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昌裡：李公樸滬上生活剪影'

亨昌裡

李公樸滬上生活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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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公樸滬上生活剪影

本文約4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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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公樸，祖籍江蘇武進，偉大的愛國主義者、堅定的民主戰士、中國民主同盟早期領導人、傑出的社會教育家、“愛國七君子”之一。1946年7月11日晚，李公樸在雲南昆明遭到國民黨特務暗殺，為他一生追求的民主事業奉獻了生命。

抗戰爆發前，李公樸先生曾卜居上海愚園路亨昌裡（今愚園路1376弄）24號。當時在此與李先生同住的有其夫人張曼筠、岳父母、他的一雙兒女國友和國男，還有他的外甥張則孫。此處房屋由先施、永安兩大公司於1925年合資興建，磚木結構假三層，前後5排，每排5個單元，南面弄口通愚園路，北面弄口通白利南路（今長寧路），屬典型的舊式里弄建築，但在當時也算是高級里弄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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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公樸，祖籍江蘇武進，偉大的愛國主義者、堅定的民主戰士、中國民主同盟早期領導人、傑出的社會教育家、“愛國七君子”之一。1946年7月11日晚，李公樸在雲南昆明遭到國民黨特務暗殺，為他一生追求的民主事業奉獻了生命。

抗戰爆發前，李公樸先生曾卜居上海愚園路亨昌裡（今愚園路1376弄）24號。當時在此與李先生同住的有其夫人張曼筠、岳父母、他的一雙兒女國友和國男，還有他的外甥張則孫。此處房屋由先施、永安兩大公司於1925年合資興建，磚木結構假三層，前後5排，每排5個單元，南面弄口通愚園路，北面弄口通白利南路（今長寧路），屬典型的舊式里弄建築，但在當時也算是高級里弄住宅。

李公樸夫婦合影

房子建成後，一部分由業主頂出，另一部分以優惠租金租給兩大公司的高級職員及外籍居民。1927年中共中央在上海創辦的機關刊物《布爾塞維克》編輯部曾設於該弄的43號。上世紀80年代末，筆者在參與籌建《布爾塞維克》編輯部舊址紀念館時，曾在滬西某工人新村拜訪過該刊五編委之一的鄭超麟先生（其餘四人為瞿秋白、羅亦農、鄧中夏、王若飛）。

從鄭先生這裡瞭解到：1927年大革命失敗，“八七會議”後中共中央機關從武漢遷往上海，決定繼《嚮導》後在滬重新出版中央機關刊物，名為《布爾塞維克》。鄭先生說當年選址亨昌裡43號為編輯部機關，就是看中愚園路是高檔住宅區，亨昌裡鬧中取靜，弄堂前後通達，又鄰近兆豐公園（今中山公園）。

“七君子”被捕的那個凌晨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李公樸先生和許多愛國知識分子一樣，在苦悶彷徨中尋求抗日救亡的道路。他與戈公振、鄒韜奮等六人發起組織為東北義勇軍捐款，並創辦了《申報》流通圖書館和業餘補習學校，組織愛國職業青年開展讀書會、歌詠隊、劇社等救亡活動，決心以社會教育為武器，為抗日救國事業貢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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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公樸，祖籍江蘇武進，偉大的愛國主義者、堅定的民主戰士、中國民主同盟早期領導人、傑出的社會教育家、“愛國七君子”之一。1946年7月11日晚，李公樸在雲南昆明遭到國民黨特務暗殺，為他一生追求的民主事業奉獻了生命。

抗戰爆發前，李公樸先生曾卜居上海愚園路亨昌裡（今愚園路1376弄）24號。當時在此與李先生同住的有其夫人張曼筠、岳父母、他的一雙兒女國友和國男，還有他的外甥張則孫。此處房屋由先施、永安兩大公司於1925年合資興建，磚木結構假三層，前後5排，每排5個單元，南面弄口通愚園路，北面弄口通白利南路（今長寧路），屬典型的舊式里弄建築，但在當時也算是高級里弄住宅。

李公樸夫婦合影

房子建成後，一部分由業主頂出，另一部分以優惠租金租給兩大公司的高級職員及外籍居民。1927年中共中央在上海創辦的機關刊物《布爾塞維克》編輯部曾設於該弄的43號。上世紀80年代末，筆者在參與籌建《布爾塞維克》編輯部舊址紀念館時，曾在滬西某工人新村拜訪過該刊五編委之一的鄭超麟先生（其餘四人為瞿秋白、羅亦農、鄧中夏、王若飛）。

從鄭先生這裡瞭解到：1927年大革命失敗，“八七會議”後中共中央機關從武漢遷往上海，決定繼《嚮導》後在滬重新出版中央機關刊物，名為《布爾塞維克》。鄭先生說當年選址亨昌裡43號為編輯部機關，就是看中愚園路是高檔住宅區，亨昌裡鬧中取靜，弄堂前後通達，又鄰近兆豐公園（今中山公園）。

“七君子”被捕的那個凌晨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李公樸先生和許多愛國知識分子一樣，在苦悶彷徨中尋求抗日救亡的道路。他與戈公振、鄒韜奮等六人發起組織為東北義勇軍捐款，並創辦了《申報》流通圖書館和業餘補習學校，組織愛國職業青年開展讀書會、歌詠隊、劇社等救亡活動，決心以社會教育為武器，為抗日救國事業貢獻力量。

李公樸曾經居住的亨昌裡位於愚園路上

1936年5月底，李公樸加入了新成立的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並被選為常務委員。胡愈之先生曾說：

“你在上海有四五千讀過補習學校的學生，有一二萬流通圖書館的讀者，他們都被你引上了抗日的大道。救國會遭當局懼怕，救國會的領導人中，你和韜奮先生，特別被當局所忌，因為你們兩個都是擁有廣大群眾的。”

1936年11月23日，因領導和參加救國運動，李公樸與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史良、王造時和沙千里在上海被國民黨逮捕。當時的江蘇高等法院檢察官起訴書裡這樣寫道：

“……被告李公樸，男，年三十六歲，量才補習學校校長，住上海愚園路亨昌裡二十四號。當經前上海市公安局派員會同上海公共租界暨法租界捕房，將沈鈞儒、王造時、李公樸、沙千里、章乃器、鄒韜奮、史良等七人拘獲。……遂以‘沈鈞儒等涉有勾結共產黨徒、組織非法團體、煽動罷工罷課，擾亂地方秩序，圖謀顛覆政府’各嫌疑，連同證件移送偵查至院。”

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七君子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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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公樸，祖籍江蘇武進，偉大的愛國主義者、堅定的民主戰士、中國民主同盟早期領導人、傑出的社會教育家、“愛國七君子”之一。1946年7月11日晚，李公樸在雲南昆明遭到國民黨特務暗殺，為他一生追求的民主事業奉獻了生命。

抗戰爆發前，李公樸先生曾卜居上海愚園路亨昌裡（今愚園路1376弄）24號。當時在此與李先生同住的有其夫人張曼筠、岳父母、他的一雙兒女國友和國男，還有他的外甥張則孫。此處房屋由先施、永安兩大公司於1925年合資興建，磚木結構假三層，前後5排，每排5個單元，南面弄口通愚園路，北面弄口通白利南路（今長寧路），屬典型的舊式里弄建築，但在當時也算是高級里弄住宅。

李公樸夫婦合影

房子建成後，一部分由業主頂出，另一部分以優惠租金租給兩大公司的高級職員及外籍居民。1927年中共中央在上海創辦的機關刊物《布爾塞維克》編輯部曾設於該弄的43號。上世紀80年代末，筆者在參與籌建《布爾塞維克》編輯部舊址紀念館時，曾在滬西某工人新村拜訪過該刊五編委之一的鄭超麟先生（其餘四人為瞿秋白、羅亦農、鄧中夏、王若飛）。

從鄭先生這裡瞭解到：1927年大革命失敗，“八七會議”後中共中央機關從武漢遷往上海，決定繼《嚮導》後在滬重新出版中央機關刊物，名為《布爾塞維克》。鄭先生說當年選址亨昌裡43號為編輯部機關，就是看中愚園路是高檔住宅區，亨昌裡鬧中取靜，弄堂前後通達，又鄰近兆豐公園（今中山公園）。

“七君子”被捕的那個凌晨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李公樸先生和許多愛國知識分子一樣，在苦悶彷徨中尋求抗日救亡的道路。他與戈公振、鄒韜奮等六人發起組織為東北義勇軍捐款，並創辦了《申報》流通圖書館和業餘補習學校，組織愛國職業青年開展讀書會、歌詠隊、劇社等救亡活動，決心以社會教育為武器，為抗日救國事業貢獻力量。

李公樸曾經居住的亨昌裡位於愚園路上

1936年5月底，李公樸加入了新成立的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並被選為常務委員。胡愈之先生曾說：

“你在上海有四五千讀過補習學校的學生，有一二萬流通圖書館的讀者，他們都被你引上了抗日的大道。救國會遭當局懼怕，救國會的領導人中，你和韜奮先生，特別被當局所忌，因為你們兩個都是擁有廣大群眾的。”

1936年11月23日，因領導和參加救國運動，李公樸與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史良、王造時和沙千里在上海被國民黨逮捕。當時的江蘇高等法院檢察官起訴書裡這樣寫道：

“……被告李公樸，男，年三十六歲，量才補習學校校長，住上海愚園路亨昌裡二十四號。當經前上海市公安局派員會同上海公共租界暨法租界捕房，將沈鈞儒、王造時、李公樸、沙千里、章乃器、鄒韜奮、史良等七人拘獲。……遂以‘沈鈞儒等涉有勾結共產黨徒、組織非法團體、煽動罷工罷課，擾亂地方秩序，圖謀顛覆政府’各嫌疑，連同證件移送偵查至院。”

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七君子事件”。

七君子合影，右二為李公樸

李公樸的女兒張國男回憶：

“1936年，我們家住在上海。我父親是個爽朗、樂觀、非常喜愛孩子的人。……我知道父親為什麼給我這個女孩子起名叫‘國男’，那是因為‘九一八’事變發生不久我出生的，為‘國家多難’，‘難’與‘男’諧音而起名‘國男’，也希望我像男兒一樣將來為國效命。弟弟叫‘李國友’，‘友’字是‘為國擔憂’的‘憂’字的諧音，這是要我們牢牢記著國家多難多憂。”

張國男說她對父親最深刻的記憶，就是1936年李公樸被捕的那個凌晨。那年的11月下旬上海已經有點秋意，23日凌晨，剛剛愉快度過了五週歲生日的小國男已經睡熟，突然她被吵鬧聲驚醒。睜開眼，滿屋的國民黨警察和法租界巡捕氣勢洶洶，蠻橫無理，父親正和他們爭辯。後來只聽父親說了一聲“我跟你們走”，便什麼東西沒拿就跟他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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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公樸，祖籍江蘇武進，偉大的愛國主義者、堅定的民主戰士、中國民主同盟早期領導人、傑出的社會教育家、“愛國七君子”之一。1946年7月11日晚，李公樸在雲南昆明遭到國民黨特務暗殺，為他一生追求的民主事業奉獻了生命。

抗戰爆發前，李公樸先生曾卜居上海愚園路亨昌裡（今愚園路1376弄）24號。當時在此與李先生同住的有其夫人張曼筠、岳父母、他的一雙兒女國友和國男，還有他的外甥張則孫。此處房屋由先施、永安兩大公司於1925年合資興建，磚木結構假三層，前後5排，每排5個單元，南面弄口通愚園路，北面弄口通白利南路（今長寧路），屬典型的舊式里弄建築，但在當時也算是高級里弄住宅。

李公樸夫婦合影

房子建成後，一部分由業主頂出，另一部分以優惠租金租給兩大公司的高級職員及外籍居民。1927年中共中央在上海創辦的機關刊物《布爾塞維克》編輯部曾設於該弄的43號。上世紀80年代末，筆者在參與籌建《布爾塞維克》編輯部舊址紀念館時，曾在滬西某工人新村拜訪過該刊五編委之一的鄭超麟先生（其餘四人為瞿秋白、羅亦農、鄧中夏、王若飛）。

從鄭先生這裡瞭解到：1927年大革命失敗，“八七會議”後中共中央機關從武漢遷往上海，決定繼《嚮導》後在滬重新出版中央機關刊物，名為《布爾塞維克》。鄭先生說當年選址亨昌裡43號為編輯部機關，就是看中愚園路是高檔住宅區，亨昌裡鬧中取靜，弄堂前後通達，又鄰近兆豐公園（今中山公園）。

“七君子”被捕的那個凌晨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李公樸先生和許多愛國知識分子一樣，在苦悶彷徨中尋求抗日救亡的道路。他與戈公振、鄒韜奮等六人發起組織為東北義勇軍捐款，並創辦了《申報》流通圖書館和業餘補習學校，組織愛國職業青年開展讀書會、歌詠隊、劇社等救亡活動，決心以社會教育為武器，為抗日救國事業貢獻力量。

李公樸曾經居住的亨昌裡位於愚園路上

1936年5月底，李公樸加入了新成立的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並被選為常務委員。胡愈之先生曾說：

“你在上海有四五千讀過補習學校的學生，有一二萬流通圖書館的讀者，他們都被你引上了抗日的大道。救國會遭當局懼怕，救國會的領導人中，你和韜奮先生，特別被當局所忌，因為你們兩個都是擁有廣大群眾的。”

1936年11月23日，因領導和參加救國運動，李公樸與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史良、王造時和沙千里在上海被國民黨逮捕。當時的江蘇高等法院檢察官起訴書裡這樣寫道：

“……被告李公樸，男，年三十六歲，量才補習學校校長，住上海愚園路亨昌裡二十四號。當經前上海市公安局派員會同上海公共租界暨法租界捕房，將沈鈞儒、王造時、李公樸、沙千里、章乃器、鄒韜奮、史良等七人拘獲。……遂以‘沈鈞儒等涉有勾結共產黨徒、組織非法團體、煽動罷工罷課，擾亂地方秩序，圖謀顛覆政府’各嫌疑，連同證件移送偵查至院。”

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七君子事件”。

七君子合影，右二為李公樸

李公樸的女兒張國男回憶：

“1936年，我們家住在上海。我父親是個爽朗、樂觀、非常喜愛孩子的人。……我知道父親為什麼給我這個女孩子起名叫‘國男’，那是因為‘九一八’事變發生不久我出生的，為‘國家多難’，‘難’與‘男’諧音而起名‘國男’，也希望我像男兒一樣將來為國效命。弟弟叫‘李國友’，‘友’字是‘為國擔憂’的‘憂’字的諧音，這是要我們牢牢記著國家多難多憂。”

張國男說她對父親最深刻的記憶，就是1936年李公樸被捕的那個凌晨。那年的11月下旬上海已經有點秋意，23日凌晨，剛剛愉快度過了五週歲生日的小國男已經睡熟，突然她被吵鬧聲驚醒。睜開眼，滿屋的國民黨警察和法租界巡捕氣勢洶洶，蠻橫無理，父親正和他們爭辯。後來只聽父親說了一聲“我跟你們走”，便什麼東西沒拿就跟他們走了。

位於亨昌里弄內的《布爾什維克》編輯部舊址

窗外汽車引擎聲消失后街上和家裡一片寂靜，母親坐在沙發上沉默無語，面色蒼白。小國男非常害怕，膽怯地問媽媽：“爸爸到哪裡去了？”母親說：“被他們抓走了。”“他們為什麼抓爸爸？”“因為他熱愛國家。”母親像是答覆小國男，又像是在問別人：“難道愛國也犯罪嗎？”當時的情景，張國男永生不能忘記。

亨昌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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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公樸，祖籍江蘇武進，偉大的愛國主義者、堅定的民主戰士、中國民主同盟早期領導人、傑出的社會教育家、“愛國七君子”之一。1946年7月11日晚，李公樸在雲南昆明遭到國民黨特務暗殺，為他一生追求的民主事業奉獻了生命。

抗戰爆發前，李公樸先生曾卜居上海愚園路亨昌裡（今愚園路1376弄）24號。當時在此與李先生同住的有其夫人張曼筠、岳父母、他的一雙兒女國友和國男，還有他的外甥張則孫。此處房屋由先施、永安兩大公司於1925年合資興建，磚木結構假三層，前後5排，每排5個單元，南面弄口通愚園路，北面弄口通白利南路（今長寧路），屬典型的舊式里弄建築，但在當時也算是高級里弄住宅。

李公樸夫婦合影

房子建成後，一部分由業主頂出，另一部分以優惠租金租給兩大公司的高級職員及外籍居民。1927年中共中央在上海創辦的機關刊物《布爾塞維克》編輯部曾設於該弄的43號。上世紀80年代末，筆者在參與籌建《布爾塞維克》編輯部舊址紀念館時，曾在滬西某工人新村拜訪過該刊五編委之一的鄭超麟先生（其餘四人為瞿秋白、羅亦農、鄧中夏、王若飛）。

從鄭先生這裡瞭解到：1927年大革命失敗，“八七會議”後中共中央機關從武漢遷往上海，決定繼《嚮導》後在滬重新出版中央機關刊物，名為《布爾塞維克》。鄭先生說當年選址亨昌裡43號為編輯部機關，就是看中愚園路是高檔住宅區，亨昌裡鬧中取靜，弄堂前後通達，又鄰近兆豐公園（今中山公園）。

“七君子”被捕的那個凌晨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李公樸先生和許多愛國知識分子一樣，在苦悶彷徨中尋求抗日救亡的道路。他與戈公振、鄒韜奮等六人發起組織為東北義勇軍捐款，並創辦了《申報》流通圖書館和業餘補習學校，組織愛國職業青年開展讀書會、歌詠隊、劇社等救亡活動，決心以社會教育為武器，為抗日救國事業貢獻力量。

李公樸曾經居住的亨昌裡位於愚園路上

1936年5月底，李公樸加入了新成立的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並被選為常務委員。胡愈之先生曾說：

“你在上海有四五千讀過補習學校的學生，有一二萬流通圖書館的讀者，他們都被你引上了抗日的大道。救國會遭當局懼怕，救國會的領導人中，你和韜奮先生，特別被當局所忌，因為你們兩個都是擁有廣大群眾的。”

1936年11月23日，因領導和參加救國運動，李公樸與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史良、王造時和沙千里在上海被國民黨逮捕。當時的江蘇高等法院檢察官起訴書裡這樣寫道：

“……被告李公樸，男，年三十六歲，量才補習學校校長，住上海愚園路亨昌裡二十四號。當經前上海市公安局派員會同上海公共租界暨法租界捕房，將沈鈞儒、王造時、李公樸、沙千里、章乃器、鄒韜奮、史良等七人拘獲。……遂以‘沈鈞儒等涉有勾結共產黨徒、組織非法團體、煽動罷工罷課，擾亂地方秩序，圖謀顛覆政府’各嫌疑，連同證件移送偵查至院。”

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七君子事件”。

七君子合影，右二為李公樸

李公樸的女兒張國男回憶：

“1936年，我們家住在上海。我父親是個爽朗、樂觀、非常喜愛孩子的人。……我知道父親為什麼給我這個女孩子起名叫‘國男’，那是因為‘九一八’事變發生不久我出生的，為‘國家多難’，‘難’與‘男’諧音而起名‘國男’，也希望我像男兒一樣將來為國效命。弟弟叫‘李國友’，‘友’字是‘為國擔憂’的‘憂’字的諧音，這是要我們牢牢記著國家多難多憂。”

張國男說她對父親最深刻的記憶，就是1936年李公樸被捕的那個凌晨。那年的11月下旬上海已經有點秋意，23日凌晨，剛剛愉快度過了五週歲生日的小國男已經睡熟，突然她被吵鬧聲驚醒。睜開眼，滿屋的國民黨警察和法租界巡捕氣勢洶洶，蠻橫無理，父親正和他們爭辯。後來只聽父親說了一聲“我跟你們走”，便什麼東西沒拿就跟他們走了。

位於亨昌里弄內的《布爾什維克》編輯部舊址

窗外汽車引擎聲消失后街上和家裡一片寂靜，母親坐在沙發上沉默無語，面色蒼白。小國男非常害怕，膽怯地問媽媽：“爸爸到哪裡去了？”母親說：“被他們抓走了。”“他們為什麼抓爸爸？”“因為他熱愛國家。”母親像是答覆小國男，又像是在問別人：“難道愛國也犯罪嗎？”當時的情景，張國男永生不能忘記。

李公樸與家人的合影

周巍峙於1932年冬經戈公振、鄒韜奮先生的介紹，擔任李公樸先生的祕書。當時他每天到亨昌裡李先生家上班，日常工作就是剪報、收集整理圖書資料、做聯絡工作，代李先生給青年覆信，整理講話稿。他回憶道：

“1936年11月23日早晨，我照常去李公樸家上班，才知道李先生已在凌晨被捕。李夫人張曼筠很緊張地告訴我，有一封中華蘇維埃政府毛澤東寫給救國會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的信還存放在家裡，沒被搜去，張曼筠問我怎麼辦。我一想，為了保守黨的機密，保護救國會領導人，我對張曼筠說，交給我吧，我負責保管。我立刻把信帶走，藏在自己家裡……”

向高士其伸出熱情之手

著名科學家、科普作家高士其1929年夏在美國留學期間結識了同在美國留學的李公樸先生。攻讀醫學專業的高士其在一次實驗中不慎感染了病毒，造成難以治癒的後遺症。但他忍受疾病的痛苦煎熬，以驚人的毅力堅持讀完醫學博士課程。

亨昌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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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約4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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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公樸，祖籍江蘇武進，偉大的愛國主義者、堅定的民主戰士、中國民主同盟早期領導人、傑出的社會教育家、“愛國七君子”之一。1946年7月11日晚，李公樸在雲南昆明遭到國民黨特務暗殺，為他一生追求的民主事業奉獻了生命。

抗戰爆發前，李公樸先生曾卜居上海愚園路亨昌裡（今愚園路1376弄）24號。當時在此與李先生同住的有其夫人張曼筠、岳父母、他的一雙兒女國友和國男，還有他的外甥張則孫。此處房屋由先施、永安兩大公司於1925年合資興建，磚木結構假三層，前後5排，每排5個單元，南面弄口通愚園路，北面弄口通白利南路（今長寧路），屬典型的舊式里弄建築，但在當時也算是高級里弄住宅。

李公樸夫婦合影

房子建成後，一部分由業主頂出，另一部分以優惠租金租給兩大公司的高級職員及外籍居民。1927年中共中央在上海創辦的機關刊物《布爾塞維克》編輯部曾設於該弄的43號。上世紀80年代末，筆者在參與籌建《布爾塞維克》編輯部舊址紀念館時，曾在滬西某工人新村拜訪過該刊五編委之一的鄭超麟先生（其餘四人為瞿秋白、羅亦農、鄧中夏、王若飛）。

從鄭先生這裡瞭解到：1927年大革命失敗，“八七會議”後中共中央機關從武漢遷往上海，決定繼《嚮導》後在滬重新出版中央機關刊物，名為《布爾塞維克》。鄭先生說當年選址亨昌裡43號為編輯部機關，就是看中愚園路是高檔住宅區，亨昌裡鬧中取靜，弄堂前後通達，又鄰近兆豐公園（今中山公園）。

“七君子”被捕的那個凌晨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李公樸先生和許多愛國知識分子一樣，在苦悶彷徨中尋求抗日救亡的道路。他與戈公振、鄒韜奮等六人發起組織為東北義勇軍捐款，並創辦了《申報》流通圖書館和業餘補習學校，組織愛國職業青年開展讀書會、歌詠隊、劇社等救亡活動，決心以社會教育為武器，為抗日救國事業貢獻力量。

李公樸曾經居住的亨昌裡位於愚園路上

1936年5月底，李公樸加入了新成立的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並被選為常務委員。胡愈之先生曾說：

“你在上海有四五千讀過補習學校的學生，有一二萬流通圖書館的讀者，他們都被你引上了抗日的大道。救國會遭當局懼怕，救國會的領導人中，你和韜奮先生，特別被當局所忌，因為你們兩個都是擁有廣大群眾的。”

1936年11月23日，因領導和參加救國運動，李公樸與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史良、王造時和沙千里在上海被國民黨逮捕。當時的江蘇高等法院檢察官起訴書裡這樣寫道：

“……被告李公樸，男，年三十六歲，量才補習學校校長，住上海愚園路亨昌裡二十四號。當經前上海市公安局派員會同上海公共租界暨法租界捕房，將沈鈞儒、王造時、李公樸、沙千里、章乃器、鄒韜奮、史良等七人拘獲。……遂以‘沈鈞儒等涉有勾結共產黨徒、組織非法團體、煽動罷工罷課，擾亂地方秩序，圖謀顛覆政府’各嫌疑，連同證件移送偵查至院。”

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七君子事件”。

七君子合影，右二為李公樸

李公樸的女兒張國男回憶：

“1936年，我們家住在上海。我父親是個爽朗、樂觀、非常喜愛孩子的人。……我知道父親為什麼給我這個女孩子起名叫‘國男’，那是因為‘九一八’事變發生不久我出生的，為‘國家多難’，‘難’與‘男’諧音而起名‘國男’，也希望我像男兒一樣將來為國效命。弟弟叫‘李國友’，‘友’字是‘為國擔憂’的‘憂’字的諧音，這是要我們牢牢記著國家多難多憂。”

張國男說她對父親最深刻的記憶，就是1936年李公樸被捕的那個凌晨。那年的11月下旬上海已經有點秋意，23日凌晨，剛剛愉快度過了五週歲生日的小國男已經睡熟，突然她被吵鬧聲驚醒。睜開眼，滿屋的國民黨警察和法租界巡捕氣勢洶洶，蠻橫無理，父親正和他們爭辯。後來只聽父親說了一聲“我跟你們走”，便什麼東西沒拿就跟他們走了。

位於亨昌里弄內的《布爾什維克》編輯部舊址

窗外汽車引擎聲消失后街上和家裡一片寂靜，母親坐在沙發上沉默無語，面色蒼白。小國男非常害怕，膽怯地問媽媽：“爸爸到哪裡去了？”母親說：“被他們抓走了。”“他們為什麼抓爸爸？”“因為他熱愛國家。”母親像是答覆小國男，又像是在問別人：“難道愛國也犯罪嗎？”當時的情景，張國男永生不能忘記。

李公樸與家人的合影

周巍峙於1932年冬經戈公振、鄒韜奮先生的介紹，擔任李公樸先生的祕書。當時他每天到亨昌裡李先生家上班，日常工作就是剪報、收集整理圖書資料、做聯絡工作，代李先生給青年覆信，整理講話稿。他回憶道：

“1936年11月23日早晨，我照常去李公樸家上班，才知道李先生已在凌晨被捕。李夫人張曼筠很緊張地告訴我，有一封中華蘇維埃政府毛澤東寫給救國會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的信還存放在家裡，沒被搜去，張曼筠問我怎麼辦。我一想，為了保守黨的機密，保護救國會領導人，我對張曼筠說，交給我吧，我負責保管。我立刻把信帶走，藏在自己家裡……”

向高士其伸出熱情之手

著名科學家、科普作家高士其1929年夏在美國留學期間結識了同在美國留學的李公樸先生。攻讀醫學專業的高士其在一次實驗中不慎感染了病毒，造成難以治癒的後遺症。但他忍受疾病的痛苦煎熬，以驚人的毅力堅持讀完醫學博士課程。

赴美留學時期的高士其

1930年，高士其在芝加哥大學醫學研究院畢業後回國，是李公樸先生向住在亭子間裡過著貧病交加生活的高士其伸出了熱情之手。1932年夏，李公樸介紹高士其任其外甥女孫慧中的家庭教師，教數學和英文，同年還將他介紹給了陶行知先生。當時陶行知剛從日本回來，正在上海組織發起“科學下嫁”活動，向人民大眾廣泛宣傳通俗科學知識，辦有自然學園，組織編寫兒童科普讀物。

1932年他在李公樸的家裡遇到了高士其，聽完李公樸對高的介紹，心裡就產生了一個想法。回去後陶行知和朋友們商量：

“像他（高士其）這樣一個為科學而獻身的人，我們應當設法使他學有所用，不要埋沒了這個人才。”

他不僅邀請高士其與戴伯韜、董純才等一起參加由丁柱中、陳鶴琴擔任主編的 “兒童科學叢書”的編寫工作，還聘請高士其與丁柱中、陳鶴琴、胡宣明等一起擔任兒童科學通訊學校的指導員。

亨昌裡

李公樸滬上生活剪影

本文約4500字

預計閱讀需要12分鐘

李公樸，祖籍江蘇武進，偉大的愛國主義者、堅定的民主戰士、中國民主同盟早期領導人、傑出的社會教育家、“愛國七君子”之一。1946年7月11日晚，李公樸在雲南昆明遭到國民黨特務暗殺，為他一生追求的民主事業奉獻了生命。

抗戰爆發前，李公樸先生曾卜居上海愚園路亨昌裡（今愚園路1376弄）24號。當時在此與李先生同住的有其夫人張曼筠、岳父母、他的一雙兒女國友和國男，還有他的外甥張則孫。此處房屋由先施、永安兩大公司於1925年合資興建，磚木結構假三層，前後5排，每排5個單元，南面弄口通愚園路，北面弄口通白利南路（今長寧路），屬典型的舊式里弄建築，但在當時也算是高級里弄住宅。

李公樸夫婦合影

房子建成後，一部分由業主頂出，另一部分以優惠租金租給兩大公司的高級職員及外籍居民。1927年中共中央在上海創辦的機關刊物《布爾塞維克》編輯部曾設於該弄的43號。上世紀80年代末，筆者在參與籌建《布爾塞維克》編輯部舊址紀念館時，曾在滬西某工人新村拜訪過該刊五編委之一的鄭超麟先生（其餘四人為瞿秋白、羅亦農、鄧中夏、王若飛）。

從鄭先生這裡瞭解到：1927年大革命失敗，“八七會議”後中共中央機關從武漢遷往上海，決定繼《嚮導》後在滬重新出版中央機關刊物，名為《布爾塞維克》。鄭先生說當年選址亨昌裡43號為編輯部機關，就是看中愚園路是高檔住宅區，亨昌裡鬧中取靜，弄堂前後通達，又鄰近兆豐公園（今中山公園）。

“七君子”被捕的那個凌晨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李公樸先生和許多愛國知識分子一樣，在苦悶彷徨中尋求抗日救亡的道路。他與戈公振、鄒韜奮等六人發起組織為東北義勇軍捐款，並創辦了《申報》流通圖書館和業餘補習學校，組織愛國職業青年開展讀書會、歌詠隊、劇社等救亡活動，決心以社會教育為武器，為抗日救國事業貢獻力量。

李公樸曾經居住的亨昌裡位於愚園路上

1936年5月底，李公樸加入了新成立的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並被選為常務委員。胡愈之先生曾說：

“你在上海有四五千讀過補習學校的學生，有一二萬流通圖書館的讀者，他們都被你引上了抗日的大道。救國會遭當局懼怕，救國會的領導人中，你和韜奮先生，特別被當局所忌，因為你們兩個都是擁有廣大群眾的。”

1936年11月23日，因領導和參加救國運動，李公樸與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史良、王造時和沙千里在上海被國民黨逮捕。當時的江蘇高等法院檢察官起訴書裡這樣寫道：

“……被告李公樸，男，年三十六歲，量才補習學校校長，住上海愚園路亨昌裡二十四號。當經前上海市公安局派員會同上海公共租界暨法租界捕房，將沈鈞儒、王造時、李公樸、沙千里、章乃器、鄒韜奮、史良等七人拘獲。……遂以‘沈鈞儒等涉有勾結共產黨徒、組織非法團體、煽動罷工罷課，擾亂地方秩序，圖謀顛覆政府’各嫌疑，連同證件移送偵查至院。”

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七君子事件”。

七君子合影，右二為李公樸

李公樸的女兒張國男回憶：

“1936年，我們家住在上海。我父親是個爽朗、樂觀、非常喜愛孩子的人。……我知道父親為什麼給我這個女孩子起名叫‘國男’，那是因為‘九一八’事變發生不久我出生的，為‘國家多難’，‘難’與‘男’諧音而起名‘國男’，也希望我像男兒一樣將來為國效命。弟弟叫‘李國友’，‘友’字是‘為國擔憂’的‘憂’字的諧音，這是要我們牢牢記著國家多難多憂。”

張國男說她對父親最深刻的記憶，就是1936年李公樸被捕的那個凌晨。那年的11月下旬上海已經有點秋意，23日凌晨，剛剛愉快度過了五週歲生日的小國男已經睡熟，突然她被吵鬧聲驚醒。睜開眼，滿屋的國民黨警察和法租界巡捕氣勢洶洶，蠻橫無理，父親正和他們爭辯。後來只聽父親說了一聲“我跟你們走”，便什麼東西沒拿就跟他們走了。

位於亨昌里弄內的《布爾什維克》編輯部舊址

窗外汽車引擎聲消失后街上和家裡一片寂靜，母親坐在沙發上沉默無語，面色蒼白。小國男非常害怕，膽怯地問媽媽：“爸爸到哪裡去了？”母親說：“被他們抓走了。”“他們為什麼抓爸爸？”“因為他熱愛國家。”母親像是答覆小國男，又像是在問別人：“難道愛國也犯罪嗎？”當時的情景，張國男永生不能忘記。

李公樸與家人的合影

周巍峙於1932年冬經戈公振、鄒韜奮先生的介紹，擔任李公樸先生的祕書。當時他每天到亨昌裡李先生家上班，日常工作就是剪報、收集整理圖書資料、做聯絡工作，代李先生給青年覆信，整理講話稿。他回憶道：

“1936年11月23日早晨，我照常去李公樸家上班，才知道李先生已在凌晨被捕。李夫人張曼筠很緊張地告訴我，有一封中華蘇維埃政府毛澤東寫給救國會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的信還存放在家裡，沒被搜去，張曼筠問我怎麼辦。我一想，為了保守黨的機密，保護救國會領導人，我對張曼筠說，交給我吧，我負責保管。我立刻把信帶走，藏在自己家裡……”

向高士其伸出熱情之手

著名科學家、科普作家高士其1929年夏在美國留學期間結識了同在美國留學的李公樸先生。攻讀醫學專業的高士其在一次實驗中不慎感染了病毒，造成難以治癒的後遺症。但他忍受疾病的痛苦煎熬，以驚人的毅力堅持讀完醫學博士課程。

赴美留學時期的高士其

1930年，高士其在芝加哥大學醫學研究院畢業後回國，是李公樸先生向住在亭子間裡過著貧病交加生活的高士其伸出了熱情之手。1932年夏，李公樸介紹高士其任其外甥女孫慧中的家庭教師，教數學和英文，同年還將他介紹給了陶行知先生。當時陶行知剛從日本回來，正在上海組織發起“科學下嫁”活動，向人民大眾廣泛宣傳通俗科學知識，辦有自然學園，組織編寫兒童科普讀物。

1932年他在李公樸的家裡遇到了高士其，聽完李公樸對高的介紹，心裡就產生了一個想法。回去後陶行知和朋友們商量：

“像他（高士其）這樣一個為科學而獻身的人，我們應當設法使他學有所用，不要埋沒了這個人才。”

他不僅邀請高士其與戴伯韜、董純才等一起參加由丁柱中、陳鶴琴擔任主編的 “兒童科學叢書”的編寫工作，還聘請高士其與丁柱中、陳鶴琴、胡宣明等一起擔任兒童科學通訊學校的指導員。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的塑像

1935年春，李公樸把剛剛病癒出院的高士其接到自己家裡休養。李公樸告訴高士其：

“目前民族矛盾更加惡化，日寇鯨吞東北還不滿足又派兵大舉進攻華北，蔣介石進一步向日本帝國主義妥協投降，跟敵人簽訂賣國的‘塘沽協定’，斷送了綏東、察北、冀東廣大地區的領土主權。淪陷區人民在日寇鐵蹄蹂躪下，家破人亡，流離失所，悲慘的情景目不忍睹。誰的過錯？政治腐敗的過錯。在腐敗政治的統治下，愛國有罪，賣國有賞，是非顛倒，暗無天日。我們每前進一步，都要經過艱苦的鬥爭!”

他激憤的言語給高極大的鼓舞。

高士其後來回憶：在李家休養期間，他被《太白》（半月刊）上的科學小品文所吸引，聯想起當時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國民黨的不抵抗主義，以及中華民族所承受的空前災難，馬上從帶回國的美國生理學課本里，找到關於血液的章節。他學習用小品文的筆調，根據血液的科學原理：“白血球尤恨細菌，細菌這凶狠的東西一旦侵入人體內部組織，白血球不論遠近就立刻動員前來圍剿……”通過描寫並宣傳白血球的“游擊戰術和抗敵事蹟”，來歌頌中共領導的抗日軍隊。這篇題為“我們的抗戰英雄”的文章，寫作時間是1935年5月，寫作地點就在亨昌裡24號李公樸家裡。

亨昌裡

李公樸滬上生活剪影

本文約4500字

預計閱讀需要12分鐘

李公樸，祖籍江蘇武進，偉大的愛國主義者、堅定的民主戰士、中國民主同盟早期領導人、傑出的社會教育家、“愛國七君子”之一。1946年7月11日晚，李公樸在雲南昆明遭到國民黨特務暗殺，為他一生追求的民主事業奉獻了生命。

抗戰爆發前，李公樸先生曾卜居上海愚園路亨昌裡（今愚園路1376弄）24號。當時在此與李先生同住的有其夫人張曼筠、岳父母、他的一雙兒女國友和國男，還有他的外甥張則孫。此處房屋由先施、永安兩大公司於1925年合資興建，磚木結構假三層，前後5排，每排5個單元，南面弄口通愚園路，北面弄口通白利南路（今長寧路），屬典型的舊式里弄建築，但在當時也算是高級里弄住宅。

李公樸夫婦合影

房子建成後，一部分由業主頂出，另一部分以優惠租金租給兩大公司的高級職員及外籍居民。1927年中共中央在上海創辦的機關刊物《布爾塞維克》編輯部曾設於該弄的43號。上世紀80年代末，筆者在參與籌建《布爾塞維克》編輯部舊址紀念館時，曾在滬西某工人新村拜訪過該刊五編委之一的鄭超麟先生（其餘四人為瞿秋白、羅亦農、鄧中夏、王若飛）。

從鄭先生這裡瞭解到：1927年大革命失敗，“八七會議”後中共中央機關從武漢遷往上海，決定繼《嚮導》後在滬重新出版中央機關刊物，名為《布爾塞維克》。鄭先生說當年選址亨昌裡43號為編輯部機關，就是看中愚園路是高檔住宅區，亨昌裡鬧中取靜，弄堂前後通達，又鄰近兆豐公園（今中山公園）。

“七君子”被捕的那個凌晨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李公樸先生和許多愛國知識分子一樣，在苦悶彷徨中尋求抗日救亡的道路。他與戈公振、鄒韜奮等六人發起組織為東北義勇軍捐款，並創辦了《申報》流通圖書館和業餘補習學校，組織愛國職業青年開展讀書會、歌詠隊、劇社等救亡活動，決心以社會教育為武器，為抗日救國事業貢獻力量。

李公樸曾經居住的亨昌裡位於愚園路上

1936年5月底，李公樸加入了新成立的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並被選為常務委員。胡愈之先生曾說：

“你在上海有四五千讀過補習學校的學生，有一二萬流通圖書館的讀者，他們都被你引上了抗日的大道。救國會遭當局懼怕，救國會的領導人中，你和韜奮先生，特別被當局所忌，因為你們兩個都是擁有廣大群眾的。”

1936年11月23日，因領導和參加救國運動，李公樸與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史良、王造時和沙千里在上海被國民黨逮捕。當時的江蘇高等法院檢察官起訴書裡這樣寫道：

“……被告李公樸，男，年三十六歲，量才補習學校校長，住上海愚園路亨昌裡二十四號。當經前上海市公安局派員會同上海公共租界暨法租界捕房，將沈鈞儒、王造時、李公樸、沙千里、章乃器、鄒韜奮、史良等七人拘獲。……遂以‘沈鈞儒等涉有勾結共產黨徒、組織非法團體、煽動罷工罷課，擾亂地方秩序，圖謀顛覆政府’各嫌疑，連同證件移送偵查至院。”

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七君子事件”。

七君子合影，右二為李公樸

李公樸的女兒張國男回憶：

“1936年，我們家住在上海。我父親是個爽朗、樂觀、非常喜愛孩子的人。……我知道父親為什麼給我這個女孩子起名叫‘國男’，那是因為‘九一八’事變發生不久我出生的，為‘國家多難’，‘難’與‘男’諧音而起名‘國男’，也希望我像男兒一樣將來為國效命。弟弟叫‘李國友’，‘友’字是‘為國擔憂’的‘憂’字的諧音，這是要我們牢牢記著國家多難多憂。”

張國男說她對父親最深刻的記憶，就是1936年李公樸被捕的那個凌晨。那年的11月下旬上海已經有點秋意，23日凌晨，剛剛愉快度過了五週歲生日的小國男已經睡熟，突然她被吵鬧聲驚醒。睜開眼，滿屋的國民黨警察和法租界巡捕氣勢洶洶，蠻橫無理，父親正和他們爭辯。後來只聽父親說了一聲“我跟你們走”，便什麼東西沒拿就跟他們走了。

位於亨昌里弄內的《布爾什維克》編輯部舊址

窗外汽車引擎聲消失后街上和家裡一片寂靜，母親坐在沙發上沉默無語，面色蒼白。小國男非常害怕，膽怯地問媽媽：“爸爸到哪裡去了？”母親說：“被他們抓走了。”“他們為什麼抓爸爸？”“因為他熱愛國家。”母親像是答覆小國男，又像是在問別人：“難道愛國也犯罪嗎？”當時的情景，張國男永生不能忘記。

李公樸與家人的合影

周巍峙於1932年冬經戈公振、鄒韜奮先生的介紹，擔任李公樸先生的祕書。當時他每天到亨昌裡李先生家上班，日常工作就是剪報、收集整理圖書資料、做聯絡工作，代李先生給青年覆信，整理講話稿。他回憶道：

“1936年11月23日早晨，我照常去李公樸家上班，才知道李先生已在凌晨被捕。李夫人張曼筠很緊張地告訴我，有一封中華蘇維埃政府毛澤東寫給救國會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的信還存放在家裡，沒被搜去，張曼筠問我怎麼辦。我一想，為了保守黨的機密，保護救國會領導人，我對張曼筠說，交給我吧，我負責保管。我立刻把信帶走，藏在自己家裡……”

向高士其伸出熱情之手

著名科學家、科普作家高士其1929年夏在美國留學期間結識了同在美國留學的李公樸先生。攻讀醫學專業的高士其在一次實驗中不慎感染了病毒，造成難以治癒的後遺症。但他忍受疾病的痛苦煎熬，以驚人的毅力堅持讀完醫學博士課程。

赴美留學時期的高士其

1930年，高士其在芝加哥大學醫學研究院畢業後回國，是李公樸先生向住在亭子間裡過著貧病交加生活的高士其伸出了熱情之手。1932年夏，李公樸介紹高士其任其外甥女孫慧中的家庭教師，教數學和英文，同年還將他介紹給了陶行知先生。當時陶行知剛從日本回來，正在上海組織發起“科學下嫁”活動，向人民大眾廣泛宣傳通俗科學知識，辦有自然學園，組織編寫兒童科普讀物。

1932年他在李公樸的家裡遇到了高士其，聽完李公樸對高的介紹，心裡就產生了一個想法。回去後陶行知和朋友們商量：

“像他（高士其）這樣一個為科學而獻身的人，我們應當設法使他學有所用，不要埋沒了這個人才。”

他不僅邀請高士其與戴伯韜、董純才等一起參加由丁柱中、陳鶴琴擔任主編的 “兒童科學叢書”的編寫工作，還聘請高士其與丁柱中、陳鶴琴、胡宣明等一起擔任兒童科學通訊學校的指導員。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的塑像

1935年春，李公樸把剛剛病癒出院的高士其接到自己家裡休養。李公樸告訴高士其：

“目前民族矛盾更加惡化，日寇鯨吞東北還不滿足又派兵大舉進攻華北，蔣介石進一步向日本帝國主義妥協投降，跟敵人簽訂賣國的‘塘沽協定’，斷送了綏東、察北、冀東廣大地區的領土主權。淪陷區人民在日寇鐵蹄蹂躪下，家破人亡，流離失所，悲慘的情景目不忍睹。誰的過錯？政治腐敗的過錯。在腐敗政治的統治下，愛國有罪，賣國有賞，是非顛倒，暗無天日。我們每前進一步，都要經過艱苦的鬥爭!”

他激憤的言語給高極大的鼓舞。

高士其後來回憶：在李家休養期間，他被《太白》（半月刊）上的科學小品文所吸引，聯想起當時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國民黨的不抵抗主義，以及中華民族所承受的空前災難，馬上從帶回國的美國生理學課本里，找到關於血液的章節。他學習用小品文的筆調，根據血液的科學原理：“白血球尤恨細菌，細菌這凶狠的東西一旦侵入人體內部組織，白血球不論遠近就立刻動員前來圍剿……”通過描寫並宣傳白血球的“游擊戰術和抗敵事蹟”，來歌頌中共領導的抗日軍隊。這篇題為“我們的抗戰英雄”的文章，寫作時間是1935年5月，寫作地點就在亨昌裡24號李公樸家裡。

《細菌與人：高士其科學小品集》

在這期間，高士其發表了第一篇科學小品文——《細菌的衣食住行》。李公樸看後大加讚賞：

“文章貴在有針對性。暴露現實社會的陰暗面，才能更有利宣傳真理，喚起人民，團結對敵。”

高的這篇文章刊登在李公樸和艾思奇等人主辦的《讀書生活》半月刊第二卷第二期上, 並第一次將原名“高仕錤”改為“高士其”。“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要錢。”從此，高士其以全新的姿態，加入了當時剛剛開始起步的科普創作行列，併為此奉獻了自己的一生。

亨昌裡

李公樸滬上生活剪影

本文約4500字

預計閱讀需要12分鐘

李公樸，祖籍江蘇武進，偉大的愛國主義者、堅定的民主戰士、中國民主同盟早期領導人、傑出的社會教育家、“愛國七君子”之一。1946年7月11日晚，李公樸在雲南昆明遭到國民黨特務暗殺，為他一生追求的民主事業奉獻了生命。

抗戰爆發前，李公樸先生曾卜居上海愚園路亨昌裡（今愚園路1376弄）24號。當時在此與李先生同住的有其夫人張曼筠、岳父母、他的一雙兒女國友和國男，還有他的外甥張則孫。此處房屋由先施、永安兩大公司於1925年合資興建，磚木結構假三層，前後5排，每排5個單元，南面弄口通愚園路，北面弄口通白利南路（今長寧路），屬典型的舊式里弄建築，但在當時也算是高級里弄住宅。

李公樸夫婦合影

房子建成後，一部分由業主頂出，另一部分以優惠租金租給兩大公司的高級職員及外籍居民。1927年中共中央在上海創辦的機關刊物《布爾塞維克》編輯部曾設於該弄的43號。上世紀80年代末，筆者在參與籌建《布爾塞維克》編輯部舊址紀念館時，曾在滬西某工人新村拜訪過該刊五編委之一的鄭超麟先生（其餘四人為瞿秋白、羅亦農、鄧中夏、王若飛）。

從鄭先生這裡瞭解到：1927年大革命失敗，“八七會議”後中共中央機關從武漢遷往上海，決定繼《嚮導》後在滬重新出版中央機關刊物，名為《布爾塞維克》。鄭先生說當年選址亨昌裡43號為編輯部機關，就是看中愚園路是高檔住宅區，亨昌裡鬧中取靜，弄堂前後通達，又鄰近兆豐公園（今中山公園）。

“七君子”被捕的那個凌晨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李公樸先生和許多愛國知識分子一樣，在苦悶彷徨中尋求抗日救亡的道路。他與戈公振、鄒韜奮等六人發起組織為東北義勇軍捐款，並創辦了《申報》流通圖書館和業餘補習學校，組織愛國職業青年開展讀書會、歌詠隊、劇社等救亡活動，決心以社會教育為武器，為抗日救國事業貢獻力量。

李公樸曾經居住的亨昌裡位於愚園路上

1936年5月底，李公樸加入了新成立的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並被選為常務委員。胡愈之先生曾說：

“你在上海有四五千讀過補習學校的學生，有一二萬流通圖書館的讀者，他們都被你引上了抗日的大道。救國會遭當局懼怕，救國會的領導人中，你和韜奮先生，特別被當局所忌，因為你們兩個都是擁有廣大群眾的。”

1936年11月23日，因領導和參加救國運動，李公樸與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史良、王造時和沙千里在上海被國民黨逮捕。當時的江蘇高等法院檢察官起訴書裡這樣寫道：

“……被告李公樸，男，年三十六歲，量才補習學校校長，住上海愚園路亨昌裡二十四號。當經前上海市公安局派員會同上海公共租界暨法租界捕房，將沈鈞儒、王造時、李公樸、沙千里、章乃器、鄒韜奮、史良等七人拘獲。……遂以‘沈鈞儒等涉有勾結共產黨徒、組織非法團體、煽動罷工罷課，擾亂地方秩序，圖謀顛覆政府’各嫌疑，連同證件移送偵查至院。”

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七君子事件”。

七君子合影，右二為李公樸

李公樸的女兒張國男回憶：

“1936年，我們家住在上海。我父親是個爽朗、樂觀、非常喜愛孩子的人。……我知道父親為什麼給我這個女孩子起名叫‘國男’，那是因為‘九一八’事變發生不久我出生的，為‘國家多難’，‘難’與‘男’諧音而起名‘國男’，也希望我像男兒一樣將來為國效命。弟弟叫‘李國友’，‘友’字是‘為國擔憂’的‘憂’字的諧音，這是要我們牢牢記著國家多難多憂。”

張國男說她對父親最深刻的記憶，就是1936年李公樸被捕的那個凌晨。那年的11月下旬上海已經有點秋意，23日凌晨，剛剛愉快度過了五週歲生日的小國男已經睡熟，突然她被吵鬧聲驚醒。睜開眼，滿屋的國民黨警察和法租界巡捕氣勢洶洶，蠻橫無理，父親正和他們爭辯。後來只聽父親說了一聲“我跟你們走”，便什麼東西沒拿就跟他們走了。

位於亨昌里弄內的《布爾什維克》編輯部舊址

窗外汽車引擎聲消失后街上和家裡一片寂靜，母親坐在沙發上沉默無語，面色蒼白。小國男非常害怕，膽怯地問媽媽：“爸爸到哪裡去了？”母親說：“被他們抓走了。”“他們為什麼抓爸爸？”“因為他熱愛國家。”母親像是答覆小國男，又像是在問別人：“難道愛國也犯罪嗎？”當時的情景，張國男永生不能忘記。

李公樸與家人的合影

周巍峙於1932年冬經戈公振、鄒韜奮先生的介紹，擔任李公樸先生的祕書。當時他每天到亨昌裡李先生家上班，日常工作就是剪報、收集整理圖書資料、做聯絡工作，代李先生給青年覆信，整理講話稿。他回憶道：

“1936年11月23日早晨，我照常去李公樸家上班，才知道李先生已在凌晨被捕。李夫人張曼筠很緊張地告訴我，有一封中華蘇維埃政府毛澤東寫給救國會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的信還存放在家裡，沒被搜去，張曼筠問我怎麼辦。我一想，為了保守黨的機密，保護救國會領導人，我對張曼筠說，交給我吧，我負責保管。我立刻把信帶走，藏在自己家裡……”

向高士其伸出熱情之手

著名科學家、科普作家高士其1929年夏在美國留學期間結識了同在美國留學的李公樸先生。攻讀醫學專業的高士其在一次實驗中不慎感染了病毒，造成難以治癒的後遺症。但他忍受疾病的痛苦煎熬，以驚人的毅力堅持讀完醫學博士課程。

赴美留學時期的高士其

1930年，高士其在芝加哥大學醫學研究院畢業後回國，是李公樸先生向住在亭子間裡過著貧病交加生活的高士其伸出了熱情之手。1932年夏，李公樸介紹高士其任其外甥女孫慧中的家庭教師，教數學和英文，同年還將他介紹給了陶行知先生。當時陶行知剛從日本回來，正在上海組織發起“科學下嫁”活動，向人民大眾廣泛宣傳通俗科學知識，辦有自然學園，組織編寫兒童科普讀物。

1932年他在李公樸的家裡遇到了高士其，聽完李公樸對高的介紹，心裡就產生了一個想法。回去後陶行知和朋友們商量：

“像他（高士其）這樣一個為科學而獻身的人，我們應當設法使他學有所用，不要埋沒了這個人才。”

他不僅邀請高士其與戴伯韜、董純才等一起參加由丁柱中、陳鶴琴擔任主編的 “兒童科學叢書”的編寫工作，還聘請高士其與丁柱中、陳鶴琴、胡宣明等一起擔任兒童科學通訊學校的指導員。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的塑像

1935年春，李公樸把剛剛病癒出院的高士其接到自己家裡休養。李公樸告訴高士其：

“目前民族矛盾更加惡化，日寇鯨吞東北還不滿足又派兵大舉進攻華北，蔣介石進一步向日本帝國主義妥協投降，跟敵人簽訂賣國的‘塘沽協定’，斷送了綏東、察北、冀東廣大地區的領土主權。淪陷區人民在日寇鐵蹄蹂躪下，家破人亡，流離失所，悲慘的情景目不忍睹。誰的過錯？政治腐敗的過錯。在腐敗政治的統治下，愛國有罪，賣國有賞，是非顛倒，暗無天日。我們每前進一步，都要經過艱苦的鬥爭!”

他激憤的言語給高極大的鼓舞。

高士其後來回憶：在李家休養期間，他被《太白》（半月刊）上的科學小品文所吸引，聯想起當時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國民黨的不抵抗主義，以及中華民族所承受的空前災難，馬上從帶回國的美國生理學課本里，找到關於血液的章節。他學習用小品文的筆調，根據血液的科學原理：“白血球尤恨細菌，細菌這凶狠的東西一旦侵入人體內部組織，白血球不論遠近就立刻動員前來圍剿……”通過描寫並宣傳白血球的“游擊戰術和抗敵事蹟”，來歌頌中共領導的抗日軍隊。這篇題為“我們的抗戰英雄”的文章，寫作時間是1935年5月，寫作地點就在亨昌裡24號李公樸家裡。

《細菌與人：高士其科學小品集》

在這期間，高士其發表了第一篇科學小品文——《細菌的衣食住行》。李公樸看後大加讚賞：

“文章貴在有針對性。暴露現實社會的陰暗面，才能更有利宣傳真理，喚起人民，團結對敵。”

高的這篇文章刊登在李公樸和艾思奇等人主辦的《讀書生活》半月刊第二卷第二期上, 並第一次將原名“高仕錤”改為“高士其”。“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要錢。”從此，高士其以全新的姿態，加入了當時剛剛開始起步的科普創作行列，併為此奉獻了自己的一生。

李公樸和艾思奇一起創辦的《讀書生活》雜誌

不久，高士其病情稍微穩定，李公樸派人幫他把家搬到了靜安寺路斜橋弄（今南京西路石門一路）71號《讀書生活》出版社的樓上。在這裡，他結識了《讀書生活》的副主編、《大眾哲學》的作者艾思奇，並與這位青年哲學家成為了莫逆之交。這個時期儘管高士其因疾病而感到寫作困難，但他還是每天堅持寫一千字。在1935年到1937年兩年多時間裡，他發表了近百篇科學小品，這些文章大都是配合當時抗日救亡運動的。

在延安與毛澤東深談

李公樸的夫人張曼筠，江蘇江陰人（1901—1975），其父是當時滬上小有名氣的書畫家張筱樓，畫梅花頗有功夫。張曼筠先後就讀南京金陵女大和北平女子師範大學，從小喜歡學畫，曾拜劉海粟先生為師。1928年初，她與李公樸在上海結婚。

亨昌裡

李公樸滬上生活剪影

本文約4500字

預計閱讀需要12分鐘

李公樸，祖籍江蘇武進，偉大的愛國主義者、堅定的民主戰士、中國民主同盟早期領導人、傑出的社會教育家、“愛國七君子”之一。1946年7月11日晚，李公樸在雲南昆明遭到國民黨特務暗殺，為他一生追求的民主事業奉獻了生命。

抗戰爆發前，李公樸先生曾卜居上海愚園路亨昌裡（今愚園路1376弄）24號。當時在此與李先生同住的有其夫人張曼筠、岳父母、他的一雙兒女國友和國男，還有他的外甥張則孫。此處房屋由先施、永安兩大公司於1925年合資興建，磚木結構假三層，前後5排，每排5個單元，南面弄口通愚園路，北面弄口通白利南路（今長寧路），屬典型的舊式里弄建築，但在當時也算是高級里弄住宅。

李公樸夫婦合影

房子建成後，一部分由業主頂出，另一部分以優惠租金租給兩大公司的高級職員及外籍居民。1927年中共中央在上海創辦的機關刊物《布爾塞維克》編輯部曾設於該弄的43號。上世紀80年代末，筆者在參與籌建《布爾塞維克》編輯部舊址紀念館時，曾在滬西某工人新村拜訪過該刊五編委之一的鄭超麟先生（其餘四人為瞿秋白、羅亦農、鄧中夏、王若飛）。

從鄭先生這裡瞭解到：1927年大革命失敗，“八七會議”後中共中央機關從武漢遷往上海，決定繼《嚮導》後在滬重新出版中央機關刊物，名為《布爾塞維克》。鄭先生說當年選址亨昌裡43號為編輯部機關，就是看中愚園路是高檔住宅區，亨昌裡鬧中取靜，弄堂前後通達，又鄰近兆豐公園（今中山公園）。

“七君子”被捕的那個凌晨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李公樸先生和許多愛國知識分子一樣，在苦悶彷徨中尋求抗日救亡的道路。他與戈公振、鄒韜奮等六人發起組織為東北義勇軍捐款，並創辦了《申報》流通圖書館和業餘補習學校，組織愛國職業青年開展讀書會、歌詠隊、劇社等救亡活動，決心以社會教育為武器，為抗日救國事業貢獻力量。

李公樸曾經居住的亨昌裡位於愚園路上

1936年5月底，李公樸加入了新成立的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並被選為常務委員。胡愈之先生曾說：

“你在上海有四五千讀過補習學校的學生，有一二萬流通圖書館的讀者，他們都被你引上了抗日的大道。救國會遭當局懼怕，救國會的領導人中，你和韜奮先生，特別被當局所忌，因為你們兩個都是擁有廣大群眾的。”

1936年11月23日，因領導和參加救國運動，李公樸與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史良、王造時和沙千里在上海被國民黨逮捕。當時的江蘇高等法院檢察官起訴書裡這樣寫道：

“……被告李公樸，男，年三十六歲，量才補習學校校長，住上海愚園路亨昌裡二十四號。當經前上海市公安局派員會同上海公共租界暨法租界捕房，將沈鈞儒、王造時、李公樸、沙千里、章乃器、鄒韜奮、史良等七人拘獲。……遂以‘沈鈞儒等涉有勾結共產黨徒、組織非法團體、煽動罷工罷課，擾亂地方秩序，圖謀顛覆政府’各嫌疑，連同證件移送偵查至院。”

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七君子事件”。

七君子合影，右二為李公樸

李公樸的女兒張國男回憶：

“1936年，我們家住在上海。我父親是個爽朗、樂觀、非常喜愛孩子的人。……我知道父親為什麼給我這個女孩子起名叫‘國男’，那是因為‘九一八’事變發生不久我出生的，為‘國家多難’，‘難’與‘男’諧音而起名‘國男’，也希望我像男兒一樣將來為國效命。弟弟叫‘李國友’，‘友’字是‘為國擔憂’的‘憂’字的諧音，這是要我們牢牢記著國家多難多憂。”

張國男說她對父親最深刻的記憶，就是1936年李公樸被捕的那個凌晨。那年的11月下旬上海已經有點秋意，23日凌晨，剛剛愉快度過了五週歲生日的小國男已經睡熟，突然她被吵鬧聲驚醒。睜開眼，滿屋的國民黨警察和法租界巡捕氣勢洶洶，蠻橫無理，父親正和他們爭辯。後來只聽父親說了一聲“我跟你們走”，便什麼東西沒拿就跟他們走了。

位於亨昌里弄內的《布爾什維克》編輯部舊址

窗外汽車引擎聲消失后街上和家裡一片寂靜，母親坐在沙發上沉默無語，面色蒼白。小國男非常害怕，膽怯地問媽媽：“爸爸到哪裡去了？”母親說：“被他們抓走了。”“他們為什麼抓爸爸？”“因為他熱愛國家。”母親像是答覆小國男，又像是在問別人：“難道愛國也犯罪嗎？”當時的情景，張國男永生不能忘記。

李公樸與家人的合影

周巍峙於1932年冬經戈公振、鄒韜奮先生的介紹，擔任李公樸先生的祕書。當時他每天到亨昌裡李先生家上班，日常工作就是剪報、收集整理圖書資料、做聯絡工作，代李先生給青年覆信，整理講話稿。他回憶道：

“1936年11月23日早晨，我照常去李公樸家上班，才知道李先生已在凌晨被捕。李夫人張曼筠很緊張地告訴我，有一封中華蘇維埃政府毛澤東寫給救國會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的信還存放在家裡，沒被搜去，張曼筠問我怎麼辦。我一想，為了保守黨的機密，保護救國會領導人，我對張曼筠說，交給我吧，我負責保管。我立刻把信帶走，藏在自己家裡……”

向高士其伸出熱情之手

著名科學家、科普作家高士其1929年夏在美國留學期間結識了同在美國留學的李公樸先生。攻讀醫學專業的高士其在一次實驗中不慎感染了病毒，造成難以治癒的後遺症。但他忍受疾病的痛苦煎熬，以驚人的毅力堅持讀完醫學博士課程。

赴美留學時期的高士其

1930年，高士其在芝加哥大學醫學研究院畢業後回國，是李公樸先生向住在亭子間裡過著貧病交加生活的高士其伸出了熱情之手。1932年夏，李公樸介紹高士其任其外甥女孫慧中的家庭教師，教數學和英文，同年還將他介紹給了陶行知先生。當時陶行知剛從日本回來，正在上海組織發起“科學下嫁”活動，向人民大眾廣泛宣傳通俗科學知識，辦有自然學園，組織編寫兒童科普讀物。

1932年他在李公樸的家裡遇到了高士其，聽完李公樸對高的介紹，心裡就產生了一個想法。回去後陶行知和朋友們商量：

“像他（高士其）這樣一個為科學而獻身的人，我們應當設法使他學有所用，不要埋沒了這個人才。”

他不僅邀請高士其與戴伯韜、董純才等一起參加由丁柱中、陳鶴琴擔任主編的 “兒童科學叢書”的編寫工作，還聘請高士其與丁柱中、陳鶴琴、胡宣明等一起擔任兒童科學通訊學校的指導員。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的塑像

1935年春，李公樸把剛剛病癒出院的高士其接到自己家裡休養。李公樸告訴高士其：

“目前民族矛盾更加惡化，日寇鯨吞東北還不滿足又派兵大舉進攻華北，蔣介石進一步向日本帝國主義妥協投降，跟敵人簽訂賣國的‘塘沽協定’，斷送了綏東、察北、冀東廣大地區的領土主權。淪陷區人民在日寇鐵蹄蹂躪下，家破人亡，流離失所，悲慘的情景目不忍睹。誰的過錯？政治腐敗的過錯。在腐敗政治的統治下，愛國有罪，賣國有賞，是非顛倒，暗無天日。我們每前進一步，都要經過艱苦的鬥爭!”

他激憤的言語給高極大的鼓舞。

高士其後來回憶：在李家休養期間，他被《太白》（半月刊）上的科學小品文所吸引，聯想起當時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國民黨的不抵抗主義，以及中華民族所承受的空前災難，馬上從帶回國的美國生理學課本里，找到關於血液的章節。他學習用小品文的筆調，根據血液的科學原理：“白血球尤恨細菌，細菌這凶狠的東西一旦侵入人體內部組織，白血球不論遠近就立刻動員前來圍剿……”通過描寫並宣傳白血球的“游擊戰術和抗敵事蹟”，來歌頌中共領導的抗日軍隊。這篇題為“我們的抗戰英雄”的文章，寫作時間是1935年5月，寫作地點就在亨昌裡24號李公樸家裡。

《細菌與人：高士其科學小品集》

在這期間，高士其發表了第一篇科學小品文——《細菌的衣食住行》。李公樸看後大加讚賞：

“文章貴在有針對性。暴露現實社會的陰暗面，才能更有利宣傳真理，喚起人民，團結對敵。”

高的這篇文章刊登在李公樸和艾思奇等人主辦的《讀書生活》半月刊第二卷第二期上, 並第一次將原名“高仕錤”改為“高士其”。“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要錢。”從此，高士其以全新的姿態，加入了當時剛剛開始起步的科普創作行列，併為此奉獻了自己的一生。

李公樸和艾思奇一起創辦的《讀書生活》雜誌

不久，高士其病情稍微穩定，李公樸派人幫他把家搬到了靜安寺路斜橋弄（今南京西路石門一路）71號《讀書生活》出版社的樓上。在這裡，他結識了《讀書生活》的副主編、《大眾哲學》的作者艾思奇，並與這位青年哲學家成為了莫逆之交。這個時期儘管高士其因疾病而感到寫作困難，但他還是每天堅持寫一千字。在1935年到1937年兩年多時間裡，他發表了近百篇科學小品，這些文章大都是配合當時抗日救亡運動的。

在延安與毛澤東深談

李公樸的夫人張曼筠，江蘇江陰人（1901—1975），其父是當時滬上小有名氣的書畫家張筱樓，畫梅花頗有功夫。張曼筠先後就讀南京金陵女大和北平女子師範大學，從小喜歡學畫，曾拜劉海粟先生為師。1928年初，她與李公樸在上海結婚。

張曼筠女士創作的《長城圖》

“七君子事件”發生後第一個初春的雪夜，張曼筠在亨昌裡家中輾轉難眠，起身提筆在冊頁上畫了一幅長城圖。98歲的愛國老人馬相伯看到她的這幅畫，當即在冊頁的首頁題了七個字：“直搗扶桑摧為灰”，表達了他對侵略者的無比憤恨。不久，她帶著這本冊頁去蘇州探監，沈鈞儒見了長城圖賦詩一首，並在冊頁上題詩：

痛哭年年望老家。

龍沙萬里金戈夢，

關城凌紙起谽谺。

是墨知還是血耶，

亨昌裡

李公樸滬上生活剪影

本文約4500字

預計閱讀需要12分鐘

李公樸，祖籍江蘇武進，偉大的愛國主義者、堅定的民主戰士、中國民主同盟早期領導人、傑出的社會教育家、“愛國七君子”之一。1946年7月11日晚，李公樸在雲南昆明遭到國民黨特務暗殺，為他一生追求的民主事業奉獻了生命。

抗戰爆發前，李公樸先生曾卜居上海愚園路亨昌裡（今愚園路1376弄）24號。當時在此與李先生同住的有其夫人張曼筠、岳父母、他的一雙兒女國友和國男，還有他的外甥張則孫。此處房屋由先施、永安兩大公司於1925年合資興建，磚木結構假三層，前後5排，每排5個單元，南面弄口通愚園路，北面弄口通白利南路（今長寧路），屬典型的舊式里弄建築，但在當時也算是高級里弄住宅。

李公樸夫婦合影

房子建成後，一部分由業主頂出，另一部分以優惠租金租給兩大公司的高級職員及外籍居民。1927年中共中央在上海創辦的機關刊物《布爾塞維克》編輯部曾設於該弄的43號。上世紀80年代末，筆者在參與籌建《布爾塞維克》編輯部舊址紀念館時，曾在滬西某工人新村拜訪過該刊五編委之一的鄭超麟先生（其餘四人為瞿秋白、羅亦農、鄧中夏、王若飛）。

從鄭先生這裡瞭解到：1927年大革命失敗，“八七會議”後中共中央機關從武漢遷往上海，決定繼《嚮導》後在滬重新出版中央機關刊物，名為《布爾塞維克》。鄭先生說當年選址亨昌裡43號為編輯部機關，就是看中愚園路是高檔住宅區，亨昌裡鬧中取靜，弄堂前後通達，又鄰近兆豐公園（今中山公園）。

“七君子”被捕的那個凌晨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李公樸先生和許多愛國知識分子一樣，在苦悶彷徨中尋求抗日救亡的道路。他與戈公振、鄒韜奮等六人發起組織為東北義勇軍捐款，並創辦了《申報》流通圖書館和業餘補習學校，組織愛國職業青年開展讀書會、歌詠隊、劇社等救亡活動，決心以社會教育為武器，為抗日救國事業貢獻力量。

李公樸曾經居住的亨昌裡位於愚園路上

1936年5月底，李公樸加入了新成立的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並被選為常務委員。胡愈之先生曾說：

“你在上海有四五千讀過補習學校的學生，有一二萬流通圖書館的讀者，他們都被你引上了抗日的大道。救國會遭當局懼怕，救國會的領導人中，你和韜奮先生，特別被當局所忌，因為你們兩個都是擁有廣大群眾的。”

1936年11月23日，因領導和參加救國運動，李公樸與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史良、王造時和沙千里在上海被國民黨逮捕。當時的江蘇高等法院檢察官起訴書裡這樣寫道：

“……被告李公樸，男，年三十六歲，量才補習學校校長，住上海愚園路亨昌裡二十四號。當經前上海市公安局派員會同上海公共租界暨法租界捕房，將沈鈞儒、王造時、李公樸、沙千里、章乃器、鄒韜奮、史良等七人拘獲。……遂以‘沈鈞儒等涉有勾結共產黨徒、組織非法團體、煽動罷工罷課，擾亂地方秩序，圖謀顛覆政府’各嫌疑，連同證件移送偵查至院。”

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七君子事件”。

七君子合影，右二為李公樸

李公樸的女兒張國男回憶：

“1936年，我們家住在上海。我父親是個爽朗、樂觀、非常喜愛孩子的人。……我知道父親為什麼給我這個女孩子起名叫‘國男’，那是因為‘九一八’事變發生不久我出生的，為‘國家多難’，‘難’與‘男’諧音而起名‘國男’，也希望我像男兒一樣將來為國效命。弟弟叫‘李國友’，‘友’字是‘為國擔憂’的‘憂’字的諧音，這是要我們牢牢記著國家多難多憂。”

張國男說她對父親最深刻的記憶，就是1936年李公樸被捕的那個凌晨。那年的11月下旬上海已經有點秋意，23日凌晨，剛剛愉快度過了五週歲生日的小國男已經睡熟，突然她被吵鬧聲驚醒。睜開眼，滿屋的國民黨警察和法租界巡捕氣勢洶洶，蠻橫無理，父親正和他們爭辯。後來只聽父親說了一聲“我跟你們走”，便什麼東西沒拿就跟他們走了。

位於亨昌里弄內的《布爾什維克》編輯部舊址

窗外汽車引擎聲消失后街上和家裡一片寂靜，母親坐在沙發上沉默無語，面色蒼白。小國男非常害怕，膽怯地問媽媽：“爸爸到哪裡去了？”母親說：“被他們抓走了。”“他們為什麼抓爸爸？”“因為他熱愛國家。”母親像是答覆小國男，又像是在問別人：“難道愛國也犯罪嗎？”當時的情景，張國男永生不能忘記。

李公樸與家人的合影

周巍峙於1932年冬經戈公振、鄒韜奮先生的介紹，擔任李公樸先生的祕書。當時他每天到亨昌裡李先生家上班，日常工作就是剪報、收集整理圖書資料、做聯絡工作，代李先生給青年覆信，整理講話稿。他回憶道：

“1936年11月23日早晨，我照常去李公樸家上班，才知道李先生已在凌晨被捕。李夫人張曼筠很緊張地告訴我，有一封中華蘇維埃政府毛澤東寫給救國會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的信還存放在家裡，沒被搜去，張曼筠問我怎麼辦。我一想，為了保守黨的機密，保護救國會領導人，我對張曼筠說，交給我吧，我負責保管。我立刻把信帶走，藏在自己家裡……”

向高士其伸出熱情之手

著名科學家、科普作家高士其1929年夏在美國留學期間結識了同在美國留學的李公樸先生。攻讀醫學專業的高士其在一次實驗中不慎感染了病毒，造成難以治癒的後遺症。但他忍受疾病的痛苦煎熬，以驚人的毅力堅持讀完醫學博士課程。

赴美留學時期的高士其

1930年，高士其在芝加哥大學醫學研究院畢業後回國，是李公樸先生向住在亭子間裡過著貧病交加生活的高士其伸出了熱情之手。1932年夏，李公樸介紹高士其任其外甥女孫慧中的家庭教師，教數學和英文，同年還將他介紹給了陶行知先生。當時陶行知剛從日本回來，正在上海組織發起“科學下嫁”活動，向人民大眾廣泛宣傳通俗科學知識，辦有自然學園，組織編寫兒童科普讀物。

1932年他在李公樸的家裡遇到了高士其，聽完李公樸對高的介紹，心裡就產生了一個想法。回去後陶行知和朋友們商量：

“像他（高士其）這樣一個為科學而獻身的人，我們應當設法使他學有所用，不要埋沒了這個人才。”

他不僅邀請高士其與戴伯韜、董純才等一起參加由丁柱中、陳鶴琴擔任主編的 “兒童科學叢書”的編寫工作，還聘請高士其與丁柱中、陳鶴琴、胡宣明等一起擔任兒童科學通訊學校的指導員。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的塑像

1935年春，李公樸把剛剛病癒出院的高士其接到自己家裡休養。李公樸告訴高士其：

“目前民族矛盾更加惡化，日寇鯨吞東北還不滿足又派兵大舉進攻華北，蔣介石進一步向日本帝國主義妥協投降，跟敵人簽訂賣國的‘塘沽協定’，斷送了綏東、察北、冀東廣大地區的領土主權。淪陷區人民在日寇鐵蹄蹂躪下，家破人亡，流離失所，悲慘的情景目不忍睹。誰的過錯？政治腐敗的過錯。在腐敗政治的統治下，愛國有罪，賣國有賞，是非顛倒，暗無天日。我們每前進一步，都要經過艱苦的鬥爭!”

他激憤的言語給高極大的鼓舞。

高士其後來回憶：在李家休養期間，他被《太白》（半月刊）上的科學小品文所吸引，聯想起當時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國民黨的不抵抗主義，以及中華民族所承受的空前災難，馬上從帶回國的美國生理學課本里，找到關於血液的章節。他學習用小品文的筆調，根據血液的科學原理：“白血球尤恨細菌，細菌這凶狠的東西一旦侵入人體內部組織，白血球不論遠近就立刻動員前來圍剿……”通過描寫並宣傳白血球的“游擊戰術和抗敵事蹟”，來歌頌中共領導的抗日軍隊。這篇題為“我們的抗戰英雄”的文章，寫作時間是1935年5月，寫作地點就在亨昌裡24號李公樸家裡。

《細菌與人：高士其科學小品集》

在這期間，高士其發表了第一篇科學小品文——《細菌的衣食住行》。李公樸看後大加讚賞：

“文章貴在有針對性。暴露現實社會的陰暗面，才能更有利宣傳真理，喚起人民，團結對敵。”

高的這篇文章刊登在李公樸和艾思奇等人主辦的《讀書生活》半月刊第二卷第二期上, 並第一次將原名“高仕錤”改為“高士其”。“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要錢。”從此，高士其以全新的姿態，加入了當時剛剛開始起步的科普創作行列，併為此奉獻了自己的一生。

李公樸和艾思奇一起創辦的《讀書生活》雜誌

不久，高士其病情稍微穩定，李公樸派人幫他把家搬到了靜安寺路斜橋弄（今南京西路石門一路）71號《讀書生活》出版社的樓上。在這裡，他結識了《讀書生活》的副主編、《大眾哲學》的作者艾思奇，並與這位青年哲學家成為了莫逆之交。這個時期儘管高士其因疾病而感到寫作困難，但他還是每天堅持寫一千字。在1935年到1937年兩年多時間裡，他發表了近百篇科學小品，這些文章大都是配合當時抗日救亡運動的。

在延安與毛澤東深談

李公樸的夫人張曼筠，江蘇江陰人（1901—1975），其父是當時滬上小有名氣的書畫家張筱樓，畫梅花頗有功夫。張曼筠先後就讀南京金陵女大和北平女子師範大學，從小喜歡學畫，曾拜劉海粟先生為師。1928年初，她與李公樸在上海結婚。

張曼筠女士創作的《長城圖》

“七君子事件”發生後第一個初春的雪夜，張曼筠在亨昌裡家中輾轉難眠，起身提筆在冊頁上畫了一幅長城圖。98歲的愛國老人馬相伯看到她的這幅畫，當即在冊頁的首頁題了七個字：“直搗扶桑摧為灰”，表達了他對侵略者的無比憤恨。不久，她帶著這本冊頁去蘇州探監，沈鈞儒見了長城圖賦詩一首，並在冊頁上題詩：

痛哭年年望老家。

龍沙萬里金戈夢，

關城凌紙起谽谺。

是墨知還是血耶，

鄒韜奮則奮筆疾書“還我河山”四個大字，並加以註釋：

“痛念國難，常懷嶽武穆和他的這句話，看到長城益增感喟。”

沙千里見畫有感而發：

“在羈押中屢聽公樸兄高歌《義勇軍進行曲》，激昂慷慨，悠然神往。”

故題贈了“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章乃器、王造時也都在冊頁上題了詩句。後來還有許多著名人士，如彭德懷、林祖涵(伯渠)、李宗仁、馮玉祥、郭沫若、王崑崙、柳亞子、黃炎培、楊秀峰、續範亭等都在這幅長城圖上題了字，充分顯示了當時各黨各派同仇敵愾，團結抗戰，“築成我們新的長城”的共同願望。

亨昌裡

李公樸滬上生活剪影

本文約4500字

預計閱讀需要12分鐘

李公樸，祖籍江蘇武進，偉大的愛國主義者、堅定的民主戰士、中國民主同盟早期領導人、傑出的社會教育家、“愛國七君子”之一。1946年7月11日晚，李公樸在雲南昆明遭到國民黨特務暗殺，為他一生追求的民主事業奉獻了生命。

抗戰爆發前，李公樸先生曾卜居上海愚園路亨昌裡（今愚園路1376弄）24號。當時在此與李先生同住的有其夫人張曼筠、岳父母、他的一雙兒女國友和國男，還有他的外甥張則孫。此處房屋由先施、永安兩大公司於1925年合資興建，磚木結構假三層，前後5排，每排5個單元，南面弄口通愚園路，北面弄口通白利南路（今長寧路），屬典型的舊式里弄建築，但在當時也算是高級里弄住宅。

李公樸夫婦合影

房子建成後，一部分由業主頂出，另一部分以優惠租金租給兩大公司的高級職員及外籍居民。1927年中共中央在上海創辦的機關刊物《布爾塞維克》編輯部曾設於該弄的43號。上世紀80年代末，筆者在參與籌建《布爾塞維克》編輯部舊址紀念館時，曾在滬西某工人新村拜訪過該刊五編委之一的鄭超麟先生（其餘四人為瞿秋白、羅亦農、鄧中夏、王若飛）。

從鄭先生這裡瞭解到：1927年大革命失敗，“八七會議”後中共中央機關從武漢遷往上海，決定繼《嚮導》後在滬重新出版中央機關刊物，名為《布爾塞維克》。鄭先生說當年選址亨昌裡43號為編輯部機關，就是看中愚園路是高檔住宅區，亨昌裡鬧中取靜，弄堂前後通達，又鄰近兆豐公園（今中山公園）。

“七君子”被捕的那個凌晨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李公樸先生和許多愛國知識分子一樣，在苦悶彷徨中尋求抗日救亡的道路。他與戈公振、鄒韜奮等六人發起組織為東北義勇軍捐款，並創辦了《申報》流通圖書館和業餘補習學校，組織愛國職業青年開展讀書會、歌詠隊、劇社等救亡活動，決心以社會教育為武器，為抗日救國事業貢獻力量。

李公樸曾經居住的亨昌裡位於愚園路上

1936年5月底，李公樸加入了新成立的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並被選為常務委員。胡愈之先生曾說：

“你在上海有四五千讀過補習學校的學生，有一二萬流通圖書館的讀者，他們都被你引上了抗日的大道。救國會遭當局懼怕，救國會的領導人中，你和韜奮先生，特別被當局所忌，因為你們兩個都是擁有廣大群眾的。”

1936年11月23日，因領導和參加救國運動，李公樸與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史良、王造時和沙千里在上海被國民黨逮捕。當時的江蘇高等法院檢察官起訴書裡這樣寫道：

“……被告李公樸，男，年三十六歲，量才補習學校校長，住上海愚園路亨昌裡二十四號。當經前上海市公安局派員會同上海公共租界暨法租界捕房，將沈鈞儒、王造時、李公樸、沙千里、章乃器、鄒韜奮、史良等七人拘獲。……遂以‘沈鈞儒等涉有勾結共產黨徒、組織非法團體、煽動罷工罷課，擾亂地方秩序，圖謀顛覆政府’各嫌疑，連同證件移送偵查至院。”

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七君子事件”。

七君子合影，右二為李公樸

李公樸的女兒張國男回憶：

“1936年，我們家住在上海。我父親是個爽朗、樂觀、非常喜愛孩子的人。……我知道父親為什麼給我這個女孩子起名叫‘國男’，那是因為‘九一八’事變發生不久我出生的，為‘國家多難’，‘難’與‘男’諧音而起名‘國男’，也希望我像男兒一樣將來為國效命。弟弟叫‘李國友’，‘友’字是‘為國擔憂’的‘憂’字的諧音，這是要我們牢牢記著國家多難多憂。”

張國男說她對父親最深刻的記憶，就是1936年李公樸被捕的那個凌晨。那年的11月下旬上海已經有點秋意，23日凌晨，剛剛愉快度過了五週歲生日的小國男已經睡熟，突然她被吵鬧聲驚醒。睜開眼，滿屋的國民黨警察和法租界巡捕氣勢洶洶，蠻橫無理，父親正和他們爭辯。後來只聽父親說了一聲“我跟你們走”，便什麼東西沒拿就跟他們走了。

位於亨昌里弄內的《布爾什維克》編輯部舊址

窗外汽車引擎聲消失后街上和家裡一片寂靜，母親坐在沙發上沉默無語，面色蒼白。小國男非常害怕，膽怯地問媽媽：“爸爸到哪裡去了？”母親說：“被他們抓走了。”“他們為什麼抓爸爸？”“因為他熱愛國家。”母親像是答覆小國男，又像是在問別人：“難道愛國也犯罪嗎？”當時的情景，張國男永生不能忘記。

李公樸與家人的合影

周巍峙於1932年冬經戈公振、鄒韜奮先生的介紹，擔任李公樸先生的祕書。當時他每天到亨昌裡李先生家上班，日常工作就是剪報、收集整理圖書資料、做聯絡工作，代李先生給青年覆信，整理講話稿。他回憶道：

“1936年11月23日早晨，我照常去李公樸家上班，才知道李先生已在凌晨被捕。李夫人張曼筠很緊張地告訴我，有一封中華蘇維埃政府毛澤東寫給救國會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的信還存放在家裡，沒被搜去，張曼筠問我怎麼辦。我一想，為了保守黨的機密，保護救國會領導人，我對張曼筠說，交給我吧，我負責保管。我立刻把信帶走，藏在自己家裡……”

向高士其伸出熱情之手

著名科學家、科普作家高士其1929年夏在美國留學期間結識了同在美國留學的李公樸先生。攻讀醫學專業的高士其在一次實驗中不慎感染了病毒，造成難以治癒的後遺症。但他忍受疾病的痛苦煎熬，以驚人的毅力堅持讀完醫學博士課程。

赴美留學時期的高士其

1930年，高士其在芝加哥大學醫學研究院畢業後回國，是李公樸先生向住在亭子間裡過著貧病交加生活的高士其伸出了熱情之手。1932年夏，李公樸介紹高士其任其外甥女孫慧中的家庭教師，教數學和英文，同年還將他介紹給了陶行知先生。當時陶行知剛從日本回來，正在上海組織發起“科學下嫁”活動，向人民大眾廣泛宣傳通俗科學知識，辦有自然學園，組織編寫兒童科普讀物。

1932年他在李公樸的家裡遇到了高士其，聽完李公樸對高的介紹，心裡就產生了一個想法。回去後陶行知和朋友們商量：

“像他（高士其）這樣一個為科學而獻身的人，我們應當設法使他學有所用，不要埋沒了這個人才。”

他不僅邀請高士其與戴伯韜、董純才等一起參加由丁柱中、陳鶴琴擔任主編的 “兒童科學叢書”的編寫工作，還聘請高士其與丁柱中、陳鶴琴、胡宣明等一起擔任兒童科學通訊學校的指導員。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的塑像

1935年春，李公樸把剛剛病癒出院的高士其接到自己家裡休養。李公樸告訴高士其：

“目前民族矛盾更加惡化，日寇鯨吞東北還不滿足又派兵大舉進攻華北，蔣介石進一步向日本帝國主義妥協投降，跟敵人簽訂賣國的‘塘沽協定’，斷送了綏東、察北、冀東廣大地區的領土主權。淪陷區人民在日寇鐵蹄蹂躪下，家破人亡，流離失所，悲慘的情景目不忍睹。誰的過錯？政治腐敗的過錯。在腐敗政治的統治下，愛國有罪，賣國有賞，是非顛倒，暗無天日。我們每前進一步，都要經過艱苦的鬥爭!”

他激憤的言語給高極大的鼓舞。

高士其後來回憶：在李家休養期間，他被《太白》（半月刊）上的科學小品文所吸引，聯想起當時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國民黨的不抵抗主義，以及中華民族所承受的空前災難，馬上從帶回國的美國生理學課本里，找到關於血液的章節。他學習用小品文的筆調，根據血液的科學原理：“白血球尤恨細菌，細菌這凶狠的東西一旦侵入人體內部組織，白血球不論遠近就立刻動員前來圍剿……”通過描寫並宣傳白血球的“游擊戰術和抗敵事蹟”，來歌頌中共領導的抗日軍隊。這篇題為“我們的抗戰英雄”的文章，寫作時間是1935年5月，寫作地點就在亨昌裡24號李公樸家裡。

《細菌與人：高士其科學小品集》

在這期間，高士其發表了第一篇科學小品文——《細菌的衣食住行》。李公樸看後大加讚賞：

“文章貴在有針對性。暴露現實社會的陰暗面，才能更有利宣傳真理，喚起人民，團結對敵。”

高的這篇文章刊登在李公樸和艾思奇等人主辦的《讀書生活》半月刊第二卷第二期上, 並第一次將原名“高仕錤”改為“高士其”。“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要錢。”從此，高士其以全新的姿態，加入了當時剛剛開始起步的科普創作行列，併為此奉獻了自己的一生。

李公樸和艾思奇一起創辦的《讀書生活》雜誌

不久，高士其病情稍微穩定，李公樸派人幫他把家搬到了靜安寺路斜橋弄（今南京西路石門一路）71號《讀書生活》出版社的樓上。在這裡，他結識了《讀書生活》的副主編、《大眾哲學》的作者艾思奇，並與這位青年哲學家成為了莫逆之交。這個時期儘管高士其因疾病而感到寫作困難，但他還是每天堅持寫一千字。在1935年到1937年兩年多時間裡，他發表了近百篇科學小品，這些文章大都是配合當時抗日救亡運動的。

在延安與毛澤東深談

李公樸的夫人張曼筠，江蘇江陰人（1901—1975），其父是當時滬上小有名氣的書畫家張筱樓，畫梅花頗有功夫。張曼筠先後就讀南京金陵女大和北平女子師範大學，從小喜歡學畫，曾拜劉海粟先生為師。1928年初，她與李公樸在上海結婚。

張曼筠女士創作的《長城圖》

“七君子事件”發生後第一個初春的雪夜，張曼筠在亨昌裡家中輾轉難眠，起身提筆在冊頁上畫了一幅長城圖。98歲的愛國老人馬相伯看到她的這幅畫，當即在冊頁的首頁題了七個字：“直搗扶桑摧為灰”，表達了他對侵略者的無比憤恨。不久，她帶著這本冊頁去蘇州探監，沈鈞儒見了長城圖賦詩一首，並在冊頁上題詩：

痛哭年年望老家。

龍沙萬里金戈夢，

關城凌紙起谽谺。

是墨知還是血耶，

鄒韜奮則奮筆疾書“還我河山”四個大字，並加以註釋：

“痛念國難，常懷嶽武穆和他的這句話，看到長城益增感喟。”

沙千里見畫有感而發：

“在羈押中屢聽公樸兄高歌《義勇軍進行曲》，激昂慷慨，悠然神往。”

故題贈了“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章乃器、王造時也都在冊頁上題了詩句。後來還有許多著名人士，如彭德懷、林祖涵(伯渠)、李宗仁、馮玉祥、郭沫若、王崑崙、柳亞子、黃炎培、楊秀峰、續範亭等都在這幅長城圖上題了字，充分顯示了當時各黨各派同仇敵愾，團結抗戰，“築成我們新的長城”的共同願望。

李公樸與張曼筠

1938年10月，已轉移至大後方的李公樸偕同夫人張曼筠及其外甥張則孫從重慶出發，於11月24日到達了仰慕已久的延安。27日，李公樸夫婦拜會了毛澤東，因那天人多，兩人沒有時間深談。

沒想到第二天晚上，毛澤東出人意料地親自來交際科看望他們。毛澤東向李公樸瞭解國統區人民的生活狀況，以及出版發行方面的一些問題。李公樸也暢談了來延安途中的所見所聞，並就他感興趣的抗日軍政大學、陝北公學、魯迅藝術學院等校的教育方針、教育方法、教材、校風以及華北游擊區的軍事、政權、教育等問題，向毛澤東請教。毛澤東不僅作了詳細的介紹，還就當時的戰爭形勢和大後方的出版發行工作發表了自己的看法。毛澤東懇切地對李公樸說：

“延安是一個抗日的實驗區，一切都在試驗中進行工作，既無什麼神祕的、了不得的好處，也沒有像有些人說的那樣莫名其妙的壞處。”

他希望李公樸夫婦在延安多住些日子，好好走一走，看一看。

亨昌裡

李公樸滬上生活剪影

本文約4500字

預計閱讀需要12分鐘

李公樸，祖籍江蘇武進，偉大的愛國主義者、堅定的民主戰士、中國民主同盟早期領導人、傑出的社會教育家、“愛國七君子”之一。1946年7月11日晚，李公樸在雲南昆明遭到國民黨特務暗殺，為他一生追求的民主事業奉獻了生命。

抗戰爆發前，李公樸先生曾卜居上海愚園路亨昌裡（今愚園路1376弄）24號。當時在此與李先生同住的有其夫人張曼筠、岳父母、他的一雙兒女國友和國男，還有他的外甥張則孫。此處房屋由先施、永安兩大公司於1925年合資興建，磚木結構假三層，前後5排，每排5個單元，南面弄口通愚園路，北面弄口通白利南路（今長寧路），屬典型的舊式里弄建築，但在當時也算是高級里弄住宅。

李公樸夫婦合影

房子建成後，一部分由業主頂出，另一部分以優惠租金租給兩大公司的高級職員及外籍居民。1927年中共中央在上海創辦的機關刊物《布爾塞維克》編輯部曾設於該弄的43號。上世紀80年代末，筆者在參與籌建《布爾塞維克》編輯部舊址紀念館時，曾在滬西某工人新村拜訪過該刊五編委之一的鄭超麟先生（其餘四人為瞿秋白、羅亦農、鄧中夏、王若飛）。

從鄭先生這裡瞭解到：1927年大革命失敗，“八七會議”後中共中央機關從武漢遷往上海，決定繼《嚮導》後在滬重新出版中央機關刊物，名為《布爾塞維克》。鄭先生說當年選址亨昌裡43號為編輯部機關，就是看中愚園路是高檔住宅區，亨昌裡鬧中取靜，弄堂前後通達，又鄰近兆豐公園（今中山公園）。

“七君子”被捕的那個凌晨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李公樸先生和許多愛國知識分子一樣，在苦悶彷徨中尋求抗日救亡的道路。他與戈公振、鄒韜奮等六人發起組織為東北義勇軍捐款，並創辦了《申報》流通圖書館和業餘補習學校，組織愛國職業青年開展讀書會、歌詠隊、劇社等救亡活動，決心以社會教育為武器，為抗日救國事業貢獻力量。

李公樸曾經居住的亨昌裡位於愚園路上

1936年5月底，李公樸加入了新成立的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並被選為常務委員。胡愈之先生曾說：

“你在上海有四五千讀過補習學校的學生，有一二萬流通圖書館的讀者，他們都被你引上了抗日的大道。救國會遭當局懼怕，救國會的領導人中，你和韜奮先生，特別被當局所忌，因為你們兩個都是擁有廣大群眾的。”

1936年11月23日，因領導和參加救國運動，李公樸與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史良、王造時和沙千里在上海被國民黨逮捕。當時的江蘇高等法院檢察官起訴書裡這樣寫道：

“……被告李公樸，男，年三十六歲，量才補習學校校長，住上海愚園路亨昌裡二十四號。當經前上海市公安局派員會同上海公共租界暨法租界捕房，將沈鈞儒、王造時、李公樸、沙千里、章乃器、鄒韜奮、史良等七人拘獲。……遂以‘沈鈞儒等涉有勾結共產黨徒、組織非法團體、煽動罷工罷課，擾亂地方秩序，圖謀顛覆政府’各嫌疑，連同證件移送偵查至院。”

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七君子事件”。

七君子合影，右二為李公樸

李公樸的女兒張國男回憶：

“1936年，我們家住在上海。我父親是個爽朗、樂觀、非常喜愛孩子的人。……我知道父親為什麼給我這個女孩子起名叫‘國男’，那是因為‘九一八’事變發生不久我出生的，為‘國家多難’，‘難’與‘男’諧音而起名‘國男’，也希望我像男兒一樣將來為國效命。弟弟叫‘李國友’，‘友’字是‘為國擔憂’的‘憂’字的諧音，這是要我們牢牢記著國家多難多憂。”

張國男說她對父親最深刻的記憶，就是1936年李公樸被捕的那個凌晨。那年的11月下旬上海已經有點秋意，23日凌晨，剛剛愉快度過了五週歲生日的小國男已經睡熟，突然她被吵鬧聲驚醒。睜開眼，滿屋的國民黨警察和法租界巡捕氣勢洶洶，蠻橫無理，父親正和他們爭辯。後來只聽父親說了一聲“我跟你們走”，便什麼東西沒拿就跟他們走了。

位於亨昌里弄內的《布爾什維克》編輯部舊址

窗外汽車引擎聲消失后街上和家裡一片寂靜，母親坐在沙發上沉默無語，面色蒼白。小國男非常害怕，膽怯地問媽媽：“爸爸到哪裡去了？”母親說：“被他們抓走了。”“他們為什麼抓爸爸？”“因為他熱愛國家。”母親像是答覆小國男，又像是在問別人：“難道愛國也犯罪嗎？”當時的情景，張國男永生不能忘記。

李公樸與家人的合影

周巍峙於1932年冬經戈公振、鄒韜奮先生的介紹，擔任李公樸先生的祕書。當時他每天到亨昌裡李先生家上班，日常工作就是剪報、收集整理圖書資料、做聯絡工作，代李先生給青年覆信，整理講話稿。他回憶道：

“1936年11月23日早晨，我照常去李公樸家上班，才知道李先生已在凌晨被捕。李夫人張曼筠很緊張地告訴我，有一封中華蘇維埃政府毛澤東寫給救國會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的信還存放在家裡，沒被搜去，張曼筠問我怎麼辦。我一想，為了保守黨的機密，保護救國會領導人，我對張曼筠說，交給我吧，我負責保管。我立刻把信帶走，藏在自己家裡……”

向高士其伸出熱情之手

著名科學家、科普作家高士其1929年夏在美國留學期間結識了同在美國留學的李公樸先生。攻讀醫學專業的高士其在一次實驗中不慎感染了病毒，造成難以治癒的後遺症。但他忍受疾病的痛苦煎熬，以驚人的毅力堅持讀完醫學博士課程。

赴美留學時期的高士其

1930年，高士其在芝加哥大學醫學研究院畢業後回國，是李公樸先生向住在亭子間裡過著貧病交加生活的高士其伸出了熱情之手。1932年夏，李公樸介紹高士其任其外甥女孫慧中的家庭教師，教數學和英文，同年還將他介紹給了陶行知先生。當時陶行知剛從日本回來，正在上海組織發起“科學下嫁”活動，向人民大眾廣泛宣傳通俗科學知識，辦有自然學園，組織編寫兒童科普讀物。

1932年他在李公樸的家裡遇到了高士其，聽完李公樸對高的介紹，心裡就產生了一個想法。回去後陶行知和朋友們商量：

“像他（高士其）這樣一個為科學而獻身的人，我們應當設法使他學有所用，不要埋沒了這個人才。”

他不僅邀請高士其與戴伯韜、董純才等一起參加由丁柱中、陳鶴琴擔任主編的 “兒童科學叢書”的編寫工作，還聘請高士其與丁柱中、陳鶴琴、胡宣明等一起擔任兒童科學通訊學校的指導員。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的塑像

1935年春，李公樸把剛剛病癒出院的高士其接到自己家裡休養。李公樸告訴高士其：

“目前民族矛盾更加惡化，日寇鯨吞東北還不滿足又派兵大舉進攻華北，蔣介石進一步向日本帝國主義妥協投降，跟敵人簽訂賣國的‘塘沽協定’，斷送了綏東、察北、冀東廣大地區的領土主權。淪陷區人民在日寇鐵蹄蹂躪下，家破人亡，流離失所，悲慘的情景目不忍睹。誰的過錯？政治腐敗的過錯。在腐敗政治的統治下，愛國有罪，賣國有賞，是非顛倒，暗無天日。我們每前進一步，都要經過艱苦的鬥爭!”

他激憤的言語給高極大的鼓舞。

高士其後來回憶：在李家休養期間，他被《太白》（半月刊）上的科學小品文所吸引，聯想起當時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國民黨的不抵抗主義，以及中華民族所承受的空前災難，馬上從帶回國的美國生理學課本里，找到關於血液的章節。他學習用小品文的筆調，根據血液的科學原理：“白血球尤恨細菌，細菌這凶狠的東西一旦侵入人體內部組織，白血球不論遠近就立刻動員前來圍剿……”通過描寫並宣傳白血球的“游擊戰術和抗敵事蹟”，來歌頌中共領導的抗日軍隊。這篇題為“我們的抗戰英雄”的文章，寫作時間是1935年5月，寫作地點就在亨昌裡24號李公樸家裡。

《細菌與人：高士其科學小品集》

在這期間，高士其發表了第一篇科學小品文——《細菌的衣食住行》。李公樸看後大加讚賞：

“文章貴在有針對性。暴露現實社會的陰暗面，才能更有利宣傳真理，喚起人民，團結對敵。”

高的這篇文章刊登在李公樸和艾思奇等人主辦的《讀書生活》半月刊第二卷第二期上, 並第一次將原名“高仕錤”改為“高士其”。“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要錢。”從此，高士其以全新的姿態，加入了當時剛剛開始起步的科普創作行列，併為此奉獻了自己的一生。

李公樸和艾思奇一起創辦的《讀書生活》雜誌

不久，高士其病情稍微穩定，李公樸派人幫他把家搬到了靜安寺路斜橋弄（今南京西路石門一路）71號《讀書生活》出版社的樓上。在這裡，他結識了《讀書生活》的副主編、《大眾哲學》的作者艾思奇，並與這位青年哲學家成為了莫逆之交。這個時期儘管高士其因疾病而感到寫作困難，但他還是每天堅持寫一千字。在1935年到1937年兩年多時間裡，他發表了近百篇科學小品，這些文章大都是配合當時抗日救亡運動的。

在延安與毛澤東深談

李公樸的夫人張曼筠，江蘇江陰人（1901—1975），其父是當時滬上小有名氣的書畫家張筱樓，畫梅花頗有功夫。張曼筠先後就讀南京金陵女大和北平女子師範大學，從小喜歡學畫，曾拜劉海粟先生為師。1928年初，她與李公樸在上海結婚。

張曼筠女士創作的《長城圖》

“七君子事件”發生後第一個初春的雪夜，張曼筠在亨昌裡家中輾轉難眠，起身提筆在冊頁上畫了一幅長城圖。98歲的愛國老人馬相伯看到她的這幅畫，當即在冊頁的首頁題了七個字：“直搗扶桑摧為灰”，表達了他對侵略者的無比憤恨。不久，她帶著這本冊頁去蘇州探監，沈鈞儒見了長城圖賦詩一首，並在冊頁上題詩：

痛哭年年望老家。

龍沙萬里金戈夢，

關城凌紙起谽谺。

是墨知還是血耶，

鄒韜奮則奮筆疾書“還我河山”四個大字，並加以註釋：

“痛念國難，常懷嶽武穆和他的這句話，看到長城益增感喟。”

沙千里見畫有感而發：

“在羈押中屢聽公樸兄高歌《義勇軍進行曲》，激昂慷慨，悠然神往。”

故題贈了“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章乃器、王造時也都在冊頁上題了詩句。後來還有許多著名人士，如彭德懷、林祖涵(伯渠)、李宗仁、馮玉祥、郭沫若、王崑崙、柳亞子、黃炎培、楊秀峰、續範亭等都在這幅長城圖上題了字，充分顯示了當時各黨各派同仇敵愾，團結抗戰，“築成我們新的長城”的共同願望。

李公樸與張曼筠

1938年10月，已轉移至大後方的李公樸偕同夫人張曼筠及其外甥張則孫從重慶出發，於11月24日到達了仰慕已久的延安。27日，李公樸夫婦拜會了毛澤東，因那天人多，兩人沒有時間深談。

沒想到第二天晚上，毛澤東出人意料地親自來交際科看望他們。毛澤東向李公樸瞭解國統區人民的生活狀況，以及出版發行方面的一些問題。李公樸也暢談了來延安途中的所見所聞，並就他感興趣的抗日軍政大學、陝北公學、魯迅藝術學院等校的教育方針、教育方法、教材、校風以及華北游擊區的軍事、政權、教育等問題，向毛澤東請教。毛澤東不僅作了詳細的介紹，還就當時的戰爭形勢和大後方的出版發行工作發表了自己的看法。毛澤東懇切地對李公樸說：

“延安是一個抗日的實驗區，一切都在試驗中進行工作，既無什麼神祕的、了不得的好處，也沒有像有些人說的那樣莫名其妙的壞處。”

他希望李公樸夫婦在延安多住些日子，好好走一走，看一看。

李公樸書法作品

李公樸拿出一部裝裱精緻的紀念冊請毛澤東題字。這本畫冊叫 《丁丑書畫集》（又稱《長城集》），畫冊的首頁就是張曼筠於1937年春所繪的那幅長城圖。毛澤東欣然在張曼筠畫的長城圖上題寫了那首“不到長城非好漢”的舊作——《清平樂·六盤山》。

李公樸這次在延安整整參觀考察了一個月，後來他根據此行的所見所聞，在山西吉縣撰寫了《革命的搖籃——延安》一文。同行的張則孫進入了陝北公學高級班，張曼筠則留在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學習一年。

雜誌編輯：李 紅

新媒體編輯：王良鐳

排版：王冰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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