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疾病無法治癒，你活著只是無盡的折磨，你是否還會堅持活著？
張倩 寫於2019年 3月23日
假如疾病無法治癒，你活著只是無盡的折磨，你是否還會堅持活著？
張倩 寫於2019年 3月23日
今天的話題有些沉重。
起源於看了一個微電影《生死盲區》，影片講述的是一個已經腦死亡成植物人的老人，只能靠輸營養液維持生命，儘管兒子兒媳也都在盡責履行著贍養義務，但這個家庭已經明顯被拖垮。
兒媳為了照顧老人失去了單位升遷的機會，高額的醫藥護理費用使家庭開支不堪重負，孩子學費也成問題，面臨退學。夫妻兩人的感情出現嚴重裂痕，輕易就燃起爭執。即使在大年三十晚上，電視裡播放著充滿歡聲笑語的春晚，但這個家裡每個人臉上都陰霾重重。
直到不經意間看到老人生病之前寫給兒女的書信：
“....當死亡不可避免地來臨時，我願用更有尊嚴的方式告別人世，我不願用自己的積蓄去買失去尊嚴和沒有生活質量的存在。當年，你的媽媽煎熬在病榻上時就向我提出安樂死，而我只顧及自己的聲譽卻忽略了她的感受，自私至極，遺憾直至...”
這一家人最終還是沒有給老人停掉氧氣，老人在維持半年後，自然離世。
這個電影是民間拍攝，演員和導演都是非專業人士，從臺詞到演技都無法和專業電影相比。但這部純樸的充滿百姓氣息的微電影卻打動了我，它引起了我對死亡的深思。
我們每個人尚且健在的時候可以一直努力提高生活質量，卻還沒有想過死亡質量。
經濟學人智庫對全球80個國家和地區進行調查後，發佈了《2015年度死亡質量指數》報告：英國位居全球第一，中國大陸排名倒數第十名。
假如疾病無法治癒，你活著只是無盡的折磨，你是否還會堅持活著？
張倩 寫於2019年 3月23日
今天的話題有些沉重。
起源於看了一個微電影《生死盲區》，影片講述的是一個已經腦死亡成植物人的老人，只能靠輸營養液維持生命，儘管兒子兒媳也都在盡責履行著贍養義務，但這個家庭已經明顯被拖垮。
兒媳為了照顧老人失去了單位升遷的機會，高額的醫藥護理費用使家庭開支不堪重負，孩子學費也成問題，面臨退學。夫妻兩人的感情出現嚴重裂痕，輕易就燃起爭執。即使在大年三十晚上，電視裡播放著充滿歡聲笑語的春晚，但這個家裡每個人臉上都陰霾重重。
直到不經意間看到老人生病之前寫給兒女的書信：
“....當死亡不可避免地來臨時，我願用更有尊嚴的方式告別人世，我不願用自己的積蓄去買失去尊嚴和沒有生活質量的存在。當年，你的媽媽煎熬在病榻上時就向我提出安樂死，而我只顧及自己的聲譽卻忽略了她的感受，自私至極，遺憾直至...”
這一家人最終還是沒有給老人停掉氧氣，老人在維持半年後，自然離世。
這個電影是民間拍攝，演員和導演都是非專業人士，從臺詞到演技都無法和專業電影相比。但這部純樸的充滿百姓氣息的微電影卻打動了我，它引起了我對死亡的深思。
我們每個人尚且健在的時候可以一直努力提高生活質量，卻還沒有想過死亡質量。
經濟學人智庫對全球80個國家和地區進行調查後，發佈了《2015年度死亡質量指數》報告：英國位居全球第一，中國大陸排名倒數第十名。
這反映出中國對於緩和醫療有限的可獲得性以及中國整體上低質量的緩和醫療服務。
也就是說，中國在降低患者的痛苦上，還做的遠遠不夠。
緩和醫療--Palliative Care,也翻譯為舒緩醫療、安寧療護、姑息醫學。
世衛組織提出的“緩和醫療”原則有三：
1，重視生命並承認死亡是一種正常過程；
2，既不加速，也不延後死亡；
3，提供解除臨終痛苦和不適的辦法。
緩和醫療既不讓末期病人等死，不建議他們在追求“治癒”和“好轉”的虛假希望中苦苦掙扎，更不容許他們假“安樂”之名自殺，而是要在最小傷害和最大尊重的前提下讓他們的最後時日儘量舒適、寧靜和有尊嚴。
而今年剛結束的兩會上人大代表顧晉做了提議，建議全民開展死亡教育。
假如疾病無法治癒，你活著只是無盡的折磨，你是否還會堅持活著？
張倩 寫於2019年 3月23日
今天的話題有些沉重。
起源於看了一個微電影《生死盲區》，影片講述的是一個已經腦死亡成植物人的老人，只能靠輸營養液維持生命，儘管兒子兒媳也都在盡責履行著贍養義務，但這個家庭已經明顯被拖垮。
兒媳為了照顧老人失去了單位升遷的機會，高額的醫藥護理費用使家庭開支不堪重負，孩子學費也成問題，面臨退學。夫妻兩人的感情出現嚴重裂痕，輕易就燃起爭執。即使在大年三十晚上，電視裡播放著充滿歡聲笑語的春晚，但這個家裡每個人臉上都陰霾重重。
直到不經意間看到老人生病之前寫給兒女的書信：
“....當死亡不可避免地來臨時，我願用更有尊嚴的方式告別人世，我不願用自己的積蓄去買失去尊嚴和沒有生活質量的存在。當年，你的媽媽煎熬在病榻上時就向我提出安樂死，而我只顧及自己的聲譽卻忽略了她的感受，自私至極，遺憾直至...”
這一家人最終還是沒有給老人停掉氧氣，老人在維持半年後，自然離世。
這個電影是民間拍攝，演員和導演都是非專業人士，從臺詞到演技都無法和專業電影相比。但這部純樸的充滿百姓氣息的微電影卻打動了我，它引起了我對死亡的深思。
我們每個人尚且健在的時候可以一直努力提高生活質量，卻還沒有想過死亡質量。
經濟學人智庫對全球80個國家和地區進行調查後，發佈了《2015年度死亡質量指數》報告：英國位居全球第一，中國大陸排名倒數第十名。
這反映出中國對於緩和醫療有限的可獲得性以及中國整體上低質量的緩和醫療服務。
也就是說，中國在降低患者的痛苦上，還做的遠遠不夠。
緩和醫療--Palliative Care,也翻譯為舒緩醫療、安寧療護、姑息醫學。
世衛組織提出的“緩和醫療”原則有三：
1，重視生命並承認死亡是一種正常過程；
2，既不加速，也不延後死亡；
3，提供解除臨終痛苦和不適的辦法。
緩和醫療既不讓末期病人等死，不建議他們在追求“治癒”和“好轉”的虛假希望中苦苦掙扎，更不容許他們假“安樂”之名自殺，而是要在最小傷害和最大尊重的前提下讓他們的最後時日儘量舒適、寧靜和有尊嚴。
而今年剛結束的兩會上人大代表顧晉做了提議，建議全民開展死亡教育。
其實開展死亡教育、提高死亡質量早就有前輩在努力了。
巴金的晚年被各種插管治療了六年，他想放棄這種生不如死的治療，但家屬和領導都不同意，他們就只是讓他活著，不管怎麼樣，只要機器上顯示心跳就行。他說：“長壽是對我的折磨。”
陳毅元帥的兒子陳小魯，一直後悔沒有讓父親有尊嚴的離開，他目睹父親被一次次電擊，不忍心讓父親再被折磨，也提出能不能不搶救了，但醫生說：“你說了算嗎？你敢嗎？”
陳小魯沉默了，後來他說：“這成了我一輩子最後悔的事情。”
他和開國大將羅瑞卿的女兒羅點點一起創辦了中國首個提倡“尊嚴死”的公益網站——選擇與尊嚴。
“所謂尊嚴死，就是指在治療無望的情況下，
放棄人工維持生命的手段，
讓患者自然有尊嚴地離開人世，
最大限度地減輕病人的痛苦。”
開國上將張愛萍的夫人李又蘭，瞭解羅點點和陳小魯倡導的“尊嚴死”後，欣然填寫了生前預囑，申明放棄臨終搶救：
“今後如當我病情危及生命時，
千萬不要用生命支持療法搶救，
如插各種管子及心肺功能啟動等，
必要時可給予安眠、止痛，
讓我安詳、自然、無痛苦走完人生的旅程。”
2012年，李又蘭病重入院，家屬和醫生謹遵其生前預囑，沒有進行過度地創傷性搶救，李又蘭身體完好而又神色安寧的飄然仙逝，家人傷痛之餘也頗感欣慰。
“李又蘭阿姨是被生前預囑幫到的第一人。”羅點點很感動。
儘管這些前輩在提高“死亡質量”上做出了很多努力，但終結痛苦的安樂死目前還是一個非常有爭議的話題。
安樂死在中國並未合法，目前已立法容許安樂死的地方有荷蘭、比利時、盧森堡、瑞士和美國的俄勒岡州、華盛頓州和蒙大拿州等地，奧地利、丹麥、法國、德國、匈牙利、挪威、斯洛伐克、西班牙、瑞典和瑞士10國，允許“被動”安樂死。
中國第一個去國外安樂死的是臺灣體育主播傅達仁，他是籃球選手、教練、主播，身材高大健美，一生獲獎無數，晚年卻遭遇了胰臟癌折磨，他就算積極治療，也只剩50%的生存機會，而且即便活下來，也只能一直躺在床上、失去自由，他不想要在人生的最後階段，過得這麼痛苦，他想要快快樂樂，有尊嚴地走完最後一程。
他最終和家人商量，前往瑞士實施了安樂死，為自己的人生畫上了句號。
假如疾病無法治癒，你活著只是無盡的折磨，你是否還會堅持活著？
張倩 寫於2019年 3月23日
今天的話題有些沉重。
起源於看了一個微電影《生死盲區》，影片講述的是一個已經腦死亡成植物人的老人，只能靠輸營養液維持生命，儘管兒子兒媳也都在盡責履行著贍養義務，但這個家庭已經明顯被拖垮。
兒媳為了照顧老人失去了單位升遷的機會，高額的醫藥護理費用使家庭開支不堪重負，孩子學費也成問題，面臨退學。夫妻兩人的感情出現嚴重裂痕，輕易就燃起爭執。即使在大年三十晚上，電視裡播放著充滿歡聲笑語的春晚，但這個家裡每個人臉上都陰霾重重。
直到不經意間看到老人生病之前寫給兒女的書信：
“....當死亡不可避免地來臨時，我願用更有尊嚴的方式告別人世，我不願用自己的積蓄去買失去尊嚴和沒有生活質量的存在。當年，你的媽媽煎熬在病榻上時就向我提出安樂死，而我只顧及自己的聲譽卻忽略了她的感受，自私至極，遺憾直至...”
這一家人最終還是沒有給老人停掉氧氣，老人在維持半年後，自然離世。
這個電影是民間拍攝，演員和導演都是非專業人士，從臺詞到演技都無法和專業電影相比。但這部純樸的充滿百姓氣息的微電影卻打動了我，它引起了我對死亡的深思。
我們每個人尚且健在的時候可以一直努力提高生活質量，卻還沒有想過死亡質量。
經濟學人智庫對全球80個國家和地區進行調查後，發佈了《2015年度死亡質量指數》報告：英國位居全球第一，中國大陸排名倒數第十名。
這反映出中國對於緩和醫療有限的可獲得性以及中國整體上低質量的緩和醫療服務。
也就是說，中國在降低患者的痛苦上，還做的遠遠不夠。
緩和醫療--Palliative Care,也翻譯為舒緩醫療、安寧療護、姑息醫學。
世衛組織提出的“緩和醫療”原則有三：
1，重視生命並承認死亡是一種正常過程；
2，既不加速，也不延後死亡；
3，提供解除臨終痛苦和不適的辦法。
緩和醫療既不讓末期病人等死，不建議他們在追求“治癒”和“好轉”的虛假希望中苦苦掙扎，更不容許他們假“安樂”之名自殺，而是要在最小傷害和最大尊重的前提下讓他們的最後時日儘量舒適、寧靜和有尊嚴。
而今年剛結束的兩會上人大代表顧晉做了提議，建議全民開展死亡教育。
其實開展死亡教育、提高死亡質量早就有前輩在努力了。
巴金的晚年被各種插管治療了六年，他想放棄這種生不如死的治療，但家屬和領導都不同意，他們就只是讓他活著，不管怎麼樣，只要機器上顯示心跳就行。他說：“長壽是對我的折磨。”
陳毅元帥的兒子陳小魯，一直後悔沒有讓父親有尊嚴的離開，他目睹父親被一次次電擊，不忍心讓父親再被折磨，也提出能不能不搶救了，但醫生說：“你說了算嗎？你敢嗎？”
陳小魯沉默了，後來他說：“這成了我一輩子最後悔的事情。”
他和開國大將羅瑞卿的女兒羅點點一起創辦了中國首個提倡“尊嚴死”的公益網站——選擇與尊嚴。
“所謂尊嚴死，就是指在治療無望的情況下，
放棄人工維持生命的手段，
讓患者自然有尊嚴地離開人世，
最大限度地減輕病人的痛苦。”
開國上將張愛萍的夫人李又蘭，瞭解羅點點和陳小魯倡導的“尊嚴死”後，欣然填寫了生前預囑，申明放棄臨終搶救：
“今後如當我病情危及生命時，
千萬不要用生命支持療法搶救，
如插各種管子及心肺功能啟動等，
必要時可給予安眠、止痛，
讓我安詳、自然、無痛苦走完人生的旅程。”
2012年，李又蘭病重入院，家屬和醫生謹遵其生前預囑，沒有進行過度地創傷性搶救，李又蘭身體完好而又神色安寧的飄然仙逝，家人傷痛之餘也頗感欣慰。
“李又蘭阿姨是被生前預囑幫到的第一人。”羅點點很感動。
儘管這些前輩在提高“死亡質量”上做出了很多努力，但終結痛苦的安樂死目前還是一個非常有爭議的話題。
安樂死在中國並未合法，目前已立法容許安樂死的地方有荷蘭、比利時、盧森堡、瑞士和美國的俄勒岡州、華盛頓州和蒙大拿州等地，奧地利、丹麥、法國、德國、匈牙利、挪威、斯洛伐克、西班牙、瑞典和瑞士10國，允許“被動”安樂死。
中國第一個去國外安樂死的是臺灣體育主播傅達仁，他是籃球選手、教練、主播，身材高大健美，一生獲獎無數，晚年卻遭遇了胰臟癌折磨，他就算積極治療，也只剩50%的生存機會，而且即便活下來，也只能一直躺在床上、失去自由，他不想要在人生的最後階段，過得這麼痛苦，他想要快快樂樂，有尊嚴地走完最後一程。
他最終和家人商量，前往瑞士實施了安樂死，為自己的人生畫上了句號。
傅達仁的兒子傅俊豪在自述中說：“曾經我們不諒解他、曾經我們覺得他自私，曾經我們希望他可以陪在我們身邊，但是父親身上的痛苦，真的不是我們可以體會的，我們對父親的愛，就是尊重他的意願，我們陪在他的身邊，他離開的那一刻，我們全家都在，父親知道我們是愛他的，我想那就夠了。”
傅達仁是亞洲第一位安樂死的中國人，他的離開，也帶給大眾一個討論和反思的空間。
這個問題我們每個人早晚要經歷，或是已經經歷的問題。醫學不是萬能的，醫生都無奈的說75%的治療都是無效的，很多重症的患者在經歷著和古代酷刑一樣的治療，全身插滿管子、透析、手術、ICU……
“不得好死”本是一句惡毒的詛咒，可以看出我們的老祖宗就對“不得好死”這種人生結局的極度恐懼。
在一個瀕臨死亡的人身上，全身插滿管子，東切一刀，西扎一針，然後掛在冷冰冰的醫療器械上。
而恐怖分子折磨俘虜的酷刑，也不是讓俘虜痛快去死，而是折磨的其生不如死但又不能去死！
是啊，生不如死，又不能去死，這恐怕就是最殘忍的酷刑，“不得好死”。
生老病死，本來是正常的生命週期。當要靠病人受酷刑，家屬傾家蕩產來維持殘喘的生命時，是否一定要這樣做？
尤其是癌症晚期，花巨資治療，往往越治療病人越痛苦，再高明的醫生也已無力迴天，最終往往都是人財兩失的結局。
不治，後代會背上不孝不義的罪名。一群站著說話不腰疼的看客會用口水淹死你。
但是，當醫生自己身處絕症時，他們卻選擇不治療。
2011年，美國南加州大學副教授穆尤睿，發表了一篇轟動美國的文章——《醫生選擇如何離開人間？和我們普通人不一樣，但那才是我們應該選擇的方式》。
“醫生們不遺餘力地挽救病人的生命，
可是當醫生自己身患絕症時，
他們選擇的不是最昂貴的藥和最先進的手術，
而是選擇了最少的治療。”
他們在人生最後關頭，集體選擇了生活品質！
很多美國醫生重病後會在脖上掛一個“不要搶救”的小牌，以提示自己在失去意識時不要被搶救。
有的醫生甚至把這句話紋在了身上。
假如疾病無法治癒，你活著只是無盡的折磨，你是否還會堅持活著？
張倩 寫於2019年 3月23日
今天的話題有些沉重。
起源於看了一個微電影《生死盲區》，影片講述的是一個已經腦死亡成植物人的老人，只能靠輸營養液維持生命，儘管兒子兒媳也都在盡責履行著贍養義務，但這個家庭已經明顯被拖垮。
兒媳為了照顧老人失去了單位升遷的機會，高額的醫藥護理費用使家庭開支不堪重負，孩子學費也成問題，面臨退學。夫妻兩人的感情出現嚴重裂痕，輕易就燃起爭執。即使在大年三十晚上，電視裡播放著充滿歡聲笑語的春晚，但這個家裡每個人臉上都陰霾重重。
直到不經意間看到老人生病之前寫給兒女的書信：
“....當死亡不可避免地來臨時，我願用更有尊嚴的方式告別人世，我不願用自己的積蓄去買失去尊嚴和沒有生活質量的存在。當年，你的媽媽煎熬在病榻上時就向我提出安樂死，而我只顧及自己的聲譽卻忽略了她的感受，自私至極，遺憾直至...”
這一家人最終還是沒有給老人停掉氧氣，老人在維持半年後，自然離世。
這個電影是民間拍攝，演員和導演都是非專業人士，從臺詞到演技都無法和專業電影相比。但這部純樸的充滿百姓氣息的微電影卻打動了我，它引起了我對死亡的深思。
我們每個人尚且健在的時候可以一直努力提高生活質量，卻還沒有想過死亡質量。
經濟學人智庫對全球80個國家和地區進行調查後，發佈了《2015年度死亡質量指數》報告：英國位居全球第一，中國大陸排名倒數第十名。
這反映出中國對於緩和醫療有限的可獲得性以及中國整體上低質量的緩和醫療服務。
也就是說，中國在降低患者的痛苦上，還做的遠遠不夠。
緩和醫療--Palliative Care,也翻譯為舒緩醫療、安寧療護、姑息醫學。
世衛組織提出的“緩和醫療”原則有三：
1，重視生命並承認死亡是一種正常過程；
2，既不加速，也不延後死亡；
3，提供解除臨終痛苦和不適的辦法。
緩和醫療既不讓末期病人等死，不建議他們在追求“治癒”和“好轉”的虛假希望中苦苦掙扎，更不容許他們假“安樂”之名自殺，而是要在最小傷害和最大尊重的前提下讓他們的最後時日儘量舒適、寧靜和有尊嚴。
而今年剛結束的兩會上人大代表顧晉做了提議，建議全民開展死亡教育。
其實開展死亡教育、提高死亡質量早就有前輩在努力了。
巴金的晚年被各種插管治療了六年，他想放棄這種生不如死的治療，但家屬和領導都不同意，他們就只是讓他活著，不管怎麼樣，只要機器上顯示心跳就行。他說：“長壽是對我的折磨。”
陳毅元帥的兒子陳小魯，一直後悔沒有讓父親有尊嚴的離開，他目睹父親被一次次電擊，不忍心讓父親再被折磨，也提出能不能不搶救了，但醫生說：“你說了算嗎？你敢嗎？”
陳小魯沉默了，後來他說：“這成了我一輩子最後悔的事情。”
他和開國大將羅瑞卿的女兒羅點點一起創辦了中國首個提倡“尊嚴死”的公益網站——選擇與尊嚴。
“所謂尊嚴死，就是指在治療無望的情況下，
放棄人工維持生命的手段，
讓患者自然有尊嚴地離開人世，
最大限度地減輕病人的痛苦。”
開國上將張愛萍的夫人李又蘭，瞭解羅點點和陳小魯倡導的“尊嚴死”後，欣然填寫了生前預囑，申明放棄臨終搶救：
“今後如當我病情危及生命時，
千萬不要用生命支持療法搶救，
如插各種管子及心肺功能啟動等，
必要時可給予安眠、止痛，
讓我安詳、自然、無痛苦走完人生的旅程。”
2012年，李又蘭病重入院，家屬和醫生謹遵其生前預囑，沒有進行過度地創傷性搶救，李又蘭身體完好而又神色安寧的飄然仙逝，家人傷痛之餘也頗感欣慰。
“李又蘭阿姨是被生前預囑幫到的第一人。”羅點點很感動。
儘管這些前輩在提高“死亡質量”上做出了很多努力，但終結痛苦的安樂死目前還是一個非常有爭議的話題。
安樂死在中國並未合法，目前已立法容許安樂死的地方有荷蘭、比利時、盧森堡、瑞士和美國的俄勒岡州、華盛頓州和蒙大拿州等地，奧地利、丹麥、法國、德國、匈牙利、挪威、斯洛伐克、西班牙、瑞典和瑞士10國，允許“被動”安樂死。
中國第一個去國外安樂死的是臺灣體育主播傅達仁，他是籃球選手、教練、主播，身材高大健美，一生獲獎無數，晚年卻遭遇了胰臟癌折磨，他就算積極治療，也只剩50%的生存機會，而且即便活下來，也只能一直躺在床上、失去自由，他不想要在人生的最後階段，過得這麼痛苦，他想要快快樂樂，有尊嚴地走完最後一程。
他最終和家人商量，前往瑞士實施了安樂死，為自己的人生畫上了句號。
傅達仁的兒子傅俊豪在自述中說：“曾經我們不諒解他、曾經我們覺得他自私，曾經我們希望他可以陪在我們身邊，但是父親身上的痛苦，真的不是我們可以體會的，我們對父親的愛，就是尊重他的意願，我們陪在他的身邊，他離開的那一刻，我們全家都在，父親知道我們是愛他的，我想那就夠了。”
傅達仁是亞洲第一位安樂死的中國人，他的離開，也帶給大眾一個討論和反思的空間。
這個問題我們每個人早晚要經歷，或是已經經歷的問題。醫學不是萬能的，醫生都無奈的說75%的治療都是無效的，很多重症的患者在經歷著和古代酷刑一樣的治療，全身插滿管子、透析、手術、ICU……
“不得好死”本是一句惡毒的詛咒，可以看出我們的老祖宗就對“不得好死”這種人生結局的極度恐懼。
在一個瀕臨死亡的人身上，全身插滿管子，東切一刀，西扎一針，然後掛在冷冰冰的醫療器械上。
而恐怖分子折磨俘虜的酷刑，也不是讓俘虜痛快去死，而是折磨的其生不如死但又不能去死！
是啊，生不如死，又不能去死，這恐怕就是最殘忍的酷刑，“不得好死”。
生老病死，本來是正常的生命週期。當要靠病人受酷刑，家屬傾家蕩產來維持殘喘的生命時，是否一定要這樣做？
尤其是癌症晚期，花巨資治療，往往越治療病人越痛苦，再高明的醫生也已無力迴天，最終往往都是人財兩失的結局。
不治，後代會背上不孝不義的罪名。一群站著說話不腰疼的看客會用口水淹死你。
但是，當醫生自己身處絕症時，他們卻選擇不治療。
2011年，美國南加州大學副教授穆尤睿，發表了一篇轟動美國的文章——《醫生選擇如何離開人間？和我們普通人不一樣，但那才是我們應該選擇的方式》。
“醫生們不遺餘力地挽救病人的生命，
可是當醫生自己身患絕症時，
他們選擇的不是最昂貴的藥和最先進的手術，
而是選擇了最少的治療。”
他們在人生最後關頭，集體選擇了生活品質！
很多美國醫生重病後會在脖上掛一個“不要搶救”的小牌，以提示自己在失去意識時不要被搶救。
有的醫生甚至把這句話紋在了身上。
醫生可以如此，普通病患更是不想承受無盡的痛苦，希望國家可以重視全民的“死亡質量”，在緩和醫療的投入上加大力度，終結或是減緩痛苦的方式不是隻有安樂死。
清明節即將到來，願已逝者安息，將逝者安寧。
參考資料：
1，自殺診所：20年間，幫助1905名患者進行了安樂死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95789808888962072&wfr=spider&for=pc
2，中國第一個選擇安樂死的人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6352890906007834&wfr=spider&for=pc
3，我們至今還沒學會如何謝幕
https://www.xinli001.com/info/1003614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