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祝林毅夫教授回國任教
30週年
學術研討會
中國經濟學理論發展與創新
林毅夫
各位老師、同學、朋友們，大家上午好。
今天特別高興也榮幸，在這兒舉辦我回國任教30週年的慶祝會以及學術研討會。我首先要感謝姚洋院長去年提出倡議慶祝我任教30年，感謝王勇、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的老師和同仁們把這個會辦得非常隆重、非常有意義，感謝這些年來許多師長朋友給予我的幫助，感謝這30年中“教學相長”的同學們。今天在座的有很多朋友、同學專程從外地、或者是放下手上忙碌的工作趕來，並且也有不少寫了文章回憶過去相處的點滴，談這30年來交往的感觸，這些都讓我非常感動。
按照安排，讓我來談談對中國經濟學理論發展與創新的看法，我想從三個方面來論述。首先，中國經濟學界應該揚棄中國知識分子一向抱有的“西天取經”的信念。其次，揚棄的目的是為了更好的創新，中國經濟學界怎麼來創新？這裡我想談中國經濟學界創新的三個來源：1，中國的經驗，2，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3，現代經濟學的研究範式和範疇。然後我想用我這些年倡導的新結構經濟學作為一個例子來說明，怎麼樣從這三個來源來推進中國經濟學理論的創新和發展。最後是一個簡短的結論。
一
中國經濟學界應該揚棄“西天取經”的信念
我常講我是自鴉片戰爭以來的第六代中國知識分子，中國知識分子以天下為己任，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從天朝大國變成“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一個受到列強欺凌的國家。作為知識分子追求的是國家的富強，民族的復興，人民過上幸福的生活。我過去跟很多與我同時代以及前五代的知識分子一樣，認為西方之所以強大一定有他的道理，把那些道理學會了以後，就可以貢獻於國強民富，也抱著“西天取經”的想法。
學經濟學對我來講是最好的選擇，因為經濟學研究的是經世濟民。我覺得自己很幸運，在北大拿到碩士學位以後，有機會到當時被認為是現代經濟學殿堂的芝加哥大學去學習，去時我還特地帶了一幅唐玄奘西天取經的拓片懸掛在寢室裡以自勉。
在芝加哥大學學習時覺得收穫很大，因為學到的理論在邏輯上非常嚴謹，因果關係非常清晰。而且用那些因果邏輯來看中國出現的問題可以解釋得非常清楚。比如說我在北大學習時就經常聽到老師講，自己接觸時也看到，在國有企業裡的工人沒有積極性，為什麼沒有積極性呢？從芝加哥學習到理論就很容易解釋，因為當時中國推行的是八級工資制，幹好和幹壞沒有什麼差別。按照現在經濟學的理論分析，如果一個工人的勞動投入多少和工資收入高低沒有關係，那當然就不會有積極性，我覺得這樣的解釋非常的合理。
另外，比如說在中國改革初期出現的“倒爺”現象，從芝加哥大學學到的道理來看也很清楚，當政府對價格進行扭曲時，政府就必須用行政計劃的方式配置資源，但是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放開了市場，出現市場價格比計劃價格高，自然就會有很多人想方設法從政府那邊去“倒”計劃配置的低價物資賣到市場去套利。所以我在芝加哥大學上學時非常努力，認為這套經濟學理論很有道理，拿這套理論到中國來可以改造中國，讓中國的經濟發展得更好。
1987年回國時我信心滿滿，認為已經學習了世界上最先進的理論，用這些理論可以指點江山。但是在1988年時，我碰到了一個很大的衝擊，當年中國出現了18.5%的通貨膨脹，這是中國從1949年以來最高的一次通貨膨脹。第二高是1985年的8.8%。那出現18.5%的高通貨膨脹怎麼來解決呢？我從芝加哥大學學到的最新的、最先進的理論認為應該提高利率，這樣投資的成本增加，投資的願就會減少。把利率提高了以後，儲蓄的意願會增加，當前消費的意願也會減少。投資和消費都減少，總需求就會減少，通貨膨脹率就會降下來。理論上這是一清二楚的。但是中國政府當時沒有提高名義利率，採取的是靠行政手段的治理整頓，用砍投資、砍項目的方式來減少投資需求。導致的結果就像理論預期的那樣，出現了很多半拉子工程，例如當時的新大都飯店正在蓋新的17層樓，因為治理整頓，這個項目就被砍掉了，那個樓一直不能封頂。從這種角度來講當時中國政府是很不理性的，所用的政策是很愚笨的。
那時我可以寫文章去宣傳，政府應該提高利率，不應該用治理整頓的行政手段來治理通貨膨脹。可是我又一想，從1978年到1987年連續九年，中國平均的經濟增長速度是9.9%。連續九年的高速增長，在一個轉型中國家應該講是絕無僅有的。當然亞洲四小龍也曾經有過這樣的高速增長，但他們是比較小、體制比較完善的經濟體。中國當時是大的經濟體，而且是轉型當中的經濟體，能維持這樣高的增長速度，那政府的決策者一定是很理性，如果不理性，那就是“瞎貓碰到死耗子”，只能一年高增長、兩年高增長，不可能連續九年高增長。
如果政府是理性的，為什麼要用行政干預的方式，而不靠市場手段來治理通貨膨脹？後來仔細瞭解以後，原因是當時有很多國有企業。國有企業效率非常低，而且大型的國有企業都在資本很密集的行業裡，資本密集的行業最重要的投資成本跟經營成本是資金的價格，如果把利率提高，那麼這些大型國有企業就會有嚴重的虧損。如果大型國有企業有嚴重的虧損，政府怎麼辦？就只好給予財政補貼。可是如果財政補貼的話，財政赤字就會增加，就要增發貨幣來彌補財政的赤字。貨幣增發以後不是又要通貨膨脹了嗎？這時我突然想到，原來在芝加哥大學讀的那些理論，假定所有企業只要經營管理好就能盈利，如果有通貨膨脹用提高利率的辦法，讓那些管理不好的企業在市場競爭中被淘汰掉，以此既可提高經濟的效率，又可恢復市場均衡一舉兩得的好辦法。但是當時中國政府面臨的限制條件不一樣，既然限制條件不一樣，採取的理性的政策措施當然就會不一樣。
1988年對我來講可以說是一個分水嶺，從一個篤信“西天取經”的知識分子變成了後來我常講的要研究中國問題，必須有一種“常無”的心態，必須把現有的理論都拋開，自己來研究中國經濟現象背後的限制條件是什麼，決策者的目標是什麼，有什麼限制條件，然後考慮決策者採取的措施是什麼才是合理的。其實就在1988年的通貨膨脹研究中，我去了解為什麼有很多的國有企業、為什麼那些國有企業很大型，又是資本密集的，後來瞭解其實是因為中國知識分子追求的目標是中華民族偉大的復興。如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從洋務運動開始，到孫中山，到毛澤東他們那一代人，一直到我們這一代人，都認為要讓中國富強起來，就要有先進的生產力，也就是要有跟發達國家一樣先進的產業。這些先進的產業資本很密集，但是中國在社會主義建國初期是一個一窮二白的社會，資本很短缺。在資本非常短缺的經濟中，去建立資本很密集的現代化大產業，這是違反比較優勢的，其中的企業在開放競爭的市場當中就沒有自生能力。既然沒有自生能力要把它建立起來，就需要靠一系列政府的保護補貼，形成我跟蔡昉、李周，在我們合寫的《中國的奇蹟》一書中所講的，由於發展的戰略目標和經濟現實之間的矛盾，形成了宏觀政策上的扭曲、資源上的計劃配置，以及在微觀經營上剝奪了企業自主權的三位一體的計劃經濟體制的看法。
有了上述的認識以後，反思一下，我覺得我們其實是非常幸運的，中國政府能夠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方式來推進改革。因為我在美國讀書以及讀書回來以後，看到整個學界的看法是計劃經濟效率很低，所以要向市場經濟過渡。計劃經濟要向市場過渡，就應該按照華盛頓共識所提倡的，以休克療法來推行私有化、市場化和自由化。從理論來看這種主張非常嚴謹、自洽，轉型國家就是因為沒有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而效率很低。當時學界的共識是要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必須將上述措施一次性地全部實施。如果不是一次性的實施，而是漸進的、雙軌的，所導致的結果會比原來計劃經濟還差，會有資源的錯誤配置，尋租行為會更加猖獗，腐敗的現象會更多。
從現有的理論來講，中國推行的漸進雙軌的改革被認為是錯誤的，但是，取得了穩定和快速的發展。而當時按照華盛頓共識的主張去推行休克療法的國家，他們的知識分子跟中國的知識分子一樣是希望國家好的，俄羅斯推行休克療法的蓋達爾在他生前我曾經和他見過多次面，他是一個很誠懇的，很熱愛俄羅斯的經濟學家，但是在他主持下推行休克療法的結果是怎樣？是經濟崩潰了、停滯了、危機不斷。而且，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在華盛頓共識指導下進行轉型的其它社會主義和非社會主義的國家也一樣，普遍遭遇到經濟崩潰、停滯和危機不斷。也就是說現有的理論是不能指導我們怎樣比較好地轉型。
後來我又發現不僅轉型的問題是這樣子的，在發展問題上也是這樣的。我們知道發展經濟學是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應運於發展中國家現代化建設的需要才從現代經濟學中獨立出來的一個子學科。第一波思潮是結構主義，當時的分析認為發展中國家之所以落後、發達國家所以發達，是因為發展中國家沒有發達國家那些先進的現代化大產業。發展中國家不管是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其實領導人的目標都是一樣的，就是要很快建立跟發達國家一樣現代化的先進大產業。但是，現代化的先進大產業在發展中國家一直沒有發展起來，倡導結構主義的經濟學就認為是市場失靈所致。因此，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不管是社會主義國家還是一般的發展中國家，他們推行的都是政府主導的進口替代戰略去發展現代化的大產業。而在上世紀60年代、70年代發展比較好的亞洲四小龍，推行的政策則是從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的小工業開始，他們沒有推行進口替代，而是出口導向。從主流的結構主義來看，這種政策是錯誤的，發達國家發展的是先進的生產力，這些經濟體發展的是落後的生產力，這樣是永遠趕不上發達國家的。但是現在反過來看，成功追趕上發達國家的就是那少數幾個，他們推行的是從當時的主流理論來看是錯誤的發展戰略的經濟體。而推行從主流理論來看是正確的發展戰略的那些國家沒有一個成功，雖然他們把現代化的大產業建立起來了，但很快經濟都陷入到停滯，接著危機不斷。
現在回想起來，這個道理也不難理解，因為去西天取的經都是發達國家的經濟學家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提出來的。學習理論的目的在於“認識世界、改造世界”。從發達國家學來的理論確實可以把發展中國家的現象說得很清楚，為什麼落後，為什麼會有資源的錯誤配置，為什麼會有尋租行為。但是如果真的按這些理論去做，結果都跟理論的預期相差非常遠。原因是什麼？理論是不是適用，決定於理論的前提和條件，來自於發達國家的理論必然以發達國家的發展階段、經濟社會制度等作為前提。這些前提跟發展中國家不一樣，因此，把那些理論拿到發展中國家來用必然會有“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問題。
所以，作為發展中國家、轉型中國家的知識分子，希望理論成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武器或者工具，就應該自己根據發展中國家的現象，瞭解其背後的道理，提出新的理論。
二
中國經濟學理論創新的三個來源
要提出新的理論必須要有揚棄，也要有繼承。中國經濟學界如果要推動中國自己的理論創新與發展，怎麼來進行？我認為，首先必須以中國的經濟現象為理論創新的來源，其次，要以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來認識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結構差異，第三，在研究中要採用現代經濟學的範式和範疇，這樣才能和世界上其他國家的經濟學家交流溝通。
首先，新的理論總是來自於不能用過去的理論解釋的新現象。如前所述，中國的發展和轉型中的許多現象不能簡單地用現有的主流理論來解釋，中國經濟學界必須深入瞭解中國經濟現象背後的道理，不能看到一個現象就簡單套用現有的理論。需要自己深入瞭解現象背後的道理，自己構建理論來解釋，這樣提出來的理論才能發揮“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作用。
其次，現實的社會經濟現象總是很複雜，怎麼來認識？我認為必須以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作為指導。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明確提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反作用於經濟基礎”，這是馬克思從長期的歷史發展經驗總結出來的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指出發展階段不同，關係經濟運行的各種制度安排、組織、價值等上層建築也就不同。現代的主流經濟學的理論總結於發達國家的現象，把發達國家的上層建築作為暗含的前提，就像姚洋院長在今天上午的開幕致辭中所指出的，沒有看到發展中國家跟發達國家的結構差異。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則明確地提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因為發展階段不同而必然有結構差異，中國經濟學家在研究中國的經濟問題和現象時必須時刻提醒自己，把結構的差異性作為研究的切入點。
第三，為什麼我主張採用現代經濟學的範式和範疇來進行研究呢？有兩個原因：一是，只有用現代經濟學的研究範式，研究出來的成果才能夠跟學習現代經濟學的學界交流、溝通，才能讓他們瞭解、認識、接受中國經濟學家提出來的理論，否則中國經濟學家研究出來的成果別人看不懂，也就不可能認識、接受。對國外是這樣，其實對國內也同樣，改革開放以後，國內大學開設的經濟學課程不是直接翻譯自國外大學通用的教科書，就是根據國外大學的教科書來編寫，學生學的是西方主流的範式，如果不是用同樣的範式來做研究，取得成果很難被理解和接受。二是，在一定的結構下經濟怎麼運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研究非常少，馬克思主義作為革命的理論研究的主要是為什麼一個社會從一個階段到另一個階段轉變的道理，但是，馬克思主義欠缺在一個階段裡經濟怎麼運行的研究，而這正是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研究的重點。所以，在借鑑現代主流經濟學時不僅要借鑑其研究範式，還要參照其研究範疇，研究在不同發展階段的經濟體怎麼運行。
要根據中國的現象來提出新的理論是我在1988年發現不能用西方主流的經濟學理論來治理中國的通貨膨脹以後就認識到了，中國的前提條件和西方發達國家有很大的差異。在推動中國經濟學的創新和發展時要以中國的現象為研究的對象應該不會有多大的爭議。但是，馬克思主義和西方主流理論是兩個不同的體系，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和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研究範式和範疇如何結合在一起來推動中國的經濟理論創新？我認為結合點是一個經濟體在每個時點的要素稟賦和其結構。
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什麼是經濟基礎？是生產力和由生產力決定的生產關係。生產力到底由什麼決定的呢？實際上跟一個經濟體的主要產業有關，如果這個經濟體的主要產業是土地和勞動力都密集的傳統農業，或者是勞動力很密集的輕加工業，這樣的產業生產力水平低。不僅生產力水平低，而且，這樣的產業也決定了資本跟勞動的關係。首先，這樣的產業資本使用的非常少，僱傭的勞動非常多，勞動者的收入水平非常低，在溫飽線上掙扎，資本擁有者比較富有，在資本和勞動的關係中就有比較大的影響力。反之，如果一個經濟體的主要產業是資本密集型的，這樣的產業生產力水平高，而且，資本密集型的產業當中資本使用非常多、勞動力相對少，使用的勞動力通常需要高人力資本，其收入水平高，自我保障能力強，資本家對勞動者的控制是小的。
但是，什麼因素決定一個國家以勞動力密集的產業或以資本密集的產業為其主要產業，是因為在不同發展程度國家的要素稟賦和其結構不一樣。在一個落後的國家一定是自然資源或勞動力相對多、資本相對短缺，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不是資源相對密集的就是勞動力相對密集的產業，生產力水平低，勞動跟資本的關係就像前面討論的。反之，到了比較高的發展階段，資本積累多了，勞動力變成相對短缺，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是資本密集型的產業，生產力水平高，勞動和資本的關係也如前所述。
為何一個經濟體的要素稟賦結構會決定該經濟體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這是因為只有一個經濟體中的產業所使用的資本和勞動的多寡和其要素稟賦結構的特性相一致，這個產業中具有正常管理的企業要素生產成本才會最低，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才能具有自生能力，也就是才能在不需要政府的保護補貼下獲得社會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潤率的能力。自生能力的概念是我在1994年和蔡昉、李周合作出版的《中國的奇蹟》中開始使用，並在1999年和譚國富合作發表於《美國經濟評論》上的“政策負擔，責任歸屬和預算軟約束”一文中正式定義的概念。
這裡我強調一下，現在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分析的範式是馬歇爾1890年出版《經濟學原理》中搭建起來了的。當時為了搭建這個框架，他做了很多簡單化的暗含假設。這些簡單化的暗含假設包括沒有交易費用，信息是充分的，信息都是對稱的等等。在馬歇爾之後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發展有相當大部分是將這些暗含假設放鬆，例如，科斯在經濟分析中引入了交易費用，而發展出新制度經濟學；斯蒂格勒引入了信息不充分，信息的收集需要費用，斯蒂格利茨、斯賓塞和阿科爾洛夫等引進了信息不對稱而發展出信息經濟學。仔細想起來馬歇爾還做了一個暗含的假設，就是一個經濟體中的企業都有自生能力，只要管理正常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就可以獲得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潤率，但是，在發展和轉型過程中，如第一節中討論的資本密集型國有企業由於所在的行業違反比較優勢，沒有保護補貼是活不了的，因此，有必要在分析發展和轉型問題時把自生能力的概念正式引入，這是對新古典經濟學分析範式的一個擴展。
提出一個經濟體在某個時點的要素稟賦結構決定了這個經濟體在該時點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該產業決定該經濟體在那個時點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並由此決定合適的上層建築的觀點也同時擴展了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馬克思在其著作中分析了經濟基礎如何影響上層建築，以及上層建築如何反作用於經濟基礎，主張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必須相適應，但是馬克思沒有討論作為經濟基礎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在現代經濟中是由何因素決定。所以，提出在現代經濟中作為經濟基礎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是由該經濟體的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來決定也是對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在分析現代經濟的運用上的一個貢獻。
三
新結構經濟學
新結構經濟學是2009年我在世界銀行擔任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一週年時正式提出。但是，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框架則肇始於1988年對我國高通貨膨脹的研究，並經1994年發表的《中國的奇蹟》、1997年發表的《充分信息與國有企業改革》、2001年芝加哥大學的“D•蓋爾•約翰遜講座”、2007年劍橋大學的“馬歇爾講座”、2011年耶魯大學的“庫茲內茨講座”而逐步成型。新結構經濟學是以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以現代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的範式來研究一個經濟體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決定生產力水平的技術和產業和決定交易費用的硬的基礎設施和軟的制度安排等經濟結構及其演化過程的決定因素和影響。新結構經濟學以要素稟賦和其結構作為研究的切入點，以企業自生能力作為微觀的分析基礎。引進了企業自生能力的概念之後，對發展、轉型和經濟運行，都會有很多和主流的理論不同的看法。
從發展的角度來看，既然經濟發展的目標是收入水平不斷提高。收入水平不斷提高，有賴於勞動生產率水平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水平不斷提高需要從勞動相對密集、資本使用相對少的傳統產業，不斷地轉型升級到資本相對密集、勞動使用相對少的現代化產業。不同的發展階段的產業既然是內生於該階段的要素稟賦結構，要從勞動比較密集的產業往資本比較密集的產業升級，條件是什麼？既然產業結構是內生於要素稟賦結構的，那就要先改變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的要素稟賦結構的狀況。發展中國家是資本相對短缺，勞動力和自然資源相對豐富。那怎麼改變這個要素稟賦的狀況？這就是我常講的，必須根據每個發展階段的要素稟賦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來選擇。因為如果發展的產業符合比較優勢，企業具有自生能力，其要素生產成本在國內、國際的比較中會處在較低的水平。如果再加上合適的硬的基礎設施和作為上層建築的軟的制度安排，交易費用也會低。那麼，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就會在國內國際市場具有競爭優勢，有了競爭優勢就會創造最大的剩餘，可以用來積累，而且，資本的投資回報會最高，家庭和企業都會有最高的積極性將剩餘轉變為儲蓄來進行投資，這樣資本的稟賦增加的會最快，資本就會從相對短缺逐漸變成相對豐富，產業也就會不斷地從勞動或資源相對密集逐漸升級到資本相對密集。所以，新結構經濟學對發展的看法和作為發展經濟學第一波思潮的結構主義看法不一樣，結構主義忽視了產業結構是內生的，必須先改變內生現象的外生條件，才能夠把這個內生現象真正的改變過來，結構主義的失敗原因就在於這一點。
從轉型的角度來看，有企業的自生能力的概念以後，就可以對發展經濟的第二波思潮新自由主義主張的休克療法為何失敗和轉型過程中的一些矛盾現象提出合理的解釋。社會主義的國家開始轉型時，當時主流經濟學有個共識認為休克療法是最好的方法，漸進雙軌則是最糟糕的方式。但是如果從企業自生能力的概念來看，發現在轉型之前有一大批違反比較優勢的重工業，這些產業中的企業沒有自生能力，如果按照休克療法取消掉所有保護補貼，這些企業會破產，產業會垮臺，會有大量的失業，造成社會、政治不穩定，任何當權者都不會允許這種狀況的持續；另外，那些都是先進的產業，許多和國防安全有關，為了國防安全，政府領導人也會認為這些產業一定要存在。結果前門把那些保護補貼都消掉，後門又把那些保護補貼以更隱蔽的方式引進來，其效率更低。漸進雙軌的轉型從新自由主義的觀點來看會造成資源錯誤配置繼續存在及腐敗的惡化，認為這是最糟的轉型方式，但其實是最務實的。承認原來的國有企業沒有保護補貼不能活，那就老人老辦法繼續給予保護補貼，同時放開原來被抑制、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的准入，而且不僅准入，還要發揮政府的因勢利導，幫這些產業解決交通基礎設施和經營環境不良的問題，結果取得了經濟的穩定和高速增長。這種轉型績效的反差只有從企業自生能力的概念才能解釋清楚。現在國內有不少學者認為中國在轉型期經濟上取得的成績是因為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但如果只是因為從計劃向市場的過渡，蘇聯、東歐推行的比我國徹底，績效應該比我國更好，但他們怎麼卻是經濟崩潰停滯？而我們的半拉子轉型反而是穩定和快速發展！
另外，轉型中的很多現象，例如預算軟約束，這個概念是科爾奈提出的。他觀察東歐國家的國有企業，虧損的時候國家總會給予補貼，幫這些企業度過難關。他認為這是國有產權造成的，只要是國有，國家和企業之間有父子關係，企業一有虧損，國家就只能給予補貼。從企業自生能力的視角來看則不是這樣，這些現代化大產業是國家要發展的，是國防安全和現代化的需要，但是這些產業違反比較優勢，企業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沒有自生能力，必然會有虧損，這種虧損可稱為戰略性政策負擔；這些國有企業不僅有戰略性政策負擔，因為在轉型之前政府動用了很多資本來投資現代化的大產業，但創造的就業的機會非常少，為了就業的需要，政府就把大量的勞動力分配給企業，變成了一個崗位有三個工人、四個工人，所以，這些企業還承擔著就業的社會性政策負擔。有戰略性政策負擔，或者社會性政策負擔，所造成的虧損誰來負責？應該是政府。但是，政府不參加經營，有信息不對稱，不知道這個虧損實際是多少，所以，就只能把所有虧損，包括經營性虧損也承擔起來。
認識不同，提出的改革策略就不一樣。如果認為國有企業的預算軟約束是產權的問題，那私有化就好了。如果預算軟約束是政策性負擔造成的，國有企業的改革就應該先把社會性政策性負擔剝離，然後，創造條件快速積累資本使原來不符合比較優勢的國有企業變成符合比較優勢，把戰略性政策負擔也消除。沒有了政策性負擔，政府就不再對企業的虧損負責，也就能夠釜底抽薪地消除預算軟約束。實際上，蘇聯東雖然推行了私有化，但是，私有化以後政府還對政策性負擔所造成的虧損不能擺脫責任，還要繼續給予補貼，私營企業尋租的積極性比國有時高，今天蘇聯東歐對私有化以後的國有企業的補貼反而比原來還多。我國的國有企業改革的路徑基本是按取消政策性負擔的思路來進行的，先把社會性負擔剝離，並逐漸地讓我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部門快速發展起來，資本積累就會很快，原來不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逐漸地變成符合比較優勢，保護補貼就從“雪中送炭”變成“錦上添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把各種保護補貼消除掉，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上起決定性作用，價格信號完全由市場的供給和需求來決定也就水到渠成。
所以，有了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經濟結構不同和企業自生能力的概念以後，對發展和轉型的認識就會和主流的結構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認識不一樣。而且在經濟運行上也會有很多不同的認識。
金融是經濟運行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領域。現在西方主流的金融經濟學主張發展大銀行、股票市場、風險投資等。這對發達國家確實很需要，因為他們發展的產業和技術在全球的最前沿，資本很密集，而且，技術創新、產業升級都必須靠自己發明，風險也很大。所以，發達國家必須有能夠動員很多資本又能分散風險的金融安排，全國性的大銀行、股票市場或者是像納斯達克那樣的二板市場對發達國家而言都是合適的。但是對發展中國家而言，這是不是合適呢？發展中國家有自生能力的企業集中在傳統的勞動力比較密集，資本需求量少，而且，生產的產品以及使用的技術是成熟的，產品的市場也是存在的，主要的風險來自於企業家有沒有經營能力。所以，發展中國家金融所要動員的資本的規模和所要克服的風險和發達國家是不一樣的。小銀行、大銀行、股市、二板市場等金融安排在動員資金、配置資金和分散風險的能力上各有不同。因此，合適的金融安排在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是應該不一樣的。
人力資本也是現在經濟運行中不可或缺的一個要素，人力資本理論是芝加哥大學對現代經濟學理論的最重要貢獻之一，有多位諾獎獲得者認為決定現代經濟增長的最主要決定因素是人力資本。但是，發展階段不一樣，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不同，所需要的人力資本也是不一樣的。發達國家的產業在世界的最前沿，技術創新和產業的升級都必須自己發明新技術、新產業，發展中國家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可以依靠引進。不管發達國家或是發展中國在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都需要人力資本，但發明比引進所面對的不確定性高出很多，發明所需要的人才和引進所需要的人才在處理不確定上的要求不同，顯然所需要的人力資本也不一樣。處理不確定性的能力和教育的水平相關，所以，在發展中國家並非教育水平越高就越好，人力資本的結構應該適應於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特性。
不僅在經濟運行理論上新結構經濟學和西方主流的經濟學在許多方面會有不同的看法，還可以對一些被主流經濟學作為“基準”的理論有新的認識。例如，貨幣中性理論，認為貨幣政策的寬緊隻影響價格的水平，不影響經濟增長。這是芝加哥大學對經濟學理論的最主要貢獻之一。但是，引進發展的機制是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視角以後，貨幣就不見得是中性，為什麼呢？因為經濟發展靠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技術創新與產業升級都需要投資。投資決定於資金的成本，資金的成本決定於利率水平，利率高低和貨幣的發行寬緊有關。如果貨幣政策很緊，利率就會非常高，投資於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成本高，投資就會少，經濟增長的速度就會慢。反過來講如果貨幣比較寬鬆，利率就比較低，創新的成本和意願就會比較高，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意願和速度就會比較快，這樣貨幣就不是中性的。在芝加哥大學的貨幣中性理論中，並沒有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貨幣政策寬緊當然隻影響價格水平的高低，不影響經濟發展的速度；但是，如果放在新結構經濟學的框架中，一個經濟體的發展是靠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從一個階段不斷進入到另外一個階段的過程，就會發現貨幣不是中性。當然，貨幣政策寬緊需要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技術的可能性相適應，如果過度寬鬆超過了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可能性，那麼，就會導致通貨膨脹，對創新者是一種補貼，對儲蓄者則是一種稅負，會有收入分配的後果，因此，在平衡貨幣政策寬緊對推動經濟發展和通貨膨脹的代價之間需要有個平衡，會有一個最優的貨幣增長速度。這個速度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有什麼不同呢？發達國家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靠自己發明，發展中國家可以靠引進，發達國家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會比發展中國家的速度慢，因此，發達國家的最優貨幣增長速度應該比發展中國家的最優貨幣增長速度慢。
另外，像凱恩斯主義認為在經濟下滑時應該使用積極財政政策來創造需求以穩定經濟。西方主流經濟學包括芝加哥大學的理性預期學派則反對這種觀點，認為在經濟下滑時用積極財政政策搞投資創造就業，家庭收入會增加，但是將來政府需要償還投資的資金，就需要增加稅收。將來增加稅收，一般消費者為了平滑現在和未來的消費，現在就要開始增加儲蓄，而出現“李嘉圖等價”，即政府增加政府財政赤字去創造就業，但是，消費者會增加儲蓄減少消費，結果投資增加消費減少，總需求並不增加，並不能阻止經濟下滑，帶來的只是政府財政赤字的不斷增加。但是如果把結構的概念引進來，看法就不一樣。經濟發展的過程是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基礎設施不斷完善的過程。政府對基礎設施的完善負有責任。在經濟下滑的時候，失業率高，與其發放失業救濟不如投資於基礎設施的完善以創造就業減少失業，這樣基礎設施投資的機會成本較低，而且，當時各種原材料的價格也低，投資的成本也比在經濟發展正常時低。並且，這樣的積極財政政策可以消除經濟增長的基礎設施的瓶頸，等走出危機以後，經濟增長的速度還會加快，政府財政稅收會增加，可以用未來增加的稅收來還債，避免出現“李嘉圖等價”的問題。新結構經濟學把這種反週期財政政策的思路稱為“超越凱恩斯主義”的財政政策。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的瓶頸比發達國家多，發展中國家在經濟下滑時，使用“超越凱恩斯主義”的積極財政政策來改善基礎設施的機會比發達國家多，因此，發展中國家的積極財政政策只要是用在基礎設施的完善上可以比發達國家更積極。同時，在發生全球的金融經濟危機時，也可以用全球的基礎設施的投資來作為走出全球危機的辦法。用基礎設施投資作為反週期的政策措施，以及用全球的基礎設施作為治理全球經濟危機的倡議，我在世行工作時就提出，現在國際上已經得到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和國際發展機構支持。
四
結語
很高興在今天慶祝我從教30週年的大會上讓我有機會來談談我對中國經濟學的理論創新和發展的看法。回想1994年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創立，1995年舉辦成立大會那年，我曾應邀在《經濟研究》創刊40週年時寫一篇祝賀文章，提出“本土化、規範化、國際化”，主張以規範的方法來研究本土的問題，指出這樣的研究成果就是對經濟學發展有國際性意義的貢獻。
在文章中我還提出世界經濟學的研究中心會在21世紀轉移到中國來，21世紀會是中國經濟學家的世紀的命題。這個命題是根據從亞當·斯密提出《國富論》以後，世界經濟學的中心最早在英國，絕大多數著名的經濟學家不是英國人就是在英國工作的外國人，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則轉到美國，絕大多數著名的經濟學家不是美國人就是在美國工作的外國人。為什麼著名的經濟學家會有這種時空的集中？原因是經濟學的理論來自於對經濟現象的抽象，一個理論的重要性決定於所解釋的現象的重要性。什麼是重要的經濟現象？出現在世界經濟中心的現象就是最重要的現象，研究這個國家的現象所提出的理論就是重要的理論。工業革命以後，英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成為世界的經濟中心，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逐漸取代英國成為世界經濟中心。在世界經濟中心研究經濟問題的經濟學家可以近水樓臺先得月，因此，隨著經濟中心的轉移，經濟學研究的中心也跟著逐漸從英國轉移到美國，大師級的經濟學家也就更多地出現在美國。我相信到2025年左右中國應該會超過美國成為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那時中國的人均GDP還只是美國的四分之一，中國還會繼續比較快速地發展。隨著世界經濟中心向中國轉移，發生在中國的經濟現象也將會是最重要的經濟現象。
沿著我前面提出的用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視角、現代經濟學的範式和範疇來研究中國的經濟現象，可以對我國的經濟發展、轉型、運行等有很多新的認識，這既是中國經濟學家的機會也是中國經濟學家的責任。這樣的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國在繼續前進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的實質和背後的原因，貢獻於解決問題的思路和政策措施，而且其他發展中國家過去跟我們一樣抱著“西天取經”的心態，依靠來自發達國家的理論指導，普遍在發展轉型上遭遇各種挫折，未能擺脫貧困，縮小跟發達國家的差距，發展中國家跟我們有較為相同的條件，來自於中國的理論對解決它們的問題也將會有比較大的參考借鑑價值，有助於佔世界總人口85%的發展中國家實現工業化、現代化。
黃益平老師在前面致辭時說我追求“知行合一”，“知為行之始，行為知之成”。認識到了就應該去做，確實這是為什麼1979年我會從臺灣到大陸來，也是為什麼1987年我會放棄美國的工作機會回到中國來。既然我認識到了中國知識分子對國家社會的責任，那就應該回到這個國家、這個社會來貢獻自己的所學。然而，我現在覺得作為社會科學家“知行合一”是不夠的，因為按照我們所學之“知”去“行”，經常事與願違。我現在主張社會科學家應該秉持的是“唯成乃真知”，只有按照理論去實踐的時候，能夠取得所預期的“改造世界”成果的理論，才是真正幫助我們“認識世界”理論。所以我現在主張“知成一體”。
怎樣實現“知成一體”呢？按王陽明的“四句教”，我也提出四句。第一句是“因行得知”，社會科學的理論來自於對社會經濟現象的觀察、分析和歸納，社會經濟現象則是社會中行為主體行動的結果，所以“知”是依靠觀察研究社會經濟中的“行”而得。“用知踐行”，學習理論是為了“認識世界，改造世界”，應該用學到的理論來指導我們的實踐，這是“用知踐行”的意義。但是“行”本身不是目的，“成”才是目的，應該用行的結果來檢驗理論，只有能夠幫助我們改造好世界的理論才是真正幫助我們認識世界的理論，所以說“以成證知”。最好，只有能被“成”驗證的“知”，才是“知成一體”能夠“改造世界”的“知”。
隨著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國將再度成為世界的經濟中心，在中國快速復興的發展和轉型過程中，許多現象是不能用現有的理論來解釋的，中國在未來的經濟運行中遇到的許多問題也可能是史無前例的，作為中國經濟學家我們是坐在理論創新的金礦上，我們應該有自信和自覺來挖掘中國這座理論創新的金礦，提出一套新的理論。用這套理論可以幫助我們實現民族的復興，也可以幫助跟我們條件相似的其他發展中國家實現工業化、現代化，讓他們實現跟我們一樣的經濟蓬勃發展，實現“百花齊放春滿園”的美好世界的願景。
謝謝。
本文由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原創，沈仲凱整理，經林毅夫教授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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