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灄水農夫 | 關於路遙《平凡的世界》與智廣俊先生的簡短探討'

""灄水農夫 | 關於路遙《平凡的世界》與智廣俊先生的簡短探討

作者|灄水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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灄水農夫 | 關於路遙《平凡的世界》與智廣俊先生的簡短探討

路遙與張賢亮等“傷痕文學”作家顯著不同,他不是要與前三十年全面割裂,而是具有“過渡”性質,一方面他不是對前三十年全面否定,而是對前三十年的意識形成高度認同,這當然與他積極參與文革有很大的關係;另一方面因為現實的利益,他又要迎合改革開放的主流政策,所以在《平凡的世界》中,他企圖用他所固有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來調和改革開放所出現的問題。

然而根據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路遙的這種企圖註定是失敗的,正如唐老師所說,是一種不切實際的“理想化解決”方案。當然,以路遙身處的環境和時代,他這種對現實的妥協或者迎合反映在作品中,人們也不能過於苛求,設想如果不是這樣,他的作品很可能不會象今天這樣讓我們熟知,他也不可能獲得那樣崇高的地位。

路遙與他的作品《平凡的世界》一樣,本身也是一個複雜的矛盾體,在他身上我們不難看到他的個人利益與忠於現實書寫的矛盾糾結,他勝於“傷痕派”作家的地方在於,他不象那些作家一樣,為了個人私利站在少數人的立場上,枉顧現實實際,自覺充當政治工具,發洩私憤,並以此換取名利。不得不說他對勞動人民還是充滿感情,具有勞動人民的情懷的,這也是他之所以被人們喜愛的原因之一。

另外,他的現實主義書寫也是吸引人、感人的地方,這些都是他的可貴之處。可是,儘管有這些優點,但不能掩蓋他的極大的缺陷。作為一個思想先進,勇於作為且積極參與文革的人,路遙不可能不知道農村兩條路線的鬥爭以及反修防修理論,我甚至認為他一度肯定十分服膺,不然他的作品也不會出現“過渡”性質以及種種糾結。不論是認識問題還是個人立場問題,路遙及其作品雖然思想性不能算是很高,但還是表現出了忠於現實的鮮明特徵。

《平凡的世界》主題與改革開放初期“告別革命”的主流思潮是一致的,他不是引導人們去主動改造客觀世界,而是引導人們迴歸到個人主觀世界,通過強化個人修養,充實個人心靈來適應變化的客觀世界。

對智廣俊先生的幾點不同意見:我不贊同智先生對人民公社和農業學大寨的說法,人民公社出現的官僚主義固然不錯,但這不是徹底否定人民公社、改弦易轍實行分田單幹的理由,這就如同潑洗澡水把嬰兒也撥掉了。我認為當初否定人民公社實行分田單幹並非認識問題,而是政治路線鬥爭的有意為之。據杜潤生講,當初解散人民公社時的情況是三個三個之一,三分之一讚成,三分之一反對,還有三分之一不贊成也不反對,因此雖然分田單幹受到了一些阻力,但最終還是推行下去了,這應該才是當時真實的情況。

對《平凡的世界》所描寫的貧窮和智先生所說農業學大寨搞成了形式主義,我覺得文學一方面要表現真實的生活,更要反映生活的真實,這就需要作家不僅有透過現象看清本質的本領,而且要充分的表現真實的生活,要分清社會的主流和支流。不錯,當時的城鄉差別真實存在,但是這種差別國家採取政策在逐步縮小,農業學大寨固然不排除有形式主義的個別現象,但這不妨礙主流對農業發展的巨大貢獻,如果以個別來否定整體,如果不是認識問題,那就是主觀故意。

智先生肯定分田單幹最初的合理性,我認為也是不妥的。因為看任何事物都要聯繫的看,發展的看,破壞集體經濟實行分田單幹,雖則在最初確實起到一定作用,但這是以犧牲長遠和根本利益來實現的,以長遠的眼光來看,恢復千百年來的小農經濟絕不是歷史的進步,而是歷史的退步,不能因一時的效果而犯眼光短淺的錯誤。這就如同釦子,第一顆釦子系錯了,必然導致以後一系釦子的系錯,從分田單幹到三十年不變到土地確權流轉這一系列的過程都是有機聯繫的系統,是一條農業私有化、資本化的路線圖。

對於“毒雞湯”說法,應該還是很經典很形象的概括,任何作品一但形成,它就具有了其社會意義,不管作者當初的意旨如何,在當今社會環境下,《平凡的世界》不是去引導人們改造客觀世界,而是誘導人們回到不切現實、虛無飄渺的個人內心修煉,不說沒有積極意義,起碼是保守、落後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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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遙與張賢亮等“傷痕文學”作家顯著不同,他不是要與前三十年全面割裂,而是具有“過渡”性質,一方面他不是對前三十年全面否定,而是對前三十年的意識形成高度認同,這當然與他積極參與文革有很大的關係;另一方面因為現實的利益,他又要迎合改革開放的主流政策,所以在《平凡的世界》中,他企圖用他所固有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來調和改革開放所出現的問題。

然而根據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路遙的這種企圖註定是失敗的,正如唐老師所說,是一種不切實際的“理想化解決”方案。當然,以路遙身處的環境和時代,他這種對現實的妥協或者迎合反映在作品中,人們也不能過於苛求,設想如果不是這樣,他的作品很可能不會象今天這樣讓我們熟知,他也不可能獲得那樣崇高的地位。

路遙與他的作品《平凡的世界》一樣,本身也是一個複雜的矛盾體,在他身上我們不難看到他的個人利益與忠於現實書寫的矛盾糾結,他勝於“傷痕派”作家的地方在於,他不象那些作家一樣,為了個人私利站在少數人的立場上,枉顧現實實際,自覺充當政治工具,發洩私憤,並以此換取名利。不得不說他對勞動人民還是充滿感情,具有勞動人民的情懷的,這也是他之所以被人們喜愛的原因之一。

另外,他的現實主義書寫也是吸引人、感人的地方,這些都是他的可貴之處。可是,儘管有這些優點,但不能掩蓋他的極大的缺陷。作為一個思想先進,勇於作為且積極參與文革的人,路遙不可能不知道農村兩條路線的鬥爭以及反修防修理論,我甚至認為他一度肯定十分服膺,不然他的作品也不會出現“過渡”性質以及種種糾結。不論是認識問題還是個人立場問題,路遙及其作品雖然思想性不能算是很高,但還是表現出了忠於現實的鮮明特徵。

《平凡的世界》主題與改革開放初期“告別革命”的主流思潮是一致的,他不是引導人們去主動改造客觀世界,而是引導人們迴歸到個人主觀世界,通過強化個人修養,充實個人心靈來適應變化的客觀世界。

對智廣俊先生的幾點不同意見:我不贊同智先生對人民公社和農業學大寨的說法,人民公社出現的官僚主義固然不錯,但這不是徹底否定人民公社、改弦易轍實行分田單幹的理由,這就如同潑洗澡水把嬰兒也撥掉了。我認為當初否定人民公社實行分田單幹並非認識問題,而是政治路線鬥爭的有意為之。據杜潤生講,當初解散人民公社時的情況是三個三個之一,三分之一讚成,三分之一反對,還有三分之一不贊成也不反對,因此雖然分田單幹受到了一些阻力,但最終還是推行下去了,這應該才是當時真實的情況。

對《平凡的世界》所描寫的貧窮和智先生所說農業學大寨搞成了形式主義,我覺得文學一方面要表現真實的生活,更要反映生活的真實,這就需要作家不僅有透過現象看清本質的本領,而且要充分的表現真實的生活,要分清社會的主流和支流。不錯,當時的城鄉差別真實存在,但是這種差別國家採取政策在逐步縮小,農業學大寨固然不排除有形式主義的個別現象,但這不妨礙主流對農業發展的巨大貢獻,如果以個別來否定整體,如果不是認識問題,那就是主觀故意。

智先生肯定分田單幹最初的合理性,我認為也是不妥的。因為看任何事物都要聯繫的看,發展的看,破壞集體經濟實行分田單幹,雖則在最初確實起到一定作用,但這是以犧牲長遠和根本利益來實現的,以長遠的眼光來看,恢復千百年來的小農經濟絕不是歷史的進步,而是歷史的退步,不能因一時的效果而犯眼光短淺的錯誤。這就如同釦子,第一顆釦子系錯了,必然導致以後一系釦子的系錯,從分田單幹到三十年不變到土地確權流轉這一系列的過程都是有機聯繫的系統,是一條農業私有化、資本化的路線圖。

對於“毒雞湯”說法,應該還是很經典很形象的概括,任何作品一但形成,它就具有了其社會意義,不管作者當初的意旨如何,在當今社會環境下,《平凡的世界》不是去引導人們改造客觀世界,而是誘導人們回到不切現實、虛無飄渺的個人內心修煉,不說沒有積極意義,起碼是保守、落後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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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遙與張賢亮等“傷痕文學”作家顯著不同,他不是要與前三十年全面割裂,而是具有“過渡”性質,一方面他不是對前三十年全面否定,而是對前三十年的意識形成高度認同,這當然與他積極參與文革有很大的關係;另一方面因為現實的利益,他又要迎合改革開放的主流政策,所以在《平凡的世界》中,他企圖用他所固有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來調和改革開放所出現的問題。

然而根據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路遙的這種企圖註定是失敗的,正如唐老師所說,是一種不切實際的“理想化解決”方案。當然,以路遙身處的環境和時代,他這種對現實的妥協或者迎合反映在作品中,人們也不能過於苛求,設想如果不是這樣,他的作品很可能不會象今天這樣讓我們熟知,他也不可能獲得那樣崇高的地位。

路遙與他的作品《平凡的世界》一樣,本身也是一個複雜的矛盾體,在他身上我們不難看到他的個人利益與忠於現實書寫的矛盾糾結,他勝於“傷痕派”作家的地方在於,他不象那些作家一樣,為了個人私利站在少數人的立場上,枉顧現實實際,自覺充當政治工具,發洩私憤,並以此換取名利。不得不說他對勞動人民還是充滿感情,具有勞動人民的情懷的,這也是他之所以被人們喜愛的原因之一。

另外,他的現實主義書寫也是吸引人、感人的地方,這些都是他的可貴之處。可是,儘管有這些優點,但不能掩蓋他的極大的缺陷。作為一個思想先進,勇於作為且積極參與文革的人,路遙不可能不知道農村兩條路線的鬥爭以及反修防修理論,我甚至認為他一度肯定十分服膺,不然他的作品也不會出現“過渡”性質以及種種糾結。不論是認識問題還是個人立場問題,路遙及其作品雖然思想性不能算是很高,但還是表現出了忠於現實的鮮明特徵。

《平凡的世界》主題與改革開放初期“告別革命”的主流思潮是一致的,他不是引導人們去主動改造客觀世界,而是引導人們迴歸到個人主觀世界,通過強化個人修養,充實個人心靈來適應變化的客觀世界。

對智廣俊先生的幾點不同意見:我不贊同智先生對人民公社和農業學大寨的說法,人民公社出現的官僚主義固然不錯,但這不是徹底否定人民公社、改弦易轍實行分田單幹的理由,這就如同潑洗澡水把嬰兒也撥掉了。我認為當初否定人民公社實行分田單幹並非認識問題,而是政治路線鬥爭的有意為之。據杜潤生講,當初解散人民公社時的情況是三個三個之一,三分之一讚成,三分之一反對,還有三分之一不贊成也不反對,因此雖然分田單幹受到了一些阻力,但最終還是推行下去了,這應該才是當時真實的情況。

對《平凡的世界》所描寫的貧窮和智先生所說農業學大寨搞成了形式主義,我覺得文學一方面要表現真實的生活,更要反映生活的真實,這就需要作家不僅有透過現象看清本質的本領,而且要充分的表現真實的生活,要分清社會的主流和支流。不錯,當時的城鄉差別真實存在,但是這種差別國家採取政策在逐步縮小,農業學大寨固然不排除有形式主義的個別現象,但這不妨礙主流對農業發展的巨大貢獻,如果以個別來否定整體,如果不是認識問題,那就是主觀故意。

智先生肯定分田單幹最初的合理性,我認為也是不妥的。因為看任何事物都要聯繫的看,發展的看,破壞集體經濟實行分田單幹,雖則在最初確實起到一定作用,但這是以犧牲長遠和根本利益來實現的,以長遠的眼光來看,恢復千百年來的小農經濟絕不是歷史的進步,而是歷史的退步,不能因一時的效果而犯眼光短淺的錯誤。這就如同釦子,第一顆釦子系錯了,必然導致以後一系釦子的系錯,從分田單幹到三十年不變到土地確權流轉這一系列的過程都是有機聯繫的系統,是一條農業私有化、資本化的路線圖。

對於“毒雞湯”說法,應該還是很經典很形象的概括,任何作品一但形成,它就具有了其社會意義,不管作者當初的意旨如何,在當今社會環境下,《平凡的世界》不是去引導人們改造客觀世界,而是誘導人們回到不切現實、虛無飄渺的個人內心修煉,不說沒有積極意義,起碼是保守、落後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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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遙與張賢亮等“傷痕文學”作家顯著不同,他不是要與前三十年全面割裂,而是具有“過渡”性質,一方面他不是對前三十年全面否定,而是對前三十年的意識形成高度認同,這當然與他積極參與文革有很大的關係;另一方面因為現實的利益,他又要迎合改革開放的主流政策,所以在《平凡的世界》中,他企圖用他所固有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來調和改革開放所出現的問題。

然而根據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路遙的這種企圖註定是失敗的,正如唐老師所說,是一種不切實際的“理想化解決”方案。當然,以路遙身處的環境和時代,他這種對現實的妥協或者迎合反映在作品中,人們也不能過於苛求,設想如果不是這樣,他的作品很可能不會象今天這樣讓我們熟知,他也不可能獲得那樣崇高的地位。

路遙與他的作品《平凡的世界》一樣,本身也是一個複雜的矛盾體,在他身上我們不難看到他的個人利益與忠於現實書寫的矛盾糾結,他勝於“傷痕派”作家的地方在於,他不象那些作家一樣,為了個人私利站在少數人的立場上,枉顧現實實際,自覺充當政治工具,發洩私憤,並以此換取名利。不得不說他對勞動人民還是充滿感情,具有勞動人民的情懷的,這也是他之所以被人們喜愛的原因之一。

另外,他的現實主義書寫也是吸引人、感人的地方,這些都是他的可貴之處。可是,儘管有這些優點,但不能掩蓋他的極大的缺陷。作為一個思想先進,勇於作為且積極參與文革的人,路遙不可能不知道農村兩條路線的鬥爭以及反修防修理論,我甚至認為他一度肯定十分服膺,不然他的作品也不會出現“過渡”性質以及種種糾結。不論是認識問題還是個人立場問題,路遙及其作品雖然思想性不能算是很高,但還是表現出了忠於現實的鮮明特徵。

《平凡的世界》主題與改革開放初期“告別革命”的主流思潮是一致的,他不是引導人們去主動改造客觀世界,而是引導人們迴歸到個人主觀世界,通過強化個人修養,充實個人心靈來適應變化的客觀世界。

對智廣俊先生的幾點不同意見:我不贊同智先生對人民公社和農業學大寨的說法,人民公社出現的官僚主義固然不錯,但這不是徹底否定人民公社、改弦易轍實行分田單幹的理由,這就如同潑洗澡水把嬰兒也撥掉了。我認為當初否定人民公社實行分田單幹並非認識問題,而是政治路線鬥爭的有意為之。據杜潤生講,當初解散人民公社時的情況是三個三個之一,三分之一讚成,三分之一反對,還有三分之一不贊成也不反對,因此雖然分田單幹受到了一些阻力,但最終還是推行下去了,這應該才是當時真實的情況。

對《平凡的世界》所描寫的貧窮和智先生所說農業學大寨搞成了形式主義,我覺得文學一方面要表現真實的生活,更要反映生活的真實,這就需要作家不僅有透過現象看清本質的本領,而且要充分的表現真實的生活,要分清社會的主流和支流。不錯,當時的城鄉差別真實存在,但是這種差別國家採取政策在逐步縮小,農業學大寨固然不排除有形式主義的個別現象,但這不妨礙主流對農業發展的巨大貢獻,如果以個別來否定整體,如果不是認識問題,那就是主觀故意。

智先生肯定分田單幹最初的合理性,我認為也是不妥的。因為看任何事物都要聯繫的看,發展的看,破壞集體經濟實行分田單幹,雖則在最初確實起到一定作用,但這是以犧牲長遠和根本利益來實現的,以長遠的眼光來看,恢復千百年來的小農經濟絕不是歷史的進步,而是歷史的退步,不能因一時的效果而犯眼光短淺的錯誤。這就如同釦子,第一顆釦子系錯了,必然導致以後一系釦子的系錯,從分田單幹到三十年不變到土地確權流轉這一系列的過程都是有機聯繫的系統,是一條農業私有化、資本化的路線圖。

對於“毒雞湯”說法,應該還是很經典很形象的概括,任何作品一但形成,它就具有了其社會意義,不管作者當初的意旨如何,在當今社會環境下,《平凡的世界》不是去引導人們改造客觀世界,而是誘導人們回到不切現實、虛無飄渺的個人內心修煉,不說沒有積極意義,起碼是保守、落後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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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根據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路遙的這種企圖註定是失敗的,正如唐老師所說,是一種不切實際的“理想化解決”方案。當然,以路遙身處的環境和時代,他這種對現實的妥協或者迎合反映在作品中,人們也不能過於苛求,設想如果不是這樣,他的作品很可能不會象今天這樣讓我們熟知,他也不可能獲得那樣崇高的地位。

路遙與他的作品《平凡的世界》一樣,本身也是一個複雜的矛盾體,在他身上我們不難看到他的個人利益與忠於現實書寫的矛盾糾結,他勝於“傷痕派”作家的地方在於,他不象那些作家一樣,為了個人私利站在少數人的立場上,枉顧現實實際,自覺充當政治工具,發洩私憤,並以此換取名利。不得不說他對勞動人民還是充滿感情,具有勞動人民的情懷的,這也是他之所以被人們喜愛的原因之一。

另外,他的現實主義書寫也是吸引人、感人的地方,這些都是他的可貴之處。可是,儘管有這些優點,但不能掩蓋他的極大的缺陷。作為一個思想先進,勇於作為且積極參與文革的人,路遙不可能不知道農村兩條路線的鬥爭以及反修防修理論,我甚至認為他一度肯定十分服膺,不然他的作品也不會出現“過渡”性質以及種種糾結。不論是認識問題還是個人立場問題,路遙及其作品雖然思想性不能算是很高,但還是表現出了忠於現實的鮮明特徵。

《平凡的世界》主題與改革開放初期“告別革命”的主流思潮是一致的,他不是引導人們去主動改造客觀世界,而是引導人們迴歸到個人主觀世界,通過強化個人修養,充實個人心靈來適應變化的客觀世界。

對智廣俊先生的幾點不同意見:我不贊同智先生對人民公社和農業學大寨的說法,人民公社出現的官僚主義固然不錯,但這不是徹底否定人民公社、改弦易轍實行分田單幹的理由,這就如同潑洗澡水把嬰兒也撥掉了。我認為當初否定人民公社實行分田單幹並非認識問題,而是政治路線鬥爭的有意為之。據杜潤生講,當初解散人民公社時的情況是三個三個之一,三分之一讚成,三分之一反對,還有三分之一不贊成也不反對,因此雖然分田單幹受到了一些阻力,但最終還是推行下去了,這應該才是當時真實的情況。

對《平凡的世界》所描寫的貧窮和智先生所說農業學大寨搞成了形式主義,我覺得文學一方面要表現真實的生活,更要反映生活的真實,這就需要作家不僅有透過現象看清本質的本領,而且要充分的表現真實的生活,要分清社會的主流和支流。不錯,當時的城鄉差別真實存在,但是這種差別國家採取政策在逐步縮小,農業學大寨固然不排除有形式主義的個別現象,但這不妨礙主流對農業發展的巨大貢獻,如果以個別來否定整體,如果不是認識問題,那就是主觀故意。

智先生肯定分田單幹最初的合理性,我認為也是不妥的。因為看任何事物都要聯繫的看,發展的看,破壞集體經濟實行分田單幹,雖則在最初確實起到一定作用,但這是以犧牲長遠和根本利益來實現的,以長遠的眼光來看,恢復千百年來的小農經濟絕不是歷史的進步,而是歷史的退步,不能因一時的效果而犯眼光短淺的錯誤。這就如同釦子,第一顆釦子系錯了,必然導致以後一系釦子的系錯,從分田單幹到三十年不變到土地確權流轉這一系列的過程都是有機聯繫的系統,是一條農業私有化、資本化的路線圖。

對於“毒雞湯”說法,應該還是很經典很形象的概括,任何作品一但形成,它就具有了其社會意義,不管作者當初的意旨如何,在當今社會環境下,《平凡的世界》不是去引導人們改造客觀世界,而是誘導人們回到不切現實、虛無飄渺的個人內心修煉,不說沒有積極意義,起碼是保守、落後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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