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傳統文人向來是不敢直言愛情的，因此，古典文學中愛情詩並不發達。總體來說，愛情詩的主流一直出現在民間：不論是詩經、漢代樂府詩、或者是南北朝的民歌，其中的愛情詩創作者多來自民間。以屈原為代表的文人愛情詩通常並不是純碎寫愛情，往往具有某種政治傾向。到了晚唐，這一局面有了改變，文人愛情詩終於可以與民間愛情詩並列。而李商隱，一定是這個時代必須擁有姓名的詩人。
可是，理性地看，晚唐出現綺麗的愛情詩並不是偶然，李商隱的詩歌風格也不是天賜的禮物。
中國的傳統文人向來是不敢直言愛情的，因此，古典文學中愛情詩並不發達。總體來說，愛情詩的主流一直出現在民間：不論是詩經、漢代樂府詩、或者是南北朝的民歌，其中的愛情詩創作者多來自民間。以屈原為代表的文人愛情詩通常並不是純碎寫愛情，往往具有某種政治傾向。到了晚唐，這一局面有了改變，文人愛情詩終於可以與民間愛情詩並列。而李商隱，一定是這個時代必須擁有姓名的詩人。
可是，理性地看，晚唐出現綺麗的愛情詩並不是偶然，李商隱的詩歌風格也不是天賜的禮物。
首先，社會大環境對於詩歌內容與風格的影響。
一方面，晚唐社會風俗是愛情詩得以出現的土壤：
當時的官僚貴族過著紙醉金迷的生活，郊宴、賞花等遊觀活動非常盛行。而女子的活動範圍也是相當大的，正如王仁裕在《開元天寶遺事》中記載：“都人士女，每至正月半後，各乘車跨馬，供帳於園圃或郊野中，為探春之宴。”又有：“長安士女，勝春野步，則設席藉草以紅裙相插掛，以為宴帷。”作為一個“上層人物”，李商隱對於這些都是非常熟悉的。
同時，道教思潮在唐代頗為流行，道教中的傳說故事、縹緲的仙境，都為愛情詩提供了豐富的題材，也增添了朦朧的意境。所以李商隱的詩中會有諸如“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一萬重”（《無題》四首其一）之類的句子。
另一方面，日薄西山的唐王朝註定這一時期的詩歌風格不會是昂揚的：
歷史的軸線走到晚唐，藩鎮割據、宦官當權、黨爭激烈、外族侵略、農民起義，科考環境相當惡劣。純粹的讀書人一時找不到出路——聖賢說，讀書時為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此時的晚唐，皇帝已經沒有實權，各藩鎮首領彼此維護著尷尬的平衡。讀書人，儼然失去的展示自己的平臺：忠君，沒有出路；依附藩鎮或黨群，存在著很大的變數。
“兒慎勿學爺，讀書求甲乙”“當為萬戶侯，勿守一經帙。”李商隱晚年教導兒子時如是說。“百無一用是書生”類似的話，從滿腹才華的李商隱口中說出，不僅是個人的悲哀，也代表著時代的末路。
你看，李商隱短暫的四十九年的人生中，經歷了六任皇帝，晚唐的政局可見一斑。在這樣的晚唐，註定不會出現陳子昂在天地之間發問的悲壯，也不會出現李白在山巔上的狂傲和孤芳自賞；不會有杜甫那種“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的俯視姿態，更沒有王維式“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的灑脫氣度。
它有的是一種不知何處去的茫然和自傷，一種對時局和自我的深度失望甚至絕望。外面的世界一片灰色，因此，文人們轉而關注內在的情感。加上到末世，思想道德層面對文人的束縛相對變小，末世的喪亂與頹敗更容易激發人內在對情感尤其是愛情的渴望。不僅僅是晚唐如此，每到一個王朝的末路，常有風月詩篇，並且多是深婉悲怨的基調。
中國的傳統文人向來是不敢直言愛情的，因此，古典文學中愛情詩並不發達。總體來說，愛情詩的主流一直出現在民間：不論是詩經、漢代樂府詩、或者是南北朝的民歌，其中的愛情詩創作者多來自民間。以屈原為代表的文人愛情詩通常並不是純碎寫愛情，往往具有某種政治傾向。到了晚唐，這一局面有了改變，文人愛情詩終於可以與民間愛情詩並列。而李商隱，一定是這個時代必須擁有姓名的詩人。
可是，理性地看，晚唐出現綺麗的愛情詩並不是偶然，李商隱的詩歌風格也不是天賜的禮物。
首先，社會大環境對於詩歌內容與風格的影響。
一方面，晚唐社會風俗是愛情詩得以出現的土壤：
當時的官僚貴族過著紙醉金迷的生活，郊宴、賞花等遊觀活動非常盛行。而女子的活動範圍也是相當大的，正如王仁裕在《開元天寶遺事》中記載：“都人士女，每至正月半後，各乘車跨馬，供帳於園圃或郊野中，為探春之宴。”又有：“長安士女，勝春野步，則設席藉草以紅裙相插掛，以為宴帷。”作為一個“上層人物”，李商隱對於這些都是非常熟悉的。
同時，道教思潮在唐代頗為流行，道教中的傳說故事、縹緲的仙境，都為愛情詩提供了豐富的題材，也增添了朦朧的意境。所以李商隱的詩中會有諸如“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一萬重”（《無題》四首其一）之類的句子。
另一方面，日薄西山的唐王朝註定這一時期的詩歌風格不會是昂揚的：
歷史的軸線走到晚唐，藩鎮割據、宦官當權、黨爭激烈、外族侵略、農民起義，科考環境相當惡劣。純粹的讀書人一時找不到出路——聖賢說，讀書時為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此時的晚唐，皇帝已經沒有實權，各藩鎮首領彼此維護著尷尬的平衡。讀書人，儼然失去的展示自己的平臺：忠君，沒有出路；依附藩鎮或黨群，存在著很大的變數。
“兒慎勿學爺，讀書求甲乙”“當為萬戶侯，勿守一經帙。”李商隱晚年教導兒子時如是說。“百無一用是書生”類似的話，從滿腹才華的李商隱口中說出，不僅是個人的悲哀，也代表著時代的末路。
你看，李商隱短暫的四十九年的人生中，經歷了六任皇帝，晚唐的政局可見一斑。在這樣的晚唐，註定不會出現陳子昂在天地之間發問的悲壯，也不會出現李白在山巔上的狂傲和孤芳自賞；不會有杜甫那種“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的俯視姿態，更沒有王維式“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的灑脫氣度。
它有的是一種不知何處去的茫然和自傷，一種對時局和自我的深度失望甚至絕望。外面的世界一片灰色，因此，文人們轉而關注內在的情感。加上到末世，思想道德層面對文人的束縛相對變小，末世的喪亂與頹敗更容易激發人內在對情感尤其是愛情的渴望。不僅僅是晚唐如此，每到一個王朝的末路，常有風月詩篇，並且多是深婉悲怨的基調。
其次，一生不順帶給李商隱的鬱悶。
我一直相信，對待咱們傳統文學家一定不能脫離“知人論世”的批評方法，一定要把握作者的經歷、思想，才能更好地理解其作品。
李商隱生於唐憲宗元和六年，死於宣宗大和二年，9歲喪父，幼年生活比較艱難，19歲因文才深得牛黨要員令狐楚的賞識，成為其幕府巡官，26歲進入李黨王茂元節度使府做幕僚，王茂元因愛其才華，將女兒許配給他，因此使得他一生在牛李兩黨的傾軋中度過，鬱郁不得志。
這個才華橫溢的李商隱，天時、地利、人和，一樣都沒趕上。
因此，他的無題詩看似是在寫愛情，但是也融入了對這糟糕的一生的控訴。如《無題》二首：
（其一）
鳳尾香羅薄幾重，碧文圓頂夜深縫。
扇裁月魄羞難掩，車走雷聲語未通。
曾是寂寥金燼暗，斷無消息石榴紅。
斑騅只系垂楊岸，何處西南任好風。
（其二）
重幃深下莫愁堂，臥後清宵細細長。
神女生涯原是夢，小姑居處本無郎。
風波不信菱枝弱，月露誰教桂葉香。
直道相思了無益，未妨惆悵是清狂。
其一寫一位女子在邂逅了男子之後開始日夜思念，卻始終不能順心，可能寄託了作者在官場一直與機緣巧合錯過的感傷；其二寫一位未嫁女子遭猜忌的不幸遭遇，也許是說自己被朋黨排擠的現實。（之所以用“可能”“也許”之類的詞，是因為李商隱的無題詩向來不好解）
中國的傳統文人向來是不敢直言愛情的，因此，古典文學中愛情詩並不發達。總體來說，愛情詩的主流一直出現在民間：不論是詩經、漢代樂府詩、或者是南北朝的民歌，其中的愛情詩創作者多來自民間。以屈原為代表的文人愛情詩通常並不是純碎寫愛情，往往具有某種政治傾向。到了晚唐，這一局面有了改變，文人愛情詩終於可以與民間愛情詩並列。而李商隱，一定是這個時代必須擁有姓名的詩人。
可是，理性地看，晚唐出現綺麗的愛情詩並不是偶然，李商隱的詩歌風格也不是天賜的禮物。
首先，社會大環境對於詩歌內容與風格的影響。
一方面，晚唐社會風俗是愛情詩得以出現的土壤：
當時的官僚貴族過著紙醉金迷的生活，郊宴、賞花等遊觀活動非常盛行。而女子的活動範圍也是相當大的，正如王仁裕在《開元天寶遺事》中記載：“都人士女，每至正月半後，各乘車跨馬，供帳於園圃或郊野中，為探春之宴。”又有：“長安士女，勝春野步，則設席藉草以紅裙相插掛，以為宴帷。”作為一個“上層人物”，李商隱對於這些都是非常熟悉的。
同時，道教思潮在唐代頗為流行，道教中的傳說故事、縹緲的仙境，都為愛情詩提供了豐富的題材，也增添了朦朧的意境。所以李商隱的詩中會有諸如“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一萬重”（《無題》四首其一）之類的句子。
另一方面，日薄西山的唐王朝註定這一時期的詩歌風格不會是昂揚的：
歷史的軸線走到晚唐，藩鎮割據、宦官當權、黨爭激烈、外族侵略、農民起義，科考環境相當惡劣。純粹的讀書人一時找不到出路——聖賢說，讀書時為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此時的晚唐，皇帝已經沒有實權，各藩鎮首領彼此維護著尷尬的平衡。讀書人，儼然失去的展示自己的平臺：忠君，沒有出路；依附藩鎮或黨群，存在著很大的變數。
“兒慎勿學爺，讀書求甲乙”“當為萬戶侯，勿守一經帙。”李商隱晚年教導兒子時如是說。“百無一用是書生”類似的話，從滿腹才華的李商隱口中說出，不僅是個人的悲哀，也代表著時代的末路。
你看，李商隱短暫的四十九年的人生中，經歷了六任皇帝，晚唐的政局可見一斑。在這樣的晚唐，註定不會出現陳子昂在天地之間發問的悲壯，也不會出現李白在山巔上的狂傲和孤芳自賞；不會有杜甫那種“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的俯視姿態，更沒有王維式“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的灑脫氣度。
它有的是一種不知何處去的茫然和自傷，一種對時局和自我的深度失望甚至絕望。外面的世界一片灰色，因此，文人們轉而關注內在的情感。加上到末世，思想道德層面對文人的束縛相對變小，末世的喪亂與頹敗更容易激發人內在對情感尤其是愛情的渴望。不僅僅是晚唐如此，每到一個王朝的末路，常有風月詩篇，並且多是深婉悲怨的基調。
其次，一生不順帶給李商隱的鬱悶。
我一直相信，對待咱們傳統文學家一定不能脫離“知人論世”的批評方法，一定要把握作者的經歷、思想，才能更好地理解其作品。
李商隱生於唐憲宗元和六年，死於宣宗大和二年，9歲喪父，幼年生活比較艱難，19歲因文才深得牛黨要員令狐楚的賞識，成為其幕府巡官，26歲進入李黨王茂元節度使府做幕僚，王茂元因愛其才華，將女兒許配給他，因此使得他一生在牛李兩黨的傾軋中度過，鬱郁不得志。
這個才華橫溢的李商隱，天時、地利、人和，一樣都沒趕上。
因此，他的無題詩看似是在寫愛情，但是也融入了對這糟糕的一生的控訴。如《無題》二首：
（其一）
鳳尾香羅薄幾重，碧文圓頂夜深縫。
扇裁月魄羞難掩，車走雷聲語未通。
曾是寂寥金燼暗，斷無消息石榴紅。
斑騅只系垂楊岸，何處西南任好風。
（其二）
重幃深下莫愁堂，臥後清宵細細長。
神女生涯原是夢，小姑居處本無郎。
風波不信菱枝弱，月露誰教桂葉香。
直道相思了無益，未妨惆悵是清狂。
其一寫一位女子在邂逅了男子之後開始日夜思念，卻始終不能順心，可能寄託了作者在官場一直與機緣巧合錯過的感傷；其二寫一位未嫁女子遭猜忌的不幸遭遇，也許是說自己被朋黨排擠的現實。（之所以用“可能”“也許”之類的詞，是因為李商隱的無題詩向來不好解）
再者，通過追憶美好往昔抒發對時間流逝的感傷。
對時間流逝的感傷算是老生常談的話題了：在唐代，張若虛用《春江花月夜》開啟了青春的征程，陳子昂的《登幽州臺歌》那種慷慨悲涼之氣，正是青春的意氣風發。而至晚唐，青春已經逐漸零落。於是，比之青春年華的豪氣和衝動，晚唐文人開始了隱約的反思，隨之而來的是繁華後的淡淡迷惘，更開始了對韶華逝去的感傷。
如《錦瑟》：
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
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
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
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像這種以詩的前兩個字為題的一般叫做“準無題”，和無題詩一樣，這首詩的題旨，有戀情說、悼亡說、聽琴曲說、編集自序說、自傷身世說等等。
但是我以為，這首詩中同樣充滿了時間意識，並在時間的不可逆性中達成了一種無可奈何的悲涼，浸透著深深的辛酸。
模擬女子的口吻來感嘆容顏的蒼老和時間的流逝，是文人慣用的手法，而且通常也會夾雜著對自身命運的輕嘆。且看：杜牧在《代吳興妓春初寄薛軍事》中借吳興妓之口感慨“自悲臨曉鏡，誰與惜流年？”；杜荀鶴在《春閨怨》中以“妾”自擬：“朝喜花豔春，暮悲花委塵。不悲花落早，悲妾似花身。”容顏與流年一起消逝，正如詩人的理想與流年一同埋葬。
而《錦瑟》中對於往昔的追憶，何嘗不是對流年不再的感傷呢？一弦一柱，何嘗不是訴說虛度人生的苦悶呢？
中國的傳統文人向來是不敢直言愛情的，因此，古典文學中愛情詩並不發達。總體來說，愛情詩的主流一直出現在民間：不論是詩經、漢代樂府詩、或者是南北朝的民歌，其中的愛情詩創作者多來自民間。以屈原為代表的文人愛情詩通常並不是純碎寫愛情，往往具有某種政治傾向。到了晚唐，這一局面有了改變，文人愛情詩終於可以與民間愛情詩並列。而李商隱，一定是這個時代必須擁有姓名的詩人。
可是，理性地看，晚唐出現綺麗的愛情詩並不是偶然，李商隱的詩歌風格也不是天賜的禮物。
首先，社會大環境對於詩歌內容與風格的影響。
一方面，晚唐社會風俗是愛情詩得以出現的土壤：
當時的官僚貴族過著紙醉金迷的生活，郊宴、賞花等遊觀活動非常盛行。而女子的活動範圍也是相當大的，正如王仁裕在《開元天寶遺事》中記載：“都人士女，每至正月半後，各乘車跨馬，供帳於園圃或郊野中，為探春之宴。”又有：“長安士女，勝春野步，則設席藉草以紅裙相插掛，以為宴帷。”作為一個“上層人物”，李商隱對於這些都是非常熟悉的。
同時，道教思潮在唐代頗為流行，道教中的傳說故事、縹緲的仙境，都為愛情詩提供了豐富的題材，也增添了朦朧的意境。所以李商隱的詩中會有諸如“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一萬重”（《無題》四首其一）之類的句子。
另一方面，日薄西山的唐王朝註定這一時期的詩歌風格不會是昂揚的：
歷史的軸線走到晚唐，藩鎮割據、宦官當權、黨爭激烈、外族侵略、農民起義，科考環境相當惡劣。純粹的讀書人一時找不到出路——聖賢說，讀書時為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此時的晚唐，皇帝已經沒有實權，各藩鎮首領彼此維護著尷尬的平衡。讀書人，儼然失去的展示自己的平臺：忠君，沒有出路；依附藩鎮或黨群，存在著很大的變數。
“兒慎勿學爺，讀書求甲乙”“當為萬戶侯，勿守一經帙。”李商隱晚年教導兒子時如是說。“百無一用是書生”類似的話，從滿腹才華的李商隱口中說出，不僅是個人的悲哀，也代表著時代的末路。
你看，李商隱短暫的四十九年的人生中，經歷了六任皇帝，晚唐的政局可見一斑。在這樣的晚唐，註定不會出現陳子昂在天地之間發問的悲壯，也不會出現李白在山巔上的狂傲和孤芳自賞；不會有杜甫那種“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的俯視姿態，更沒有王維式“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的灑脫氣度。
它有的是一種不知何處去的茫然和自傷，一種對時局和自我的深度失望甚至絕望。外面的世界一片灰色，因此，文人們轉而關注內在的情感。加上到末世，思想道德層面對文人的束縛相對變小，末世的喪亂與頹敗更容易激發人內在對情感尤其是愛情的渴望。不僅僅是晚唐如此，每到一個王朝的末路，常有風月詩篇，並且多是深婉悲怨的基調。
其次，一生不順帶給李商隱的鬱悶。
我一直相信，對待咱們傳統文學家一定不能脫離“知人論世”的批評方法，一定要把握作者的經歷、思想，才能更好地理解其作品。
李商隱生於唐憲宗元和六年，死於宣宗大和二年，9歲喪父，幼年生活比較艱難，19歲因文才深得牛黨要員令狐楚的賞識，成為其幕府巡官，26歲進入李黨王茂元節度使府做幕僚，王茂元因愛其才華，將女兒許配給他，因此使得他一生在牛李兩黨的傾軋中度過，鬱郁不得志。
這個才華橫溢的李商隱，天時、地利、人和，一樣都沒趕上。
因此，他的無題詩看似是在寫愛情，但是也融入了對這糟糕的一生的控訴。如《無題》二首：
（其一）
鳳尾香羅薄幾重，碧文圓頂夜深縫。
扇裁月魄羞難掩，車走雷聲語未通。
曾是寂寥金燼暗，斷無消息石榴紅。
斑騅只系垂楊岸，何處西南任好風。
（其二）
重幃深下莫愁堂，臥後清宵細細長。
神女生涯原是夢，小姑居處本無郎。
風波不信菱枝弱，月露誰教桂葉香。
直道相思了無益，未妨惆悵是清狂。
其一寫一位女子在邂逅了男子之後開始日夜思念，卻始終不能順心，可能寄託了作者在官場一直與機緣巧合錯過的感傷；其二寫一位未嫁女子遭猜忌的不幸遭遇，也許是說自己被朋黨排擠的現實。（之所以用“可能”“也許”之類的詞，是因為李商隱的無題詩向來不好解）
再者，通過追憶美好往昔抒發對時間流逝的感傷。
對時間流逝的感傷算是老生常談的話題了：在唐代，張若虛用《春江花月夜》開啟了青春的征程，陳子昂的《登幽州臺歌》那種慷慨悲涼之氣，正是青春的意氣風發。而至晚唐，青春已經逐漸零落。於是，比之青春年華的豪氣和衝動，晚唐文人開始了隱約的反思，隨之而來的是繁華後的淡淡迷惘，更開始了對韶華逝去的感傷。
如《錦瑟》：
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
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
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
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像這種以詩的前兩個字為題的一般叫做“準無題”，和無題詩一樣，這首詩的題旨，有戀情說、悼亡說、聽琴曲說、編集自序說、自傷身世說等等。
但是我以為，這首詩中同樣充滿了時間意識，並在時間的不可逆性中達成了一種無可奈何的悲涼，浸透著深深的辛酸。
模擬女子的口吻來感嘆容顏的蒼老和時間的流逝，是文人慣用的手法，而且通常也會夾雜著對自身命運的輕嘆。且看：杜牧在《代吳興妓春初寄薛軍事》中借吳興妓之口感慨“自悲臨曉鏡，誰與惜流年？”；杜荀鶴在《春閨怨》中以“妾”自擬：“朝喜花豔春，暮悲花委塵。不悲花落早，悲妾似花身。”容顏與流年一起消逝，正如詩人的理想與流年一同埋葬。
而《錦瑟》中對於往昔的追憶，何嘗不是對流年不再的感傷呢？一弦一柱，何嘗不是訴說虛度人生的苦悶呢？
最後，晚唐詩人的愛情詩，其實也是個體人格意識扭曲抒洩的產物。
李商隱認為“行道不繫古今”“不愛攘取經史”，鄙薄周公孔子所謂“道”，因而，他是要擺脫儒家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溫柔敦厚”詩教觀，並衝破封建禮教束縛的愛情描寫禁區，大膽描寫自己的切身體會。當然，可以有實現這種突破的前提，正是晚唐儒家正統思想地位相對鬆懈。
即便有一定程度的禮教方面的鬆懈，在封建社會，對於情愛的諱莫如深，李商隱們寫愛情時不得不採取較隱諱的形式進行寫作。
基於此，李商隱寫愛情的詩是非常含蓄、朦朧的，甚至是刻意追求其詩義的多解性。如此產生的愛情詩，才會深情綿邈、含而不露，在藝術上才能調動朦朧詩所需要的各種手段。
正如遊國恩編著的《中國文學史》中指出：“李商隱最為人傳誦的還是他的愛情詩，這些詩很典型地表現了封建時代士大夫們那種隱祕難言的愛情生活的特點，他們一方面嚮往愛情，一方面對封建禮法存著重重顧慮。”
如《無題》：
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幹。曉鏡但愁雲鬢改，夜吟應覺月光寒。蓬山此去無多路，青鳥殷勤為探看。
讀第一句我們會大約感受到這是在講相思的，然而繼續往下讀卻不能找到具體的相思對象。
說到這裡，李商隱的詩不僅含蓄、朦朧，其語言也是跳躍性的（東風摧百花到春蠶絲盡、蠟炬淚乾，再到對鏡自憐再往後就是想象青鳥傳信，就像電影中的蒙太奇手法，使得畫面轉換地特別快），這些特點都符合現代詩學中對詩歌的定義，因此，李商隱的詩在寫新詩的現代詩人中很有市場，如廢名就參照李商隱詩含蓄深隱的特點，推動其新詩寫作朝著“求美”轉變。
言歸正傳，這首詩典型地體現出李商隱愛情詩的特點——不注重對愛情事件的交代與勾勒，主要抒發自己內心細膩的感受與情緒。
李商隱在勾畫一幅幅愛的意境的時候，也在描畫著生命本身的況味。人站在天地之間淒涼無助，處處是孤絕的境地，美以凋零的形態呈現，脆弱的生命註定要歷經種種磨難。
中國的傳統文人向來是不敢直言愛情的，因此，古典文學中愛情詩並不發達。總體來說，愛情詩的主流一直出現在民間：不論是詩經、漢代樂府詩、或者是南北朝的民歌，其中的愛情詩創作者多來自民間。以屈原為代表的文人愛情詩通常並不是純碎寫愛情，往往具有某種政治傾向。到了晚唐，這一局面有了改變，文人愛情詩終於可以與民間愛情詩並列。而李商隱，一定是這個時代必須擁有姓名的詩人。
可是，理性地看，晚唐出現綺麗的愛情詩並不是偶然，李商隱的詩歌風格也不是天賜的禮物。
首先，社會大環境對於詩歌內容與風格的影響。
一方面，晚唐社會風俗是愛情詩得以出現的土壤：
當時的官僚貴族過著紙醉金迷的生活，郊宴、賞花等遊觀活動非常盛行。而女子的活動範圍也是相當大的，正如王仁裕在《開元天寶遺事》中記載：“都人士女，每至正月半後，各乘車跨馬，供帳於園圃或郊野中，為探春之宴。”又有：“長安士女，勝春野步，則設席藉草以紅裙相插掛，以為宴帷。”作為一個“上層人物”，李商隱對於這些都是非常熟悉的。
同時，道教思潮在唐代頗為流行，道教中的傳說故事、縹緲的仙境，都為愛情詩提供了豐富的題材，也增添了朦朧的意境。所以李商隱的詩中會有諸如“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一萬重”（《無題》四首其一）之類的句子。
另一方面，日薄西山的唐王朝註定這一時期的詩歌風格不會是昂揚的：
歷史的軸線走到晚唐，藩鎮割據、宦官當權、黨爭激烈、外族侵略、農民起義，科考環境相當惡劣。純粹的讀書人一時找不到出路——聖賢說，讀書時為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此時的晚唐，皇帝已經沒有實權，各藩鎮首領彼此維護著尷尬的平衡。讀書人，儼然失去的展示自己的平臺：忠君，沒有出路；依附藩鎮或黨群，存在著很大的變數。
“兒慎勿學爺，讀書求甲乙”“當為萬戶侯，勿守一經帙。”李商隱晚年教導兒子時如是說。“百無一用是書生”類似的話，從滿腹才華的李商隱口中說出，不僅是個人的悲哀，也代表著時代的末路。
你看，李商隱短暫的四十九年的人生中，經歷了六任皇帝，晚唐的政局可見一斑。在這樣的晚唐，註定不會出現陳子昂在天地之間發問的悲壯，也不會出現李白在山巔上的狂傲和孤芳自賞；不會有杜甫那種“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的俯視姿態，更沒有王維式“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的灑脫氣度。
它有的是一種不知何處去的茫然和自傷，一種對時局和自我的深度失望甚至絕望。外面的世界一片灰色，因此，文人們轉而關注內在的情感。加上到末世，思想道德層面對文人的束縛相對變小，末世的喪亂與頹敗更容易激發人內在對情感尤其是愛情的渴望。不僅僅是晚唐如此，每到一個王朝的末路，常有風月詩篇，並且多是深婉悲怨的基調。
其次，一生不順帶給李商隱的鬱悶。
我一直相信，對待咱們傳統文學家一定不能脫離“知人論世”的批評方法，一定要把握作者的經歷、思想，才能更好地理解其作品。
李商隱生於唐憲宗元和六年，死於宣宗大和二年，9歲喪父，幼年生活比較艱難，19歲因文才深得牛黨要員令狐楚的賞識，成為其幕府巡官，26歲進入李黨王茂元節度使府做幕僚，王茂元因愛其才華，將女兒許配給他，因此使得他一生在牛李兩黨的傾軋中度過，鬱郁不得志。
這個才華橫溢的李商隱，天時、地利、人和，一樣都沒趕上。
因此，他的無題詩看似是在寫愛情，但是也融入了對這糟糕的一生的控訴。如《無題》二首：
（其一）
鳳尾香羅薄幾重，碧文圓頂夜深縫。
扇裁月魄羞難掩，車走雷聲語未通。
曾是寂寥金燼暗，斷無消息石榴紅。
斑騅只系垂楊岸，何處西南任好風。
（其二）
重幃深下莫愁堂，臥後清宵細細長。
神女生涯原是夢，小姑居處本無郎。
風波不信菱枝弱，月露誰教桂葉香。
直道相思了無益，未妨惆悵是清狂。
其一寫一位女子在邂逅了男子之後開始日夜思念，卻始終不能順心，可能寄託了作者在官場一直與機緣巧合錯過的感傷；其二寫一位未嫁女子遭猜忌的不幸遭遇，也許是說自己被朋黨排擠的現實。（之所以用“可能”“也許”之類的詞，是因為李商隱的無題詩向來不好解）
再者，通過追憶美好往昔抒發對時間流逝的感傷。
對時間流逝的感傷算是老生常談的話題了：在唐代，張若虛用《春江花月夜》開啟了青春的征程，陳子昂的《登幽州臺歌》那種慷慨悲涼之氣，正是青春的意氣風發。而至晚唐，青春已經逐漸零落。於是，比之青春年華的豪氣和衝動，晚唐文人開始了隱約的反思，隨之而來的是繁華後的淡淡迷惘，更開始了對韶華逝去的感傷。
如《錦瑟》：
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
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
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
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像這種以詩的前兩個字為題的一般叫做“準無題”，和無題詩一樣，這首詩的題旨，有戀情說、悼亡說、聽琴曲說、編集自序說、自傷身世說等等。
但是我以為，這首詩中同樣充滿了時間意識，並在時間的不可逆性中達成了一種無可奈何的悲涼，浸透著深深的辛酸。
模擬女子的口吻來感嘆容顏的蒼老和時間的流逝，是文人慣用的手法，而且通常也會夾雜著對自身命運的輕嘆。且看：杜牧在《代吳興妓春初寄薛軍事》中借吳興妓之口感慨“自悲臨曉鏡，誰與惜流年？”；杜荀鶴在《春閨怨》中以“妾”自擬：“朝喜花豔春，暮悲花委塵。不悲花落早，悲妾似花身。”容顏與流年一起消逝，正如詩人的理想與流年一同埋葬。
而《錦瑟》中對於往昔的追憶，何嘗不是對流年不再的感傷呢？一弦一柱，何嘗不是訴說虛度人生的苦悶呢？
最後，晚唐詩人的愛情詩，其實也是個體人格意識扭曲抒洩的產物。
李商隱認為“行道不繫古今”“不愛攘取經史”，鄙薄周公孔子所謂“道”，因而，他是要擺脫儒家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溫柔敦厚”詩教觀，並衝破封建禮教束縛的愛情描寫禁區，大膽描寫自己的切身體會。當然，可以有實現這種突破的前提，正是晚唐儒家正統思想地位相對鬆懈。
即便有一定程度的禮教方面的鬆懈，在封建社會，對於情愛的諱莫如深，李商隱們寫愛情時不得不採取較隱諱的形式進行寫作。
基於此，李商隱寫愛情的詩是非常含蓄、朦朧的，甚至是刻意追求其詩義的多解性。如此產生的愛情詩，才會深情綿邈、含而不露，在藝術上才能調動朦朧詩所需要的各種手段。
正如遊國恩編著的《中國文學史》中指出：“李商隱最為人傳誦的還是他的愛情詩，這些詩很典型地表現了封建時代士大夫們那種隱祕難言的愛情生活的特點，他們一方面嚮往愛情，一方面對封建禮法存著重重顧慮。”
如《無題》：
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幹。曉鏡但愁雲鬢改，夜吟應覺月光寒。蓬山此去無多路，青鳥殷勤為探看。
讀第一句我們會大約感受到這是在講相思的，然而繼續往下讀卻不能找到具體的相思對象。
說到這裡，李商隱的詩不僅含蓄、朦朧，其語言也是跳躍性的（東風摧百花到春蠶絲盡、蠟炬淚乾，再到對鏡自憐再往後就是想象青鳥傳信，就像電影中的蒙太奇手法，使得畫面轉換地特別快），這些特點都符合現代詩學中對詩歌的定義，因此，李商隱的詩在寫新詩的現代詩人中很有市場，如廢名就參照李商隱詩含蓄深隱的特點，推動其新詩寫作朝著“求美”轉變。
言歸正傳，這首詩典型地體現出李商隱愛情詩的特點——不注重對愛情事件的交代與勾勒，主要抒發自己內心細膩的感受與情緒。
李商隱在勾畫一幅幅愛的意境的時候，也在描畫著生命本身的況味。人站在天地之間淒涼無助，處處是孤絕的境地，美以凋零的形態呈現，脆弱的生命註定要歷經種種磨難。
從意象方面來說，詩歌中如若是寫愛情，那一定是以精細、柔美的意象為主，肯定不同於那些宏達的意象給人的感受。李商隱的愛情詩，恰恰是不斷深入微小的、纖細的生命觸感，並且將這種感受用自己獨特的方式傳達出來。從而激發出人內心的柔軟，並且發現這種柔軟有它存在的價值。
可以說，他的“感傷”“憂愁”“鬱悶”首先是個體的，一個突出放大的個體，然後才是一種時代徵候，才可能是人同有之情。
在個體人格意識備受壓抑，戀愛見不得光的時代，李商隱的這種對愛情的積極追求與大膽書寫，不僅獨樹一幟，更是一種激動人心的力量。特別是以《無題》命名的愛情詩，後來成為封建社會中青年男女追求自由愛情、反抗封建禮教的範本和武器，這種影響甚至遠遠超出文學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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