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機電一體化、賽博機電集成化的發展，機械工業早已脫胎換骨，以至於人們更願意用“製造業”來替代“機械行業”。然而機械行業，作為工業最為重要的發展根基，仍然是製造業的當家花旦。而作為昔日的主管部門，機械工業部作為一個部委機構的六十多年浮沉，則成為一面令人慨嘆的大銅鏡。
從無到有再化無
第一機械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機械工業部”的簡稱，或者叫做“一機部”，始於1952年。就大機械行業的管理機構而言，前後共涉及到八個叫做“機械工業部”的部委。走過了極盛的時期，也走過了分分合合的歷程。
直到1998年，代表“一機部”正宗血統的機械工業部正式解散。最後在2003年，它定格成為機械工業聯合會，一個已經接近民間協會的組織。機械工業聲名大振的時候，還要等到後來的“中國製造2025”。但那一刻，作為一個部委的管理職能，它早已經由另外的部委接盤了。而原來機械行業的諸多人士，只能以顧問角色登場了。正道是：人是物非沙場在，叮噹珠子撒滿盤。
如今走到三里河一座灰舊古老的建築，還可以前去探望老機械部留下來的運轉機構。而訪客需要傳達室填表通報、經哨兵放行才能進入這個職能普通的大院，這是它掙扎著保留曾經主管工業的官方機構的最後一絲痕跡。
一機部的軍民往事
1952年9月，一機部從建國就成立的重工業部分離出機械工業管理局。其職能為主管民用機械、電信、船舶工業；它和第二機械工業部同時成立，後者主要負責軍工、核工業等。在當時，備戰、備荒、備重工業都是這個國家的頭等大事。
在1958年，朝鮮戰爭終於結束。立刻打仗的事情，還很難想象。原一機部（負責機電）、二機部（負責軍工）、電機部（即第一個三機部）在這一年，合併組成新的第一機械工業部。對一機部而言，這是一個最輝煌的時刻。
到了1960年，剛合在一起不久的一機部就開始分家，拆分出“第三機械工業部”，負責主管由一機部劃出的航空、兵器、坦克、無線電及造船工業。而到了1963年9月，一機部再次往外開閘放流，從第一機械工業部中分離出第四機械工業部（負責無線電工業部）、第六機械工業部（船舶工業）。這兩個都是以軍工產品為主。此次分拆之後，第一機械工業部再次聚焦在民用的機械工業上。 這個前後五年的分與合的搖擺，表明了軍工與民用機械的合署管理，在當時有著諸多的影響因素和管理難度。
在改革開放的時代，1980年，成立國務院機械工業委員會（隨後更名為國家機械工業委員會），統一領導和歸口管理機械工業。國務院副總理薄一波兼任主任。後來併入到國家經濟委員會。機械部的民用機械與軍工裝備的發展協調，一直在嘗試著各種可能。
高歌猛進，百鳥翠鳴
到了1982年，中國面臨一次新中國成立以後最大的機構縮減。當時的情況是，在1976到1981年5年中，政府機快速膨脹。國務院機構精簡問題被提到日程，那個時候，革命是一個最為常見的詞語，“精簡機構是一場革命，是對體制的革命”這樣的動員令直接就發下來。改革明確規定了各級各部的職數、年齡和文化結構，減少了副職，提高了素質；在精簡機構方面，國務院各部門從100個減為61個（對比2018年國務院機構只有26個部委），人員編制從原來的5.1萬人減為3萬人。
在1982年這次國務院第一次機構改革中，國家機械工業委員會被撤消，國家儀器儀表工業總局、機械成套設備總局等合併，組建機械工業部。
圖1 1982年國務院部委 （來源：中國網）
這次機構改革，各機械工業部紛紛改名改制，這是告別大一統、走向個性的時代。一機部改為機械工業部、五機部改為兵器工業部。隨著電子工業的蓬勃發展，四機部、國家廣播電視工業總局、國家電子計算機工業總局合併，組建“電子工業部”。這一年，也是中國正式與“蘇聯計劃經濟模式”徹底決裂的一年，“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過渡性改革思想已經確立。
在這之前，機械行業的擴大企業自主權，已經在四川寧江機床廠等地進行試點：該廠因為第一個在《人民日報》做廣告，打破了“生產資料不是商品”的思想誤區；而在1984年，實行廠長任期目標負責制，是改革中出現的一種新的責任制度，這也是在機械工業系統首先實行。與改革思變的大背景相呼應，機械行業的活水一片，各種創新實踐層出不窮。
到了1986年12月，機械工業部和兵器工業部（原五機部）合併為國家機械工業委員會。藏頭沒有兩年，在1988年的第二次機構改革中，機械部重新出頭：國家機械工業委員會與電子工業部（原第四機械工業部）合併成立機械電子工業部。 在這次機構改革方案，國務院共撤銷12個部委，包括機械委、電子部、航天部、航空部、核工業部等，新組建9個部委中，包含了機械電子部、航天航空部、能源部等。
機械電子工業部被賦予了更大的期望值。
跌落：戰略誤判 走下官壇
1993年，這是第三次政府機關的機構改革。這次是縮比顯身，機械電子部被拆為機械工業部和電子工業部。同年機械部成立了中國機械工業集團有限公司。這塊巨大的資產將在十年以後，再次脫離傳統的機械工業體系。
拆分對於一機部而言，是一個不太好的兆頭，實際上國家對機械工業的戰略，從“六五”的“一般產業”，到了1985年“七五”的時候，已經被進一步落到了“夕陽產業”。而在1990年開始的八五規劃中，國家對其投資額僅佔全國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0.65%。
這些徵兆預示著在1998年第四次機構改革中，要精簡47%的國務院系統顯然要向機械工業部開刀。最為正統的一機部血脈，至此切斷。一機部、機械部都成為歷史。同期被裁撤的還有電子工業部、郵電部和冶金部。不過電子工業部和郵電部已經併入到同年成立的信息產業部中，血脈繼續，信息產業和知識經濟被寄予全新的期望。
1998年中國機械部被撤銷，可以說是對中國工業史的一次戰略誤判。彼時正是知識經濟喧囂至上，產業夕陽論開始走俏的時候。托夫勒在1980年的《第三次浪潮》中說，工業文明，猶如夕陽西沉，在對高技術產業憧憬中把機械、汽車、鋼鐵等一系列傳統產業視為“夕陽產業”。而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以高技術為核心的新興工業部門則呈現蓬勃向上的發展趨勢，而傳統工業面臨新興工業國家的激烈競爭，呈衰落狀態。這使得托夫勒的夕陽產業論，大有市場。然而托夫勒對高技術產業倍加推崇的時候，卻忽略了傳統產業完全可以藉助計算機、半導體、軟件等手段升級為高技術產業。在此前的1997年——後來被稱為互聯網元年，信息產業的發展正在高歌猛進，網易丁磊、搜狐張朝陽、新浪王志東等草根登場，正在開啟接受民眾膜拜的時代。而“國退民進”的大戰略，也開始引領國家走向更加聚焦地壟斷格局行業，國家商業主義的舞臺正在啟動。
這種滿是夕陽論的調子和國家從競爭性行業撤出的理念，也影響了當時中國對機械行業未來的戰略判斷。
當時的機械工業呈現三個特點，第一個是1997年整個機械行業出現全行業虧損，整個行業虧損面高達40%以上。工程機械行業達50%，機床行業虧損面排名第二達到48.8%。而虧損額超過5000萬的19家企業中，汽車行業佔10家，包括廣州標緻、天津豐田發動機和鄭州日產三家合資企業。機械行業可以說是哀鴻遍野，正是“需要扶持”的局面；第二個是機械工業（歸一機部的約佔45%左右）出口創匯取得大幅度發展，1997年同比增長32.2%，僅次於紡織品及服裝行業，在全國外貿出口佔比為21%。這有力地推動了中國出口貿易的增長和出口商品結構的改善，日益成為中國擴大對外出口的支柱產品。機械工業正在展示其“需要創匯”的優勢；第三個是進口設備投資巨大。1996年中國進口設備折人民幣5250億元，佔國內機械產品市場份額的1/3。1997年略有減少。顯然中國機械工業處於“需要自主發展”的重要時刻。
這三個特點，表明機械行業正是處於“要扶持、要創匯、要自主”的關鍵性節點。然而，機械工業部卻在這樣一個歷史性的機遇下轉過身軀，擦肩而去，降為過渡性的機械工業局。現在想想，難免有“出師未捷身先死”的感慨。
再往後，從機械部過渡的機械工業局也在2001年落下帷幕，成為機械工業聯合會，正式成為民間行會組織。這一年正是中國衝刺併成功闖關WTO的關鍵時期。而到了2003年第5次政府機構改革中，原有的一機部的資產，已經不需要再有任何需要政府出手的動作了。然而，最後一塊像樣的乾糧袋，也被納入到全新的機構中去。2003年3月，中國機械工業集團有限公司，轉入國資委（同年成立的新部委）監管的中央特大型企業。
一機部在這一步一步滑落過程中，一個重要的損失是，整體宏觀調控機械行業的局面再也難以為繼，而經營多年的機械工業研發體系和情報體系也四面散開，原本嚴密的科技體系，兀自向不同集團、向地方隨機靠攏，走向商業經濟的前沿，基礎支撐功能大大減弱。機械行業很難再具備統籌一盤工業大局面的能力。這是對中國製造業的一次深刻傷害。
工信部上位
2008年中國組建工業和信息化部，可以說是對誤判“工業化”戰略重點的一次勉強修復。當年爆發的金融危機讓西方國家吃盡苦頭，而以製造業為根基的德國，則表現出抵抗金融風浪的神奇魔力。這一年，是全球發達國家“再工業化”的啟蒙之年。
新成立的工信部，以信息產業部為根基，將發改委的工業行業管理有關職責、國防科學技術工業委員會非核職責和國務院信息化工作辦公室的職責，一起整合劃入工業和信息化部。同時組建國家國防科技工業局，由工業和信息化部管理。
這裡面，包含了期待軍民融合的又一次嘗試。這一點電子工業部應該有著良好的傳統。早在1963年成立的四機部（電子部前身），一直有著軍民合作的歷史。與前述幾個部不同，四機部成立之初就確定了“以軍為主，軍民結合”和“寓軍於民，以民養軍”的方針，積極發展郵電、通信、廣播、醫療等與民生相關的技術。1973年1月，四機部召開電子計算機首次專業會議，即7301會議，提出聯合研製小、中、大三個系列計算機的任務，以中小型機為主，著力普及和運用的方針。看上去，四機部是一個最早注重軍民協同發展的一個部委機構了。
1998年3月電子工業部被撤銷，其原有職能由信息產業部執行。2008年，以信息產業部的家底為主，國務院組建工業和信息化部（簡稱“工信部”），由時任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局長李毅中擔任部長，開啟了工業化和信息化領域的新篇章。
這個被漸漸遺忘的場景，讓很多人以為工信部是從機械工業部繼承而來，其實工信部主要是信息產業部的家底，還有更早的電子工業部的身影。即使在今天，工信部頗為倚重的智囊機構，大都是當年前電子工業部的資產。
工信部還主要從兩個部委借來了乾糧：國防科工委和發改委。工業和信息化部機關職能部門編制599名，除了原有信息產業部多數人員，國家發改委、國防科工局各自有百餘人併入。國務院信息化工作辦公室也一起併入進來。
然而面對這樣一個新成立的部委，當年的發改委並不打算借走所有的糧食。許多重大裝備的管理，仍然留在這裡。發改委的東北等老工業基地振興司，這應該是國家唯一一個以局部地點振興為己任的建設司局。聽上去頗為奇怪。然而從2003年的“振興東北”，到2015年通過的“全面振興東北”戰略，東北的工業振興看上去越來越像是一個不可完成的使命。而發改委的高新技術、戰略新興產業，會在隨後的高端裝備製造業繼續發力，會讓人難免對工信部和發改委的邊界，產生諸多模糊。類似“互聯網+”和“中國製造2025”的交叉邊界，和那些意味深長的用語，都讓諸多業外人士琢磨不定。
二十年前撤掉機械工業部這一決策，從當下各個國家推動的“再工業化”來回看的時候，難免看上去有點匆忙。而十年後源自信息產業部班底的工信部，跟原來的機械工業部，已經有著諸多的不同了。然而即使在2008年，如果按歷史歸口部門分析，機械工業產值為9.1萬億元，佔整個裝備工業的60%，利潤更是高達69%；而電子工業產值為4.3萬億，佔比為28%。機械工業仍然是裝備工業的主力。
從另一個角度看，機械行業有很多相通的地方，需要四處兄弟部委協調——這也是為什麼當時的軍工部門都曾跟“機械工業部”有著分分合合的淵源。然而在當下，各大軍工集團都有自己相對完整的研發體系，而且隸屬更為強勢的國資委，工信部要想去協調這些早已養硬翅膀的工業製造，已經變得有些艱難了。“中國製造2025”的開元之年，是中國機械行業最為閃亮的時刻，然而大旗招展的背後，許多接口有著歷史的斷痕，還需要仔細打理。
一覽八個機械部
一機部作為中國工業的長子，久經沙場，但最後卻變成了日漸式微的機械工業聯合會了。這本來是老大，卻是混得最為平民化的一個。它苦心經營的四十六年（1952-1998）的工業研發體系，也各自四散開來，再也難成獨立支撐的氣候。1998年是中國機械發展史最為黯淡無光的時刻。隨著2015年前後工業4.0光芒四射的全球啟蒙，國際通用的看法是“用ICT重新武裝大機械”，這句話的言外之意，對中國人而言是一個黑色幽默。
圖2 一機部變遷史（來源：作者手繪）
二機部，先是核武器加兵器，後來變成核工業和核工業建設集團，最終都歸國資委了。二者也在2018年1月完成合並，後者無條件劃入中核集團。
第三機械工業部逐漸以航空為主，後來變成航空工業部，幾經分合。目前在國資委的監管體系下，包含了中國航空工業集團、商飛和中國航空發動機三大集團的資產。
四機部幾經騰挪，從無線電工業部，到電子工業部，再到機械電子部，然後又分拆出來，再被信息產業部消化吸收，加上郵政部的一些職責，幾經融合，變成了現在的工信部。
五機部逐漸形成了南北兵器集團，分為中國兵器（或者北方工業集團）和中國兵器裝備集團。後者成為營業收入最高的軍工集團。
六機部則演化成船舶製造的家底，形成中船工業和中船重工的兩大集團。
七機部，最後變成航天第一、第二集團了，負責火箭、衛星、導彈等上天入地的傢伙。
八機部兩次內容有所不同。第一次是為農業機械而設立，後來並舉入到一機部。第二次“第八機械工業部”是為導彈而設立，並作為一個最短時間的機械工業部，很快併入到七機部中了。
小記
回望過去，機械工業部的八大山峰，密密麻麻地寫滿了中國工業發展的歷史，也跟軍工裝備的發展密不可分。這個歷史題材的劇本至今還在繼續發展，考驗著當下工業製造體系和軍民融合體系這兩個事關“製造強國”的巨大命題。歷史浩蕩向前，新意無窮，卻也很難離開它碾過的車轍。
有詩為證：
一機老大早為民，
二核三空四工信。
五兵六船七航天，
八農遙望強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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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中國完整工業體系的建成》
蘇聯援建、三線建設及大規模技術引進
“一五”計劃期間，蘇聯援助中國“156個工程”，是中國現代工業建設的起點。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工業建設用短短60餘年的時間走過了發達國家長達數百年的歷程。總體而言，中國工業經歷了三個重要的發展階段：從一窮二白起步，通過蘇聯援建的156個項目，中國建立起門類齊全的工業基礎，此為第一階段；而始於1964年的三線建設則進一步優化了我國的工業佈局及提高了整體工業水平，此為第二階段；改革開放後是第三階段，這一階段通過大規模的技術引進，縮小了與國際工業水平的差距，我國開始躋身於世界製造大國的行列。我有幸見證了中國工業的變革大時代，並親身參與了後兩個發展階段。
第一階段：
156個援建項目奠定我國工業基礎
第一個階段是始於1953年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以蘇聯援建156個項目建設為主要內容，包括106個民用工業企業和44個軍工項目。這156個項目主要分佈在17個省區，大部分在東北和中西部，實際建成150個項目，涵蓋了幾乎所有的工業門類，為一窮二白的中國奠定了門類齊全的工業基礎。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洛陽第一拖拉機廠、第一重型機器廠、西電公司、蘭州煉油化工廠、武鋼、包鋼等一大批工業企業，還包括包頭一機、二機（生產坦克），哈飛、沈飛（生產殲擊機、直升機）等大批工業企業都是在這批援建項目中創建的。這些企業後來都成為本行業的排頭兵和工業“母雞”，為後來其他工業企業輸送了大批技術骨幹，也為中國國防工業奠定了基礎。
這一時期新增工業生產能力在歷史上是空前的。以鋼產量為例，1952年僅135萬噸，5年後達到535萬噸。這一時期蘇聯對中國的援助是真誠和無私的，可以說156個項目奠定了中國工業基礎，中國開始從一窮二白的農業國邁向工業國。現在這些企業大部分還在運營，在原有基礎上進行了升級換代，大多數仍是本行業的骨幹企業。
在三線建設中,航空工業是三線建設的重要工程之一。
第二階段：
三線建設優化我國生產力佈局
對新中國工業發展有里程碑意義的第二階段是始於1964年的三線建設戰略。三線建設無論從規模、實際成效，還是對後來發展的影響都大於1958年的“大躍進”。當時中蘇開始交惡，臺海形勢依然緊張，越戰爆發，毛主席出於準備打仗的戰備考慮作出了進行三線建設的戰略決策。此舉的目的是改變我國生產力佈局，戰略大調整的方向是由東向西轉移，建設的重點轉移至西南、西北，以重工業和國防工業為主。
所謂“三線”指隴海線以南、京廣線以西、韶關以北的腹地，多為山區。從1964年至1980年，貫穿三個五年計劃的16年中，國家在屬於三線地區的13個省和自治區的中西部地區投入了2052.68億元巨資，超過同期全國基本建設總投資的40%；400萬工人、幹部、知識分子、解放軍官兵和成千萬人次的民工，在“備戰備荒為人民”、“好人好馬上三線”的時代號召下，來到祖國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峽谷、大漠荒野，風餐露宿、肩扛人挑，用艱辛、血汗和生命，建起了1100多個大中型工礦企業、科研單位和大專院校。
當時，全國有380多個項目、14.5萬人、3.8萬臺設備從沿海地區遷往三線地區。許多單位都一分為二，一半人馬來到“三線”建設新廠。那時候，在三線地區建設起一批能源交通基礎設施。例如，甘肅的劉家峽水電站，焦枝、成昆、陽安（陽平關至安康）、襄渝鐵路等。在製造業領域，鞍鋼包建了攀枝花鋼鐵廠，以及位於德陽、自貢的東方發電設備製造公司；一汽包建了位於十堰的第二汽車製造廠（東風）；一大批核工業、航空、航天、兵器甚至船舶製造企業也遷往三線地區，成為我國國防工業的骨幹。現在的綿陽科技城、漢中的大飛機制造基地都是在這一時期建設。
1967年我大學畢業，結束兩年的部隊農場鍛鍊後，即參加了三線建設。“文革”期間畢業的老五屆理工科大學生大部分也來到了三線。
但由於當時過分強調“靠山、隱蔽、進洞”，不少工廠缺少必要的生產生活條件，以後不得不調整搬遷到離城市較近的地方。例如成都的龍泉驛地區就是後來三線工廠搬遷的集中地。後來我在國家計委工作，分管三線調遷時經手了很多軍工企業遷至龍泉驛重新落戶。我曾參與建設過的廠也在西安開發區建了基地。1983年12月，國務院三線辦公室（90年代改為國家計委三線辦公室，1998年後又改名為國防科工委三線協調中心）在成都設立。
1991年我在國家計委投資司工作，後來任副祕書長，正巧分管三線調遷工作。
但在此之前的幾年，調遷工作早已開始。1984年11月在成都召開會議，確定第一批調整121個單位，遷並48個，全部轉產15個。其後一些三線企業陸續遷往鄰近中小城市，如咸陽、寶雞、沙市、襄樊、漢中、德陽、綿陽、天水附近。而技術密集型企業和軍工科技企業則移往成都、重慶、西安、蘭州等大城市。
雖然後來作了一些調整，但三線建設對於我國的生產力佈局，中西部發展影響深遠。一些三線企業成為行業的龍頭企業並走向國際。現在回顧起來，當時花那麼點錢完全值得。這是我國工業發展的第二個里程碑，優化了我國的工業佈局。許多參加三線建設的同志“獻了青春獻子孫”，為國家的工業佈局調整作出了貢獻。
第三階段：
大規模引進技術助力我國工業化騰飛
新中國工業發展的第三個里程碑階段是從粉碎“四人幫”，結束文化大革命後開始，這個階段我國大規模引進技術。事實上，華國鋒任總書記後就意識到要搞經濟建設。但直至1978年，國家明確改革開放政策，從發達國家大規模引進技術，幾乎涵蓋了所有工業門類。
1978年，我國與外商簽訂50多個引進技術設備的項目，協議金額78億美元，加上1979年的協議金額共為79.9億美元。這比1950年至1977年間我國引進技術設備累計完成金額65億美元還多14.9億美元。協議的總金額中，冶金、化工項目佔62%，其中上海寶鋼等22個重點項目的協議金額為58億美元，佔總額的74%。
到1980年，全國工業總產值4703億元，比1949年增長46.3倍，工業總產值在社會總產值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25.2%上升到1980年的57.4%，佔國民收入的比重由1949年的12.6%上升到1980年的45.8%，主要工業產品產量成倍、成十倍、成百倍、成千倍，甚至成萬倍地增長。從1949年到1980年，主要工業品產量在世界的排位不斷上升，鋼由第26位上升到第5位，煤從第9位上升到第3位，發電量則由第25位上升到第6位；而從零起步的化纖和電視機這兩個產業的產量，到1980年在世界的排名已經位列第5。
技術引進填補了我國大批技術與生產領域的空白。通過引進，我國在短期內，使一批重型機械、礦山機械、化工機械、發電設備，機床、汽車、拖拉機、飛機、坦克、船舶以及軸承、風動工具、電器、 電纜等技術面貌發生了變化，使國家工業化跨入起飛的發展階段。
而製造業的發展也推動了我國產業結構的改善。新中國成立後，我國的第一產業比重高達45.52%，處於主體地位。第二和第三產業的比重分別為34.38%和20.20%，處於從屬地位。1980年，第二產業比重已高達61.8%，我國工業化進入了一個新階段。通過技術引進還建立了新興的工業部門。建國時，我國的現代化工業部門極少，經過引進，我國建立起了石油化工、無線電、化纖、電子計算機和彩色電視機等新興工業部門。
從1981年起，我在國家計委機械電子局工作，恰好分管技術引進。當時國家外匯很少，技術引進要申請外匯指標。由於西方國家對我們長期封鎖，我們的技術標準全源於蘇聯。改革開放後，我們發現自己與西方發達國家間的差距非 常之大。當時即使是西方國家給我們一些二流技術，對我們來說也非常新鮮。那個時期，西方發達國家看到我們差距之大，戒心很小，引進技術障礙很少。以機械工業為例，當時我們從美國西屋電氣公司引進了30萬千瓦和60萬千瓦的汽輪機組，從ABB、西門子、阿爾斯通引進了500千伏輸變電技術，使電力工業上了一個臺階。從密封件、高強度螺栓、軸承等基礎件，到鑄鍛熱處理工藝技術、露天礦成套設備等等都引進了國外先進技術，通過消化吸收再創新，有些甚至青出於藍。今日中國工業的技術水平與國際先進水平差距縮小，已開始躋身於世界製造業大國。
來源：知識自動化（zhishipai）
作者簡介：林雪萍，南山工業書院發起人，北京聯訊動力諮詢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