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編輯：祝裕
李宇嘉
日前，石家莊全面放開城區、城鎮落戶限制，即戶口遷入“零門檻”，這也將全國轟轟烈烈的“搶人才”大戰，推向了終極版，也就是“搶人口”。從而，延續了68年的城鎮戶籍管制將漸進消解。未來，除了少數超大城市外，人口在城鎮、城區自由遷徙和落戶，將不再受學歷、社保、穩定就業或居所等門檻限制。戶籍政策重大調整，直接影響人口流動的空間格局。在國家及各地政府重視內需主導和促進服務業發展的背景下，這也將重新塑造區域經濟和城市競爭力。
隨著我國紅利人口（15~64歲）消退，人口“存量時代”的特徵越來越明顯，也就是存量人口將在空間上“再配置”。比如，近幾年廣東和浙江一直都是常住人口增長大省，很大程度上就是存量人口“再配置”的結果。根據地方統計局的數據，2018年廣東、浙江兩省常住人口分別增加177萬和80萬，排在全國前兩位，顯然與近幾年這兩個省及其省會城市、省內重要城市的經濟總量一直排在靠前位置，從而對全國人口的吸附能力較強有關。
截至2018年底，全國共有超過100座城市發佈人才引進政策。今年截至3月份，全國已有20多個城市發佈新一輪的“搶人大戰”政策。不過，根據國家人口普查數據，截至2016年，全國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的人數佔比達到70.15%。也就是說，即便像西安等城市將落戶學歷門檻降至中職中專，搶來搶去還是搶這不到30%的人群。在外向型依賴型經濟式微，消費主導的內需成為增長“新引擎”的新時期，有了人口，無論是夯實內需基礎，還是打造服務業引領型經濟，抑或給城市政府貢獻稅收，甚至彌補現收現付制下的社保缺口，無疑都是先決條件。
今年2月份，國家發改委發佈的《關於培育發展現代化都市圈的指導意見》一文中明確指出，“放開放寬除個別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戶限制”。政策意圖是，鬆綁人為的人口流動限制，鼓勵人口向大城市、都市圈集中。人口集聚，一方面帶動產業集聚和分工細化，這是製造業轉型升級和創業創新齊頭並進的突圍方向；另一方面，也是發揮中心城市輻射和帶頭作用，輔之以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公共服務均等化，帶動大城市外圍發展、都市圈發展，打造新的“增長極”。
除了“十三五”規劃確定的19個國家級都市圈外（比如粵港澳、長三角、成渝、長江中游等），各省也都在打造“強省會城市”。未來，如果大城市、都市圈等新“增長極”能夠形成多點開花的局面，消費內需也好，現代服務業及科技創新也好，都會水到渠成。對於相對落後的地區，提高人均GDP或收入水平，有兩個渠道，一是做大分子（經濟規模），這就要與就近大城市或都市圈在產業分工上“錯位發展”，比如搞製造業下游配套、產業成果轉化實驗基地，或者搞規模農場、養老休閒等；二是做小分母（人口規模），即遵循和認可“人往高處走”的規律。儘管本地人口外流了，但流出和留下的居民收入都增加了，最後也將反哺本地經濟。
這就是經濟從集聚走向平衡的發展路徑。從國家政策導向上來看，未來將告別區域均衡戰略，轉向以“增長極”帶動的“先集聚、後均衡”的戰略。因此，順應政策導向，未來多數城市將取消落戶限制來“搶人口”。即便是超大、特大城市，藉助於互聯網、AI等智能技術，在城市管理和公共服務領域，搭建交通、人口、應急處理等自動化控制網絡系統，傳統的“城市病”也將明顯減輕，其外圍落戶政策、積分落戶政策也將趨於寬鬆。綜上，城市未來的競爭力，將不再體現為做大經濟規模、招商引資，而是對人口的競爭力，也就是能吸引人口的能力。
在當代，一座城市如果能得到一個勞動人口，那麼就得到了以個人為基礎而凝聚起來的家庭，他們在城市生產、生活和消費，再加上跟著人走的各類社會資源，能創造更多的GDP價值。因此，存量時代的“搶人口大戰”，序幕才剛剛開啟。不過，激勵政策短期內的效果顯著，但人口能否沉澱下來才是最關鍵的。比如，引人政策很激進的城市很多，但從這些城市知名高校畢業生留下來工作的比例，多在30%左右。可見，能否留住人，在未來1~2年就會見分曉。關鍵是，城市的公共服務、人居和創業環境、就業機會、產業配套能力等綜合基礎要加快跟上。
背靠航運優勢、製造業基礎、外向型塑造的市場體系等，東部已形成了三大城市群，城市群內部也形成了多個成熟的、產業分工體系完善的都市圈，吸引人口的優勢仍舊突出。2017年，我國人口流入TOP10城市中，有7個位於東部三大城市群。不過，由於高房價、成本上升，東部三大城市群已經從集聚走向輻射。一方面，城市群內部核心城市將重點轉向先進製造和現代服務業發展，非核心城市將是增量空間開發重點，藉助軌道交通連接，新增人口將更多向外圍區域流動。
另一方面，中國腹地廣闊，在外需式微和內需崛起、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的情況下，傳統制造業及下游配套（比如物流、零部件）將向周邊省份轉移。中西部將是未來城市群、都市圈建設的重點。接受東部產業轉移，或產業錯位發展，內地和中西部將與東部形成合理的產業分工，這是人口引入和城市發展的和諧之路。
（作者為深圳市房地產研究中心研究員）
每日經濟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