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謙 1937年生。先後擔任北京大學考古系主任、北京大學考古文博院院長、中國考古學會常務理事等職，本文為2018年6月他在河南博物院的發言節選。

真知堂上古史研究：

轉載此文的目的，在於給廣大愛好者一些比較科學的當今考古和文博界觀點。本文錄自中國社科院網站，有興趣的朋友可去尋找原文。本文的觀點，和真知堂上古史研究以前發佈的文章基本大同，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筆者頭條找來看看，以下為李老原文，有刪節。

李伯謙

我把先秦文獻記載的和司馬遷《夏本紀》記載的關於大禹的事蹟,初步歸納為五個方面:

一是治水,二是會諸侯於塗山,三是定都陽城,四是劃分九州,五是禹徵三苗。我把這又稱為“大禹五事”。

下面我們就依次來講述這五個方面的事情。

第一,大禹治水。

在《尚書》中,就記載了當時河水江水氾濫的狀況,以及從堯到舜都是怎樣去治理洪水的。先是舜派大禹的父親鯀治洪水,鯀採取了堵的辦法,洪水來了以後我就築堤築壩,結果洪水太大,堤壩擋不住,水一衝就垮。於是又讓他的兒子禹來繼承他父親繼續治水,大禹就採取了疏導的辦法,挖溝挖河,這樣就把洪水逐步引跑了,治水也就成功了。

有意思的是,在這些文獻記載當中,特別是《堯典》當中,還記載了當時其他參加治水的人,除了大禹,還提到了后稷和契,后稷是周人的老祖宗,契則是商的老祖宗,還有東方夷人的祖先皋陶等人。

關於大禹治水比較有名的,是現在收藏在保利博物館的豳公盨的記述,它上面的內容,和文獻記載的內容是完全一樣的,因為它屬於西周中晚期的青銅器,所以可以說,至少從那時開始,大禹治水的傳說就已經在民間流傳了。

這個記載流傳很廣,我們上小學的時候就知道大禹治水、三過家門不入等故事。大禹治水牽涉了很多省,包括山西、河南、安徽,至少這些地區當時都有洪水發生。

從考古學上來看,我們曾經請搞環境、搞地理學的學者做研究,看傳說中的距今4000年前後,上述這些地區有沒有洪水的跡象。最後研究結果是4000年前後確實有一場比較大的範圍的洪水氾濫,現在留下了一些遺蹟。這些地理學研究的結論,和文獻記載的內容是對應的。

山西臨汾陶寺王墓出土龍盤

第二件事情,就是“塗山之會”。

根據記載,在塗山之會之前,大禹根據舜的命令去治理洪水,經過多年的努力,洪水基本上治理好了。於是就在塗山這個地方召開了一次慶功的大會。

塗山在現在的什麼地方,說法很多,前幾年社科院考古所的山東隊在安徽蚌埠市叫作禹會村的那個地方發現了一個面積挺大的龍山文化的遺址,它出土的遺蹟和遺物非常有意思。

比如說,考古工作者在這裡發現了一個長方形的用土堆起來的臺基,最上面用一層白土覆蓋,臺基面偏北處發現了一個燒祭面,在南面的臺基中央可以看到有密密麻麻的長方形柱坑,一共有35個坑,大小相近,距離相等。這樣的臺基在以前考古中從沒見過,到底是幹什麼用的,有很多不同的解讀。

考古隊有一個想法,他們認為這三十幾個長方形小坑,可能當年是用來插旗杆用的,也就是參加塗山大會時各方面的部落代表到來以後,都要舉出自己部族的標誌,表示他來參會了。我認為這個解釋很有道理,所以我支持這個意見。與這個遺蹟相關的,在它的左側發現有灰坑、灰溝等等,裡面出土了很多陶器,這些陶器也很有意思,比如說這個地方應該是山東龍山文化分佈的地區。但是除了山東的龍山文化,還看到有河南龍山文化以及南方來的陶器等等,總而言之它比較雜,是有多種不同樣子的陶器,並不是一個單純的考古學文化遺物。它附近還發現一些房子,說是房子吧,但是也沒有很堅固,基本上屬於工棚性質的,使用時間很短。所以考古人員分析推測,這些“工棚”,很可能是當年來參加塗山大會的來自不同部落、不同地方的人,在這裡舉行祭祀活動時臨時居住的地方,祭祀完成以後,這些東西就掩埋掉了。我覺得這個解釋也合理。

所以,關於塗山大會的歷史記載,我認為是可靠的,而且這個地點就在這個地方的塗山。現在叫塗山的地方很多,安徽就有兩個。我上次到安徽的巢湖,他們說塗山應該在他們這裡。我說你這裡沒挖出人家那個東西,等你這裡挖出來相應的東西咱們再討論吧。

總而言之,塗山大會影響很大。塗山大會的重要性,一個是慶祝治水的成功,但是我覺得它還有更重要的意義,就是因為大禹治水成功了,有這麼多諸侯都擁戴他,所以說後來舜把位子禪讓給他是順理成章的。如果沒有這些功績,沒有這麼多部落的擁戴,我想大禹要繼承舜的位子,可能還沒那麼容易。

第三,建都陽城。

陽城在什麼地方,文獻記載有說河南,也有說山西。河南也不只限於登封有陽城,還有開封附近的陽城。現在來看,從考古學的印證來看,可能應該是登封的王城崗遺址。這個文獻記載也是很有意思的,不論是古本《竹書紀年》,還是《史記·封禪書·正義》記載,都說是舜把位子傳給了禹,而禹覺得應該傳給舜的兒子,他不應該繼承這個位子。有的記載就說,禹為了躲這個事,他就跑到陽城去隱居了。但是最後老百姓還是擁戴大禹,所以大禹就在陽城這個地方建立了自己的都城。

20世紀70年代,當時河南省考古研究所的安金槐先生,帶人在王城崗遺址,發現了規模比較大的河南龍山文化遺址,而且在這個城址中還發現了一個小城,這個小城是100米長、100米寬,有兩道牆。安金槐先生根據文獻記載,同時參考在它的東北方向發現的戰國時期的陽城,認為王城崗這個遺址,應該就是歷史記錄中的禹都陽城的所在地。在離王城崗遺址東北方向大約十五華里的地方,發現了戰國時期韓國的陽城,裡面出土的陶文顯示,戰國時期的人是把這裡叫作陽城的,所以安金槐先生認為這裡就是禹都陽城。不過因為這個小城面積太小,在當時學術界沒有得到公認,這就擱置了下來,沒有定論。

後來,我們認為王城崗遺址確實重要,就提出來重新進行發掘。考古發掘的結果令人興奮不已,在這個小城的外面居然又發現了一個大城,這個大城的年代和小城測定的年代,以及他們所屬的文化期別有區別,按照考古學的分析,小城是建在王城崗的河南龍山文化考古分期的第二期,大城是建在分期的第三期。根據碳十四測定,小城的年代是公元前2100多年還要多,而大城正好是河南龍山文化分期的第三期,這個年代正好是公元前兩千年前後。這與根據文獻推定的夏代在四千年前多一點的估計是正好符合的。所以最後我們認為,王城崗後來發現的這個大城代表的,應該就是禹都陽城的那個陽城,也就是夏朝最早的都城所在地。

第四,劃分九州。

禹受舜禪做王以後,就把他版圖之內,根據山川形勢、物產狀況、風俗習慣等等,把當時夏統治的區域分成了九個小區。為什麼要分這九個地方,一來是因為好管理,二來是為了徵稅。其實那時候所謂稅就是進貢,劃分九州,從而可以區別出各地出產哪些物品,進而要求當地向他貢獻這些東西,大概是這麼個意思。九州就包括冀州、兗州、青州、徐州、揚州、荊州、幽州、豫州、雍州。過去,大家都不太相信大禹時代就能夠劃分九州,認為當時國家還沒有那麼大的地盤,分成九州更不用說了。

後來,社科院考古所的邵望平研究員寫了一篇文章,把文獻記載的九州和考古發現的考古學文化對應,根據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把它分為了幾大塊,她認為,考古學上的這種不同的現象,就是禹劃分九州的根據。我覺得這是非常有道理的。這個研究就把文獻記載和考古發現互相結合起來了,判定禹分九州基本是可靠的。具體到當時是不是能夠劃分得那麼細,當然也不一定。但至少在那個時期,大禹曾經劃分若干不同區塊,應該是可靠的。

第五,征伐三苗。

禹徵三苗見於先秦文獻的記載和司馬遷的《夏本紀》,而且根據記載,堯舜禹這三代都征伐三苗。三苗在哪裡,文獻上有一個界定,《戰國策·魏策》說,“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基本上分佈在長江中游這一塊,這裡就是三苗活動地域。當時,三苗經常和中原地區對立,所以堯舜禹幾代都去征伐它,最後到夏禹時期把它徹底解決了,三苗一部分被遷到了甘肅,一部分就被融合到了中原文化、當時的龍山文化當中。

關於禹徵三苗,過去只是停留在文獻記載,後來湖北省考古工作者在那一帶做考古發掘,就發現距今4000多年的時候,湖北考古中的石家河文化晚期,有些遺址的面貌發生了很大的改變。什麼改變呢?就是在石家河晚期階段,那個地方出現了不少河南龍山文化的因素。後來湖北省的一些考古工作者寫文章,認為這個時期的確變化較大,可統一稱為“後石家河文化”,認定它們比標準的石家河文化要晚。這個時期測定的年代,跟中原地區王城崗這個時期的測年基本是一致的,文化面貌也是和河南龍山文化的類似,基本差不多。而且它流行的風俗,比如甕棺葬之類,當地原來是沒有這個傳統的,但是在河南龍山文化中就有這個傳統。過去比較標準的石家河文化時期,考古工作者很少發現玉器,而在後石家河文化階段發現很多玉器。但這些玉器也不像河南的傳統,很多學者寫文章認為,它可能和山東龍山文化有關。我覺得這是需要繼續探討的問題,總而言之,這些考古發現也能夠說明,文獻記載的禹徵三苗,確有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