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問題是是中國革命和現代化進程中的根本問題。中國農民問題包括兩個互相聯繫的方面：翻身解放和共同富裕。毛澤東一生高度重視農民問題。1963年7月22日，他在會見澳大利亞共產黨左派希爾夫婦時，指出：我是比較注意農民問題的，也得花十年的功夫才瞭解全部農民問題，瞭解了農村各階級的相互關係[ 轉引自《毛澤東對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內部報告）。]。毛澤東對中國農民問題的探索以1949年新中國成立為界，分為兩個階段：
新中國成立前，通過以土地革命為中心的政治革命，實現農民翻身解放；
新中國成立後，通過農村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農民共同富裕。
毛澤東在解決中國農民問題方面,既經歷了巨大的成功，也走過了曲折的彎路。正是在毛澤東的帶領下，中國農民才永遠地站起來，開始堂堂正正地做人，並邁開了通向共同富裕道路的大步。總結毛澤東在探索中國農民問題出路上的經驗與教訓，對於今天解決“三農”問題,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
一
毛澤東非常重視農民問題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他認為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就是農民問題，使農民從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下解放出來，成為社會和國家的主人。1944年毛澤東致《解放日報》社社長秦邦憲的信中指出：“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從侵略者、地主、買辦手下解放農民。”[《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6頁。]1948年1月15日他在出席西北野戰軍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人民大眾主要就是農民，人民大眾的解放主要是農民的解放，農民的解放就是“打破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實行徹底的平分土地，把土地所有權交給農民，使農民放心大膽好好生產，改進農作方法。”[《毛澤東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頁。]
作為一個來自農民家庭又熟悉農民的進步知識分子，毛澤東很早就對中國農民問題予以關注。早在1919年7月28日，他就在《民眾的大聯合》一文中，號召農民聯合起來，解決自己的問題。他說：“種田的諸君！田主怎樣待遇我們？租稅是重還是輕？我們的房子適不適？肚子飽不飽？田不少嗎？村裡沒有沒田作的人嗎？這許多問題，我們應該時時去求解答。應該和我們的同類結成一個聯合，切切實實彰明較著的去求解答。”[《毛澤東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374頁。]
1923年4月，毛澤東派共產黨員劉東軒、謝懷德到他們的家鄉衡山縣嶽北白果鄉開展農運工作。同年6月，在中共三大上，毛澤東特別強調了農民問題對於革命的重要意義。曾經是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的張國燾後來回憶說：會議討論的問題，“在會前多已經再三提到過的。只有農民運動，是一個新提出來的問題。在中共的歷次討論中，直到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才注重這個問題，尤以毛澤東為然。”毛澤東向大會指出，湖南工人數量很少，國民黨員和共產黨員更少，可是滿山遍野都是農民，因而他得出結論，任何革命，農民問題都是最重要的。他還證以歷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農民暴動為主力。中國國民黨在廣東有基礎，無非是有些農民組成的軍隊，如果中共也注重農民運動，把農民發動起來，也不難形成像廣東這類的局面。這種看法，是毛澤東這個農家子對於中共極大的貢獻。”[ 張國燾：《我的回憶》（上），第273-274頁。]
毛澤東真正投入精力去從事農民運動，是1925年回鄉養病組織韶山農民運動。在韶山從事農民運動的實踐，推動了毛澤東對中國農民問題的認識。1925年12月1日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明確指出，農民是中國無產階級的最廣大和最忠實的同盟軍。
1926年9月1日，毛澤東在編輯《農民問題叢刊》第1輯出版時，寫了一篇序言，題為《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在這篇文章他首先就指出，“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不起來參加並擁護國民革命，國民革命不會成功；農民運動不趕速地做起來，農民問題不會解決；農民問題不在現在的革命運動中得到相當的解決，農民不會擁護這個革命。”因為“經濟落後之半殖民地革命最大的對象是鄉村宗法封建階級（地主階級）”，“經濟落後之半殖民地的農村封建階級，乃其國內統治階級國外帝國主義之唯一堅實的基礎，不動搖這個基礎，便萬萬不能動搖這個基礎的上層建築。”因此，他號召“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了決心，去做那組織農民的浩大的工作。要立刻下了決心，把農民問題開始研究起來。要立刻下了決心，向黨裡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鄉村中間去，夏天晒著酷熱的太陽，冬天冒著嚴寒的風雪，攙著農民的手，問他們痛苦些什麼，問他們要些什麼。從他們的痛苦與需要中，引導他們組織起來，引導他們向土豪劣紳爭鬥，引導他們參與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國民革命運動。”[《毛澤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9頁。]
大革命後期，毛澤東為了答覆當時黨內外對於農民革命鬥爭的責難，從1927年1月4日開始，身著藍布長衫，腳穿草鞋，手拿雨傘，考察了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歷時三十二天，行程七百公里，寫出了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在這個報告裡。毛澤東回擊了當時對農民運動的責難，讚揚農民運動“好得很”，還指出貧農“乃是農民協會的中堅，打倒封建勢力的先鋒，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業的元勳。沒有貧農階級（照紳士的話說，沒有“痞子”），決不能造成現時鄉村的革命狀態，決不能打到土豪劣紳，完成民主革命。”[《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1頁。]他還明確地提出：“農民問題只是一個貧農問題，而貧農的問題有二個，即資本問題與土地問題。這兩個問題都已經不是宣傳的問題而是要立即實行的問題。”同時還“要推翻地主武裝，建立農民武裝。”
1936年，他在延安會見美國作家斯諾時說：“誰贏得了農民，誰就會贏得了中國，誰解決土地問題，誰就會贏得農民”。[ [美]洛易斯·惠勒·斯諾：《斯諾眼中的中國》，中國學術出版社1982版，第47頁。]
1940年，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中國的革命實質上是農民革命”，“農民問題，就成了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農民的力量，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2頁。]
1947年，毛澤東總結革命實踐經驗，指出：“全黨必須明白，土地制度的徹底改革，是現階段中國革命的一項基本任務。如果我們能夠普遍地徹底地解決土地問題，我們就獲得了足以戰勝一切敵人的最基本的條件。”[《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2頁。]
正是基於對農民問題的正確認識，毛澤東將中國農民問題的解決與中國革命的出路結合起來，將中國農民的翻身解放與中國社會的變革聯繫起來。他為中國農民開創了一條通向翻身解放的道路——“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全國政權”。他把農村視為革命的主戰場，把土地問題作為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把中國農民當作中國革命的主力軍，領導農民去推翻不能解決中國農民問題的國民黨反動政權和剷除中國幾千年封建專制統治的社會基礎——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在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的過程中，毛澤東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制定了沒收封建地主階級的土地歸農民私有，變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為個體農民私有的政策方針。這種方針，既是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在解決中國農民土地問題方面的一大創造，也適應了當時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受到了廣大農民的歡迎。
從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土地革命，到抗日戰爭時期的減租減息，再到解放戰爭時期的土地改革，毛澤東為解決農民土地問題進行了艱辛的探索。土地改革從解放戰爭時期開始進行，到新中國成立後的1952年冬，除臺灣省和一部分少數民族地區以外，全國的土地改革基本結束，使三億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分得了約七億畝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免除了過去每年向地主交納的約七百億斤糧食的繁重地租，徹底消滅了在我國延續幾千年的封建制度的基礎——地主階級的土地所有制。
黨的土改政策當時得到了愛國民主人士和起義將領的支持。民革中央主席李濟深說：“封建半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存在，阻礙了人民的中國走上工業化現代化的前程，我們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每一個參加單位，都以最大的決心，來完成土地改革這一歷史任務。”[ 轉引自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712頁。]愛國起義將領劉文輝說，“我就是一個大地主。拿四川話來說就是‘大紳糧’。我將無條件無保留地獻出我所有的一切土地，分給農民，在沒有實行土改以前，當然還要照章納糧稅。今天是川康所有‘大紳糧’應該覺悟的時候了！”愛國起義將領盧漢說，土改“關係今後建國的根本。”“自己原是一個地主，回到家鄉，一定要多方解說，勸導，為實現土改而鬥爭，自己首先放棄過去地主享有的非法權益。”愛國起義將領鄧錫侯說，“這樣一個土地制度的改革，在我個人，我可以坦白地說，是和我本階級（地主階級）的階級利益相沖突的”。“我願誠摯的擁護這樣的一個土地改革，我要堅決的放棄本階級的利益，來服從全國人民的利益。”“我抱定決心，不僅做到軍事上的‘起義’，而且更要做到階級上的‘起義’。”[ 轉引自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713頁。]
土地改革改使中國共產黨贏得了農民的支持。1950年6月6日，毛澤東在《不要四面出擊》中指出：“我們已經在北方約有一億六千萬人口的地區完成了土地改革，要肯定這個偉大的成績。我們的解放戰爭，主要就是靠這一億六千萬人民打勝的。有了土地改革這個勝利，才有了打倒蔣介石的勝利。今年秋季，我們就要在約有三億一千萬人口這樣廣大的地區開始土地改革，推翻整個地主階級。”[《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年版，第397頁。]原國民黨高級將領傅作義說：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勝利，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因為“共產黨以工農大眾和全國人民的利益基礎，在鄉村徹底解決了土地問題，得到廣大農民的擁護。”[《傅作義通電》，1949年4月3日《華商報》，引自啟躍編：《國民黨怎樣丟掉了中國大陸？》，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頁。]
土地改革使農民政治上獲得翻身。韓丁的《翻身--一箇中國村莊的革命紀實》和克魯柯夫婦的《十里店--一箇中國村莊的群眾運動》，分析了土改對農民的“翻身”意義。韓丁特別界定了“翻身”的意義：“對於中國幾億無地和少地的農民來說，這意味著站起來，打碎地主的枷鎖，獲得土地、牲畜、農具和房屋。但它的意義遠不止於此。它還意味著破除迷信，學習科學；意味著掃除文盲，讀書識字；意味著不再把婦女視為男人的財產，而建立男女平等關係；意味著廢除委派村吏，代之以選舉產生的鄉村政權機構。總之，它意味著進入一個新世界”[ 韓丁：《翻身--一箇中國村莊的革命紀實》，“關於‘翻身’一詞的說明”，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
土地改革重組了中國基層社會結構。在土地改革過程中，毛澤東非常強調“普遍發動群眾”、“整頓基層組織”作為土改的第一個階段和“一個最基本的環節”，反對恩賜，樹立農民群眾在農村中的政治優勢，提高群眾階級自覺性，發動階級鬥爭，使群眾自己解放自己，實現“土地還家”。這種改革，不同意中國歷史上的“改朝換代”，不同於開明皇帝用恩賜辦法，“均土地，抑豪強”，實行“讓步政策”，而是通過推翻舊政權，代之於人民政權，徹底砸碎舊秩序，重構了中國幾千年的農村社會結構，改變了“一盤散沙”的局面，實現了全國一盤棋，加強了中央政府的整合能力，對促進農村現代化具有重大作用。
二
獲得翻身解放只是解決中國農民問題的第一步，為解決農民共同富裕問題提供了政治前提。站起來的中國農民，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又在毛澤東的帶領下，開始解決共同富裕問題。
毛澤東是通過實現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來解決農民共同富裕問題的。在生產關係方面，通過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實現集體化，從制度上保證農民共同致富；在生產力方面，通過農業機械化、電氣化和農村工業化，推進農村現代化，為實現農民共同富裕創造牢固的物質基礎。“我們黨在農業問題上的根本路線是，第一步實現農業集體化，第二步是在農業集體化的基礎上實現農業的機械化和電氣化。”[《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602頁。]毛澤東還提出實現農村工業化是農村偉大光明的前途。[《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8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69頁。]
毛澤東認為農村只有走社會主義道路，才能真正解決農民共同富裕問題。早在1943年他就認為，在中國的農村中，“幾千年來都是個體經濟，一家一戶就是一個生產單位，這種分散的個體生產，就是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而使農民自己陷入永遠的痛苦。克服這一狀況的唯一辦法，就是逐漸集體化，而達到集體化的唯一道路，依據列寧所說，就是經過合作社。”[《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1頁。]在新中國成立前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他又明確指出：佔國民經濟總產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個體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是可能和必須謹慎地、逐步地而又積極地引導它們向著現代化和集體化的方向發展的，任其自流的觀點是錯誤的。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多次指出組織農民走集體化道路是解決農民共同富裕問題的唯一途徑。“就農業來說，社會主義道路是我國農業唯一的道路。發展互助合作運動，不斷地提高農業生產力，這是黨在農村中工作的中心。”[ 顧龍生編著：《毛澤東經濟年譜》，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324頁。] “發展農業可以有兩條道路。一條是資本主義道路：讓農民的命運掌握在地主、富農和投機商人的手裡，極少數人發財而大多數人貧困和不斷破產。一條是社會主義道路：讓農民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下掌握自己的命運，共同富裕和共同繁榮。這兩條道路的鬥爭在我國過渡時期中將長期地存在，但是，由於農業合作化的基本完成，我國絕大多數農民已經擺脫了前一條道路，走上後一條道路。今後的任務是要盡力鞏固合作化制度，同時繼續反對農村中的資本主義自發勢力。”[《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560頁。]毛澤東一方面不斷探索和完善農村社會主義制度，一方面反對各種資本主義道路傾向。
從1953年開始，在毛澤東的倡議下，國家按照自願互利和示範的原則，把農民組織起來，走上了合作化道路。隨著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中國農村在1956年普遍建立了高級農業合作社。
儘管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存在種種問題，但在改造過程中，沒有引起社會震盪，沒有出現生產力的大破壞，相反糧食連年增長。更重要的是，在毛澤東看來，農業合作化為農民集體致富提供了組織和制度的保證，實現了讓資本主義和小生產絕種的要求，消除了歷史上個體農民分化的可能性，有助於所有農民實現共同致富。正是集體所有制為農村的社會主義方向提供了制度基礎和現實保證。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標誌著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在農村的確立，開創了我國農村現代化的社會主義模式。
農村合作化運動，不僅是對農村和農民進行經濟上的和政治上的改造，也是對他們進行思想上和的道德上的改造。不僅要看到整個農村和農民經濟上政治上的徹底改變，更要看到我國全體農民在精神上道德上所獲得的歷史性偉大進步。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由經濟上政治上的社會改造所引發和造就了我國農民精神上道德上的偉大解放和偉大進步。在中國共產黨有組織的思想啟發和教育下，廣大農民群眾起來與自己身上千百年來的舊思想、舊道德展開各種各樣的鬥爭，從中培養出了先進的社會主義的思想覺悟，中國農民的精神面貌同土地制度的改革一起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是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又一個偉大歷史功績，對促進和保證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有著難以估量的偉大歷史作用。
通過農業合作化，中國農村走上了通過社會主義實現現代化的道路，避免了資本主義農業現代化之苦。誠如依附理論的著名代表人物薩米爾·阿明指出的，資本主義根本解決不了農業問題。他說：“我們經常忽視的是，當資本主義在它的中心解決了農業問題時，它是通過在外圍製造更大的農業問題實現的，資本主義只能通過滅絕一半人類才能解決外圍的嚴重農業問題。在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中，只有毛主義理解這一挑戰的嚴重性。因此，那些指責毛主義有農民性失誤的人事實上缺乏理解帝國主義的分析能力，他們將帝國主義歸結為一種關於一般資本的論述。”[ 轉引自河南省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會祕書處編：《國史研究參閱資料》（2004年合訂本〈下〉），第295頁。]
毛澤東認為農村生產資料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容易促進農村生產力的發展，越有利於保證農民共同富裕。所以他1958年又發動了人民公社化運動，併為探索人民公社的具體運行機制付出了無盡的心血。他在談到為什麼要從高級社過渡到人民公社時說：“人民公社化以前，很多地方都暴露了這類問題。合作社的規模小，土地不能統一使用，要修大中型水庫，得利的在下游，受害的要淹掉一部分土地的在上游。明明應該建設這樣的水庫，但是由於這些利害關係，無法進行建設。廣東的漳市社，山裡有很多森林資源，但是勞動力不夠，不能採集；山下有很多富餘的勞動力，可是不能上山勞動；其他如手工業、運輸業等等，也都不能統一安排，妨礙生產發展。成立大隊、組織公社以後，這些問題都解決了。”[《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註與談話》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736頁。] “人民公社的建立使農村中原來的生產資料集體所有制擴大和提高了，並且開始帶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份。人民公社的規模比農業生產合作社大得多，並且實現了工農商學兵、農林牧副漁的結合，這就有力地促進了農業生產和整個農村經濟的發展。”[《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109頁。]“人民公社好，它的好處是，可以把工、農、商、學、兵合在一起，便於領導。”[《毛主席視察山東農村強調部署各項工作必須通過群眾鳴放辯論辦人民公社的好處是把工農商學兵合在一起便於領導》，《人民日報》1958年8月13日。]，在毛澤東看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既有利於農業生產的持續躍進，又可以培養農民的集體主義觀念、共產主義思想，是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最好形式。
毛澤東解決農民共同富裕問題，不僅重視社會革命，而且重視技術革命。1955年7月31日，他在《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中提出，“我們現在不但正在進行關於社會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進行技術方面的由手工業生產到大規模現代化機器生產的革命，而這兩種革命是結合在一起的。在農業方面，在我國的條件下（在資本主義國家內是使農業資本主義化），則必須先由合作化，然後才能使用大機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249頁。]“在第一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內，農村中的改革將還是以社會改革為主，技術改革為輔。”“在第三個五年計劃時期內，農村的改革將是社會改革和技術改革並進。”“中國只有在社會經濟制度方面徹底地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又在技術方面，在一切能夠使用機器操作的部門和地方，統統使用機器操作，才能使社會經濟面貌全部改觀。”[《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256頁。]
農業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標誌就是農業機械化。毛澤東一貫重視農業機械化，提出農業的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1957年10月12日，毛澤東在對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修改稿的批語和修改中指出：“隨著國家工業化的發展，有步驟地積極地實行農業機械化。從一九五六年起，在儘可能地時間內，機械製造部門和農業部門應當經過廣泛的試驗研究工作，擬出一個適合我國條件的農業機械化方案，為推廣農業機械化做好準備，隨即製造適合各地的機械，供應農民；隨時改良，積極推廣。”[《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605-606頁。]1962年11月29日，《全國農業會議總結》提出：在農業集體化的基礎上，實行農業的機械化、電氣化，實行農業的技術改革，是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鞏固工農聯盟的物質基礎，也是促進整個國民經濟向前發展的中心環節。[《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754-755頁。]1966年6月29日，毛澤東在對湖北省委關於逐步實現農業機械化設想的批語中，提出“用二十五年時間，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頁。]
工業化是現代化的重要指標。作為一個後發現代化國家，中國的工業化道路不能走西方的老路，必須考慮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民大國的實情，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的工業化道路。毛澤東提出了農村的偉大光明前途在農村工業化思想。他主張人民公社在搞好農業的同時，還必須大力發展工業，實現農村工業化，使農民就地轉化為工人。1958年11月，他在《對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1958-1972年）初稿的批語和修改》中寫到：“我國人民面前的任務是：經過人民公社這種社會組織形式，高速度地發展社會生產力，促進全國工業化、公社工業化、農業工廠化”。[ 轉引自張毅：《對毛澤東關於農村工業化思想的研究》，《毛澤東與中國農業》，新華出版社1995年版，第191頁。]同年11月10日他在對《鄭州會議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的修改和信件中寫道：“要使人民公社具有雄厚的生產資料，就必須實現公社工業化，農業工廠化（即機械化和電氣化）。”[《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515頁。]在這一思想指導下，由毛澤東親自制定，於1958年12月頒佈的中共中央《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中指出：“廣泛地實現國家工業化、公社工業化。”“它為我國人民指出了農村逐步工業化的道路”。[《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599、602頁。。]在文革期間，毛澤東仍然對農村工業化抱很大希望。1966年他在“五·七指示”中提出：“農民以農為主”，“在有條件的時候也要由集體辦些小工廠”[《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54頁。]。1966年8月14日，《人民日報》文章引用毛澤東的話：“打破洋框框，走自己工業發展道路。”1975年9月由毛澤東批准召開的全國第一次農業學大寨會議肯定了社隊企業發展的積極作用。這次會議還公開發表了毛澤東1959年第二次鄭州會議上讚揚社隊企業的一句名言——“我們偉大的，光明燦爛的希望也就在這裡。”毛澤東對農村工業化的重視，為中國農村走出一條不同於西方國家的工業化道路提供了保證，也為改革開放時期鄉鎮企業的崛起打下了基礎。
毛澤東通過農村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使新中國成立後中國農民在當時的生產力水平條件下，生活水平普遍有了較大的提高，特別是人均壽命更是大幅度提高，享受到了最基本的教育和醫療。在20世紀70年代，是我國農村合作醫療的廣泛普及和鼎盛時期。1976年，全國實行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生產大隊的比重從1968年的20％上升到90％[ 周壽棋.：《探尋農民健康保障制度的發展軌跡》，《國際醫藥衛生導報》2002年第6期。]，由合作醫療保障的醫療保健服務覆蓋了全國85％的農村人口。合作醫療保健被寫進了1978年3月5日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以國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確立了其重要地位。世界銀行和世界衛生組織把我國的農村合作醫療稱為“發展中國家解決衛生經費的唯一典範。”[《江蘇農村怎樣面對“非典” 》，《人民日報》2003年5月19日。]雖然在毛澤東生前沒有實現中國農民共同富裕，但他建立了實現農民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礎，為今天解決農民共同富裕問題留下了寶貴的歷史經驗。對於農村公社制度，也不能採取簡單否定態度。雖然這個制度存在著壓抑農民積極性的不足，存在著平均主義的弊端，但人民公社體制運行了二十多年，保證了國家工業化的進行，極大地推動了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基本上解決了佔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大國的吃飯問題，培育了中國農民的集體主義意識，是中國農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探索農村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巨大嘗試；為改革開放以後中國農村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奠定了制度基礎，使我國在推進農村現代化進程中避免了兩極分化，城市也沒有出現貧民窟。
毛澤東建國後探索農民共同富裕出路的實踐啟示後人，農村生產關係的變革一定要適應農村生產力的水平；一定要尊重農民的意願，實現農民的利益，維護農民的權利；中國農村必須走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堅持共同致富道路。
農民問題仍然是實現偉大民族復興的中國夢的頭等難題。毛澤東一生對中國農民問題的探索，對我們今天解決農民問題具有極大的借鑑價值和歷史啟示。不能因為毛澤東晚年犯了嚴重失誤，就漠視甚至否定毛澤東對解決中國農民問題的艱辛探索。從歷史長河來看，毛澤東探索中國農民問題的經驗和教訓，都是我們今天仍然需要正確對待的寶貴的歷史財富。毛澤東為我們今天根本解決中國農民問題，奠定了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積累了豐富的歷史經驗，留下了寶貴的歷史啟示。
來源：人民網理論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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