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變”，標誌著全面抗戰爆發。在民族存亡的危急關頭，國共兩黨達成合作協議，共同抗日、一致對外。

僅僅過了幾個月，中央便發現這樣下去財政上恐怕不是辦法。僅靠國民黨下發的那點（還經常拖欠的）經費，哪怕再精打細算，也根本無力供養迅猛增長的抗日人員。戰爭是雙方綜合實力的較量。金融直接關係到物資動員能力，是支撐戰爭進行下去的物質基礎。經濟問題不解決，我敵後抗日軍民連生計都難以維繫，又談何與日寇抗爭到底，並最終取得勝利呢？

（圖為毫無保證和信用的日本軍票，日軍以此掠奪中國資源）

雖然侵華日軍當時尚未正式提出“以戰養戰”戰略，但實際上已經開始這麼做了。日軍一邊濫發無擔保的軍票，一邊通過在華北各地扶持起來的偽政權發行偽幣，用以瘋狂地套購各種戰略物資，實施對華經濟掠奪。

（圖為日軍強制推行軍票套購糧食物資）

八路軍取得平型關大捷後，迅速在華北敵後實施戰略展開，聶榮臻率115師一部開闢了晉察冀邊區。

要建立鞏固的敵後根據地，就必須建立起一套完善的財政、稅收和金融制度。

一、與日寇鬥智鬥勇，邊區新貨幣發行

在貨幣方面，剛開始，晉察冀邊區財政處為了籌措抗日經費，將日寇準備廢止的察哈爾鈔票（簡稱察鈔）蓋戳發行，以田賦作擔保。日寇見狀，馬上宣佈不廢除察鈔。結果敵佔區商人進入邊區，用大量察鈔購買邊區物資，給邊區軍民生產生活帶來極大困難。

有鑑於此，1938年初，晉察冀邊區成立邊區銀行，準備發行邊幣。考慮到邊區並沒有多少金銀等貴重金屬作為邊幣發行保證金，因此邊幣一開始是作為法幣的輔助貨幣出現的。邊幣將自身的價值依附於法幣，並通過法幣來體現並維持其信用。

不過，這只是邊幣流通之初的權宜之計。因為，全面抗戰開始後，國民黨軍在正面戰場喪師失地，一潰千里。隨著國統區面積的急劇縮小，為彌補財政收入的虧空，支撐急劇膨脹的軍費支出，國民政府開始濫發法幣。法幣貶值的趨勢非常明顯。

（圖為民國時期中央銀行發行的法幣）

在這種情況下，1938年8月17日，毛主席同張聞天、王稼祥、劉少奇致電聶榮臻、彭真，並告朱德、彭德懷，提出邊區貨幣政策的原則：

（1）邊區應有比較穩定的貨幣，以備同日寇作持久的鬥爭。

（2）邊區的紙幣數目，不應超過邊區市場上的需要數量。這裡應該估計到邊區之擴大和縮小之可能。

（3）邊區的紙幣應該有準備金：第一貨物，特別是工業品；第二偽幣；第三法幣。

（4）日寇佔領城市及鐵路線，我據有農村。邊區工業品之來源是日寇佔領地，邊區農業產品之出賣地，亦在日寇佔領區域。因此邊區應該有適當的對外貿易政策，以作貨幣政策之後盾。

（5）邊區軍費浩大，財政貨幣政策應著眼於將來軍費之來源。

（6）在抗戰最後勝利之前，法幣一定繼續跌價，法幣有逐漸在華北滅跡之可能，雜幣會更跌落，偽幣亦會有一定程度的跌落，邊區紙幣如數量過多，亦會跌落。問題中心在於邊區紙幣應維持不低於偽幣之比價。

這封電報，事實上成了抗戰期間敵後抗日根據地金融、財政政策的指導性文件。根據電報精神，晉察冀邊區銀行走上了獨立自主發行邊幣的道路，並在1938年年底，宣佈禁止法幣在邊區流通，禁止金銀流出根據地資敵。邊幣與法幣脫鉤後，嚴格地按照邊區人口數量、消費能力發行，以自身掌握的物資作為發行的保證。這樣就保證了幣值穩定，而且成功使邊區經濟免受法幣貶值狂潮的影響。

二、日軍：我就是窮死也要搞垮邊幣！……哎呀，邊幣真好用！

邊幣的發行，被日偽視為眼中釘、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後快。1938年3月，日偽宣佈河北幣貶值，並限期在年內作廢。妄圖藉此河北幣擠到邊區，從而沖垮邊區金融，廉價掠奪物資。

（圖為偽中國聯合準備銀行的聯銀券）

晉察冀邊區政府迅速出臺三項對策：

一是動員邊區群眾用手中的河北幣到敵戰區購買貨物，以免損失；

二是讓邊幣跟著河北幣一塊貶值，而且比河北幣多貶值兩角；

三是在邊區的貿易邊卡上按一比一的比例兌換河北幣和邊幣。

商人到邊區販賣貨物，必須將手中的河北幣換成邊幣。由於邊區太大，各地物價不一。越靠近敵佔區的地方，物價也越比邊區腹地價格高；反之，越到邊區腹地，河北幣的比值也越低，由此形成了一個極大的“炒匯”利潤空間。商人除了從邊區販賣農產品以賺取價格差外，同時也把邊區流通的河北幣帶到敵佔區。當邊區政府把河北幣貶到五角的時候，河北幣已經在邊區絕跡了，全部湧入到敵佔區。

此役，晉察冀邊區將2000餘萬元河北幣成功驅逐出境，換回了一大批邊區稀缺物資。大量河北幣湧入敵佔區各大城市，迫使日偽不得不宣佈河北幣可繼續使用，偽聯銀幣的發行也不得不減少。

眼見這招失靈，日偽又祭出最簡單、最原始，但往往也最有效的一招：大量印製假邊幣，企圖摧毀邊幣信用。

不過，晉察冀邊區各級組織和群眾抗日團體組織嚴密，邊區政府發動各級組織，開展各種形式的反假幣宣傳活動，不但教群眾如何辨識真假邊幣，而且對持有假邊幣者進行教育後予以沒收處罰。對於故意用假邊幣到邊區套購物資的敵佔區商人，邊區政府加強緝拿，嚴厲處罰。

不過，對於敵佔區商人，尤其是從北平、天津、石家莊等大中城市來的商人，晉察冀邊區還是本著“團結、教育、組織、加強統一戰線”原則的。因為他們除了套購邊區物資謀利，還會從敵佔區將西藥、紙張、乾電池等稀缺物資偷運入邊區。這在客觀上，對於打破日偽物資封鎖，堅持長期抗戰是非常有利的。因此邊區政府為他們量身定製了既有原則性，又具靈活性的貿易政策：凡是運來急缺物資的，酌情少收邊幣、多收偽幣；凡是販賣邊區糧食、土布的，購貨必須搭配一定數量的邊幣；用邊幣購買糧食，每鬥便宜10元。

（圖為抗日根據地的貨幣）

晉察冀邊區一直在想方設法驅逐偽幣，日偽也成天琢磨如何限制邊幣流通。敵佔區和邊區交界處的集市，是邊區對外貿易和邊幣流入敵佔區市場的重要通道。因此日軍經常掃蕩集市。廣大群眾在針鋒相對的鬥爭中，逐漸摸索出一套諸如改白天趕集為傍晚趕集、設置消息樹、在敵必經之路上埋雷以遲滯敵前進速度的應對招數。

1941年至1942年，華北敵後抗戰進入了最艱苦的階段。隨著晉察冀邊區被分割，侵入邊區的日偽軍強行推廣偽幣，禁用邊幣。

面對這一嚴峻形勢，邊區抽調精幹力量，組織了大量敵後武工隊，通過嚴懲鐵桿漢奸，爭取中間勢力，形成了一批“兩面基層政權”。剛開始，日偽軍為便於控制，將集市設在炮樓邊上。武工隊暗中打槍騷擾，再組織群眾炸集。幾次三番，弄得日偽軍頭痛不已。之後，由那些“白皮紅心”的偽保長們出面遊說、掩護，武工隊成功地滲透進日偽市場管理隊伍。通過武裝打擊和合法鬥爭相互配合，漸漸讓偽幣邊緣化，邊幣漸漸地成了市場流通的主要貨幣。

從1944年開始，晉察冀邊區開始局部反攻。隨著軍事上的節節勝利，邊幣流通的範圍不斷擴大。在敵偽據點附近、平漢鐵路沿線各火車站周圍，都能以邊幣購買糧食和日用品。非但如此，邊幣和偽幣的兌換率，還從1944年的2.8：1，上升到1945年的1：1。不但偽軍寧可用邊幣也不願用偽幣，就連日軍自己，也偷偷地將從老百姓身上搜去的邊幣留作自用，並暗贊“很好用”。這對於處於積慮要“整垮”邊幣的日寇來說，簡直是莫大的諷刺。

三、各村有各村的高招

晉察冀邊區的對敵經濟鬥爭，是全面抗戰時期我敵後根據地經濟戰線工作的一個縮影。由於各戰略區所面臨的情況各不相同，實際上各地在領會上級精神要求的基礎上，在實際經濟工作中都因地制宜地採取了相應舉措，可謂“各村有各村的高招”。

山東抗日根據地按季節發行北海幣，並將發行額的一半交給工商局，在秋收季節大量收購農產品，等到春荒時期再拋售。以此回籠貨幣，保持物價的常年穩定。在對日佔區貿易時，按根據地和日佔區物價的變化以及各種貨幣的供求情況，靈活規定北海幣與法幣及偽幣的兌換比率。

（圖為偽中央儲備銀行的中儲券，這些偽幣正是各根據地的主要打擊對象）

在經濟貿易方面，僅以食鹽為例，為打擊日軍壟斷食鹽供應，盤剝日佔區群眾的陰謀，同時也為打擊偽幣，擴大北海幣市場，山東濱海區工商管理局發放80萬元北海幣鹽業貸款，及50萬斤的鹽民救濟糧，發動鹽民積極恢復生產。食鹽對內自由買賣，對外管制。每地都規定鹽價，既保證了產鹽、運鹽的利潤，又打破了鹽商對鹽價的壟斷。工商局春季收購的食鹽囤積不賣，等秋季鹽產量減少時再放出，以平抑鹽價。這套組合拳一出，極大刺激了當地鹽業的發展，百姓得實惠，政府也確保了稅收。

在山東各游擊區，八路軍游擊隊和武工隊不僅對民眾進行“拒絕偽鈔，愛護北海幣”的宣傳教育，而且規定田賦稅收一律限用北海幣，重要物資（棉花、糧食、鹽）也必須用北海幣購買，以提高北海幣流通範圍和信用。他們還利用游擊區的黑市吸納日佔區物資。原先日偽禁止布匹等輸入抗日根據地，到1945年，經濟上窮途末路的日偽，不得不以軍工器材、西藥及電訊器材等物品與根據地交換糧食。

（圖為鹽阜銀行紙幣）

在晉冀魯豫根據地，日寇拋出法幣以套取根據地戰略物資，僅1943年春流入冀魯豫邊區的法幣即達1億元。抗日政府立即採取行政手段和經濟手段並舉的方針，打擊日偽對根據的金融侵蝕和破壞，有效維護了邊區貨幣的本位地位。邊區政府鼓勵人民用銅元、銅錢兌換冀鈔，支持邊幣本位的確立。工商部門向農民發放低利率農業貸款，禁止金銀流出根據地資敵，徵收累進稅、公平稅源減輕農民負擔，開辦農民合作社，實行對外管制、對內自由的貿易政策。

邊區還創造性地利用偽鈔打擊偽鈔。

具體辦法是：農熟季節在根據地西面用冀鈔以高於市場價收購糧食，同時用繳獲的偽鈔大量收兌冀鈔，造成冀鈔在根據地西面的幣值高於東面，以冀鈔計的糧價顯著下跌。在根據地東面，用偽鈔大量購買敵佔區糧食，推高以偽鈔計的糧價。利用兩地糧價差和幣值差反覆謀利，大力吸納日佔區物資的同時，還打擊了偽鈔信用。

在華中，各根據地用自造的土紙印鈔票，並加蓋印、蓋號碼，增加日偽偽造難度。這種土紙鈔票只能流通半年就已經破爛得必須回收。而根據地銀行就此每半年便更改一次鈔票樣式，讓日偽“仿不勝仿”。

最能說明經濟戰成就的，還得算物價。我們知道，戰亂和敵人大肆經濟掠奪的狀況下，紙幣貶值、物價高漲的通貨膨脹狀況嚴重程度遠超人們想象。到1945年抗戰結束時，日佔區通貨膨脹率較1938年增長900餘萬倍，國統區的通貨膨脹率比1938年增長接近16萬倍，而敵後抗日根據地僅為2485倍。

正是憑藉經濟戰線的有力支撐，我們打贏了與日寇的經濟戰。

本文作者：殷傑，公眾號“這才是戰爭”加盟作者 ，未經作者本人及微信公眾號“這才是戰爭”允許，不得轉載，違者必追究法律責任。

公眾號作者簡介：王正興，新華社瞭望智庫特約軍事觀察員，原解放軍某野戰部隊軍官，曾在步兵分隊、司令部、後勤部等單位任職，致力於戰史學和戰術學研究，對軍隊戰術及非戰爭行動有個人獨到的理解。其著作《這才是戰爭》於2014年5月、6月，鳳凰衛視“開卷八分鐘”欄目分兩期推薦。他的公眾號名亦為“這才是戰爭”，歡迎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