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遊美國：為何紐約和唐長安，宋汴梁不一樣？'
戊戌變法失敗，革命家梁啟超流亡海外，1903年，他因海外華人邀請訪問美國。
當時的中國旅行者，由內地到上海香港，眼前一亮感覺見到了新世紀。
等從上海香港到了日本，又感覺眼界一變。
等從日本到了美國西岸，眼界又一變。
最後從美國西岸到美國東岸紐約等地，才感慨這才是繁榮的頂點。
戊戌變法失敗，革命家梁啟超流亡海外，1903年，他因海外華人邀請訪問美國。
當時的中國旅行者，由內地到上海香港，眼前一亮感覺見到了新世紀。
等從上海香港到了日本，又感覺眼界一變。
等從日本到了美國西岸，眼界又一變。
最後從美國西岸到美國東岸紐約等地，才感慨這才是繁榮的頂點。
19世紀後期紐約的高架鐵路系統
在紐約，最高級的旅館房間每日150元，豪華程度向路易十四的凡爾賽宮靠攏，就連李鴻章來訪都只能住房價僅一半的二等房。
回顧紐約城市史，梁啟超發現紐約從一個人口僅兩萬的小城發展為逾三百五十萬的”世界第二城“僅花費了120年（1783-1903年）
梁啟超深入思考，他認識到19世紀以來，紐約這種大城市的發展根基和趨勢和之前已經完全不一樣。
古代大都市，無論東西，大多是由於政治軍事上的目的而設立。中國的長安和汴梁毋庸多說。而古代希臘之雅典，斯巴達乃至中世紀的意大利都市，也都是先成為政治中心，之後再轉變成經濟中心的。
梁啟超認為：這種因政治權力的集結而造就的大都市。雖然也能達到繁盛，但終歸有所限度。
而在現代，以紐約為代表的，以製造業和商業為根本的現代大都市，其發展速度和限度才真正不可限量。梁啟超看好欣欣向榮的紐約，認為紐約的發展在1903年還遠遠沒有到其極限。
戊戌變法失敗，革命家梁啟超流亡海外，1903年，他因海外華人邀請訪問美國。
當時的中國旅行者，由內地到上海香港，眼前一亮感覺見到了新世紀。
等從上海香港到了日本，又感覺眼界一變。
等從日本到了美國西岸，眼界又一變。
最後從美國西岸到美國東岸紐約等地，才感慨這才是繁榮的頂點。
19世紀後期紐約的高架鐵路系統
在紐約，最高級的旅館房間每日150元，豪華程度向路易十四的凡爾賽宮靠攏，就連李鴻章來訪都只能住房價僅一半的二等房。
回顧紐約城市史，梁啟超發現紐約從一個人口僅兩萬的小城發展為逾三百五十萬的”世界第二城“僅花費了120年（1783-1903年）
梁啟超深入思考，他認識到19世紀以來，紐約這種大城市的發展根基和趨勢和之前已經完全不一樣。
古代大都市，無論東西，大多是由於政治軍事上的目的而設立。中國的長安和汴梁毋庸多說。而古代希臘之雅典，斯巴達乃至中世紀的意大利都市，也都是先成為政治中心，之後再轉變成經濟中心的。
梁啟超認為：這種因政治權力的集結而造就的大都市。雖然也能達到繁盛，但終歸有所限度。
而在現代，以紐約為代表的，以製造業和商業為根本的現代大都市，其發展速度和限度才真正不可限量。梁啟超看好欣欣向榮的紐約，認為紐約的發展在1903年還遠遠沒有到其極限。
2018年，由全球化與世界城市（GaWC）研究網絡編制的全球城市分級排名——《世界城市名冊2018》中，紐約和倫敦並列，同為“全球最有影響力”的Alpha++級別。
近代社會學家赫伯特·斯賓塞曾有名言：野蠻時代，以生產機關為武備機關之供給物。文明時代，以武備機關為生產機關之保障物。
宋代的汴梁（開封），雖然沒有長安和洛陽那樣的四塞險固利於防守，但開封交通便利，雄踞中原，利於戰，利兵利民，對於五代年間的各個侵略心極強的政權來說，可進可退。
公元952年，周太祖郭威正式下詔動用55萬人工修補開封城牆，他認識到，後周建設開封，不可能仿照漢制或隋制在一片白紙上重新規劃，只能根據開封當時的實際情況加以改造，所以後周-北宋時期開封城的規劃嚴整程度，不如唐長安。
但正是因為少了官府的規劃，反而使中國大都市從唐長安那種封建堡壘型的”巨大兵營“，轉變為更符合近代標準的商業大都市，由於坊市的取消，在北宋開封的每一條街道上，都開闢出新的商業空間，從而為民間工商業的蓬勃發展準備好了溫床。
戊戌變法失敗，革命家梁啟超流亡海外，1903年，他因海外華人邀請訪問美國。
當時的中國旅行者，由內地到上海香港，眼前一亮感覺見到了新世紀。
等從上海香港到了日本，又感覺眼界一變。
等從日本到了美國西岸，眼界又一變。
最後從美國西岸到美國東岸紐約等地，才感慨這才是繁榮的頂點。
19世紀後期紐約的高架鐵路系統
在紐約，最高級的旅館房間每日150元，豪華程度向路易十四的凡爾賽宮靠攏，就連李鴻章來訪都只能住房價僅一半的二等房。
回顧紐約城市史，梁啟超發現紐約從一個人口僅兩萬的小城發展為逾三百五十萬的”世界第二城“僅花費了120年（1783-1903年）
梁啟超深入思考，他認識到19世紀以來，紐約這種大城市的發展根基和趨勢和之前已經完全不一樣。
古代大都市，無論東西，大多是由於政治軍事上的目的而設立。中國的長安和汴梁毋庸多說。而古代希臘之雅典，斯巴達乃至中世紀的意大利都市，也都是先成為政治中心，之後再轉變成經濟中心的。
梁啟超認為：這種因政治權力的集結而造就的大都市。雖然也能達到繁盛，但終歸有所限度。
而在現代，以紐約為代表的，以製造業和商業為根本的現代大都市，其發展速度和限度才真正不可限量。梁啟超看好欣欣向榮的紐約，認為紐約的發展在1903年還遠遠沒有到其極限。
2018年，由全球化與世界城市（GaWC）研究網絡編制的全球城市分級排名——《世界城市名冊2018》中，紐約和倫敦並列，同為“全球最有影響力”的Alpha++級別。
近代社會學家赫伯特·斯賓塞曾有名言：野蠻時代，以生產機關為武備機關之供給物。文明時代，以武備機關為生產機關之保障物。
宋代的汴梁（開封），雖然沒有長安和洛陽那樣的四塞險固利於防守，但開封交通便利，雄踞中原，利於戰，利兵利民，對於五代年間的各個侵略心極強的政權來說，可進可退。
公元952年，周太祖郭威正式下詔動用55萬人工修補開封城牆，他認識到，後周建設開封，不可能仿照漢制或隋制在一片白紙上重新規劃，只能根據開封當時的實際情況加以改造，所以後周-北宋時期開封城的規劃嚴整程度，不如唐長安。
但正是因為少了官府的規劃，反而使中國大都市從唐長安那種封建堡壘型的”巨大兵營“，轉變為更符合近代標準的商業大都市，由於坊市的取消，在北宋開封的每一條街道上，都開闢出新的商業空間，從而為民間工商業的蓬勃發展準備好了溫床。
北宋的汴梁（開封），幾乎具備了近代城市文化所擁有的一切要素：發達的娛樂和餐飲服務，以消防隊為代表的市政建設和公共交通，甚至還有剿之不盡的黑社會治安問題。
而北宋汴梁人口一般意見是遠遠超過百萬，甚至有人認為在1000年前後已經超過二百萬。超過同時期倫敦規模百倍。最繁榮的地帶人口密度超過每平方公里1萬人，即使和今天的大城市相比也毫不遜色。
戊戌變法失敗，革命家梁啟超流亡海外，1903年，他因海外華人邀請訪問美國。
當時的中國旅行者，由內地到上海香港，眼前一亮感覺見到了新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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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從日本到了美國西岸，眼界又一變。
最後從美國西岸到美國東岸紐約等地，才感慨這才是繁榮的頂點。
19世紀後期紐約的高架鐵路系統
在紐約，最高級的旅館房間每日150元，豪華程度向路易十四的凡爾賽宮靠攏，就連李鴻章來訪都只能住房價僅一半的二等房。
回顧紐約城市史，梁啟超發現紐約從一個人口僅兩萬的小城發展為逾三百五十萬的”世界第二城“僅花費了120年（1783-1903年）
梁啟超深入思考，他認識到19世紀以來，紐約這種大城市的發展根基和趨勢和之前已經完全不一樣。
古代大都市，無論東西，大多是由於政治軍事上的目的而設立。中國的長安和汴梁毋庸多說。而古代希臘之雅典，斯巴達乃至中世紀的意大利都市，也都是先成為政治中心，之後再轉變成經濟中心的。
梁啟超認為：這種因政治權力的集結而造就的大都市。雖然也能達到繁盛，但終歸有所限度。
而在現代，以紐約為代表的，以製造業和商業為根本的現代大都市，其發展速度和限度才真正不可限量。梁啟超看好欣欣向榮的紐約，認為紐約的發展在1903年還遠遠沒有到其極限。
2018年，由全球化與世界城市（GaWC）研究網絡編制的全球城市分級排名——《世界城市名冊2018》中，紐約和倫敦並列，同為“全球最有影響力”的Alpha++級別。
近代社會學家赫伯特·斯賓塞曾有名言：野蠻時代，以生產機關為武備機關之供給物。文明時代，以武備機關為生產機關之保障物。
宋代的汴梁（開封），雖然沒有長安和洛陽那樣的四塞險固利於防守，但開封交通便利，雄踞中原，利於戰，利兵利民，對於五代年間的各個侵略心極強的政權來說，可進可退。
公元952年，周太祖郭威正式下詔動用55萬人工修補開封城牆，他認識到，後周建設開封，不可能仿照漢制或隋制在一片白紙上重新規劃，只能根據開封當時的實際情況加以改造，所以後周-北宋時期開封城的規劃嚴整程度，不如唐長安。
但正是因為少了官府的規劃，反而使中國大都市從唐長安那種封建堡壘型的”巨大兵營“，轉變為更符合近代標準的商業大都市，由於坊市的取消，在北宋開封的每一條街道上，都開闢出新的商業空間，從而為民間工商業的蓬勃發展準備好了溫床。
北宋的汴梁（開封），幾乎具備了近代城市文化所擁有的一切要素：發達的娛樂和餐飲服務，以消防隊為代表的市政建設和公共交通，甚至還有剿之不盡的黑社會治安問題。
而北宋汴梁人口一般意見是遠遠超過百萬，甚至有人認為在1000年前後已經超過二百萬。超過同時期倫敦規模百倍。最繁榮的地帶人口密度超過每平方公里1萬人，即使和今天的大城市相比也毫不遜色。
但是，僅僅過了40多年後，宋金停戰，宋朝使臣訪問已經歸屬金朝的開封城，發現過去最繁榮的外城區已經是大片的廢墟，長滿了草，幾十年前生活在這裡的百萬居民已經無影無蹤。當年熱鬧的坻店，酒樓，商鋪變成了田地和廢墟，野狗和乞丐穿行其中，到處尋找食物和物資。
金人未必不想重建開封的輝煌，海陵王完顏亮力排眾議堅持遷都開封，並重修宮舍，但奈何中國經濟中心已經南移，想恢復汴京的輝煌已成水中之月。後來的元明清三代，開封城的人口一直保持在三四十萬的數量，逐漸默默無聞。
戊戌變法失敗，革命家梁啟超流亡海外，1903年，他因海外華人邀請訪問美國。
當時的中國旅行者，由內地到上海香港，眼前一亮感覺見到了新世紀。
等從上海香港到了日本，又感覺眼界一變。
等從日本到了美國西岸，眼界又一變。
最後從美國西岸到美國東岸紐約等地，才感慨這才是繁榮的頂點。
19世紀後期紐約的高架鐵路系統
在紐約，最高級的旅館房間每日150元，豪華程度向路易十四的凡爾賽宮靠攏，就連李鴻章來訪都只能住房價僅一半的二等房。
回顧紐約城市史，梁啟超發現紐約從一個人口僅兩萬的小城發展為逾三百五十萬的”世界第二城“僅花費了120年（1783-1903年）
梁啟超深入思考，他認識到19世紀以來，紐約這種大城市的發展根基和趨勢和之前已經完全不一樣。
古代大都市，無論東西，大多是由於政治軍事上的目的而設立。中國的長安和汴梁毋庸多說。而古代希臘之雅典，斯巴達乃至中世紀的意大利都市，也都是先成為政治中心，之後再轉變成經濟中心的。
梁啟超認為：這種因政治權力的集結而造就的大都市。雖然也能達到繁盛，但終歸有所限度。
而在現代，以紐約為代表的，以製造業和商業為根本的現代大都市，其發展速度和限度才真正不可限量。梁啟超看好欣欣向榮的紐約，認為紐約的發展在1903年還遠遠沒有到其極限。
2018年，由全球化與世界城市（GaWC）研究網絡編制的全球城市分級排名——《世界城市名冊2018》中，紐約和倫敦並列，同為“全球最有影響力”的Alpha++級別。
近代社會學家赫伯特·斯賓塞曾有名言：野蠻時代，以生產機關為武備機關之供給物。文明時代，以武備機關為生產機關之保障物。
宋代的汴梁（開封），雖然沒有長安和洛陽那樣的四塞險固利於防守，但開封交通便利，雄踞中原，利於戰，利兵利民，對於五代年間的各個侵略心極強的政權來說，可進可退。
公元952年，周太祖郭威正式下詔動用55萬人工修補開封城牆，他認識到，後周建設開封，不可能仿照漢制或隋制在一片白紙上重新規劃，只能根據開封當時的實際情況加以改造，所以後周-北宋時期開封城的規劃嚴整程度，不如唐長安。
但正是因為少了官府的規劃，反而使中國大都市從唐長安那種封建堡壘型的”巨大兵營“，轉變為更符合近代標準的商業大都市，由於坊市的取消，在北宋開封的每一條街道上，都開闢出新的商業空間，從而為民間工商業的蓬勃發展準備好了溫床。
北宋的汴梁（開封），幾乎具備了近代城市文化所擁有的一切要素：發達的娛樂和餐飲服務，以消防隊為代表的市政建設和公共交通，甚至還有剿之不盡的黑社會治安問題。
而北宋汴梁人口一般意見是遠遠超過百萬，甚至有人認為在1000年前後已經超過二百萬。超過同時期倫敦規模百倍。最繁榮的地帶人口密度超過每平方公里1萬人，即使和今天的大城市相比也毫不遜色。
但是，僅僅過了40多年後，宋金停戰，宋朝使臣訪問已經歸屬金朝的開封城，發現過去最繁榮的外城區已經是大片的廢墟，長滿了草，幾十年前生活在這裡的百萬居民已經無影無蹤。當年熱鬧的坻店，酒樓，商鋪變成了田地和廢墟，野狗和乞丐穿行其中，到處尋找食物和物資。
金人未必不想重建開封的輝煌，海陵王完顏亮力排眾議堅持遷都開封，並重修宮舍，但奈何中國經濟中心已經南移，想恢復汴京的輝煌已成水中之月。後來的元明清三代，開封城的人口一直保持在三四十萬的數量，逐漸默默無聞。
1898年的開封地圖
另一個例子唐長安，其實也是如此，自隋大興城建成，到晚唐朱全忠廢毀長安，歷時約300年，宋人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哀嘆“長安自此遂丘墟矣”。
後世雖然有長安城，但已經和盛唐時期完全不是一回事。宋代的長安城是以唐代的宮城為基礎改建的，面積只有唐代長安城的1/16。
唐長安龐大的都市區快速退化成田園和荒野，曾盛極一時的雁塔，曲江，在宋代”皆為野草，不覺有黍離麥秀之感。“
我們按照梁啟超的思路回過頭去看，唐長安，宋汴京等古代大都市確實有過於依賴政治和軍事因素，重消費輕生產的問題。
北宋元豐年間，因為朝廷推行免行錢改革，我們得到了當時開封城內所有民間工商業者的人數資料，合計約有15,000戶，只佔到全城戶口1/10強，還沒有開封的駐軍多。就算把在官府手工作坊中工作的官匠或者兵匠加入，宋代開封從事工商業者也不過佔到城中戶口的20%左右。
而我們翻開民國時期1947年中國各大城市人口成分調查，會發現哪怕是剛剛有了初級工業化影子的現代城市，其工商業從業人口比例，也大大高於宋代開封。
戊戌變法失敗，革命家梁啟超流亡海外，1903年，他因海外華人邀請訪問美國。
當時的中國旅行者，由內地到上海香港，眼前一亮感覺見到了新世紀。
等從上海香港到了日本，又感覺眼界一變。
等從日本到了美國西岸，眼界又一變。
最後從美國西岸到美國東岸紐約等地，才感慨這才是繁榮的頂點。
19世紀後期紐約的高架鐵路系統
在紐約，最高級的旅館房間每日150元，豪華程度向路易十四的凡爾賽宮靠攏，就連李鴻章來訪都只能住房價僅一半的二等房。
回顧紐約城市史，梁啟超發現紐約從一個人口僅兩萬的小城發展為逾三百五十萬的”世界第二城“僅花費了120年（1783-1903年）
梁啟超深入思考，他認識到19世紀以來，紐約這種大城市的發展根基和趨勢和之前已經完全不一樣。
古代大都市，無論東西，大多是由於政治軍事上的目的而設立。中國的長安和汴梁毋庸多說。而古代希臘之雅典，斯巴達乃至中世紀的意大利都市，也都是先成為政治中心，之後再轉變成經濟中心的。
梁啟超認為：這種因政治權力的集結而造就的大都市。雖然也能達到繁盛，但終歸有所限度。
而在現代，以紐約為代表的，以製造業和商業為根本的現代大都市，其發展速度和限度才真正不可限量。梁啟超看好欣欣向榮的紐約，認為紐約的發展在1903年還遠遠沒有到其極限。
2018年，由全球化與世界城市（GaWC）研究網絡編制的全球城市分級排名——《世界城市名冊2018》中，紐約和倫敦並列，同為“全球最有影響力”的Alpha++級別。
近代社會學家赫伯特·斯賓塞曾有名言：野蠻時代，以生產機關為武備機關之供給物。文明時代，以武備機關為生產機關之保障物。
宋代的汴梁（開封），雖然沒有長安和洛陽那樣的四塞險固利於防守，但開封交通便利，雄踞中原，利於戰，利兵利民，對於五代年間的各個侵略心極強的政權來說，可進可退。
公元952年，周太祖郭威正式下詔動用55萬人工修補開封城牆，他認識到，後周建設開封，不可能仿照漢制或隋制在一片白紙上重新規劃，只能根據開封當時的實際情況加以改造，所以後周-北宋時期開封城的規劃嚴整程度，不如唐長安。
但正是因為少了官府的規劃，反而使中國大都市從唐長安那種封建堡壘型的”巨大兵營“，轉變為更符合近代標準的商業大都市，由於坊市的取消，在北宋開封的每一條街道上，都開闢出新的商業空間，從而為民間工商業的蓬勃發展準備好了溫床。
北宋的汴梁（開封），幾乎具備了近代城市文化所擁有的一切要素：發達的娛樂和餐飲服務，以消防隊為代表的市政建設和公共交通，甚至還有剿之不盡的黑社會治安問題。
而北宋汴梁人口一般意見是遠遠超過百萬，甚至有人認為在1000年前後已經超過二百萬。超過同時期倫敦規模百倍。最繁榮的地帶人口密度超過每平方公里1萬人，即使和今天的大城市相比也毫不遜色。
但是，僅僅過了40多年後，宋金停戰，宋朝使臣訪問已經歸屬金朝的開封城，發現過去最繁榮的外城區已經是大片的廢墟，長滿了草，幾十年前生活在這裡的百萬居民已經無影無蹤。當年熱鬧的坻店，酒樓，商鋪變成了田地和廢墟，野狗和乞丐穿行其中，到處尋找食物和物資。
金人未必不想重建開封的輝煌，海陵王完顏亮力排眾議堅持遷都開封，並重修宮舍，但奈何中國經濟中心已經南移，想恢復汴京的輝煌已成水中之月。後來的元明清三代，開封城的人口一直保持在三四十萬的數量，逐漸默默無聞。
1898年的開封地圖
另一個例子唐長安，其實也是如此，自隋大興城建成，到晚唐朱全忠廢毀長安，歷時約300年，宋人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哀嘆“長安自此遂丘墟矣”。
後世雖然有長安城，但已經和盛唐時期完全不是一回事。宋代的長安城是以唐代的宮城為基礎改建的，面積只有唐代長安城的1/16。
唐長安龐大的都市區快速退化成田園和荒野，曾盛極一時的雁塔，曲江，在宋代”皆為野草，不覺有黍離麥秀之感。“
我們按照梁啟超的思路回過頭去看，唐長安，宋汴京等古代大都市確實有過於依賴政治和軍事因素，重消費輕生產的問題。
北宋元豐年間，因為朝廷推行免行錢改革，我們得到了當時開封城內所有民間工商業者的人數資料，合計約有15,000戶，只佔到全城戶口1/10強，還沒有開封的駐軍多。就算把在官府手工作坊中工作的官匠或者兵匠加入，宋代開封從事工商業者也不過佔到城中戶口的20%左右。
而我們翻開民國時期1947年中國各大城市人口成分調查，會發現哪怕是剛剛有了初級工業化影子的現代城市，其工商業從業人口比例，也大大高於宋代開封。
僅僅20%的人從事工商業，能夠供養上百萬的消費人口嗎？顯然不可能，所以北宋朝廷規定，各州郡的財賦，除自留一小部分外，其餘運往京師開封或其它指定地點，由中央掌管。事實上是從全國單方面吸血，養活一個龐大的中央朝廷及駐軍。
1080年，為了推行保馬法，朝廷在北方各地搞了一次財產調查，結果發北方各地區40%的富戶都居住在開封。（富戶的標準是在城市擁有300萬錢家產，在農村的則擁有500萬錢家產）
戊戌變法失敗，革命家梁啟超流亡海外，1903年，他因海外華人邀請訪問美國。
當時的中國旅行者，由內地到上海香港，眼前一亮感覺見到了新世紀。
等從上海香港到了日本，又感覺眼界一變。
等從日本到了美國西岸，眼界又一變。
最後從美國西岸到美國東岸紐約等地，才感慨這才是繁榮的頂點。
19世紀後期紐約的高架鐵路系統
在紐約，最高級的旅館房間每日150元，豪華程度向路易十四的凡爾賽宮靠攏，就連李鴻章來訪都只能住房價僅一半的二等房。
回顧紐約城市史，梁啟超發現紐約從一個人口僅兩萬的小城發展為逾三百五十萬的”世界第二城“僅花費了120年（1783-1903年）
梁啟超深入思考，他認識到19世紀以來，紐約這種大城市的發展根基和趨勢和之前已經完全不一樣。
古代大都市，無論東西，大多是由於政治軍事上的目的而設立。中國的長安和汴梁毋庸多說。而古代希臘之雅典，斯巴達乃至中世紀的意大利都市，也都是先成為政治中心，之後再轉變成經濟中心的。
梁啟超認為：這種因政治權力的集結而造就的大都市。雖然也能達到繁盛，但終歸有所限度。
而在現代，以紐約為代表的，以製造業和商業為根本的現代大都市，其發展速度和限度才真正不可限量。梁啟超看好欣欣向榮的紐約，認為紐約的發展在1903年還遠遠沒有到其極限。
2018年，由全球化與世界城市（GaWC）研究網絡編制的全球城市分級排名——《世界城市名冊2018》中，紐約和倫敦並列，同為“全球最有影響力”的Alpha++級別。
近代社會學家赫伯特·斯賓塞曾有名言：野蠻時代，以生產機關為武備機關之供給物。文明時代，以武備機關為生產機關之保障物。
宋代的汴梁（開封），雖然沒有長安和洛陽那樣的四塞險固利於防守，但開封交通便利，雄踞中原，利於戰，利兵利民，對於五代年間的各個侵略心極強的政權來說，可進可退。
公元952年，周太祖郭威正式下詔動用55萬人工修補開封城牆，他認識到，後周建設開封，不可能仿照漢制或隋制在一片白紙上重新規劃，只能根據開封當時的實際情況加以改造，所以後周-北宋時期開封城的規劃嚴整程度，不如唐長安。
但正是因為少了官府的規劃，反而使中國大都市從唐長安那種封建堡壘型的”巨大兵營“，轉變為更符合近代標準的商業大都市，由於坊市的取消，在北宋開封的每一條街道上，都開闢出新的商業空間，從而為民間工商業的蓬勃發展準備好了溫床。
北宋的汴梁（開封），幾乎具備了近代城市文化所擁有的一切要素：發達的娛樂和餐飲服務，以消防隊為代表的市政建設和公共交通，甚至還有剿之不盡的黑社會治安問題。
而北宋汴梁人口一般意見是遠遠超過百萬，甚至有人認為在1000年前後已經超過二百萬。超過同時期倫敦規模百倍。最繁榮的地帶人口密度超過每平方公里1萬人，即使和今天的大城市相比也毫不遜色。
但是，僅僅過了40多年後，宋金停戰，宋朝使臣訪問已經歸屬金朝的開封城，發現過去最繁榮的外城區已經是大片的廢墟，長滿了草，幾十年前生活在這裡的百萬居民已經無影無蹤。當年熱鬧的坻店，酒樓，商鋪變成了田地和廢墟，野狗和乞丐穿行其中，到處尋找食物和物資。
金人未必不想重建開封的輝煌，海陵王完顏亮力排眾議堅持遷都開封，並重修宮舍，但奈何中國經濟中心已經南移，想恢復汴京的輝煌已成水中之月。後來的元明清三代，開封城的人口一直保持在三四十萬的數量，逐漸默默無聞。
1898年的開封地圖
另一個例子唐長安，其實也是如此，自隋大興城建成，到晚唐朱全忠廢毀長安，歷時約300年，宋人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哀嘆“長安自此遂丘墟矣”。
後世雖然有長安城，但已經和盛唐時期完全不是一回事。宋代的長安城是以唐代的宮城為基礎改建的，面積只有唐代長安城的1/16。
唐長安龐大的都市區快速退化成田園和荒野，曾盛極一時的雁塔，曲江，在宋代”皆為野草，不覺有黍離麥秀之感。“
我們按照梁啟超的思路回過頭去看，唐長安，宋汴京等古代大都市確實有過於依賴政治和軍事因素，重消費輕生產的問題。
北宋元豐年間，因為朝廷推行免行錢改革，我們得到了當時開封城內所有民間工商業者的人數資料，合計約有15,000戶，只佔到全城戶口1/10強，還沒有開封的駐軍多。就算把在官府手工作坊中工作的官匠或者兵匠加入，宋代開封從事工商業者也不過佔到城中戶口的20%左右。
而我們翻開民國時期1947年中國各大城市人口成分調查，會發現哪怕是剛剛有了初級工業化影子的現代城市，其工商業從業人口比例，也大大高於宋代開封。
僅僅20%的人從事工商業，能夠供養上百萬的消費人口嗎？顯然不可能，所以北宋朝廷規定，各州郡的財賦，除自留一小部分外，其餘運往京師開封或其它指定地點，由中央掌管。事實上是從全國單方面吸血，養活一個龐大的中央朝廷及駐軍。
1080年，為了推行保馬法，朝廷在北方各地搞了一次財產調查，結果發北方各地區40%的富戶都居住在開封。（富戶的標準是在城市擁有300萬錢家產，在農村的則擁有500萬錢家產）
為何當時的開封能集中全國財富？這並不是一個市場經濟下自然而然形成的結果，而是因為政治權力集中而導致的特殊現象。
政治權力集中造就了唐長安，這一趨勢甚至比宋代汴梁更為明顯。
《鄴侯家傳·門匠》條載:唐時運漕,自集津上至三門,皆一綱船伕並牽一船,仍和僱側近數百人挽之。河流如激箭,又三門常有波浪，每日不能進一二百船。觸一暗石,即船碎如末,流入旋渦中,更不復見。
三門峽附近的船工都是山西平陸人，自古有句話：自古無船匠墓,為何沒墓？因為幹這行的遲早都會死在激流中，死無葬身之地。
另外，當地傳說水下有米堆，谷堆，都是數百年來往的沉船累積所至。
戊戌變法失敗，革命家梁啟超流亡海外，1903年，他因海外華人邀請訪問美國。
當時的中國旅行者，由內地到上海香港，眼前一亮感覺見到了新世紀。
等從上海香港到了日本，又感覺眼界一變。
等從日本到了美國西岸，眼界又一變。
最後從美國西岸到美國東岸紐約等地，才感慨這才是繁榮的頂點。
19世紀後期紐約的高架鐵路系統
在紐約，最高級的旅館房間每日150元，豪華程度向路易十四的凡爾賽宮靠攏，就連李鴻章來訪都只能住房價僅一半的二等房。
回顧紐約城市史，梁啟超發現紐約從一個人口僅兩萬的小城發展為逾三百五十萬的”世界第二城“僅花費了120年（1783-1903年）
梁啟超深入思考，他認識到19世紀以來，紐約這種大城市的發展根基和趨勢和之前已經完全不一樣。
古代大都市，無論東西，大多是由於政治軍事上的目的而設立。中國的長安和汴梁毋庸多說。而古代希臘之雅典，斯巴達乃至中世紀的意大利都市，也都是先成為政治中心，之後再轉變成經濟中心的。
梁啟超認為：這種因政治權力的集結而造就的大都市。雖然也能達到繁盛，但終歸有所限度。
而在現代，以紐約為代表的，以製造業和商業為根本的現代大都市，其發展速度和限度才真正不可限量。梁啟超看好欣欣向榮的紐約，認為紐約的發展在1903年還遠遠沒有到其極限。
2018年，由全球化與世界城市（GaWC）研究網絡編制的全球城市分級排名——《世界城市名冊2018》中，紐約和倫敦並列，同為“全球最有影響力”的Alpha++級別。
近代社會學家赫伯特·斯賓塞曾有名言：野蠻時代，以生產機關為武備機關之供給物。文明時代，以武備機關為生產機關之保障物。
宋代的汴梁（開封），雖然沒有長安和洛陽那樣的四塞險固利於防守，但開封交通便利，雄踞中原，利於戰，利兵利民，對於五代年間的各個侵略心極強的政權來說，可進可退。
公元952年，周太祖郭威正式下詔動用55萬人工修補開封城牆，他認識到，後周建設開封，不可能仿照漢制或隋制在一片白紙上重新規劃，只能根據開封當時的實際情況加以改造，所以後周-北宋時期開封城的規劃嚴整程度，不如唐長安。
但正是因為少了官府的規劃，反而使中國大都市從唐長安那種封建堡壘型的”巨大兵營“，轉變為更符合近代標準的商業大都市，由於坊市的取消，在北宋開封的每一條街道上，都開闢出新的商業空間，從而為民間工商業的蓬勃發展準備好了溫床。
北宋的汴梁（開封），幾乎具備了近代城市文化所擁有的一切要素：發達的娛樂和餐飲服務，以消防隊為代表的市政建設和公共交通，甚至還有剿之不盡的黑社會治安問題。
而北宋汴梁人口一般意見是遠遠超過百萬，甚至有人認為在1000年前後已經超過二百萬。超過同時期倫敦規模百倍。最繁榮的地帶人口密度超過每平方公里1萬人，即使和今天的大城市相比也毫不遜色。
但是，僅僅過了40多年後，宋金停戰，宋朝使臣訪問已經歸屬金朝的開封城，發現過去最繁榮的外城區已經是大片的廢墟，長滿了草，幾十年前生活在這裡的百萬居民已經無影無蹤。當年熱鬧的坻店，酒樓，商鋪變成了田地和廢墟，野狗和乞丐穿行其中，到處尋找食物和物資。
金人未必不想重建開封的輝煌，海陵王完顏亮力排眾議堅持遷都開封，並重修宮舍，但奈何中國經濟中心已經南移，想恢復汴京的輝煌已成水中之月。後來的元明清三代，開封城的人口一直保持在三四十萬的數量，逐漸默默無聞。
1898年的開封地圖
另一個例子唐長安，其實也是如此，自隋大興城建成，到晚唐朱全忠廢毀長安，歷時約300年，宋人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哀嘆“長安自此遂丘墟矣”。
後世雖然有長安城，但已經和盛唐時期完全不是一回事。宋代的長安城是以唐代的宮城為基礎改建的，面積只有唐代長安城的1/16。
唐長安龐大的都市區快速退化成田園和荒野，曾盛極一時的雁塔，曲江，在宋代”皆為野草，不覺有黍離麥秀之感。“
我們按照梁啟超的思路回過頭去看，唐長安，宋汴京等古代大都市確實有過於依賴政治和軍事因素，重消費輕生產的問題。
北宋元豐年間，因為朝廷推行免行錢改革，我們得到了當時開封城內所有民間工商業者的人數資料，合計約有15,000戶，只佔到全城戶口1/10強，還沒有開封的駐軍多。就算把在官府手工作坊中工作的官匠或者兵匠加入，宋代開封從事工商業者也不過佔到城中戶口的20%左右。
而我們翻開民國時期1947年中國各大城市人口成分調查，會發現哪怕是剛剛有了初級工業化影子的現代城市，其工商業從業人口比例，也大大高於宋代開封。
僅僅20%的人從事工商業，能夠供養上百萬的消費人口嗎？顯然不可能，所以北宋朝廷規定，各州郡的財賦，除自留一小部分外，其餘運往京師開封或其它指定地點，由中央掌管。事實上是從全國單方面吸血，養活一個龐大的中央朝廷及駐軍。
1080年，為了推行保馬法，朝廷在北方各地搞了一次財產調查，結果發北方各地區40%的富戶都居住在開封。（富戶的標準是在城市擁有300萬錢家產，在農村的則擁有500萬錢家產）
為何當時的開封能集中全國財富？這並不是一個市場經濟下自然而然形成的結果，而是因為政治權力集中而導致的特殊現象。
政治權力集中造就了唐長安，這一趨勢甚至比宋代汴梁更為明顯。
《鄴侯家傳·門匠》條載:唐時運漕,自集津上至三門,皆一綱船伕並牽一船,仍和僱側近數百人挽之。河流如激箭,又三門常有波浪，每日不能進一二百船。觸一暗石,即船碎如末,流入旋渦中,更不復見。
三門峽附近的船工都是山西平陸人，自古有句話：自古無船匠墓,為何沒墓？因為幹這行的遲早都會死在激流中，死無葬身之地。
另外，當地傳說水下有米堆，谷堆，都是數百年來往的沉船累積所至。
為什麼平陸縣人要世代幹這種危險性極大的工作？因為唐代長安的百萬人口需要糧食，而這些糧食在關中平原不能解決，所以需要從關東地區千里迢迢的運輸而來，古代主要是憑藉水運，在三門峽這裡處，水流急速，險灘暗礁遍佈，漕船稍不留神就會撞得粉身碎骨。
戊戌變法失敗，革命家梁啟超流亡海外，1903年，他因海外華人邀請訪問美國。
當時的中國旅行者，由內地到上海香港，眼前一亮感覺見到了新世紀。
等從上海香港到了日本，又感覺眼界一變。
等從日本到了美國西岸，眼界又一變。
最後從美國西岸到美國東岸紐約等地，才感慨這才是繁榮的頂點。
19世紀後期紐約的高架鐵路系統
在紐約，最高級的旅館房間每日150元，豪華程度向路易十四的凡爾賽宮靠攏，就連李鴻章來訪都只能住房價僅一半的二等房。
回顧紐約城市史，梁啟超發現紐約從一個人口僅兩萬的小城發展為逾三百五十萬的”世界第二城“僅花費了120年（1783-1903年）
梁啟超深入思考，他認識到19世紀以來，紐約這種大城市的發展根基和趨勢和之前已經完全不一樣。
古代大都市，無論東西，大多是由於政治軍事上的目的而設立。中國的長安和汴梁毋庸多說。而古代希臘之雅典，斯巴達乃至中世紀的意大利都市，也都是先成為政治中心，之後再轉變成經濟中心的。
梁啟超認為：這種因政治權力的集結而造就的大都市。雖然也能達到繁盛，但終歸有所限度。
而在現代，以紐約為代表的，以製造業和商業為根本的現代大都市，其發展速度和限度才真正不可限量。梁啟超看好欣欣向榮的紐約，認為紐約的發展在1903年還遠遠沒有到其極限。
2018年，由全球化與世界城市（GaWC）研究網絡編制的全球城市分級排名——《世界城市名冊2018》中，紐約和倫敦並列，同為“全球最有影響力”的Alpha++級別。
近代社會學家赫伯特·斯賓塞曾有名言：野蠻時代，以生產機關為武備機關之供給物。文明時代，以武備機關為生產機關之保障物。
宋代的汴梁（開封），雖然沒有長安和洛陽那樣的四塞險固利於防守，但開封交通便利，雄踞中原，利於戰，利兵利民，對於五代年間的各個侵略心極強的政權來說，可進可退。
公元952年，周太祖郭威正式下詔動用55萬人工修補開封城牆，他認識到，後周建設開封，不可能仿照漢制或隋制在一片白紙上重新規劃，只能根據開封當時的實際情況加以改造，所以後周-北宋時期開封城的規劃嚴整程度，不如唐長安。
但正是因為少了官府的規劃，反而使中國大都市從唐長安那種封建堡壘型的”巨大兵營“，轉變為更符合近代標準的商業大都市，由於坊市的取消，在北宋開封的每一條街道上，都開闢出新的商業空間，從而為民間工商業的蓬勃發展準備好了溫床。
北宋的汴梁（開封），幾乎具備了近代城市文化所擁有的一切要素：發達的娛樂和餐飲服務，以消防隊為代表的市政建設和公共交通，甚至還有剿之不盡的黑社會治安問題。
而北宋汴梁人口一般意見是遠遠超過百萬，甚至有人認為在1000年前後已經超過二百萬。超過同時期倫敦規模百倍。最繁榮的地帶人口密度超過每平方公里1萬人，即使和今天的大城市相比也毫不遜色。
但是，僅僅過了40多年後，宋金停戰，宋朝使臣訪問已經歸屬金朝的開封城，發現過去最繁榮的外城區已經是大片的廢墟，長滿了草，幾十年前生活在這裡的百萬居民已經無影無蹤。當年熱鬧的坻店，酒樓，商鋪變成了田地和廢墟，野狗和乞丐穿行其中，到處尋找食物和物資。
金人未必不想重建開封的輝煌，海陵王完顏亮力排眾議堅持遷都開封，並重修宮舍，但奈何中國經濟中心已經南移，想恢復汴京的輝煌已成水中之月。後來的元明清三代，開封城的人口一直保持在三四十萬的數量，逐漸默默無聞。
1898年的開封地圖
另一個例子唐長安，其實也是如此，自隋大興城建成，到晚唐朱全忠廢毀長安，歷時約300年，宋人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哀嘆“長安自此遂丘墟矣”。
後世雖然有長安城，但已經和盛唐時期完全不是一回事。宋代的長安城是以唐代的宮城為基礎改建的，面積只有唐代長安城的1/16。
唐長安龐大的都市區快速退化成田園和荒野，曾盛極一時的雁塔，曲江，在宋代”皆為野草，不覺有黍離麥秀之感。“
我們按照梁啟超的思路回過頭去看，唐長安，宋汴京等古代大都市確實有過於依賴政治和軍事因素，重消費輕生產的問題。
北宋元豐年間，因為朝廷推行免行錢改革，我們得到了當時開封城內所有民間工商業者的人數資料，合計約有15,000戶，只佔到全城戶口1/10強，還沒有開封的駐軍多。就算把在官府手工作坊中工作的官匠或者兵匠加入，宋代開封從事工商業者也不過佔到城中戶口的20%左右。
而我們翻開民國時期1947年中國各大城市人口成分調查，會發現哪怕是剛剛有了初級工業化影子的現代城市，其工商業從業人口比例，也大大高於宋代開封。
僅僅20%的人從事工商業，能夠供養上百萬的消費人口嗎？顯然不可能，所以北宋朝廷規定，各州郡的財賦，除自留一小部分外，其餘運往京師開封或其它指定地點，由中央掌管。事實上是從全國單方面吸血，養活一個龐大的中央朝廷及駐軍。
1080年，為了推行保馬法，朝廷在北方各地搞了一次財產調查，結果發北方各地區40%的富戶都居住在開封。（富戶的標準是在城市擁有300萬錢家產，在農村的則擁有500萬錢家產）
為何當時的開封能集中全國財富？這並不是一個市場經濟下自然而然形成的結果，而是因為政治權力集中而導致的特殊現象。
政治權力集中造就了唐長安，這一趨勢甚至比宋代汴梁更為明顯。
《鄴侯家傳·門匠》條載:唐時運漕,自集津上至三門,皆一綱船伕並牽一船,仍和僱側近數百人挽之。河流如激箭,又三門常有波浪，每日不能進一二百船。觸一暗石,即船碎如末,流入旋渦中,更不復見。
三門峽附近的船工都是山西平陸人，自古有句話：自古無船匠墓,為何沒墓？因為幹這行的遲早都會死在激流中，死無葬身之地。
另外，當地傳說水下有米堆，谷堆，都是數百年來往的沉船累積所至。
為什麼平陸縣人要世代幹這種危險性極大的工作？因為唐代長安的百萬人口需要糧食，而這些糧食在關中平原不能解決，所以需要從關東地區千里迢迢的運輸而來，古代主要是憑藉水運，在三門峽這裡處，水流急速，險灘暗礁遍佈，漕船稍不留神就會撞得粉身碎骨。
盛唐時期，每年必須經由三門峽地區從河北和江南，向長安運輸400萬石糧食，這樣才能供養唐代長安的百萬人口，如果不是因為政治上的強制力，很難想象會有人願意花費如此大的代價運輸這麼多糧食到達長安。
所以為何長安在唐末被毀滅後無法復原？因為他的存在本身就是政治上的奇蹟，後來的朝代猶豫再三，繼續花費如此大的政治和經濟資源來重建這種運輸體系太過困難，還不如直接遷都到糧食供應更方便的東部地區去。
所以說無論是唐長安，還是宋汴梁，這種由政治權力營造的巨大都市，是中國古代中央集權體制結成的特殊現象。
後世的西安和開封也許未來也能重新站到世界之巔，但那必定是因為具備了強大的科技，製造業的緣故。
參考資料：
梁啟超《新大陸游記》
唐關中農業與長安城糧食供應研究
清末新政與中國早期城市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