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被外國人稱作“中國歌劇”的京劇，已無疑是舉世公認的“國寶”了。但在中國的“戲曲大家庭”中，其實它有可能是“資歷”最淺、出現最晚的一個。

如果查查“家譜”，你還會驚異地發現，這主兒基本沒爹沒媽，很是有些齊天大聖孫悟空的氣質，憑空就成了個“混世魔王”。

那麼，它又是怎麼出現、產生，一步登天成了“國粹”了呢？

話，那得從頭兒說起 -----

在長江與京杭大運河的交匯處，有一個美麗、富庶的城市，它就是揚州。

這個當年由吳王夫差修建的江南名城有著近2500年的歷史。水陸兼通的地利和身為南北漕運“咽喉之地”的重要，使這個城市一直得天獨厚，盡享繁華。早在唐朝時就是國內的四大港口之一，到了清代，已躋身於世界上位列前十的具有50萬人口的大城市行列。

一句耳熟能詳的“煙花三月下揚州”，更勾起人對這個城市的無限的聯想。

這麼一個又利於發展、又適合人居的地方，自然成為很多人心中的嚮往。

清王朝的康乾時期是揚州發展史上的一個鼎盛階段。

那時候，這個城市裡聚集了好多來自徽州的商人，他們以經營鹽業為主，成為這個全國最大的鹽業經銷中心中的一支最重要的力量。

當時，全國的稅賦有一半來自於鹽，而揚州的鹽商又佔了鹽業收入的“半壁江山”。有一個對比可以告訴你這些傢伙們有多有錢，當時清王朝的國庫儲備是白銀7000萬兩，而揚州徽商們的資本超過它的一半，達到4000萬。

啥叫“富可敵國”？他們就是。

這裡曾有一個故事。說乾隆皇帝下江南，到了揚州去瘦西湖。看了一圈兒他突然感嘆道：真像京城的北海呀，就是缺一座白塔。

言者無意，聽者有心。當時皇帝的這種下基層有些類似於國家元首的個人旅遊，基本都是由各地的著名企業家承擔接待任務。此時在一旁陪同的正是揚州最大的徽商、大清國“福布斯”排行榜上的首富江春，老大的感慨被他一字不差地記在了心裡。

第二天，乾隆繼續去遊瘦西湖。當他再到湖上時卻不禁驚詫不已：只見一座白塔已矗然立於湖畔！

當他再聽說這是江春出資依京城白塔連夜建造之後，這個當時中國最能胡造的老傢伙也不由不感慨：揚州鹽商財力偉哉！意思是他大爺的這幫孫子也忒有錢了。

（二）

有錢是好事，不花是傻子。眼兒一閉，沒睜，人死了錢兒沒花完，這是人生最大的遺憾，小瀋陽已經告訴了我們這個並不深奧的道理。

從小就在外面辛苦奔波的徽商們，於是直把揚州做故鄉，豪宅、園林、會館......怎麼舒服奔怎麼來，什麼享受衝什麼去。

“富人區”的“聚攏效應”不僅引導了揚州的消費潮流，也吸引了來自各地的文藝工作者。

戲曲，在當時是上至達官貴人下到草根百姓的唯一的娛樂樣式。據說在當時的揚州，是處處見戲臺，滿耳聞笙歌。什麼京腔、秦腔、徽腔、崑腔、二黃調、羅羅腔......能唱出道道兒的這裡都有，整個兒一個“中國戲曲博覽會”。

既然已漸成風氣，這有社會地位、有經濟實力的同志，自然就不願意、也不屑於跟土老百姓去擠戲園子了。再加上各級領導時不常兒下來視察，陪領導看戲也是重要議程之一，從安全和尊重的角度考慮，於是，由個人出資豢養的、以專有演出任務為主的戲班（也稱“內班”）應運而生。

最有錢的是徽商，那麼這些個人劇團中，藝術素養最高的也自然是徽商的劇團。這些戲班從他們的家鄉徽州到他們的客居之地，可以說都代表了當地的藝術欣賞的最高水準。他們雄厚的財力，使其能將最好的明星人才攏於旗下。譬如夜建白塔的那位大款中的大款江春，他的戲班就幾乎是可以囊括大清朝“梅花獎”的班底。

據說，這位戲曲鑑賞家的品位相當不低，他的家中常常“曲劇三四部，同日分庭館宴客，客至以數百計”。就是整好幾百人，好幾個演廳，想看啥看啥看了吃吃了看，一副有了錢不知咋得瑟的腐敗樣子。

（三）

江春的私人劇團叫“春臺班”，業務骨幹是著名旦角楊八官和郝天秀。

其中來自安徽安慶的男旦郝天秀，一個大老爺們比女人還女人，其嫵媚膩人入骨，江湖人稱“坑死人”。後來又來了個唱秦腔的魏長生，臺上那狐狸勁兒跟這小郝有一拼。江老闆對小魏同志非常賞識，一齣戲竟支付出場費白銀1000兩。當時這幫拿錢不當錢的企業家們互相比藝術投入，你排一出《桃花扇》用銀16萬兩，我這一出《長生殿》索性40多萬兩，夠一個縣的老百姓吃好幾年。

不過這些財力托起來的文藝團體也確實不辱使命，無論是各路唱腔的融合、表演技藝的提高、服裝道具的美侖美奐，都是與時俱進。要不怎麼後來一進京城，就把那幫粉絲給震得像傻子一樣合不上嘴。

說話間到了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正值這個風流皇帝的80大壽。

這位玩了一輩子的老同志決定與民同樂，咱們全國上下一起鬧。於是乎，編制內外的、在職的二線的各民族的高級幹部們(王爺、大臣），各級國家機關（六部、軍界）、各界群眾團體（各省會館、各商業協會）都抓住這個普天同慶的契機，以給老大祝壽的名義，搞了一個全國性的文藝匯演-----“進獻賀戲”。

據說當時的北京城熱鬧非凡，每天彩旗招展人山人海那是相當地紅火。就跟那農貿市場和書市似地，滿街筒子一路戲臺，各路諸侯分好地段，鑼鼓樂器嗚哩哇啦南腔北嗓，好一派“衢歌巷舞之樂”。

（四）

揚州進京的戲班叫“三慶班”，由徽州籍鹽商江鶴亭提供贊助。它是徽班中走出江南的第一支，忐忐忑忑地沿運河而上到偉大的首都試圖去闖自己的天下。

一直以來，首都戲曲舞臺的“老大”都是崑曲。它代表著上流社會的趣味，人稱“雅部”，以“陽春白雪”的非常牛掰的姿態無視自它之外的任何“下里巴人”。

與“雅部”相對而言的什麼梆子腔、皮黃腔、絃索腔、秦腔等等，都被統稱為“花部”，也叫“亂彈” 。估計意思就是烏七八糟的一堆東西，沒調兒。在“雅部”的眼裡，它是意大利歌劇，那幫傢伙就是二人轉。跟我叫板？姥姥！

可誰料想啊，“三慶班”的進京演出竟一炮打響了。

其實也容易理解。啥東西吃長了都難免會膩，那咿咿呀呀的崑曲總聽也備不住煩。徽班，以它豐富的劇目、獨特的表現形式、別具一格的唱腔和華彩的服裝，如一股清新之風迅速吹遍了京城的戲劇舞臺。

“三慶班”的“登陸”成功給在江南翹望的徽班們樹立了光輝榜樣。隨後，“四喜”、“啟秀”、“霓翠”、“春臺”、“和春”、“三和”等諸多徽班相繼奔往北京，去開闢更加廣闊的新的天地。

後來，“三慶’、‘四喜”、“和春”、“春臺”四家徽班在一眾戲班中脫穎而出，成為京城最著名的演出團體。它們各自的骨幹演員自然成了戲迷口中家喻戶曉的舞臺藝術家，當時那架勢，不讓趙本山潘長江郭德綱等一眾小子。

這就是著名的 “四大徽班進京”，成為中國京劇發展史上的標誌性符號。

（五）

徽班，自然原是以徽調為主的，但它最大的特點就是“融合”，什麼崑腔、吹腔、四平調、梆子腔，全以“拿來主義”兼收幷蓄。

它後來與秦腔的融合是它形成的第一個重要階段。此後，湖北的漢劇演員搭入徽班，將漢劇聲腔中的西皮與徽調中的二簧再次融合，豐富了徽戲的唱腔和板式。加上他們已立足京都，道白向北京話靠攏，逐漸形成了自己的風格。

到了道光年間（1840年左右），一直不斷加入的各種“元素”終於結成了一個新的整體。其曲調板式之完備，已經超過了任何一個劇種。生、旦、淨、末、醜各個行當的明星演員的出現，又使得粉絲大增，群眾基礎愈加雄厚。

再後來，這個被稱為“皮黃戲”的“四不像”竟悄然摸進了宮廷。在類似於慈禧太后這樣的狂熱的文藝愛好者們的追捧下，它迅速完成了從“草根”到“精英”的蛻變，堂而皇之地走入了原本不可一世的高雅的殿堂。

1876年，來自京城的皮黃戲劇團到了新興的工業城市上海。時髦的上海人對這個來自北方的藝術竟趨之若鶩，甚至視為己出，以至於上海後來成了它在中國的另一個堅固的“根據地”。

就是那時，在上海的《申報》上首次出現了一個新的名詞。

這個詞後來便成為了這個劇種的名字，叫----“京劇”。

在中國所有的戲曲劇種中，它可能是最後一個來到世上；但在向世界展示時，它卻是唯一站出來的代表。

它不是幸運兒，它的不可動搖的位置是因為它足夠權威和足夠豐富；這也不是歷史的誤會，在盪滌掉外表的一應浮塵後，發現原來它才是最美。

脫胎於鄉土的“百姓出身”，不到200年的形成歷史，盤根錯節、絲絲縷縷的“前世”淵源，形神俱備、博大精深的藝術境界......在一代又一代大師們的發展與傳承下，京劇藝術以其不朽的魅力豐富著中華傳統文化，向世界展示著來自東方大地的獨特的文明。

什麼是“國粹”？------“我國固有文化中的精華（《現代漢語詞典》）”。

我們可以不太懂，但我們，卻不能對其不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