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曄旻
燕王靖難的成功，是中國歷史上大一統王朝地方藩王起兵造反成功罕見的例子，畢竟從實力對比、人心向背，甚至三年戰爭的實際進程看，此一結局都具有絕大的偶然性，或許更多應該歸咎於建文帝及其臣僚缺乏政治軍事經驗。
耐人尋味的是，朱棣篡奪皇位後，一邊擺出“親親之誼”的姿態，將建文帝“削藩”時所廢諸王盡數復爵，大行賞賜，博得了諸王“祖宗成法維護者”的讚譽；另一方面卻逐步頒行各項限制諸王權力的敕諭，對宗室“防閒過峻法制日增”，甚至不惜動用“廠衛”進行監督，“自京師至天下，旁午偵事，雖王府不免”。
不過，明成祖雖然跟建文帝一樣不信任自己的兄弟藩王（永樂朝，十三位手握重兵的親王近半數被削奪了護衛），對自己的兒子統兵還是很放心的。因此，他援引祖訓，賜漢王高煦、趙王高燧各三護衛。作為叔父的漢王手握重兵，與明宣宗儼然又是當年朱棣之於朱允炆的關係。於是，宣德元年（1426），朱高煦效法其父，舉兵反叛其侄，企圖重溫成祖的美夢，再一次證明宗室典兵後患無窮。從宣德朝開始，藩王失去兵權，其王府護衛也被削奪殆盡，除了極個別親王“特賜以護衛”之外，“時護衛不設久矣”。明宣宗本人對於朱元璋的祖宗家法也不以為然，在他看來，周朝國祚之所以比秦朝久遠，是因為“周得之以忠厚，守之以忠厚，故其祚長”，而與“封建”無甚關係。
宣德朝之後，隨著削藩政策的推行，諸王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在森嚴“藩禁”政策的約束下，其活動空間日漸逼仄，所謂“一不律則奪祿，再不律則奪兵，三不律則奪爵”。這時期的“藩禁”，與朱元璋對親王們的優容簡直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宗室再也不具備土地的所有權或佔有權，不能徵發徭役賦稅，也不再是封國內行政、軍事、司法和財政的最高長官，不再享有領民親政的權力，一如《明史》所說，“有明諸藩，分封而不錫土，列爵而不臨民，食祿而不治事。”
明成祖時期開始規定，“自今王府非得朝命，不許擅役一軍一民及斂一錢一物，聽從者有罰”，並責令地方官員：“若王府事有相關，即遣人馳奏，不待報而擅承行者，論以重罪”。從永樂朝開始，宗室姻親，漸漸從民間選取；發展到宣德一朝，實行“王府姻婚不得除授京職”，“以故詩禮故家，衣冠世胄，俱不願與王府結親”。從宣德初年始，親王就藩之後便永無再入京機會，相互之間也不能再相見，甚至不準出城。朝廷進一步禁止宗室出仕，違者嚴懲不貸。這就又把朱元璋留下的《皇明祖訓》中的“郡王子孫，有文武材能堪任用者，宗人府具以名聞，朝廷考驗，換授官職，其升轉如常選法”扔到九霄雲外去了。直到明朝滅亡在即的崇禎九年，唐王還因為“請特奉敕收諸砦義勇以靖亂”，經“廷議以非所當言，從叛例，發南京高牆”，淪為囚徒。明宣宗接著又規定宗室不得種田納稅，商販盈利，排除了宗室子弟自食其力和在經濟領域任意發展的可能。如此“藩禁”政策實施以後，宗室子弟不可從軍、不可從政、不可出城、不可從事“四民之業”。明末遺民所著《謏聞續筆》中曾就此嘆道：“天子家兒……不肖者，但蓄財貨，聚聲色以自娛。即有賢者，不過怡情翰墨，較量音律，奉事玄釋，稱出類拔萃耳……”
廣西桂林靖江王府大門
如果說此後的宗室對於大明王朝還有什麼政治意義的話，大概也只稱得上是為明朝皇統的延續提供了存亡繼絕以防不測的“保險”。明世宗（嘉靖帝）繼承死後無嗣的堂兄弟明武宗（正德帝）自然是這方面最為“成功”的一個例子。崇禎皇帝吊死煤山之後，南明小朝廷能夠一個接一個地推出皇位繼承人（福王、唐王、桂王），也是拜此所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