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生在重慶的錢理群，最常見頭銜，是“北大中文系資深教授”。可在我看來，他首先是一位名重士林的公共知識分子。
1939年生在重慶的錢理群，最常見頭銜，是“北大中文系資深教授”。可在我看來，他首先是一位名重士林的公共知識分子。
錢理群，生於重慶，祖籍杭州，退休前為北大中文系資深教授
而且，他應該是當下公共知識分子兩端唯一共信的“兄長”。顯而易見，如果僅僅以教授、以學者視他，根本無法解釋他怎會獲得如此巨大的聲望，又如何能如此廣受敬重。要知道，論區區教授，燕園內“大師”如江之鯽；論思想學問，現當代文學這等三流學科，先天受制，不可能出一流學者，他實際建樹甚微；評學術成就，他確實還不在特異之列，那數冊研究二週的專著，後來居上，似乎早已是常識。
一切核心原因當在於：當代社會，並不缺什麼衣著光鮮的教授、學術家，奇缺的是真誠的人、較真的話、勇敢的聲音。當年革命家們所指斥的“公共冷淡症”，在知識界，已衍成流行頑疾。在雜種叢生、荒草萋萋的公共空間， 錢理群以他的獨立不矯飾、真誠不累俗、孑然不違眾、執善不極端、嫉惡不苛酷，易而無私，公而不黨，決然無主，惟正是從，而成為知識界的良知重鎮。
1939年生在重慶的錢理群，最常見頭銜，是“北大中文系資深教授”。可在我看來，他首先是一位名重士林的公共知識分子。
錢理群，生於重慶，祖籍杭州，退休前為北大中文系資深教授
而且，他應該是當下公共知識分子兩端唯一共信的“兄長”。顯而易見，如果僅僅以教授、以學者視他，根本無法解釋他怎會獲得如此巨大的聲望，又如何能如此廣受敬重。要知道，論區區教授，燕園內“大師”如江之鯽；論思想學問，現當代文學這等三流學科，先天受制，不可能出一流學者，他實際建樹甚微；評學術成就，他確實還不在特異之列，那數冊研究二週的專著，後來居上，似乎早已是常識。
一切核心原因當在於：當代社會，並不缺什麼衣著光鮮的教授、學術家，奇缺的是真誠的人、較真的話、勇敢的聲音。當年革命家們所指斥的“公共冷淡症”，在知識界，已衍成流行頑疾。在雜種叢生、荒草萋萋的公共空間， 錢理群以他的獨立不矯飾、真誠不累俗、孑然不違眾、執善不極端、嫉惡不苛酷，易而無私，公而不黨，決然無主，惟正是從，而成為知識界的良知重鎮。
與北大同事陳平原、黃子平，在汕頭大學
他這個人，真是知識分子無情、矯情、濫情的敵人，猶如深谷中燃燒的火，時常照出社會暗黑夜空與猥瑣什物的本來面目。他是魯迅專家，也是魯迅真正的精神門徒。
可也因此與眾不同，在這個庸俗而市儈的社會中，錢理群差不多活成了維科所說的“外來人”。
1939年生在重慶的錢理群，最常見頭銜，是“北大中文系資深教授”。可在我看來，他首先是一位名重士林的公共知識分子。
錢理群，生於重慶，祖籍杭州，退休前為北大中文系資深教授
而且，他應該是當下公共知識分子兩端唯一共信的“兄長”。顯而易見，如果僅僅以教授、以學者視他，根本無法解釋他怎會獲得如此巨大的聲望，又如何能如此廣受敬重。要知道，論區區教授，燕園內“大師”如江之鯽；論思想學問，現當代文學這等三流學科，先天受制，不可能出一流學者，他實際建樹甚微；評學術成就，他確實還不在特異之列，那數冊研究二週的專著，後來居上，似乎早已是常識。
一切核心原因當在於：當代社會，並不缺什麼衣著光鮮的教授、學術家，奇缺的是真誠的人、較真的話、勇敢的聲音。當年革命家們所指斥的“公共冷淡症”，在知識界，已衍成流行頑疾。在雜種叢生、荒草萋萋的公共空間， 錢理群以他的獨立不矯飾、真誠不累俗、孑然不違眾、執善不極端、嫉惡不苛酷，易而無私，公而不黨，決然無主，惟正是從，而成為知識界的良知重鎮。
與北大同事陳平原、黃子平，在汕頭大學
他這個人，真是知識分子無情、矯情、濫情的敵人，猶如深谷中燃燒的火，時常照出社會暗黑夜空與猥瑣什物的本來面目。他是魯迅專家，也是魯迅真正的精神門徒。
可也因此與眾不同，在這個庸俗而市儈的社會中，錢理群差不多活成了維科所說的“外來人”。
年輕時，與學者趙園、許子東等
比如，他的退休，是很無奈提前棄職的；他在北大等校的講座，是常有不合大眾時宜而胎死腹中的；他的太多想法與行動，是網絡時代形格勢禁難以言達的；他的許多思想，基本處於被大眾漠視狀態——儘管我們總自詡到了一個人人皆話筒的自媒體暢言時代。
他後來，即便已是該安度晚年的時光，都一直想參與到時代思想建設與教育培植的洪流當中去，可是他的“過度熱衷”，也屢屢被輿論當作噪音拒絕——也許我們這個時代，人人皆媒介也就是沒有媒介，大家只需要學習一種聲音吧。
新時期往後，我們的知識圈，或因理念異趣，或為利益爭歧，已經是徹底分裂，猶如《莊子.天下篇》所預示的，“天下大亂，聖賢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所有人自為中心，各行其是，也各有依附，相互間早無共信共識，只知黨同伐異，攻訐排詆，往而不返。
1939年生在重慶的錢理群，最常見頭銜，是“北大中文系資深教授”。可在我看來，他首先是一位名重士林的公共知識分子。
錢理群，生於重慶，祖籍杭州，退休前為北大中文系資深教授
而且，他應該是當下公共知識分子兩端唯一共信的“兄長”。顯而易見，如果僅僅以教授、以學者視他，根本無法解釋他怎會獲得如此巨大的聲望，又如何能如此廣受敬重。要知道，論區區教授，燕園內“大師”如江之鯽；論思想學問，現當代文學這等三流學科，先天受制，不可能出一流學者，他實際建樹甚微；評學術成就，他確實還不在特異之列，那數冊研究二週的專著，後來居上，似乎早已是常識。
一切核心原因當在於：當代社會，並不缺什麼衣著光鮮的教授、學術家，奇缺的是真誠的人、較真的話、勇敢的聲音。當年革命家們所指斥的“公共冷淡症”，在知識界，已衍成流行頑疾。在雜種叢生、荒草萋萋的公共空間， 錢理群以他的獨立不矯飾、真誠不累俗、孑然不違眾、執善不極端、嫉惡不苛酷，易而無私，公而不黨，決然無主，惟正是從，而成為知識界的良知重鎮。
與北大同事陳平原、黃子平，在汕頭大學
他這個人，真是知識分子無情、矯情、濫情的敵人，猶如深谷中燃燒的火，時常照出社會暗黑夜空與猥瑣什物的本來面目。他是魯迅專家，也是魯迅真正的精神門徒。
可也因此與眾不同，在這個庸俗而市儈的社會中，錢理群差不多活成了維科所說的“外來人”。
年輕時，與學者趙園、許子東等
比如，他的退休，是很無奈提前棄職的；他在北大等校的講座，是常有不合大眾時宜而胎死腹中的；他的太多想法與行動，是網絡時代形格勢禁難以言達的；他的許多思想，基本處於被大眾漠視狀態——儘管我們總自詡到了一個人人皆話筒的自媒體暢言時代。
他後來，即便已是該安度晚年的時光，都一直想參與到時代思想建設與教育培植的洪流當中去，可是他的“過度熱衷”，也屢屢被輿論當作噪音拒絕——也許我們這個時代，人人皆媒介也就是沒有媒介，大家只需要學習一種聲音吧。
新時期往後，我們的知識圈，或因理念異趣，或為利益爭歧，已經是徹底分裂，猶如《莊子.天下篇》所預示的，“天下大亂，聖賢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所有人自為中心，各行其是，也各有依附，相互間早無共信共識，只知黨同伐異，攻訐排詆，往而不返。
出身一個高知、但其父也從來“缺席”的家庭
他的為人，高不超然，低不鄉愿，言論不和稀泥，行事不依違兩端，出處不屑左右逢源，滄海欲流中，不是英雄，卻也難能可貴。可以說，自從滬上王元化等老先生陸續故逝而後，約摸唯有他錢理群，還能以一己之身，某種程度上成為思想界知識分子們的“最大公約數”，贏得左右雙方的共同尊重，不是以權位，甚至不是以學術，而更多是仰仗他的真誠寬厚、不偏不倚，還有出之以公正的良心。
我對錢理群先生很高的評價，而究其實，其實大家都會清楚，他是很平實的人。他有今日的聲望，不過就是真誠地作人，真心地待人，真切地寫文章，真實地說實話。也只是因為“真”，他的後半生，一直像是在高空作業，而這也讓我所有高拔的推與，都顯得合情合理，名實足當。
錢理群不只是書齋裡的一介學者，他也是教育家、實幹家，甚至是名副其實的“道德家”。只是這一切，又是不其然而然推動他如此。
1939年生在重慶的錢理群，最常見頭銜，是“北大中文系資深教授”。可在我看來，他首先是一位名重士林的公共知識分子。
錢理群，生於重慶，祖籍杭州，退休前為北大中文系資深教授
而且，他應該是當下公共知識分子兩端唯一共信的“兄長”。顯而易見，如果僅僅以教授、以學者視他，根本無法解釋他怎會獲得如此巨大的聲望，又如何能如此廣受敬重。要知道，論區區教授，燕園內“大師”如江之鯽；論思想學問，現當代文學這等三流學科，先天受制，不可能出一流學者，他實際建樹甚微；評學術成就，他確實還不在特異之列，那數冊研究二週的專著，後來居上，似乎早已是常識。
一切核心原因當在於：當代社會，並不缺什麼衣著光鮮的教授、學術家，奇缺的是真誠的人、較真的話、勇敢的聲音。當年革命家們所指斥的“公共冷淡症”，在知識界，已衍成流行頑疾。在雜種叢生、荒草萋萋的公共空間， 錢理群以他的獨立不矯飾、真誠不累俗、孑然不違眾、執善不極端、嫉惡不苛酷，易而無私，公而不黨，決然無主，惟正是從，而成為知識界的良知重鎮。
與北大同事陳平原、黃子平，在汕頭大學
他這個人，真是知識分子無情、矯情、濫情的敵人，猶如深谷中燃燒的火，時常照出社會暗黑夜空與猥瑣什物的本來面目。他是魯迅專家，也是魯迅真正的精神門徒。
可也因此與眾不同，在這個庸俗而市儈的社會中，錢理群差不多活成了維科所說的“外來人”。
年輕時，與學者趙園、許子東等
比如，他的退休，是很無奈提前棄職的；他在北大等校的講座，是常有不合大眾時宜而胎死腹中的；他的太多想法與行動，是網絡時代形格勢禁難以言達的；他的許多思想，基本處於被大眾漠視狀態——儘管我們總自詡到了一個人人皆話筒的自媒體暢言時代。
他後來，即便已是該安度晚年的時光，都一直想參與到時代思想建設與教育培植的洪流當中去，可是他的“過度熱衷”，也屢屢被輿論當作噪音拒絕——也許我們這個時代，人人皆媒介也就是沒有媒介，大家只需要學習一種聲音吧。
新時期往後，我們的知識圈，或因理念異趣，或為利益爭歧，已經是徹底分裂，猶如《莊子.天下篇》所預示的，“天下大亂，聖賢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所有人自為中心，各行其是，也各有依附，相互間早無共信共識，只知黨同伐異，攻訐排詆，往而不返。
出身一個高知、但其父也從來“缺席”的家庭
他的為人，高不超然，低不鄉愿，言論不和稀泥，行事不依違兩端，出處不屑左右逢源，滄海欲流中，不是英雄，卻也難能可貴。可以說，自從滬上王元化等老先生陸續故逝而後，約摸唯有他錢理群，還能以一己之身，某種程度上成為思想界知識分子們的“最大公約數”，贏得左右雙方的共同尊重，不是以權位，甚至不是以學術，而更多是仰仗他的真誠寬厚、不偏不倚，還有出之以公正的良心。
我對錢理群先生很高的評價，而究其實，其實大家都會清楚，他是很平實的人。他有今日的聲望，不過就是真誠地作人，真心地待人，真切地寫文章，真實地說實話。也只是因為“真”，他的後半生，一直像是在高空作業，而這也讓我所有高拔的推與，都顯得合情合理，名實足當。
錢理群不只是書齋裡的一介學者，他也是教育家、實幹家，甚至是名副其實的“道德家”。只是這一切，又是不其然而然推動他如此。
深入中學教改乃至課堂——他的理念認為，國家與教育的希望，要自中學生抓起
中國的高級知識分子老爺們，因了傳統集體無意識的結習，也是因了家國多憂所繫，往往多好參與公共事務。可是他們，畢竟一書生，並不類舊時士大夫一般，還真的有“經世”的閱歷，所以一身臭毛病，往往是如此明顯：
高談越世但病無所見；抹脂戴珠但矯態弄姿，有“文在茲乎”的自負，有“天生德於予”的自憐，甚至還不乏“若有用我者，期年見效，三年大成”的自誇，可實際成效呢，真是“於事情則闊遠焉”，無非紙上論兵，口水爭強，實踐能力既弱，言行又多不能合一，以至於多淪為公眾厭惡、嘲笑、喊打的喪家犬。
1939年生在重慶的錢理群，最常見頭銜，是“北大中文系資深教授”。可在我看來，他首先是一位名重士林的公共知識分子。
錢理群，生於重慶，祖籍杭州，退休前為北大中文系資深教授
而且，他應該是當下公共知識分子兩端唯一共信的“兄長”。顯而易見，如果僅僅以教授、以學者視他，根本無法解釋他怎會獲得如此巨大的聲望，又如何能如此廣受敬重。要知道，論區區教授，燕園內“大師”如江之鯽；論思想學問，現當代文學這等三流學科，先天受制，不可能出一流學者，他實際建樹甚微；評學術成就，他確實還不在特異之列，那數冊研究二週的專著，後來居上，似乎早已是常識。
一切核心原因當在於：當代社會，並不缺什麼衣著光鮮的教授、學術家，奇缺的是真誠的人、較真的話、勇敢的聲音。當年革命家們所指斥的“公共冷淡症”，在知識界，已衍成流行頑疾。在雜種叢生、荒草萋萋的公共空間， 錢理群以他的獨立不矯飾、真誠不累俗、孑然不違眾、執善不極端、嫉惡不苛酷，易而無私，公而不黨，決然無主，惟正是從，而成為知識界的良知重鎮。
與北大同事陳平原、黃子平，在汕頭大學
他這個人，真是知識分子無情、矯情、濫情的敵人，猶如深谷中燃燒的火，時常照出社會暗黑夜空與猥瑣什物的本來面目。他是魯迅專家，也是魯迅真正的精神門徒。
可也因此與眾不同，在這個庸俗而市儈的社會中，錢理群差不多活成了維科所說的“外來人”。
年輕時，與學者趙園、許子東等
比如，他的退休，是很無奈提前棄職的；他在北大等校的講座，是常有不合大眾時宜而胎死腹中的；他的太多想法與行動，是網絡時代形格勢禁難以言達的；他的許多思想，基本處於被大眾漠視狀態——儘管我們總自詡到了一個人人皆話筒的自媒體暢言時代。
他後來，即便已是該安度晚年的時光，都一直想參與到時代思想建設與教育培植的洪流當中去，可是他的“過度熱衷”，也屢屢被輿論當作噪音拒絕——也許我們這個時代，人人皆媒介也就是沒有媒介，大家只需要學習一種聲音吧。
新時期往後，我們的知識圈，或因理念異趣，或為利益爭歧，已經是徹底分裂，猶如《莊子.天下篇》所預示的，“天下大亂，聖賢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所有人自為中心，各行其是，也各有依附，相互間早無共信共識，只知黨同伐異，攻訐排詆，往而不返。
出身一個高知、但其父也從來“缺席”的家庭
他的為人，高不超然，低不鄉愿，言論不和稀泥，行事不依違兩端，出處不屑左右逢源，滄海欲流中，不是英雄，卻也難能可貴。可以說，自從滬上王元化等老先生陸續故逝而後，約摸唯有他錢理群，還能以一己之身，某種程度上成為思想界知識分子們的“最大公約數”，贏得左右雙方的共同尊重，不是以權位，甚至不是以學術，而更多是仰仗他的真誠寬厚、不偏不倚，還有出之以公正的良心。
我對錢理群先生很高的評價，而究其實，其實大家都會清楚，他是很平實的人。他有今日的聲望，不過就是真誠地作人，真心地待人，真切地寫文章，真實地說實話。也只是因為“真”，他的後半生，一直像是在高空作業，而這也讓我所有高拔的推與，都顯得合情合理，名實足當。
錢理群不只是書齋裡的一介學者，他也是教育家、實幹家，甚至是名副其實的“道德家”。只是這一切，又是不其然而然推動他如此。
深入中學教改乃至課堂——他的理念認為，國家與教育的希望，要自中學生抓起
中國的高級知識分子老爺們，因了傳統集體無意識的結習，也是因了家國多憂所繫，往往多好參與公共事務。可是他們，畢竟一書生，並不類舊時士大夫一般，還真的有“經世”的閱歷，所以一身臭毛病，往往是如此明顯：
高談越世但病無所見；抹脂戴珠但矯態弄姿，有“文在茲乎”的自負，有“天生德於予”的自憐，甚至還不乏“若有用我者，期年見效，三年大成”的自誇，可實際成效呢，真是“於事情則闊遠焉”，無非紙上論兵，口水爭強，實踐能力既弱，言行又多不能合一，以至於多淪為公眾厭惡、嘲笑、喊打的喪家犬。
賣房住進養老院，引發輿論爭議
在士氣精神暗而不明、鬱而難發的時期，錢理群不是純坐而論道跟著瞎扯淡之人。對於舉步維艱公共事務，他是充滿責任感的，是敢於去打開局面，是能自覺去逢荊棘、蹈溪壑的，是以終可以一布衣之身，感召力早已衝出北大，澤被其思想、精神於四海學子。
當代文化界，一直有個悖論：研究魯迅的人，反倒多更乏魯迅風骨。錢理群不一樣。他是魯迅專家，他實終其一生，都身體力行，竭盡全力在倡導“魯迅精神”。
1939年生在重慶的錢理群，最常見頭銜，是“北大中文系資深教授”。可在我看來，他首先是一位名重士林的公共知識分子。
錢理群，生於重慶，祖籍杭州，退休前為北大中文系資深教授
而且，他應該是當下公共知識分子兩端唯一共信的“兄長”。顯而易見，如果僅僅以教授、以學者視他，根本無法解釋他怎會獲得如此巨大的聲望，又如何能如此廣受敬重。要知道，論區區教授，燕園內“大師”如江之鯽；論思想學問，現當代文學這等三流學科，先天受制，不可能出一流學者，他實際建樹甚微；評學術成就，他確實還不在特異之列，那數冊研究二週的專著，後來居上，似乎早已是常識。
一切核心原因當在於：當代社會，並不缺什麼衣著光鮮的教授、學術家，奇缺的是真誠的人、較真的話、勇敢的聲音。當年革命家們所指斥的“公共冷淡症”，在知識界，已衍成流行頑疾。在雜種叢生、荒草萋萋的公共空間， 錢理群以他的獨立不矯飾、真誠不累俗、孑然不違眾、執善不極端、嫉惡不苛酷，易而無私，公而不黨，決然無主，惟正是從，而成為知識界的良知重鎮。
與北大同事陳平原、黃子平，在汕頭大學
他這個人，真是知識分子無情、矯情、濫情的敵人，猶如深谷中燃燒的火，時常照出社會暗黑夜空與猥瑣什物的本來面目。他是魯迅專家，也是魯迅真正的精神門徒。
可也因此與眾不同，在這個庸俗而市儈的社會中，錢理群差不多活成了維科所說的“外來人”。
年輕時，與學者趙園、許子東等
比如，他的退休，是很無奈提前棄職的；他在北大等校的講座，是常有不合大眾時宜而胎死腹中的；他的太多想法與行動，是網絡時代形格勢禁難以言達的；他的許多思想，基本處於被大眾漠視狀態——儘管我們總自詡到了一個人人皆話筒的自媒體暢言時代。
他後來，即便已是該安度晚年的時光，都一直想參與到時代思想建設與教育培植的洪流當中去，可是他的“過度熱衷”，也屢屢被輿論當作噪音拒絕——也許我們這個時代，人人皆媒介也就是沒有媒介，大家只需要學習一種聲音吧。
新時期往後，我們的知識圈，或因理念異趣，或為利益爭歧，已經是徹底分裂，猶如《莊子.天下篇》所預示的，“天下大亂，聖賢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所有人自為中心，各行其是，也各有依附，相互間早無共信共識，只知黨同伐異，攻訐排詆，往而不返。
出身一個高知、但其父也從來“缺席”的家庭
他的為人，高不超然，低不鄉愿，言論不和稀泥，行事不依違兩端，出處不屑左右逢源，滄海欲流中，不是英雄，卻也難能可貴。可以說，自從滬上王元化等老先生陸續故逝而後，約摸唯有他錢理群，還能以一己之身，某種程度上成為思想界知識分子們的“最大公約數”，贏得左右雙方的共同尊重，不是以權位，甚至不是以學術，而更多是仰仗他的真誠寬厚、不偏不倚，還有出之以公正的良心。
我對錢理群先生很高的評價，而究其實，其實大家都會清楚，他是很平實的人。他有今日的聲望，不過就是真誠地作人，真心地待人，真切地寫文章，真實地說實話。也只是因為“真”，他的後半生，一直像是在高空作業，而這也讓我所有高拔的推與，都顯得合情合理，名實足當。
錢理群不只是書齋裡的一介學者，他也是教育家、實幹家，甚至是名副其實的“道德家”。只是這一切，又是不其然而然推動他如此。
深入中學教改乃至課堂——他的理念認為，國家與教育的希望，要自中學生抓起
中國的高級知識分子老爺們，因了傳統集體無意識的結習，也是因了家國多憂所繫，往往多好參與公共事務。可是他們，畢竟一書生，並不類舊時士大夫一般，還真的有“經世”的閱歷，所以一身臭毛病，往往是如此明顯：
高談越世但病無所見；抹脂戴珠但矯態弄姿，有“文在茲乎”的自負，有“天生德於予”的自憐，甚至還不乏“若有用我者，期年見效，三年大成”的自誇，可實際成效呢，真是“於事情則闊遠焉”，無非紙上論兵，口水爭強，實踐能力既弱，言行又多不能合一，以至於多淪為公眾厭惡、嘲笑、喊打的喪家犬。
賣房住進養老院，引發輿論爭議
在士氣精神暗而不明、鬱而難發的時期，錢理群不是純坐而論道跟著瞎扯淡之人。對於舉步維艱公共事務，他是充滿責任感的，是敢於去打開局面，是能自覺去逢荊棘、蹈溪壑的，是以終可以一布衣之身，感召力早已衝出北大，澤被其思想、精神於四海學子。
當代文化界，一直有個悖論：研究魯迅的人，反倒多更乏魯迅風骨。錢理群不一樣。他是魯迅專家，他實終其一生，都身體力行，竭盡全力在倡導“魯迅精神”。
“精緻的利益主義者”
他是魯迅的私淑傳人，幾乎是以魯迅的標準活著。他寄希望國人能獨立、能健康地思考；他不是激烈抗上之人，可對於一些歪風邪氣，他從未有過諂媚之色；對於現代公民世界性的“殘民化”現狀，他痛心疾首，可也不曾有高高在上的優越感，而是身體力行，深入民間，廣交底層之友，甚至不顧垂老之身、不惜以名教授之尊榮，屢屢自動請纓，費盡心力參與到中學教學事業中去。
他對於青年人，有過太多的期望。但是，眼見那些本當分擔起公共之責的高學歷菁英，正日益自私蛻化時，他無畏得罪，痛斥他們是“精緻的利己主義者”；當思想界因了各端緣由左右分裂時，他一直不忘奔走呼籲，謀求底線共識；
1939年生在重慶的錢理群，最常見頭銜，是“北大中文系資深教授”。可在我看來，他首先是一位名重士林的公共知識分子。
錢理群，生於重慶，祖籍杭州，退休前為北大中文系資深教授
而且，他應該是當下公共知識分子兩端唯一共信的“兄長”。顯而易見，如果僅僅以教授、以學者視他，根本無法解釋他怎會獲得如此巨大的聲望，又如何能如此廣受敬重。要知道，論區區教授，燕園內“大師”如江之鯽；論思想學問，現當代文學這等三流學科，先天受制，不可能出一流學者，他實際建樹甚微；評學術成就，他確實還不在特異之列，那數冊研究二週的專著，後來居上，似乎早已是常識。
一切核心原因當在於：當代社會，並不缺什麼衣著光鮮的教授、學術家，奇缺的是真誠的人、較真的話、勇敢的聲音。當年革命家們所指斥的“公共冷淡症”，在知識界，已衍成流行頑疾。在雜種叢生、荒草萋萋的公共空間， 錢理群以他的獨立不矯飾、真誠不累俗、孑然不違眾、執善不極端、嫉惡不苛酷，易而無私，公而不黨，決然無主，惟正是從，而成為知識界的良知重鎮。
與北大同事陳平原、黃子平，在汕頭大學
他這個人，真是知識分子無情、矯情、濫情的敵人，猶如深谷中燃燒的火，時常照出社會暗黑夜空與猥瑣什物的本來面目。他是魯迅專家，也是魯迅真正的精神門徒。
可也因此與眾不同，在這個庸俗而市儈的社會中，錢理群差不多活成了維科所說的“外來人”。
年輕時，與學者趙園、許子東等
比如，他的退休，是很無奈提前棄職的；他在北大等校的講座，是常有不合大眾時宜而胎死腹中的；他的太多想法與行動，是網絡時代形格勢禁難以言達的；他的許多思想，基本處於被大眾漠視狀態——儘管我們總自詡到了一個人人皆話筒的自媒體暢言時代。
他後來，即便已是該安度晚年的時光，都一直想參與到時代思想建設與教育培植的洪流當中去，可是他的“過度熱衷”，也屢屢被輿論當作噪音拒絕——也許我們這個時代，人人皆媒介也就是沒有媒介，大家只需要學習一種聲音吧。
新時期往後，我們的知識圈，或因理念異趣，或為利益爭歧，已經是徹底分裂，猶如《莊子.天下篇》所預示的，“天下大亂，聖賢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所有人自為中心，各行其是，也各有依附，相互間早無共信共識，只知黨同伐異，攻訐排詆，往而不返。
出身一個高知、但其父也從來“缺席”的家庭
他的為人，高不超然，低不鄉愿，言論不和稀泥，行事不依違兩端，出處不屑左右逢源，滄海欲流中，不是英雄，卻也難能可貴。可以說，自從滬上王元化等老先生陸續故逝而後，約摸唯有他錢理群，還能以一己之身，某種程度上成為思想界知識分子們的“最大公約數”，贏得左右雙方的共同尊重，不是以權位，甚至不是以學術，而更多是仰仗他的真誠寬厚、不偏不倚，還有出之以公正的良心。
我對錢理群先生很高的評價，而究其實，其實大家都會清楚，他是很平實的人。他有今日的聲望，不過就是真誠地作人，真心地待人，真切地寫文章，真實地說實話。也只是因為“真”，他的後半生，一直像是在高空作業，而這也讓我所有高拔的推與，都顯得合情合理，名實足當。
錢理群不只是書齋裡的一介學者，他也是教育家、實幹家，甚至是名副其實的“道德家”。只是這一切，又是不其然而然推動他如此。
深入中學教改乃至課堂——他的理念認為，國家與教育的希望，要自中學生抓起
中國的高級知識分子老爺們，因了傳統集體無意識的結習，也是因了家國多憂所繫，往往多好參與公共事務。可是他們，畢竟一書生，並不類舊時士大夫一般，還真的有“經世”的閱歷，所以一身臭毛病，往往是如此明顯：
高談越世但病無所見；抹脂戴珠但矯態弄姿，有“文在茲乎”的自負，有“天生德於予”的自憐，甚至還不乏“若有用我者，期年見效，三年大成”的自誇，可實際成效呢，真是“於事情則闊遠焉”，無非紙上論兵，口水爭強，實踐能力既弱，言行又多不能合一，以至於多淪為公眾厭惡、嘲笑、喊打的喪家犬。
賣房住進養老院，引發輿論爭議
在士氣精神暗而不明、鬱而難發的時期，錢理群不是純坐而論道跟著瞎扯淡之人。對於舉步維艱公共事務，他是充滿責任感的，是敢於去打開局面，是能自覺去逢荊棘、蹈溪壑的，是以終可以一布衣之身，感召力早已衝出北大，澤被其思想、精神於四海學子。
當代文化界，一直有個悖論：研究魯迅的人，反倒多更乏魯迅風骨。錢理群不一樣。他是魯迅專家，他實終其一生，都身體力行，竭盡全力在倡導“魯迅精神”。
“精緻的利益主義者”
他是魯迅的私淑傳人，幾乎是以魯迅的標準活著。他寄希望國人能獨立、能健康地思考；他不是激烈抗上之人，可對於一些歪風邪氣，他從未有過諂媚之色；對於現代公民世界性的“殘民化”現狀，他痛心疾首，可也不曾有高高在上的優越感，而是身體力行，深入民間，廣交底層之友，甚至不顧垂老之身、不惜以名教授之尊榮，屢屢自動請纓，費盡心力參與到中學教學事業中去。
他對於青年人，有過太多的期望。但是，眼見那些本當分擔起公共之責的高學歷菁英，正日益自私蛻化時，他無畏得罪，痛斥他們是“精緻的利己主義者”；當思想界因了各端緣由左右分裂時，他一直不忘奔走呼籲，謀求底線共識；
他甚至算新時期以來，唯一言行一致、真有民胞物與情懷的知識人，當文化人都以炒房為人生至樂，以日進斗金為無上榮耀時，他乾脆賣掉北京房子，與老伴搬進養老院，讓所有人錯愕不及........可以說，他雖也是文人，可他的生命世界，從未沾染幫閒習氣，以吟風弄月為能事，而是深印著魯迅式的悲懷心史。
很多人尊敬他，感念他，是因為他們幾乎都是錢理群生活哲學、精神蘄向的受益者。錢理群的處世姿態、道路抉擇、生活態度、理念取捨，影響到了太多人的生存觀念——尤其是1980年後成長起來的青年一代，他把太多人自以為是的想法、習氣，都給溫和推翻了。
我自己，說起來，榮幸又慚愧，既是沉默大多數的猥瑣一員，同時也算是錢理群老先生的老讀者了。
1939年生在重慶的錢理群，最常見頭銜，是“北大中文系資深教授”。可在我看來，他首先是一位名重士林的公共知識分子。
錢理群，生於重慶，祖籍杭州，退休前為北大中文系資深教授
而且，他應該是當下公共知識分子兩端唯一共信的“兄長”。顯而易見，如果僅僅以教授、以學者視他，根本無法解釋他怎會獲得如此巨大的聲望，又如何能如此廣受敬重。要知道，論區區教授，燕園內“大師”如江之鯽；論思想學問，現當代文學這等三流學科，先天受制，不可能出一流學者，他實際建樹甚微；評學術成就，他確實還不在特異之列，那數冊研究二週的專著，後來居上，似乎早已是常識。
一切核心原因當在於：當代社會，並不缺什麼衣著光鮮的教授、學術家，奇缺的是真誠的人、較真的話、勇敢的聲音。當年革命家們所指斥的“公共冷淡症”，在知識界，已衍成流行頑疾。在雜種叢生、荒草萋萋的公共空間， 錢理群以他的獨立不矯飾、真誠不累俗、孑然不違眾、執善不極端、嫉惡不苛酷，易而無私，公而不黨，決然無主，惟正是從，而成為知識界的良知重鎮。
與北大同事陳平原、黃子平，在汕頭大學
他這個人，真是知識分子無情、矯情、濫情的敵人，猶如深谷中燃燒的火，時常照出社會暗黑夜空與猥瑣什物的本來面目。他是魯迅專家，也是魯迅真正的精神門徒。
可也因此與眾不同，在這個庸俗而市儈的社會中，錢理群差不多活成了維科所說的“外來人”。
年輕時，與學者趙園、許子東等
比如，他的退休，是很無奈提前棄職的；他在北大等校的講座，是常有不合大眾時宜而胎死腹中的；他的太多想法與行動，是網絡時代形格勢禁難以言達的；他的許多思想，基本處於被大眾漠視狀態——儘管我們總自詡到了一個人人皆話筒的自媒體暢言時代。
他後來，即便已是該安度晚年的時光，都一直想參與到時代思想建設與教育培植的洪流當中去，可是他的“過度熱衷”，也屢屢被輿論當作噪音拒絕——也許我們這個時代，人人皆媒介也就是沒有媒介，大家只需要學習一種聲音吧。
新時期往後，我們的知識圈，或因理念異趣，或為利益爭歧，已經是徹底分裂，猶如《莊子.天下篇》所預示的，“天下大亂，聖賢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所有人自為中心，各行其是，也各有依附，相互間早無共信共識，只知黨同伐異，攻訐排詆，往而不返。
出身一個高知、但其父也從來“缺席”的家庭
他的為人，高不超然，低不鄉愿，言論不和稀泥，行事不依違兩端，出處不屑左右逢源，滄海欲流中，不是英雄，卻也難能可貴。可以說，自從滬上王元化等老先生陸續故逝而後，約摸唯有他錢理群，還能以一己之身，某種程度上成為思想界知識分子們的“最大公約數”，贏得左右雙方的共同尊重，不是以權位，甚至不是以學術，而更多是仰仗他的真誠寬厚、不偏不倚，還有出之以公正的良心。
我對錢理群先生很高的評價，而究其實，其實大家都會清楚，他是很平實的人。他有今日的聲望，不過就是真誠地作人，真心地待人，真切地寫文章，真實地說實話。也只是因為“真”，他的後半生，一直像是在高空作業，而這也讓我所有高拔的推與，都顯得合情合理，名實足當。
錢理群不只是書齋裡的一介學者，他也是教育家、實幹家，甚至是名副其實的“道德家”。只是這一切，又是不其然而然推動他如此。
深入中學教改乃至課堂——他的理念認為，國家與教育的希望，要自中學生抓起
中國的高級知識分子老爺們，因了傳統集體無意識的結習，也是因了家國多憂所繫，往往多好參與公共事務。可是他們，畢竟一書生，並不類舊時士大夫一般，還真的有“經世”的閱歷，所以一身臭毛病，往往是如此明顯：
高談越世但病無所見；抹脂戴珠但矯態弄姿，有“文在茲乎”的自負，有“天生德於予”的自憐，甚至還不乏“若有用我者，期年見效，三年大成”的自誇，可實際成效呢，真是“於事情則闊遠焉”，無非紙上論兵，口水爭強，實踐能力既弱，言行又多不能合一，以至於多淪為公眾厭惡、嘲笑、喊打的喪家犬。
賣房住進養老院，引發輿論爭議
在士氣精神暗而不明、鬱而難發的時期，錢理群不是純坐而論道跟著瞎扯淡之人。對於舉步維艱公共事務，他是充滿責任感的，是敢於去打開局面，是能自覺去逢荊棘、蹈溪壑的，是以終可以一布衣之身，感召力早已衝出北大，澤被其思想、精神於四海學子。
當代文化界，一直有個悖論：研究魯迅的人，反倒多更乏魯迅風骨。錢理群不一樣。他是魯迅專家，他實終其一生，都身體力行，竭盡全力在倡導“魯迅精神”。
“精緻的利益主義者”
他是魯迅的私淑傳人，幾乎是以魯迅的標準活著。他寄希望國人能獨立、能健康地思考；他不是激烈抗上之人，可對於一些歪風邪氣，他從未有過諂媚之色；對於現代公民世界性的“殘民化”現狀，他痛心疾首，可也不曾有高高在上的優越感，而是身體力行，深入民間，廣交底層之友，甚至不顧垂老之身、不惜以名教授之尊榮，屢屢自動請纓，費盡心力參與到中學教學事業中去。
他對於青年人，有過太多的期望。但是，眼見那些本當分擔起公共之責的高學歷菁英，正日益自私蛻化時，他無畏得罪，痛斥他們是“精緻的利己主義者”；當思想界因了各端緣由左右分裂時，他一直不忘奔走呼籲，謀求底線共識；
他甚至算新時期以來，唯一言行一致、真有民胞物與情懷的知識人，當文化人都以炒房為人生至樂，以日進斗金為無上榮耀時，他乾脆賣掉北京房子，與老伴搬進養老院，讓所有人錯愕不及........可以說，他雖也是文人，可他的生命世界，從未沾染幫閒習氣，以吟風弄月為能事，而是深印著魯迅式的悲懷心史。
很多人尊敬他，感念他，是因為他們幾乎都是錢理群生活哲學、精神蘄向的受益者。錢理群的處世姿態、道路抉擇、生活態度、理念取捨，影響到了太多人的生存觀念——尤其是1980年後成長起來的青年一代，他把太多人自以為是的想法、習氣，都給溫和推翻了。
我自己，說起來，榮幸又慚愧，既是沉默大多數的猥瑣一員，同時也算是錢理群老先生的老讀者了。
猶憶當年，甫上高中，即買得他的一本《文選》讀誦，歡喜的很。往後數年，陸陸續續，幾乎遍讀他的所有公開出版物。雖然自上大學後，因了趣味轉變，他的書，基本就棄置在高閣在灰塵堆，不怎麼看了，可不忘在莒，還是會時常關注他的近況，並常懷感念。
感念他、敬重他，最大因素是因為，在我還極端懵懂無知的年歲，是他透過紙頁告訴我：“不管社會網絡如何處心積慮地控制你，但也還沒有任何一種力量可以完全禁錮你的大腦，讓你不能吸收智慧，自由思想，獨立思維”。我想，一定還有無數的人們，跟我一樣，對他懷有同樣難名的感激之情，尤其是我的同輩一代。
1939年生在重慶的錢理群，最常見頭銜，是“北大中文系資深教授”。可在我看來，他首先是一位名重士林的公共知識分子。
錢理群，生於重慶，祖籍杭州，退休前為北大中文系資深教授
而且，他應該是當下公共知識分子兩端唯一共信的“兄長”。顯而易見，如果僅僅以教授、以學者視他，根本無法解釋他怎會獲得如此巨大的聲望，又如何能如此廣受敬重。要知道，論區區教授，燕園內“大師”如江之鯽；論思想學問，現當代文學這等三流學科，先天受制，不可能出一流學者，他實際建樹甚微；評學術成就，他確實還不在特異之列，那數冊研究二週的專著，後來居上，似乎早已是常識。
一切核心原因當在於：當代社會，並不缺什麼衣著光鮮的教授、學術家，奇缺的是真誠的人、較真的話、勇敢的聲音。當年革命家們所指斥的“公共冷淡症”，在知識界，已衍成流行頑疾。在雜種叢生、荒草萋萋的公共空間， 錢理群以他的獨立不矯飾、真誠不累俗、孑然不違眾、執善不極端、嫉惡不苛酷，易而無私，公而不黨，決然無主，惟正是從，而成為知識界的良知重鎮。
與北大同事陳平原、黃子平，在汕頭大學
他這個人，真是知識分子無情、矯情、濫情的敵人，猶如深谷中燃燒的火，時常照出社會暗黑夜空與猥瑣什物的本來面目。他是魯迅專家，也是魯迅真正的精神門徒。
可也因此與眾不同，在這個庸俗而市儈的社會中，錢理群差不多活成了維科所說的“外來人”。
年輕時，與學者趙園、許子東等
比如，他的退休，是很無奈提前棄職的；他在北大等校的講座，是常有不合大眾時宜而胎死腹中的；他的太多想法與行動，是網絡時代形格勢禁難以言達的；他的許多思想，基本處於被大眾漠視狀態——儘管我們總自詡到了一個人人皆話筒的自媒體暢言時代。
他後來，即便已是該安度晚年的時光，都一直想參與到時代思想建設與教育培植的洪流當中去，可是他的“過度熱衷”，也屢屢被輿論當作噪音拒絕——也許我們這個時代，人人皆媒介也就是沒有媒介，大家只需要學習一種聲音吧。
新時期往後，我們的知識圈，或因理念異趣，或為利益爭歧，已經是徹底分裂，猶如《莊子.天下篇》所預示的，“天下大亂，聖賢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所有人自為中心，各行其是，也各有依附，相互間早無共信共識，只知黨同伐異，攻訐排詆，往而不返。
出身一個高知、但其父也從來“缺席”的家庭
他的為人，高不超然，低不鄉愿，言論不和稀泥，行事不依違兩端，出處不屑左右逢源，滄海欲流中，不是英雄，卻也難能可貴。可以說，自從滬上王元化等老先生陸續故逝而後，約摸唯有他錢理群，還能以一己之身，某種程度上成為思想界知識分子們的“最大公約數”，贏得左右雙方的共同尊重，不是以權位，甚至不是以學術，而更多是仰仗他的真誠寬厚、不偏不倚，還有出之以公正的良心。
我對錢理群先生很高的評價，而究其實，其實大家都會清楚，他是很平實的人。他有今日的聲望，不過就是真誠地作人，真心地待人，真切地寫文章，真實地說實話。也只是因為“真”，他的後半生，一直像是在高空作業，而這也讓我所有高拔的推與，都顯得合情合理，名實足當。
錢理群不只是書齋裡的一介學者，他也是教育家、實幹家，甚至是名副其實的“道德家”。只是這一切，又是不其然而然推動他如此。
深入中學教改乃至課堂——他的理念認為，國家與教育的希望，要自中學生抓起
中國的高級知識分子老爺們，因了傳統集體無意識的結習，也是因了家國多憂所繫，往往多好參與公共事務。可是他們，畢竟一書生，並不類舊時士大夫一般，還真的有“經世”的閱歷，所以一身臭毛病，往往是如此明顯：
高談越世但病無所見；抹脂戴珠但矯態弄姿，有“文在茲乎”的自負，有“天生德於予”的自憐，甚至還不乏“若有用我者，期年見效，三年大成”的自誇，可實際成效呢，真是“於事情則闊遠焉”，無非紙上論兵，口水爭強，實踐能力既弱，言行又多不能合一，以至於多淪為公眾厭惡、嘲笑、喊打的喪家犬。
賣房住進養老院，引發輿論爭議
在士氣精神暗而不明、鬱而難發的時期，錢理群不是純坐而論道跟著瞎扯淡之人。對於舉步維艱公共事務，他是充滿責任感的，是敢於去打開局面，是能自覺去逢荊棘、蹈溪壑的，是以終可以一布衣之身，感召力早已衝出北大，澤被其思想、精神於四海學子。
當代文化界，一直有個悖論：研究魯迅的人，反倒多更乏魯迅風骨。錢理群不一樣。他是魯迅專家，他實終其一生，都身體力行，竭盡全力在倡導“魯迅精神”。
“精緻的利益主義者”
他是魯迅的私淑傳人，幾乎是以魯迅的標準活著。他寄希望國人能獨立、能健康地思考；他不是激烈抗上之人，可對於一些歪風邪氣，他從未有過諂媚之色；對於現代公民世界性的“殘民化”現狀，他痛心疾首，可也不曾有高高在上的優越感，而是身體力行，深入民間，廣交底層之友，甚至不顧垂老之身、不惜以名教授之尊榮，屢屢自動請纓，費盡心力參與到中學教學事業中去。
他對於青年人，有過太多的期望。但是，眼見那些本當分擔起公共之責的高學歷菁英，正日益自私蛻化時，他無畏得罪，痛斥他們是“精緻的利己主義者”；當思想界因了各端緣由左右分裂時，他一直不忘奔走呼籲，謀求底線共識；
他甚至算新時期以來，唯一言行一致、真有民胞物與情懷的知識人，當文化人都以炒房為人生至樂，以日進斗金為無上榮耀時，他乾脆賣掉北京房子，與老伴搬進養老院，讓所有人錯愕不及........可以說，他雖也是文人，可他的生命世界，從未沾染幫閒習氣，以吟風弄月為能事，而是深印著魯迅式的悲懷心史。
很多人尊敬他，感念他，是因為他們幾乎都是錢理群生活哲學、精神蘄向的受益者。錢理群的處世姿態、道路抉擇、生活態度、理念取捨，影響到了太多人的生存觀念——尤其是1980年後成長起來的青年一代，他把太多人自以為是的想法、習氣，都給溫和推翻了。
我自己，說起來，榮幸又慚愧，既是沉默大多數的猥瑣一員，同時也算是錢理群老先生的老讀者了。
猶憶當年，甫上高中，即買得他的一本《文選》讀誦，歡喜的很。往後數年，陸陸續續，幾乎遍讀他的所有公開出版物。雖然自上大學後，因了趣味轉變，他的書，基本就棄置在高閣在灰塵堆，不怎麼看了，可不忘在莒，還是會時常關注他的近況，並常懷感念。
感念他、敬重他，最大因素是因為，在我還極端懵懂無知的年歲，是他透過紙頁告訴我：“不管社會網絡如何處心積慮地控制你，但也還沒有任何一種力量可以完全禁錮你的大腦，讓你不能吸收智慧，自由思想，獨立思維”。我想，一定還有無數的人們，跟我一樣，對他懷有同樣難名的感激之情，尤其是我的同輩一代。
當年，魯迅對他的讀者說，“先可以將社會變成一個有聲的社會。大膽地說話，勇敢地進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開了古人，將自己的真心的話發表出來”。任何時代，對於任何人，純粹的真，自然是不容易的，不要也不需要如此代代強調，反覆嘮叨。
錢理群先生，粹然一讀書人，一生都在身體力行，像只討人厭的烏鴉，徘徊在十字街頭，揀盡寒枝不肯棲，努力吟出較真的話，鳴出較真的聲音。可以樂觀地確信，雖然作為學者他不一定多有成就，他的作品可能有一天會過時，可是這種知識分子的良知之心，惟危惟微，也許真能夠成為一座不遠人的傳燈之所，讓人寒夜遠望，會隱隱見有微光，內心或得安慰，精神可添安穩。
1939年生在重慶的錢理群，最常見頭銜，是“北大中文系資深教授”。可在我看來，他首先是一位名重士林的公共知識分子。
錢理群，生於重慶，祖籍杭州，退休前為北大中文系資深教授
而且，他應該是當下公共知識分子兩端唯一共信的“兄長”。顯而易見，如果僅僅以教授、以學者視他，根本無法解釋他怎會獲得如此巨大的聲望，又如何能如此廣受敬重。要知道，論區區教授，燕園內“大師”如江之鯽；論思想學問，現當代文學這等三流學科，先天受制，不可能出一流學者，他實際建樹甚微；評學術成就，他確實還不在特異之列，那數冊研究二週的專著，後來居上，似乎早已是常識。
一切核心原因當在於：當代社會，並不缺什麼衣著光鮮的教授、學術家，奇缺的是真誠的人、較真的話、勇敢的聲音。當年革命家們所指斥的“公共冷淡症”，在知識界，已衍成流行頑疾。在雜種叢生、荒草萋萋的公共空間， 錢理群以他的獨立不矯飾、真誠不累俗、孑然不違眾、執善不極端、嫉惡不苛酷，易而無私，公而不黨，決然無主，惟正是從，而成為知識界的良知重鎮。
與北大同事陳平原、黃子平，在汕頭大學
他這個人，真是知識分子無情、矯情、濫情的敵人，猶如深谷中燃燒的火，時常照出社會暗黑夜空與猥瑣什物的本來面目。他是魯迅專家，也是魯迅真正的精神門徒。
可也因此與眾不同，在這個庸俗而市儈的社會中，錢理群差不多活成了維科所說的“外來人”。
年輕時，與學者趙園、許子東等
比如，他的退休，是很無奈提前棄職的；他在北大等校的講座，是常有不合大眾時宜而胎死腹中的；他的太多想法與行動，是網絡時代形格勢禁難以言達的；他的許多思想，基本處於被大眾漠視狀態——儘管我們總自詡到了一個人人皆話筒的自媒體暢言時代。
他後來，即便已是該安度晚年的時光，都一直想參與到時代思想建設與教育培植的洪流當中去，可是他的“過度熱衷”，也屢屢被輿論當作噪音拒絕——也許我們這個時代，人人皆媒介也就是沒有媒介，大家只需要學習一種聲音吧。
新時期往後，我們的知識圈，或因理念異趣，或為利益爭歧，已經是徹底分裂，猶如《莊子.天下篇》所預示的，“天下大亂，聖賢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所有人自為中心，各行其是，也各有依附，相互間早無共信共識，只知黨同伐異，攻訐排詆，往而不返。
出身一個高知、但其父也從來“缺席”的家庭
他的為人，高不超然，低不鄉愿，言論不和稀泥，行事不依違兩端，出處不屑左右逢源，滄海欲流中，不是英雄，卻也難能可貴。可以說，自從滬上王元化等老先生陸續故逝而後，約摸唯有他錢理群，還能以一己之身，某種程度上成為思想界知識分子們的“最大公約數”，贏得左右雙方的共同尊重，不是以權位，甚至不是以學術，而更多是仰仗他的真誠寬厚、不偏不倚，還有出之以公正的良心。
我對錢理群先生很高的評價，而究其實，其實大家都會清楚，他是很平實的人。他有今日的聲望，不過就是真誠地作人，真心地待人，真切地寫文章，真實地說實話。也只是因為“真”，他的後半生，一直像是在高空作業，而這也讓我所有高拔的推與，都顯得合情合理，名實足當。
錢理群不只是書齋裡的一介學者，他也是教育家、實幹家，甚至是名副其實的“道德家”。只是這一切，又是不其然而然推動他如此。
深入中學教改乃至課堂——他的理念認為，國家與教育的希望，要自中學生抓起
中國的高級知識分子老爺們，因了傳統集體無意識的結習，也是因了家國多憂所繫，往往多好參與公共事務。可是他們，畢竟一書生，並不類舊時士大夫一般，還真的有“經世”的閱歷，所以一身臭毛病，往往是如此明顯：
高談越世但病無所見；抹脂戴珠但矯態弄姿，有“文在茲乎”的自負，有“天生德於予”的自憐，甚至還不乏“若有用我者，期年見效，三年大成”的自誇，可實際成效呢，真是“於事情則闊遠焉”，無非紙上論兵，口水爭強，實踐能力既弱，言行又多不能合一，以至於多淪為公眾厭惡、嘲笑、喊打的喪家犬。
賣房住進養老院，引發輿論爭議
在士氣精神暗而不明、鬱而難發的時期，錢理群不是純坐而論道跟著瞎扯淡之人。對於舉步維艱公共事務，他是充滿責任感的，是敢於去打開局面，是能自覺去逢荊棘、蹈溪壑的，是以終可以一布衣之身，感召力早已衝出北大，澤被其思想、精神於四海學子。
當代文化界，一直有個悖論：研究魯迅的人，反倒多更乏魯迅風骨。錢理群不一樣。他是魯迅專家，他實終其一生，都身體力行，竭盡全力在倡導“魯迅精神”。
“精緻的利益主義者”
他是魯迅的私淑傳人，幾乎是以魯迅的標準活著。他寄希望國人能獨立、能健康地思考；他不是激烈抗上之人，可對於一些歪風邪氣，他從未有過諂媚之色；對於現代公民世界性的“殘民化”現狀，他痛心疾首，可也不曾有高高在上的優越感，而是身體力行，深入民間，廣交底層之友，甚至不顧垂老之身、不惜以名教授之尊榮，屢屢自動請纓，費盡心力參與到中學教學事業中去。
他對於青年人，有過太多的期望。但是，眼見那些本當分擔起公共之責的高學歷菁英，正日益自私蛻化時，他無畏得罪，痛斥他們是“精緻的利己主義者”；當思想界因了各端緣由左右分裂時，他一直不忘奔走呼籲，謀求底線共識；
他甚至算新時期以來，唯一言行一致、真有民胞物與情懷的知識人，當文化人都以炒房為人生至樂，以日進斗金為無上榮耀時，他乾脆賣掉北京房子，與老伴搬進養老院，讓所有人錯愕不及........可以說，他雖也是文人，可他的生命世界，從未沾染幫閒習氣，以吟風弄月為能事，而是深印著魯迅式的悲懷心史。
很多人尊敬他，感念他，是因為他們幾乎都是錢理群生活哲學、精神蘄向的受益者。錢理群的處世姿態、道路抉擇、生活態度、理念取捨，影響到了太多人的生存觀念——尤其是1980年後成長起來的青年一代，他把太多人自以為是的想法、習氣，都給溫和推翻了。
我自己，說起來，榮幸又慚愧，既是沉默大多數的猥瑣一員，同時也算是錢理群老先生的老讀者了。
猶憶當年，甫上高中，即買得他的一本《文選》讀誦，歡喜的很。往後數年，陸陸續續，幾乎遍讀他的所有公開出版物。雖然自上大學後，因了趣味轉變，他的書，基本就棄置在高閣在灰塵堆，不怎麼看了，可不忘在莒，還是會時常關注他的近況，並常懷感念。
感念他、敬重他，最大因素是因為，在我還極端懵懂無知的年歲，是他透過紙頁告訴我：“不管社會網絡如何處心積慮地控制你，但也還沒有任何一種力量可以完全禁錮你的大腦，讓你不能吸收智慧，自由思想，獨立思維”。我想，一定還有無數的人們，跟我一樣，對他懷有同樣難名的感激之情，尤其是我的同輩一代。
當年，魯迅對他的讀者說，“先可以將社會變成一個有聲的社會。大膽地說話，勇敢地進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開了古人，將自己的真心的話發表出來”。任何時代，對於任何人，純粹的真，自然是不容易的，不要也不需要如此代代強調，反覆嘮叨。
錢理群先生，粹然一讀書人，一生都在身體力行，像只討人厭的烏鴉，徘徊在十字街頭，揀盡寒枝不肯棲，努力吟出較真的話，鳴出較真的聲音。可以樂觀地確信，雖然作為學者他不一定多有成就，他的作品可能有一天會過時，可是這種知識分子的良知之心，惟危惟微，也許真能夠成為一座不遠人的傳燈之所，讓人寒夜遠望，會隱隱見有微光，內心或得安慰，精神可添安穩。
霜天月落夜將半，誰共澄潭照影寒。我再這裡，並沒更多的廢話要講，惟謹祝錢先生，晚年安康常樂。好人有好報，會讓人看到希望，得到勉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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