝正規國防軍的基幹力量。這兩支部隊在某種意義上可謂是“職業化軍隊”，從軍官到士兵都可以實行“世襲制”，也就是說，父輩年邁不能再戰的時候，子輩可以“子承父業”、頂了老子退役留下的缺額繼續服役、拿軍餉、領俸米。放到現在，就是十足的終身制“鐵飯碗”，一輩子都不用擔心吃飯的問題。更有甚者，擔負地方守備任務的綠營兵就把一家老小都安頓在守備處附近，每到日出三竿的時候扛著刀槍出門去上崗，到日落時分就拖著“傢伙事兒”回家，摟著老婆、抱著孩子一起熱炕頭，真正做到了按點上班、到點下班。省掉了去軍營報到點卯的“麻煩”，當兵成了徹頭徹尾的“生活”和“職業”。也就是說，此時的八旗綠營不過就是勉強能夠充當“聯防隊員”的角色，戰鬥力早就淪喪殆盡。而其存在關乎大清國的國本和“祖宗舊制”，因此這支多大69萬人的“世襲聯防隊伍”無論如何是一個人都裁撤不得的。更有甚者，為了養活如此龐大的“世襲聯防隊伍”，清政府每年要花費超過兩千萬兩的鉅款給他們發工資，相當於籌建一支規模齊整的北洋水師費用的總和。
西方人繪製的清軍和太平軍作戰的銅版畫
可是，就算是聯防隊員這樣的“清閒活”他們也幹不好、或者是根本不願意去幹。寧願花錢僱傭窮人去頂他的名額服役當差，而自己卻開小店做點小生意貼補家用或者賺點外塊。八旗綠營的花名冊上的勇丁放在現實中有可能是小販、有可能是混混、更有可能是花花公子，甚至早就成了墳冢裡的枯骨：世上已無此人。真正在營中像模像樣操練的很有可能是頂替者；真正的兵不想當兵，只想拿餉銀；頂替的兵只想著拿辛苦錢，又怎會想到上戰場呢？另外在八旗綠營軍中拿餉銀的往往不一定是士兵，這已經是“眾人皆知的祕密”。軍官手下的管家、僕役、轎伕、吹鼓手甚至丫鬟、廚娘、僕婦都能頂士兵的名額拿餉銀，甚至有極端的說法曰：44萬綠營兵中真正的士兵不過幾萬。雖然有誇張之嫌，但是頂空名、吃空餉的情況在八旗和綠營中早就氾濫成災、積重難返了。平日裡歌舞昇平倒也能粉飾太平，一旦到了國家危難的時刻，決計成不了擎天之柱、國之柱石。1851年的金田村，一個落第的書生靠著半本聖經能在極短的時間內縱橫東南各省，最後割據江寧，以“太平天國”之名號和大清朝廷分庭抗禮十數年。在“長毛”氣勢洶洶的步步緊逼之下，疲於奔命的八旗綠營早已糜爛而不可用，卻又事關幾十萬人的福利、絕對裁撤不得。清政府不得已打發京官（比如曾國藩、呂賢基、李鴻章之父李文安）回鄉辦團練以抗髮匪。朝廷給優惠政策，但是戶部不出一個子的招兵費，完全由這些返鄉的京官靠自己的關係網，依靠親情、友情甚至姻親的紐帶拉起的隊伍起先被稱為“團練”，按照明代抗倭名將戚繼光創建“戚家軍”的規制編成“勇營”。曾國藩拉起了湘軍，後在其基礎上又派生出了左宗棠（字季高，號湘上農人，湖南湘陰人）的楚軍，鮑超（字春霆，四川奉節人）的霆軍，以及李鴻章在安徽拉起的淮軍，最終依靠這些勇營，清政府才勉強將各地的起義逐步地鎮壓下去，而當天下重新歸於平靜的時候，勇營這種地方武裝力量就開始自覺不自覺的履行起“國防軍”的重擔大梁來。
勇營沒有編制，屬於“臨時工”，要爭得地位只能用命去拼
由於勇營的招募全賴於親情的紐帶，朝廷並不出一個銅板供養，所以軍隊的所有權僅僅歸於招募者所有，“兵隨將轉，兵為將有”，用編著《湘軍志》的名士王闓運（字壬秋，號湘綺，世稱湘綺先生）的話說：“從湘軍（也可以說是全部的勇營）之制，則上下相維，將卒親睦，各護其長，其將死，其軍散，其將存，其軍完。”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剿發中的三河鎮之役，湘軍猛將李續賓部精銳孤軍深入被英王陳玉成和忠王李秀成兩部的優勢太平軍聚殲之後，其餘部也旋即被裁撤。很顯然，勇營不是國家供養的軍隊，地位類似於現在的民兵。
雖然從十九世紀中下半葉開始，勇營就成了大清帝國國防實質上的主體和柱石，可受到的對待比起八旗綠營來無異於“後孃養的”。如果將八旗綠營比作是和國家簽了終身合同的“正式工”的話，那勇營就是無合同無保障的“臨時工”。危急時刻需要招募勇營的時候，國家只是給部隊編制和政策，但是根本不負擔勇營的軍餉和福利，一旦亂事畢了，那麼臨時組建的應急部隊自然是首當其衝要裁撤的對象，原因再明顯不過，勇營沒有正式的編制，不是鐵飯碗，而是百分之百的泥飯碗，朝廷是說裁撤就能裁撤的，就算朝廷不說裁撤，一旦戰事結束，維持一支聽命於個人的地方武裝無異於給言官御史們一個極好的參劾靶子。曾國藩的湘軍全盛時期曾達到過兩百四十餘營12萬之眾，可是在“天京”被攻克，北有捻軍、南有太平軍餘部的情況下，曾國藩為躲避猜忌、避免尾大不掉、引火燒身，毅然決然的將大部分的湘軍裁撤，只留下湘系的長江水師。可算是保全了其“中興名臣”的名聲，如果動作稍稍遲疑，那就不是“忠臣”而是“貳臣”了。李鴻章偏偏不急流勇退，反而讓他的淮軍頂了國防柱石的重任，還在淮軍的體制內，建起了中國的第一支近代海軍北洋水師（1888年正式成軍後改稱“北洋海軍”）。這下可是不得了，言官和御史們就如同打了雞血一般，滿臉通紅地將彈劾李鴻章的摺子往軍機處送。
中興名臣們哪個沒捱過參？
在參劾李鴻章的言官中最著名的莫屬樑鼎芬、黃體芳還有安維峻三人。樑鼎芬稱李“驕橫奸恣，罪惡昭彰，有六可殺，請特旨明正典刑”針對的恰恰就是李鴻章在中法戰爭期間對法交涉的表現（“六可殺”中甚至包括李鴻章不為母親守孝三年的“大不孝”；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據黃浚《花隨人聖庵摭憶》的記載：樑鼎芬一次聽相術師說他只能活到27歲，遂“問禳之之術，曰：必有非常之厄乃可”。“節庵（樑鼎芬）歸，閉門草疏，劾李鴻章六可殺。”直指樑鼎芬上折“六可殺”摺子的動機僅僅就是為了驅邪保命）；黃體芳的那道“是水師並非中國沿海之水師，乃直隸天津之水師；非海軍衙門之水師，乃李鴻章之水師……再閱數年，兵權益盛，恐用以禦敵則不足，而挾以自重則有餘”的摺子很明顯是在影射李鴻章擁兵自重、強烈要求朝廷削權；而有“隴上鐵漢”諢名的安維峻則更是落井下石，糾集七十多名言官，以“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在李鴻章遭遇甲午之敗後根據“聽說”和“想像”捏造罪名並大呼“殺李鴻章以振奮人心”，大有不殺李鴻章中國無以富強的架勢。他們所代表的士大夫階級對“私人武裝擁有者”的態度是如此的“欲殺之而後快”，那麼對“私人武裝”的態度就更可想而知了。
大清國至少在紙面上維持著一支亞洲最為龐大的陸軍力量。但是這支紙面上最龐大的陸軍中到底有多少可戰之兵，我們翻開大清國的這筆爛賬，一起來盤點盤點吧。
清末的八旗兵典型裝束
當時清軍的正規軍編制分兩大部分，其一是被統治者視為根本的八旗兵，人數為25萬。剩下的就是由漢軍構成的綠營兵，人數多達44萬，這兩類武裝力量共同構成了當時清朝正規國防軍的基幹力量。這兩支部隊在某種意義上可謂是“職業化軍隊”，從軍官到士兵都可以實行“世襲制”，也就是說，父輩年邁不能再戰的時候，子輩可以“子承父業”、頂了老子退役留下的缺額繼續服役、拿軍餉、領俸米。放到現在，就是十足的終身制“鐵飯碗”，一輩子都不用擔心吃飯的問題。更有甚者，擔負地方守備任務的綠營兵就把一家老小都安頓在守備處附近，每到日出三竿的時候扛著刀槍出門去上崗，到日落時分就拖著“傢伙事兒”回家，摟著老婆、抱著孩子一起熱炕頭，真正做到了按點上班、到點下班。省掉了去軍營報到點卯的“麻煩”，當兵成了徹頭徹尾的“生活”和“職業”。也就是說，此時的八旗綠營不過就是勉強能夠充當“聯防隊員”的角色，戰鬥力早就淪喪殆盡。而其存在關乎大清國的國本和“祖宗舊制”，因此這支多大69萬人的“世襲聯防隊伍”無論如何是一個人都裁撤不得的。更有甚者，為了養活如此龐大的“世襲聯防隊伍”，清政府每年要花費超過兩千萬兩的鉅款給他們發工資，相當於籌建一支規模齊整的北洋水師費用的總和。
西方人繪製的清軍和太平軍作戰的銅版畫
可是，就算是聯防隊員這樣的“清閒活”他們也幹不好、或者是根本不願意去幹。寧願花錢僱傭窮人去頂他的名額服役當差，而自己卻開小店做點小生意貼補家用或者賺點外塊。八旗綠營的花名冊上的勇丁放在現實中有可能是小販、有可能是混混、更有可能是花花公子，甚至早就成了墳冢裡的枯骨：世上已無此人。真正在營中像模像樣操練的很有可能是頂替者；真正的兵不想當兵，只想拿餉銀；頂替的兵只想著拿辛苦錢，又怎會想到上戰場呢？另外在八旗綠營軍中拿餉銀的往往不一定是士兵，這已經是“眾人皆知的祕密”。軍官手下的管家、僕役、轎伕、吹鼓手甚至丫鬟、廚娘、僕婦都能頂士兵的名額拿餉銀，甚至有極端的說法曰：44萬綠營兵中真正的士兵不過幾萬。雖然有誇張之嫌，但是頂空名、吃空餉的情況在八旗和綠營中早就氾濫成災、積重難返了。平日裡歌舞昇平倒也能粉飾太平，一旦到了國家危難的時刻，決計成不了擎天之柱、國之柱石。1851年的金田村，一個落第的書生靠著半本聖經能在極短的時間內縱橫東南各省，最後割據江寧，以“太平天國”之名號和大清朝廷分庭抗禮十數年。在“長毛”氣勢洶洶的步步緊逼之下，疲於奔命的八旗綠營早已糜爛而不可用，卻又事關幾十萬人的福利、絕對裁撤不得。清政府不得已打發京官（比如曾國藩、呂賢基、李鴻章之父李文安）回鄉辦團練以抗髮匪。朝廷給優惠政策，但是戶部不出一個子的招兵費，完全由這些返鄉的京官靠自己的關係網，依靠親情、友情甚至姻親的紐帶拉起的隊伍起先被稱為“團練”，按照明代抗倭名將戚繼光創建“戚家軍”的規制編成“勇營”。曾國藩拉起了湘軍，後在其基礎上又派生出了左宗棠（字季高，號湘上農人，湖南湘陰人）的楚軍，鮑超（字春霆，四川奉節人）的霆軍，以及李鴻章在安徽拉起的淮軍，最終依靠這些勇營，清政府才勉強將各地的起義逐步地鎮壓下去，而當天下重新歸於平靜的時候，勇營這種地方武裝力量就開始自覺不自覺的履行起“國防軍”的重擔大梁來。
勇營沒有編制，屬於“臨時工”，要爭得地位只能用命去拼
由於勇營的招募全賴於親情的紐帶，朝廷並不出一個銅板供養，所以軍隊的所有權僅僅歸於招募者所有，“兵隨將轉，兵為將有”，用編著《湘軍志》的名士王闓運（字壬秋，號湘綺，世稱湘綺先生）的話說：“從湘軍（也可以說是全部的勇營）之制，則上下相維，將卒親睦，各護其長，其將死，其軍散，其將存，其軍完。”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剿發中的三河鎮之役，湘軍猛將李續賓部精銳孤軍深入被英王陳玉成和忠王李秀成兩部的優勢太平軍聚殲之後，其餘部也旋即被裁撤。很顯然，勇營不是國家供養的軍隊，地位類似於現在的民兵。
雖然從十九世紀中下半葉開始，勇營就成了大清帝國國防實質上的主體和柱石，可受到的對待比起八旗綠營來無異於“後孃養的”。如果將八旗綠營比作是和國家簽了終身合同的“正式工”的話，那勇營就是無合同無保障的“臨時工”。危急時刻需要招募勇營的時候，國家只是給部隊編制和政策，但是根本不負擔勇營的軍餉和福利，一旦亂事畢了，那麼臨時組建的應急部隊自然是首當其衝要裁撤的對象，原因再明顯不過，勇營沒有正式的編制，不是鐵飯碗，而是百分之百的泥飯碗，朝廷是說裁撤就能裁撤的，就算朝廷不說裁撤，一旦戰事結束，維持一支聽命於個人的地方武裝無異於給言官御史們一個極好的參劾靶子。曾國藩的湘軍全盛時期曾達到過兩百四十餘營12萬之眾，可是在“天京”被攻克，北有捻軍、南有太平軍餘部的情況下，曾國藩為躲避猜忌、避免尾大不掉、引火燒身，毅然決然的將大部分的湘軍裁撤，只留下湘系的長江水師。可算是保全了其“中興名臣”的名聲，如果動作稍稍遲疑，那就不是“忠臣”而是“貳臣”了。李鴻章偏偏不急流勇退，反而讓他的淮軍頂了國防柱石的重任，還在淮軍的體制內，建起了中國的第一支近代海軍北洋水師（1888年正式成軍後改稱“北洋海軍”）。這下可是不得了，言官和御史們就如同打了雞血一般，滿臉通紅地將彈劾李鴻章的摺子往軍機處送。
中興名臣們哪個沒捱過參？
在參劾李鴻章的言官中最著名的莫屬樑鼎芬、黃體芳還有安維峻三人。樑鼎芬稱李“驕橫奸恣，罪惡昭彰，有六可殺，請特旨明正典刑”針對的恰恰就是李鴻章在中法戰爭期間對法交涉的表現（“六可殺”中甚至包括李鴻章不為母親守孝三年的“大不孝”；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據黃浚《花隨人聖庵摭憶》的記載：樑鼎芬一次聽相術師說他只能活到27歲，遂“問禳之之術，曰：必有非常之厄乃可”。“節庵（樑鼎芬）歸，閉門草疏，劾李鴻章六可殺。”直指樑鼎芬上折“六可殺”摺子的動機僅僅就是為了驅邪保命）；黃體芳的那道“是水師並非中國沿海之水師，乃直隸天津之水師；非海軍衙門之水師，乃李鴻章之水師……再閱數年，兵權益盛，恐用以禦敵則不足，而挾以自重則有餘”的摺子很明顯是在影射李鴻章擁兵自重、強烈要求朝廷削權；而有“隴上鐵漢”諢名的安維峻則更是落井下石，糾集七十多名言官，以“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在李鴻章遭遇甲午之敗後根據“聽說”和“想像”捏造罪名並大呼“殺李鴻章以振奮人心”，大有不殺李鴻章中國無以富強的架勢。他們所代表的士大夫階級對“私人武裝擁有者”的態度是如此的“欲殺之而後快”，那麼對“私人武裝”的態度就更可想而知了。
李鴻章因為辦洋務而被天下仕子指責成“事鬼之徒”
和不中用但是吃穿不愁的“世襲聯防隊員”不同，不論是湘系和淮系最初的募兵、操練、軍火等產生的一切費用都是曾國藩、李鴻章靠老臉和地方上百般扯皮、四處籌措所得。朝廷寧願把鈔票花在白養八旗綠營那幫酒囊飯袋身上也不肯對真正的中流砥柱下一個銅板（因為你們不是朝廷的軍隊，是民兵！不取締你們就是皇恩浩蕩了）。可想而知，要辦團練，沒點家底和公關能力根本想都別想。但到後來湘系、淮系軍轉變為當地駐防的防營，成了大清國野戰和守備各地的中堅力量的時候，朝廷總算開始下銀子了。首先，各勇營的領頭軍官們有了國家編制，成了吃皇糧的人。但是，編制只能借用與其駐紮地毫不相干的缺位來填補，所以說勇營的提督和總兵大量出現了駐防地和任命地差之千里的奇怪情況。其次，朝廷也終於肯在勇營的建設和裝備的更新上使銀子了。不過卻不是直接撥款，而是“報銷”！所需花費大佬們先墊上，然後統一列個單子按月或者按季度上報朝廷，軍機處審核報請皇太后、皇上批准後著戶部給銀子！這種做法在今天的公司老闆處理員工的工作花銷上很是流行，確實是杜絕浪費的好辦法。可是，國家不是公司，軍隊也不是國家的員工。更過分的是：即便有太后和皇帝的簽字批條，拿到戶部那裡往往也不能足額拿取，甚至一文錢都拿不到，人家戶部大可以“沒錢”倆字把你頂回去。雖然湘淮勇營在性質上還是漢族地主大佬旗下的民兵武裝，但如今“民兵”乾的都是正規軍該幹得活，而真正的“正規軍”卻吃空餉不幹事這合適嗎？
大清國至少在紙面上維持著一支亞洲最為龐大的陸軍力量。但是這支紙面上最龐大的陸軍中到底有多少可戰之兵，我們翻開大清國的這筆爛賬，一起來盤點盤點吧。
清末的八旗兵典型裝束
當時清軍的正規軍編制分兩大部分，其一是被統治者視為根本的八旗兵，人數為25萬。剩下的就是由漢軍構成的綠營兵，人數多達44萬，這兩類武裝力量共同構成了當時清朝正規國防軍的基幹力量。這兩支部隊在某種意義上可謂是“職業化軍隊”，從軍官到士兵都可以實行“世襲制”，也就是說，父輩年邁不能再戰的時候，子輩可以“子承父業”、頂了老子退役留下的缺額繼續服役、拿軍餉、領俸米。放到現在，就是十足的終身制“鐵飯碗”，一輩子都不用擔心吃飯的問題。更有甚者，擔負地方守備任務的綠營兵就把一家老小都安頓在守備處附近，每到日出三竿的時候扛著刀槍出門去上崗，到日落時分就拖著“傢伙事兒”回家，摟著老婆、抱著孩子一起熱炕頭，真正做到了按點上班、到點下班。省掉了去軍營報到點卯的“麻煩”，當兵成了徹頭徹尾的“生活”和“職業”。也就是說，此時的八旗綠營不過就是勉強能夠充當“聯防隊員”的角色，戰鬥力早就淪喪殆盡。而其存在關乎大清國的國本和“祖宗舊制”，因此這支多大69萬人的“世襲聯防隊伍”無論如何是一個人都裁撤不得的。更有甚者，為了養活如此龐大的“世襲聯防隊伍”，清政府每年要花費超過兩千萬兩的鉅款給他們發工資，相當於籌建一支規模齊整的北洋水師費用的總和。
西方人繪製的清軍和太平軍作戰的銅版畫
可是，就算是聯防隊員這樣的“清閒活”他們也幹不好、或者是根本不願意去幹。寧願花錢僱傭窮人去頂他的名額服役當差，而自己卻開小店做點小生意貼補家用或者賺點外塊。八旗綠營的花名冊上的勇丁放在現實中有可能是小販、有可能是混混、更有可能是花花公子，甚至早就成了墳冢裡的枯骨：世上已無此人。真正在營中像模像樣操練的很有可能是頂替者；真正的兵不想當兵，只想拿餉銀；頂替的兵只想著拿辛苦錢，又怎會想到上戰場呢？另外在八旗綠營軍中拿餉銀的往往不一定是士兵，這已經是“眾人皆知的祕密”。軍官手下的管家、僕役、轎伕、吹鼓手甚至丫鬟、廚娘、僕婦都能頂士兵的名額拿餉銀，甚至有極端的說法曰：44萬綠營兵中真正的士兵不過幾萬。雖然有誇張之嫌，但是頂空名、吃空餉的情況在八旗和綠營中早就氾濫成災、積重難返了。平日裡歌舞昇平倒也能粉飾太平，一旦到了國家危難的時刻，決計成不了擎天之柱、國之柱石。1851年的金田村，一個落第的書生靠著半本聖經能在極短的時間內縱橫東南各省，最後割據江寧，以“太平天國”之名號和大清朝廷分庭抗禮十數年。在“長毛”氣勢洶洶的步步緊逼之下，疲於奔命的八旗綠營早已糜爛而不可用，卻又事關幾十萬人的福利、絕對裁撤不得。清政府不得已打發京官（比如曾國藩、呂賢基、李鴻章之父李文安）回鄉辦團練以抗髮匪。朝廷給優惠政策，但是戶部不出一個子的招兵費，完全由這些返鄉的京官靠自己的關係網，依靠親情、友情甚至姻親的紐帶拉起的隊伍起先被稱為“團練”，按照明代抗倭名將戚繼光創建“戚家軍”的規制編成“勇營”。曾國藩拉起了湘軍，後在其基礎上又派生出了左宗棠（字季高，號湘上農人，湖南湘陰人）的楚軍，鮑超（字春霆，四川奉節人）的霆軍，以及李鴻章在安徽拉起的淮軍，最終依靠這些勇營，清政府才勉強將各地的起義逐步地鎮壓下去，而當天下重新歸於平靜的時候，勇營這種地方武裝力量就開始自覺不自覺的履行起“國防軍”的重擔大梁來。
勇營沒有編制，屬於“臨時工”，要爭得地位只能用命去拼
由於勇營的招募全賴於親情的紐帶，朝廷並不出一個銅板供養，所以軍隊的所有權僅僅歸於招募者所有，“兵隨將轉，兵為將有”，用編著《湘軍志》的名士王闓運（字壬秋，號湘綺，世稱湘綺先生）的話說：“從湘軍（也可以說是全部的勇營）之制，則上下相維，將卒親睦，各護其長，其將死，其軍散，其將存，其軍完。”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剿發中的三河鎮之役，湘軍猛將李續賓部精銳孤軍深入被英王陳玉成和忠王李秀成兩部的優勢太平軍聚殲之後，其餘部也旋即被裁撤。很顯然，勇營不是國家供養的軍隊，地位類似於現在的民兵。
雖然從十九世紀中下半葉開始，勇營就成了大清帝國國防實質上的主體和柱石，可受到的對待比起八旗綠營來無異於“後孃養的”。如果將八旗綠營比作是和國家簽了終身合同的“正式工”的話，那勇營就是無合同無保障的“臨時工”。危急時刻需要招募勇營的時候，國家只是給部隊編制和政策，但是根本不負擔勇營的軍餉和福利，一旦亂事畢了，那麼臨時組建的應急部隊自然是首當其衝要裁撤的對象，原因再明顯不過，勇營沒有正式的編制，不是鐵飯碗，而是百分之百的泥飯碗，朝廷是說裁撤就能裁撤的，就算朝廷不說裁撤，一旦戰事結束，維持一支聽命於個人的地方武裝無異於給言官御史們一個極好的參劾靶子。曾國藩的湘軍全盛時期曾達到過兩百四十餘營12萬之眾，可是在“天京”被攻克，北有捻軍、南有太平軍餘部的情況下，曾國藩為躲避猜忌、避免尾大不掉、引火燒身，毅然決然的將大部分的湘軍裁撤，只留下湘系的長江水師。可算是保全了其“中興名臣”的名聲，如果動作稍稍遲疑，那就不是“忠臣”而是“貳臣”了。李鴻章偏偏不急流勇退，反而讓他的淮軍頂了國防柱石的重任，還在淮軍的體制內，建起了中國的第一支近代海軍北洋水師（1888年正式成軍後改稱“北洋海軍”）。這下可是不得了，言官和御史們就如同打了雞血一般，滿臉通紅地將彈劾李鴻章的摺子往軍機處送。
中興名臣們哪個沒捱過參？
在參劾李鴻章的言官中最著名的莫屬樑鼎芬、黃體芳還有安維峻三人。樑鼎芬稱李“驕橫奸恣，罪惡昭彰，有六可殺，請特旨明正典刑”針對的恰恰就是李鴻章在中法戰爭期間對法交涉的表現（“六可殺”中甚至包括李鴻章不為母親守孝三年的“大不孝”；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據黃浚《花隨人聖庵摭憶》的記載：樑鼎芬一次聽相術師說他只能活到27歲，遂“問禳之之術，曰：必有非常之厄乃可”。“節庵（樑鼎芬）歸，閉門草疏，劾李鴻章六可殺。”直指樑鼎芬上折“六可殺”摺子的動機僅僅就是為了驅邪保命）；黃體芳的那道“是水師並非中國沿海之水師，乃直隸天津之水師；非海軍衙門之水師，乃李鴻章之水師……再閱數年，兵權益盛，恐用以禦敵則不足，而挾以自重則有餘”的摺子很明顯是在影射李鴻章擁兵自重、強烈要求朝廷削權；而有“隴上鐵漢”諢名的安維峻則更是落井下石，糾集七十多名言官，以“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在李鴻章遭遇甲午之敗後根據“聽說”和“想像”捏造罪名並大呼“殺李鴻章以振奮人心”，大有不殺李鴻章中國無以富強的架勢。他們所代表的士大夫階級對“私人武裝擁有者”的態度是如此的“欲殺之而後快”，那麼對“私人武裝”的態度就更可想而知了。
李鴻章因為辦洋務而被天下仕子指責成“事鬼之徒”
和不中用但是吃穿不愁的“世襲聯防隊員”不同，不論是湘系和淮系最初的募兵、操練、軍火等產生的一切費用都是曾國藩、李鴻章靠老臉和地方上百般扯皮、四處籌措所得。朝廷寧願把鈔票花在白養八旗綠營那幫酒囊飯袋身上也不肯對真正的中流砥柱下一個銅板（因為你們不是朝廷的軍隊，是民兵！不取締你們就是皇恩浩蕩了）。可想而知，要辦團練，沒點家底和公關能力根本想都別想。但到後來湘系、淮系軍轉變為當地駐防的防營，成了大清國野戰和守備各地的中堅力量的時候，朝廷總算開始下銀子了。首先，各勇營的領頭軍官們有了國家編制，成了吃皇糧的人。但是，編制只能借用與其駐紮地毫不相干的缺位來填補，所以說勇營的提督和總兵大量出現了駐防地和任命地差之千里的奇怪情況。其次，朝廷也終於肯在勇營的建設和裝備的更新上使銀子了。不過卻不是直接撥款，而是“報銷”！所需花費大佬們先墊上，然後統一列個單子按月或者按季度上報朝廷，軍機處審核報請皇太后、皇上批准後著戶部給銀子！這種做法在今天的公司老闆處理員工的工作花銷上很是流行，確實是杜絕浪費的好辦法。可是，國家不是公司，軍隊也不是國家的員工。更過分的是：即便有太后和皇帝的簽字批條，拿到戶部那裡往往也不能足額拿取，甚至一文錢都拿不到，人家戶部大可以“沒錢”倆字把你頂回去。雖然湘淮勇營在性質上還是漢族地主大佬旗下的民兵武裝，但如今“民兵”乾的都是正規軍該幹得活，而真正的“正規軍”卻吃空餉不幹事這合適嗎？
操練中的綠營軍
沒什麼不合適的，太合適了！在主流的輿論（也就是傳統的清流士大夫）眼中：你團練大佬雖然本事是有，但是武裝卻是你一個人的，叛亂鎮壓了，天下太平了，識相點的就應該自動散去。而你卻不識相地充起了主力。好啊，沒問題啊，不過中央政府給你找點不痛快還是可以的。兵你自己募、將你自己招、器你自己購、軍餉你自己先墊著，至於報不報銷就看朝廷的心情了。
即便如此多的限制，即便很多人再不情願，由於八旗綠營早已是爛泥糊不上牆，所以湘、淮私軍取代八旗、綠營成為國家軍隊的頂樑柱已然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人家能打；人家剿賊有功；人家在危難中救了你大清朝。怎麼著也算是同光中興的功勞之人，得賞！否則天下不服，再說了，此時也只有重用他們了。沒了他們，靠什麼保衛大清國？靠那些只會成天捧著鳥籠在北京城的街道上遛鳥的八旗子弟還是那些頂了綠營兵士名額的管家、僕役、轎伕、吹鼓手、丫鬟、廚娘、僕婦和被他們頂替的小販、小混混、花花公子綠營“世襲聯防隊員”？
可是，沒有“鐵飯碗”的保障，還是低人一等的“後孃養的”。那麼依靠什麼實惠的來吸引兵員呢？答案很簡單，除了親情紐帶之外，那就是高工資，比八旗、綠營高得多的高工資。
要說人力，大清國不缺。身處亂世之秋，等著參軍的人是一撥一撥的。可是勇營相比綠營，顯然是臨時工編制，為了吸引臨時工入夥，在沒有馬克思主義思想感召的年代，最有用的莫過於高工資，因為勇營被裁撤後被裁勇丁不會得到半點額外的補償，連一次性的遣散費都拿不到，所以服役期間的“高工資”是維繫士氣的必要保障。這個問題又牽引除了一個新的問題：兵員的質量。
說到兵員的質量就不得不說一說大清朝國民的素質，這似乎不用本人再多說什麼了。魯迅先生的各個文章裡都或多或少地談論到了大清國民的愚昧和麻木不仁。一般人把這種不正常的景象歸結為滿清政府的“愚民”國策，作為一個少數民族的統治階級，統治一大撥漢人，除了尊漢禮、用漢吏、行漢學擺平一撥漢人地主之外，最有效的統治方法就是愚民了。其實，在中國漫長的專制統治的長河中，愚民存在於歷朝歷代的統治方式中。即便是以開放程度高、文化包容性強的盛唐時期，讀書人的數量在龐大的人口基數中所佔的比例也是極低的。識字的人一多，思想就不好控制。畢竟文化水平低的人反抗性比文化水平高的低不是一點點，統治者天真地認為：只要控制好天下的讀書人，天下就太平了，一群愚民興不起大風大浪來。
大清國民參軍為的不是空泛的“保家衛國”口號，而是為了吃飯問題。其實當年老百姓做出的什麼大決定幾乎都是為了吃飯問題，為了吃飯問題參加天地會、太平軍；為了吃飯問題參加團練鎮壓起義，李自成用吃飯問題召集到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兵源（因為當時饑民遍地），為了吃飯而造反，因為造反就能有飯吃、有錢用（太平天國的一大口號就是“有飯同吃、有衣同穿、有錢同使”）。而為了吃飯而鎮壓造反，因為當兵能拿軍餉，不但解決自己的吃飯問題，還能補貼家用。於是乎，保存到現在的士兵家信中大多是遇到變故急需用錢的家裡問當兵的兒子伸手要銀子的。不用把一個早就將漢唐尚武之風從民族精神裡活活閹割得分毫不剩之民族的民眾參軍行為想得如此高尚，貼上一張“愛國”的標籤那更是無稽之談。大清的老百姓長年生活在沒有國家意識的社會中，1900年的庚子國亂中，那些參加英國人招募之“中國軍團”的華夏子孫其作戰勇猛程度居然大大高於在清軍中服役的同胞。而如今的人們除了痛罵他們是民族敗類、漢奸、賣國賊之外，難道就不會有其他方面的反思嗎？不然魯迅先生憑什麼花這麼大的精力來向人民大眾不停地《吶喊》，以期望喚醒沉睡在愚昧和麻木不仁中的老百姓呢？
大清國至少在紙面上維持著一支亞洲最為龐大的陸軍力量。但是這支紙面上最龐大的陸軍中到底有多少可戰之兵，我們翻開大清國的這筆爛賬，一起來盤點盤點吧。
清末的八旗兵典型裝束
當時清軍的正規軍編制分兩大部分，其一是被統治者視為根本的八旗兵，人數為25萬。剩下的就是由漢軍構成的綠營兵，人數多達44萬，這兩類武裝力量共同構成了當時清朝正規國防軍的基幹力量。這兩支部隊在某種意義上可謂是“職業化軍隊”，從軍官到士兵都可以實行“世襲制”，也就是說，父輩年邁不能再戰的時候，子輩可以“子承父業”、頂了老子退役留下的缺額繼續服役、拿軍餉、領俸米。放到現在，就是十足的終身制“鐵飯碗”，一輩子都不用擔心吃飯的問題。更有甚者，擔負地方守備任務的綠營兵就把一家老小都安頓在守備處附近，每到日出三竿的時候扛著刀槍出門去上崗，到日落時分就拖著“傢伙事兒”回家，摟著老婆、抱著孩子一起熱炕頭，真正做到了按點上班、到點下班。省掉了去軍營報到點卯的“麻煩”，當兵成了徹頭徹尾的“生活”和“職業”。也就是說，此時的八旗綠營不過就是勉強能夠充當“聯防隊員”的角色，戰鬥力早就淪喪殆盡。而其存在關乎大清國的國本和“祖宗舊制”，因此這支多大69萬人的“世襲聯防隊伍”無論如何是一個人都裁撤不得的。更有甚者，為了養活如此龐大的“世襲聯防隊伍”，清政府每年要花費超過兩千萬兩的鉅款給他們發工資，相當於籌建一支規模齊整的北洋水師費用的總和。
西方人繪製的清軍和太平軍作戰的銅版畫
可是，就算是聯防隊員這樣的“清閒活”他們也幹不好、或者是根本不願意去幹。寧願花錢僱傭窮人去頂他的名額服役當差，而自己卻開小店做點小生意貼補家用或者賺點外塊。八旗綠營的花名冊上的勇丁放在現實中有可能是小販、有可能是混混、更有可能是花花公子，甚至早就成了墳冢裡的枯骨：世上已無此人。真正在營中像模像樣操練的很有可能是頂替者；真正的兵不想當兵，只想拿餉銀；頂替的兵只想著拿辛苦錢，又怎會想到上戰場呢？另外在八旗綠營軍中拿餉銀的往往不一定是士兵，這已經是“眾人皆知的祕密”。軍官手下的管家、僕役、轎伕、吹鼓手甚至丫鬟、廚娘、僕婦都能頂士兵的名額拿餉銀，甚至有極端的說法曰：44萬綠營兵中真正的士兵不過幾萬。雖然有誇張之嫌，但是頂空名、吃空餉的情況在八旗和綠營中早就氾濫成災、積重難返了。平日裡歌舞昇平倒也能粉飾太平，一旦到了國家危難的時刻，決計成不了擎天之柱、國之柱石。1851年的金田村，一個落第的書生靠著半本聖經能在極短的時間內縱橫東南各省，最後割據江寧，以“太平天國”之名號和大清朝廷分庭抗禮十數年。在“長毛”氣勢洶洶的步步緊逼之下，疲於奔命的八旗綠營早已糜爛而不可用，卻又事關幾十萬人的福利、絕對裁撤不得。清政府不得已打發京官（比如曾國藩、呂賢基、李鴻章之父李文安）回鄉辦團練以抗髮匪。朝廷給優惠政策，但是戶部不出一個子的招兵費，完全由這些返鄉的京官靠自己的關係網，依靠親情、友情甚至姻親的紐帶拉起的隊伍起先被稱為“團練”，按照明代抗倭名將戚繼光創建“戚家軍”的規制編成“勇營”。曾國藩拉起了湘軍，後在其基礎上又派生出了左宗棠（字季高，號湘上農人，湖南湘陰人）的楚軍，鮑超（字春霆，四川奉節人）的霆軍，以及李鴻章在安徽拉起的淮軍，最終依靠這些勇營，清政府才勉強將各地的起義逐步地鎮壓下去，而當天下重新歸於平靜的時候，勇營這種地方武裝力量就開始自覺不自覺的履行起“國防軍”的重擔大梁來。
勇營沒有編制，屬於“臨時工”，要爭得地位只能用命去拼
由於勇營的招募全賴於親情的紐帶，朝廷並不出一個銅板供養，所以軍隊的所有權僅僅歸於招募者所有，“兵隨將轉，兵為將有”，用編著《湘軍志》的名士王闓運（字壬秋，號湘綺，世稱湘綺先生）的話說：“從湘軍（也可以說是全部的勇營）之制，則上下相維，將卒親睦，各護其長，其將死，其軍散，其將存，其軍完。”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剿發中的三河鎮之役，湘軍猛將李續賓部精銳孤軍深入被英王陳玉成和忠王李秀成兩部的優勢太平軍聚殲之後，其餘部也旋即被裁撤。很顯然，勇營不是國家供養的軍隊，地位類似於現在的民兵。
雖然從十九世紀中下半葉開始，勇營就成了大清帝國國防實質上的主體和柱石，可受到的對待比起八旗綠營來無異於“後孃養的”。如果將八旗綠營比作是和國家簽了終身合同的“正式工”的話，那勇營就是無合同無保障的“臨時工”。危急時刻需要招募勇營的時候，國家只是給部隊編制和政策，但是根本不負擔勇營的軍餉和福利，一旦亂事畢了，那麼臨時組建的應急部隊自然是首當其衝要裁撤的對象，原因再明顯不過，勇營沒有正式的編制，不是鐵飯碗，而是百分之百的泥飯碗，朝廷是說裁撤就能裁撤的，就算朝廷不說裁撤，一旦戰事結束，維持一支聽命於個人的地方武裝無異於給言官御史們一個極好的參劾靶子。曾國藩的湘軍全盛時期曾達到過兩百四十餘營12萬之眾，可是在“天京”被攻克，北有捻軍、南有太平軍餘部的情況下，曾國藩為躲避猜忌、避免尾大不掉、引火燒身，毅然決然的將大部分的湘軍裁撤，只留下湘系的長江水師。可算是保全了其“中興名臣”的名聲，如果動作稍稍遲疑，那就不是“忠臣”而是“貳臣”了。李鴻章偏偏不急流勇退，反而讓他的淮軍頂了國防柱石的重任，還在淮軍的體制內，建起了中國的第一支近代海軍北洋水師（1888年正式成軍後改稱“北洋海軍”）。這下可是不得了，言官和御史們就如同打了雞血一般，滿臉通紅地將彈劾李鴻章的摺子往軍機處送。
中興名臣們哪個沒捱過參？
在參劾李鴻章的言官中最著名的莫屬樑鼎芬、黃體芳還有安維峻三人。樑鼎芬稱李“驕橫奸恣，罪惡昭彰，有六可殺，請特旨明正典刑”針對的恰恰就是李鴻章在中法戰爭期間對法交涉的表現（“六可殺”中甚至包括李鴻章不為母親守孝三年的“大不孝”；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據黃浚《花隨人聖庵摭憶》的記載：樑鼎芬一次聽相術師說他只能活到27歲，遂“問禳之之術，曰：必有非常之厄乃可”。“節庵（樑鼎芬）歸，閉門草疏，劾李鴻章六可殺。”直指樑鼎芬上折“六可殺”摺子的動機僅僅就是為了驅邪保命）；黃體芳的那道“是水師並非中國沿海之水師，乃直隸天津之水師；非海軍衙門之水師，乃李鴻章之水師……再閱數年，兵權益盛，恐用以禦敵則不足，而挾以自重則有餘”的摺子很明顯是在影射李鴻章擁兵自重、強烈要求朝廷削權；而有“隴上鐵漢”諢名的安維峻則更是落井下石，糾集七十多名言官，以“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在李鴻章遭遇甲午之敗後根據“聽說”和“想像”捏造罪名並大呼“殺李鴻章以振奮人心”，大有不殺李鴻章中國無以富強的架勢。他們所代表的士大夫階級對“私人武裝擁有者”的態度是如此的“欲殺之而後快”，那麼對“私人武裝”的態度就更可想而知了。
李鴻章因為辦洋務而被天下仕子指責成“事鬼之徒”
和不中用但是吃穿不愁的“世襲聯防隊員”不同，不論是湘系和淮系最初的募兵、操練、軍火等產生的一切費用都是曾國藩、李鴻章靠老臉和地方上百般扯皮、四處籌措所得。朝廷寧願把鈔票花在白養八旗綠營那幫酒囊飯袋身上也不肯對真正的中流砥柱下一個銅板（因為你們不是朝廷的軍隊，是民兵！不取締你們就是皇恩浩蕩了）。可想而知，要辦團練，沒點家底和公關能力根本想都別想。但到後來湘系、淮系軍轉變為當地駐防的防營，成了大清國野戰和守備各地的中堅力量的時候，朝廷總算開始下銀子了。首先，各勇營的領頭軍官們有了國家編制，成了吃皇糧的人。但是，編制只能借用與其駐紮地毫不相干的缺位來填補，所以說勇營的提督和總兵大量出現了駐防地和任命地差之千里的奇怪情況。其次，朝廷也終於肯在勇營的建設和裝備的更新上使銀子了。不過卻不是直接撥款，而是“報銷”！所需花費大佬們先墊上，然後統一列個單子按月或者按季度上報朝廷，軍機處審核報請皇太后、皇上批准後著戶部給銀子！這種做法在今天的公司老闆處理員工的工作花銷上很是流行，確實是杜絕浪費的好辦法。可是，國家不是公司，軍隊也不是國家的員工。更過分的是：即便有太后和皇帝的簽字批條，拿到戶部那裡往往也不能足額拿取，甚至一文錢都拿不到，人家戶部大可以“沒錢”倆字把你頂回去。雖然湘淮勇營在性質上還是漢族地主大佬旗下的民兵武裝，但如今“民兵”乾的都是正規軍該幹得活，而真正的“正規軍”卻吃空餉不幹事這合適嗎？
操練中的綠營軍
沒什麼不合適的，太合適了！在主流的輿論（也就是傳統的清流士大夫）眼中：你團練大佬雖然本事是有，但是武裝卻是你一個人的，叛亂鎮壓了，天下太平了，識相點的就應該自動散去。而你卻不識相地充起了主力。好啊，沒問題啊，不過中央政府給你找點不痛快還是可以的。兵你自己募、將你自己招、器你自己購、軍餉你自己先墊著，至於報不報銷就看朝廷的心情了。
即便如此多的限制，即便很多人再不情願，由於八旗綠營早已是爛泥糊不上牆，所以湘、淮私軍取代八旗、綠營成為國家軍隊的頂樑柱已然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人家能打；人家剿賊有功；人家在危難中救了你大清朝。怎麼著也算是同光中興的功勞之人，得賞！否則天下不服，再說了，此時也只有重用他們了。沒了他們，靠什麼保衛大清國？靠那些只會成天捧著鳥籠在北京城的街道上遛鳥的八旗子弟還是那些頂了綠營兵士名額的管家、僕役、轎伕、吹鼓手、丫鬟、廚娘、僕婦和被他們頂替的小販、小混混、花花公子綠營“世襲聯防隊員”？
可是，沒有“鐵飯碗”的保障，還是低人一等的“後孃養的”。那麼依靠什麼實惠的來吸引兵員呢？答案很簡單，除了親情紐帶之外，那就是高工資，比八旗、綠營高得多的高工資。
要說人力，大清國不缺。身處亂世之秋，等著參軍的人是一撥一撥的。可是勇營相比綠營，顯然是臨時工編制，為了吸引臨時工入夥，在沒有馬克思主義思想感召的年代，最有用的莫過於高工資，因為勇營被裁撤後被裁勇丁不會得到半點額外的補償，連一次性的遣散費都拿不到，所以服役期間的“高工資”是維繫士氣的必要保障。這個問題又牽引除了一個新的問題：兵員的質量。
說到兵員的質量就不得不說一說大清朝國民的素質，這似乎不用本人再多說什麼了。魯迅先生的各個文章裡都或多或少地談論到了大清國民的愚昧和麻木不仁。一般人把這種不正常的景象歸結為滿清政府的“愚民”國策，作為一個少數民族的統治階級，統治一大撥漢人，除了尊漢禮、用漢吏、行漢學擺平一撥漢人地主之外，最有效的統治方法就是愚民了。其實，在中國漫長的專制統治的長河中，愚民存在於歷朝歷代的統治方式中。即便是以開放程度高、文化包容性強的盛唐時期，讀書人的數量在龐大的人口基數中所佔的比例也是極低的。識字的人一多，思想就不好控制。畢竟文化水平低的人反抗性比文化水平高的低不是一點點，統治者天真地認為：只要控制好天下的讀書人，天下就太平了，一群愚民興不起大風大浪來。
大清國民參軍為的不是空泛的“保家衛國”口號，而是為了吃飯問題。其實當年老百姓做出的什麼大決定幾乎都是為了吃飯問題，為了吃飯問題參加天地會、太平軍；為了吃飯問題參加團練鎮壓起義，李自成用吃飯問題召集到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兵源（因為當時饑民遍地），為了吃飯而造反，因為造反就能有飯吃、有錢用（太平天國的一大口號就是“有飯同吃、有衣同穿、有錢同使”）。而為了吃飯而鎮壓造反，因為當兵能拿軍餉，不但解決自己的吃飯問題，還能補貼家用。於是乎，保存到現在的士兵家信中大多是遇到變故急需用錢的家裡問當兵的兒子伸手要銀子的。不用把一個早就將漢唐尚武之風從民族精神裡活活閹割得分毫不剩之民族的民眾參軍行為想得如此高尚，貼上一張“愛國”的標籤那更是無稽之談。大清的老百姓長年生活在沒有國家意識的社會中，1900年的庚子國亂中，那些參加英國人招募之“中國軍團”的華夏子孫其作戰勇猛程度居然大大高於在清軍中服役的同胞。而如今的人們除了痛罵他們是民族敗類、漢奸、賣國賊之外，難道就不會有其他方面的反思嗎？不然魯迅先生憑什麼花這麼大的精力來向人民大眾不停地《吶喊》，以期望喚醒沉睡在愚昧和麻木不仁中的老百姓呢？
“大反派”、“大賣國賊”琦善事實上能力在林則徐之上
有什麼樣素質的國民就能招募到什麼素質的士兵（除非學迦太基帝國玩僱傭兵那套，不過清政府玩不起，更不會玩）。既然是為了吃飯而參軍的，那麼又怎麼能指望他們不畏生死地作戰呢？什麼對個人來說最寶貴？性命！在性命面前，這點餉銀又算得了什麼呢？這亦是不論是鴉片戰爭、中法戰爭還是甲午戰爭中清軍往往在不利的作戰條件下一鬨而散的道理。舉一個典型而又心酸的例子：在虎門炮臺激戰前夕，為了安撫鬧餉的士兵，民族英雄關天培幾乎變賣了全部的家產換成銀子來“安撫軍心”，而作為“大反派”、“大賣國賊”的琦善也想盡辦法籌措到萬餘兩“餉銀”相助。但是在炮臺存亡的最後關頭，即便這些白花花的銀子被放在炮臺上，可是面對一輩子都不曾見過的猛烈炮火，關天培部下的清軍還是潰散得一乾二淨。在金錢和生命的面前，他們還是選擇了性命。當英國人衝上虎門炮臺的時候，關天培身邊只剩下十幾個忠心耿耿的家丁而已。關提督確實是如同教科書上讚頌的那般英勇的捐軀了，但是這只是他個人的真實，一個人的英勇是左右不了戰鬥的結果的。一場戰鬥的總結也不是樹立一兩個英雄和打倒一兩個“出賣英雄”的“奸賊”那麼小兒科。不過，真的到了必死無疑的境地時，這些士兵有時還是會魚死網破，來個光榮捐軀的（1895年威海衛保衛戰中，300餘名北洋海軍陸戰隊殘部的士兵和少量陸軍殘部被日軍圍在南幫鹿角嘴炮臺前的海灘上，戰至最後一人，無一人投降），但是，這種時刻實在是少之又少。
大清國至少在紙面上維持著一支亞洲最為龐大的陸軍力量。但是這支紙面上最龐大的陸軍中到底有多少可戰之兵，我們翻開大清國的這筆爛賬，一起來盤點盤點吧。
清末的八旗兵典型裝束
當時清軍的正規軍編制分兩大部分，其一是被統治者視為根本的八旗兵，人數為25萬。剩下的就是由漢軍構成的綠營兵，人數多達44萬，這兩類武裝力量共同構成了當時清朝正規國防軍的基幹力量。這兩支部隊在某種意義上可謂是“職業化軍隊”，從軍官到士兵都可以實行“世襲制”，也就是說，父輩年邁不能再戰的時候，子輩可以“子承父業”、頂了老子退役留下的缺額繼續服役、拿軍餉、領俸米。放到現在，就是十足的終身制“鐵飯碗”，一輩子都不用擔心吃飯的問題。更有甚者，擔負地方守備任務的綠營兵就把一家老小都安頓在守備處附近，每到日出三竿的時候扛著刀槍出門去上崗，到日落時分就拖著“傢伙事兒”回家，摟著老婆、抱著孩子一起熱炕頭，真正做到了按點上班、到點下班。省掉了去軍營報到點卯的“麻煩”，當兵成了徹頭徹尾的“生活”和“職業”。也就是說，此時的八旗綠營不過就是勉強能夠充當“聯防隊員”的角色，戰鬥力早就淪喪殆盡。而其存在關乎大清國的國本和“祖宗舊制”，因此這支多大69萬人的“世襲聯防隊伍”無論如何是一個人都裁撤不得的。更有甚者，為了養活如此龐大的“世襲聯防隊伍”，清政府每年要花費超過兩千萬兩的鉅款給他們發工資，相當於籌建一支規模齊整的北洋水師費用的總和。
西方人繪製的清軍和太平軍作戰的銅版畫
可是，就算是聯防隊員這樣的“清閒活”他們也幹不好、或者是根本不願意去幹。寧願花錢僱傭窮人去頂他的名額服役當差，而自己卻開小店做點小生意貼補家用或者賺點外塊。八旗綠營的花名冊上的勇丁放在現實中有可能是小販、有可能是混混、更有可能是花花公子，甚至早就成了墳冢裡的枯骨：世上已無此人。真正在營中像模像樣操練的很有可能是頂替者；真正的兵不想當兵，只想拿餉銀；頂替的兵只想著拿辛苦錢，又怎會想到上戰場呢？另外在八旗綠營軍中拿餉銀的往往不一定是士兵，這已經是“眾人皆知的祕密”。軍官手下的管家、僕役、轎伕、吹鼓手甚至丫鬟、廚娘、僕婦都能頂士兵的名額拿餉銀，甚至有極端的說法曰：44萬綠營兵中真正的士兵不過幾萬。雖然有誇張之嫌，但是頂空名、吃空餉的情況在八旗和綠營中早就氾濫成災、積重難返了。平日裡歌舞昇平倒也能粉飾太平，一旦到了國家危難的時刻，決計成不了擎天之柱、國之柱石。1851年的金田村，一個落第的書生靠著半本聖經能在極短的時間內縱橫東南各省，最後割據江寧，以“太平天國”之名號和大清朝廷分庭抗禮十數年。在“長毛”氣勢洶洶的步步緊逼之下，疲於奔命的八旗綠營早已糜爛而不可用，卻又事關幾十萬人的福利、絕對裁撤不得。清政府不得已打發京官（比如曾國藩、呂賢基、李鴻章之父李文安）回鄉辦團練以抗髮匪。朝廷給優惠政策，但是戶部不出一個子的招兵費，完全由這些返鄉的京官靠自己的關係網，依靠親情、友情甚至姻親的紐帶拉起的隊伍起先被稱為“團練”，按照明代抗倭名將戚繼光創建“戚家軍”的規制編成“勇營”。曾國藩拉起了湘軍，後在其基礎上又派生出了左宗棠（字季高，號湘上農人，湖南湘陰人）的楚軍，鮑超（字春霆，四川奉節人）的霆軍，以及李鴻章在安徽拉起的淮軍，最終依靠這些勇營，清政府才勉強將各地的起義逐步地鎮壓下去，而當天下重新歸於平靜的時候，勇營這種地方武裝力量就開始自覺不自覺的履行起“國防軍”的重擔大梁來。
勇營沒有編制，屬於“臨時工”，要爭得地位只能用命去拼
由於勇營的招募全賴於親情的紐帶，朝廷並不出一個銅板供養，所以軍隊的所有權僅僅歸於招募者所有，“兵隨將轉，兵為將有”，用編著《湘軍志》的名士王闓運（字壬秋，號湘綺，世稱湘綺先生）的話說：“從湘軍（也可以說是全部的勇營）之制，則上下相維，將卒親睦，各護其長，其將死，其軍散，其將存，其軍完。”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剿發中的三河鎮之役，湘軍猛將李續賓部精銳孤軍深入被英王陳玉成和忠王李秀成兩部的優勢太平軍聚殲之後，其餘部也旋即被裁撤。很顯然，勇營不是國家供養的軍隊，地位類似於現在的民兵。
雖然從十九世紀中下半葉開始，勇營就成了大清帝國國防實質上的主體和柱石，可受到的對待比起八旗綠營來無異於“後孃養的”。如果將八旗綠營比作是和國家簽了終身合同的“正式工”的話，那勇營就是無合同無保障的“臨時工”。危急時刻需要招募勇營的時候，國家只是給部隊編制和政策，但是根本不負擔勇營的軍餉和福利，一旦亂事畢了，那麼臨時組建的應急部隊自然是首當其衝要裁撤的對象，原因再明顯不過，勇營沒有正式的編制，不是鐵飯碗，而是百分之百的泥飯碗，朝廷是說裁撤就能裁撤的，就算朝廷不說裁撤，一旦戰事結束，維持一支聽命於個人的地方武裝無異於給言官御史們一個極好的參劾靶子。曾國藩的湘軍全盛時期曾達到過兩百四十餘營12萬之眾，可是在“天京”被攻克，北有捻軍、南有太平軍餘部的情況下，曾國藩為躲避猜忌、避免尾大不掉、引火燒身，毅然決然的將大部分的湘軍裁撤，只留下湘系的長江水師。可算是保全了其“中興名臣”的名聲，如果動作稍稍遲疑，那就不是“忠臣”而是“貳臣”了。李鴻章偏偏不急流勇退，反而讓他的淮軍頂了國防柱石的重任，還在淮軍的體制內，建起了中國的第一支近代海軍北洋水師（1888年正式成軍後改稱“北洋海軍”）。這下可是不得了，言官和御史們就如同打了雞血一般，滿臉通紅地將彈劾李鴻章的摺子往軍機處送。
中興名臣們哪個沒捱過參？
在參劾李鴻章的言官中最著名的莫屬樑鼎芬、黃體芳還有安維峻三人。樑鼎芬稱李“驕橫奸恣，罪惡昭彰，有六可殺，請特旨明正典刑”針對的恰恰就是李鴻章在中法戰爭期間對法交涉的表現（“六可殺”中甚至包括李鴻章不為母親守孝三年的“大不孝”；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據黃浚《花隨人聖庵摭憶》的記載：樑鼎芬一次聽相術師說他只能活到27歲，遂“問禳之之術，曰：必有非常之厄乃可”。“節庵（樑鼎芬）歸，閉門草疏，劾李鴻章六可殺。”直指樑鼎芬上折“六可殺”摺子的動機僅僅就是為了驅邪保命）；黃體芳的那道“是水師並非中國沿海之水師，乃直隸天津之水師；非海軍衙門之水師，乃李鴻章之水師……再閱數年，兵權益盛，恐用以禦敵則不足，而挾以自重則有餘”的摺子很明顯是在影射李鴻章擁兵自重、強烈要求朝廷削權；而有“隴上鐵漢”諢名的安維峻則更是落井下石，糾集七十多名言官，以“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在李鴻章遭遇甲午之敗後根據“聽說”和“想像”捏造罪名並大呼“殺李鴻章以振奮人心”，大有不殺李鴻章中國無以富強的架勢。他們所代表的士大夫階級對“私人武裝擁有者”的態度是如此的“欲殺之而後快”，那麼對“私人武裝”的態度就更可想而知了。
李鴻章因為辦洋務而被天下仕子指責成“事鬼之徒”
和不中用但是吃穿不愁的“世襲聯防隊員”不同，不論是湘系和淮系最初的募兵、操練、軍火等產生的一切費用都是曾國藩、李鴻章靠老臉和地方上百般扯皮、四處籌措所得。朝廷寧願把鈔票花在白養八旗綠營那幫酒囊飯袋身上也不肯對真正的中流砥柱下一個銅板（因為你們不是朝廷的軍隊，是民兵！不取締你們就是皇恩浩蕩了）。可想而知，要辦團練，沒點家底和公關能力根本想都別想。但到後來湘系、淮系軍轉變為當地駐防的防營，成了大清國野戰和守備各地的中堅力量的時候，朝廷總算開始下銀子了。首先，各勇營的領頭軍官們有了國家編制，成了吃皇糧的人。但是，編制只能借用與其駐紮地毫不相干的缺位來填補，所以說勇營的提督和總兵大量出現了駐防地和任命地差之千里的奇怪情況。其次，朝廷也終於肯在勇營的建設和裝備的更新上使銀子了。不過卻不是直接撥款，而是“報銷”！所需花費大佬們先墊上，然後統一列個單子按月或者按季度上報朝廷，軍機處審核報請皇太后、皇上批准後著戶部給銀子！這種做法在今天的公司老闆處理員工的工作花銷上很是流行，確實是杜絕浪費的好辦法。可是，國家不是公司，軍隊也不是國家的員工。更過分的是：即便有太后和皇帝的簽字批條，拿到戶部那裡往往也不能足額拿取，甚至一文錢都拿不到，人家戶部大可以“沒錢”倆字把你頂回去。雖然湘淮勇營在性質上還是漢族地主大佬旗下的民兵武裝，但如今“民兵”乾的都是正規軍該幹得活，而真正的“正規軍”卻吃空餉不幹事這合適嗎？
操練中的綠營軍
沒什麼不合適的，太合適了！在主流的輿論（也就是傳統的清流士大夫）眼中：你團練大佬雖然本事是有，但是武裝卻是你一個人的，叛亂鎮壓了，天下太平了，識相點的就應該自動散去。而你卻不識相地充起了主力。好啊，沒問題啊，不過中央政府給你找點不痛快還是可以的。兵你自己募、將你自己招、器你自己購、軍餉你自己先墊著，至於報不報銷就看朝廷的心情了。
即便如此多的限制，即便很多人再不情願，由於八旗綠營早已是爛泥糊不上牆，所以湘、淮私軍取代八旗、綠營成為國家軍隊的頂樑柱已然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人家能打；人家剿賊有功；人家在危難中救了你大清朝。怎麼著也算是同光中興的功勞之人，得賞！否則天下不服，再說了，此時也只有重用他們了。沒了他們，靠什麼保衛大清國？靠那些只會成天捧著鳥籠在北京城的街道上遛鳥的八旗子弟還是那些頂了綠營兵士名額的管家、僕役、轎伕、吹鼓手、丫鬟、廚娘、僕婦和被他們頂替的小販、小混混、花花公子綠營“世襲聯防隊員”？
可是，沒有“鐵飯碗”的保障，還是低人一等的“後孃養的”。那麼依靠什麼實惠的來吸引兵員呢？答案很簡單，除了親情紐帶之外，那就是高工資，比八旗、綠營高得多的高工資。
要說人力，大清國不缺。身處亂世之秋，等著參軍的人是一撥一撥的。可是勇營相比綠營，顯然是臨時工編制，為了吸引臨時工入夥，在沒有馬克思主義思想感召的年代，最有用的莫過於高工資，因為勇營被裁撤後被裁勇丁不會得到半點額外的補償，連一次性的遣散費都拿不到，所以服役期間的“高工資”是維繫士氣的必要保障。這個問題又牽引除了一個新的問題：兵員的質量。
說到兵員的質量就不得不說一說大清朝國民的素質，這似乎不用本人再多說什麼了。魯迅先生的各個文章裡都或多或少地談論到了大清國民的愚昧和麻木不仁。一般人把這種不正常的景象歸結為滿清政府的“愚民”國策，作為一個少數民族的統治階級，統治一大撥漢人，除了尊漢禮、用漢吏、行漢學擺平一撥漢人地主之外，最有效的統治方法就是愚民了。其實，在中國漫長的專制統治的長河中，愚民存在於歷朝歷代的統治方式中。即便是以開放程度高、文化包容性強的盛唐時期，讀書人的數量在龐大的人口基數中所佔的比例也是極低的。識字的人一多，思想就不好控制。畢竟文化水平低的人反抗性比文化水平高的低不是一點點，統治者天真地認為：只要控制好天下的讀書人，天下就太平了，一群愚民興不起大風大浪來。
大清國民參軍為的不是空泛的“保家衛國”口號，而是為了吃飯問題。其實當年老百姓做出的什麼大決定幾乎都是為了吃飯問題，為了吃飯問題參加天地會、太平軍；為了吃飯問題參加團練鎮壓起義，李自成用吃飯問題召集到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兵源（因為當時饑民遍地），為了吃飯而造反，因為造反就能有飯吃、有錢用（太平天國的一大口號就是“有飯同吃、有衣同穿、有錢同使”）。而為了吃飯而鎮壓造反，因為當兵能拿軍餉，不但解決自己的吃飯問題，還能補貼家用。於是乎，保存到現在的士兵家信中大多是遇到變故急需用錢的家裡問當兵的兒子伸手要銀子的。不用把一個早就將漢唐尚武之風從民族精神裡活活閹割得分毫不剩之民族的民眾參軍行為想得如此高尚，貼上一張“愛國”的標籤那更是無稽之談。大清的老百姓長年生活在沒有國家意識的社會中，1900年的庚子國亂中，那些參加英國人招募之“中國軍團”的華夏子孫其作戰勇猛程度居然大大高於在清軍中服役的同胞。而如今的人們除了痛罵他們是民族敗類、漢奸、賣國賊之外，難道就不會有其他方面的反思嗎？不然魯迅先生憑什麼花這麼大的精力來向人民大眾不停地《吶喊》，以期望喚醒沉睡在愚昧和麻木不仁中的老百姓呢？
“大反派”、“大賣國賊”琦善事實上能力在林則徐之上
有什麼樣素質的國民就能招募到什麼素質的士兵（除非學迦太基帝國玩僱傭兵那套，不過清政府玩不起，更不會玩）。既然是為了吃飯而參軍的，那麼又怎麼能指望他們不畏生死地作戰呢？什麼對個人來說最寶貴？性命！在性命面前，這點餉銀又算得了什麼呢？這亦是不論是鴉片戰爭、中法戰爭還是甲午戰爭中清軍往往在不利的作戰條件下一鬨而散的道理。舉一個典型而又心酸的例子：在虎門炮臺激戰前夕，為了安撫鬧餉的士兵，民族英雄關天培幾乎變賣了全部的家產換成銀子來“安撫軍心”，而作為“大反派”、“大賣國賊”的琦善也想盡辦法籌措到萬餘兩“餉銀”相助。但是在炮臺存亡的最後關頭，即便這些白花花的銀子被放在炮臺上，可是面對一輩子都不曾見過的猛烈炮火，關天培部下的清軍還是潰散得一乾二淨。在金錢和生命的面前，他們還是選擇了性命。當英國人衝上虎門炮臺的時候，關天培身邊只剩下十幾個忠心耿耿的家丁而已。關提督確實是如同教科書上讚頌的那般英勇的捐軀了，但是這只是他個人的真實，一個人的英勇是左右不了戰鬥的結果的。一場戰鬥的總結也不是樹立一兩個英雄和打倒一兩個“出賣英雄”的“奸賊”那麼小兒科。不過，真的到了必死無疑的境地時，這些士兵有時還是會魚死網破，來個光榮捐軀的（1895年威海衛保衛戰中，300餘名北洋海軍陸戰隊殘部的士兵和少量陸軍殘部被日軍圍在南幫鹿角嘴炮臺前的海灘上，戰至最後一人，無一人投降），但是，這種時刻實在是少之又少。
關天培殉國時身邊只有十幾個忠心耿耿的家丁而已
那清軍的戰鬥力為什麼就一直上不去呢？這又是一樁歷史公案了，除了大清國士兵的來源的文化素質普遍低下；全國上下缺乏對武人的信任；以及“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的歧視之外，另外一條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清政府壓根就沒有建立起合理的兵役制度。常備軍隊大清國是有的，可是已經形同擺設。擔負國防重任的“民兵”純粹就是為了工資和賞錢而打仗，空洞的所謂忠君愛國思想在這群人心中的分量還不如一年的軍餉來得實惠。為了糧餉，這幫人可以像打了嗎啡一樣嚎叫著和敵人拼命，但是如果得知不會有糧餉的時候，他們就會非常不給主官面子地四散而去（李鴻章的父親李文安招募的團練之所以戰敗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糧餉已經斷了，兵無鬥志，遂自行潰散）。更有甚者，這群人可以為了糧餉無著而鬧起譁變，對舊主反戈一擊（滇、桂兩省的駐軍因為鬧餉譁變而進入越南境內為匪的事情發生了可不是一回兩回）。
大清國至少在紙面上維持著一支亞洲最為龐大的陸軍力量。但是這支紙面上最龐大的陸軍中到底有多少可戰之兵，我們翻開大清國的這筆爛賬，一起來盤點盤點吧。
清末的八旗兵典型裝束
當時清軍的正規軍編制分兩大部分，其一是被統治者視為根本的八旗兵，人數為25萬。剩下的就是由漢軍構成的綠營兵，人數多達44萬，這兩類武裝力量共同構成了當時清朝正規國防軍的基幹力量。這兩支部隊在某種意義上可謂是“職業化軍隊”，從軍官到士兵都可以實行“世襲制”，也就是說，父輩年邁不能再戰的時候，子輩可以“子承父業”、頂了老子退役留下的缺額繼續服役、拿軍餉、領俸米。放到現在，就是十足的終身制“鐵飯碗”，一輩子都不用擔心吃飯的問題。更有甚者，擔負地方守備任務的綠營兵就把一家老小都安頓在守備處附近，每到日出三竿的時候扛著刀槍出門去上崗，到日落時分就拖著“傢伙事兒”回家，摟著老婆、抱著孩子一起熱炕頭，真正做到了按點上班、到點下班。省掉了去軍營報到點卯的“麻煩”，當兵成了徹頭徹尾的“生活”和“職業”。也就是說，此時的八旗綠營不過就是勉強能夠充當“聯防隊員”的角色，戰鬥力早就淪喪殆盡。而其存在關乎大清國的國本和“祖宗舊制”，因此這支多大69萬人的“世襲聯防隊伍”無論如何是一個人都裁撤不得的。更有甚者，為了養活如此龐大的“世襲聯防隊伍”，清政府每年要花費超過兩千萬兩的鉅款給他們發工資，相當於籌建一支規模齊整的北洋水師費用的總和。
西方人繪製的清軍和太平軍作戰的銅版畫
可是，就算是聯防隊員這樣的“清閒活”他們也幹不好、或者是根本不願意去幹。寧願花錢僱傭窮人去頂他的名額服役當差，而自己卻開小店做點小生意貼補家用或者賺點外塊。八旗綠營的花名冊上的勇丁放在現實中有可能是小販、有可能是混混、更有可能是花花公子，甚至早就成了墳冢裡的枯骨：世上已無此人。真正在營中像模像樣操練的很有可能是頂替者；真正的兵不想當兵，只想拿餉銀；頂替的兵只想著拿辛苦錢，又怎會想到上戰場呢？另外在八旗綠營軍中拿餉銀的往往不一定是士兵，這已經是“眾人皆知的祕密”。軍官手下的管家、僕役、轎伕、吹鼓手甚至丫鬟、廚娘、僕婦都能頂士兵的名額拿餉銀，甚至有極端的說法曰：44萬綠營兵中真正的士兵不過幾萬。雖然有誇張之嫌，但是頂空名、吃空餉的情況在八旗和綠營中早就氾濫成災、積重難返了。平日裡歌舞昇平倒也能粉飾太平，一旦到了國家危難的時刻，決計成不了擎天之柱、國之柱石。1851年的金田村，一個落第的書生靠著半本聖經能在極短的時間內縱橫東南各省，最後割據江寧，以“太平天國”之名號和大清朝廷分庭抗禮十數年。在“長毛”氣勢洶洶的步步緊逼之下，疲於奔命的八旗綠營早已糜爛而不可用，卻又事關幾十萬人的福利、絕對裁撤不得。清政府不得已打發京官（比如曾國藩、呂賢基、李鴻章之父李文安）回鄉辦團練以抗髮匪。朝廷給優惠政策，但是戶部不出一個子的招兵費，完全由這些返鄉的京官靠自己的關係網，依靠親情、友情甚至姻親的紐帶拉起的隊伍起先被稱為“團練”，按照明代抗倭名將戚繼光創建“戚家軍”的規制編成“勇營”。曾國藩拉起了湘軍，後在其基礎上又派生出了左宗棠（字季高，號湘上農人，湖南湘陰人）的楚軍，鮑超（字春霆，四川奉節人）的霆軍，以及李鴻章在安徽拉起的淮軍，最終依靠這些勇營，清政府才勉強將各地的起義逐步地鎮壓下去，而當天下重新歸於平靜的時候，勇營這種地方武裝力量就開始自覺不自覺的履行起“國防軍”的重擔大梁來。
勇營沒有編制，屬於“臨時工”，要爭得地位只能用命去拼
由於勇營的招募全賴於親情的紐帶，朝廷並不出一個銅板供養，所以軍隊的所有權僅僅歸於招募者所有，“兵隨將轉，兵為將有”，用編著《湘軍志》的名士王闓運（字壬秋，號湘綺，世稱湘綺先生）的話說：“從湘軍（也可以說是全部的勇營）之制，則上下相維，將卒親睦，各護其長，其將死，其軍散，其將存，其軍完。”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剿發中的三河鎮之役，湘軍猛將李續賓部精銳孤軍深入被英王陳玉成和忠王李秀成兩部的優勢太平軍聚殲之後，其餘部也旋即被裁撤。很顯然，勇營不是國家供養的軍隊，地位類似於現在的民兵。
雖然從十九世紀中下半葉開始，勇營就成了大清帝國國防實質上的主體和柱石，可受到的對待比起八旗綠營來無異於“後孃養的”。如果將八旗綠營比作是和國家簽了終身合同的“正式工”的話，那勇營就是無合同無保障的“臨時工”。危急時刻需要招募勇營的時候，國家只是給部隊編制和政策，但是根本不負擔勇營的軍餉和福利，一旦亂事畢了，那麼臨時組建的應急部隊自然是首當其衝要裁撤的對象，原因再明顯不過，勇營沒有正式的編制，不是鐵飯碗，而是百分之百的泥飯碗，朝廷是說裁撤就能裁撤的，就算朝廷不說裁撤，一旦戰事結束，維持一支聽命於個人的地方武裝無異於給言官御史們一個極好的參劾靶子。曾國藩的湘軍全盛時期曾達到過兩百四十餘營12萬之眾，可是在“天京”被攻克，北有捻軍、南有太平軍餘部的情況下，曾國藩為躲避猜忌、避免尾大不掉、引火燒身，毅然決然的將大部分的湘軍裁撤，只留下湘系的長江水師。可算是保全了其“中興名臣”的名聲，如果動作稍稍遲疑，那就不是“忠臣”而是“貳臣”了。李鴻章偏偏不急流勇退，反而讓他的淮軍頂了國防柱石的重任，還在淮軍的體制內，建起了中國的第一支近代海軍北洋水師（1888年正式成軍後改稱“北洋海軍”）。這下可是不得了，言官和御史們就如同打了雞血一般，滿臉通紅地將彈劾李鴻章的摺子往軍機處送。
中興名臣們哪個沒捱過參？
在參劾李鴻章的言官中最著名的莫屬樑鼎芬、黃體芳還有安維峻三人。樑鼎芬稱李“驕橫奸恣，罪惡昭彰，有六可殺，請特旨明正典刑”針對的恰恰就是李鴻章在中法戰爭期間對法交涉的表現（“六可殺”中甚至包括李鴻章不為母親守孝三年的“大不孝”；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據黃浚《花隨人聖庵摭憶》的記載：樑鼎芬一次聽相術師說他只能活到27歲，遂“問禳之之術，曰：必有非常之厄乃可”。“節庵（樑鼎芬）歸，閉門草疏，劾李鴻章六可殺。”直指樑鼎芬上折“六可殺”摺子的動機僅僅就是為了驅邪保命）；黃體芳的那道“是水師並非中國沿海之水師，乃直隸天津之水師；非海軍衙門之水師，乃李鴻章之水師……再閱數年，兵權益盛，恐用以禦敵則不足，而挾以自重則有餘”的摺子很明顯是在影射李鴻章擁兵自重、強烈要求朝廷削權；而有“隴上鐵漢”諢名的安維峻則更是落井下石，糾集七十多名言官，以“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在李鴻章遭遇甲午之敗後根據“聽說”和“想像”捏造罪名並大呼“殺李鴻章以振奮人心”，大有不殺李鴻章中國無以富強的架勢。他們所代表的士大夫階級對“私人武裝擁有者”的態度是如此的“欲殺之而後快”，那麼對“私人武裝”的態度就更可想而知了。
李鴻章因為辦洋務而被天下仕子指責成“事鬼之徒”
和不中用但是吃穿不愁的“世襲聯防隊員”不同，不論是湘系和淮系最初的募兵、操練、軍火等產生的一切費用都是曾國藩、李鴻章靠老臉和地方上百般扯皮、四處籌措所得。朝廷寧願把鈔票花在白養八旗綠營那幫酒囊飯袋身上也不肯對真正的中流砥柱下一個銅板（因為你們不是朝廷的軍隊，是民兵！不取締你們就是皇恩浩蕩了）。可想而知，要辦團練，沒點家底和公關能力根本想都別想。但到後來湘系、淮系軍轉變為當地駐防的防營，成了大清國野戰和守備各地的中堅力量的時候，朝廷總算開始下銀子了。首先，各勇營的領頭軍官們有了國家編制，成了吃皇糧的人。但是，編制只能借用與其駐紮地毫不相干的缺位來填補，所以說勇營的提督和總兵大量出現了駐防地和任命地差之千里的奇怪情況。其次，朝廷也終於肯在勇營的建設和裝備的更新上使銀子了。不過卻不是直接撥款，而是“報銷”！所需花費大佬們先墊上，然後統一列個單子按月或者按季度上報朝廷，軍機處審核報請皇太后、皇上批准後著戶部給銀子！這種做法在今天的公司老闆處理員工的工作花銷上很是流行，確實是杜絕浪費的好辦法。可是，國家不是公司，軍隊也不是國家的員工。更過分的是：即便有太后和皇帝的簽字批條，拿到戶部那裡往往也不能足額拿取，甚至一文錢都拿不到，人家戶部大可以“沒錢”倆字把你頂回去。雖然湘淮勇營在性質上還是漢族地主大佬旗下的民兵武裝，但如今“民兵”乾的都是正規軍該幹得活，而真正的“正規軍”卻吃空餉不幹事這合適嗎？
操練中的綠營軍
沒什麼不合適的，太合適了！在主流的輿論（也就是傳統的清流士大夫）眼中：你團練大佬雖然本事是有，但是武裝卻是你一個人的，叛亂鎮壓了，天下太平了，識相點的就應該自動散去。而你卻不識相地充起了主力。好啊，沒問題啊，不過中央政府給你找點不痛快還是可以的。兵你自己募、將你自己招、器你自己購、軍餉你自己先墊著，至於報不報銷就看朝廷的心情了。
即便如此多的限制，即便很多人再不情願，由於八旗綠營早已是爛泥糊不上牆，所以湘、淮私軍取代八旗、綠營成為國家軍隊的頂樑柱已然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人家能打；人家剿賊有功；人家在危難中救了你大清朝。怎麼著也算是同光中興的功勞之人，得賞！否則天下不服，再說了，此時也只有重用他們了。沒了他們，靠什麼保衛大清國？靠那些只會成天捧著鳥籠在北京城的街道上遛鳥的八旗子弟還是那些頂了綠營兵士名額的管家、僕役、轎伕、吹鼓手、丫鬟、廚娘、僕婦和被他們頂替的小販、小混混、花花公子綠營“世襲聯防隊員”？
可是，沒有“鐵飯碗”的保障，還是低人一等的“後孃養的”。那麼依靠什麼實惠的來吸引兵員呢？答案很簡單，除了親情紐帶之外，那就是高工資，比八旗、綠營高得多的高工資。
要說人力，大清國不缺。身處亂世之秋，等著參軍的人是一撥一撥的。可是勇營相比綠營，顯然是臨時工編制，為了吸引臨時工入夥，在沒有馬克思主義思想感召的年代，最有用的莫過於高工資，因為勇營被裁撤後被裁勇丁不會得到半點額外的補償，連一次性的遣散費都拿不到，所以服役期間的“高工資”是維繫士氣的必要保障。這個問題又牽引除了一個新的問題：兵員的質量。
說到兵員的質量就不得不說一說大清朝國民的素質，這似乎不用本人再多說什麼了。魯迅先生的各個文章裡都或多或少地談論到了大清國民的愚昧和麻木不仁。一般人把這種不正常的景象歸結為滿清政府的“愚民”國策，作為一個少數民族的統治階級，統治一大撥漢人，除了尊漢禮、用漢吏、行漢學擺平一撥漢人地主之外，最有效的統治方法就是愚民了。其實，在中國漫長的專制統治的長河中，愚民存在於歷朝歷代的統治方式中。即便是以開放程度高、文化包容性強的盛唐時期，讀書人的數量在龐大的人口基數中所佔的比例也是極低的。識字的人一多，思想就不好控制。畢竟文化水平低的人反抗性比文化水平高的低不是一點點，統治者天真地認為：只要控制好天下的讀書人，天下就太平了，一群愚民興不起大風大浪來。
大清國民參軍為的不是空泛的“保家衛國”口號，而是為了吃飯問題。其實當年老百姓做出的什麼大決定幾乎都是為了吃飯問題，為了吃飯問題參加天地會、太平軍；為了吃飯問題參加團練鎮壓起義，李自成用吃飯問題召集到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兵源（因為當時饑民遍地），為了吃飯而造反，因為造反就能有飯吃、有錢用（太平天國的一大口號就是“有飯同吃、有衣同穿、有錢同使”）。而為了吃飯而鎮壓造反，因為當兵能拿軍餉，不但解決自己的吃飯問題，還能補貼家用。於是乎，保存到現在的士兵家信中大多是遇到變故急需用錢的家裡問當兵的兒子伸手要銀子的。不用把一個早就將漢唐尚武之風從民族精神裡活活閹割得分毫不剩之民族的民眾參軍行為想得如此高尚，貼上一張“愛國”的標籤那更是無稽之談。大清的老百姓長年生活在沒有國家意識的社會中，1900年的庚子國亂中，那些參加英國人招募之“中國軍團”的華夏子孫其作戰勇猛程度居然大大高於在清軍中服役的同胞。而如今的人們除了痛罵他們是民族敗類、漢奸、賣國賊之外，難道就不會有其他方面的反思嗎？不然魯迅先生憑什麼花這麼大的精力來向人民大眾不停地《吶喊》，以期望喚醒沉睡在愚昧和麻木不仁中的老百姓呢？
“大反派”、“大賣國賊”琦善事實上能力在林則徐之上
有什麼樣素質的國民就能招募到什麼素質的士兵（除非學迦太基帝國玩僱傭兵那套，不過清政府玩不起，更不會玩）。既然是為了吃飯而參軍的，那麼又怎麼能指望他們不畏生死地作戰呢？什麼對個人來說最寶貴？性命！在性命面前，這點餉銀又算得了什麼呢？這亦是不論是鴉片戰爭、中法戰爭還是甲午戰爭中清軍往往在不利的作戰條件下一鬨而散的道理。舉一個典型而又心酸的例子：在虎門炮臺激戰前夕，為了安撫鬧餉的士兵，民族英雄關天培幾乎變賣了全部的家產換成銀子來“安撫軍心”，而作為“大反派”、“大賣國賊”的琦善也想盡辦法籌措到萬餘兩“餉銀”相助。但是在炮臺存亡的最後關頭，即便這些白花花的銀子被放在炮臺上，可是面對一輩子都不曾見過的猛烈炮火，關天培部下的清軍還是潰散得一乾二淨。在金錢和生命的面前，他們還是選擇了性命。當英國人衝上虎門炮臺的時候，關天培身邊只剩下十幾個忠心耿耿的家丁而已。關提督確實是如同教科書上讚頌的那般英勇的捐軀了，但是這只是他個人的真實，一個人的英勇是左右不了戰鬥的結果的。一場戰鬥的總結也不是樹立一兩個英雄和打倒一兩個“出賣英雄”的“奸賊”那麼小兒科。不過，真的到了必死無疑的境地時，這些士兵有時還是會魚死網破，來個光榮捐軀的（1895年威海衛保衛戰中，300餘名北洋海軍陸戰隊殘部的士兵和少量陸軍殘部被日軍圍在南幫鹿角嘴炮臺前的海灘上，戰至最後一人，無一人投降），但是，這種時刻實在是少之又少。
關天培殉國時身邊只有十幾個忠心耿耿的家丁而已
那清軍的戰鬥力為什麼就一直上不去呢？這又是一樁歷史公案了，除了大清國士兵的來源的文化素質普遍低下；全國上下缺乏對武人的信任；以及“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的歧視之外，另外一條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清政府壓根就沒有建立起合理的兵役制度。常備軍隊大清國是有的，可是已經形同擺設。擔負國防重任的“民兵”純粹就是為了工資和賞錢而打仗，空洞的所謂忠君愛國思想在這群人心中的分量還不如一年的軍餉來得實惠。為了糧餉，這幫人可以像打了嗎啡一樣嚎叫著和敵人拼命，但是如果得知不會有糧餉的時候，他們就會非常不給主官面子地四散而去（李鴻章的父親李文安招募的團練之所以戰敗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糧餉已經斷了，兵無鬥志，遂自行潰散）。更有甚者，這群人可以為了糧餉無著而鬧起譁變，對舊主反戈一擊（滇、桂兩省的駐軍因為鬧餉譁變而進入越南境內為匪的事情發生了可不是一回兩回）。
Q版的八旗甲冑
當國家的正規軍隊沒有能力保衛國家而不得不依靠“民兵”的時候，國家卻不能給“民兵”應該有的待遇。既不想讓馬兒吃草、又想讓馬兒快快跑，天下哪裡有那麼好的事呢？可是，極端歧視武人的士大夫們既沒有膽子要求裁撤被“滿臣”視為“國之根本”的八旗，也沒有意向去裁撤被他們這一干“漢臣”自己視為“國之根本”的漢軍綠營，卻對在危難之機能救國於水火的勇營耿耿於懷、憂心沖沖。他們自有他們認為合情合理的邏輯：當國家危難的時候，團練自應該聚集起來為國分憂；但是當危難過去、天下太平的時候，團練自應該自行散去、各歸其位。於是乎，太平天國、捻軍、回亂、苗亂等叛亂被鎮壓下去後，那些在平亂中立下汗馬功勞的團練武裝的下場往往都是被裁撤。曾國藩主動裁撤湘軍面子上的理由是湘軍上下志得意滿、暮氣已深早就沒了奮發的銳氣。可是明眼人一看便知曾侯是不得已而為之。“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這句話在任何一個士大夫都不是褒義，但是偏偏在這個時候都在拿這句話當作“行動準則”。
可憐那些團練起家的勇營武將們，一仗打完，自己手下好不容易磨合地比較順手的部隊被朝廷大刀一砍地裁撤了。到危機再起的時候只能另起爐灶，重新招募一幫農民兵再從頭開始磨合。招募-磨合-裁撤-再招募-再磨合-再裁撤，周而復始的惡性循環猶如一把沉重的枷鎖，在嚴格限制眾將領的謀反能力的同時也將大清國軍人的戰鬥力嚴格“限制”在一個低得可怕的水平上。在國內剿賊戰場上勇猛無比的湘、淮、楚等團練將領和麵對歐洲強國正規軍連吃敗仗的將領當然是同一撥人。可是因為他們手下的部隊也不再是當年從家鄉一起拉出來剿發剿捻的原班人馬，僅僅是因為戰爭需要而倉促在當地就近招募的壯丁而已，面對這群懵懵懂懂，應徵僅僅是為了填飽肚子，連槍是啥樣子都沒見過的“農民子弟兵”，大帥和將軍們能通過個把月的操練就能帶著他們上戰場，實屬不易了。至於這樣的速成班能訓練出啥戰鬥力，拿基本上就看人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