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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玉戈呈現出多樣性發展的趨勢。一方面，部分玉戈繼承了商代前期玉戈的樣式特點，造形嚴謹，邊刃銳利，脊線勁健有力，製作細緻，此類玉戈多出現於等級較高的貴族墓葬中。另一方面，很多玉戈逐漸向小型化、對稱性方向發展，尺寸在15～20釐米之間，裝飾簡略，小的甚至只有4～5釐米，僅具戈形，此類玉戈大量出土於殷墟中小型墓葬內，應屬於專用的陪葬品，而喪失了早期玉戈所具有的權力、等級意義。此外，還有不少玉戈朝著飾品化的方向發展，戈上出現了雲紋、獸面紋等裝飾性紋飾，有的玉戈內部直接雕成歧冠鳥頭狀，還有的飾以鋸齒狀扉稜，製作十分精緻，表現出較為濃烈的裝飾、玩賞意味。殷墟玉戈多樣性的造型發展趨勢，揭示了這一時期玉戈已不再單純是兵器與權力的象徵物。
商代晚期，玉戈除大量出土於安陽殷墟外，在河南鄭州、三門峽等地及甘肅、江西、四川也多有發現。1993年出土於鄭州黃河大觀的白玉戈(圖11)，通長10.7釐米,內長1.8釐米，前鋒尖銳，援上下兩邊斜削成刃，無闌，直內，內前端偏下有一穿孔，製作精細。1977年出土於甘肅慶陽的“作冊吾”玉戈（圖12），通長38.6釐米，援呈三角形，略下彎，前鋒尖銳，直內，近闌處有一圓穿，內後部兩面各飾獸面紋，末端有五組鋸齒狀小扉牙，援的一面後部中間陰線刻“乍冊吾”三字。該戈造型優美，輪廓線剛健有力，鋒芒銳利生威，磨製極為精細。
在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出土玉戈４件，均被有意折斷成數截，並錯位疊放在棺底中部，玉戈形制都為直內直援，三角尖鋒，薄刃，內端都有一單面管鑽孔，雕琢得精緻光潤。此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發現大量玉戈，時代大多為商代晚期。僅在三星堆二號祭祀坑中，就出土玉戈21件，這批玉戈系重疊堆放，排列比較整齊，部分玉戈前鋒被火燒過，可能是當時的祭祀用品。三星堆遺址一號祭祀坑出土的一件玉戈（圖13），通長40釐米，寬10釐米，三角形援，銳鋒，中脊及刃部線條明顯、流暢，援末兩側琢出數條平行小齒，一面小齒間刻四重方框，另一面小齒間刻交叉平行線和菱形方框，長方形內，前端有一圓穿。出土於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的一件玉戈（圖14），通長26.7釐米，寬７釐米，三角形尖鋒，梯形援，刃口鋒利，援身中部及兩側邊刃各有脊線，援末兩側琢平行線，平行線之間刻有方框，短闌，闌上有小齒，長直內，前端正中有一圓穿，通體光潔亮潤，製作精良。出土於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的一件玉戈（圖15），通長55.4釐米，援窄長，兩側薄，中間厚，無中脊，上下刃中部均向外凸，棘刺略顯，前鋒收殺，長方形內，前部有兩圓穿。就造型來看，三星堆玉戈可以區分為幾種不同的形制，而無論是哪一種形制，都可以在中原殷墟出土玉戈中找到相類似者，這表明二者之間必然存在著相當密切的文化交流。
西周是玉戈作為禮儀性兵器最後的輝煌時期。西周玉戈在商代晚期玉戈多樣性發展的基礎上，形式與用途進一步分化，呈現出不同特點。西周早期，一些大型墓葬中出土的玉戈，較多地體現了禮儀用器的性質，形體較大，援刃鋒銳，雕琢較為精細。部分玉戈的造型更加講究對稱性，其中規中矩形態，成為春秋戰國時期玉圭的原型。這時，很多玉戈進一步體現出小型化的趨勢。此外西周時期部分玉戈進一步強化了商代晚期以來玩賞性玉戈的特點。如陝西寶雞茹家莊井姬墓中出土的一組串飾，由貝、小玉戈、小玉鳥和小玉魚組成，小玉戈共有13件，形體極小，這些小玉戈與其他飾品相間排列，其組合搭配很有規律。還有河南三門峽虢國墓地出土的玉戈也有類似的情況。
玉戈在西周玉器中所佔比例較大，各地西周墓葬中多有出土。1997年出土於鹿邑太清宮長子口墓一件西周早期玉戈（圖16）,通長46.2釐米，內長7.1釐米，寬８釐米，戈體淡綠色，上有土沁斑，長援，三角形前鋒，上下雙刃直而鋒利，脊線明顯，闌兩側和內後緣各飾四道齒槽，穿孔兩邊飾多組平行線。河南三門峽虢國墓地出土了相當數量的玉戈。按紋飾和形狀分為窄援、寬援、龍鳳紋、鑽芯等玉戈。如龍鳳紋玉戈（圖17），青玉，冰青色，玉質細膩，半透明。鋒呈偏三角形，銳利，援有脊與邊刃，援本部有一圓穿。內末端有鋸齒形狀裝飾，內端上用陰線雕出龍鳳紋飾，通體磨光。1993年山西曲沃北趙晉侯墓地M63出土的玉戈（圖18）,長36.2釐米，黃褐色，長援起脊，內有一穿孔，兩邊有稜脊，通體拋光。內部兩面紋飾相同，為一側面人首神獸圖案。神獸以尾支地做蹲踞狀，臣字目，大耳，圓鼻下有一向內彎曲大獠牙，下領有一縷直垂至足長髯。一臂彎曲，以手捋髯。手除拇指為人手指外，其餘手指和腳趾均為猛獸利爪形。紋飾以雙線鉤技法為主，並輔以極細陰線。神獸頭髮細密，每毫米並列5～6條陰線。此戈製作精良，神獸題材詭異，紋飾深鏤細刻，雕琢技藝高超，是一件罕見的玉器精品。此外還有陝西周原出土的玉戈（圖19）。
春秋戰國時期，隨著奴隸制的崩潰和封建制的建立，人性的復甦與神權的動搖成為社會文化形態的重要特徵，玉器表現出擺脫西周嚴格的宗法禮制束縛的強烈傾向，玉戈等禮儀性用器的地位進一步衰落，且莊嚴肅穆之感日減，裝飾藝術價值漸增。這時，玉戈雖然趨於消亡，數量銳減，但個別玉戈的製作仍然比較精美，顯現出較強的審美特徵。如1993年出土於桐柏縣月河鎮春秋墓地M1的一件玉戈（圖20）,通長23.7釐米，援寬9.1釐米，體扁平，援闊而短，無闌，直內，援的兩面除飾精美的雙線捲雲紋外，還在援中部以陰線刻一圭首形鋒、直援有內的戈形紋，前所未見。而此時有胡玉戈的出現，一改此前玉戈的形制特點。從銅戈的發展來看，早在商代晚期已出現有胡銅戈，而直至春秋戰國，才出現有胡玉戈，由此可見，胡部對於非實戰性的玉戈來說並沒有特殊意義，更多的可能是出於審美裝飾性的考慮。 至商朝和西周時期，戰爭和軍事活動已經規範化、制度化。戰爭離不開兵器，離不開軍令，離不開軍威，這些玉戈雖在商周時期已經被先進的青銅戈代替，但它依然是神聖的象徵性兵器，因此就成了在特殊場合中施行權力、顯示軍威的權杖器具。史載周武王伐商在牧野誓師時“左仗黃鎖，右秉白旋”。西周宣王時期，虢季子白盤銘文有“賜用鎖，用徵南蠻”。上古時期，鉞和戚是同一類兵器，這裡的黃鉞也就是玉鉞。顯然，由於古代玉戈、玉戚自身的兵器功能可以充分體現王室貴族的尊嚴和權威，這些玉戈等兵器也就成了象徵戰爭征伐權的儀仗兵器。正是因為玉戈等玉質兵器具有的象徵軍權意義，這類玉質兵器在商周的許多貴族墓葬中多有發現。玉戈作為非實用性的武器和專用禮器的出現，標誌著以等級制度為核心的禮制時代的肇始。古代在出徵前要進行祈福禱告活動，這些活動實際上就是一種祭拜天、地、祖先，向神靈求福消災的祭祀。這些儀式往往都是以歌唱舞蹈的形式舉行的。這些帶有兵器性質的玉戈就成了征戰前向天地祈禱勝利，保障參戰將士人身安全，避免遭殺身之禍殃的道具和護身符。據《禮記·明堂位》記載，武王、周公制大武樂，舞者頭上要戴“冕”，手執“朱干玉鏚”和玉戈等和歌而舞，就是對這類活動的記述。它在表面上是古代先民手持這些神祕的玉質兵器，以達到人與天、地、神靈的溝通，祈求天地神靈的保佑，避免戰爭傷亡，實際上是體現天降大命於王室，強化國人與王室貴族階層之間的歸附關係，從而達到鼓舞士氣，消除恐怖，贏得戰爭的目的。
圖20
圖21
漢代時期，玉戈已極為罕見，目前僅在河南永城芒山鎮嘻山１號漢墓及江蘇徐州獅子山楚王陵等少數大型漢墓中偶見出土。玉戈造型模仿銅戈，援、胡部多雕琢精美紋飾，極具裝飾性。徐州獅子山楚王陵出土的青玉戈(圖21)，短援、長鬍，胡刃上有棘刺，援及胡部主體飾以淺浮雕勾連雲紋；援、胡下透雕一隻凶猛的螭虎，尾上卷，做奔走狀；內兩面分別淺浮雕猛虎、朱雀圖案，紋飾精美，生動傳神，堪稱西漢玉雕藝術品中的佳作。
總之，戈自產生以來，經歷了幾千年的發展演變。雖然秦漢以後戈兵逐漸衰微，玉戈也結束了它輝煌的歷程和使命，不過，戈兵的文化影響已深深融人到民族血脈之中。細品漢字，凡與征戰、兵器有關的字，多從“戈”字旁，比如“戰”“伐”“戎”字等等。至今，在日常生活中，“枕戈待旦”“金戈鐵馬”“反戈一擊”“化干戈為玉帛”這些鮮活的詞不時提醒著人們，“戈”離去的背影並不遙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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