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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家的戰爭
喬治·斯坦納 著 吳萬偉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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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園鳴謝
歐洲的哲學良心為什麼沒有被三十年戰爭撕得粉碎？
基辛格博士說過一句名言，教授們爭吵的激烈程度與議題的瑣屑程度成正比。他錯了。這些議題可能涉及智慧和道德生活的根本問題，甚至遠遠超過外交的虛假表演。海德格爾說西方的命運就在於拉丁語對希臘語“to be”的錯誤翻譯上，這顯然有些誇大其辭，但他的誇張有非常大的意義。
按照皮埃爾·佈雷茨（Pierre Bouretz）的說法，“三十年戰爭把歐洲的哲學良心撕得粉碎”。（這裡conscience既代表“良心”也代表“意識”，這是法語內在的模糊性雙重特徵。）這場戰爭讓理性的解構和重構發生激烈交火，造成形而上學的顛覆或偏離，併產生了消除自我及個人意識等經典概念的對立的方法。爭論中隱含的內容是對康德和啟蒙遺產的清理或拯救，對西奧多·阿多諾（Theodor Adorno）和法蘭克福學派來說，這是非常關鍵的戰爭理由（casus belli），而對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來說也同樣如此。更遠的重要背景是從1963年到1972年這個階段雅各·德里達和福柯對笛卡爾的難以調和的不同解讀。雖然歐洲母體是這些衝突的根源和背景，但它給美國（後來給日本）的哲學教學和論證帶來開創性的重大影響。
佈雷茨喜歡三角關係。如果巴黎仍然是頂點，那麼伯克利或牛津，法蘭克福或紐約則是關鍵的兩個角度。哲學文本和協議的迅速傳播，知識分子明星及其信徒的頻繁旅行，媒體和因特網上前所未有的謠言工廠已經改變了學術專題辯論的概念本身。深奧難解的分析性預測不可避免地滲透到新聞報道和博客中。（人們可能納悶，這場電子革命給哲學思考帶來的影響是什麼？斯賓諾莎會從中搞出什麼來？）皮埃爾·佈雷茨的鴻篇鉅製把“哲學戰爭”的開端確定在1977年的加州---更簡短些是否會更深刻一點呢？這場戰爭始於約翰·塞爾（John R. Searle）攻擊德里達，宣稱德里達誤讀甚至是偽造了奧斯汀（J. L. Austin）的“言語行為”模式以及言外行為命題。佈雷茨對哲學話語中的語域問題非常警惕。他的書建立在康德對適當語調的粗略反思的基礎上，哲學家若採用這種語調既不失禮也沒有居高臨下的傲慢，後來德里達在《哲學中從未採納的啟示錄語氣》（D’un Ton apocalyptique）中使用的警告口吻。塞爾在指控德里達“不是哲學辯論的朋友”時，在舉出例證說德里達“說些顯然虛假的東西的令人沮喪的偏好”時，難道不是違反了基本的禮節嗎？簡單地說，這就是宣戰書。對此，德里達很快做出尖銳的反擊。
對德里達來說，美國戰場及其學術界拉拉隊具有特別的重要性。這引出了一個逼人的問題。為什麼“法國理論”在美國校園被奉若神明？為什麼人們擠滿了大廳去滿懷敬仰地聆聽並欣然接受演講者那常常令人費解的長篇大論（有些離經叛道者確實中途立場）？討論解構主義和後結構主義的書籍、期刊和學術報告會潮水般湧現。女權主義運動帶來了她們自己常常一廂情願的接受。如果說德里達、福柯和拉康的理論給美國的人文科學的教學和傳播帶來決定性的影響，這決不是誇張。他們的理論從耶魯、紐約大學和伯克利等中心向美國全境輻射。像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這種具有深刻的獨創性思想的本土學者在這些理論所到之處完全噤聲，美國的文學教授、社會學教授、哲學教授（程度上次一些）都成了巴黎及其使者的信徒。這一潮流現在已經退卻，但某些無論在政治上還是修辭上都令人懷疑的追隨者仍然被人追捧。為什麼？
在美國氣候下，純科學和應用科學的地位至高無上，因為它隱含著理論和理論探索的優越地位。人文科學長期以來一直渴望擁有這種地位。解構主義和後結構主義似乎證實了理論探索和類似自然科學術語的專業用語的合理性。解構主義實際上是對胡塞爾呼籲的哲學嚴密和可證實性的微妙模仿，只不過形勢更加激動人心而已。“弦理論（String theory）/法國理論”：從任何嚴肅的觀點來看無論多麼不相容的標籤都能夠協調一致。列維·斯特勞斯（Lévi-Strauss）不就是穿上白大褂然後把房間設計成實驗室的嗎？
第二個反思或許是政治性的，雖然或許在潛意識的層面。在德里達的實踐和福柯對古典身份認同的批判中存在一種對“偉大作家”標題的強大破壞和削弱，實際上是詩壇作者身份的破壞。文本存在一種匿名性和民主性，被臨時性解釋視為不穩定的“前文本”。語言受到挑戰的首要地位催生了集體概念。這種平均化或許對應美國社會和政治情感中的指導性反思。但問題依然是開放性的，在紐約和巴黎之間往返穿梭的皮埃爾·佈雷茨將令人羨慕地擁有闡釋這個問題的資格。
1985年，尤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攜帶著“現代性的哲學話語”加入到這場爭論中。佈雷茨緊湊的文筆、故意的重複和大量引語使得讀者很難跟上辯論的脈絡。前奏或許是1929年春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和恩斯特·卡西爾（Ernst Cassirer）在達沃斯進行的著名決鬥。實際上，哈貝馬斯和德里達在戰爭中的出招和接應涉及到海德格爾著作的濃厚陰影和很多問題。兩人都“以贊同或反對海德格爾來思考問題”，以更加間接的方式支持或反對胡塞爾的危機（Krisis）和他對西方哲學的分析。哈貝馬斯假設了一個理性主義者的現代性，一個旨在不斷追求相互理解的話語群體，該理想與民主群體不可分割。它天生地存在於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知識社會學，這顯然反映了德國政治環境的追求。在最深刻最成熟的意義上，政治學必須掌管和領導哲學思考。從這個角度看，哈貝馬斯批評了海德格爾和法蘭克福學派的後尼采成分。這裡，他的駁斥呼應了康德對哲學“祕儀傳授者（mystagogues）和通俗劇作者（melodramatists）”的批判。雖然相距遙遠，哈貝馬斯還是呼應了塞爾，辨認出解構主義的根本性非理性主義，指出德里達與海德格爾和阿多諾一樣背叛了康德的偉大遺產。而且，按照哈貝馬斯的說法，在“不表達神學義務的情況下”重新開始與上帝的對話是解構主義的祕密工作。因此，德里達是反對文件對抗口頭邏各斯權威的“密碼-塔木德經論者”（crypto-Talmudist）。但在佈雷茨看來，這誤讀了德里達對現象學“耐心的和嚴謹的”解釋，雖然確實強調了德里達的猶太主義複雜性和解構主義本身是反對千年以來猶太人對文本承諾的俄狄浦斯反叛的強大可能性。
在這點上，關鍵的一束光線從邊緣投射過來。理查德·羅蒂（Richard Rorty）攜帶著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奎因（W. V. Quine）和唐納德·戴維森（Donald Davidson）在背後支持的餘威，參加到論戰中來。為了平息這些晦澀難解的爭論，羅蒂認為人們不應該過分認真地看待德里達推翻傳統哲學類別的宣言。應該抓住我們的注意力的不是早期的德里達而是後來發表眾多怪異的、模仿性的、實驗性的辯論、悼文“賀卡”和回憶錄的作者。從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Zarathustra）或者華萊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中的）的編舞設計推演開來，羅蒂眼中的德里達是令人興奮的“喜劇人物”。佈雷茨對德里達的敬重妨礙他認識到這個暗示，但它或許是決定性的。充斥在德里達作品中的是文字遊戲、精湛的語法技巧、和在達達主義（Dada）、超現實主義和格特魯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旅居巴黎的美國作家---譯註）的語言創造性先驅的舌頭語。隨著時間的推移，德里達的解構主義或許被看作20世紀哲學沮喪和政治野蠻的悲慘命運後的解放性的森林之神（色情狂）。
正是後者在1990年末期把美國的挑戰者聚集起來。他們聯合起來抗議第一次伊拉克戰爭的準備，呼籲歐洲價值觀的復興。像從前的莫里斯·布朗修（Maurice Blanchot）和伊曼紐爾·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一樣，德里達是看重友誼的人。他為保爾·德曼（Paul de Man）寫的辯解書《友誼政治學》（Politiques de l’amitié）和為思想家同行寫的臨別贈言是他最好的作品之一。在某種意義上，友誼沒有受到解構主義的影響。非常巧妙的是，在評論哈貝馬斯和德里達後來的遭遇時，佈雷茨求助於康德的“永久和平”期盼。他們為一本題目是《恐怖時代的哲學》的書投稿，並在2000年六月的猶太主義學術報告會上相遇，這駁斥了亞里士多德的“啊，我的朋友，沒有什麼朋友”。2004年6月，德里達在重病期間宣讀了對哈貝馬斯75歲生日的賀詞。同年10月在德里達去世兩天後，哈貝馬斯發表了他動人的告別詞“最後的生活”（Ein letzter Grüss），哀悼這個具有深厚猶太根基的“顯微鏡讀者”的離去。阿多諾之於格爾斯霍姆·肖勒姆（Gershom Scholem）就像德里達之於列維納斯。佈雷茨詢問這樣的讚美是否來得太晚了些。
在記錄人們對知識界這個似乎已經過時的哲學家戰爭不可避免的診斷時，一個想法闖了進來。與歐洲大陸和北美相比，英國的哲學風格和氣氛有多麼不同？這歸功於英國狹隘的地域主義還是敏銳的判斷力？
本文評論的書：《哲學家的戰爭》
Pierre Bouretz
D’UN TON GUERRIER EN PHILOSOPHIE
Habermas, Derrida & Co
572pp. Gallimard. 25euros.
978 2 07 012947 8
作者簡介：
喬治·斯坦納（George Steiner）劍橋大學丘吉爾學院研究員。最新著作是《創造的語法》2001年、《大師的教訓》2003年，他的回憶錄《我未寫的書》於200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