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談了中國茶文化和西方酒神文化。那麼，中國有沒有酒文化呢？
當然是有的，要不然茅臺怎麼成了第一高價股呢？不僅中國有，很多國家都有。但中華酒文化，和我們所有傳統文化一樣，精華與糟粕並存、歡愉與痛苦兼具。
酒的本意，在使人沉醉。這一點上，古今中外都一樣。為了沉醉，各人又有各人目的。杜康算我們的酒神吧，曹操說：“何以解憂，唯有杜康！”他辛辛苦苦打天下，自認為功勞蓋世卻做不成皇帝，也只有寫寫詩喝喝酒來排解悶氣。
《世說新語》裡記載不少魏晉名士。所謂名士，灑脫曠達，大多和酒脫不了干係。比方有個叫王恭的就說：‘名士哪要什麼奇才？只要沒事常喝喝酒，再把《離騷》背背熟就可以了。’其中喝酒最不要命的叫劉伶，隨身帶著酒，走到哪兒喝到哪兒，還讓人扛把鍬跟著，說：“醉死就地把我埋了。”他的好友阮籍名頭很大，司馬昭拉攏他做官。聽說步兵校尉廚子裡有好酒三百石，便申請做了此官，從此大家就叫他‘阮步兵’。起初我搞不明白：你一個衙門裡，存那麼多酒幹什麼？後來見到我們大大小小招待所都備有些好酒，才恍然大悟：吃喝之風、古已有之啊！
喝酒還有裝糊塗避禍的功效。還是阮籍，司馬昭曾想和他結親家，結果他老人家連著大醉六十天，上門提親的人連話都沒撈上說一句，這事只好作罷。
如果說對現實不滿的人借酒排遣，藝術家喝酒那就名正言順了——要不然靈感從哪裡來呢？最牛的算詩仙李白：‘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因為太牛了沒得官做，又飲酒自嘲：‘古來聖賢皆寂寞，唯有飲者留其名。’許多最偉大的藝術作品，都與酒脫不了干係。據說王羲之醉時揮毫作《蘭亭序》，‘遒媚勁健，絕代所無’，醒後再寫‘終不能及’。寫行書的都喝酒，寫草書的就更不用說了，醉僧懷素、草聖張旭都是著名酒徒，醉後之作，神鬼皆驚。
那麼，有沒有更純粹一點的飲者呢？有的。宋朝時有個叫錢明逸的人，家裡來了客，寒暄完畢，就問：“一會兒是喝酒呢，還是宴會？”如果客人說‘宴會吧。’那麼趕緊安排：多叫些熟客名流，採買準備各式菜品。人數不限，有酒有菜，邊吃邊聊。如果客人說‘吃酒。’那說明是行家了。其他人撤下，也不要買什麼菜了，吃酒就好好吃酒。知音三五人、醇酒二三鬥，每人瓷盞一隻，內盛精鹽數粒。青鹽佐酒、品味精粹，隨性任飲、甘飴自知。
前面說過，中國文化是直覺的文化。中國人不象西方人，強調‘靈’與‘肉’的區分，而是追求‘形神兼備’。剛才那些名士中有個叫王忱的，曾嘆言：‘三日不飲，便覺形神不復相親。’如此，酒還有促使靈肉相通的功效。
以上，大約是我們酒文化中放達的部分。按神思君的看法，這部分無所謂好、無所謂壞，也無所謂思想理論，稱為‘文化’其實有些勉強，但能使人歡愉而已。
下面，談談不那麼讓人歡愉的部分。中國人有一種特別的傾向：一切事情都和‘面子’有關。正是這點，使喝酒變得不那麼純粹，好好的酒加入一些亂七八糟的東西，簡直成了累贅。
先聊下外國人喝酒。俄羅斯人號稱戰鬥民族，更以善飲著稱，他們是怎麼喝酒的呢？神思君算有點實戰經驗：第一，其國酒伏特加度數不高，三四十度居多，屬蒸餾酒，口感清淡。第二，老毛子拼酒太弱。喝酒不是件鬥智鬥勇的事嗎，最高境界不是敵人紛紛倒下，我自巍然不動嗎，怎麼俄國人上來就自顧自大杯幹了？祝酒詞倒是說了一大堆，可客人喝多喝少、盡沒盡興根本沒人管。不一會兒他們就東倒西歪，剩下中國人面面相覷：白緊張了，傳說中的戰鬥力在哪裡？
後來我們才明白過來，東西方酒文化是不同的：中國人關心別人喝了多少；而西方人只管自己喝多少，別人怎麼喝，那是人家的事。
對中國人來說，喝酒可不是這麼簡單。領導在場，喝的是‘政治酒’；同事夥伴，喝的是‘關係酒’；哪怕親朋好友，喝的也是‘感情酒’。坐上酒席，就有遠近高低；端起杯子，便分親疏厚薄。酒不再是名士們化解憂懼的良藥，倒成了衡量忠心的秤桿。神思君曾對人戲言‘酒桌上最痛苦的事，莫過於酒量最小又官職最低。’酒場中各色勸酒花樣，隨便一句‘感情深、一口悶’就能要了人的老命。發展到後來，喝酒從一件開心事，異化成大家欲罷不能的負擔。禁酒之令，英明之策啊！
萬事皆有慣性，讓我們一夜之間不再喝‘面子酒’不現實。或許，稍稍恢復一些名士的豁達、借鑑一點老外的簡單，讓喝酒變得純粹愉快一點，是不是可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