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幫閒、幫忙、幫凶與扯淡
魯迅講，中國統治者只在兩種情況下關心到中國知識分子或者需要知識分子。第一種情況，統治者剛剛掌權時，“偃武修文”，需要知識分子來加以粉飾，此時知識分子扮演歌功頌德的幫閒角色。
在統治發生危機，無計可施時，病急亂投醫，統治者開始垂聽知識分子的“治國平天下”的意見，而知識分子也覺得英雄終於有用武之地了，於是高高興興地“出山”了，這時的知識分子成了“幫忙”。
魯迅非常尖銳地指出司馬相如之類，包括屈原，不過是統治者的幫閒或幫忙。屈原的《離騷》不過是“想幫忙而不得”的產物。“幫閒”不過是寫寫詩，猜猜謎語，說說笑話；“幫忙”則是要出謀劃策，參與國家大事。
司馬相如、屈原之類的人都確信自己的才華不僅是寫詩、下棋，做清客，而願作“幫忙”，幫忙而不得於是發發牢騷。當主人作惡之時，“幫忙”“幫閒”就成為“幫凶”。
幫凶的特點在於“使血案中沒有血跡，也沒有血腥氣”，使統治者的殺人食人了無血跡。無論幫忙幫閒，都需要才華，司馬相如和屈原的作品至今仍有人讀，因為有才氣。可怕的是有幫忙、幫閒之志，無幫忙、幫閒之才，這樣的人就稱為“扯淡”。
二、“二醜”
“二醜”出自紹興戲曲，在舞臺上扮演清客的角色，清客、幕僚也就是幫閒。但是一方面他幫主人的閒，一方面又向觀眾做鬼臉，說“你看，這個公子多蠢啦、多笨啦”，表示與主人劃清界限。“二醜”是不忠實的奴才。
知識分子聰明而敏感，主人氣焰正盛之時，他心甘情願做主人的幫忙幫閒；主人氣焰不足將要崩潰之時，他敏感到了，就開始做不忠實的幫忙幫閒，結果成為“二醜”。
三、隱士
魯迅把中國文學尤其是唐朝文學劃分為兩種：廊廟文學與山林文學。廊廟文學是幫忙幫閒的文學或者叫在朝文學。在野的文學就是山林文學，不做幫忙幫閒，離開主子的衙門，隱入山林。但是中國隱士與西方隱士不同。
西方隱士是宗教性的，因信仰而隱，因此西方隱士常常同時又是苦行僧，不斷對自己施以苦刑，做精神追求。中國隱士是政治性的，幫忙、幫閒不成便去做隱士。
隱士是“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闕”，一有機會，便由隱士自然轉為幫忙幫閒，算是“候補的幫忙幫閒”。在中國做隱士還有一個好處：易出名。出名之後成為高士，名聲若傳到皇帝耳中，也許有機會得到重用。
由此，隱士成為一種資本，做隱士可以提高地位，成為進一步做幫忙幫閒的資本。魯迅尖銳指出，登仕、隱士都是“噉飯之道”，是達到自己目的，升官發財的途徑。最可怕的是“謀官謀隱兩不成”。
可見官是要謀的，隱也是要謀的，官和隱沒有本質區別。隱士看似悠閒，陶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但“悠然見南山”也需要物質基礎，陶淵明有奴才給他做飯、種地。餓著肚子，陶淵明無論如何也悠然不起來。
隱士並非不食煙火，也要追求物質的東西。魯迅分析隱士心理：“泰山崩，黃河溢，隱士目無見，耳不聞，他心平如水”，但是“苟有議及自己們或他們一夥的”，則“雖在千里之外，半句之微”，他也是“耳聰目明，奮袂而起”。這真可謂入木三分。
四、君子和雅人
孟子說：“君子遠庖廚。”君子要吃牛羊肉，但又害怕看到牛羊被殺時發抖的樣子。這是君子的特點，也是其內在的矛盾。魯迅加以誇張的嘲諷，說君子將牛羊趕得遠遠的，然後“心安理得，天趣盎然，剔剔牙齒，摸摸肚皮，萬物皆備於我了”。
這樣的雅人其實是俗的，他畢竟要吃牛羊肉。作為人，永不能避開俗世。問題在於，他既要吃牛羊肉，又要遠遠地逃避牛羊的痛苦掙扎，也就是說他害怕看殘酷的事情，對殘酷的事情采取一種迴避的態度，藉以保全自己的“性靈”。
魯迅講了兩個笑話。有一個人希望天下人都死掉，只剩下自己和一個好看的姑娘，這看起來很“性靈”，但仍不夠，因為還得吃飯，所以還要有一個賣大米的。又一個人希望秋天時，他吐半口血，由一個侍女扶著，病懨懨地去看海棠。
這看起來非常的雅。秋天，病懨懨地看海棠，還要吐血。但只能吐半口，因為吐多了，人是要死的。可見再有詩意，再雅，他也知道人得活著。這兩個笑話深刻指出自命君子、雅人的知識分子其實脫離不了俗世。
而這種雅，這種君子之志，不過是對血腥、對殘酷的迴避。他們用病懨懨地看海棠之類的雅事來掩蓋吃人,殺人的血淋淋的現實。
自命君子、雅人的文人，一方面他們自身充滿矛盾，他們不可能不俗，得吃飯，得活著；另一方面在現實中起到的作用是對歷史血腥的掩飾。由此可以看出，魯迅對林語堂、周作人的閒適小品持如此嚴厲的批評態度，不是沒有道理的。
五、革命小販
有一個叫楊邨人的人，大革命時期曾參加革命，大革命失敗後便離開革命隊伍。據說是因為“家有老父母”。其實是否幹革命並不重要，問題在於，他曾經幹革命，卻出賣自己的朋友，在文章中攻擊當年的革命戰友，包括魯迅。
魯迅於是作文“罵”他。楊邨人回信說自己有苦衷，兩頭不討好：當年的革命戰友對我不好，當局者對我也不好。原因何在？魯迅指出就是因為你只是“革命小販”。你拿革命來做買賣，但在當局者看來，你門面太小，資本不夠。
當局者看中“永遠的闊人”：革命前是闊人，革命後還是闊人。這樣的人永遠不吃虧。還有一種人徹底地背叛革命，不惜拿朋友的血染紅自己的帽子。而“革命小販”指的就是背叛自己的信仰，但膽子太小，背叛不夠徹底的知識分子。
六、“革命工頭”、“奴隸總管”
這是魯迅與周揚論戰時提出的概念：他們是革命者，甚至是領導人，但扮演的角色仍是奴役他人的工頭。魯迅常說，我老是覺得背後有人拿鞭子在狠狠地抽我，把我當奴隸，要我為他們幹活，我每回回過頭來稍示反抗，還說我對革命不夠努力，要我拼命幹，但他其實不過是個工頭。
打著革命的旗號，實際上還是個奴隸主。魯迅在20世紀30年代便概括出了“革命工頭”“奴隸總管”的概念：過去的統治者是封建帝王或資本家，而現在的統治者，卻打著革命旗幟，是革命者。革命者如何成為工頭和奴隸總管，其中包含著豐富的經驗和教訓。
七、文壇三戶
魯迅觀察20世紀30年代文壇，發現三種類型的作家。第一種是破落戶，當年曾經紅過一陣子，但現在“邊緣化”了，家境大不如前，於是他就撫今追昔，常常吟誦著“十年一覺揚州夢”“襟上杭州舊酒痕”，很有些“顧影自憐”的味道。
第二種是暴發戶。破落戶還是有一定資本的，暴發戶則是由於偶然原因，突然出名。於是他買很多的書，“房間裡有《諸子集成》，但是他看不懂；案頭上有石印駢文，但是他讀不斷”。
他一方面吟唱著“襟上杭州舊酒痕”，但又害怕人們看不到他已不再是當年的舊長袍，已經是西裝筆挺了，於是乎“沾沾自喜”。最可怕的是剛暴發沒多久便即破落的暴發破落戶，他們既失去了沾沾自喜的確信，又沒有顧影自憐的風姿。
這類人有兩個發展前景。向積極方面發展，就成為洋場惡少，充滿流氓氣，是為“才子加流氓”；向消極方面發展，便成為癟三，到處討吃，得一頓飯而已。魯迅對這種文人是看透了的，所以他說：“我寧願向潑辣的妓女立正，也不要向死樣活力的文人打繃。”
八、京派與海派
北京是明清帝都，上海是各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文人在京則近官，涉海則近商。京派是官的幫忙幫閒，海派是商的幫忙幫閒。從官那裡得食，在中國傳統中是不大光彩的，所以影影綽綽。
北京文人頻頻向官方暗遞秋波，但只能“暗遞”，還不能公開投靠，公開就要受譴責，所以只能“隱”。當商的幫忙幫閒，其情狀則“顯”。
北京文人與上海文人有明顯不同，上海文人往往洋洋得意、躊躇滿志；北京文人則穩重、城府很深的樣子。糟糕的是，單純做官的幫忙或單純做商的幫忙都不行了，於是南北合流，把斷磚、舊襪、皮袍與洋服、巧克力合在一起，形成一派京海大雜燴。
九、大眾的幫忙、幫閒
他打著大眾的旗號，做大眾的代言人。其實，他的個體意志服從於大眾意志，做的是大眾的幫忙幫閒。應該說這是魯迅的一大發現。
在傳統社會裡，知識分子主要是官的幫忙幫閒，到了近代社會，也即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中國知識分子不但繼續做官的幫忙幫閒，而且有做商的幫忙幫閒，大眾的幫忙幫閒的危險。
針對上述狀況，魯迅提出了知識分子的理想狀態。他說：“凡有改革，最初總是覺悟的知識者的任務。”這些知識分子必須“有研究、能思索、有決斷、有毅力”，總的說就是能獨立思考，有個體精神自由獨立人格的知識分子。
在與大眾的關係上，“他也用權，但不騙人；他利導卻並非迎合；他不看輕自己，以為是大家的戲子，也不看輕別人，把別人當作自己的嘍囉”。自尊自重同時又尊重別人，他與大眾是平等的，可以作大眾的事業，卻又保持著個體的獨立性。
魯迅又提出了“包圍論”。他說，無論什麼人，尤其是“猛人”，周圍都有一群包圍者。人們無法與之直接見面，只能通過包圍他的人去了解他。
包圍者往往起兩方面作用，一方面他歪曲“猛人”的形象；另一方面，他使“猛人”逐漸變得昏庸，成為包圍者的傀儡。這樣的包圍者常常是由知識分子扮演，也是幫忙幫閒之一種，既可怕又可憎。
魯迅善於取綽號，用綽號高度概括對手的特點，神情畢肖，如“革命工頭”、“革命小販”，這些綽號永遠跟隨著對手，天涯海角也甩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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