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梅蘭芳與夫人福芝芳在上海留影。
1949年6月，上海剛解放，市政府舉行文化界盛大集會。座談會上，曾被國民黨關押的歷史學家周谷城教授站起來說：“感謝解放軍打進上海，把我們解放了……”話音剛落，陳毅馬上插話：“不要說解放，是會師，解放軍從外面打進來，你們從裡面打出來，我們是共同會師！”
對於這個歷史細節，已故聲樂教育家周小燕教授清晰地記了半個多世紀，在文獻紀錄片《1949：接管大上海》中，她回憶了這段往事。正是在這個有162人蔘加的座談會上，很多人認識了軍人市長陳毅，也瞭解到了共產黨對知識分子投下的關愛與深情。陳毅用了近四個小時的演講，打消了解放初期一些知識分子的思想顧慮，宣傳貫徹了黨團結愛護知識分子的政策，“我願同大家一道共同前進。”
“很多知識分子通過這次座談會開始接納新政權，很多人後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47年10月，周小燕懷著一顆報國心回到祖國，只是當時的中國還在國民黨政府的統治下，人民生活在苦難之中。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周小燕迎來了全新的生活，她受聘擔任上海音樂學院聲樂系老師，開始了教師生活。回憶過去的這段時光，彷彿一切就在眼前，周小燕曾說，當時知識分子心裡都這樣想——不只相信共產黨能夠救中國，還相信共產黨能建設中國。
周小燕的話，講述了一個事實——在上海解放初期的那段歲月，對當時佔中國文化超過半壁江山的上海，如何儘可能地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知識分子、科技文化教育領域有影響的人士，我黨頗下過一番功夫，甚至是當作跟解放上海不相上下的一樁重要事業在做。而由陳毅提議召開的這次會議，正是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通過方方面面實實在在的關心和努力，上海知識分子最終以更高昂的熱情投入到恢復經濟和進行新上海的文教建設工作中去。
秦怡用打腰鼓的方式，表達擁抱新生活的喜悅心情。（1950年攝）
和教授專家文學家藝術家談心交心做朋友
——團結知識分子，陳毅說是“寧可多一個，不可少一個”
1949年6月1日，上海解放還不到一週，時任上海市長的陳毅，把負責接管文教事業的夏衍和周而復找去，要市委宣傳部和市委統戰部共同提出一個名單，召開一次全市知識分子座談會。他對夏衍和周而復說，所有上海文教界有代表性的人物都要請到，人多一些不要緊。
當先期擬定的100人名單送他審定時，陳毅不僅全部同意，還把少數遺漏的知識分子一個個地補上去，陳毅說“寧可多一個，不可少一個”，團結的人愈多愈好。後來就有了前文說到的陳毅在會上說“解放軍從外面打進來，你們從裡面打出來，我們是共同會師”，一番談話拉近了和文化藝術界的距離。
有人回憶，陳毅在與負責接管文教系統的負責同志交談時說：“你們接管的對象是知識分子，是教授、專家、文學家、藝術家。情況不清楚，不要居高臨下地亂管；要先接後管。先讓他們安心、放心，然後和他做朋友，談心、交心。”
陳毅自己對知識分子也是愛護有加。進上海後不久，他就先後登門拜訪了許多專家學者。在看望詩人、書法家沈尹默時，他親切地說：“黨和政府需要像你這樣的知識分子。我進城後訪問的知識分子你是第一個。”陳毅還登門拜訪商務印書館董事長張元濟，張老介紹和出版過的西方名著不計其數，當時他已78歲高齡，癱瘓在床。看到陳毅，張元濟難抑興奮之情，想從床上坐起來，苦於身子動彈不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在張元濟住院期間，陳毅多次去醫院探望，並互通書信商談工作和問候。張元濟將新出版的《燼餘錄》送給陳毅，陳毅收到後馬上親筆回信。回信最後說：“弟頃在南京處理軍務，他日返滬，當圖快晤。輾轉細讀書末簽名，知尊恙日就痊可，可喜可賀。”當時，上海剛被接管，作為市長的陳毅政務繁忙可想而知，然而他竟可以做到細心察看張老的簽名，從中推斷其健康恢復程度。可見對老一輩專家學者關切之深，令人動容。
小提琴協奏曲《梁祝》的公演，完成了交響音樂民族化的“創世紀”。
“共產黨的軍隊確實已解放了上海，紀律好極了”
——梅蘭芳率團連演三天大戲歡迎慰問解放軍
上海解放的這一天清晨，梅蘭芳見到許多解放軍戰士露宿街頭，軍紀嚴明的情景讓他感慨萬千。回家後，他就對家人說：“共產黨的軍隊確實已解放了上海，紀律好極了。”1949年5月31日起，一場歡迎和慰問中國人民解放軍指戰員的義演在上海南京大戲院連演三日，承擔此次演出的便是梅蘭芳領銜的劇團。
其實，梅蘭芳與我黨早在上海解放之前就結下了深厚的交情。1946年，周恩來在上海主持我黨與國民黨的談判工作，住在馬斯南路107號（現思南路73號），人稱“周公館”，公館南面隔著花園與梅蘭芳公館相望。周恩來在上海工作期間，十分注意與各方面人士的交往，宣傳黨的政策。梅蘭芳作為文化界著名的愛國人士，自然受到周恩來的關注。周恩來經常讓他的堂弟周翕園去看望梅蘭芳，同他探討國內外形勢。周恩來也通過朋友餘賀會見梅蘭芳，會面的地點就安排在餘賀家中，這樣可以保護梅蘭芳不受國民黨特務的騷擾。見面後，周恩來非常熱情誠懇，對梅蘭芳說：“希望你不要隨國民黨撤退而離開上海，我們歡迎你！”梅蘭芳深表同意。
臨解放前，黨組織委派著名戲劇教育家、上海市立實驗戲劇學校校長熊佛西，由他出面當“說客”。那天，熊佛西來到周信芳家拜訪，周信芳把他迎進書齋。熊佛西開始以“談戲”為名，但周信芳一下就猜出了他的來意。他鄭重地說：“請放心，我是不會跟著國民黨走的，堅決留在上海迎接解放。”熊佛西說自己還要去拜訪梅蘭芳，周信芳馬上打電話聯繫，並陪同一起拜會了梅蘭芳。梅蘭芳對熊佛西和周信芳明確表示：“國民黨的倒行逆施，失盡民心，我是哪兒也不會去的。”
1950年9月,上海工人文化宮正式對外開放。
“我好像多年流浪的遊子，又撲到母親的懷抱裡”
——上海的早晨成為許多名家一系列創作的觸發點
千百萬正直的中國知識分子以極大的熱情擁抱新生的人民共和國。
1951年1月，黃佐臨被任命為上海軍事管制委員會文藝處副處長，這對黃佐臨來說是件不同尋常的事，那麼多年來他潛心戲劇藝術，從未想到要任一官半職，但這一次他欣然接受了人民的委任。
在文藝處的工作中，和他共事的是處長陸萬美。這是黃佐臨第一個比較接近的共產黨員，後來他多次提到從陸萬美的身上深切感受到一個共產黨員的品德、作風和工作方法。“他待人接物是那麼和藹、親切、有耐心；處理問題又是那麼的有原則，那麼有條不紊……”過了沒多久，陸萬美調任雲南，黃佐臨本人也因籌建上海人民藝術劇院而離任。但他對黨、對革命事業的感情卻日益加深。在三十年後，他組織並執導話劇、電影《陳毅市長》時再一次坦陳，全面瞭解新中國成立兩年來的驚人成就，成為了他後來一系列創作的觸發點。
“我該重新開始我的文學工作，四十歲正好是我的生命的新的開始。”著名作家靳以在散文《幸福的日子的開始》裡寫道，“我好像多年流浪的遊子，又撲到母親的懷抱裡。”作為華東作協(後改為中國作協上海分會)的常務副主席、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靳以在1957年受命創辦新中國第一本大型文學刊物，起名《收穫》，意在表明社會主義文藝到了一個收穫的季節，並邀巴金同為主編。這是他璀璨人生的最後一章。《收穫》創刊號上有靳以執筆、巴金共同署名的發刊詞：“《收穫》的誕生，具體實現了‘百花齊放’的政策，《收穫》是一朵花，希望它成為一朵香花……有利於社會主義祖國，是人民的有益的精神食糧。”
作者：陳熙涵
編輯：吳鈺
責任編輯：王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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