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傳庭（1593年—1643年），字伯雅，又字白谷，代州鎮武衛（今山西代縣）人。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進士。崇禎十五年（1642年）任兵部侍郎，總督陝西。次年升為兵部尚書（改稱督師）。帶兵鎮壓李自成、張獻忠民變。由於時疫流行，糧草不足，兵員彈藥缺少，朝廷催戰，無奈草率出戰，後兵敗，在陝西潼關戰死，馬革裹屍，年約51歲。《明史》稱“傳庭死，而明亡矣”。
孫傳庭堪稱是明末清初的一位傳奇人物！他出身進士，卻投身軍旅，在大明王朝岌岌可危之時，挺身而出，編練勁旅“秦兵”，多次擊敗農民軍，甚至擒獲闖王高迎祥，將“關中群盜悉平”。但他最終卻敗在接二連三的敗給曾經的手下敗將李自成，以致戰死沙場。
孫傳庭，1593年生，二十多歲後中進士，中進士後十幾年只在朝廷混一口飯吃。
然而，1636年，當第一任闖王高迎祥迎來他的人生巔峰之時，孫傳庭主動請纓，就任陝西巡撫。
四個月後，他率領自己親自選拔訓練的秦兵，在子午谷黑水裕以逸待勞一舉擊潰強大的高迎祥並生擒。
此後的兩年，孫傳庭與洪承疇合作，逐漸擊潰掃平陝西各地農民軍，還把李自成打成18騎逃入深山。
李自成揮師反撲，結果明軍大敗。孫傳庭率軍敗退，食不果腹的明軍士兵只得靠採摘青柿充飢，因此人們將此戰稱為“柿園之役”。孫傳庭敗回陝西后，“益募勇士，開屯田，繕器積粟，三家出壯丁一，火車載火炮甲仗者三萬輛”。他準備重新編練一支精兵，捍衛大明王朝，但崇禎皇帝再次扮演了“催命鬼”的角色，一再下詔督促孫傳庭出關與李自成決戰。此時孫傳庭心情頗為複雜，“覆轍寧堪似往年，催軍還用松山箭”，他明白自己很可能重蹈前轍，但是國難當頭，“我今不死非英雄”！
孫傳庭的失敗，直接原因是崇禎的催戰。當時孫傳庭剛從監獄中被啟用，剛剛到達潼關，兵糧皆未濟的情況下，崇禎心急火燎地催他救援開封，這是一個愚蠢到不能再愚蠢的戰略計劃。當時西北城防還算可觀，假若給孫傳庭以喘息之機，足以訓練出第二隻“秦軍”（第一隻已經被楊嗣昌敗光），而如果能守住西北門戶，李自成是很難長途奔襲京師的。但崇禎執意在不能提供足夠軍糧的情況下，硬逼孫傳庭出戰，結果連續兩次戰敗，孫傳庭戰死。
當時明朝能打的就三支隊伍：孫傳庭的陝兵，東北的關寧兵和左良玉的部隊。
左良玉根本指揮不動
關寧兵被釘死在了東北前線，還要內地兵輸血
能指望上打賊軍的只有孫傳庭了
孫傳庭一敗亡，內地再無忠臣良兵可用，北京的西南方向門戶大開，明徹底無險可守，大明亡定了！
孫傳庭死後不久，大明土崩瓦解。
總結一下，此人既能在短時間內練兵治軍，又通曉兵法，胸有籌謀，在明末實是第一等的帥才。所以孫傳庭一旦失敗，會令京師以及各地勤王軍大失所望，從此聞李自成而喪膽。
此時崇禎的軍事主張全盤告敗，他的個人威信也已經降到最低點，文臣武將自是紛紛倒戈投降。除卻個人因素外，崇禎在軍事上的連續失策也是不可忽略的原因。
最後，最為重要的是，西北徹底丟了。潼關失守，關中已入敵手，京師已經無險可守，此後李自成長驅直入，勢如破竹。最終導致以京師為中心的明政權覆亡。
孫傳庭自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中進士至崇禎十六年（1643年）兵敗身亡的25年間，他由永城知縣，逐步升至兵部尚書，統領七省軍務，先後參與並主持了數十次對明末民軍的鎮壓活動，深得明廷賞識。不論是在“四正六隅”的聯合圍剿中，還是在“汛守要隘”的單獨行動中，他都以其獨有的狡黠、多謀、果斷，使農民起義軍多次處境艱險，成為明廷手中一張不可多得的王牌。
故此，《明史》有“傳庭死而明亡矣”的說法。
《明史》評價
傳庭死，關以內無堅城矣。
流賊蔓延中原，所恃以御賊者獨秦兵耳。傅宗龍、孫傳庭遠近相望，倚以辦賊。汪喬年、楊文嶽奮力以當賊鋒，而終於潰僨。此殆有天焉，非其才之不任也。傳庭敗死，賊遂入關，勢以愈熾。存亡之際，所繫豈不重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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