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巴嫩法庭，原告席的這一邊，是戴著手銬的少年犯扎因，幾步之隔而遙不可及的被告席，是他的親生父母：
“為什麼要起訴父母？”
“因為生了我。”
這是電影《何以為家》（直譯《伽百農》）的開場，這部黎巴嫩影片獲得了第71屆戛納電影節評審團獎和今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提名，豆瓣評分高達8.7，賺足了眼淚，也引爆了口碑。
這是一個關於反抗和救贖的故事。同時也是一個“鬥爭無路、救濟無門”的故事。
01
《何以為家》所聚焦的黎巴嫩，曾經是國際新聞裡的常客。這個多種族、多宗教、多國勢力混雜的國家，在上世紀晚期整整內戰了15年，15萬人死於戰火，戰爭期間逃往國外的黎巴嫩人甚至多餘戰後的倖存者。原本中東最富庶的國家變成了一片窮困潦倒的人間煉獄。
而電影主人公，12歲的小男孩扎因，則生活在這煉獄的最底層——黎巴嫩貧民窟。他的家“像豬圈一樣”擠滿了孩子。父母生了他們，卻無力撫養。
為了生存，扎因不得不從早到晚幹活。他要扛起的煤氣罐，比他瘦小的身軀還要高。讀書的機會也可望而不可及。
扎因那麼小，卻彷彿閱盡人事。妹妹的初潮一來，他就預知了她的命運——被貧困的父母迅速嫁掉。他拿自己的外衣給妹妹當衛生巾，打算帶她逃走。
但一個轉身的時間，11歲的妹妹薩哈還是被父母賣給了房東。在失去妹妹之後，扎因離家出走。他遇見了“蟑螂俠”，走過了遊樂場，終於露出孩子氣的一面。
但是兜裡最後的250塊，甚至買不起一杯果汁。
扎因又渴又餓，卻沒有人願意僱傭一個無家可歸的孩子。
幸運的是，遊樂場的清潔工——未婚生子的埃塞俄比亞難民拉希爾收養了他。
但好景不長，拉希爾因為沒有證件被拘留了。只留12歲的扎因和未斷奶的嬰兒尤納斯相依為命。
為了養活尤納斯，扎因什麼都做，甚至繼續父母的老行當——偽造醫囑買處方藥，製毒和販毒。
然而，被房東趕出門後，徹徹底底無路可走的扎因，只能把尤納斯賣給了人販子。
徹底擊潰扎因的，是妹妹薩哈的噩耗，可憐的女孩死於難產。憤怒的扎因向房東舉起了刀，這是他最激烈也是最絕望的一次反抗，卻最終因為殺人而鋃鐺入獄。
一切回到了電影的起點，走投無路的扎因決定起訴父母，向這個絕望的社會和生活發出最後的控訴：
02
在黎巴嫩，像扎因一家這樣的難民、窮人有很多。
影片有一個場景，鏡頭從拉希爾母子的房頂緩緩上搖，畫面中佈滿了壓著橡膠輪胎的石棉瓦房頂，密密麻麻的一大片，這就是他們居住的貧民窟，生活著千萬個同樣悲慘的家庭。
對於無力撫養孩子的家庭，孩子本就是不能承受之重。
二胎政策放開以來，我國的出生人口不增反減，生育率遠未達到預期。我們在社會上打拼，堪堪溫飽，房租永遠在漲，父母的身體一日不如一日，而一成不變的是工資單上的流水和內心的焦慮。為人父母，不需要考試，也不需要資質。然而你在害怕，害怕工作太忙沒有時間陪伴他成長；害怕他那麼小就要面對毒奶粉和霧霾；害怕他輸在幼兒園，輸在學區，輸在起跑線上；害怕你的孩子，是另一個你，甚至遠遠不如你。
但是當經濟水平突破底線之後，這一切焦慮都不存在了，人就像動物一樣麻木。
愛和教育在貧民窟是一種奢侈品。貧窮讓人們失去人性，愚昧讓他們短視，而宗教給了他們虛偽的安慰。更可怕的是，他們的孩子，沒有身份享受國民權利，沒有機會受到教育，他們一代又一代，走不出貧民窟方正狹窄的地面和天空。
導演借劇中人之口，說出了這樣一句話：
“你的孩子一出生就死了。”
西紅柿罐頭還標著生產和保質日期，這些孩子卻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出生，什麼時候死去。沒有身份，所以東躲西藏，不得自由；耳濡目染，所以一身陋習，無法掙脫。不被愛，不被理解，不知善，也無所謂惡。他們或未成年而歿，或長大以後成為了又一個扎因的父親母親，詛咒著命運，又傳遞著這被詛咒的命運。
03
誰能拯救這些深陷泥沼的孩子們呢？
《何以為家》的導演娜丁•拉巴基，是黎巴嫩著名女演員和導演。她出生於黎巴嫩內戰的前一年，在戰火中度過了童年和少女時代。她的電影也像她的人一樣，直麵人生的慘淡和淋漓的鮮血，卻又能在一片黑暗中捕捉希望與人性之光。
2007年，拉巴基執導並主演的第一部故事片《焦糖》上映，講述了黎巴嫩五個女人的日常生活和她們面對的穆斯林禁忌。2011年的《吾等何處去》，女人們試圖用自己的力量去化解宗教衝突。到了《何以為家》，她把鏡頭從女性轉向了貧民窟裡絕望的孩子。
拉巴基用半紀錄片的方式，借扎因的掙扎與努力，探討了多種解救孩子的途徑。這個瘦弱的小男孩一直在用盡全力反抗命運。他不僅想擺脫自己的命運，更想拯救同樣活在地獄中的弟弟妹妹。
他想到的第一種可能是上學。扎因爭取過讀書，但是父母因為種種理由並沒有給他機會。他曾用盡全力拯救妹妹，但妹妹薩哈還是被父母賣給了房東。離家出走之後，他爭取過工作，卻無人僱傭，最後不得不走回父母製毒的老路。他甚至想到了移民，然而對於連身份證明都沒有的他，遙遠的瑞典只不過是烏托邦，是他永遠的水中月鏡中花。
在各種求救無門之後，導演甚至提到了宗教：當扎因和拉希爾母子被關進收容所時，牧師和樂隊為難民們祈福，穆斯林也開始做禮拜。貧民窟的生活看不到任何希望，人們便在宗教裡尋求慰藉，越苦難反而越虔誠。
然而信仰並不能拯救他們。他們需要的是知識和工作，是站起來尋求自我解救的方法。可他們卻不做努力，一味用宗教麻痺自己。這是導演在探討之後最犀利的反諷。
好在電影的最後，扎因的故事得到了廣泛關注，嬰兒尤納斯被從人販手上解救出來，小男孩扎因則獲得了他的護照——也許他可以實現夢想了。
電影之外，也是一個happy ending。飾演扎因的小男孩是一個12歲的敘利亞小難民，他的本名就叫扎因。他幾乎親身經歷過影片中的所有情節，沒有機會讀書識字，不得不在貧民窟的街頭吆喝……
但是這部電影給了扎因新的機會，他在影片中所表現出的和年齡不相稱的成熟與敏感，讓他拿下戛納金棕櫚獎最佳男主角提名。電影裡殘酷而感人的故事更引起了聯合國的注意，在他們的幫助下，扎因終於可以離開貧民窟了，和全家一起遷往挪威並在那裡接受教育。
《何以為家》的英文片名“伽百農”原為聖經中的一個地名，曾是耶穌的傳道地，但耶穌也預言了這片土地的滅亡，說它永遠不能進入天堂。
故事之外，瑪妮希望這樣的“詛咒之地”有一天能真的消失，讓好孩子們進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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