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中玉與林毓生兩位先生關於《論語》的一次交鋒

兩位先生有關《論語》的交鋒，可以看作中西觀念長期磨合的一個小小的縮影。

：2019年6月27日，徐中玉先生逝世，享年105歲 （資料圖/圖）

華東師範大學附近有長風公園。公園裡有一個湖，叫銀鋤湖。住學校附近的教師，常常到這裡繞湖而走。有很長一段時間，我都沒有看見徐先生在這裡散步了。這原本是公園裡的一道非常特別的風景：一個八十多歲的老人，銀髮滿頭，步子健朗地在前面走著，一個七十多歲的保姆，始終保持距離在後面跟著。我總覺得這樣的風景可以像湖畔的柳風，池塘的荷綠，中天的月色一樣，作為長風公園的一部分永遠周而復始地繼續下去。然而終於有一天，我不能不接受這個事實：有些東西，只能永遠定格在過去。

徐中玉先生逝世後的這些日子裡，意識到這樣的風景成為過去，於是多少有一份責任，應該把我所瞭解到的東西寫下來。像我這代人，親身接觸過王元化、錢穀融、施蟄存先生這些師大前輩，忝而為懿親弟子，我深切地知道，這一輩老師，不同於我們現在這一代，也肯定完全不同於將來的一代知識人，他們的生活世界與思想風貌，吉光片羽，彌足珍貴。因而，紀念他們就成為對歷史的守護與典藏，而不僅僅是個人意義上的悼念與回憶了。

古今中西的兼容幷包

華東師範大學是個有傳統的學校。其中的一個重要傳統就是古今中西的兼容幷包。現代新感覺派作家施蟄存先生推崇《文選》《莊子》，因而與魯迅起爭議的故事，是現代文學史的著名掌故。現代文學史家錢穀融教授對《世說新語》的終身酷愛以及對其老師教授伍叔儻教授的一生追隨，也是一段佳話。徐先生的老師老舍是著名的新文學家，但由於他在國學傳統深厚的中央大學讀本科，所以深深受到了這一傳統的影響。因為老父曾是中大政治系的學生，在重慶與南京各讀兩年書，我因而有機會以此為話題，抱一份“怡然敬父執”的情懷，與中大的前輩（包括蔣孔陽先生等）敘舊，談論那裡的舊人舊事，吳宓、宗白華、方東美、胡小石、柳詒徵、唐君毅等。我心中的學術，正是這樣的長河千里；我心中的大學，正是這樣的傳薪不絕。而徐先生在中大重慶時期顯露出其領袖才華，擔任文學會主席，更為活躍趨新，先後邀請郭沫若、李長之等新文學的代表人物來校講學，在中央大學乃至在重慶都引起了轟動和爭議。

我以為，施蟄存、錢穀融、徐中玉三先生，以及先師王元化先生，都有一種喜新而不厭舊的包容風範，這一點，似乎在我們這一代學人中，比較少了。有一回陳平原兄有點無奈，又有點宿命地說：“我們無論如何跨界，在別人的眼中，永遠都是某某某是做這個的，某某某是做那個的。”學科的專業定位當然帶來了學術的專精，然而也失去了一些格局、通識與時代情懷。某種意義上，我們越來越像日本漢學家了，然而並不一定學得到日本人的精緻與從容。

人格魅力

華東師大的老先生擁有的另一個財富是“人格魅力”。在坎坷的時代人生際遇中，他們都立身有本，高風淑世，一個大寫“人”字的生命故事，各自都講得精彩。徐中玉先生因為不彙報許傑的言論而被打成右派，已成為佳話傳誦。就四位先生的特點而言，以我個人的交往來說，無論是施先生的冰雪聰明，錢先生的豪華落盡，先師的健爽英發，都是一時之選。徐先生是望之儼然，即之也溫。煦煦然仁者之風，與之相對，如坐春風。簡單比較，徐、王、錢、施，就是春、夏、秋、冬。西人喜說：我來了，我看了，我走了。康德每天下午三點準時散步，無一故事，何等無趣。吾國老先生尤其是文哲知識人，有故事才有情義，有光彩。生命才不枯乾萎縮。

徐先生長於獎掖提攜後學是非常有名的。我隔一段時間去他家看他，他書房的桌子上總是報紙期刊雜誌滿案，吃驚的是，他總會提起我近期的某文，說某一個意思很好，囑我多給他主編的《文藝理論研究》撰稿（但畢竟是本系的老師，我還是儘可能往外投稿）。有一回他很好奇地問我：你寫的那些關於巴黎的文章，是如何寫的？你懂法文麼？我解釋說，我學了一點法語根本用不上。文章中的這些材料，一是我有一個名為“法語王”的翻譯器，二是我知道有一個很好的法國國際網站，可以搜索有關法國文化的大量信息。這些事可見他對小輩的關心。他不僅是我博士論文答辯的座師，還多次有求必應，擔任我的博士生答辯會的主席。我後來偶然在徐先生捐贈王元化學館的書籍中，見到他在我的博士論文上的批註，滿紙劃槓，或指出硬傷，或商榷異見，或紅圈，或問號，多達四五十處，我心中真是感愧交加。

指導刊物和學會發展

我從1999年即參與了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學會的工作，參與了學會的刊物編輯，而這個學會與刊物，正是徐先生在華東師範大學創立的三個學會與兩大刊物之一（華東師大中文學科之所以發展得好，與期刊、學會掌握了學科話語權有重要關係）。既便是後來先生不再擔任主編與會長了，他也十分關心刊物的稿源與學會的發展，以他對古今文學理論的宏觀把控與前瞻眼光，給予重要的指導。

他的一個態度和兩個思想，一直是我們辦刊的指導思想：一個態度，即辦一份乾乾淨淨的學術刊物，不收錢。他多次對我說起某某或某某某要出錢包一個專欄，他堅決反對，不為所動。在一些學術刊物拜倒在金錢之下的狂潮中，我們的幾個刊物沒有倒下。兩個思想，一是反觀空洞，二是力尚創新。說來話長，文風空洞之弊，原本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一個通病。那是思想大於學養，口號多於真幹，立場勝過論證的時代。徐先生主持的學會會風與刊物學風，純正而穩重紮實，一步一個腳印走過四十年，深深獲得學界的好評。而反對空洞文風，跟他長期注重資料卡片的習慣有關係，養成了言之有物的學術特色。後來他在卡片的基礎上，主編了一套《中國古代文學理論資料彙編》，對於當時的研究者，這套書無疑是案頭最重要的資料集成。主張創新，我想這與他性格中關心古代文論的當代轉化有很大的關係。他跟元化先生在這一點上很一致，他們都不是埋頭故紙堆的書齋學者，而是對當代理論思想一直保持著必要的敏感，因而有一種守正出新、活古化今的思維。他就像是一面旗幟，在古代文學理論學界，高標宗旨，聚焦人氣，團結同道，發展出一波一波的新論述，使學科不斷產生重要的學術活力與社會影響。

我們一起參加過上海、呼市、保定、武漢、濟南、昆明、成都等很多屆年會，同車同機，甚至有時就住在一個房間裡，照顧他老人家。徐先生頭腦之清楚，做事之周到，思維之細緻，八十多歲還能做總結報告，細大不捐，點評參會代表的論文要義，表彰有新意的觀點，引發觀點與觀點間的聯繫，收放自如，被會員們視為奇蹟。學會越來越發展壯大，有一千多名會員。記得有一次我曾與先生談到自己的困惑：“這個學會好大好雜，有人喜歡理論，有人喜歡文獻，這兩種人，將來如何在一個學會裡相處呵？”徐先生回答十分乾脆：“學會不改變什麼，只是朋友聚聚，所有的意見，都沒有太大的差別。不必擔心。現在主要是生髮與創意不夠，這方面稍多加關注就可以了。”這是我在2001年10月6日的日記裡記錄的一段話，至今讀來，其中智慧，為我輩所不能及。因勢利導，相互促進，心情舒暢，一個一千多會員的學會，非常需要有一種具有人格魅力、仁厚慈祥的長者，而且心底無私，完全不計個人名利。僅以一事為例，徐先生有求必應，為很多人寫序，因此而犧牲了自己寫作專著的時間，有人曾經以此為詬病，認為序文太多。然而，經師易求，人師難得。如果我們不簡單以“經師”來要求他，而以“人師”來理解他，就知道他那樣做，正是犧牲自己，而成全了許許多多的年輕後輩。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歷史系教授林毓生 （資料圖/圖）

與林毓生先生的一場爭論

徐先生是非常溫和而低調的人，我最難忘記的是每當與王元化先生雅集的場合，元化師總是滔滔不絕，而徐先生總是說話不多，永遠保持著一付笑眯眯的傾聽者表情。但是，在一些重要的時刻，他還是會慷慨激昂，據理力爭。2001年10月20日，我們邀請林毓生先生來華師大文科大樓作報告，題目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的幾個重要問題》，王先生、徐先生都到場了。林先生報告中講到，近代思想很多都是假問題，唯有一個真問題，即如何學西方，在他看來，非常失敗。梁漱溟等人都不行。講完，聽眾提問環節，徐先生說儒家在現代仍有很大的現實意義。他那時剛剛寫了三萬字有關《論語》的文章，有很多想法。而林先生打斷了徐先生的話，說儒家不是不對，而是在現代政治生活中，基本上是一個零。但是在家庭、教育方面，仍有意義。在現代，儒家如果定錯了位，就糟糕了。……徐先生這時也打斷了林先生，說我看儒家不僅僅是以身作則，獨善其身，義利之辯、民貴君輕等思想在當代社會生活中仍然有不朽意義云云。

當時二位先生各執己見，都有點激動。後來我想了一下，其實雙方都未能真正理解對方。林先生對中國傳統，一貫持創造性轉化的觀點，重要是的要區分不同的領域，私域的事情德性管，公域的事情政治管，政治是一整套的設計與配套程序，傳統幫不上什麼忙。而徐先生身處中國社會歷史情境之中，最瞭解中國的事情不能簡單搬用來自西方的那一套設計，而傳統儒家絕不僅僅是修身一套，也有其核心的價值，可作為現代社會的政治與道德的基礎。而兩位先生有關《論語》的交鋒，可以看作中西觀念長期磨合的一個小小的縮影。

記得徐先生家住在師大一村的老式公寓的三樓。這座公寓裡面全是老舊木地板。每回陪他一起外出開會，從機場乘出租車夜深回來，都要踏上吱吱嘎嘎作響的老舊木樓梯，與先生作別。這回是永遠作別，不會再踏上吱嘎作響的樓梯了。然而那情景所蘊含的歲時悠長之思與人情溫潤之感，卻永遠延續下來，不止是記憶，更是永不消失的溫情與敬意。（原題“徐中玉老師”，現題為編者所擬）

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 胡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