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一帶一路”倡議在2013年底提出以後，對於“一帶一路”面臨的機遇與挑戰已有大量討論。其中最為關鍵的一點，是“一帶一路”項目的可持續發展。
作為“一帶一路”主要的推動者，中國自身的發展模式必然會反映到它所推動的海外項目中去;中國企業和各類經濟社會組織在海外的行為，也必然帶著深刻的中國烙印——企業和組織在走出去過程中產生的“文化行李”(cultural luggage)現象是一個普遍的現象。考慮到中國在過去幾十年間高速的經濟增長在環境和社會方面給人留下的一些負面印象——例如環境破壞、能源消耗、企業缺乏社會責任等，對“一帶一路”的類似擔憂並非杞人憂天。
對於這樣的顧慮，筆者認為有必要從一個更廣闊的視角來加以理解。
中國的“十三五”規劃樹立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顯示出中國政府正從以往的高耗能、高汙染髮展模式中進行轉軌，向更可持續的發展道路邁進。
“中國模式”的核心
從一個更清醒客觀的角度分析，中國過去幾十年發展成就的改變動力，在於中國的改革開放為中國的市場和社會注入了活力和創造力，中國並積極開放市場，為這些活力引入資金、技術和思想，同時尋找海外市場。
在大量學術研究中，關於中國過去經濟增長動力的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認為，中國的發展模式是市場導向的，而其中最為重要的創新動力來自於地方政府的發展衝動和他們彼此的競爭關係。“事實上的聯邦制”(de facto federalism)或“中國特色的聯邦制”是這個理論的一個重要概念，其核心是這種地方政府競爭的狀態使得市場得以維護。這個理論並不否定中央政府的重要作用，但認為中央政府仍像過去計劃體制下在微觀層面上進行決策，顯然與事實不符。儘管五年計劃是計劃體制時代產生的一種制度，但今天的五年計劃更多是對以往經驗的總結而非憑空設計，中央政府的角色也更多的是協調、歸納、深化、推廣等戰略規劃的作用。
在對外關係方面，中國的經濟增長也並非建立在對抗西方主導的全球治理結構的思維邏輯之上。相反，如中國領導人在不同場合反覆強調的，中國是戰後經濟全球化體系與秩序建設的參與者與受益者，倡導“一帶一路”並非意在顛覆現有經濟秩序，也非單純追求中國自身利益。
從這個角度講，“一帶一路”倡議雖然是中國的創意，但背後的思路並非空穴來風，而是基於中國過去幾十年來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經驗，為中國未來的長遠發展提供新思路，也讓中國創造的成果普惠於更多國家，更讓中國與世界的繁榮彼此助力，實現互利共贏。換句話說，可持續發展必然是包容發展和共享發展。
“一帶一路”的可持續發展前景
正確認識實施“一帶一路”目標與中國深化改革推動體制轉型之間的關係，實現中國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是“一帶一路”的成功關鍵。因此，在推進“一帶一路”方面，中國面臨的最大挑戰，應該首先是全面深化改革，建構完善國內市場經濟體制;依法治國，構建現代國家治理架構與能力;讓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之間的平衡關係成為新的增長點，維持中國經濟持續追趕勢頭，從而為“一帶一路”合作提供動力並不斷充實其內涵。
改革和開放從來都是一枚硬幣的兩面，互為表裡，缺一不可。在推進中國國內的改革進程，為“一帶一路”提供新動力的同時，中國也需要以開放的心態建設“一帶一路”。事實上，在過去至少一年當中，中國政府正在積極實現將“一帶一路”納入到聯合國提出的“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框架中，讓“一帶一路”成為一個開放的、更有活力的全球治理平臺。
在2016年9月杭州舉行的二十國集團(G20)峰會上，“包容”成為核心主題，而時任聯合國祕書長潘基文在新聞發佈會上表示，杭州峰會在G20歷史上首次把強調可持續增長作為公報成果之一。稍後，中國政府公佈了《中國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國別方案》，顯示“一帶一路”倡議和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雖然範圍不同，但具有類似的願景和相同的基本原則。
而在此前後，中國與聯合國積極溝通，將“一帶一路”納入到聯合國的可持續發展框架中。早在2016年4月，中國與聯合國亞洲及太平洋經濟社會委員會簽署意向書，共同規劃推進互聯互通和“一帶一路”的具體行動，推動沿線各國政策對接和務實合作。2016年9月，中國與聯合國計劃開發署簽署關於共同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諒解備忘錄。2016年11月，聯合國大會首次在決議中寫入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2017年2月，聯合國社會發展委員會通過“非洲發展新夥伴關係的社會層面”決議，首次寫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2017年3月，聯合國安理會關於阿富汗問題的第2344號決議再次寫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呼籲國際社會通過“一帶一路”建設等加強區域經濟合作，敦促各方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安全保障環境、加強發展政策戰略對接、推進互聯互通務實合作等。
將“一帶一路”納入到聯合國可持續發展議程框架中的現實意義不容忽視。
首先，通過與實現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的緊密結合，“一帶一路”成為實現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加速器，助力擴大全球公共產品。通過推動經濟增長和帶來公共福利，“一帶一路”可以成為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有效框架，在推動投資與經濟增長的同時，通過推動包容性帶來發展紅利。
其次，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也可以助力“一帶一路”。例如，把“一帶一路”納入到聯合國發展框架中，可以更好幫助中國展現其全球發展合作中負責任大國的形象，避免地緣政治帶來的負面影響;通過聯合國引入全球政府組織和非政府組織的共同參與，提高“一帶一路”倡議應對環境問題和社會風險的能力;利用聯合國的現有機制，幫助提高沿線國家政策的一致性，強化治理體系;利用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的成熟框架，為尚在構建的“一帶一路”倡議提供必要的檢測和評估機制。
改革開放的理念和決心是中國政府能夠在短時期內迅速調整“一帶一路”倡議規劃的關鍵動力。這種即時進行政策與制度調整和更新的能力，是“中國速度”最令人珍視的部分，是過去幾十年來讓中國持續保持高速而相對穩定增長的關鍵。維護這種能力及其背後的動力，是保證中國未來可持續發展的關鍵，也是讓我們對“一帶一路”可持續發展前景表示樂觀的理由。
(作者系清華大學國家戰略研究院研究員、盤古智庫學術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