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在上一篇文章《看不見的資本家和他們的精英代理人》中分析了“看不見的頂層”和他們的精英代理人，本文就從同樣具有“看不見”這一特性，只不過處在完全相反的底層的這一群體。
雨果獎獲獎作品《北京摺疊》中設定了三個互相摺疊的世界，分別對應的是頂層、中產和底層三個階層，其中頂層社會享用二十四小時，中層和底層共享另外二十四小時。這裡比較經典的一個設定就是，三個空間彼此互相隔離，進入其他空間需要冒著巨大風險。即隱喻了階級固化，也說明了當今社會生產生活空間中的隔離——就像歐美城市普遍的富人區、中產區、貧民區分化一樣，如果想，你可以一輩子看不見不屬於本階層的人。
作者郝景芳在接受採訪時談到了《北京摺疊》的靈感來源：她曾經租住在北京北五環外的城鄉結合部，樓下就是嘈雜的小巷子、小飯館和大市場：“有一些人是可以藏起來的，藏在看不見的空間。我會覺得北京是幾個不同空間疊加在一起，就進行了更誇張的衍伸。”
我們總是用“皇后娘娘的金鋤頭”類似的段子來說明下層人民對上流社會無知的想象，但同樣的，絕大多數人也很難想象“看不見的底層”過著一個怎樣的生活。臺灣電影《大佛普拉斯》中展現了三個“看不見的底層”形象，他們分別是夜班保安、拾荒者和流浪漢。流浪漢只有一個朋友，就是拾荒者；而拾荒者晚間只有一個去處，就是夜班保安的收發室。我們可能難以想象，他們夜間唯一的消遣是什麼呢，就是看老闆淘汰下來的行車記錄儀中的影像。電影中所有展示底層人民生活的鏡頭，都是黑白色調；而行車記錄儀中的上流社會，則是鮮明的彩色。
（一）
我在上一篇文章《看不見的資本家和他們的精英代理人》中分析了“看不見的頂層”和他們的精英代理人，本文就從同樣具有“看不見”這一特性，只不過處在完全相反的底層的這一群體。
雨果獎獲獎作品《北京摺疊》中設定了三個互相摺疊的世界，分別對應的是頂層、中產和底層三個階層，其中頂層社會享用二十四小時，中層和底層共享另外二十四小時。這裡比較經典的一個設定就是，三個空間彼此互相隔離，進入其他空間需要冒著巨大風險。即隱喻了階級固化，也說明了當今社會生產生活空間中的隔離——就像歐美城市普遍的富人區、中產區、貧民區分化一樣，如果想，你可以一輩子看不見不屬於本階層的人。
作者郝景芳在接受採訪時談到了《北京摺疊》的靈感來源：她曾經租住在北京北五環外的城鄉結合部，樓下就是嘈雜的小巷子、小飯館和大市場：“有一些人是可以藏起來的，藏在看不見的空間。我會覺得北京是幾個不同空間疊加在一起，就進行了更誇張的衍伸。”
我們總是用“皇后娘娘的金鋤頭”類似的段子來說明下層人民對上流社會無知的想象，但同樣的，絕大多數人也很難想象“看不見的底層”過著一個怎樣的生活。臺灣電影《大佛普拉斯》中展現了三個“看不見的底層”形象，他們分別是夜班保安、拾荒者和流浪漢。流浪漢只有一個朋友，就是拾荒者；而拾荒者晚間只有一個去處，就是夜班保安的收發室。我們可能難以想象，他們夜間唯一的消遣是什麼呢，就是看老闆淘汰下來的行車記錄儀中的影像。電影中所有展示底層人民生活的鏡頭，都是黑白色調；而行車記錄儀中的上流社會，則是鮮明的彩色。
（一）
我在上一篇文章《看不見的資本家和他們的精英代理人》中分析了“看不見的頂層”和他們的精英代理人，本文就從同樣具有“看不見”這一特性，只不過處在完全相反的底層的這一群體。
雨果獎獲獎作品《北京摺疊》中設定了三個互相摺疊的世界，分別對應的是頂層、中產和底層三個階層，其中頂層社會享用二十四小時，中層和底層共享另外二十四小時。這裡比較經典的一個設定就是，三個空間彼此互相隔離，進入其他空間需要冒著巨大風險。即隱喻了階級固化，也說明了當今社會生產生活空間中的隔離——就像歐美城市普遍的富人區、中產區、貧民區分化一樣，如果想，你可以一輩子看不見不屬於本階層的人。
作者郝景芳在接受採訪時談到了《北京摺疊》的靈感來源：她曾經租住在北京北五環外的城鄉結合部，樓下就是嘈雜的小巷子、小飯館和大市場：“有一些人是可以藏起來的，藏在看不見的空間。我會覺得北京是幾個不同空間疊加在一起，就進行了更誇張的衍伸。”
我們總是用“皇后娘娘的金鋤頭”類似的段子來說明下層人民對上流社會無知的想象，但同樣的，絕大多數人也很難想象“看不見的底層”過著一個怎樣的生活。臺灣電影《大佛普拉斯》中展現了三個“看不見的底層”形象，他們分別是夜班保安、拾荒者和流浪漢。流浪漢只有一個朋友，就是拾荒者；而拾荒者晚間只有一個去處，就是夜班保安的收發室。我們可能難以想象，他們夜間唯一的消遣是什麼呢，就是看老闆淘汰下來的行車記錄儀中的影像。電影中所有展示底層人民生活的鏡頭，都是黑白色調；而行車記錄儀中的上流社會，則是鮮明的彩色。
雖然記錄儀中的影像，僅僅是不斷重複出現的各種街景，以及老闆和車上的年輕女性發出的聲音，但即便是這樣，在他們的眼中都是五彩斑斕的、引人入勝的景觀。
（一）
我在上一篇文章《看不見的資本家和他們的精英代理人》中分析了“看不見的頂層”和他們的精英代理人，本文就從同樣具有“看不見”這一特性，只不過處在完全相反的底層的這一群體。
雨果獎獲獎作品《北京摺疊》中設定了三個互相摺疊的世界，分別對應的是頂層、中產和底層三個階層，其中頂層社會享用二十四小時，中層和底層共享另外二十四小時。這裡比較經典的一個設定就是，三個空間彼此互相隔離，進入其他空間需要冒著巨大風險。即隱喻了階級固化，也說明了當今社會生產生活空間中的隔離——就像歐美城市普遍的富人區、中產區、貧民區分化一樣，如果想，你可以一輩子看不見不屬於本階層的人。
作者郝景芳在接受採訪時談到了《北京摺疊》的靈感來源：她曾經租住在北京北五環外的城鄉結合部，樓下就是嘈雜的小巷子、小飯館和大市場：“有一些人是可以藏起來的，藏在看不見的空間。我會覺得北京是幾個不同空間疊加在一起，就進行了更誇張的衍伸。”
我們總是用“皇后娘娘的金鋤頭”類似的段子來說明下層人民對上流社會無知的想象，但同樣的，絕大多數人也很難想象“看不見的底層”過著一個怎樣的生活。臺灣電影《大佛普拉斯》中展現了三個“看不見的底層”形象，他們分別是夜班保安、拾荒者和流浪漢。流浪漢只有一個朋友，就是拾荒者；而拾荒者晚間只有一個去處，就是夜班保安的收發室。我們可能難以想象，他們夜間唯一的消遣是什麼呢，就是看老闆淘汰下來的行車記錄儀中的影像。電影中所有展示底層人民生活的鏡頭，都是黑白色調；而行車記錄儀中的上流社會，則是鮮明的彩色。
雖然記錄儀中的影像，僅僅是不斷重複出現的各種街景，以及老闆和車上的年輕女性發出的聲音，但即便是這樣，在他們的眼中都是五彩斑斕的、引人入勝的景觀。
最後拾荒者因為車禍不幸去世，為他送行的只有寥寥三人。而他的遺照，則是從被警察逮捕時電視新聞中截下的圖。這就是很諷刺的事情，電影中臺灣警察僅僅是因為天然的偏見和歧視，就暴力逮捕了他；但恰恰就因為這次暴力執法，才讓他有了自己人生中唯一一張影像存留，併成為了他的遺照。
（一）
我在上一篇文章《看不見的資本家和他們的精英代理人》中分析了“看不見的頂層”和他們的精英代理人，本文就從同樣具有“看不見”這一特性，只不過處在完全相反的底層的這一群體。
雨果獎獲獎作品《北京摺疊》中設定了三個互相摺疊的世界，分別對應的是頂層、中產和底層三個階層，其中頂層社會享用二十四小時，中層和底層共享另外二十四小時。這裡比較經典的一個設定就是，三個空間彼此互相隔離，進入其他空間需要冒著巨大風險。即隱喻了階級固化，也說明了當今社會生產生活空間中的隔離——就像歐美城市普遍的富人區、中產區、貧民區分化一樣，如果想，你可以一輩子看不見不屬於本階層的人。
作者郝景芳在接受採訪時談到了《北京摺疊》的靈感來源：她曾經租住在北京北五環外的城鄉結合部，樓下就是嘈雜的小巷子、小飯館和大市場：“有一些人是可以藏起來的，藏在看不見的空間。我會覺得北京是幾個不同空間疊加在一起，就進行了更誇張的衍伸。”
我們總是用“皇后娘娘的金鋤頭”類似的段子來說明下層人民對上流社會無知的想象，但同樣的，絕大多數人也很難想象“看不見的底層”過著一個怎樣的生活。臺灣電影《大佛普拉斯》中展現了三個“看不見的底層”形象，他們分別是夜班保安、拾荒者和流浪漢。流浪漢只有一個朋友，就是拾荒者；而拾荒者晚間只有一個去處，就是夜班保安的收發室。我們可能難以想象，他們夜間唯一的消遣是什麼呢，就是看老闆淘汰下來的行車記錄儀中的影像。電影中所有展示底層人民生活的鏡頭，都是黑白色調；而行車記錄儀中的上流社會，則是鮮明的彩色。
雖然記錄儀中的影像，僅僅是不斷重複出現的各種街景，以及老闆和車上的年輕女性發出的聲音，但即便是這樣，在他們的眼中都是五彩斑斕的、引人入勝的景觀。
最後拾荒者因為車禍不幸去世，為他送行的只有寥寥三人。而他的遺照，則是從被警察逮捕時電視新聞中截下的圖。這就是很諷刺的事情，電影中臺灣警察僅僅是因為天然的偏見和歧視，就暴力逮捕了他；但恰恰就因為這次暴力執法，才讓他有了自己人生中唯一一張影像存留，併成為了他的遺照。
還有一部優秀的國產電影《暴裂無聲》，影片中同樣展現了劇烈衝突的三個階級：吃人的資本家、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中產律師，以及為生活掙扎的農民工。影片的象徵意義同樣非常明顯，《大佛普拉斯》中的底層是“沒有色彩”的，《暴裂無聲》中的底層是“失去聲音”的——主角張保民是一個啞巴，只能通過咿咿呀呀的比劃去找尋自己失蹤的兒子。聲色犬馬/無色無聲，這完美的詮釋了什麼叫做“看不見的底層”。
（一）
我在上一篇文章《看不見的資本家和他們的精英代理人》中分析了“看不見的頂層”和他們的精英代理人，本文就從同樣具有“看不見”這一特性，只不過處在完全相反的底層的這一群體。
雨果獎獲獎作品《北京摺疊》中設定了三個互相摺疊的世界，分別對應的是頂層、中產和底層三個階層，其中頂層社會享用二十四小時，中層和底層共享另外二十四小時。這裡比較經典的一個設定就是，三個空間彼此互相隔離，進入其他空間需要冒著巨大風險。即隱喻了階級固化，也說明了當今社會生產生活空間中的隔離——就像歐美城市普遍的富人區、中產區、貧民區分化一樣，如果想，你可以一輩子看不見不屬於本階層的人。
作者郝景芳在接受採訪時談到了《北京摺疊》的靈感來源：她曾經租住在北京北五環外的城鄉結合部，樓下就是嘈雜的小巷子、小飯館和大市場：“有一些人是可以藏起來的，藏在看不見的空間。我會覺得北京是幾個不同空間疊加在一起，就進行了更誇張的衍伸。”
我們總是用“皇后娘娘的金鋤頭”類似的段子來說明下層人民對上流社會無知的想象，但同樣的，絕大多數人也很難想象“看不見的底層”過著一個怎樣的生活。臺灣電影《大佛普拉斯》中展現了三個“看不見的底層”形象，他們分別是夜班保安、拾荒者和流浪漢。流浪漢只有一個朋友，就是拾荒者；而拾荒者晚間只有一個去處，就是夜班保安的收發室。我們可能難以想象，他們夜間唯一的消遣是什麼呢，就是看老闆淘汰下來的行車記錄儀中的影像。電影中所有展示底層人民生活的鏡頭，都是黑白色調；而行車記錄儀中的上流社會，則是鮮明的彩色。
雖然記錄儀中的影像，僅僅是不斷重複出現的各種街景，以及老闆和車上的年輕女性發出的聲音，但即便是這樣，在他們的眼中都是五彩斑斕的、引人入勝的景觀。
最後拾荒者因為車禍不幸去世，為他送行的只有寥寥三人。而他的遺照，則是從被警察逮捕時電視新聞中截下的圖。這就是很諷刺的事情，電影中臺灣警察僅僅是因為天然的偏見和歧視，就暴力逮捕了他；但恰恰就因為這次暴力執法，才讓他有了自己人生中唯一一張影像存留，併成為了他的遺照。
還有一部優秀的國產電影《暴裂無聲》，影片中同樣展現了劇烈衝突的三個階級：吃人的資本家、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中產律師，以及為生活掙扎的農民工。影片的象徵意義同樣非常明顯，《大佛普拉斯》中的底層是“沒有色彩”的，《暴裂無聲》中的底層是“失去聲音”的——主角張保民是一個啞巴，只能通過咿咿呀呀的比劃去找尋自己失蹤的兒子。聲色犬馬/無色無聲，這完美的詮釋了什麼叫做“看不見的底層”。
英國思想家齊格蒙特·鮑曼認為，在封建中世紀，窮人是有血有肉、需要向上帝贖罪的存在，“是以人的形象出現的上帝的象徵媒介”。但是隨著資本主義的誕生和發展，"窮人"逐漸從道德話語中擺脫出來，在社會和經濟的雙重脈絡上被重新整合：一方面窮人意味著貧困，即商品和金錢的匱乏，但另一方面也是更為重要的，窮人代表巨大的勞動力資源，和潛在的資本增殖的可能性。在資本積累和增殖的過程中，有多少窮人進入工廠，意味著能夠創造多少的剩餘價值可供剝削，同時也就意味著資本積累的規模與未來發展的可能性。
於是乎，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為了把窮人們趕入工廠，統治階級和精英社會炮製出了一套“工作倫理”，大致包括不勞動者不得食、工作最光榮、人不去工作那和鹹魚有什麼區別……最典型的就是英國的《窮人法》和邊沁的福利院，一方面解決了貧困帶來的社會動盪問題，另一方面一定要把人的邊際收益壓榨到最大化。
法國思想家米歇爾·福柯就指出：“窮人存在的原因不僅在於它不可能被壓制住，還在於它使財富的積累變得可能，如果窮人多勞動而少消費，就能使國家富強，使國家致力於經營土地、殖民地、礦山，生產行銷世界的產品。沒有窮人，國家就會貧窮，窮人成為國家的基礎，造就了國家的榮耀。”——這就是窮人最大的價值。
但是，隨著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和生產力的不斷提升，我們進入了生產過剩的年代，過剩到都要頻繁地發生經濟危機了。於是資本主義不需要那麼多生產力了，轉而要製造符號，製造稀缺，把低成本的少量東西賣到高價格，並盡一切可能刺激人們的購買慾，這就是消費主義時代。因此，在後現代的消費社會中，窮人的“剩餘價值”看起來就沒有那麼有用處了，於是他們在生產社會中作為勞動就業大軍和儲備力量存在的意義已經喪失，這就是我們之前文章中說過的，當今時代真正有意義的存在是“消費者”，生產太過剩了以至於需要有人拼命買買買才行；在消費主義價值觀盛行的年代，沒有消費能力就不是一個健全的“人類”了。於是曾經的“工作倫理”已經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則是“消費美學”：“人生的意義”“自我價值的實現”已經不可能在工廠車間的流水線上找到了，人們只能在車水馬龍的大都市中和琳琅滿目的購物中心裡找到自己靈魂的皈依。
於是，在這個生產過剩和消費主義界定一切的年代，窮人——購買力匱乏的群體，成為了徹徹底底、完全意義上沒有用的群體，因為這個群體連被剝削的價值都沒有了。社會對沒有消費窮人沒有了要求和期待——你又不能消費，我們又不需要你生產，我們也很難辦吶。社會生產體系把他們從頭到尾地審視一遍，依然沒有發現一點價值，因此他們註定要被這個社會無情地“驅離”，成為“看不見的底層”。
就如鮑曼所說：“因為後現代社會已不再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反而大量削減勞動力以減少成本，過去的那套方式已經不合時宜。在今天，為了符合社會規範，社會成員需要學會積極快速購買和消費商品，可是窮人沒有這種條件，因此，窮人在歷史上第一次絕對地、完全地成為讓人擔憂和討厭、沒有用處的人。”
（一）
我在上一篇文章《看不見的資本家和他們的精英代理人》中分析了“看不見的頂層”和他們的精英代理人，本文就從同樣具有“看不見”這一特性，只不過處在完全相反的底層的這一群體。
雨果獎獲獎作品《北京摺疊》中設定了三個互相摺疊的世界，分別對應的是頂層、中產和底層三個階層，其中頂層社會享用二十四小時，中層和底層共享另外二十四小時。這裡比較經典的一個設定就是，三個空間彼此互相隔離，進入其他空間需要冒著巨大風險。即隱喻了階級固化，也說明了當今社會生產生活空間中的隔離——就像歐美城市普遍的富人區、中產區、貧民區分化一樣，如果想，你可以一輩子看不見不屬於本階層的人。
作者郝景芳在接受採訪時談到了《北京摺疊》的靈感來源：她曾經租住在北京北五環外的城鄉結合部，樓下就是嘈雜的小巷子、小飯館和大市場：“有一些人是可以藏起來的，藏在看不見的空間。我會覺得北京是幾個不同空間疊加在一起，就進行了更誇張的衍伸。”
我們總是用“皇后娘娘的金鋤頭”類似的段子來說明下層人民對上流社會無知的想象，但同樣的，絕大多數人也很難想象“看不見的底層”過著一個怎樣的生活。臺灣電影《大佛普拉斯》中展現了三個“看不見的底層”形象，他們分別是夜班保安、拾荒者和流浪漢。流浪漢只有一個朋友，就是拾荒者；而拾荒者晚間只有一個去處，就是夜班保安的收發室。我們可能難以想象，他們夜間唯一的消遣是什麼呢，就是看老闆淘汰下來的行車記錄儀中的影像。電影中所有展示底層人民生活的鏡頭，都是黑白色調；而行車記錄儀中的上流社會，則是鮮明的彩色。
雖然記錄儀中的影像，僅僅是不斷重複出現的各種街景，以及老闆和車上的年輕女性發出的聲音，但即便是這樣，在他們的眼中都是五彩斑斕的、引人入勝的景觀。
最後拾荒者因為車禍不幸去世，為他送行的只有寥寥三人。而他的遺照，則是從被警察逮捕時電視新聞中截下的圖。這就是很諷刺的事情，電影中臺灣警察僅僅是因為天然的偏見和歧視，就暴力逮捕了他；但恰恰就因為這次暴力執法，才讓他有了自己人生中唯一一張影像存留，併成為了他的遺照。
還有一部優秀的國產電影《暴裂無聲》，影片中同樣展現了劇烈衝突的三個階級：吃人的資本家、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中產律師，以及為生活掙扎的農民工。影片的象徵意義同樣非常明顯，《大佛普拉斯》中的底層是“沒有色彩”的，《暴裂無聲》中的底層是“失去聲音”的——主角張保民是一個啞巴，只能通過咿咿呀呀的比劃去找尋自己失蹤的兒子。聲色犬馬/無色無聲，這完美的詮釋了什麼叫做“看不見的底層”。
英國思想家齊格蒙特·鮑曼認為，在封建中世紀，窮人是有血有肉、需要向上帝贖罪的存在，“是以人的形象出現的上帝的象徵媒介”。但是隨著資本主義的誕生和發展，"窮人"逐漸從道德話語中擺脫出來，在社會和經濟的雙重脈絡上被重新整合：一方面窮人意味著貧困，即商品和金錢的匱乏，但另一方面也是更為重要的，窮人代表巨大的勞動力資源，和潛在的資本增殖的可能性。在資本積累和增殖的過程中，有多少窮人進入工廠，意味著能夠創造多少的剩餘價值可供剝削，同時也就意味著資本積累的規模與未來發展的可能性。
於是乎，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為了把窮人們趕入工廠，統治階級和精英社會炮製出了一套“工作倫理”，大致包括不勞動者不得食、工作最光榮、人不去工作那和鹹魚有什麼區別……最典型的就是英國的《窮人法》和邊沁的福利院，一方面解決了貧困帶來的社會動盪問題，另一方面一定要把人的邊際收益壓榨到最大化。
法國思想家米歇爾·福柯就指出：“窮人存在的原因不僅在於它不可能被壓制住，還在於它使財富的積累變得可能，如果窮人多勞動而少消費，就能使國家富強，使國家致力於經營土地、殖民地、礦山，生產行銷世界的產品。沒有窮人，國家就會貧窮，窮人成為國家的基礎，造就了國家的榮耀。”——這就是窮人最大的價值。
但是，隨著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和生產力的不斷提升，我們進入了生產過剩的年代，過剩到都要頻繁地發生經濟危機了。於是資本主義不需要那麼多生產力了，轉而要製造符號，製造稀缺，把低成本的少量東西賣到高價格，並盡一切可能刺激人們的購買慾，這就是消費主義時代。因此，在後現代的消費社會中，窮人的“剩餘價值”看起來就沒有那麼有用處了，於是他們在生產社會中作為勞動就業大軍和儲備力量存在的意義已經喪失，這就是我們之前文章中說過的，當今時代真正有意義的存在是“消費者”，生產太過剩了以至於需要有人拼命買買買才行；在消費主義價值觀盛行的年代，沒有消費能力就不是一個健全的“人類”了。於是曾經的“工作倫理”已經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則是“消費美學”：“人生的意義”“自我價值的實現”已經不可能在工廠車間的流水線上找到了，人們只能在車水馬龍的大都市中和琳琅滿目的購物中心裡找到自己靈魂的皈依。
於是，在這個生產過剩和消費主義界定一切的年代，窮人——購買力匱乏的群體，成為了徹徹底底、完全意義上沒有用的群體，因為這個群體連被剝削的價值都沒有了。社會對沒有消費窮人沒有了要求和期待——你又不能消費，我們又不需要你生產，我們也很難辦吶。社會生產體系把他們從頭到尾地審視一遍，依然沒有發現一點價值，因此他們註定要被這個社會無情地“驅離”，成為“看不見的底層”。
就如鮑曼所說：“因為後現代社會已不再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反而大量削減勞動力以減少成本，過去的那套方式已經不合時宜。在今天，為了符合社會規範，社會成員需要學會積極快速購買和消費商品，可是窮人沒有這種條件，因此，窮人在歷史上第一次絕對地、完全地成為讓人擔憂和討厭、沒有用處的人。”
（二）
《生而貧窮》第二章叫做“驅離的世界”：如何準確定義我們這個世界，不平等？固化？都不夠精準，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全球思想聯合委員會主席莎士奇亞·薩森，用這樣一個詞來形容我們當前的世界——Expulsions，驅離。薩森在其著作《大驅離》中講的就是這樣一種現實：真正底層的人，甚至於都沒人願意去剝削你、壓迫你，只是被動地把你驅離出主流社會。薩森這樣解釋“驅離”效應，起初你只是貧窮，然而你會面對各種疾病、天災、暴力、法律缺失的處境，慢慢你會無家可歸、食不果腹，處境更加糟糕，最終被世界所拋棄。再比如窮人們連網絡、智能手機都使用不到，對比整個社會的發展這不僅僅是原地踏步，而是倒退，這就是“驅離”的力量。
上一篇文章中我也分析過：“看不見的頂層”之所以夠體現出“看不見”的特點，是因為他們不用進入社會生產，只要他們願意，就可以通過代理人實現資本增殖，從而做一個脫離大眾視野、主流經濟體系、媒體關注和福利基金會騷擾的“隱形人”。同理為什麼“看不見的底層”同樣有這種隱性特質，因為他們也是被社會化大生產拋棄的那一批人，自然不會存在於主流視野之中，並遭受到了種種的誤解與輕視。
所以社會有一種普遍誤區，包括我們政治課本都這麼講過：西方社會高福利，導致許多人不願意工作，養了大量的“懶漢”，從而損害了社會公平性和經濟發展。但事實的真相就如我所說，不是他們不想工作，是整個社會整個經濟體系，壓根就不需要他們。換句話說，就算是非福利社會，同樣會有這樣多的失業人口，這是經濟結構的問題而不是個人工作意願的問題；區別在於，非福利社會的失業人口往往會“邊緣淡化”：要麼餓死街頭，要麼進入更低級的產業——比如回家種地，而一塊地本來三個人種，現在失業人口回家了變成四個人種，這其中的差別是難以反映在統計數據上的。所以說“福利社會養懶漢”有時候是一種倖存者偏差，也就是福利社會失業人口才活得下去、你才看得見。能讓一段時間內工作不順的人能活下去，這也是社會進步人文關懷不是？
（一）
我在上一篇文章《看不見的資本家和他們的精英代理人》中分析了“看不見的頂層”和他們的精英代理人，本文就從同樣具有“看不見”這一特性，只不過處在完全相反的底層的這一群體。
雨果獎獲獎作品《北京摺疊》中設定了三個互相摺疊的世界，分別對應的是頂層、中產和底層三個階層，其中頂層社會享用二十四小時，中層和底層共享另外二十四小時。這裡比較經典的一個設定就是，三個空間彼此互相隔離，進入其他空間需要冒著巨大風險。即隱喻了階級固化，也說明了當今社會生產生活空間中的隔離——就像歐美城市普遍的富人區、中產區、貧民區分化一樣，如果想，你可以一輩子看不見不屬於本階層的人。
作者郝景芳在接受採訪時談到了《北京摺疊》的靈感來源：她曾經租住在北京北五環外的城鄉結合部，樓下就是嘈雜的小巷子、小飯館和大市場：“有一些人是可以藏起來的，藏在看不見的空間。我會覺得北京是幾個不同空間疊加在一起，就進行了更誇張的衍伸。”
我們總是用“皇后娘娘的金鋤頭”類似的段子來說明下層人民對上流社會無知的想象，但同樣的，絕大多數人也很難想象“看不見的底層”過著一個怎樣的生活。臺灣電影《大佛普拉斯》中展現了三個“看不見的底層”形象，他們分別是夜班保安、拾荒者和流浪漢。流浪漢只有一個朋友，就是拾荒者；而拾荒者晚間只有一個去處，就是夜班保安的收發室。我們可能難以想象，他們夜間唯一的消遣是什麼呢，就是看老闆淘汰下來的行車記錄儀中的影像。電影中所有展示底層人民生活的鏡頭，都是黑白色調；而行車記錄儀中的上流社會，則是鮮明的彩色。
雖然記錄儀中的影像，僅僅是不斷重複出現的各種街景，以及老闆和車上的年輕女性發出的聲音，但即便是這樣，在他們的眼中都是五彩斑斕的、引人入勝的景觀。
最後拾荒者因為車禍不幸去世，為他送行的只有寥寥三人。而他的遺照，則是從被警察逮捕時電視新聞中截下的圖。這就是很諷刺的事情，電影中臺灣警察僅僅是因為天然的偏見和歧視，就暴力逮捕了他；但恰恰就因為這次暴力執法，才讓他有了自己人生中唯一一張影像存留，併成為了他的遺照。
還有一部優秀的國產電影《暴裂無聲》，影片中同樣展現了劇烈衝突的三個階級：吃人的資本家、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中產律師，以及為生活掙扎的農民工。影片的象徵意義同樣非常明顯，《大佛普拉斯》中的底層是“沒有色彩”的，《暴裂無聲》中的底層是“失去聲音”的——主角張保民是一個啞巴，只能通過咿咿呀呀的比劃去找尋自己失蹤的兒子。聲色犬馬/無色無聲，這完美的詮釋了什麼叫做“看不見的底層”。
英國思想家齊格蒙特·鮑曼認為，在封建中世紀，窮人是有血有肉、需要向上帝贖罪的存在，“是以人的形象出現的上帝的象徵媒介”。但是隨著資本主義的誕生和發展，"窮人"逐漸從道德話語中擺脫出來，在社會和經濟的雙重脈絡上被重新整合：一方面窮人意味著貧困，即商品和金錢的匱乏，但另一方面也是更為重要的，窮人代表巨大的勞動力資源，和潛在的資本增殖的可能性。在資本積累和增殖的過程中，有多少窮人進入工廠，意味著能夠創造多少的剩餘價值可供剝削，同時也就意味著資本積累的規模與未來發展的可能性。
於是乎，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為了把窮人們趕入工廠，統治階級和精英社會炮製出了一套“工作倫理”，大致包括不勞動者不得食、工作最光榮、人不去工作那和鹹魚有什麼區別……最典型的就是英國的《窮人法》和邊沁的福利院，一方面解決了貧困帶來的社會動盪問題，另一方面一定要把人的邊際收益壓榨到最大化。
法國思想家米歇爾·福柯就指出：“窮人存在的原因不僅在於它不可能被壓制住，還在於它使財富的積累變得可能，如果窮人多勞動而少消費，就能使國家富強，使國家致力於經營土地、殖民地、礦山，生產行銷世界的產品。沒有窮人，國家就會貧窮，窮人成為國家的基礎，造就了國家的榮耀。”——這就是窮人最大的價值。
但是，隨著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和生產力的不斷提升，我們進入了生產過剩的年代，過剩到都要頻繁地發生經濟危機了。於是資本主義不需要那麼多生產力了，轉而要製造符號，製造稀缺，把低成本的少量東西賣到高價格，並盡一切可能刺激人們的購買慾，這就是消費主義時代。因此，在後現代的消費社會中，窮人的“剩餘價值”看起來就沒有那麼有用處了，於是他們在生產社會中作為勞動就業大軍和儲備力量存在的意義已經喪失，這就是我們之前文章中說過的，當今時代真正有意義的存在是“消費者”，生產太過剩了以至於需要有人拼命買買買才行；在消費主義價值觀盛行的年代，沒有消費能力就不是一個健全的“人類”了。於是曾經的“工作倫理”已經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則是“消費美學”：“人生的意義”“自我價值的實現”已經不可能在工廠車間的流水線上找到了，人們只能在車水馬龍的大都市中和琳琅滿目的購物中心裡找到自己靈魂的皈依。
於是，在這個生產過剩和消費主義界定一切的年代，窮人——購買力匱乏的群體，成為了徹徹底底、完全意義上沒有用的群體，因為這個群體連被剝削的價值都沒有了。社會對沒有消費窮人沒有了要求和期待——你又不能消費，我們又不需要你生產，我們也很難辦吶。社會生產體系把他們從頭到尾地審視一遍，依然沒有發現一點價值，因此他們註定要被這個社會無情地“驅離”，成為“看不見的底層”。
就如鮑曼所說：“因為後現代社會已不再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反而大量削減勞動力以減少成本，過去的那套方式已經不合時宜。在今天，為了符合社會規範，社會成員需要學會積極快速購買和消費商品，可是窮人沒有這種條件，因此，窮人在歷史上第一次絕對地、完全地成為讓人擔憂和討厭、沒有用處的人。”
（二）
《生而貧窮》第二章叫做“驅離的世界”：如何準確定義我們這個世界，不平等？固化？都不夠精準，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全球思想聯合委員會主席莎士奇亞·薩森，用這樣一個詞來形容我們當前的世界——Expulsions，驅離。薩森在其著作《大驅離》中講的就是這樣一種現實：真正底層的人，甚至於都沒人願意去剝削你、壓迫你，只是被動地把你驅離出主流社會。薩森這樣解釋“驅離”效應，起初你只是貧窮，然而你會面對各種疾病、天災、暴力、法律缺失的處境，慢慢你會無家可歸、食不果腹，處境更加糟糕，最終被世界所拋棄。再比如窮人們連網絡、智能手機都使用不到，對比整個社會的發展這不僅僅是原地踏步，而是倒退，這就是“驅離”的力量。
上一篇文章中我也分析過：“看不見的頂層”之所以夠體現出“看不見”的特點，是因為他們不用進入社會生產，只要他們願意，就可以通過代理人實現資本增殖，從而做一個脫離大眾視野、主流經濟體系、媒體關注和福利基金會騷擾的“隱形人”。同理為什麼“看不見的底層”同樣有這種隱性特質，因為他們也是被社會化大生產拋棄的那一批人，自然不會存在於主流視野之中，並遭受到了種種的誤解與輕視。
所以社會有一種普遍誤區，包括我們政治課本都這麼講過：西方社會高福利，導致許多人不願意工作，養了大量的“懶漢”，從而損害了社會公平性和經濟發展。但事實的真相就如我所說，不是他們不想工作，是整個社會整個經濟體系，壓根就不需要他們。換句話說，就算是非福利社會，同樣會有這樣多的失業人口，這是經濟結構的問題而不是個人工作意願的問題；區別在於，非福利社會的失業人口往往會“邊緣淡化”：要麼餓死街頭，要麼進入更低級的產業——比如回家種地，而一塊地本來三個人種，現在失業人口回家了變成四個人種，這其中的差別是難以反映在統計數據上的。所以說“福利社會養懶漢”有時候是一種倖存者偏差，也就是福利社會失業人口才活得下去、你才看得見。能讓一段時間內工作不順的人能活下去，這也是社會進步人文關懷不是？
《危險的階級》（Dangerous Classes）一書作者，美國學者莉迪亞·莫里斯（Lydia Morris）在1993-1995年中調查了大量依靠福利救濟生存的失業者。她認為自20世紀80年代英美諸國普遍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以來，失業和失業人口的保障問題逐漸顯現。她的結論言簡意賅：“在我的研究中，沒有任何直接證據來證明存在‘底層階級’的獨特文化（只吃福利拒絕工作的文化）”。她的調研證明，即使是長期失業者也在努力地尋找工作，並沒有滿足於社會救濟，只不過難以找到——因為他們要麼缺乏相應的技能，要麼沒有能讓他們找到工作的社會關係。
牛津大學社會學教授鄧肯·加力（Duncan Gallie）分析了歐美國家兩個時期關於失業問題的文獻研究，第一個是大蕭條時期，第二個是新自由主義時代英國一項名為Social Change and Economic Life Initiative的調研和歐共體入戶抽樣調查(ECHP)。他的結論和莉迪亞·莫里斯相同：所謂的“福利社會的寄生蟲”——也就是長期失業群體，在對待工作態度上與工薪階層沒有任何區別，長期失業群體只有兩大特性區別於主流群體：一是他們的社會活動多以家庭為活動場所；二是失業者的朋友圈與交往對象也同是失業者。加力同樣認為，並不存在所謂的“底層懶漢文化”，因為調查顯示失業者對於工作的渴求與一定要參與工作的決心甚至遠超工薪階層，只是上面的兩種特性限制了他們無法順利找到工作。
英國學者卡羅爾·沃克（Carol Walker）在其著作Managing Poverty: The Limit of Social Assistance直接簡明扼要地指出，從來沒有普遍證據證明“福利社會養懶漢”的說法：“撇開那些引起轟動的報紙頭條，絕大多數人並不會選擇依靠社會救濟來生活——如果他們真的有其他選擇。”他用一句話形容那些道德敗壞、靠欺騙來獲取社會福利的“懶漢”在失業大軍中的比率：非常極端，忽略不計。
美國女性社會學家沙倫·海斯（Sharon Hays）則從女性視角關注這一問題，她提出了一個密集型母職（intensivemothering）的觀點，認為母愛與母親對家庭的付出，同資本主義利己價值觀是違背的；而認為單親母親更樂意於依靠社會救濟而生活——這一社會普遍觀點，是刻板印象和偏見，必須要為單親母親澄清這一汙名。
華威大學教授基思·格林特（Keith Grint），他是研究管理學出身，牛津通識讀本《領導力》的作者就是他。但是在其著作The Sociology of Work一書中分析了一個現象，就是一個工薪階層不能失業，一旦他失業一年以上並領取救助金，這就會成為他的一個道德汙點，從而影響他再找到工作。展現類似問題的還有日本NHK紀錄片《日本社保危機》，其中一位女性失業者，連續找工作碰壁，原因就是她領取救濟的身份遭到了歧視。所以這就是一個非常真實的問題：一旦失業者領取救濟，他們就被打上了“自甘墮落的懶漢”“福利社會的蛀蟲”等符號，於是更加難以找到工作，成為一個荒謬的死循環。
英國學者彼得·湯森（Peter Townsend）在其著作《英國的貧困》（Poverty in the United Kingdom） 中，通過貧困家庭被社會排斥的各項指標，提出了“被剝奪指數”的計算方法。他認為，政府給於長期失業群體的福利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根據他的計算至少低了50%以上。只有提高福利，才能讓這些貧困家庭過上不被社會排斥的生活，才能讓他們走上找到工作的正軌，才能讓他們的子女順利完成教育，而不是成為失業大軍中的新成員，讓貧窮代際相傳。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政治學教授保羅·皮爾森（Paul Pierson）在批評新自由主義的著作《拆除福利國家？里根，撒切爾和裁員政治》（Dismantling the Welfare State? Reagan, Thatcher and the Politics ofRetrenchment.）中指出：享受國家福利的失業群體，受到了就業市場嚴重的歧視與排擠，更重要的是這種排擠並非“天然的”或“必然發生的”，是政府政策和福利沒有到位導致的。他們即便是國家救助金的享用者，但在享受福利和安全保障時依然遠遠不如其他階層，他們的孩子在學校也會受到邊緣化排擠。
我們固化印象中，“福利社會養懶漢”的概念很多源自於歐美國家街頭的流浪漢群體，看他們每天晒晒太陽，領領救濟，似乎優哉遊哉沒有任何工作的動力。但是，情況並非如我們想象的美好。英國公共政策研究所（IPPR）調查了本國流浪漢群體，並以此為基礎出版了著作《不安全的街道》（Unsafe Streets）：調查顯示，露宿街頭的流浪漢中，有超過25%的人患有嚴重的精神疾病或在疾病收容所中待過一段時間；80%的街頭露宿者都至少成為過一次犯罪行為的受害者，50%的人遭受過莫名的暴力襲擊——可能僅僅來自於路人的仇恨，但這其中僅有五分之一的受害者選擇向警察報案。同樣，調查的結論還是，政府對於這些邊緣群體的福利與救助是太少，而不是太多。
還不僅如此，貧困哺育著貧困，底層深陷於底層：英國經濟社會研究委員會（ESRC）曾經做過一項研究，追蹤了9000名在1970年同一星期出生的新生兒，並把他們的父母財富和地位分為“上、中上、中、中下、下”五個階層。等到了1996年，這些新生兒們26歲的時候，調查結果顯示：父親屬於第一階層或第二階層的年輕人群體，失業率遠低於其他三個階層；而父親屬於第五階層或由單身母親撫養的年輕人，有著最高的失業率，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從來都沒有參加過工作。
我們可以看出，沒有一項研究成果能夠支持“福利社會養懶漢”——或者嚴謹一點說，“高福利導致底層人民普遍喪失工作的動力”這一觀點。與此完全相反，從歐洲到美國，從80年代到21世紀，涵蓋政府機構、高校研究所、社會學家、管理學家、教育學家、政治學家、左翼學者、媒體人、女性主義者在內的研究，反駁此觀點的研究比比皆是。
（一）
我在上一篇文章《看不見的資本家和他們的精英代理人》中分析了“看不見的頂層”和他們的精英代理人，本文就從同樣具有“看不見”這一特性，只不過處在完全相反的底層的這一群體。
雨果獎獲獎作品《北京摺疊》中設定了三個互相摺疊的世界，分別對應的是頂層、中產和底層三個階層，其中頂層社會享用二十四小時，中層和底層共享另外二十四小時。這裡比較經典的一個設定就是，三個空間彼此互相隔離，進入其他空間需要冒著巨大風險。即隱喻了階級固化，也說明了當今社會生產生活空間中的隔離——就像歐美城市普遍的富人區、中產區、貧民區分化一樣，如果想，你可以一輩子看不見不屬於本階層的人。
作者郝景芳在接受採訪時談到了《北京摺疊》的靈感來源：她曾經租住在北京北五環外的城鄉結合部，樓下就是嘈雜的小巷子、小飯館和大市場：“有一些人是可以藏起來的，藏在看不見的空間。我會覺得北京是幾個不同空間疊加在一起，就進行了更誇張的衍伸。”
我們總是用“皇后娘娘的金鋤頭”類似的段子來說明下層人民對上流社會無知的想象，但同樣的，絕大多數人也很難想象“看不見的底層”過著一個怎樣的生活。臺灣電影《大佛普拉斯》中展現了三個“看不見的底層”形象，他們分別是夜班保安、拾荒者和流浪漢。流浪漢只有一個朋友，就是拾荒者；而拾荒者晚間只有一個去處，就是夜班保安的收發室。我們可能難以想象，他們夜間唯一的消遣是什麼呢，就是看老闆淘汰下來的行車記錄儀中的影像。電影中所有展示底層人民生活的鏡頭，都是黑白色調；而行車記錄儀中的上流社會，則是鮮明的彩色。
雖然記錄儀中的影像，僅僅是不斷重複出現的各種街景，以及老闆和車上的年輕女性發出的聲音，但即便是這樣，在他們的眼中都是五彩斑斕的、引人入勝的景觀。
最後拾荒者因為車禍不幸去世，為他送行的只有寥寥三人。而他的遺照，則是從被警察逮捕時電視新聞中截下的圖。這就是很諷刺的事情，電影中臺灣警察僅僅是因為天然的偏見和歧視，就暴力逮捕了他；但恰恰就因為這次暴力執法，才讓他有了自己人生中唯一一張影像存留，併成為了他的遺照。
還有一部優秀的國產電影《暴裂無聲》，影片中同樣展現了劇烈衝突的三個階級：吃人的資本家、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中產律師，以及為生活掙扎的農民工。影片的象徵意義同樣非常明顯，《大佛普拉斯》中的底層是“沒有色彩”的，《暴裂無聲》中的底層是“失去聲音”的——主角張保民是一個啞巴，只能通過咿咿呀呀的比劃去找尋自己失蹤的兒子。聲色犬馬/無色無聲，這完美的詮釋了什麼叫做“看不見的底層”。
英國思想家齊格蒙特·鮑曼認為，在封建中世紀，窮人是有血有肉、需要向上帝贖罪的存在，“是以人的形象出現的上帝的象徵媒介”。但是隨著資本主義的誕生和發展，"窮人"逐漸從道德話語中擺脫出來，在社會和經濟的雙重脈絡上被重新整合：一方面窮人意味著貧困，即商品和金錢的匱乏，但另一方面也是更為重要的，窮人代表巨大的勞動力資源，和潛在的資本增殖的可能性。在資本積累和增殖的過程中，有多少窮人進入工廠，意味著能夠創造多少的剩餘價值可供剝削，同時也就意味著資本積累的規模與未來發展的可能性。
於是乎，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為了把窮人們趕入工廠，統治階級和精英社會炮製出了一套“工作倫理”，大致包括不勞動者不得食、工作最光榮、人不去工作那和鹹魚有什麼區別……最典型的就是英國的《窮人法》和邊沁的福利院，一方面解決了貧困帶來的社會動盪問題，另一方面一定要把人的邊際收益壓榨到最大化。
法國思想家米歇爾·福柯就指出：“窮人存在的原因不僅在於它不可能被壓制住，還在於它使財富的積累變得可能，如果窮人多勞動而少消費，就能使國家富強，使國家致力於經營土地、殖民地、礦山，生產行銷世界的產品。沒有窮人，國家就會貧窮，窮人成為國家的基礎，造就了國家的榮耀。”——這就是窮人最大的價值。
但是，隨著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和生產力的不斷提升，我們進入了生產過剩的年代，過剩到都要頻繁地發生經濟危機了。於是資本主義不需要那麼多生產力了，轉而要製造符號，製造稀缺，把低成本的少量東西賣到高價格，並盡一切可能刺激人們的購買慾，這就是消費主義時代。因此，在後現代的消費社會中，窮人的“剩餘價值”看起來就沒有那麼有用處了，於是他們在生產社會中作為勞動就業大軍和儲備力量存在的意義已經喪失，這就是我們之前文章中說過的，當今時代真正有意義的存在是“消費者”，生產太過剩了以至於需要有人拼命買買買才行；在消費主義價值觀盛行的年代，沒有消費能力就不是一個健全的“人類”了。於是曾經的“工作倫理”已經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則是“消費美學”：“人生的意義”“自我價值的實現”已經不可能在工廠車間的流水線上找到了，人們只能在車水馬龍的大都市中和琳琅滿目的購物中心裡找到自己靈魂的皈依。
於是，在這個生產過剩和消費主義界定一切的年代，窮人——購買力匱乏的群體，成為了徹徹底底、完全意義上沒有用的群體，因為這個群體連被剝削的價值都沒有了。社會對沒有消費窮人沒有了要求和期待——你又不能消費，我們又不需要你生產，我們也很難辦吶。社會生產體系把他們從頭到尾地審視一遍，依然沒有發現一點價值，因此他們註定要被這個社會無情地“驅離”，成為“看不見的底層”。
就如鮑曼所說：“因為後現代社會已不再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反而大量削減勞動力以減少成本，過去的那套方式已經不合時宜。在今天，為了符合社會規範，社會成員需要學會積極快速購買和消費商品，可是窮人沒有這種條件，因此，窮人在歷史上第一次絕對地、完全地成為讓人擔憂和討厭、沒有用處的人。”
（二）
《生而貧窮》第二章叫做“驅離的世界”：如何準確定義我們這個世界，不平等？固化？都不夠精準，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全球思想聯合委員會主席莎士奇亞·薩森，用這樣一個詞來形容我們當前的世界——Expulsions，驅離。薩森在其著作《大驅離》中講的就是這樣一種現實：真正底層的人，甚至於都沒人願意去剝削你、壓迫你，只是被動地把你驅離出主流社會。薩森這樣解釋“驅離”效應，起初你只是貧窮，然而你會面對各種疾病、天災、暴力、法律缺失的處境，慢慢你會無家可歸、食不果腹，處境更加糟糕，最終被世界所拋棄。再比如窮人們連網絡、智能手機都使用不到，對比整個社會的發展這不僅僅是原地踏步，而是倒退，這就是“驅離”的力量。
上一篇文章中我也分析過：“看不見的頂層”之所以夠體現出“看不見”的特點，是因為他們不用進入社會生產，只要他們願意，就可以通過代理人實現資本增殖，從而做一個脫離大眾視野、主流經濟體系、媒體關注和福利基金會騷擾的“隱形人”。同理為什麼“看不見的底層”同樣有這種隱性特質，因為他們也是被社會化大生產拋棄的那一批人，自然不會存在於主流視野之中，並遭受到了種種的誤解與輕視。
所以社會有一種普遍誤區，包括我們政治課本都這麼講過：西方社會高福利，導致許多人不願意工作，養了大量的“懶漢”，從而損害了社會公平性和經濟發展。但事實的真相就如我所說，不是他們不想工作，是整個社會整個經濟體系，壓根就不需要他們。換句話說，就算是非福利社會，同樣會有這樣多的失業人口，這是經濟結構的問題而不是個人工作意願的問題；區別在於，非福利社會的失業人口往往會“邊緣淡化”：要麼餓死街頭，要麼進入更低級的產業——比如回家種地，而一塊地本來三個人種，現在失業人口回家了變成四個人種，這其中的差別是難以反映在統計數據上的。所以說“福利社會養懶漢”有時候是一種倖存者偏差，也就是福利社會失業人口才活得下去、你才看得見。能讓一段時間內工作不順的人能活下去，這也是社會進步人文關懷不是？
《危險的階級》（Dangerous Classes）一書作者，美國學者莉迪亞·莫里斯（Lydia Morris）在1993-1995年中調查了大量依靠福利救濟生存的失業者。她認為自20世紀80年代英美諸國普遍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以來，失業和失業人口的保障問題逐漸顯現。她的結論言簡意賅：“在我的研究中，沒有任何直接證據來證明存在‘底層階級’的獨特文化（只吃福利拒絕工作的文化）”。她的調研證明，即使是長期失業者也在努力地尋找工作，並沒有滿足於社會救濟，只不過難以找到——因為他們要麼缺乏相應的技能，要麼沒有能讓他們找到工作的社會關係。
牛津大學社會學教授鄧肯·加力（Duncan Gallie）分析了歐美國家兩個時期關於失業問題的文獻研究，第一個是大蕭條時期，第二個是新自由主義時代英國一項名為Social Change and Economic Life Initiative的調研和歐共體入戶抽樣調查(ECHP)。他的結論和莉迪亞·莫里斯相同：所謂的“福利社會的寄生蟲”——也就是長期失業群體，在對待工作態度上與工薪階層沒有任何區別，長期失業群體只有兩大特性區別於主流群體：一是他們的社會活動多以家庭為活動場所；二是失業者的朋友圈與交往對象也同是失業者。加力同樣認為，並不存在所謂的“底層懶漢文化”，因為調查顯示失業者對於工作的渴求與一定要參與工作的決心甚至遠超工薪階層，只是上面的兩種特性限制了他們無法順利找到工作。
英國學者卡羅爾·沃克（Carol Walker）在其著作Managing Poverty: The Limit of Social Assistance直接簡明扼要地指出，從來沒有普遍證據證明“福利社會養懶漢”的說法：“撇開那些引起轟動的報紙頭條，絕大多數人並不會選擇依靠社會救濟來生活——如果他們真的有其他選擇。”他用一句話形容那些道德敗壞、靠欺騙來獲取社會福利的“懶漢”在失業大軍中的比率：非常極端，忽略不計。
美國女性社會學家沙倫·海斯（Sharon Hays）則從女性視角關注這一問題，她提出了一個密集型母職（intensivemothering）的觀點，認為母愛與母親對家庭的付出，同資本主義利己價值觀是違背的；而認為單親母親更樂意於依靠社會救濟而生活——這一社會普遍觀點，是刻板印象和偏見，必須要為單親母親澄清這一汙名。
華威大學教授基思·格林特（Keith Grint），他是研究管理學出身，牛津通識讀本《領導力》的作者就是他。但是在其著作The Sociology of Work一書中分析了一個現象，就是一個工薪階層不能失業，一旦他失業一年以上並領取救助金，這就會成為他的一個道德汙點，從而影響他再找到工作。展現類似問題的還有日本NHK紀錄片《日本社保危機》，其中一位女性失業者，連續找工作碰壁，原因就是她領取救濟的身份遭到了歧視。所以這就是一個非常真實的問題：一旦失業者領取救濟，他們就被打上了“自甘墮落的懶漢”“福利社會的蛀蟲”等符號，於是更加難以找到工作，成為一個荒謬的死循環。
英國學者彼得·湯森（Peter Townsend）在其著作《英國的貧困》（Poverty in the United Kingdom） 中，通過貧困家庭被社會排斥的各項指標，提出了“被剝奪指數”的計算方法。他認為，政府給於長期失業群體的福利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根據他的計算至少低了50%以上。只有提高福利，才能讓這些貧困家庭過上不被社會排斥的生活，才能讓他們走上找到工作的正軌，才能讓他們的子女順利完成教育，而不是成為失業大軍中的新成員，讓貧窮代際相傳。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政治學教授保羅·皮爾森（Paul Pierson）在批評新自由主義的著作《拆除福利國家？里根，撒切爾和裁員政治》（Dismantling the Welfare State? Reagan, Thatcher and the Politics ofRetrenchment.）中指出：享受國家福利的失業群體，受到了就業市場嚴重的歧視與排擠，更重要的是這種排擠並非“天然的”或“必然發生的”，是政府政策和福利沒有到位導致的。他們即便是國家救助金的享用者，但在享受福利和安全保障時依然遠遠不如其他階層，他們的孩子在學校也會受到邊緣化排擠。
我們固化印象中，“福利社會養懶漢”的概念很多源自於歐美國家街頭的流浪漢群體，看他們每天晒晒太陽，領領救濟，似乎優哉遊哉沒有任何工作的動力。但是，情況並非如我們想象的美好。英國公共政策研究所（IPPR）調查了本國流浪漢群體，並以此為基礎出版了著作《不安全的街道》（Unsafe Streets）：調查顯示，露宿街頭的流浪漢中，有超過25%的人患有嚴重的精神疾病或在疾病收容所中待過一段時間；80%的街頭露宿者都至少成為過一次犯罪行為的受害者，50%的人遭受過莫名的暴力襲擊——可能僅僅來自於路人的仇恨，但這其中僅有五分之一的受害者選擇向警察報案。同樣，調查的結論還是，政府對於這些邊緣群體的福利與救助是太少，而不是太多。
還不僅如此，貧困哺育著貧困，底層深陷於底層：英國經濟社會研究委員會（ESRC）曾經做過一項研究，追蹤了9000名在1970年同一星期出生的新生兒，並把他們的父母財富和地位分為“上、中上、中、中下、下”五個階層。等到了1996年，這些新生兒們26歲的時候，調查結果顯示：父親屬於第一階層或第二階層的年輕人群體，失業率遠低於其他三個階層；而父親屬於第五階層或由單身母親撫養的年輕人，有著最高的失業率，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從來都沒有參加過工作。
我們可以看出，沒有一項研究成果能夠支持“福利社會養懶漢”——或者嚴謹一點說，“高福利導致底層人民普遍喪失工作的動力”這一觀點。與此完全相反，從歐洲到美國，從80年代到21世紀，涵蓋政府機構、高校研究所、社會學家、管理學家、教育學家、政治學家、左翼學者、媒體人、女性主義者在內的研究，反駁此觀點的研究比比皆是。
此外，以我在北歐的所見所聞，那些高福利國家，對待國民是很好，但是不代表他們傻，能讓你鑽各種空子。有很多完善的制度防止國民“薅國家的羊毛”。例如北歐的公共交通系統，買票上車的地方都沒人看著，你想上就上想下就下，看似“搭便車”也毫無問題。但是他們會有專門的檢票員去抽查，逃票罰款一千多，可以說力度很大了。排除個別人品特別好的個例，按照抽查的比率來算，逃票也佔不到多大便宜（他們都是算好概率然後定好罰款金額的），而且還會留一個不誠信的記錄，還不如直接買票了。納稅也是同理，人民自主報稅和銀行代扣相結合，但要查出了逃稅那個處罰力度會讓你疼一輩子。對於領失業救濟也是類似，比如政府會規定你一個月必須申請三份工作，如果不行政府幫你安排，如果實在找不到再給你救濟金讓你不至於餓死；但你下個月還得繼續找工作，如果找到不去的話，不好意思你的救濟金沒有了。發達國家的種種規範制度基本上可以杜絕“福利寄生蟲”的存在，那也側面說明這些找工作的人，是真找不到的。
（三）
那麼“福利社會養懶漢”這一觀點是怎樣深入人心的呢？大衛·哈維指出，這來自於新自由主義政客們對民眾的洗腦：通過汙名化底層群體，讓國家削減福利開支，減輕富裕階層的稅收，並讓國家走上新自由主義的快車道。這就是來自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控制。
自從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新自由主義政變”（鮑曼語）開始，西方世界曾經引以為傲的福利體系徹底改頭換面：稅收大幅度減少，社保一削再削，窮人們被更多地丟在社會底層自生自滅。慢慢免除了社會福利的美國，在近20年中20%最貧窮的家庭總收入下跌了21%，貧困兒童的數量從200萬增加到了500萬，同時得不到社會救濟的老弱病殘大大增加。即便如此，依然有四分之三的議員支持削減福利，比爾·克林頓對此發表看法：“我們所知的福利國家已經完結”。美國學者華康德（Loic Wacquant）犀利的指出：“美國社會政策的目的不是消除貧困，而是減少窮人數量（意指提高政府援助救濟對象的標準）。這個細微差別意義重大：就如同好的印第安人就是死去的印第安人，今天‘好的窮人’是那些只關注自己而沒有任何要求的隱形窮人。簡而言之，就是要像不存在的人一樣生活。”
“福利社會養懶漢”“窮人自甘墮落放棄工作”，不過是對底層群體“汙名化運動”的一部分輸出。
不同於“勞工階級”（working-class）"下層階級"（lower-class）帶有鮮明階級屬性的詞彙，"底層階級"（underclass）一詞開始逐漸流行併成為主流話語權形容“窮人”的專有名詞，目的是要構起了一個無用且危險的無產階級群體畫象。Underclass一詞，最初是由繆爾達爾在1963年預言"去工業化"的危險時首次使用的，即工業生產的萎縮，可能導致越來越多的人口永久性失業和沒有資格受僱。這個詞彙在很長時間裡並未引起太多注意，直到70年代末期（也是福利國家制度開始遭受重挫的時代），在大眾媒體和公共共識中，"底層階級"逐漸演變為"窮人"的代名詞。（三浦展：《下流社會》，文匯出版社，2007）
那些被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驅離”的勞動者們，往往都被按上了“墮落”“懶惰”“你窮是因為你不努力”的惡名。但事實就如我們前文所述，這種經濟體制就無法足夠的工作機會。BBC、NHK都有許多展現底層人民生活的紀錄片，他們頻繁的尋求工作，但也頻繁的被解僱：有的是因為企業為減少成本而裁員，更多的是他們沒有一個找到穩定工作的技能——最關鍵的是他們有沒有錢和時間去培訓這些技能，因為他們每天要保證自己不餓死，就要拼盡所有的精力了。即使這樣，頻繁失業的他們也被親戚、街坊、同學同事普遍的汙名化：認為他們道德墮落、好吃懶做、連工作的本事都沒有反而享受著國家福利救濟。
（一）
我在上一篇文章《看不見的資本家和他們的精英代理人》中分析了“看不見的頂層”和他們的精英代理人，本文就從同樣具有“看不見”這一特性，只不過處在完全相反的底層的這一群體。
雨果獎獲獎作品《北京摺疊》中設定了三個互相摺疊的世界，分別對應的是頂層、中產和底層三個階層，其中頂層社會享用二十四小時，中層和底層共享另外二十四小時。這裡比較經典的一個設定就是，三個空間彼此互相隔離，進入其他空間需要冒著巨大風險。即隱喻了階級固化，也說明了當今社會生產生活空間中的隔離——就像歐美城市普遍的富人區、中產區、貧民區分化一樣，如果想，你可以一輩子看不見不屬於本階層的人。
作者郝景芳在接受採訪時談到了《北京摺疊》的靈感來源：她曾經租住在北京北五環外的城鄉結合部，樓下就是嘈雜的小巷子、小飯館和大市場：“有一些人是可以藏起來的，藏在看不見的空間。我會覺得北京是幾個不同空間疊加在一起，就進行了更誇張的衍伸。”
我們總是用“皇后娘娘的金鋤頭”類似的段子來說明下層人民對上流社會無知的想象，但同樣的，絕大多數人也很難想象“看不見的底層”過著一個怎樣的生活。臺灣電影《大佛普拉斯》中展現了三個“看不見的底層”形象，他們分別是夜班保安、拾荒者和流浪漢。流浪漢只有一個朋友，就是拾荒者；而拾荒者晚間只有一個去處，就是夜班保安的收發室。我們可能難以想象，他們夜間唯一的消遣是什麼呢，就是看老闆淘汰下來的行車記錄儀中的影像。電影中所有展示底層人民生活的鏡頭，都是黑白色調；而行車記錄儀中的上流社會，則是鮮明的彩色。
雖然記錄儀中的影像，僅僅是不斷重複出現的各種街景，以及老闆和車上的年輕女性發出的聲音，但即便是這樣，在他們的眼中都是五彩斑斕的、引人入勝的景觀。
最後拾荒者因為車禍不幸去世，為他送行的只有寥寥三人。而他的遺照，則是從被警察逮捕時電視新聞中截下的圖。這就是很諷刺的事情，電影中臺灣警察僅僅是因為天然的偏見和歧視，就暴力逮捕了他；但恰恰就因為這次暴力執法，才讓他有了自己人生中唯一一張影像存留，併成為了他的遺照。
還有一部優秀的國產電影《暴裂無聲》，影片中同樣展現了劇烈衝突的三個階級：吃人的資本家、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中產律師，以及為生活掙扎的農民工。影片的象徵意義同樣非常明顯，《大佛普拉斯》中的底層是“沒有色彩”的，《暴裂無聲》中的底層是“失去聲音”的——主角張保民是一個啞巴，只能通過咿咿呀呀的比劃去找尋自己失蹤的兒子。聲色犬馬/無色無聲，這完美的詮釋了什麼叫做“看不見的底層”。
英國思想家齊格蒙特·鮑曼認為，在封建中世紀，窮人是有血有肉、需要向上帝贖罪的存在，“是以人的形象出現的上帝的象徵媒介”。但是隨著資本主義的誕生和發展，"窮人"逐漸從道德話語中擺脫出來，在社會和經濟的雙重脈絡上被重新整合：一方面窮人意味著貧困，即商品和金錢的匱乏，但另一方面也是更為重要的，窮人代表巨大的勞動力資源，和潛在的資本增殖的可能性。在資本積累和增殖的過程中，有多少窮人進入工廠，意味著能夠創造多少的剩餘價值可供剝削，同時也就意味著資本積累的規模與未來發展的可能性。
於是乎，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為了把窮人們趕入工廠，統治階級和精英社會炮製出了一套“工作倫理”，大致包括不勞動者不得食、工作最光榮、人不去工作那和鹹魚有什麼區別……最典型的就是英國的《窮人法》和邊沁的福利院，一方面解決了貧困帶來的社會動盪問題，另一方面一定要把人的邊際收益壓榨到最大化。
法國思想家米歇爾·福柯就指出：“窮人存在的原因不僅在於它不可能被壓制住，還在於它使財富的積累變得可能，如果窮人多勞動而少消費，就能使國家富強，使國家致力於經營土地、殖民地、礦山，生產行銷世界的產品。沒有窮人，國家就會貧窮，窮人成為國家的基礎，造就了國家的榮耀。”——這就是窮人最大的價值。
但是，隨著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和生產力的不斷提升，我們進入了生產過剩的年代，過剩到都要頻繁地發生經濟危機了。於是資本主義不需要那麼多生產力了，轉而要製造符號，製造稀缺，把低成本的少量東西賣到高價格，並盡一切可能刺激人們的購買慾，這就是消費主義時代。因此，在後現代的消費社會中，窮人的“剩餘價值”看起來就沒有那麼有用處了，於是他們在生產社會中作為勞動就業大軍和儲備力量存在的意義已經喪失，這就是我們之前文章中說過的，當今時代真正有意義的存在是“消費者”，生產太過剩了以至於需要有人拼命買買買才行；在消費主義價值觀盛行的年代，沒有消費能力就不是一個健全的“人類”了。於是曾經的“工作倫理”已經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則是“消費美學”：“人生的意義”“自我價值的實現”已經不可能在工廠車間的流水線上找到了，人們只能在車水馬龍的大都市中和琳琅滿目的購物中心裡找到自己靈魂的皈依。
於是，在這個生產過剩和消費主義界定一切的年代，窮人——購買力匱乏的群體，成為了徹徹底底、完全意義上沒有用的群體，因為這個群體連被剝削的價值都沒有了。社會對沒有消費窮人沒有了要求和期待——你又不能消費，我們又不需要你生產，我們也很難辦吶。社會生產體系把他們從頭到尾地審視一遍，依然沒有發現一點價值，因此他們註定要被這個社會無情地“驅離”，成為“看不見的底層”。
就如鮑曼所說：“因為後現代社會已不再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反而大量削減勞動力以減少成本，過去的那套方式已經不合時宜。在今天，為了符合社會規範，社會成員需要學會積極快速購買和消費商品，可是窮人沒有這種條件，因此，窮人在歷史上第一次絕對地、完全地成為讓人擔憂和討厭、沒有用處的人。”
（二）
《生而貧窮》第二章叫做“驅離的世界”：如何準確定義我們這個世界，不平等？固化？都不夠精準，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全球思想聯合委員會主席莎士奇亞·薩森，用這樣一個詞來形容我們當前的世界——Expulsions，驅離。薩森在其著作《大驅離》中講的就是這樣一種現實：真正底層的人，甚至於都沒人願意去剝削你、壓迫你，只是被動地把你驅離出主流社會。薩森這樣解釋“驅離”效應，起初你只是貧窮，然而你會面對各種疾病、天災、暴力、法律缺失的處境，慢慢你會無家可歸、食不果腹，處境更加糟糕，最終被世界所拋棄。再比如窮人們連網絡、智能手機都使用不到，對比整個社會的發展這不僅僅是原地踏步，而是倒退，這就是“驅離”的力量。
上一篇文章中我也分析過：“看不見的頂層”之所以夠體現出“看不見”的特點，是因為他們不用進入社會生產，只要他們願意，就可以通過代理人實現資本增殖，從而做一個脫離大眾視野、主流經濟體系、媒體關注和福利基金會騷擾的“隱形人”。同理為什麼“看不見的底層”同樣有這種隱性特質，因為他們也是被社會化大生產拋棄的那一批人，自然不會存在於主流視野之中，並遭受到了種種的誤解與輕視。
所以社會有一種普遍誤區，包括我們政治課本都這麼講過：西方社會高福利，導致許多人不願意工作，養了大量的“懶漢”，從而損害了社會公平性和經濟發展。但事實的真相就如我所說，不是他們不想工作，是整個社會整個經濟體系，壓根就不需要他們。換句話說，就算是非福利社會，同樣會有這樣多的失業人口，這是經濟結構的問題而不是個人工作意願的問題；區別在於，非福利社會的失業人口往往會“邊緣淡化”：要麼餓死街頭，要麼進入更低級的產業——比如回家種地，而一塊地本來三個人種，現在失業人口回家了變成四個人種，這其中的差別是難以反映在統計數據上的。所以說“福利社會養懶漢”有時候是一種倖存者偏差，也就是福利社會失業人口才活得下去、你才看得見。能讓一段時間內工作不順的人能活下去，這也是社會進步人文關懷不是？
《危險的階級》（Dangerous Classes）一書作者，美國學者莉迪亞·莫里斯（Lydia Morris）在1993-1995年中調查了大量依靠福利救濟生存的失業者。她認為自20世紀80年代英美諸國普遍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以來，失業和失業人口的保障問題逐漸顯現。她的結論言簡意賅：“在我的研究中，沒有任何直接證據來證明存在‘底層階級’的獨特文化（只吃福利拒絕工作的文化）”。她的調研證明，即使是長期失業者也在努力地尋找工作，並沒有滿足於社會救濟，只不過難以找到——因為他們要麼缺乏相應的技能，要麼沒有能讓他們找到工作的社會關係。
牛津大學社會學教授鄧肯·加力（Duncan Gallie）分析了歐美國家兩個時期關於失業問題的文獻研究，第一個是大蕭條時期，第二個是新自由主義時代英國一項名為Social Change and Economic Life Initiative的調研和歐共體入戶抽樣調查(ECHP)。他的結論和莉迪亞·莫里斯相同：所謂的“福利社會的寄生蟲”——也就是長期失業群體，在對待工作態度上與工薪階層沒有任何區別，長期失業群體只有兩大特性區別於主流群體：一是他們的社會活動多以家庭為活動場所；二是失業者的朋友圈與交往對象也同是失業者。加力同樣認為，並不存在所謂的“底層懶漢文化”，因為調查顯示失業者對於工作的渴求與一定要參與工作的決心甚至遠超工薪階層，只是上面的兩種特性限制了他們無法順利找到工作。
英國學者卡羅爾·沃克（Carol Walker）在其著作Managing Poverty: The Limit of Social Assistance直接簡明扼要地指出，從來沒有普遍證據證明“福利社會養懶漢”的說法：“撇開那些引起轟動的報紙頭條，絕大多數人並不會選擇依靠社會救濟來生活——如果他們真的有其他選擇。”他用一句話形容那些道德敗壞、靠欺騙來獲取社會福利的“懶漢”在失業大軍中的比率：非常極端，忽略不計。
美國女性社會學家沙倫·海斯（Sharon Hays）則從女性視角關注這一問題，她提出了一個密集型母職（intensivemothering）的觀點，認為母愛與母親對家庭的付出，同資本主義利己價值觀是違背的；而認為單親母親更樂意於依靠社會救濟而生活——這一社會普遍觀點，是刻板印象和偏見，必須要為單親母親澄清這一汙名。
華威大學教授基思·格林特（Keith Grint），他是研究管理學出身，牛津通識讀本《領導力》的作者就是他。但是在其著作The Sociology of Work一書中分析了一個現象，就是一個工薪階層不能失業，一旦他失業一年以上並領取救助金，這就會成為他的一個道德汙點，從而影響他再找到工作。展現類似問題的還有日本NHK紀錄片《日本社保危機》，其中一位女性失業者，連續找工作碰壁，原因就是她領取救濟的身份遭到了歧視。所以這就是一個非常真實的問題：一旦失業者領取救濟，他們就被打上了“自甘墮落的懶漢”“福利社會的蛀蟲”等符號，於是更加難以找到工作，成為一個荒謬的死循環。
英國學者彼得·湯森（Peter Townsend）在其著作《英國的貧困》（Poverty in the United Kingdom） 中，通過貧困家庭被社會排斥的各項指標，提出了“被剝奪指數”的計算方法。他認為，政府給於長期失業群體的福利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根據他的計算至少低了50%以上。只有提高福利，才能讓這些貧困家庭過上不被社會排斥的生活，才能讓他們走上找到工作的正軌，才能讓他們的子女順利完成教育，而不是成為失業大軍中的新成員，讓貧窮代際相傳。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政治學教授保羅·皮爾森（Paul Pierson）在批評新自由主義的著作《拆除福利國家？里根，撒切爾和裁員政治》（Dismantling the Welfare State? Reagan, Thatcher and the Politics ofRetrenchment.）中指出：享受國家福利的失業群體，受到了就業市場嚴重的歧視與排擠，更重要的是這種排擠並非“天然的”或“必然發生的”，是政府政策和福利沒有到位導致的。他們即便是國家救助金的享用者，但在享受福利和安全保障時依然遠遠不如其他階層，他們的孩子在學校也會受到邊緣化排擠。
我們固化印象中，“福利社會養懶漢”的概念很多源自於歐美國家街頭的流浪漢群體，看他們每天晒晒太陽，領領救濟，似乎優哉遊哉沒有任何工作的動力。但是，情況並非如我們想象的美好。英國公共政策研究所（IPPR）調查了本國流浪漢群體，並以此為基礎出版了著作《不安全的街道》（Unsafe Streets）：調查顯示，露宿街頭的流浪漢中，有超過25%的人患有嚴重的精神疾病或在疾病收容所中待過一段時間；80%的街頭露宿者都至少成為過一次犯罪行為的受害者，50%的人遭受過莫名的暴力襲擊——可能僅僅來自於路人的仇恨，但這其中僅有五分之一的受害者選擇向警察報案。同樣，調查的結論還是，政府對於這些邊緣群體的福利與救助是太少，而不是太多。
還不僅如此，貧困哺育著貧困，底層深陷於底層：英國經濟社會研究委員會（ESRC）曾經做過一項研究，追蹤了9000名在1970年同一星期出生的新生兒，並把他們的父母財富和地位分為“上、中上、中、中下、下”五個階層。等到了1996年，這些新生兒們26歲的時候，調查結果顯示：父親屬於第一階層或第二階層的年輕人群體，失業率遠低於其他三個階層；而父親屬於第五階層或由單身母親撫養的年輕人，有著最高的失業率，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從來都沒有參加過工作。
我們可以看出，沒有一項研究成果能夠支持“福利社會養懶漢”——或者嚴謹一點說，“高福利導致底層人民普遍喪失工作的動力”這一觀點。與此完全相反，從歐洲到美國，從80年代到21世紀，涵蓋政府機構、高校研究所、社會學家、管理學家、教育學家、政治學家、左翼學者、媒體人、女性主義者在內的研究，反駁此觀點的研究比比皆是。
此外，以我在北歐的所見所聞，那些高福利國家，對待國民是很好，但是不代表他們傻，能讓你鑽各種空子。有很多完善的制度防止國民“薅國家的羊毛”。例如北歐的公共交通系統，買票上車的地方都沒人看著，你想上就上想下就下，看似“搭便車”也毫無問題。但是他們會有專門的檢票員去抽查，逃票罰款一千多，可以說力度很大了。排除個別人品特別好的個例，按照抽查的比率來算，逃票也佔不到多大便宜（他們都是算好概率然後定好罰款金額的），而且還會留一個不誠信的記錄，還不如直接買票了。納稅也是同理，人民自主報稅和銀行代扣相結合，但要查出了逃稅那個處罰力度會讓你疼一輩子。對於領失業救濟也是類似，比如政府會規定你一個月必須申請三份工作，如果不行政府幫你安排，如果實在找不到再給你救濟金讓你不至於餓死；但你下個月還得繼續找工作，如果找到不去的話，不好意思你的救濟金沒有了。發達國家的種種規範制度基本上可以杜絕“福利寄生蟲”的存在，那也側面說明這些找工作的人，是真找不到的。
（三）
那麼“福利社會養懶漢”這一觀點是怎樣深入人心的呢？大衛·哈維指出，這來自於新自由主義政客們對民眾的洗腦：通過汙名化底層群體，讓國家削減福利開支，減輕富裕階層的稅收，並讓國家走上新自由主義的快車道。這就是來自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控制。
自從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新自由主義政變”（鮑曼語）開始，西方世界曾經引以為傲的福利體系徹底改頭換面：稅收大幅度減少，社保一削再削，窮人們被更多地丟在社會底層自生自滅。慢慢免除了社會福利的美國，在近20年中20%最貧窮的家庭總收入下跌了21%，貧困兒童的數量從200萬增加到了500萬，同時得不到社會救濟的老弱病殘大大增加。即便如此，依然有四分之三的議員支持削減福利，比爾·克林頓對此發表看法：“我們所知的福利國家已經完結”。美國學者華康德（Loic Wacquant）犀利的指出：“美國社會政策的目的不是消除貧困，而是減少窮人數量（意指提高政府援助救濟對象的標準）。這個細微差別意義重大：就如同好的印第安人就是死去的印第安人，今天‘好的窮人’是那些只關注自己而沒有任何要求的隱形窮人。簡而言之，就是要像不存在的人一樣生活。”
“福利社會養懶漢”“窮人自甘墮落放棄工作”，不過是對底層群體“汙名化運動”的一部分輸出。
不同於“勞工階級”（working-class）"下層階級"（lower-class）帶有鮮明階級屬性的詞彙，"底層階級"（underclass）一詞開始逐漸流行併成為主流話語權形容“窮人”的專有名詞，目的是要構起了一個無用且危險的無產階級群體畫象。Underclass一詞，最初是由繆爾達爾在1963年預言"去工業化"的危險時首次使用的，即工業生產的萎縮，可能導致越來越多的人口永久性失業和沒有資格受僱。這個詞彙在很長時間裡並未引起太多注意，直到70年代末期（也是福利國家制度開始遭受重挫的時代），在大眾媒體和公共共識中，"底層階級"逐漸演變為"窮人"的代名詞。（三浦展：《下流社會》，文匯出版社，2007）
那些被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驅離”的勞動者們，往往都被按上了“墮落”“懶惰”“你窮是因為你不努力”的惡名。但事實就如我們前文所述，這種經濟體制就無法足夠的工作機會。BBC、NHK都有許多展現底層人民生活的紀錄片，他們頻繁的尋求工作，但也頻繁的被解僱：有的是因為企業為減少成本而裁員，更多的是他們沒有一個找到穩定工作的技能——最關鍵的是他們有沒有錢和時間去培訓這些技能，因為他們每天要保證自己不餓死，就要拼盡所有的精力了。即使這樣，頻繁失業的他們也被親戚、街坊、同學同事普遍的汙名化：認為他們道德墮落、好吃懶做、連工作的本事都沒有反而享受著國家福利救濟。
這就是資本主義的“殺人誅心”：一方面讓你成為生產體系的邊緣人，縱使努力也難以改變自身處境；另一方面給你貼上“福利社會寄生蟲”的標籤——就如鮑曼在《工作，消費，新窮人》中所說：“指責窮人因為不願意工作而陷入慘境，因此給他們安上道德墮落的罪名，且把貧窮當成是對罪惡的懲罰，成為了工作倫理在全新的消費社會裡的最後一項任務”。 伴隨於此，兩個相關的概念也開始同時被販賣：首先，貧窮不再是一個社會問題，而是某些人道德淪喪的自我選擇。淪為底層階級被視為是自主的選擇——故意的或者默認的。
在美國各州的司法案例和判決書中，“底層社會”這個詞語的出現往往伴隨著很長的相關列舉——少年犯、輟學這、癮君子、單身母親、搶劫犯、縱火犯、未婚媽媽、皮條客、乞丐、暴力犯罪——用可怕的定性詞語讓所有體面人放下心中的道德包袱。這些社會邊緣群體甚至無法獲取正常的同情，更不要提幫助亦或是反抗了。
（一）
我在上一篇文章《看不見的資本家和他們的精英代理人》中分析了“看不見的頂層”和他們的精英代理人，本文就從同樣具有“看不見”這一特性，只不過處在完全相反的底層的這一群體。
雨果獎獲獎作品《北京摺疊》中設定了三個互相摺疊的世界，分別對應的是頂層、中產和底層三個階層，其中頂層社會享用二十四小時，中層和底層共享另外二十四小時。這裡比較經典的一個設定就是，三個空間彼此互相隔離，進入其他空間需要冒著巨大風險。即隱喻了階級固化，也說明了當今社會生產生活空間中的隔離——就像歐美城市普遍的富人區、中產區、貧民區分化一樣，如果想，你可以一輩子看不見不屬於本階層的人。
作者郝景芳在接受採訪時談到了《北京摺疊》的靈感來源：她曾經租住在北京北五環外的城鄉結合部，樓下就是嘈雜的小巷子、小飯館和大市場：“有一些人是可以藏起來的，藏在看不見的空間。我會覺得北京是幾個不同空間疊加在一起，就進行了更誇張的衍伸。”
我們總是用“皇后娘娘的金鋤頭”類似的段子來說明下層人民對上流社會無知的想象，但同樣的，絕大多數人也很難想象“看不見的底層”過著一個怎樣的生活。臺灣電影《大佛普拉斯》中展現了三個“看不見的底層”形象，他們分別是夜班保安、拾荒者和流浪漢。流浪漢只有一個朋友，就是拾荒者；而拾荒者晚間只有一個去處，就是夜班保安的收發室。我們可能難以想象，他們夜間唯一的消遣是什麼呢，就是看老闆淘汰下來的行車記錄儀中的影像。電影中所有展示底層人民生活的鏡頭，都是黑白色調；而行車記錄儀中的上流社會，則是鮮明的彩色。
雖然記錄儀中的影像，僅僅是不斷重複出現的各種街景，以及老闆和車上的年輕女性發出的聲音，但即便是這樣，在他們的眼中都是五彩斑斕的、引人入勝的景觀。
最後拾荒者因為車禍不幸去世，為他送行的只有寥寥三人。而他的遺照，則是從被警察逮捕時電視新聞中截下的圖。這就是很諷刺的事情，電影中臺灣警察僅僅是因為天然的偏見和歧視，就暴力逮捕了他；但恰恰就因為這次暴力執法，才讓他有了自己人生中唯一一張影像存留，併成為了他的遺照。
還有一部優秀的國產電影《暴裂無聲》，影片中同樣展現了劇烈衝突的三個階級：吃人的資本家、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中產律師，以及為生活掙扎的農民工。影片的象徵意義同樣非常明顯，《大佛普拉斯》中的底層是“沒有色彩”的，《暴裂無聲》中的底層是“失去聲音”的——主角張保民是一個啞巴，只能通過咿咿呀呀的比劃去找尋自己失蹤的兒子。聲色犬馬/無色無聲，這完美的詮釋了什麼叫做“看不見的底層”。
英國思想家齊格蒙特·鮑曼認為，在封建中世紀，窮人是有血有肉、需要向上帝贖罪的存在，“是以人的形象出現的上帝的象徵媒介”。但是隨著資本主義的誕生和發展，"窮人"逐漸從道德話語中擺脫出來，在社會和經濟的雙重脈絡上被重新整合：一方面窮人意味著貧困，即商品和金錢的匱乏，但另一方面也是更為重要的，窮人代表巨大的勞動力資源，和潛在的資本增殖的可能性。在資本積累和增殖的過程中，有多少窮人進入工廠，意味著能夠創造多少的剩餘價值可供剝削，同時也就意味著資本積累的規模與未來發展的可能性。
於是乎，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為了把窮人們趕入工廠，統治階級和精英社會炮製出了一套“工作倫理”，大致包括不勞動者不得食、工作最光榮、人不去工作那和鹹魚有什麼區別……最典型的就是英國的《窮人法》和邊沁的福利院，一方面解決了貧困帶來的社會動盪問題，另一方面一定要把人的邊際收益壓榨到最大化。
法國思想家米歇爾·福柯就指出：“窮人存在的原因不僅在於它不可能被壓制住，還在於它使財富的積累變得可能，如果窮人多勞動而少消費，就能使國家富強，使國家致力於經營土地、殖民地、礦山，生產行銷世界的產品。沒有窮人，國家就會貧窮，窮人成為國家的基礎，造就了國家的榮耀。”——這就是窮人最大的價值。
但是，隨著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和生產力的不斷提升，我們進入了生產過剩的年代，過剩到都要頻繁地發生經濟危機了。於是資本主義不需要那麼多生產力了，轉而要製造符號，製造稀缺，把低成本的少量東西賣到高價格，並盡一切可能刺激人們的購買慾，這就是消費主義時代。因此，在後現代的消費社會中，窮人的“剩餘價值”看起來就沒有那麼有用處了，於是他們在生產社會中作為勞動就業大軍和儲備力量存在的意義已經喪失，這就是我們之前文章中說過的，當今時代真正有意義的存在是“消費者”，生產太過剩了以至於需要有人拼命買買買才行；在消費主義價值觀盛行的年代，沒有消費能力就不是一個健全的“人類”了。於是曾經的“工作倫理”已經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則是“消費美學”：“人生的意義”“自我價值的實現”已經不可能在工廠車間的流水線上找到了，人們只能在車水馬龍的大都市中和琳琅滿目的購物中心裡找到自己靈魂的皈依。
於是，在這個生產過剩和消費主義界定一切的年代，窮人——購買力匱乏的群體，成為了徹徹底底、完全意義上沒有用的群體，因為這個群體連被剝削的價值都沒有了。社會對沒有消費窮人沒有了要求和期待——你又不能消費，我們又不需要你生產，我們也很難辦吶。社會生產體系把他們從頭到尾地審視一遍，依然沒有發現一點價值，因此他們註定要被這個社會無情地“驅離”，成為“看不見的底層”。
就如鮑曼所說：“因為後現代社會已不再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反而大量削減勞動力以減少成本，過去的那套方式已經不合時宜。在今天，為了符合社會規範，社會成員需要學會積極快速購買和消費商品，可是窮人沒有這種條件，因此，窮人在歷史上第一次絕對地、完全地成為讓人擔憂和討厭、沒有用處的人。”
（二）
《生而貧窮》第二章叫做“驅離的世界”：如何準確定義我們這個世界，不平等？固化？都不夠精準，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全球思想聯合委員會主席莎士奇亞·薩森，用這樣一個詞來形容我們當前的世界——Expulsions，驅離。薩森在其著作《大驅離》中講的就是這樣一種現實：真正底層的人，甚至於都沒人願意去剝削你、壓迫你，只是被動地把你驅離出主流社會。薩森這樣解釋“驅離”效應，起初你只是貧窮，然而你會面對各種疾病、天災、暴力、法律缺失的處境，慢慢你會無家可歸、食不果腹，處境更加糟糕，最終被世界所拋棄。再比如窮人們連網絡、智能手機都使用不到，對比整個社會的發展這不僅僅是原地踏步，而是倒退，這就是“驅離”的力量。
上一篇文章中我也分析過：“看不見的頂層”之所以夠體現出“看不見”的特點，是因為他們不用進入社會生產，只要他們願意，就可以通過代理人實現資本增殖，從而做一個脫離大眾視野、主流經濟體系、媒體關注和福利基金會騷擾的“隱形人”。同理為什麼“看不見的底層”同樣有這種隱性特質，因為他們也是被社會化大生產拋棄的那一批人，自然不會存在於主流視野之中，並遭受到了種種的誤解與輕視。
所以社會有一種普遍誤區，包括我們政治課本都這麼講過：西方社會高福利，導致許多人不願意工作，養了大量的“懶漢”，從而損害了社會公平性和經濟發展。但事實的真相就如我所說，不是他們不想工作，是整個社會整個經濟體系，壓根就不需要他們。換句話說，就算是非福利社會，同樣會有這樣多的失業人口，這是經濟結構的問題而不是個人工作意願的問題；區別在於，非福利社會的失業人口往往會“邊緣淡化”：要麼餓死街頭，要麼進入更低級的產業——比如回家種地，而一塊地本來三個人種，現在失業人口回家了變成四個人種，這其中的差別是難以反映在統計數據上的。所以說“福利社會養懶漢”有時候是一種倖存者偏差，也就是福利社會失業人口才活得下去、你才看得見。能讓一段時間內工作不順的人能活下去，這也是社會進步人文關懷不是？
《危險的階級》（Dangerous Classes）一書作者，美國學者莉迪亞·莫里斯（Lydia Morris）在1993-1995年中調查了大量依靠福利救濟生存的失業者。她認為自20世紀80年代英美諸國普遍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以來，失業和失業人口的保障問題逐漸顯現。她的結論言簡意賅：“在我的研究中，沒有任何直接證據來證明存在‘底層階級’的獨特文化（只吃福利拒絕工作的文化）”。她的調研證明，即使是長期失業者也在努力地尋找工作，並沒有滿足於社會救濟，只不過難以找到——因為他們要麼缺乏相應的技能，要麼沒有能讓他們找到工作的社會關係。
牛津大學社會學教授鄧肯·加力（Duncan Gallie）分析了歐美國家兩個時期關於失業問題的文獻研究，第一個是大蕭條時期，第二個是新自由主義時代英國一項名為Social Change and Economic Life Initiative的調研和歐共體入戶抽樣調查(ECHP)。他的結論和莉迪亞·莫里斯相同：所謂的“福利社會的寄生蟲”——也就是長期失業群體，在對待工作態度上與工薪階層沒有任何區別，長期失業群體只有兩大特性區別於主流群體：一是他們的社會活動多以家庭為活動場所；二是失業者的朋友圈與交往對象也同是失業者。加力同樣認為，並不存在所謂的“底層懶漢文化”，因為調查顯示失業者對於工作的渴求與一定要參與工作的決心甚至遠超工薪階層，只是上面的兩種特性限制了他們無法順利找到工作。
英國學者卡羅爾·沃克（Carol Walker）在其著作Managing Poverty: The Limit of Social Assistance直接簡明扼要地指出，從來沒有普遍證據證明“福利社會養懶漢”的說法：“撇開那些引起轟動的報紙頭條，絕大多數人並不會選擇依靠社會救濟來生活——如果他們真的有其他選擇。”他用一句話形容那些道德敗壞、靠欺騙來獲取社會福利的“懶漢”在失業大軍中的比率：非常極端，忽略不計。
美國女性社會學家沙倫·海斯（Sharon Hays）則從女性視角關注這一問題，她提出了一個密集型母職（intensivemothering）的觀點，認為母愛與母親對家庭的付出，同資本主義利己價值觀是違背的；而認為單親母親更樂意於依靠社會救濟而生活——這一社會普遍觀點，是刻板印象和偏見，必須要為單親母親澄清這一汙名。
華威大學教授基思·格林特（Keith Grint），他是研究管理學出身，牛津通識讀本《領導力》的作者就是他。但是在其著作The Sociology of Work一書中分析了一個現象，就是一個工薪階層不能失業，一旦他失業一年以上並領取救助金，這就會成為他的一個道德汙點，從而影響他再找到工作。展現類似問題的還有日本NHK紀錄片《日本社保危機》，其中一位女性失業者，連續找工作碰壁，原因就是她領取救濟的身份遭到了歧視。所以這就是一個非常真實的問題：一旦失業者領取救濟，他們就被打上了“自甘墮落的懶漢”“福利社會的蛀蟲”等符號，於是更加難以找到工作，成為一個荒謬的死循環。
英國學者彼得·湯森（Peter Townsend）在其著作《英國的貧困》（Poverty in the United Kingdom） 中，通過貧困家庭被社會排斥的各項指標，提出了“被剝奪指數”的計算方法。他認為，政府給於長期失業群體的福利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根據他的計算至少低了50%以上。只有提高福利，才能讓這些貧困家庭過上不被社會排斥的生活，才能讓他們走上找到工作的正軌，才能讓他們的子女順利完成教育，而不是成為失業大軍中的新成員，讓貧窮代際相傳。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政治學教授保羅·皮爾森（Paul Pierson）在批評新自由主義的著作《拆除福利國家？里根，撒切爾和裁員政治》（Dismantling the Welfare State? Reagan, Thatcher and the Politics ofRetrenchment.）中指出：享受國家福利的失業群體，受到了就業市場嚴重的歧視與排擠，更重要的是這種排擠並非“天然的”或“必然發生的”，是政府政策和福利沒有到位導致的。他們即便是國家救助金的享用者，但在享受福利和安全保障時依然遠遠不如其他階層，他們的孩子在學校也會受到邊緣化排擠。
我們固化印象中，“福利社會養懶漢”的概念很多源自於歐美國家街頭的流浪漢群體，看他們每天晒晒太陽，領領救濟，似乎優哉遊哉沒有任何工作的動力。但是，情況並非如我們想象的美好。英國公共政策研究所（IPPR）調查了本國流浪漢群體，並以此為基礎出版了著作《不安全的街道》（Unsafe Streets）：調查顯示，露宿街頭的流浪漢中，有超過25%的人患有嚴重的精神疾病或在疾病收容所中待過一段時間；80%的街頭露宿者都至少成為過一次犯罪行為的受害者，50%的人遭受過莫名的暴力襲擊——可能僅僅來自於路人的仇恨，但這其中僅有五分之一的受害者選擇向警察報案。同樣，調查的結論還是，政府對於這些邊緣群體的福利與救助是太少，而不是太多。
還不僅如此，貧困哺育著貧困，底層深陷於底層：英國經濟社會研究委員會（ESRC）曾經做過一項研究，追蹤了9000名在1970年同一星期出生的新生兒，並把他們的父母財富和地位分為“上、中上、中、中下、下”五個階層。等到了1996年，這些新生兒們26歲的時候，調查結果顯示：父親屬於第一階層或第二階層的年輕人群體，失業率遠低於其他三個階層；而父親屬於第五階層或由單身母親撫養的年輕人，有著最高的失業率，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從來都沒有參加過工作。
我們可以看出，沒有一項研究成果能夠支持“福利社會養懶漢”——或者嚴謹一點說，“高福利導致底層人民普遍喪失工作的動力”這一觀點。與此完全相反，從歐洲到美國，從80年代到21世紀，涵蓋政府機構、高校研究所、社會學家、管理學家、教育學家、政治學家、左翼學者、媒體人、女性主義者在內的研究，反駁此觀點的研究比比皆是。
此外，以我在北歐的所見所聞，那些高福利國家，對待國民是很好，但是不代表他們傻，能讓你鑽各種空子。有很多完善的制度防止國民“薅國家的羊毛”。例如北歐的公共交通系統，買票上車的地方都沒人看著，你想上就上想下就下，看似“搭便車”也毫無問題。但是他們會有專門的檢票員去抽查，逃票罰款一千多，可以說力度很大了。排除個別人品特別好的個例，按照抽查的比率來算，逃票也佔不到多大便宜（他們都是算好概率然後定好罰款金額的），而且還會留一個不誠信的記錄，還不如直接買票了。納稅也是同理，人民自主報稅和銀行代扣相結合，但要查出了逃稅那個處罰力度會讓你疼一輩子。對於領失業救濟也是類似，比如政府會規定你一個月必須申請三份工作，如果不行政府幫你安排，如果實在找不到再給你救濟金讓你不至於餓死；但你下個月還得繼續找工作，如果找到不去的話，不好意思你的救濟金沒有了。發達國家的種種規範制度基本上可以杜絕“福利寄生蟲”的存在，那也側面說明這些找工作的人，是真找不到的。
（三）
那麼“福利社會養懶漢”這一觀點是怎樣深入人心的呢？大衛·哈維指出，這來自於新自由主義政客們對民眾的洗腦：通過汙名化底層群體，讓國家削減福利開支，減輕富裕階層的稅收，並讓國家走上新自由主義的快車道。這就是來自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控制。
自從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新自由主義政變”（鮑曼語）開始，西方世界曾經引以為傲的福利體系徹底改頭換面：稅收大幅度減少，社保一削再削，窮人們被更多地丟在社會底層自生自滅。慢慢免除了社會福利的美國，在近20年中20%最貧窮的家庭總收入下跌了21%，貧困兒童的數量從200萬增加到了500萬，同時得不到社會救濟的老弱病殘大大增加。即便如此，依然有四分之三的議員支持削減福利，比爾·克林頓對此發表看法：“我們所知的福利國家已經完結”。美國學者華康德（Loic Wacquant）犀利的指出：“美國社會政策的目的不是消除貧困，而是減少窮人數量（意指提高政府援助救濟對象的標準）。這個細微差別意義重大：就如同好的印第安人就是死去的印第安人，今天‘好的窮人’是那些只關注自己而沒有任何要求的隱形窮人。簡而言之，就是要像不存在的人一樣生活。”
“福利社會養懶漢”“窮人自甘墮落放棄工作”，不過是對底層群體“汙名化運動”的一部分輸出。
不同於“勞工階級”（working-class）"下層階級"（lower-class）帶有鮮明階級屬性的詞彙，"底層階級"（underclass）一詞開始逐漸流行併成為主流話語權形容“窮人”的專有名詞，目的是要構起了一個無用且危險的無產階級群體畫象。Underclass一詞，最初是由繆爾達爾在1963年預言"去工業化"的危險時首次使用的，即工業生產的萎縮，可能導致越來越多的人口永久性失業和沒有資格受僱。這個詞彙在很長時間裡並未引起太多注意，直到70年代末期（也是福利國家制度開始遭受重挫的時代），在大眾媒體和公共共識中，"底層階級"逐漸演變為"窮人"的代名詞。（三浦展：《下流社會》，文匯出版社，2007）
那些被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驅離”的勞動者們，往往都被按上了“墮落”“懶惰”“你窮是因為你不努力”的惡名。但事實就如我們前文所述，這種經濟體制就無法足夠的工作機會。BBC、NHK都有許多展現底層人民生活的紀錄片，他們頻繁的尋求工作，但也頻繁的被解僱：有的是因為企業為減少成本而裁員，更多的是他們沒有一個找到穩定工作的技能——最關鍵的是他們有沒有錢和時間去培訓這些技能，因為他們每天要保證自己不餓死，就要拼盡所有的精力了。即使這樣，頻繁失業的他們也被親戚、街坊、同學同事普遍的汙名化：認為他們道德墮落、好吃懶做、連工作的本事都沒有反而享受著國家福利救濟。
這就是資本主義的“殺人誅心”：一方面讓你成為生產體系的邊緣人，縱使努力也難以改變自身處境；另一方面給你貼上“福利社會寄生蟲”的標籤——就如鮑曼在《工作，消費，新窮人》中所說：“指責窮人因為不願意工作而陷入慘境，因此給他們安上道德墮落的罪名，且把貧窮當成是對罪惡的懲罰，成為了工作倫理在全新的消費社會裡的最後一項任務”。 伴隨於此，兩個相關的概念也開始同時被販賣：首先，貧窮不再是一個社會問題，而是某些人道德淪喪的自我選擇。淪為底層階級被視為是自主的選擇——故意的或者默認的。
在美國各州的司法案例和判決書中，“底層社會”這個詞語的出現往往伴隨著很長的相關列舉——少年犯、輟學這、癮君子、單身母親、搶劫犯、縱火犯、未婚媽媽、皮條客、乞丐、暴力犯罪——用可怕的定性詞語讓所有體面人放下心中的道德包袱。這些社會邊緣群體甚至無法獲取正常的同情，更不要提幫助亦或是反抗了。
資本主義的“殺人誅心”，除了對窮人的汙名化、歧視化運動，還包括對富人的道德化、造神化運動。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性會造成資源分配的兩極分化，即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勞動者的剩餘價值被資本家榨取，難以形成購買力；商品積壓導致工作崗位減少，失業的危機使勞動者競爭加劇，資本家又可以藉此壓低工資。這樣就行成了生產過剩的惡性循環，直到經濟危機的釋放。
資本家們因為享受了站在金字塔頂端的紅利，往往能在短時間內積累起鉅額的財富。他們用這些十幾輩也消費不完的財富去做慈善，賺得了“濟世愛民”的美名，更消解了人們對於制度不平等的質疑：“你看他們人多好啊，拿這麼多錢做慈善，所以人家配掙這麼多啊。”
富人的“造神化”運動把“有錢=天然正確”聯繫起來，無論這個人展現出怎樣的與底層類似的惡毒刻薄、道德敗壞、違法犯罪種種特質，但是因為他們有錢，所以一切變得都可以理解，甚至還會成為“與眾不同”的優點被人稱頌。而你只要指責他們，那就是你窮、你酸、你嫉妒人家有錢——“人家一天掙的錢比你一輩子還多，你也配？”
說起資本家們做慈善的問題，大衛·哈維就批判過頂層富人普遍樂於大量捐款給名校，名校再在招生時設置精英化壁壘，但他們卻對世上大部分赤貧人口視若無睹。他發明了一個詞彙叫做“慈善殖民主義”，用來形容那些靠慈善基金會避稅以及用“假慈善”沽名釣譽的食利階層。同時，資本主義貧富分化是一種制度性的罪惡，完全取法通過杯水車薪的慈善行為來解決。
舉一個我們非常熟悉的名人，著名球星大衛·貝克漢姆，在2005年成為了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的形象大使，並一直以熱心公益、關愛特殊群體的形象示人。而在最近曝光的郵件中，小貝聲稱自己只是為了封爵才做公益，封爵沒有成功就對委員會破口大罵。他在給自己公關經理的郵件中這樣寫道：“他們就是一群婊子！和我想的一點不差！這些榮譽誰說了算？說實話這很恥辱，假如我是美國人，十年前我就拿到這玩意兒了！”後續的曝光還顯示，貝克漢姆從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中獲取了超過百萬美金的報酬，但是自己沒有捐過一分錢。在他去菲律賓看望海燕臺風中受難的孩子們之後，明明是贊助商為他購買的機票，他還要求兒童基金會為自己報銷8000歐元的商務艙機票，並在郵件中對自己公司主管吐槽：“說實話，我覺得無論如何都不應該讓我付任何錢。”
（一）
我在上一篇文章《看不見的資本家和他們的精英代理人》中分析了“看不見的頂層”和他們的精英代理人，本文就從同樣具有“看不見”這一特性，只不過處在完全相反的底層的這一群體。
雨果獎獲獎作品《北京摺疊》中設定了三個互相摺疊的世界，分別對應的是頂層、中產和底層三個階層，其中頂層社會享用二十四小時，中層和底層共享另外二十四小時。這裡比較經典的一個設定就是，三個空間彼此互相隔離，進入其他空間需要冒著巨大風險。即隱喻了階級固化，也說明了當今社會生產生活空間中的隔離——就像歐美城市普遍的富人區、中產區、貧民區分化一樣，如果想，你可以一輩子看不見不屬於本階層的人。
作者郝景芳在接受採訪時談到了《北京摺疊》的靈感來源：她曾經租住在北京北五環外的城鄉結合部，樓下就是嘈雜的小巷子、小飯館和大市場：“有一些人是可以藏起來的，藏在看不見的空間。我會覺得北京是幾個不同空間疊加在一起，就進行了更誇張的衍伸。”
我們總是用“皇后娘娘的金鋤頭”類似的段子來說明下層人民對上流社會無知的想象，但同樣的，絕大多數人也很難想象“看不見的底層”過著一個怎樣的生活。臺灣電影《大佛普拉斯》中展現了三個“看不見的底層”形象，他們分別是夜班保安、拾荒者和流浪漢。流浪漢只有一個朋友，就是拾荒者；而拾荒者晚間只有一個去處，就是夜班保安的收發室。我們可能難以想象，他們夜間唯一的消遣是什麼呢，就是看老闆淘汰下來的行車記錄儀中的影像。電影中所有展示底層人民生活的鏡頭，都是黑白色調；而行車記錄儀中的上流社會，則是鮮明的彩色。
雖然記錄儀中的影像，僅僅是不斷重複出現的各種街景，以及老闆和車上的年輕女性發出的聲音，但即便是這樣，在他們的眼中都是五彩斑斕的、引人入勝的景觀。
最後拾荒者因為車禍不幸去世，為他送行的只有寥寥三人。而他的遺照，則是從被警察逮捕時電視新聞中截下的圖。這就是很諷刺的事情，電影中臺灣警察僅僅是因為天然的偏見和歧視，就暴力逮捕了他；但恰恰就因為這次暴力執法，才讓他有了自己人生中唯一一張影像存留，併成為了他的遺照。
還有一部優秀的國產電影《暴裂無聲》，影片中同樣展現了劇烈衝突的三個階級：吃人的資本家、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中產律師，以及為生活掙扎的農民工。影片的象徵意義同樣非常明顯，《大佛普拉斯》中的底層是“沒有色彩”的，《暴裂無聲》中的底層是“失去聲音”的——主角張保民是一個啞巴，只能通過咿咿呀呀的比劃去找尋自己失蹤的兒子。聲色犬馬/無色無聲，這完美的詮釋了什麼叫做“看不見的底層”。
英國思想家齊格蒙特·鮑曼認為，在封建中世紀，窮人是有血有肉、需要向上帝贖罪的存在，“是以人的形象出現的上帝的象徵媒介”。但是隨著資本主義的誕生和發展，"窮人"逐漸從道德話語中擺脫出來，在社會和經濟的雙重脈絡上被重新整合：一方面窮人意味著貧困，即商品和金錢的匱乏，但另一方面也是更為重要的，窮人代表巨大的勞動力資源，和潛在的資本增殖的可能性。在資本積累和增殖的過程中，有多少窮人進入工廠，意味著能夠創造多少的剩餘價值可供剝削，同時也就意味著資本積累的規模與未來發展的可能性。
於是乎，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為了把窮人們趕入工廠，統治階級和精英社會炮製出了一套“工作倫理”，大致包括不勞動者不得食、工作最光榮、人不去工作那和鹹魚有什麼區別……最典型的就是英國的《窮人法》和邊沁的福利院，一方面解決了貧困帶來的社會動盪問題，另一方面一定要把人的邊際收益壓榨到最大化。
法國思想家米歇爾·福柯就指出：“窮人存在的原因不僅在於它不可能被壓制住，還在於它使財富的積累變得可能，如果窮人多勞動而少消費，就能使國家富強，使國家致力於經營土地、殖民地、礦山，生產行銷世界的產品。沒有窮人，國家就會貧窮，窮人成為國家的基礎，造就了國家的榮耀。”——這就是窮人最大的價值。
但是，隨著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和生產力的不斷提升，我們進入了生產過剩的年代，過剩到都要頻繁地發生經濟危機了。於是資本主義不需要那麼多生產力了，轉而要製造符號，製造稀缺，把低成本的少量東西賣到高價格，並盡一切可能刺激人們的購買慾，這就是消費主義時代。因此，在後現代的消費社會中，窮人的“剩餘價值”看起來就沒有那麼有用處了，於是他們在生產社會中作為勞動就業大軍和儲備力量存在的意義已經喪失，這就是我們之前文章中說過的，當今時代真正有意義的存在是“消費者”，生產太過剩了以至於需要有人拼命買買買才行；在消費主義價值觀盛行的年代，沒有消費能力就不是一個健全的“人類”了。於是曾經的“工作倫理”已經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則是“消費美學”：“人生的意義”“自我價值的實現”已經不可能在工廠車間的流水線上找到了，人們只能在車水馬龍的大都市中和琳琅滿目的購物中心裡找到自己靈魂的皈依。
於是，在這個生產過剩和消費主義界定一切的年代，窮人——購買力匱乏的群體，成為了徹徹底底、完全意義上沒有用的群體，因為這個群體連被剝削的價值都沒有了。社會對沒有消費窮人沒有了要求和期待——你又不能消費，我們又不需要你生產，我們也很難辦吶。社會生產體系把他們從頭到尾地審視一遍，依然沒有發現一點價值，因此他們註定要被這個社會無情地“驅離”，成為“看不見的底層”。
就如鮑曼所說：“因為後現代社會已不再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反而大量削減勞動力以減少成本，過去的那套方式已經不合時宜。在今天，為了符合社會規範，社會成員需要學會積極快速購買和消費商品，可是窮人沒有這種條件，因此，窮人在歷史上第一次絕對地、完全地成為讓人擔憂和討厭、沒有用處的人。”
（二）
《生而貧窮》第二章叫做“驅離的世界”：如何準確定義我們這個世界，不平等？固化？都不夠精準，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全球思想聯合委員會主席莎士奇亞·薩森，用這樣一個詞來形容我們當前的世界——Expulsions，驅離。薩森在其著作《大驅離》中講的就是這樣一種現實：真正底層的人，甚至於都沒人願意去剝削你、壓迫你，只是被動地把你驅離出主流社會。薩森這樣解釋“驅離”效應，起初你只是貧窮，然而你會面對各種疾病、天災、暴力、法律缺失的處境，慢慢你會無家可歸、食不果腹，處境更加糟糕，最終被世界所拋棄。再比如窮人們連網絡、智能手機都使用不到，對比整個社會的發展這不僅僅是原地踏步，而是倒退，這就是“驅離”的力量。
上一篇文章中我也分析過：“看不見的頂層”之所以夠體現出“看不見”的特點，是因為他們不用進入社會生產，只要他們願意，就可以通過代理人實現資本增殖，從而做一個脫離大眾視野、主流經濟體系、媒體關注和福利基金會騷擾的“隱形人”。同理為什麼“看不見的底層”同樣有這種隱性特質，因為他們也是被社會化大生產拋棄的那一批人，自然不會存在於主流視野之中，並遭受到了種種的誤解與輕視。
所以社會有一種普遍誤區，包括我們政治課本都這麼講過：西方社會高福利，導致許多人不願意工作，養了大量的“懶漢”，從而損害了社會公平性和經濟發展。但事實的真相就如我所說，不是他們不想工作，是整個社會整個經濟體系，壓根就不需要他們。換句話說，就算是非福利社會，同樣會有這樣多的失業人口，這是經濟結構的問題而不是個人工作意願的問題；區別在於，非福利社會的失業人口往往會“邊緣淡化”：要麼餓死街頭，要麼進入更低級的產業——比如回家種地，而一塊地本來三個人種，現在失業人口回家了變成四個人種，這其中的差別是難以反映在統計數據上的。所以說“福利社會養懶漢”有時候是一種倖存者偏差，也就是福利社會失業人口才活得下去、你才看得見。能讓一段時間內工作不順的人能活下去，這也是社會進步人文關懷不是？
《危險的階級》（Dangerous Classes）一書作者，美國學者莉迪亞·莫里斯（Lydia Morris）在1993-1995年中調查了大量依靠福利救濟生存的失業者。她認為自20世紀80年代英美諸國普遍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以來，失業和失業人口的保障問題逐漸顯現。她的結論言簡意賅：“在我的研究中，沒有任何直接證據來證明存在‘底層階級’的獨特文化（只吃福利拒絕工作的文化）”。她的調研證明，即使是長期失業者也在努力地尋找工作，並沒有滿足於社會救濟，只不過難以找到——因為他們要麼缺乏相應的技能，要麼沒有能讓他們找到工作的社會關係。
牛津大學社會學教授鄧肯·加力（Duncan Gallie）分析了歐美國家兩個時期關於失業問題的文獻研究，第一個是大蕭條時期，第二個是新自由主義時代英國一項名為Social Change and Economic Life Initiative的調研和歐共體入戶抽樣調查(ECHP)。他的結論和莉迪亞·莫里斯相同：所謂的“福利社會的寄生蟲”——也就是長期失業群體，在對待工作態度上與工薪階層沒有任何區別，長期失業群體只有兩大特性區別於主流群體：一是他們的社會活動多以家庭為活動場所；二是失業者的朋友圈與交往對象也同是失業者。加力同樣認為，並不存在所謂的“底層懶漢文化”，因為調查顯示失業者對於工作的渴求與一定要參與工作的決心甚至遠超工薪階層，只是上面的兩種特性限制了他們無法順利找到工作。
英國學者卡羅爾·沃克（Carol Walker）在其著作Managing Poverty: The Limit of Social Assistance直接簡明扼要地指出，從來沒有普遍證據證明“福利社會養懶漢”的說法：“撇開那些引起轟動的報紙頭條，絕大多數人並不會選擇依靠社會救濟來生活——如果他們真的有其他選擇。”他用一句話形容那些道德敗壞、靠欺騙來獲取社會福利的“懶漢”在失業大軍中的比率：非常極端，忽略不計。
美國女性社會學家沙倫·海斯（Sharon Hays）則從女性視角關注這一問題，她提出了一個密集型母職（intensivemothering）的觀點，認為母愛與母親對家庭的付出，同資本主義利己價值觀是違背的；而認為單親母親更樂意於依靠社會救濟而生活——這一社會普遍觀點，是刻板印象和偏見，必須要為單親母親澄清這一汙名。
華威大學教授基思·格林特（Keith Grint），他是研究管理學出身，牛津通識讀本《領導力》的作者就是他。但是在其著作The Sociology of Work一書中分析了一個現象，就是一個工薪階層不能失業，一旦他失業一年以上並領取救助金，這就會成為他的一個道德汙點，從而影響他再找到工作。展現類似問題的還有日本NHK紀錄片《日本社保危機》，其中一位女性失業者，連續找工作碰壁，原因就是她領取救濟的身份遭到了歧視。所以這就是一個非常真實的問題：一旦失業者領取救濟，他們就被打上了“自甘墮落的懶漢”“福利社會的蛀蟲”等符號，於是更加難以找到工作，成為一個荒謬的死循環。
英國學者彼得·湯森（Peter Townsend）在其著作《英國的貧困》（Poverty in the United Kingdom） 中，通過貧困家庭被社會排斥的各項指標，提出了“被剝奪指數”的計算方法。他認為，政府給於長期失業群體的福利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根據他的計算至少低了50%以上。只有提高福利，才能讓這些貧困家庭過上不被社會排斥的生活，才能讓他們走上找到工作的正軌，才能讓他們的子女順利完成教育，而不是成為失業大軍中的新成員，讓貧窮代際相傳。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政治學教授保羅·皮爾森（Paul Pierson）在批評新自由主義的著作《拆除福利國家？里根，撒切爾和裁員政治》（Dismantling the Welfare State? Reagan, Thatcher and the Politics ofRetrenchment.）中指出：享受國家福利的失業群體，受到了就業市場嚴重的歧視與排擠，更重要的是這種排擠並非“天然的”或“必然發生的”，是政府政策和福利沒有到位導致的。他們即便是國家救助金的享用者，但在享受福利和安全保障時依然遠遠不如其他階層，他們的孩子在學校也會受到邊緣化排擠。
我們固化印象中，“福利社會養懶漢”的概念很多源自於歐美國家街頭的流浪漢群體，看他們每天晒晒太陽，領領救濟，似乎優哉遊哉沒有任何工作的動力。但是，情況並非如我們想象的美好。英國公共政策研究所（IPPR）調查了本國流浪漢群體，並以此為基礎出版了著作《不安全的街道》（Unsafe Streets）：調查顯示，露宿街頭的流浪漢中，有超過25%的人患有嚴重的精神疾病或在疾病收容所中待過一段時間；80%的街頭露宿者都至少成為過一次犯罪行為的受害者，50%的人遭受過莫名的暴力襲擊——可能僅僅來自於路人的仇恨，但這其中僅有五分之一的受害者選擇向警察報案。同樣，調查的結論還是，政府對於這些邊緣群體的福利與救助是太少，而不是太多。
還不僅如此，貧困哺育著貧困，底層深陷於底層：英國經濟社會研究委員會（ESRC）曾經做過一項研究，追蹤了9000名在1970年同一星期出生的新生兒，並把他們的父母財富和地位分為“上、中上、中、中下、下”五個階層。等到了1996年，這些新生兒們26歲的時候，調查結果顯示：父親屬於第一階層或第二階層的年輕人群體，失業率遠低於其他三個階層；而父親屬於第五階層或由單身母親撫養的年輕人，有著最高的失業率，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從來都沒有參加過工作。
我們可以看出，沒有一項研究成果能夠支持“福利社會養懶漢”——或者嚴謹一點說，“高福利導致底層人民普遍喪失工作的動力”這一觀點。與此完全相反，從歐洲到美國，從80年代到21世紀，涵蓋政府機構、高校研究所、社會學家、管理學家、教育學家、政治學家、左翼學者、媒體人、女性主義者在內的研究，反駁此觀點的研究比比皆是。
此外，以我在北歐的所見所聞，那些高福利國家，對待國民是很好，但是不代表他們傻，能讓你鑽各種空子。有很多完善的制度防止國民“薅國家的羊毛”。例如北歐的公共交通系統，買票上車的地方都沒人看著，你想上就上想下就下，看似“搭便車”也毫無問題。但是他們會有專門的檢票員去抽查，逃票罰款一千多，可以說力度很大了。排除個別人品特別好的個例，按照抽查的比率來算，逃票也佔不到多大便宜（他們都是算好概率然後定好罰款金額的），而且還會留一個不誠信的記錄，還不如直接買票了。納稅也是同理，人民自主報稅和銀行代扣相結合，但要查出了逃稅那個處罰力度會讓你疼一輩子。對於領失業救濟也是類似，比如政府會規定你一個月必須申請三份工作，如果不行政府幫你安排，如果實在找不到再給你救濟金讓你不至於餓死；但你下個月還得繼續找工作，如果找到不去的話，不好意思你的救濟金沒有了。發達國家的種種規範制度基本上可以杜絕“福利寄生蟲”的存在，那也側面說明這些找工作的人，是真找不到的。
（三）
那麼“福利社會養懶漢”這一觀點是怎樣深入人心的呢？大衛·哈維指出，這來自於新自由主義政客們對民眾的洗腦：通過汙名化底層群體，讓國家削減福利開支，減輕富裕階層的稅收，並讓國家走上新自由主義的快車道。這就是來自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控制。
自從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新自由主義政變”（鮑曼語）開始，西方世界曾經引以為傲的福利體系徹底改頭換面：稅收大幅度減少，社保一削再削，窮人們被更多地丟在社會底層自生自滅。慢慢免除了社會福利的美國，在近20年中20%最貧窮的家庭總收入下跌了21%，貧困兒童的數量從200萬增加到了500萬，同時得不到社會救濟的老弱病殘大大增加。即便如此，依然有四分之三的議員支持削減福利，比爾·克林頓對此發表看法：“我們所知的福利國家已經完結”。美國學者華康德（Loic Wacquant）犀利的指出：“美國社會政策的目的不是消除貧困，而是減少窮人數量（意指提高政府援助救濟對象的標準）。這個細微差別意義重大：就如同好的印第安人就是死去的印第安人，今天‘好的窮人’是那些只關注自己而沒有任何要求的隱形窮人。簡而言之，就是要像不存在的人一樣生活。”
“福利社會養懶漢”“窮人自甘墮落放棄工作”，不過是對底層群體“汙名化運動”的一部分輸出。
不同於“勞工階級”（working-class）"下層階級"（lower-class）帶有鮮明階級屬性的詞彙，"底層階級"（underclass）一詞開始逐漸流行併成為主流話語權形容“窮人”的專有名詞，目的是要構起了一個無用且危險的無產階級群體畫象。Underclass一詞，最初是由繆爾達爾在1963年預言"去工業化"的危險時首次使用的，即工業生產的萎縮，可能導致越來越多的人口永久性失業和沒有資格受僱。這個詞彙在很長時間裡並未引起太多注意，直到70年代末期（也是福利國家制度開始遭受重挫的時代），在大眾媒體和公共共識中，"底層階級"逐漸演變為"窮人"的代名詞。（三浦展：《下流社會》，文匯出版社，2007）
那些被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驅離”的勞動者們，往往都被按上了“墮落”“懶惰”“你窮是因為你不努力”的惡名。但事實就如我們前文所述，這種經濟體制就無法足夠的工作機會。BBC、NHK都有許多展現底層人民生活的紀錄片，他們頻繁的尋求工作，但也頻繁的被解僱：有的是因為企業為減少成本而裁員，更多的是他們沒有一個找到穩定工作的技能——最關鍵的是他們有沒有錢和時間去培訓這些技能，因為他們每天要保證自己不餓死，就要拼盡所有的精力了。即使這樣，頻繁失業的他們也被親戚、街坊、同學同事普遍的汙名化：認為他們道德墮落、好吃懶做、連工作的本事都沒有反而享受著國家福利救濟。
這就是資本主義的“殺人誅心”：一方面讓你成為生產體系的邊緣人，縱使努力也難以改變自身處境；另一方面給你貼上“福利社會寄生蟲”的標籤——就如鮑曼在《工作，消費，新窮人》中所說：“指責窮人因為不願意工作而陷入慘境，因此給他們安上道德墮落的罪名，且把貧窮當成是對罪惡的懲罰，成為了工作倫理在全新的消費社會裡的最後一項任務”。 伴隨於此，兩個相關的概念也開始同時被販賣：首先，貧窮不再是一個社會問題，而是某些人道德淪喪的自我選擇。淪為底層階級被視為是自主的選擇——故意的或者默認的。
在美國各州的司法案例和判決書中，“底層社會”這個詞語的出現往往伴隨著很長的相關列舉——少年犯、輟學這、癮君子、單身母親、搶劫犯、縱火犯、未婚媽媽、皮條客、乞丐、暴力犯罪——用可怕的定性詞語讓所有體面人放下心中的道德包袱。這些社會邊緣群體甚至無法獲取正常的同情，更不要提幫助亦或是反抗了。
資本主義的“殺人誅心”，除了對窮人的汙名化、歧視化運動，還包括對富人的道德化、造神化運動。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性會造成資源分配的兩極分化，即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勞動者的剩餘價值被資本家榨取，難以形成購買力；商品積壓導致工作崗位減少，失業的危機使勞動者競爭加劇，資本家又可以藉此壓低工資。這樣就行成了生產過剩的惡性循環，直到經濟危機的釋放。
資本家們因為享受了站在金字塔頂端的紅利，往往能在短時間內積累起鉅額的財富。他們用這些十幾輩也消費不完的財富去做慈善，賺得了“濟世愛民”的美名，更消解了人們對於制度不平等的質疑：“你看他們人多好啊，拿這麼多錢做慈善，所以人家配掙這麼多啊。”
富人的“造神化”運動把“有錢=天然正確”聯繫起來，無論這個人展現出怎樣的與底層類似的惡毒刻薄、道德敗壞、違法犯罪種種特質，但是因為他們有錢，所以一切變得都可以理解，甚至還會成為“與眾不同”的優點被人稱頌。而你只要指責他們，那就是你窮、你酸、你嫉妒人家有錢——“人家一天掙的錢比你一輩子還多，你也配？”
說起資本家們做慈善的問題，大衛·哈維就批判過頂層富人普遍樂於大量捐款給名校，名校再在招生時設置精英化壁壘，但他們卻對世上大部分赤貧人口視若無睹。他發明了一個詞彙叫做“慈善殖民主義”，用來形容那些靠慈善基金會避稅以及用“假慈善”沽名釣譽的食利階層。同時，資本主義貧富分化是一種制度性的罪惡，完全取法通過杯水車薪的慈善行為來解決。
舉一個我們非常熟悉的名人，著名球星大衛·貝克漢姆，在2005年成為了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的形象大使，並一直以熱心公益、關愛特殊群體的形象示人。而在最近曝光的郵件中，小貝聲稱自己只是為了封爵才做公益，封爵沒有成功就對委員會破口大罵。他在給自己公關經理的郵件中這樣寫道：“他們就是一群婊子！和我想的一點不差！這些榮譽誰說了算？說實話這很恥辱，假如我是美國人，十年前我就拿到這玩意兒了！”後續的曝光還顯示，貝克漢姆從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中獲取了超過百萬美金的報酬，但是自己沒有捐過一分錢。在他去菲律賓看望海燕臺風中受難的孩子們之後，明明是贊助商為他購買的機票，他還要求兒童基金會為自己報銷8000歐元的商務艙機票，並在郵件中對自己公司主管吐槽：“說實話，我覺得無論如何都不應該讓我付任何錢。”
當今社會對富裕階層的天然崇拜類似於舊社會勞動人民對於士人階層的天然崇拜。封建時代，統治階級對於勞動人民的統治分兩步走，一是肉體奴役：嚴刑峻法，膽敢造反誅九族、凌遲處死；二是精神奴役，就是塑造士人階級天然的“神性”。統治階級對於被統治者存在天然的精神奴役，即超越暴力和財富的解釋權和定義權——君權神授、我的話語權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就好比奴隸是天然恐懼奴隸主的，從內心深處相信自己和奴隸主是兩種生物，所以殺人是手段，誅心是根本。我國封建時代，通過儒教思想成百上千年的灌輸與構建，底層人民對於封建士大夫具有天然有畏懼感，士人天然是有特權的，這個特權不需要解釋，就像范進中舉前他老丈人對他冷熱暴力毫不含糊，中舉之後就成了“天上的文曲星，打不得”。就是上山造反的土匪，對於讀書人也有著出乎意料的恭敬與莫名的崇拜，許多古代小說中我們都會見到山大王一定要找個秀才來當“狗頭軍師”這一情節，殊不知這些書呆子們的鬥爭經驗遠沒有土匪們豐富。但這就是天然的崇拜，窮死的士人也是士人，是普通人不敢仰視的。韓丁的《翻身》中就描寫了封建地主對於農民的精神奴役是怎樣構成的：
（一）
我在上一篇文章《看不見的資本家和他們的精英代理人》中分析了“看不見的頂層”和他們的精英代理人，本文就從同樣具有“看不見”這一特性，只不過處在完全相反的底層的這一群體。
雨果獎獲獎作品《北京摺疊》中設定了三個互相摺疊的世界，分別對應的是頂層、中產和底層三個階層，其中頂層社會享用二十四小時，中層和底層共享另外二十四小時。這裡比較經典的一個設定就是，三個空間彼此互相隔離，進入其他空間需要冒著巨大風險。即隱喻了階級固化，也說明了當今社會生產生活空間中的隔離——就像歐美城市普遍的富人區、中產區、貧民區分化一樣，如果想，你可以一輩子看不見不屬於本階層的人。
作者郝景芳在接受採訪時談到了《北京摺疊》的靈感來源：她曾經租住在北京北五環外的城鄉結合部，樓下就是嘈雜的小巷子、小飯館和大市場：“有一些人是可以藏起來的，藏在看不見的空間。我會覺得北京是幾個不同空間疊加在一起，就進行了更誇張的衍伸。”
我們總是用“皇后娘娘的金鋤頭”類似的段子來說明下層人民對上流社會無知的想象，但同樣的，絕大多數人也很難想象“看不見的底層”過著一個怎樣的生活。臺灣電影《大佛普拉斯》中展現了三個“看不見的底層”形象，他們分別是夜班保安、拾荒者和流浪漢。流浪漢只有一個朋友，就是拾荒者；而拾荒者晚間只有一個去處，就是夜班保安的收發室。我們可能難以想象，他們夜間唯一的消遣是什麼呢，就是看老闆淘汰下來的行車記錄儀中的影像。電影中所有展示底層人民生活的鏡頭，都是黑白色調；而行車記錄儀中的上流社會，則是鮮明的彩色。
雖然記錄儀中的影像，僅僅是不斷重複出現的各種街景，以及老闆和車上的年輕女性發出的聲音，但即便是這樣，在他們的眼中都是五彩斑斕的、引人入勝的景觀。
最後拾荒者因為車禍不幸去世，為他送行的只有寥寥三人。而他的遺照，則是從被警察逮捕時電視新聞中截下的圖。這就是很諷刺的事情，電影中臺灣警察僅僅是因為天然的偏見和歧視，就暴力逮捕了他；但恰恰就因為這次暴力執法，才讓他有了自己人生中唯一一張影像存留，併成為了他的遺照。
還有一部優秀的國產電影《暴裂無聲》，影片中同樣展現了劇烈衝突的三個階級：吃人的資本家、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中產律師，以及為生活掙扎的農民工。影片的象徵意義同樣非常明顯，《大佛普拉斯》中的底層是“沒有色彩”的，《暴裂無聲》中的底層是“失去聲音”的——主角張保民是一個啞巴，只能通過咿咿呀呀的比劃去找尋自己失蹤的兒子。聲色犬馬/無色無聲，這完美的詮釋了什麼叫做“看不見的底層”。
英國思想家齊格蒙特·鮑曼認為，在封建中世紀，窮人是有血有肉、需要向上帝贖罪的存在，“是以人的形象出現的上帝的象徵媒介”。但是隨著資本主義的誕生和發展，"窮人"逐漸從道德話語中擺脫出來，在社會和經濟的雙重脈絡上被重新整合：一方面窮人意味著貧困，即商品和金錢的匱乏，但另一方面也是更為重要的，窮人代表巨大的勞動力資源，和潛在的資本增殖的可能性。在資本積累和增殖的過程中，有多少窮人進入工廠，意味著能夠創造多少的剩餘價值可供剝削，同時也就意味著資本積累的規模與未來發展的可能性。
於是乎，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為了把窮人們趕入工廠，統治階級和精英社會炮製出了一套“工作倫理”，大致包括不勞動者不得食、工作最光榮、人不去工作那和鹹魚有什麼區別……最典型的就是英國的《窮人法》和邊沁的福利院，一方面解決了貧困帶來的社會動盪問題，另一方面一定要把人的邊際收益壓榨到最大化。
法國思想家米歇爾·福柯就指出：“窮人存在的原因不僅在於它不可能被壓制住，還在於它使財富的積累變得可能，如果窮人多勞動而少消費，就能使國家富強，使國家致力於經營土地、殖民地、礦山，生產行銷世界的產品。沒有窮人，國家就會貧窮，窮人成為國家的基礎，造就了國家的榮耀。”——這就是窮人最大的價值。
但是，隨著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和生產力的不斷提升，我們進入了生產過剩的年代，過剩到都要頻繁地發生經濟危機了。於是資本主義不需要那麼多生產力了，轉而要製造符號，製造稀缺，把低成本的少量東西賣到高價格，並盡一切可能刺激人們的購買慾，這就是消費主義時代。因此，在後現代的消費社會中，窮人的“剩餘價值”看起來就沒有那麼有用處了，於是他們在生產社會中作為勞動就業大軍和儲備力量存在的意義已經喪失，這就是我們之前文章中說過的，當今時代真正有意義的存在是“消費者”，生產太過剩了以至於需要有人拼命買買買才行；在消費主義價值觀盛行的年代，沒有消費能力就不是一個健全的“人類”了。於是曾經的“工作倫理”已經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則是“消費美學”：“人生的意義”“自我價值的實現”已經不可能在工廠車間的流水線上找到了，人們只能在車水馬龍的大都市中和琳琅滿目的購物中心裡找到自己靈魂的皈依。
於是，在這個生產過剩和消費主義界定一切的年代，窮人——購買力匱乏的群體，成為了徹徹底底、完全意義上沒有用的群體，因為這個群體連被剝削的價值都沒有了。社會對沒有消費窮人沒有了要求和期待——你又不能消費，我們又不需要你生產，我們也很難辦吶。社會生產體系把他們從頭到尾地審視一遍，依然沒有發現一點價值，因此他們註定要被這個社會無情地“驅離”，成為“看不見的底層”。
就如鮑曼所說：“因為後現代社會已不再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反而大量削減勞動力以減少成本，過去的那套方式已經不合時宜。在今天，為了符合社會規範，社會成員需要學會積極快速購買和消費商品，可是窮人沒有這種條件，因此，窮人在歷史上第一次絕對地、完全地成為讓人擔憂和討厭、沒有用處的人。”
（二）
《生而貧窮》第二章叫做“驅離的世界”：如何準確定義我們這個世界，不平等？固化？都不夠精準，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全球思想聯合委員會主席莎士奇亞·薩森，用這樣一個詞來形容我們當前的世界——Expulsions，驅離。薩森在其著作《大驅離》中講的就是這樣一種現實：真正底層的人，甚至於都沒人願意去剝削你、壓迫你，只是被動地把你驅離出主流社會。薩森這樣解釋“驅離”效應，起初你只是貧窮，然而你會面對各種疾病、天災、暴力、法律缺失的處境，慢慢你會無家可歸、食不果腹，處境更加糟糕，最終被世界所拋棄。再比如窮人們連網絡、智能手機都使用不到，對比整個社會的發展這不僅僅是原地踏步，而是倒退，這就是“驅離”的力量。
上一篇文章中我也分析過：“看不見的頂層”之所以夠體現出“看不見”的特點，是因為他們不用進入社會生產，只要他們願意，就可以通過代理人實現資本增殖，從而做一個脫離大眾視野、主流經濟體系、媒體關注和福利基金會騷擾的“隱形人”。同理為什麼“看不見的底層”同樣有這種隱性特質，因為他們也是被社會化大生產拋棄的那一批人，自然不會存在於主流視野之中，並遭受到了種種的誤解與輕視。
所以社會有一種普遍誤區，包括我們政治課本都這麼講過：西方社會高福利，導致許多人不願意工作，養了大量的“懶漢”，從而損害了社會公平性和經濟發展。但事實的真相就如我所說，不是他們不想工作，是整個社會整個經濟體系，壓根就不需要他們。換句話說，就算是非福利社會，同樣會有這樣多的失業人口，這是經濟結構的問題而不是個人工作意願的問題；區別在於，非福利社會的失業人口往往會“邊緣淡化”：要麼餓死街頭，要麼進入更低級的產業——比如回家種地，而一塊地本來三個人種，現在失業人口回家了變成四個人種，這其中的差別是難以反映在統計數據上的。所以說“福利社會養懶漢”有時候是一種倖存者偏差，也就是福利社會失業人口才活得下去、你才看得見。能讓一段時間內工作不順的人能活下去，這也是社會進步人文關懷不是？
《危險的階級》（Dangerous Classes）一書作者，美國學者莉迪亞·莫里斯（Lydia Morris）在1993-1995年中調查了大量依靠福利救濟生存的失業者。她認為自20世紀80年代英美諸國普遍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以來，失業和失業人口的保障問題逐漸顯現。她的結論言簡意賅：“在我的研究中，沒有任何直接證據來證明存在‘底層階級’的獨特文化（只吃福利拒絕工作的文化）”。她的調研證明，即使是長期失業者也在努力地尋找工作，並沒有滿足於社會救濟，只不過難以找到——因為他們要麼缺乏相應的技能，要麼沒有能讓他們找到工作的社會關係。
牛津大學社會學教授鄧肯·加力（Duncan Gallie）分析了歐美國家兩個時期關於失業問題的文獻研究，第一個是大蕭條時期，第二個是新自由主義時代英國一項名為Social Change and Economic Life Initiative的調研和歐共體入戶抽樣調查(ECHP)。他的結論和莉迪亞·莫里斯相同：所謂的“福利社會的寄生蟲”——也就是長期失業群體，在對待工作態度上與工薪階層沒有任何區別，長期失業群體只有兩大特性區別於主流群體：一是他們的社會活動多以家庭為活動場所；二是失業者的朋友圈與交往對象也同是失業者。加力同樣認為，並不存在所謂的“底層懶漢文化”，因為調查顯示失業者對於工作的渴求與一定要參與工作的決心甚至遠超工薪階層，只是上面的兩種特性限制了他們無法順利找到工作。
英國學者卡羅爾·沃克（Carol Walker）在其著作Managing Poverty: The Limit of Social Assistance直接簡明扼要地指出，從來沒有普遍證據證明“福利社會養懶漢”的說法：“撇開那些引起轟動的報紙頭條，絕大多數人並不會選擇依靠社會救濟來生活——如果他們真的有其他選擇。”他用一句話形容那些道德敗壞、靠欺騙來獲取社會福利的“懶漢”在失業大軍中的比率：非常極端，忽略不計。
美國女性社會學家沙倫·海斯（Sharon Hays）則從女性視角關注這一問題，她提出了一個密集型母職（intensivemothering）的觀點，認為母愛與母親對家庭的付出，同資本主義利己價值觀是違背的；而認為單親母親更樂意於依靠社會救濟而生活——這一社會普遍觀點，是刻板印象和偏見，必須要為單親母親澄清這一汙名。
華威大學教授基思·格林特（Keith Grint），他是研究管理學出身，牛津通識讀本《領導力》的作者就是他。但是在其著作The Sociology of Work一書中分析了一個現象，就是一個工薪階層不能失業，一旦他失業一年以上並領取救助金，這就會成為他的一個道德汙點，從而影響他再找到工作。展現類似問題的還有日本NHK紀錄片《日本社保危機》，其中一位女性失業者，連續找工作碰壁，原因就是她領取救濟的身份遭到了歧視。所以這就是一個非常真實的問題：一旦失業者領取救濟，他們就被打上了“自甘墮落的懶漢”“福利社會的蛀蟲”等符號，於是更加難以找到工作，成為一個荒謬的死循環。
英國學者彼得·湯森（Peter Townsend）在其著作《英國的貧困》（Poverty in the United Kingdom） 中，通過貧困家庭被社會排斥的各項指標，提出了“被剝奪指數”的計算方法。他認為，政府給於長期失業群體的福利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根據他的計算至少低了50%以上。只有提高福利，才能讓這些貧困家庭過上不被社會排斥的生活，才能讓他們走上找到工作的正軌，才能讓他們的子女順利完成教育，而不是成為失業大軍中的新成員，讓貧窮代際相傳。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政治學教授保羅·皮爾森（Paul Pierson）在批評新自由主義的著作《拆除福利國家？里根，撒切爾和裁員政治》（Dismantling the Welfare State? Reagan, Thatcher and the Politics ofRetrenchment.）中指出：享受國家福利的失業群體，受到了就業市場嚴重的歧視與排擠，更重要的是這種排擠並非“天然的”或“必然發生的”，是政府政策和福利沒有到位導致的。他們即便是國家救助金的享用者，但在享受福利和安全保障時依然遠遠不如其他階層，他們的孩子在學校也會受到邊緣化排擠。
我們固化印象中，“福利社會養懶漢”的概念很多源自於歐美國家街頭的流浪漢群體，看他們每天晒晒太陽，領領救濟，似乎優哉遊哉沒有任何工作的動力。但是，情況並非如我們想象的美好。英國公共政策研究所（IPPR）調查了本國流浪漢群體，並以此為基礎出版了著作《不安全的街道》（Unsafe Streets）：調查顯示，露宿街頭的流浪漢中，有超過25%的人患有嚴重的精神疾病或在疾病收容所中待過一段時間；80%的街頭露宿者都至少成為過一次犯罪行為的受害者，50%的人遭受過莫名的暴力襲擊——可能僅僅來自於路人的仇恨，但這其中僅有五分之一的受害者選擇向警察報案。同樣，調查的結論還是，政府對於這些邊緣群體的福利與救助是太少，而不是太多。
還不僅如此，貧困哺育著貧困，底層深陷於底層：英國經濟社會研究委員會（ESRC）曾經做過一項研究，追蹤了9000名在1970年同一星期出生的新生兒，並把他們的父母財富和地位分為“上、中上、中、中下、下”五個階層。等到了1996年，這些新生兒們26歲的時候，調查結果顯示：父親屬於第一階層或第二階層的年輕人群體，失業率遠低於其他三個階層；而父親屬於第五階層或由單身母親撫養的年輕人，有著最高的失業率，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從來都沒有參加過工作。
我們可以看出，沒有一項研究成果能夠支持“福利社會養懶漢”——或者嚴謹一點說，“高福利導致底層人民普遍喪失工作的動力”這一觀點。與此完全相反，從歐洲到美國，從80年代到21世紀，涵蓋政府機構、高校研究所、社會學家、管理學家、教育學家、政治學家、左翼學者、媒體人、女性主義者在內的研究，反駁此觀點的研究比比皆是。
此外，以我在北歐的所見所聞，那些高福利國家，對待國民是很好，但是不代表他們傻，能讓你鑽各種空子。有很多完善的制度防止國民“薅國家的羊毛”。例如北歐的公共交通系統，買票上車的地方都沒人看著，你想上就上想下就下，看似“搭便車”也毫無問題。但是他們會有專門的檢票員去抽查，逃票罰款一千多，可以說力度很大了。排除個別人品特別好的個例，按照抽查的比率來算，逃票也佔不到多大便宜（他們都是算好概率然後定好罰款金額的），而且還會留一個不誠信的記錄，還不如直接買票了。納稅也是同理，人民自主報稅和銀行代扣相結合，但要查出了逃稅那個處罰力度會讓你疼一輩子。對於領失業救濟也是類似，比如政府會規定你一個月必須申請三份工作，如果不行政府幫你安排，如果實在找不到再給你救濟金讓你不至於餓死；但你下個月還得繼續找工作，如果找到不去的話，不好意思你的救濟金沒有了。發達國家的種種規範制度基本上可以杜絕“福利寄生蟲”的存在，那也側面說明這些找工作的人，是真找不到的。
（三）
那麼“福利社會養懶漢”這一觀點是怎樣深入人心的呢？大衛·哈維指出，這來自於新自由主義政客們對民眾的洗腦：通過汙名化底層群體，讓國家削減福利開支，減輕富裕階層的稅收，並讓國家走上新自由主義的快車道。這就是來自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控制。
自從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新自由主義政變”（鮑曼語）開始，西方世界曾經引以為傲的福利體系徹底改頭換面：稅收大幅度減少，社保一削再削，窮人們被更多地丟在社會底層自生自滅。慢慢免除了社會福利的美國，在近20年中20%最貧窮的家庭總收入下跌了21%，貧困兒童的數量從200萬增加到了500萬，同時得不到社會救濟的老弱病殘大大增加。即便如此，依然有四分之三的議員支持削減福利，比爾·克林頓對此發表看法：“我們所知的福利國家已經完結”。美國學者華康德（Loic Wacquant）犀利的指出：“美國社會政策的目的不是消除貧困，而是減少窮人數量（意指提高政府援助救濟對象的標準）。這個細微差別意義重大：就如同好的印第安人就是死去的印第安人，今天‘好的窮人’是那些只關注自己而沒有任何要求的隱形窮人。簡而言之，就是要像不存在的人一樣生活。”
“福利社會養懶漢”“窮人自甘墮落放棄工作”，不過是對底層群體“汙名化運動”的一部分輸出。
不同於“勞工階級”（working-class）"下層階級"（lower-class）帶有鮮明階級屬性的詞彙，"底層階級"（underclass）一詞開始逐漸流行併成為主流話語權形容“窮人”的專有名詞，目的是要構起了一個無用且危險的無產階級群體畫象。Underclass一詞，最初是由繆爾達爾在1963年預言"去工業化"的危險時首次使用的，即工業生產的萎縮，可能導致越來越多的人口永久性失業和沒有資格受僱。這個詞彙在很長時間裡並未引起太多注意，直到70年代末期（也是福利國家制度開始遭受重挫的時代），在大眾媒體和公共共識中，"底層階級"逐漸演變為"窮人"的代名詞。（三浦展：《下流社會》，文匯出版社，2007）
那些被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驅離”的勞動者們，往往都被按上了“墮落”“懶惰”“你窮是因為你不努力”的惡名。但事實就如我們前文所述，這種經濟體制就無法足夠的工作機會。BBC、NHK都有許多展現底層人民生活的紀錄片，他們頻繁的尋求工作，但也頻繁的被解僱：有的是因為企業為減少成本而裁員，更多的是他們沒有一個找到穩定工作的技能——最關鍵的是他們有沒有錢和時間去培訓這些技能，因為他們每天要保證自己不餓死，就要拼盡所有的精力了。即使這樣，頻繁失業的他們也被親戚、街坊、同學同事普遍的汙名化：認為他們道德墮落、好吃懶做、連工作的本事都沒有反而享受著國家福利救濟。
這就是資本主義的“殺人誅心”：一方面讓你成為生產體系的邊緣人，縱使努力也難以改變自身處境；另一方面給你貼上“福利社會寄生蟲”的標籤——就如鮑曼在《工作，消費，新窮人》中所說：“指責窮人因為不願意工作而陷入慘境，因此給他們安上道德墮落的罪名，且把貧窮當成是對罪惡的懲罰，成為了工作倫理在全新的消費社會裡的最後一項任務”。 伴隨於此，兩個相關的概念也開始同時被販賣：首先，貧窮不再是一個社會問題，而是某些人道德淪喪的自我選擇。淪為底層階級被視為是自主的選擇——故意的或者默認的。
在美國各州的司法案例和判決書中，“底層社會”這個詞語的出現往往伴隨著很長的相關列舉——少年犯、輟學這、癮君子、單身母親、搶劫犯、縱火犯、未婚媽媽、皮條客、乞丐、暴力犯罪——用可怕的定性詞語讓所有體面人放下心中的道德包袱。這些社會邊緣群體甚至無法獲取正常的同情，更不要提幫助亦或是反抗了。
資本主義的“殺人誅心”，除了對窮人的汙名化、歧視化運動，還包括對富人的道德化、造神化運動。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性會造成資源分配的兩極分化，即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勞動者的剩餘價值被資本家榨取，難以形成購買力；商品積壓導致工作崗位減少，失業的危機使勞動者競爭加劇，資本家又可以藉此壓低工資。這樣就行成了生產過剩的惡性循環，直到經濟危機的釋放。
資本家們因為享受了站在金字塔頂端的紅利，往往能在短時間內積累起鉅額的財富。他們用這些十幾輩也消費不完的財富去做慈善，賺得了“濟世愛民”的美名，更消解了人們對於制度不平等的質疑：“你看他們人多好啊，拿這麼多錢做慈善，所以人家配掙這麼多啊。”
富人的“造神化”運動把“有錢=天然正確”聯繫起來，無論這個人展現出怎樣的與底層類似的惡毒刻薄、道德敗壞、違法犯罪種種特質，但是因為他們有錢，所以一切變得都可以理解，甚至還會成為“與眾不同”的優點被人稱頌。而你只要指責他們，那就是你窮、你酸、你嫉妒人家有錢——“人家一天掙的錢比你一輩子還多，你也配？”
說起資本家們做慈善的問題，大衛·哈維就批判過頂層富人普遍樂於大量捐款給名校，名校再在招生時設置精英化壁壘，但他們卻對世上大部分赤貧人口視若無睹。他發明了一個詞彙叫做“慈善殖民主義”，用來形容那些靠慈善基金會避稅以及用“假慈善”沽名釣譽的食利階層。同時，資本主義貧富分化是一種制度性的罪惡，完全取法通過杯水車薪的慈善行為來解決。
舉一個我們非常熟悉的名人，著名球星大衛·貝克漢姆，在2005年成為了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的形象大使，並一直以熱心公益、關愛特殊群體的形象示人。而在最近曝光的郵件中，小貝聲稱自己只是為了封爵才做公益，封爵沒有成功就對委員會破口大罵。他在給自己公關經理的郵件中這樣寫道：“他們就是一群婊子！和我想的一點不差！這些榮譽誰說了算？說實話這很恥辱，假如我是美國人，十年前我就拿到這玩意兒了！”後續的曝光還顯示，貝克漢姆從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中獲取了超過百萬美金的報酬，但是自己沒有捐過一分錢。在他去菲律賓看望海燕臺風中受難的孩子們之後，明明是贊助商為他購買的機票，他還要求兒童基金會為自己報銷8000歐元的商務艙機票，並在郵件中對自己公司主管吐槽：“說實話，我覺得無論如何都不應該讓我付任何錢。”
當今社會對富裕階層的天然崇拜類似於舊社會勞動人民對於士人階層的天然崇拜。封建時代，統治階級對於勞動人民的統治分兩步走，一是肉體奴役：嚴刑峻法，膽敢造反誅九族、凌遲處死；二是精神奴役，就是塑造士人階級天然的“神性”。統治階級對於被統治者存在天然的精神奴役，即超越暴力和財富的解釋權和定義權——君權神授、我的話語權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就好比奴隸是天然恐懼奴隸主的，從內心深處相信自己和奴隸主是兩種生物，所以殺人是手段，誅心是根本。我國封建時代，通過儒教思想成百上千年的灌輸與構建，底層人民對於封建士大夫具有天然有畏懼感，士人天然是有特權的，這個特權不需要解釋，就像范進中舉前他老丈人對他冷熱暴力毫不含糊，中舉之後就成了“天上的文曲星，打不得”。就是上山造反的土匪，對於讀書人也有著出乎意料的恭敬與莫名的崇拜，許多古代小說中我們都會見到山大王一定要找個秀才來當“狗頭軍師”這一情節，殊不知這些書呆子們的鬥爭經驗遠沒有土匪們豐富。但這就是天然的崇拜，窮死的士人也是士人，是普通人不敢仰視的。韓丁的《翻身》中就描寫了封建地主對於農民的精神奴役是怎樣構成的：
《讓子彈飛》中，張麻子又是發錢又是發槍，結果一個人都沒動員起來，只有十幾只鵝；但砍掉黃四郎的替身之後，瞬間人民戰爭的滾滾波濤就淹沒了碉樓。黃四郎的替身就是精神奴役的符號，統治階級進行統治的祕訣就是通過精神奴役可以輕鬆的少數人統治大多數人，而打破了精神奴役，統治階級的暴力其實不堪一擊。
一方面對底層窮人持續的汙名化運動，另一方面對頂層富人“有財富就天然正確”的造神運動，就是資本主義的精神奴役。在傳統資本主義社會，窮人和富人們地位雖然不平等，但精神上依然是平等的。然而現今窮人們被排除在正常生活之外，精神上已不再具有平等性，併產生了恥辱感、內疚感。鮑曼指出，並不能將”貧窮”簡單折價為物質匱乏乃至身體痛苦，它同時亦是一種心理折磨與社會壓迫。因為當今社會就是為“消費主義”設計的，包括城市空間、生產空間、生活空間無孔不入，就如我們在《一線城市是一場盛大演出，小資產階級是它最忠實的觀眾》《“南鑼鼓巷”式的地標，是對一座城市最大的傷害》《瘋漲的房租、超長通勤時間——大都市中的“邊緣白領”與“資本遊民”》等一系列文章中討論的。於是當代窮人，意味著被排除在一切“正常的生活”之外，不與其他一切階層產生交集，成為了標準意義上的“看不見的底層”。最底層群體往往被持續汙名化的羞恥感包裹，被各種歧視所攻擊，還有巨大落差產生的剝奪與失落。於是他們往往會選擇自我放逐於主流社會，他們永遠處於社會的底層，並無法像過去那樣團結起來反抗上層階級。
資本主義的最大成功就是把剝削、吸血與掠奪用公平、自由、競爭、市場等外衣包裹了起來。資本主義首先通過殖民主義、奴隸奴工制，掠奪全球資源完成資本原始積累；再通過生產關係來掠奪剩餘價值，製造貧困；最後用“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來從法律和意識形態上為資本的一切血淚與罪惡背書。並通過塑造“財富的神性”和“自甘墮落的貧窮”等精神奴役，維繫著整個資本運作的穩定。
（一）
我在上一篇文章《看不見的資本家和他們的精英代理人》中分析了“看不見的頂層”和他們的精英代理人，本文就從同樣具有“看不見”這一特性，只不過處在完全相反的底層的這一群體。
雨果獎獲獎作品《北京摺疊》中設定了三個互相摺疊的世界，分別對應的是頂層、中產和底層三個階層，其中頂層社會享用二十四小時，中層和底層共享另外二十四小時。這裡比較經典的一個設定就是，三個空間彼此互相隔離，進入其他空間需要冒著巨大風險。即隱喻了階級固化，也說明了當今社會生產生活空間中的隔離——就像歐美城市普遍的富人區、中產區、貧民區分化一樣，如果想，你可以一輩子看不見不屬於本階層的人。
作者郝景芳在接受採訪時談到了《北京摺疊》的靈感來源：她曾經租住在北京北五環外的城鄉結合部，樓下就是嘈雜的小巷子、小飯館和大市場：“有一些人是可以藏起來的，藏在看不見的空間。我會覺得北京是幾個不同空間疊加在一起，就進行了更誇張的衍伸。”
我們總是用“皇后娘娘的金鋤頭”類似的段子來說明下層人民對上流社會無知的想象，但同樣的，絕大多數人也很難想象“看不見的底層”過著一個怎樣的生活。臺灣電影《大佛普拉斯》中展現了三個“看不見的底層”形象，他們分別是夜班保安、拾荒者和流浪漢。流浪漢只有一個朋友，就是拾荒者；而拾荒者晚間只有一個去處，就是夜班保安的收發室。我們可能難以想象，他們夜間唯一的消遣是什麼呢，就是看老闆淘汰下來的行車記錄儀中的影像。電影中所有展示底層人民生活的鏡頭，都是黑白色調；而行車記錄儀中的上流社會，則是鮮明的彩色。
雖然記錄儀中的影像，僅僅是不斷重複出現的各種街景，以及老闆和車上的年輕女性發出的聲音，但即便是這樣，在他們的眼中都是五彩斑斕的、引人入勝的景觀。
最後拾荒者因為車禍不幸去世，為他送行的只有寥寥三人。而他的遺照，則是從被警察逮捕時電視新聞中截下的圖。這就是很諷刺的事情，電影中臺灣警察僅僅是因為天然的偏見和歧視，就暴力逮捕了他；但恰恰就因為這次暴力執法，才讓他有了自己人生中唯一一張影像存留，併成為了他的遺照。
還有一部優秀的國產電影《暴裂無聲》，影片中同樣展現了劇烈衝突的三個階級：吃人的資本家、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中產律師，以及為生活掙扎的農民工。影片的象徵意義同樣非常明顯，《大佛普拉斯》中的底層是“沒有色彩”的，《暴裂無聲》中的底層是“失去聲音”的——主角張保民是一個啞巴，只能通過咿咿呀呀的比劃去找尋自己失蹤的兒子。聲色犬馬/無色無聲，這完美的詮釋了什麼叫做“看不見的底層”。
英國思想家齊格蒙特·鮑曼認為，在封建中世紀，窮人是有血有肉、需要向上帝贖罪的存在，“是以人的形象出現的上帝的象徵媒介”。但是隨著資本主義的誕生和發展，"窮人"逐漸從道德話語中擺脫出來，在社會和經濟的雙重脈絡上被重新整合：一方面窮人意味著貧困，即商品和金錢的匱乏，但另一方面也是更為重要的，窮人代表巨大的勞動力資源，和潛在的資本增殖的可能性。在資本積累和增殖的過程中，有多少窮人進入工廠，意味著能夠創造多少的剩餘價值可供剝削，同時也就意味著資本積累的規模與未來發展的可能性。
於是乎，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為了把窮人們趕入工廠，統治階級和精英社會炮製出了一套“工作倫理”，大致包括不勞動者不得食、工作最光榮、人不去工作那和鹹魚有什麼區別……最典型的就是英國的《窮人法》和邊沁的福利院，一方面解決了貧困帶來的社會動盪問題，另一方面一定要把人的邊際收益壓榨到最大化。
法國思想家米歇爾·福柯就指出：“窮人存在的原因不僅在於它不可能被壓制住，還在於它使財富的積累變得可能，如果窮人多勞動而少消費，就能使國家富強，使國家致力於經營土地、殖民地、礦山，生產行銷世界的產品。沒有窮人，國家就會貧窮，窮人成為國家的基礎，造就了國家的榮耀。”——這就是窮人最大的價值。
但是，隨著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和生產力的不斷提升，我們進入了生產過剩的年代，過剩到都要頻繁地發生經濟危機了。於是資本主義不需要那麼多生產力了，轉而要製造符號，製造稀缺，把低成本的少量東西賣到高價格，並盡一切可能刺激人們的購買慾，這就是消費主義時代。因此，在後現代的消費社會中，窮人的“剩餘價值”看起來就沒有那麼有用處了，於是他們在生產社會中作為勞動就業大軍和儲備力量存在的意義已經喪失，這就是我們之前文章中說過的，當今時代真正有意義的存在是“消費者”，生產太過剩了以至於需要有人拼命買買買才行；在消費主義價值觀盛行的年代，沒有消費能力就不是一個健全的“人類”了。於是曾經的“工作倫理”已經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則是“消費美學”：“人生的意義”“自我價值的實現”已經不可能在工廠車間的流水線上找到了，人們只能在車水馬龍的大都市中和琳琅滿目的購物中心裡找到自己靈魂的皈依。
於是，在這個生產過剩和消費主義界定一切的年代，窮人——購買力匱乏的群體，成為了徹徹底底、完全意義上沒有用的群體，因為這個群體連被剝削的價值都沒有了。社會對沒有消費窮人沒有了要求和期待——你又不能消費，我們又不需要你生產，我們也很難辦吶。社會生產體系把他們從頭到尾地審視一遍，依然沒有發現一點價值，因此他們註定要被這個社會無情地“驅離”，成為“看不見的底層”。
就如鮑曼所說：“因為後現代社會已不再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反而大量削減勞動力以減少成本，過去的那套方式已經不合時宜。在今天，為了符合社會規範，社會成員需要學會積極快速購買和消費商品，可是窮人沒有這種條件，因此，窮人在歷史上第一次絕對地、完全地成為讓人擔憂和討厭、沒有用處的人。”
（二）
《生而貧窮》第二章叫做“驅離的世界”：如何準確定義我們這個世界，不平等？固化？都不夠精準，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全球思想聯合委員會主席莎士奇亞·薩森，用這樣一個詞來形容我們當前的世界——Expulsions，驅離。薩森在其著作《大驅離》中講的就是這樣一種現實：真正底層的人，甚至於都沒人願意去剝削你、壓迫你，只是被動地把你驅離出主流社會。薩森這樣解釋“驅離”效應，起初你只是貧窮，然而你會面對各種疾病、天災、暴力、法律缺失的處境，慢慢你會無家可歸、食不果腹，處境更加糟糕，最終被世界所拋棄。再比如窮人們連網絡、智能手機都使用不到，對比整個社會的發展這不僅僅是原地踏步，而是倒退，這就是“驅離”的力量。
上一篇文章中我也分析過：“看不見的頂層”之所以夠體現出“看不見”的特點，是因為他們不用進入社會生產，只要他們願意，就可以通過代理人實現資本增殖，從而做一個脫離大眾視野、主流經濟體系、媒體關注和福利基金會騷擾的“隱形人”。同理為什麼“看不見的底層”同樣有這種隱性特質，因為他們也是被社會化大生產拋棄的那一批人，自然不會存在於主流視野之中，並遭受到了種種的誤解與輕視。
所以社會有一種普遍誤區，包括我們政治課本都這麼講過：西方社會高福利，導致許多人不願意工作，養了大量的“懶漢”，從而損害了社會公平性和經濟發展。但事實的真相就如我所說，不是他們不想工作，是整個社會整個經濟體系，壓根就不需要他們。換句話說，就算是非福利社會，同樣會有這樣多的失業人口，這是經濟結構的問題而不是個人工作意願的問題；區別在於，非福利社會的失業人口往往會“邊緣淡化”：要麼餓死街頭，要麼進入更低級的產業——比如回家種地，而一塊地本來三個人種，現在失業人口回家了變成四個人種，這其中的差別是難以反映在統計數據上的。所以說“福利社會養懶漢”有時候是一種倖存者偏差，也就是福利社會失業人口才活得下去、你才看得見。能讓一段時間內工作不順的人能活下去，這也是社會進步人文關懷不是？
《危險的階級》（Dangerous Classes）一書作者，美國學者莉迪亞·莫里斯（Lydia Morris）在1993-1995年中調查了大量依靠福利救濟生存的失業者。她認為自20世紀80年代英美諸國普遍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以來，失業和失業人口的保障問題逐漸顯現。她的結論言簡意賅：“在我的研究中，沒有任何直接證據來證明存在‘底層階級’的獨特文化（只吃福利拒絕工作的文化）”。她的調研證明，即使是長期失業者也在努力地尋找工作，並沒有滿足於社會救濟，只不過難以找到——因為他們要麼缺乏相應的技能，要麼沒有能讓他們找到工作的社會關係。
牛津大學社會學教授鄧肯·加力（Duncan Gallie）分析了歐美國家兩個時期關於失業問題的文獻研究，第一個是大蕭條時期，第二個是新自由主義時代英國一項名為Social Change and Economic Life Initiative的調研和歐共體入戶抽樣調查(ECHP)。他的結論和莉迪亞·莫里斯相同：所謂的“福利社會的寄生蟲”——也就是長期失業群體，在對待工作態度上與工薪階層沒有任何區別，長期失業群體只有兩大特性區別於主流群體：一是他們的社會活動多以家庭為活動場所；二是失業者的朋友圈與交往對象也同是失業者。加力同樣認為，並不存在所謂的“底層懶漢文化”，因為調查顯示失業者對於工作的渴求與一定要參與工作的決心甚至遠超工薪階層，只是上面的兩種特性限制了他們無法順利找到工作。
英國學者卡羅爾·沃克（Carol Walker）在其著作Managing Poverty: The Limit of Social Assistance直接簡明扼要地指出，從來沒有普遍證據證明“福利社會養懶漢”的說法：“撇開那些引起轟動的報紙頭條，絕大多數人並不會選擇依靠社會救濟來生活——如果他們真的有其他選擇。”他用一句話形容那些道德敗壞、靠欺騙來獲取社會福利的“懶漢”在失業大軍中的比率：非常極端，忽略不計。
美國女性社會學家沙倫·海斯（Sharon Hays）則從女性視角關注這一問題，她提出了一個密集型母職（intensivemothering）的觀點，認為母愛與母親對家庭的付出，同資本主義利己價值觀是違背的；而認為單親母親更樂意於依靠社會救濟而生活——這一社會普遍觀點，是刻板印象和偏見，必須要為單親母親澄清這一汙名。
華威大學教授基思·格林特（Keith Grint），他是研究管理學出身，牛津通識讀本《領導力》的作者就是他。但是在其著作The Sociology of Work一書中分析了一個現象，就是一個工薪階層不能失業，一旦他失業一年以上並領取救助金，這就會成為他的一個道德汙點，從而影響他再找到工作。展現類似問題的還有日本NHK紀錄片《日本社保危機》，其中一位女性失業者，連續找工作碰壁，原因就是她領取救濟的身份遭到了歧視。所以這就是一個非常真實的問題：一旦失業者領取救濟，他們就被打上了“自甘墮落的懶漢”“福利社會的蛀蟲”等符號，於是更加難以找到工作，成為一個荒謬的死循環。
英國學者彼得·湯森（Peter Townsend）在其著作《英國的貧困》（Poverty in the United Kingdom） 中，通過貧困家庭被社會排斥的各項指標，提出了“被剝奪指數”的計算方法。他認為，政府給於長期失業群體的福利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根據他的計算至少低了50%以上。只有提高福利，才能讓這些貧困家庭過上不被社會排斥的生活，才能讓他們走上找到工作的正軌，才能讓他們的子女順利完成教育，而不是成為失業大軍中的新成員，讓貧窮代際相傳。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政治學教授保羅·皮爾森（Paul Pierson）在批評新自由主義的著作《拆除福利國家？里根，撒切爾和裁員政治》（Dismantling the Welfare State? Reagan, Thatcher and the Politics ofRetrenchment.）中指出：享受國家福利的失業群體，受到了就業市場嚴重的歧視與排擠，更重要的是這種排擠並非“天然的”或“必然發生的”，是政府政策和福利沒有到位導致的。他們即便是國家救助金的享用者，但在享受福利和安全保障時依然遠遠不如其他階層，他們的孩子在學校也會受到邊緣化排擠。
我們固化印象中，“福利社會養懶漢”的概念很多源自於歐美國家街頭的流浪漢群體，看他們每天晒晒太陽，領領救濟，似乎優哉遊哉沒有任何工作的動力。但是，情況並非如我們想象的美好。英國公共政策研究所（IPPR）調查了本國流浪漢群體，並以此為基礎出版了著作《不安全的街道》（Unsafe Streets）：調查顯示，露宿街頭的流浪漢中，有超過25%的人患有嚴重的精神疾病或在疾病收容所中待過一段時間；80%的街頭露宿者都至少成為過一次犯罪行為的受害者，50%的人遭受過莫名的暴力襲擊——可能僅僅來自於路人的仇恨，但這其中僅有五分之一的受害者選擇向警察報案。同樣，調查的結論還是，政府對於這些邊緣群體的福利與救助是太少，而不是太多。
還不僅如此，貧困哺育著貧困，底層深陷於底層：英國經濟社會研究委員會（ESRC）曾經做過一項研究，追蹤了9000名在1970年同一星期出生的新生兒，並把他們的父母財富和地位分為“上、中上、中、中下、下”五個階層。等到了1996年，這些新生兒們26歲的時候，調查結果顯示：父親屬於第一階層或第二階層的年輕人群體，失業率遠低於其他三個階層；而父親屬於第五階層或由單身母親撫養的年輕人，有著最高的失業率，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從來都沒有參加過工作。
我們可以看出，沒有一項研究成果能夠支持“福利社會養懶漢”——或者嚴謹一點說，“高福利導致底層人民普遍喪失工作的動力”這一觀點。與此完全相反，從歐洲到美國，從80年代到21世紀，涵蓋政府機構、高校研究所、社會學家、管理學家、教育學家、政治學家、左翼學者、媒體人、女性主義者在內的研究，反駁此觀點的研究比比皆是。
此外，以我在北歐的所見所聞，那些高福利國家，對待國民是很好，但是不代表他們傻，能讓你鑽各種空子。有很多完善的制度防止國民“薅國家的羊毛”。例如北歐的公共交通系統，買票上車的地方都沒人看著，你想上就上想下就下，看似“搭便車”也毫無問題。但是他們會有專門的檢票員去抽查，逃票罰款一千多，可以說力度很大了。排除個別人品特別好的個例，按照抽查的比率來算，逃票也佔不到多大便宜（他們都是算好概率然後定好罰款金額的），而且還會留一個不誠信的記錄，還不如直接買票了。納稅也是同理，人民自主報稅和銀行代扣相結合，但要查出了逃稅那個處罰力度會讓你疼一輩子。對於領失業救濟也是類似，比如政府會規定你一個月必須申請三份工作，如果不行政府幫你安排，如果實在找不到再給你救濟金讓你不至於餓死；但你下個月還得繼續找工作，如果找到不去的話，不好意思你的救濟金沒有了。發達國家的種種規範制度基本上可以杜絕“福利寄生蟲”的存在，那也側面說明這些找工作的人，是真找不到的。
（三）
那麼“福利社會養懶漢”這一觀點是怎樣深入人心的呢？大衛·哈維指出，這來自於新自由主義政客們對民眾的洗腦：通過汙名化底層群體，讓國家削減福利開支，減輕富裕階層的稅收，並讓國家走上新自由主義的快車道。這就是來自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控制。
自從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新自由主義政變”（鮑曼語）開始，西方世界曾經引以為傲的福利體系徹底改頭換面：稅收大幅度減少，社保一削再削，窮人們被更多地丟在社會底層自生自滅。慢慢免除了社會福利的美國，在近20年中20%最貧窮的家庭總收入下跌了21%，貧困兒童的數量從200萬增加到了500萬，同時得不到社會救濟的老弱病殘大大增加。即便如此，依然有四分之三的議員支持削減福利，比爾·克林頓對此發表看法：“我們所知的福利國家已經完結”。美國學者華康德（Loic Wacquant）犀利的指出：“美國社會政策的目的不是消除貧困，而是減少窮人數量（意指提高政府援助救濟對象的標準）。這個細微差別意義重大：就如同好的印第安人就是死去的印第安人，今天‘好的窮人’是那些只關注自己而沒有任何要求的隱形窮人。簡而言之，就是要像不存在的人一樣生活。”
“福利社會養懶漢”“窮人自甘墮落放棄工作”，不過是對底層群體“汙名化運動”的一部分輸出。
不同於“勞工階級”（working-class）"下層階級"（lower-class）帶有鮮明階級屬性的詞彙，"底層階級"（underclass）一詞開始逐漸流行併成為主流話語權形容“窮人”的專有名詞，目的是要構起了一個無用且危險的無產階級群體畫象。Underclass一詞，最初是由繆爾達爾在1963年預言"去工業化"的危險時首次使用的，即工業生產的萎縮，可能導致越來越多的人口永久性失業和沒有資格受僱。這個詞彙在很長時間裡並未引起太多注意，直到70年代末期（也是福利國家制度開始遭受重挫的時代），在大眾媒體和公共共識中，"底層階級"逐漸演變為"窮人"的代名詞。（三浦展：《下流社會》，文匯出版社，2007）
那些被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驅離”的勞動者們，往往都被按上了“墮落”“懶惰”“你窮是因為你不努力”的惡名。但事實就如我們前文所述，這種經濟體制就無法足夠的工作機會。BBC、NHK都有許多展現底層人民生活的紀錄片，他們頻繁的尋求工作，但也頻繁的被解僱：有的是因為企業為減少成本而裁員，更多的是他們沒有一個找到穩定工作的技能——最關鍵的是他們有沒有錢和時間去培訓這些技能，因為他們每天要保證自己不餓死，就要拼盡所有的精力了。即使這樣，頻繁失業的他們也被親戚、街坊、同學同事普遍的汙名化：認為他們道德墮落、好吃懶做、連工作的本事都沒有反而享受著國家福利救濟。
這就是資本主義的“殺人誅心”：一方面讓你成為生產體系的邊緣人，縱使努力也難以改變自身處境；另一方面給你貼上“福利社會寄生蟲”的標籤——就如鮑曼在《工作，消費，新窮人》中所說：“指責窮人因為不願意工作而陷入慘境，因此給他們安上道德墮落的罪名，且把貧窮當成是對罪惡的懲罰，成為了工作倫理在全新的消費社會裡的最後一項任務”。 伴隨於此，兩個相關的概念也開始同時被販賣：首先，貧窮不再是一個社會問題，而是某些人道德淪喪的自我選擇。淪為底層階級被視為是自主的選擇——故意的或者默認的。
在美國各州的司法案例和判決書中，“底層社會”這個詞語的出現往往伴隨著很長的相關列舉——少年犯、輟學這、癮君子、單身母親、搶劫犯、縱火犯、未婚媽媽、皮條客、乞丐、暴力犯罪——用可怕的定性詞語讓所有體面人放下心中的道德包袱。這些社會邊緣群體甚至無法獲取正常的同情，更不要提幫助亦或是反抗了。
資本主義的“殺人誅心”，除了對窮人的汙名化、歧視化運動，還包括對富人的道德化、造神化運動。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性會造成資源分配的兩極分化，即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勞動者的剩餘價值被資本家榨取，難以形成購買力；商品積壓導致工作崗位減少，失業的危機使勞動者競爭加劇，資本家又可以藉此壓低工資。這樣就行成了生產過剩的惡性循環，直到經濟危機的釋放。
資本家們因為享受了站在金字塔頂端的紅利，往往能在短時間內積累起鉅額的財富。他們用這些十幾輩也消費不完的財富去做慈善，賺得了“濟世愛民”的美名，更消解了人們對於制度不平等的質疑：“你看他們人多好啊，拿這麼多錢做慈善，所以人家配掙這麼多啊。”
富人的“造神化”運動把“有錢=天然正確”聯繫起來，無論這個人展現出怎樣的與底層類似的惡毒刻薄、道德敗壞、違法犯罪種種特質，但是因為他們有錢，所以一切變得都可以理解，甚至還會成為“與眾不同”的優點被人稱頌。而你只要指責他們，那就是你窮、你酸、你嫉妒人家有錢——“人家一天掙的錢比你一輩子還多，你也配？”
說起資本家們做慈善的問題，大衛·哈維就批判過頂層富人普遍樂於大量捐款給名校，名校再在招生時設置精英化壁壘，但他們卻對世上大部分赤貧人口視若無睹。他發明了一個詞彙叫做“慈善殖民主義”，用來形容那些靠慈善基金會避稅以及用“假慈善”沽名釣譽的食利階層。同時，資本主義貧富分化是一種制度性的罪惡，完全取法通過杯水車薪的慈善行為來解決。
舉一個我們非常熟悉的名人，著名球星大衛·貝克漢姆，在2005年成為了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的形象大使，並一直以熱心公益、關愛特殊群體的形象示人。而在最近曝光的郵件中，小貝聲稱自己只是為了封爵才做公益，封爵沒有成功就對委員會破口大罵。他在給自己公關經理的郵件中這樣寫道：“他們就是一群婊子！和我想的一點不差！這些榮譽誰說了算？說實話這很恥辱，假如我是美國人，十年前我就拿到這玩意兒了！”後續的曝光還顯示，貝克漢姆從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中獲取了超過百萬美金的報酬，但是自己沒有捐過一分錢。在他去菲律賓看望海燕臺風中受難的孩子們之後，明明是贊助商為他購買的機票，他還要求兒童基金會為自己報銷8000歐元的商務艙機票，並在郵件中對自己公司主管吐槽：“說實話，我覺得無論如何都不應該讓我付任何錢。”
當今社會對富裕階層的天然崇拜類似於舊社會勞動人民對於士人階層的天然崇拜。封建時代，統治階級對於勞動人民的統治分兩步走，一是肉體奴役：嚴刑峻法，膽敢造反誅九族、凌遲處死；二是精神奴役，就是塑造士人階級天然的“神性”。統治階級對於被統治者存在天然的精神奴役，即超越暴力和財富的解釋權和定義權——君權神授、我的話語權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就好比奴隸是天然恐懼奴隸主的，從內心深處相信自己和奴隸主是兩種生物，所以殺人是手段，誅心是根本。我國封建時代，通過儒教思想成百上千年的灌輸與構建，底層人民對於封建士大夫具有天然有畏懼感，士人天然是有特權的，這個特權不需要解釋，就像范進中舉前他老丈人對他冷熱暴力毫不含糊，中舉之後就成了“天上的文曲星，打不得”。就是上山造反的土匪，對於讀書人也有著出乎意料的恭敬與莫名的崇拜，許多古代小說中我們都會見到山大王一定要找個秀才來當“狗頭軍師”這一情節，殊不知這些書呆子們的鬥爭經驗遠沒有土匪們豐富。但這就是天然的崇拜，窮死的士人也是士人，是普通人不敢仰視的。韓丁的《翻身》中就描寫了封建地主對於農民的精神奴役是怎樣構成的：
《讓子彈飛》中，張麻子又是發錢又是發槍，結果一個人都沒動員起來，只有十幾只鵝；但砍掉黃四郎的替身之後，瞬間人民戰爭的滾滾波濤就淹沒了碉樓。黃四郎的替身就是精神奴役的符號，統治階級進行統治的祕訣就是通過精神奴役可以輕鬆的少數人統治大多數人，而打破了精神奴役，統治階級的暴力其實不堪一擊。
一方面對底層窮人持續的汙名化運動，另一方面對頂層富人“有財富就天然正確”的造神運動，就是資本主義的精神奴役。在傳統資本主義社會，窮人和富人們地位雖然不平等，但精神上依然是平等的。然而現今窮人們被排除在正常生活之外，精神上已不再具有平等性，併產生了恥辱感、內疚感。鮑曼指出，並不能將”貧窮”簡單折價為物質匱乏乃至身體痛苦，它同時亦是一種心理折磨與社會壓迫。因為當今社會就是為“消費主義”設計的，包括城市空間、生產空間、生活空間無孔不入，就如我們在《一線城市是一場盛大演出，小資產階級是它最忠實的觀眾》《“南鑼鼓巷”式的地標，是對一座城市最大的傷害》《瘋漲的房租、超長通勤時間——大都市中的“邊緣白領”與“資本遊民”》等一系列文章中討論的。於是當代窮人，意味著被排除在一切“正常的生活”之外，不與其他一切階層產生交集，成為了標準意義上的“看不見的底層”。最底層群體往往被持續汙名化的羞恥感包裹，被各種歧視所攻擊，還有巨大落差產生的剝奪與失落。於是他們往往會選擇自我放逐於主流社會，他們永遠處於社會的底層，並無法像過去那樣團結起來反抗上層階級。
資本主義的最大成功就是把剝削、吸血與掠奪用公平、自由、競爭、市場等外衣包裹了起來。資本主義首先通過殖民主義、奴隸奴工制，掠奪全球資源完成資本原始積累；再通過生產關係來掠奪剩餘價值，製造貧困；最後用“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來從法律和意識形態上為資本的一切血淚與罪惡背書。並通過塑造“財富的神性”和“自甘墮落的貧窮”等精神奴役，維繫著整個資本運作的穩定。
於是我們看到了“殺人誅心”的威力，窮人成為了真正意義上“看不見的底層”。
鮑曼在書中寫道：“沒人想要窮人，沒人需要窮人，窮人被人拋棄，那裡是窮人的歸宿呢？最簡單的答案是：消失。首先，把窮人從大街和其他公共場所遷走，這些場所是消費社會的成員使用的。更好的情況是，如果他們手裡的文件不夠完備，就可以剝奪他們所有的社會責任。如果沒有驅逐的理由，就把窮人監禁在偏遠的監獄或集中營裡，最好的地方是亞利桑那州的沙漠，在高科技、全自動的監獄裡，那裡他們看不到任何人，甚至連獄警也看不到幾次。
還要把窮人從社會群體和道德責任中驅逐出去。這可以用剝奪者和墮落者的語言改寫故事來完成。把窮人描繪成鬆弛懈怠、有罪、缺少道德的標準。媒體樂意與警察合作，向喜歡看轟動新聞的公眾呈現駭人聽聞的圖片，充滿了犯罪、毒品和性混亂、在破舊接到的尹安中找到庇護的不法分子。向公眾們明確：貧窮問題就是犯罪問題，然後用對待罪犯的方式處理這個問題。”
（一）
我在上一篇文章《看不見的資本家和他們的精英代理人》中分析了“看不見的頂層”和他們的精英代理人，本文就從同樣具有“看不見”這一特性，只不過處在完全相反的底層的這一群體。
雨果獎獲獎作品《北京摺疊》中設定了三個互相摺疊的世界，分別對應的是頂層、中產和底層三個階層，其中頂層社會享用二十四小時，中層和底層共享另外二十四小時。這裡比較經典的一個設定就是，三個空間彼此互相隔離，進入其他空間需要冒著巨大風險。即隱喻了階級固化，也說明了當今社會生產生活空間中的隔離——就像歐美城市普遍的富人區、中產區、貧民區分化一樣，如果想，你可以一輩子看不見不屬於本階層的人。
作者郝景芳在接受採訪時談到了《北京摺疊》的靈感來源：她曾經租住在北京北五環外的城鄉結合部，樓下就是嘈雜的小巷子、小飯館和大市場：“有一些人是可以藏起來的，藏在看不見的空間。我會覺得北京是幾個不同空間疊加在一起，就進行了更誇張的衍伸。”
我們總是用“皇后娘娘的金鋤頭”類似的段子來說明下層人民對上流社會無知的想象，但同樣的，絕大多數人也很難想象“看不見的底層”過著一個怎樣的生活。臺灣電影《大佛普拉斯》中展現了三個“看不見的底層”形象，他們分別是夜班保安、拾荒者和流浪漢。流浪漢只有一個朋友，就是拾荒者；而拾荒者晚間只有一個去處，就是夜班保安的收發室。我們可能難以想象，他們夜間唯一的消遣是什麼呢，就是看老闆淘汰下來的行車記錄儀中的影像。電影中所有展示底層人民生活的鏡頭，都是黑白色調；而行車記錄儀中的上流社會，則是鮮明的彩色。
雖然記錄儀中的影像，僅僅是不斷重複出現的各種街景，以及老闆和車上的年輕女性發出的聲音，但即便是這樣，在他們的眼中都是五彩斑斕的、引人入勝的景觀。
最後拾荒者因為車禍不幸去世，為他送行的只有寥寥三人。而他的遺照，則是從被警察逮捕時電視新聞中截下的圖。這就是很諷刺的事情，電影中臺灣警察僅僅是因為天然的偏見和歧視，就暴力逮捕了他；但恰恰就因為這次暴力執法，才讓他有了自己人生中唯一一張影像存留，併成為了他的遺照。
還有一部優秀的國產電影《暴裂無聲》，影片中同樣展現了劇烈衝突的三個階級：吃人的資本家、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中產律師，以及為生活掙扎的農民工。影片的象徵意義同樣非常明顯，《大佛普拉斯》中的底層是“沒有色彩”的，《暴裂無聲》中的底層是“失去聲音”的——主角張保民是一個啞巴，只能通過咿咿呀呀的比劃去找尋自己失蹤的兒子。聲色犬馬/無色無聲，這完美的詮釋了什麼叫做“看不見的底層”。
英國思想家齊格蒙特·鮑曼認為，在封建中世紀，窮人是有血有肉、需要向上帝贖罪的存在，“是以人的形象出現的上帝的象徵媒介”。但是隨著資本主義的誕生和發展，"窮人"逐漸從道德話語中擺脫出來，在社會和經濟的雙重脈絡上被重新整合：一方面窮人意味著貧困，即商品和金錢的匱乏，但另一方面也是更為重要的，窮人代表巨大的勞動力資源，和潛在的資本增殖的可能性。在資本積累和增殖的過程中，有多少窮人進入工廠，意味著能夠創造多少的剩餘價值可供剝削，同時也就意味著資本積累的規模與未來發展的可能性。
於是乎，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為了把窮人們趕入工廠，統治階級和精英社會炮製出了一套“工作倫理”，大致包括不勞動者不得食、工作最光榮、人不去工作那和鹹魚有什麼區別……最典型的就是英國的《窮人法》和邊沁的福利院，一方面解決了貧困帶來的社會動盪問題，另一方面一定要把人的邊際收益壓榨到最大化。
法國思想家米歇爾·福柯就指出：“窮人存在的原因不僅在於它不可能被壓制住，還在於它使財富的積累變得可能，如果窮人多勞動而少消費，就能使國家富強，使國家致力於經營土地、殖民地、礦山，生產行銷世界的產品。沒有窮人，國家就會貧窮，窮人成為國家的基礎，造就了國家的榮耀。”——這就是窮人最大的價值。
但是，隨著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和生產力的不斷提升，我們進入了生產過剩的年代，過剩到都要頻繁地發生經濟危機了。於是資本主義不需要那麼多生產力了，轉而要製造符號，製造稀缺，把低成本的少量東西賣到高價格，並盡一切可能刺激人們的購買慾，這就是消費主義時代。因此，在後現代的消費社會中，窮人的“剩餘價值”看起來就沒有那麼有用處了，於是他們在生產社會中作為勞動就業大軍和儲備力量存在的意義已經喪失，這就是我們之前文章中說過的，當今時代真正有意義的存在是“消費者”，生產太過剩了以至於需要有人拼命買買買才行；在消費主義價值觀盛行的年代，沒有消費能力就不是一個健全的“人類”了。於是曾經的“工作倫理”已經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則是“消費美學”：“人生的意義”“自我價值的實現”已經不可能在工廠車間的流水線上找到了，人們只能在車水馬龍的大都市中和琳琅滿目的購物中心裡找到自己靈魂的皈依。
於是，在這個生產過剩和消費主義界定一切的年代，窮人——購買力匱乏的群體，成為了徹徹底底、完全意義上沒有用的群體，因為這個群體連被剝削的價值都沒有了。社會對沒有消費窮人沒有了要求和期待——你又不能消費，我們又不需要你生產，我們也很難辦吶。社會生產體系把他們從頭到尾地審視一遍，依然沒有發現一點價值，因此他們註定要被這個社會無情地“驅離”，成為“看不見的底層”。
就如鮑曼所說：“因為後現代社會已不再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反而大量削減勞動力以減少成本，過去的那套方式已經不合時宜。在今天，為了符合社會規範，社會成員需要學會積極快速購買和消費商品，可是窮人沒有這種條件，因此，窮人在歷史上第一次絕對地、完全地成為讓人擔憂和討厭、沒有用處的人。”
（二）
《生而貧窮》第二章叫做“驅離的世界”：如何準確定義我們這個世界，不平等？固化？都不夠精準，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全球思想聯合委員會主席莎士奇亞·薩森，用這樣一個詞來形容我們當前的世界——Expulsions，驅離。薩森在其著作《大驅離》中講的就是這樣一種現實：真正底層的人，甚至於都沒人願意去剝削你、壓迫你，只是被動地把你驅離出主流社會。薩森這樣解釋“驅離”效應，起初你只是貧窮，然而你會面對各種疾病、天災、暴力、法律缺失的處境，慢慢你會無家可歸、食不果腹，處境更加糟糕，最終被世界所拋棄。再比如窮人們連網絡、智能手機都使用不到，對比整個社會的發展這不僅僅是原地踏步，而是倒退，這就是“驅離”的力量。
上一篇文章中我也分析過：“看不見的頂層”之所以夠體現出“看不見”的特點，是因為他們不用進入社會生產，只要他們願意，就可以通過代理人實現資本增殖，從而做一個脫離大眾視野、主流經濟體系、媒體關注和福利基金會騷擾的“隱形人”。同理為什麼“看不見的底層”同樣有這種隱性特質，因為他們也是被社會化大生產拋棄的那一批人，自然不會存在於主流視野之中，並遭受到了種種的誤解與輕視。
所以社會有一種普遍誤區，包括我們政治課本都這麼講過：西方社會高福利，導致許多人不願意工作，養了大量的“懶漢”，從而損害了社會公平性和經濟發展。但事實的真相就如我所說，不是他們不想工作，是整個社會整個經濟體系，壓根就不需要他們。換句話說，就算是非福利社會，同樣會有這樣多的失業人口，這是經濟結構的問題而不是個人工作意願的問題；區別在於，非福利社會的失業人口往往會“邊緣淡化”：要麼餓死街頭，要麼進入更低級的產業——比如回家種地，而一塊地本來三個人種，現在失業人口回家了變成四個人種，這其中的差別是難以反映在統計數據上的。所以說“福利社會養懶漢”有時候是一種倖存者偏差，也就是福利社會失業人口才活得下去、你才看得見。能讓一段時間內工作不順的人能活下去，這也是社會進步人文關懷不是？
《危險的階級》（Dangerous Classes）一書作者，美國學者莉迪亞·莫里斯（Lydia Morris）在1993-1995年中調查了大量依靠福利救濟生存的失業者。她認為自20世紀80年代英美諸國普遍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以來，失業和失業人口的保障問題逐漸顯現。她的結論言簡意賅：“在我的研究中，沒有任何直接證據來證明存在‘底層階級’的獨特文化（只吃福利拒絕工作的文化）”。她的調研證明，即使是長期失業者也在努力地尋找工作，並沒有滿足於社會救濟，只不過難以找到——因為他們要麼缺乏相應的技能，要麼沒有能讓他們找到工作的社會關係。
牛津大學社會學教授鄧肯·加力（Duncan Gallie）分析了歐美國家兩個時期關於失業問題的文獻研究，第一個是大蕭條時期，第二個是新自由主義時代英國一項名為Social Change and Economic Life Initiative的調研和歐共體入戶抽樣調查(ECHP)。他的結論和莉迪亞·莫里斯相同：所謂的“福利社會的寄生蟲”——也就是長期失業群體，在對待工作態度上與工薪階層沒有任何區別，長期失業群體只有兩大特性區別於主流群體：一是他們的社會活動多以家庭為活動場所；二是失業者的朋友圈與交往對象也同是失業者。加力同樣認為，並不存在所謂的“底層懶漢文化”，因為調查顯示失業者對於工作的渴求與一定要參與工作的決心甚至遠超工薪階層，只是上面的兩種特性限制了他們無法順利找到工作。
英國學者卡羅爾·沃克（Carol Walker）在其著作Managing Poverty: The Limit of Social Assistance直接簡明扼要地指出，從來沒有普遍證據證明“福利社會養懶漢”的說法：“撇開那些引起轟動的報紙頭條，絕大多數人並不會選擇依靠社會救濟來生活——如果他們真的有其他選擇。”他用一句話形容那些道德敗壞、靠欺騙來獲取社會福利的“懶漢”在失業大軍中的比率：非常極端，忽略不計。
美國女性社會學家沙倫·海斯（Sharon Hays）則從女性視角關注這一問題，她提出了一個密集型母職（intensivemothering）的觀點，認為母愛與母親對家庭的付出，同資本主義利己價值觀是違背的；而認為單親母親更樂意於依靠社會救濟而生活——這一社會普遍觀點，是刻板印象和偏見，必須要為單親母親澄清這一汙名。
華威大學教授基思·格林特（Keith Grint），他是研究管理學出身，牛津通識讀本《領導力》的作者就是他。但是在其著作The Sociology of Work一書中分析了一個現象，就是一個工薪階層不能失業，一旦他失業一年以上並領取救助金，這就會成為他的一個道德汙點，從而影響他再找到工作。展現類似問題的還有日本NHK紀錄片《日本社保危機》，其中一位女性失業者，連續找工作碰壁，原因就是她領取救濟的身份遭到了歧視。所以這就是一個非常真實的問題：一旦失業者領取救濟，他們就被打上了“自甘墮落的懶漢”“福利社會的蛀蟲”等符號，於是更加難以找到工作，成為一個荒謬的死循環。
英國學者彼得·湯森（Peter Townsend）在其著作《英國的貧困》（Poverty in the United Kingdom） 中，通過貧困家庭被社會排斥的各項指標，提出了“被剝奪指數”的計算方法。他認為，政府給於長期失業群體的福利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根據他的計算至少低了50%以上。只有提高福利，才能讓這些貧困家庭過上不被社會排斥的生活，才能讓他們走上找到工作的正軌，才能讓他們的子女順利完成教育，而不是成為失業大軍中的新成員，讓貧窮代際相傳。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政治學教授保羅·皮爾森（Paul Pierson）在批評新自由主義的著作《拆除福利國家？里根，撒切爾和裁員政治》（Dismantling the Welfare State? Reagan, Thatcher and the Politics ofRetrenchment.）中指出：享受國家福利的失業群體，受到了就業市場嚴重的歧視與排擠，更重要的是這種排擠並非“天然的”或“必然發生的”，是政府政策和福利沒有到位導致的。他們即便是國家救助金的享用者，但在享受福利和安全保障時依然遠遠不如其他階層，他們的孩子在學校也會受到邊緣化排擠。
我們固化印象中，“福利社會養懶漢”的概念很多源自於歐美國家街頭的流浪漢群體，看他們每天晒晒太陽，領領救濟，似乎優哉遊哉沒有任何工作的動力。但是，情況並非如我們想象的美好。英國公共政策研究所（IPPR）調查了本國流浪漢群體，並以此為基礎出版了著作《不安全的街道》（Unsafe Streets）：調查顯示，露宿街頭的流浪漢中，有超過25%的人患有嚴重的精神疾病或在疾病收容所中待過一段時間；80%的街頭露宿者都至少成為過一次犯罪行為的受害者，50%的人遭受過莫名的暴力襲擊——可能僅僅來自於路人的仇恨，但這其中僅有五分之一的受害者選擇向警察報案。同樣，調查的結論還是，政府對於這些邊緣群體的福利與救助是太少，而不是太多。
還不僅如此，貧困哺育著貧困，底層深陷於底層：英國經濟社會研究委員會（ESRC）曾經做過一項研究，追蹤了9000名在1970年同一星期出生的新生兒，並把他們的父母財富和地位分為“上、中上、中、中下、下”五個階層。等到了1996年，這些新生兒們26歲的時候，調查結果顯示：父親屬於第一階層或第二階層的年輕人群體，失業率遠低於其他三個階層；而父親屬於第五階層或由單身母親撫養的年輕人，有著最高的失業率，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從來都沒有參加過工作。
我們可以看出，沒有一項研究成果能夠支持“福利社會養懶漢”——或者嚴謹一點說，“高福利導致底層人民普遍喪失工作的動力”這一觀點。與此完全相反，從歐洲到美國，從80年代到21世紀，涵蓋政府機構、高校研究所、社會學家、管理學家、教育學家、政治學家、左翼學者、媒體人、女性主義者在內的研究，反駁此觀點的研究比比皆是。
此外，以我在北歐的所見所聞，那些高福利國家，對待國民是很好，但是不代表他們傻，能讓你鑽各種空子。有很多完善的制度防止國民“薅國家的羊毛”。例如北歐的公共交通系統，買票上車的地方都沒人看著，你想上就上想下就下，看似“搭便車”也毫無問題。但是他們會有專門的檢票員去抽查，逃票罰款一千多，可以說力度很大了。排除個別人品特別好的個例，按照抽查的比率來算，逃票也佔不到多大便宜（他們都是算好概率然後定好罰款金額的），而且還會留一個不誠信的記錄，還不如直接買票了。納稅也是同理，人民自主報稅和銀行代扣相結合，但要查出了逃稅那個處罰力度會讓你疼一輩子。對於領失業救濟也是類似，比如政府會規定你一個月必須申請三份工作，如果不行政府幫你安排，如果實在找不到再給你救濟金讓你不至於餓死；但你下個月還得繼續找工作，如果找到不去的話，不好意思你的救濟金沒有了。發達國家的種種規範制度基本上可以杜絕“福利寄生蟲”的存在，那也側面說明這些找工作的人，是真找不到的。
（三）
那麼“福利社會養懶漢”這一觀點是怎樣深入人心的呢？大衛·哈維指出，這來自於新自由主義政客們對民眾的洗腦：通過汙名化底層群體，讓國家削減福利開支，減輕富裕階層的稅收，並讓國家走上新自由主義的快車道。這就是來自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控制。
自從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新自由主義政變”（鮑曼語）開始，西方世界曾經引以為傲的福利體系徹底改頭換面：稅收大幅度減少，社保一削再削，窮人們被更多地丟在社會底層自生自滅。慢慢免除了社會福利的美國，在近20年中20%最貧窮的家庭總收入下跌了21%，貧困兒童的數量從200萬增加到了500萬，同時得不到社會救濟的老弱病殘大大增加。即便如此，依然有四分之三的議員支持削減福利，比爾·克林頓對此發表看法：“我們所知的福利國家已經完結”。美國學者華康德（Loic Wacquant）犀利的指出：“美國社會政策的目的不是消除貧困，而是減少窮人數量（意指提高政府援助救濟對象的標準）。這個細微差別意義重大：就如同好的印第安人就是死去的印第安人，今天‘好的窮人’是那些只關注自己而沒有任何要求的隱形窮人。簡而言之，就是要像不存在的人一樣生活。”
“福利社會養懶漢”“窮人自甘墮落放棄工作”，不過是對底層群體“汙名化運動”的一部分輸出。
不同於“勞工階級”（working-class）"下層階級"（lower-class）帶有鮮明階級屬性的詞彙，"底層階級"（underclass）一詞開始逐漸流行併成為主流話語權形容“窮人”的專有名詞，目的是要構起了一個無用且危險的無產階級群體畫象。Underclass一詞，最初是由繆爾達爾在1963年預言"去工業化"的危險時首次使用的，即工業生產的萎縮，可能導致越來越多的人口永久性失業和沒有資格受僱。這個詞彙在很長時間裡並未引起太多注意，直到70年代末期（也是福利國家制度開始遭受重挫的時代），在大眾媒體和公共共識中，"底層階級"逐漸演變為"窮人"的代名詞。（三浦展：《下流社會》，文匯出版社，2007）
那些被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驅離”的勞動者們，往往都被按上了“墮落”“懶惰”“你窮是因為你不努力”的惡名。但事實就如我們前文所述，這種經濟體制就無法足夠的工作機會。BBC、NHK都有許多展現底層人民生活的紀錄片，他們頻繁的尋求工作，但也頻繁的被解僱：有的是因為企業為減少成本而裁員，更多的是他們沒有一個找到穩定工作的技能——最關鍵的是他們有沒有錢和時間去培訓這些技能，因為他們每天要保證自己不餓死，就要拼盡所有的精力了。即使這樣，頻繁失業的他們也被親戚、街坊、同學同事普遍的汙名化：認為他們道德墮落、好吃懶做、連工作的本事都沒有反而享受著國家福利救濟。
這就是資本主義的“殺人誅心”：一方面讓你成為生產體系的邊緣人，縱使努力也難以改變自身處境；另一方面給你貼上“福利社會寄生蟲”的標籤——就如鮑曼在《工作，消費，新窮人》中所說：“指責窮人因為不願意工作而陷入慘境，因此給他們安上道德墮落的罪名，且把貧窮當成是對罪惡的懲罰，成為了工作倫理在全新的消費社會裡的最後一項任務”。 伴隨於此，兩個相關的概念也開始同時被販賣：首先，貧窮不再是一個社會問題，而是某些人道德淪喪的自我選擇。淪為底層階級被視為是自主的選擇——故意的或者默認的。
在美國各州的司法案例和判決書中，“底層社會”這個詞語的出現往往伴隨著很長的相關列舉——少年犯、輟學這、癮君子、單身母親、搶劫犯、縱火犯、未婚媽媽、皮條客、乞丐、暴力犯罪——用可怕的定性詞語讓所有體面人放下心中的道德包袱。這些社會邊緣群體甚至無法獲取正常的同情，更不要提幫助亦或是反抗了。
資本主義的“殺人誅心”，除了對窮人的汙名化、歧視化運動，還包括對富人的道德化、造神化運動。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性會造成資源分配的兩極分化，即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勞動者的剩餘價值被資本家榨取，難以形成購買力；商品積壓導致工作崗位減少，失業的危機使勞動者競爭加劇，資本家又可以藉此壓低工資。這樣就行成了生產過剩的惡性循環，直到經濟危機的釋放。
資本家們因為享受了站在金字塔頂端的紅利，往往能在短時間內積累起鉅額的財富。他們用這些十幾輩也消費不完的財富去做慈善，賺得了“濟世愛民”的美名，更消解了人們對於制度不平等的質疑：“你看他們人多好啊，拿這麼多錢做慈善，所以人家配掙這麼多啊。”
富人的“造神化”運動把“有錢=天然正確”聯繫起來，無論這個人展現出怎樣的與底層類似的惡毒刻薄、道德敗壞、違法犯罪種種特質，但是因為他們有錢，所以一切變得都可以理解，甚至還會成為“與眾不同”的優點被人稱頌。而你只要指責他們，那就是你窮、你酸、你嫉妒人家有錢——“人家一天掙的錢比你一輩子還多，你也配？”
說起資本家們做慈善的問題，大衛·哈維就批判過頂層富人普遍樂於大量捐款給名校，名校再在招生時設置精英化壁壘，但他們卻對世上大部分赤貧人口視若無睹。他發明了一個詞彙叫做“慈善殖民主義”，用來形容那些靠慈善基金會避稅以及用“假慈善”沽名釣譽的食利階層。同時，資本主義貧富分化是一種制度性的罪惡，完全取法通過杯水車薪的慈善行為來解決。
舉一個我們非常熟悉的名人，著名球星大衛·貝克漢姆，在2005年成為了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的形象大使，並一直以熱心公益、關愛特殊群體的形象示人。而在最近曝光的郵件中，小貝聲稱自己只是為了封爵才做公益，封爵沒有成功就對委員會破口大罵。他在給自己公關經理的郵件中這樣寫道：“他們就是一群婊子！和我想的一點不差！這些榮譽誰說了算？說實話這很恥辱，假如我是美國人，十年前我就拿到這玩意兒了！”後續的曝光還顯示，貝克漢姆從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中獲取了超過百萬美金的報酬，但是自己沒有捐過一分錢。在他去菲律賓看望海燕臺風中受難的孩子們之後，明明是贊助商為他購買的機票，他還要求兒童基金會為自己報銷8000歐元的商務艙機票，並在郵件中對自己公司主管吐槽：“說實話，我覺得無論如何都不應該讓我付任何錢。”
當今社會對富裕階層的天然崇拜類似於舊社會勞動人民對於士人階層的天然崇拜。封建時代，統治階級對於勞動人民的統治分兩步走，一是肉體奴役：嚴刑峻法，膽敢造反誅九族、凌遲處死；二是精神奴役，就是塑造士人階級天然的“神性”。統治階級對於被統治者存在天然的精神奴役，即超越暴力和財富的解釋權和定義權——君權神授、我的話語權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就好比奴隸是天然恐懼奴隸主的，從內心深處相信自己和奴隸主是兩種生物，所以殺人是手段，誅心是根本。我國封建時代，通過儒教思想成百上千年的灌輸與構建，底層人民對於封建士大夫具有天然有畏懼感，士人天然是有特權的，這個特權不需要解釋，就像范進中舉前他老丈人對他冷熱暴力毫不含糊，中舉之後就成了“天上的文曲星，打不得”。就是上山造反的土匪，對於讀書人也有著出乎意料的恭敬與莫名的崇拜，許多古代小說中我們都會見到山大王一定要找個秀才來當“狗頭軍師”這一情節，殊不知這些書呆子們的鬥爭經驗遠沒有土匪們豐富。但這就是天然的崇拜，窮死的士人也是士人，是普通人不敢仰視的。韓丁的《翻身》中就描寫了封建地主對於農民的精神奴役是怎樣構成的：
《讓子彈飛》中，張麻子又是發錢又是發槍，結果一個人都沒動員起來，只有十幾只鵝；但砍掉黃四郎的替身之後，瞬間人民戰爭的滾滾波濤就淹沒了碉樓。黃四郎的替身就是精神奴役的符號，統治階級進行統治的祕訣就是通過精神奴役可以輕鬆的少數人統治大多數人，而打破了精神奴役，統治階級的暴力其實不堪一擊。
一方面對底層窮人持續的汙名化運動，另一方面對頂層富人“有財富就天然正確”的造神運動，就是資本主義的精神奴役。在傳統資本主義社會，窮人和富人們地位雖然不平等，但精神上依然是平等的。然而現今窮人們被排除在正常生活之外，精神上已不再具有平等性，併產生了恥辱感、內疚感。鮑曼指出，並不能將”貧窮”簡單折價為物質匱乏乃至身體痛苦，它同時亦是一種心理折磨與社會壓迫。因為當今社會就是為“消費主義”設計的，包括城市空間、生產空間、生活空間無孔不入，就如我們在《一線城市是一場盛大演出，小資產階級是它最忠實的觀眾》《“南鑼鼓巷”式的地標，是對一座城市最大的傷害》《瘋漲的房租、超長通勤時間——大都市中的“邊緣白領”與“資本遊民”》等一系列文章中討論的。於是當代窮人，意味著被排除在一切“正常的生活”之外，不與其他一切階層產生交集，成為了標準意義上的“看不見的底層”。最底層群體往往被持續汙名化的羞恥感包裹，被各種歧視所攻擊，還有巨大落差產生的剝奪與失落。於是他們往往會選擇自我放逐於主流社會，他們永遠處於社會的底層，並無法像過去那樣團結起來反抗上層階級。
資本主義的最大成功就是把剝削、吸血與掠奪用公平、自由、競爭、市場等外衣包裹了起來。資本主義首先通過殖民主義、奴隸奴工制，掠奪全球資源完成資本原始積累；再通過生產關係來掠奪剩餘價值，製造貧困；最後用“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來從法律和意識形態上為資本的一切血淚與罪惡背書。並通過塑造“財富的神性”和“自甘墮落的貧窮”等精神奴役，維繫著整個資本運作的穩定。
於是我們看到了“殺人誅心”的威力，窮人成為了真正意義上“看不見的底層”。
鮑曼在書中寫道：“沒人想要窮人，沒人需要窮人，窮人被人拋棄，那裡是窮人的歸宿呢？最簡單的答案是：消失。首先，把窮人從大街和其他公共場所遷走，這些場所是消費社會的成員使用的。更好的情況是，如果他們手裡的文件不夠完備，就可以剝奪他們所有的社會責任。如果沒有驅逐的理由，就把窮人監禁在偏遠的監獄或集中營裡，最好的地方是亞利桑那州的沙漠，在高科技、全自動的監獄裡，那裡他們看不到任何人，甚至連獄警也看不到幾次。
還要把窮人從社會群體和道德責任中驅逐出去。這可以用剝奪者和墮落者的語言改寫故事來完成。把窮人描繪成鬆弛懈怠、有罪、缺少道德的標準。媒體樂意與警察合作，向喜歡看轟動新聞的公眾呈現駭人聽聞的圖片，充滿了犯罪、毒品和性混亂、在破舊接到的尹安中找到庇護的不法分子。向公眾們明確：貧窮問題就是犯罪問題，然後用對待罪犯的方式處理這個問題。”
（四）
與汙名化和歧視本出同源的是背後的無知與冷漠。最近知名富二代、天生的資本家王思聰，在與人打嘴仗時表示：“9012年了還有沒出過國的傻屌？”
（一）
我在上一篇文章《看不見的資本家和他們的精英代理人》中分析了“看不見的頂層”和他們的精英代理人，本文就從同樣具有“看不見”這一特性，只不過處在完全相反的底層的這一群體。
雨果獎獲獎作品《北京摺疊》中設定了三個互相摺疊的世界，分別對應的是頂層、中產和底層三個階層，其中頂層社會享用二十四小時，中層和底層共享另外二十四小時。這裡比較經典的一個設定就是，三個空間彼此互相隔離，進入其他空間需要冒著巨大風險。即隱喻了階級固化，也說明了當今社會生產生活空間中的隔離——就像歐美城市普遍的富人區、中產區、貧民區分化一樣，如果想，你可以一輩子看不見不屬於本階層的人。
作者郝景芳在接受採訪時談到了《北京摺疊》的靈感來源：她曾經租住在北京北五環外的城鄉結合部，樓下就是嘈雜的小巷子、小飯館和大市場：“有一些人是可以藏起來的，藏在看不見的空間。我會覺得北京是幾個不同空間疊加在一起，就進行了更誇張的衍伸。”
我們總是用“皇后娘娘的金鋤頭”類似的段子來說明下層人民對上流社會無知的想象，但同樣的，絕大多數人也很難想象“看不見的底層”過著一個怎樣的生活。臺灣電影《大佛普拉斯》中展現了三個“看不見的底層”形象，他們分別是夜班保安、拾荒者和流浪漢。流浪漢只有一個朋友，就是拾荒者；而拾荒者晚間只有一個去處，就是夜班保安的收發室。我們可能難以想象，他們夜間唯一的消遣是什麼呢，就是看老闆淘汰下來的行車記錄儀中的影像。電影中所有展示底層人民生活的鏡頭，都是黑白色調；而行車記錄儀中的上流社會，則是鮮明的彩色。
雖然記錄儀中的影像，僅僅是不斷重複出現的各種街景，以及老闆和車上的年輕女性發出的聲音，但即便是這樣，在他們的眼中都是五彩斑斕的、引人入勝的景觀。
最後拾荒者因為車禍不幸去世，為他送行的只有寥寥三人。而他的遺照，則是從被警察逮捕時電視新聞中截下的圖。這就是很諷刺的事情，電影中臺灣警察僅僅是因為天然的偏見和歧視，就暴力逮捕了他；但恰恰就因為這次暴力執法，才讓他有了自己人生中唯一一張影像存留，併成為了他的遺照。
還有一部優秀的國產電影《暴裂無聲》，影片中同樣展現了劇烈衝突的三個階級：吃人的資本家、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中產律師，以及為生活掙扎的農民工。影片的象徵意義同樣非常明顯，《大佛普拉斯》中的底層是“沒有色彩”的，《暴裂無聲》中的底層是“失去聲音”的——主角張保民是一個啞巴，只能通過咿咿呀呀的比劃去找尋自己失蹤的兒子。聲色犬馬/無色無聲，這完美的詮釋了什麼叫做“看不見的底層”。
英國思想家齊格蒙特·鮑曼認為，在封建中世紀，窮人是有血有肉、需要向上帝贖罪的存在，“是以人的形象出現的上帝的象徵媒介”。但是隨著資本主義的誕生和發展，"窮人"逐漸從道德話語中擺脫出來，在社會和經濟的雙重脈絡上被重新整合：一方面窮人意味著貧困，即商品和金錢的匱乏，但另一方面也是更為重要的，窮人代表巨大的勞動力資源，和潛在的資本增殖的可能性。在資本積累和增殖的過程中，有多少窮人進入工廠，意味著能夠創造多少的剩餘價值可供剝削，同時也就意味著資本積累的規模與未來發展的可能性。
於是乎，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為了把窮人們趕入工廠，統治階級和精英社會炮製出了一套“工作倫理”，大致包括不勞動者不得食、工作最光榮、人不去工作那和鹹魚有什麼區別……最典型的就是英國的《窮人法》和邊沁的福利院，一方面解決了貧困帶來的社會動盪問題，另一方面一定要把人的邊際收益壓榨到最大化。
法國思想家米歇爾·福柯就指出：“窮人存在的原因不僅在於它不可能被壓制住，還在於它使財富的積累變得可能，如果窮人多勞動而少消費，就能使國家富強，使國家致力於經營土地、殖民地、礦山，生產行銷世界的產品。沒有窮人，國家就會貧窮，窮人成為國家的基礎，造就了國家的榮耀。”——這就是窮人最大的價值。
但是，隨著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和生產力的不斷提升，我們進入了生產過剩的年代，過剩到都要頻繁地發生經濟危機了。於是資本主義不需要那麼多生產力了，轉而要製造符號，製造稀缺，把低成本的少量東西賣到高價格，並盡一切可能刺激人們的購買慾，這就是消費主義時代。因此，在後現代的消費社會中，窮人的“剩餘價值”看起來就沒有那麼有用處了，於是他們在生產社會中作為勞動就業大軍和儲備力量存在的意義已經喪失，這就是我們之前文章中說過的，當今時代真正有意義的存在是“消費者”，生產太過剩了以至於需要有人拼命買買買才行；在消費主義價值觀盛行的年代，沒有消費能力就不是一個健全的“人類”了。於是曾經的“工作倫理”已經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則是“消費美學”：“人生的意義”“自我價值的實現”已經不可能在工廠車間的流水線上找到了，人們只能在車水馬龍的大都市中和琳琅滿目的購物中心裡找到自己靈魂的皈依。
於是，在這個生產過剩和消費主義界定一切的年代，窮人——購買力匱乏的群體，成為了徹徹底底、完全意義上沒有用的群體，因為這個群體連被剝削的價值都沒有了。社會對沒有消費窮人沒有了要求和期待——你又不能消費，我們又不需要你生產，我們也很難辦吶。社會生產體系把他們從頭到尾地審視一遍，依然沒有發現一點價值，因此他們註定要被這個社會無情地“驅離”，成為“看不見的底層”。
就如鮑曼所說：“因為後現代社會已不再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反而大量削減勞動力以減少成本，過去的那套方式已經不合時宜。在今天，為了符合社會規範，社會成員需要學會積極快速購買和消費商品，可是窮人沒有這種條件，因此，窮人在歷史上第一次絕對地、完全地成為讓人擔憂和討厭、沒有用處的人。”
（二）
《生而貧窮》第二章叫做“驅離的世界”：如何準確定義我們這個世界，不平等？固化？都不夠精準，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全球思想聯合委員會主席莎士奇亞·薩森，用這樣一個詞來形容我們當前的世界——Expulsions，驅離。薩森在其著作《大驅離》中講的就是這樣一種現實：真正底層的人，甚至於都沒人願意去剝削你、壓迫你，只是被動地把你驅離出主流社會。薩森這樣解釋“驅離”效應，起初你只是貧窮，然而你會面對各種疾病、天災、暴力、法律缺失的處境，慢慢你會無家可歸、食不果腹，處境更加糟糕，最終被世界所拋棄。再比如窮人們連網絡、智能手機都使用不到，對比整個社會的發展這不僅僅是原地踏步，而是倒退，這就是“驅離”的力量。
上一篇文章中我也分析過：“看不見的頂層”之所以夠體現出“看不見”的特點，是因為他們不用進入社會生產，只要他們願意，就可以通過代理人實現資本增殖，從而做一個脫離大眾視野、主流經濟體系、媒體關注和福利基金會騷擾的“隱形人”。同理為什麼“看不見的底層”同樣有這種隱性特質，因為他們也是被社會化大生產拋棄的那一批人，自然不會存在於主流視野之中，並遭受到了種種的誤解與輕視。
所以社會有一種普遍誤區，包括我們政治課本都這麼講過：西方社會高福利，導致許多人不願意工作，養了大量的“懶漢”，從而損害了社會公平性和經濟發展。但事實的真相就如我所說，不是他們不想工作，是整個社會整個經濟體系，壓根就不需要他們。換句話說，就算是非福利社會，同樣會有這樣多的失業人口，這是經濟結構的問題而不是個人工作意願的問題；區別在於，非福利社會的失業人口往往會“邊緣淡化”：要麼餓死街頭，要麼進入更低級的產業——比如回家種地，而一塊地本來三個人種，現在失業人口回家了變成四個人種，這其中的差別是難以反映在統計數據上的。所以說“福利社會養懶漢”有時候是一種倖存者偏差，也就是福利社會失業人口才活得下去、你才看得見。能讓一段時間內工作不順的人能活下去，這也是社會進步人文關懷不是？
《危險的階級》（Dangerous Classes）一書作者，美國學者莉迪亞·莫里斯（Lydia Morris）在1993-1995年中調查了大量依靠福利救濟生存的失業者。她認為自20世紀80年代英美諸國普遍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以來，失業和失業人口的保障問題逐漸顯現。她的結論言簡意賅：“在我的研究中，沒有任何直接證據來證明存在‘底層階級’的獨特文化（只吃福利拒絕工作的文化）”。她的調研證明，即使是長期失業者也在努力地尋找工作，並沒有滿足於社會救濟，只不過難以找到——因為他們要麼缺乏相應的技能，要麼沒有能讓他們找到工作的社會關係。
牛津大學社會學教授鄧肯·加力（Duncan Gallie）分析了歐美國家兩個時期關於失業問題的文獻研究，第一個是大蕭條時期，第二個是新自由主義時代英國一項名為Social Change and Economic Life Initiative的調研和歐共體入戶抽樣調查(ECHP)。他的結論和莉迪亞·莫里斯相同：所謂的“福利社會的寄生蟲”——也就是長期失業群體，在對待工作態度上與工薪階層沒有任何區別，長期失業群體只有兩大特性區別於主流群體：一是他們的社會活動多以家庭為活動場所；二是失業者的朋友圈與交往對象也同是失業者。加力同樣認為，並不存在所謂的“底層懶漢文化”，因為調查顯示失業者對於工作的渴求與一定要參與工作的決心甚至遠超工薪階層，只是上面的兩種特性限制了他們無法順利找到工作。
英國學者卡羅爾·沃克（Carol Walker）在其著作Managing Poverty: The Limit of Social Assistance直接簡明扼要地指出，從來沒有普遍證據證明“福利社會養懶漢”的說法：“撇開那些引起轟動的報紙頭條，絕大多數人並不會選擇依靠社會救濟來生活——如果他們真的有其他選擇。”他用一句話形容那些道德敗壞、靠欺騙來獲取社會福利的“懶漢”在失業大軍中的比率：非常極端，忽略不計。
美國女性社會學家沙倫·海斯（Sharon Hays）則從女性視角關注這一問題，她提出了一個密集型母職（intensivemothering）的觀點，認為母愛與母親對家庭的付出，同資本主義利己價值觀是違背的；而認為單親母親更樂意於依靠社會救濟而生活——這一社會普遍觀點，是刻板印象和偏見，必須要為單親母親澄清這一汙名。
華威大學教授基思·格林特（Keith Grint），他是研究管理學出身，牛津通識讀本《領導力》的作者就是他。但是在其著作The Sociology of Work一書中分析了一個現象，就是一個工薪階層不能失業，一旦他失業一年以上並領取救助金，這就會成為他的一個道德汙點，從而影響他再找到工作。展現類似問題的還有日本NHK紀錄片《日本社保危機》，其中一位女性失業者，連續找工作碰壁，原因就是她領取救濟的身份遭到了歧視。所以這就是一個非常真實的問題：一旦失業者領取救濟，他們就被打上了“自甘墮落的懶漢”“福利社會的蛀蟲”等符號，於是更加難以找到工作，成為一個荒謬的死循環。
英國學者彼得·湯森（Peter Townsend）在其著作《英國的貧困》（Poverty in the United Kingdom） 中，通過貧困家庭被社會排斥的各項指標，提出了“被剝奪指數”的計算方法。他認為，政府給於長期失業群體的福利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根據他的計算至少低了50%以上。只有提高福利，才能讓這些貧困家庭過上不被社會排斥的生活，才能讓他們走上找到工作的正軌，才能讓他們的子女順利完成教育，而不是成為失業大軍中的新成員，讓貧窮代際相傳。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政治學教授保羅·皮爾森（Paul Pierson）在批評新自由主義的著作《拆除福利國家？里根，撒切爾和裁員政治》（Dismantling the Welfare State? Reagan, Thatcher and the Politics ofRetrenchment.）中指出：享受國家福利的失業群體，受到了就業市場嚴重的歧視與排擠，更重要的是這種排擠並非“天然的”或“必然發生的”，是政府政策和福利沒有到位導致的。他們即便是國家救助金的享用者，但在享受福利和安全保障時依然遠遠不如其他階層，他們的孩子在學校也會受到邊緣化排擠。
我們固化印象中，“福利社會養懶漢”的概念很多源自於歐美國家街頭的流浪漢群體，看他們每天晒晒太陽，領領救濟，似乎優哉遊哉沒有任何工作的動力。但是，情況並非如我們想象的美好。英國公共政策研究所（IPPR）調查了本國流浪漢群體，並以此為基礎出版了著作《不安全的街道》（Unsafe Streets）：調查顯示，露宿街頭的流浪漢中，有超過25%的人患有嚴重的精神疾病或在疾病收容所中待過一段時間；80%的街頭露宿者都至少成為過一次犯罪行為的受害者，50%的人遭受過莫名的暴力襲擊——可能僅僅來自於路人的仇恨，但這其中僅有五分之一的受害者選擇向警察報案。同樣，調查的結論還是，政府對於這些邊緣群體的福利與救助是太少，而不是太多。
還不僅如此，貧困哺育著貧困，底層深陷於底層：英國經濟社會研究委員會（ESRC）曾經做過一項研究，追蹤了9000名在1970年同一星期出生的新生兒，並把他們的父母財富和地位分為“上、中上、中、中下、下”五個階層。等到了1996年，這些新生兒們26歲的時候，調查結果顯示：父親屬於第一階層或第二階層的年輕人群體，失業率遠低於其他三個階層；而父親屬於第五階層或由單身母親撫養的年輕人，有著最高的失業率，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從來都沒有參加過工作。
我們可以看出，沒有一項研究成果能夠支持“福利社會養懶漢”——或者嚴謹一點說，“高福利導致底層人民普遍喪失工作的動力”這一觀點。與此完全相反，從歐洲到美國，從80年代到21世紀，涵蓋政府機構、高校研究所、社會學家、管理學家、教育學家、政治學家、左翼學者、媒體人、女性主義者在內的研究，反駁此觀點的研究比比皆是。
此外，以我在北歐的所見所聞，那些高福利國家，對待國民是很好，但是不代表他們傻，能讓你鑽各種空子。有很多完善的制度防止國民“薅國家的羊毛”。例如北歐的公共交通系統，買票上車的地方都沒人看著，你想上就上想下就下，看似“搭便車”也毫無問題。但是他們會有專門的檢票員去抽查，逃票罰款一千多，可以說力度很大了。排除個別人品特別好的個例，按照抽查的比率來算，逃票也佔不到多大便宜（他們都是算好概率然後定好罰款金額的），而且還會留一個不誠信的記錄，還不如直接買票了。納稅也是同理，人民自主報稅和銀行代扣相結合，但要查出了逃稅那個處罰力度會讓你疼一輩子。對於領失業救濟也是類似，比如政府會規定你一個月必須申請三份工作，如果不行政府幫你安排，如果實在找不到再給你救濟金讓你不至於餓死；但你下個月還得繼續找工作，如果找到不去的話，不好意思你的救濟金沒有了。發達國家的種種規範制度基本上可以杜絕“福利寄生蟲”的存在，那也側面說明這些找工作的人，是真找不到的。
（三）
那麼“福利社會養懶漢”這一觀點是怎樣深入人心的呢？大衛·哈維指出，這來自於新自由主義政客們對民眾的洗腦：通過汙名化底層群體，讓國家削減福利開支，減輕富裕階層的稅收，並讓國家走上新自由主義的快車道。這就是來自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控制。
自從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新自由主義政變”（鮑曼語）開始，西方世界曾經引以為傲的福利體系徹底改頭換面：稅收大幅度減少，社保一削再削，窮人們被更多地丟在社會底層自生自滅。慢慢免除了社會福利的美國，在近20年中20%最貧窮的家庭總收入下跌了21%，貧困兒童的數量從200萬增加到了500萬，同時得不到社會救濟的老弱病殘大大增加。即便如此，依然有四分之三的議員支持削減福利，比爾·克林頓對此發表看法：“我們所知的福利國家已經完結”。美國學者華康德（Loic Wacquant）犀利的指出：“美國社會政策的目的不是消除貧困，而是減少窮人數量（意指提高政府援助救濟對象的標準）。這個細微差別意義重大：就如同好的印第安人就是死去的印第安人，今天‘好的窮人’是那些只關注自己而沒有任何要求的隱形窮人。簡而言之，就是要像不存在的人一樣生活。”
“福利社會養懶漢”“窮人自甘墮落放棄工作”，不過是對底層群體“汙名化運動”的一部分輸出。
不同於“勞工階級”（working-class）"下層階級"（lower-class）帶有鮮明階級屬性的詞彙，"底層階級"（underclass）一詞開始逐漸流行併成為主流話語權形容“窮人”的專有名詞，目的是要構起了一個無用且危險的無產階級群體畫象。Underclass一詞，最初是由繆爾達爾在1963年預言"去工業化"的危險時首次使用的，即工業生產的萎縮，可能導致越來越多的人口永久性失業和沒有資格受僱。這個詞彙在很長時間裡並未引起太多注意，直到70年代末期（也是福利國家制度開始遭受重挫的時代），在大眾媒體和公共共識中，"底層階級"逐漸演變為"窮人"的代名詞。（三浦展：《下流社會》，文匯出版社，2007）
那些被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驅離”的勞動者們，往往都被按上了“墮落”“懶惰”“你窮是因為你不努力”的惡名。但事實就如我們前文所述，這種經濟體制就無法足夠的工作機會。BBC、NHK都有許多展現底層人民生活的紀錄片，他們頻繁的尋求工作，但也頻繁的被解僱：有的是因為企業為減少成本而裁員，更多的是他們沒有一個找到穩定工作的技能——最關鍵的是他們有沒有錢和時間去培訓這些技能，因為他們每天要保證自己不餓死，就要拼盡所有的精力了。即使這樣，頻繁失業的他們也被親戚、街坊、同學同事普遍的汙名化：認為他們道德墮落、好吃懶做、連工作的本事都沒有反而享受著國家福利救濟。
這就是資本主義的“殺人誅心”：一方面讓你成為生產體系的邊緣人，縱使努力也難以改變自身處境；另一方面給你貼上“福利社會寄生蟲”的標籤——就如鮑曼在《工作，消費，新窮人》中所說：“指責窮人因為不願意工作而陷入慘境，因此給他們安上道德墮落的罪名，且把貧窮當成是對罪惡的懲罰，成為了工作倫理在全新的消費社會裡的最後一項任務”。 伴隨於此，兩個相關的概念也開始同時被販賣：首先，貧窮不再是一個社會問題，而是某些人道德淪喪的自我選擇。淪為底層階級被視為是自主的選擇——故意的或者默認的。
在美國各州的司法案例和判決書中，“底層社會”這個詞語的出現往往伴隨著很長的相關列舉——少年犯、輟學這、癮君子、單身母親、搶劫犯、縱火犯、未婚媽媽、皮條客、乞丐、暴力犯罪——用可怕的定性詞語讓所有體面人放下心中的道德包袱。這些社會邊緣群體甚至無法獲取正常的同情，更不要提幫助亦或是反抗了。
資本主義的“殺人誅心”，除了對窮人的汙名化、歧視化運動，還包括對富人的道德化、造神化運動。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性會造成資源分配的兩極分化，即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勞動者的剩餘價值被資本家榨取，難以形成購買力；商品積壓導致工作崗位減少，失業的危機使勞動者競爭加劇，資本家又可以藉此壓低工資。這樣就行成了生產過剩的惡性循環，直到經濟危機的釋放。
資本家們因為享受了站在金字塔頂端的紅利，往往能在短時間內積累起鉅額的財富。他們用這些十幾輩也消費不完的財富去做慈善，賺得了“濟世愛民”的美名，更消解了人們對於制度不平等的質疑：“你看他們人多好啊，拿這麼多錢做慈善，所以人家配掙這麼多啊。”
富人的“造神化”運動把“有錢=天然正確”聯繫起來，無論這個人展現出怎樣的與底層類似的惡毒刻薄、道德敗壞、違法犯罪種種特質，但是因為他們有錢，所以一切變得都可以理解，甚至還會成為“與眾不同”的優點被人稱頌。而你只要指責他們，那就是你窮、你酸、你嫉妒人家有錢——“人家一天掙的錢比你一輩子還多，你也配？”
說起資本家們做慈善的問題，大衛·哈維就批判過頂層富人普遍樂於大量捐款給名校，名校再在招生時設置精英化壁壘，但他們卻對世上大部分赤貧人口視若無睹。他發明了一個詞彙叫做“慈善殖民主義”，用來形容那些靠慈善基金會避稅以及用“假慈善”沽名釣譽的食利階層。同時，資本主義貧富分化是一種制度性的罪惡，完全取法通過杯水車薪的慈善行為來解決。
舉一個我們非常熟悉的名人，著名球星大衛·貝克漢姆，在2005年成為了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的形象大使，並一直以熱心公益、關愛特殊群體的形象示人。而在最近曝光的郵件中，小貝聲稱自己只是為了封爵才做公益，封爵沒有成功就對委員會破口大罵。他在給自己公關經理的郵件中這樣寫道：“他們就是一群婊子！和我想的一點不差！這些榮譽誰說了算？說實話這很恥辱，假如我是美國人，十年前我就拿到這玩意兒了！”後續的曝光還顯示，貝克漢姆從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中獲取了超過百萬美金的報酬，但是自己沒有捐過一分錢。在他去菲律賓看望海燕臺風中受難的孩子們之後，明明是贊助商為他購買的機票，他還要求兒童基金會為自己報銷8000歐元的商務艙機票，並在郵件中對自己公司主管吐槽：“說實話，我覺得無論如何都不應該讓我付任何錢。”
當今社會對富裕階層的天然崇拜類似於舊社會勞動人民對於士人階層的天然崇拜。封建時代，統治階級對於勞動人民的統治分兩步走，一是肉體奴役：嚴刑峻法，膽敢造反誅九族、凌遲處死；二是精神奴役，就是塑造士人階級天然的“神性”。統治階級對於被統治者存在天然的精神奴役，即超越暴力和財富的解釋權和定義權——君權神授、我的話語權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就好比奴隸是天然恐懼奴隸主的，從內心深處相信自己和奴隸主是兩種生物，所以殺人是手段，誅心是根本。我國封建時代，通過儒教思想成百上千年的灌輸與構建，底層人民對於封建士大夫具有天然有畏懼感，士人天然是有特權的，這個特權不需要解釋，就像范進中舉前他老丈人對他冷熱暴力毫不含糊，中舉之後就成了“天上的文曲星，打不得”。就是上山造反的土匪，對於讀書人也有著出乎意料的恭敬與莫名的崇拜，許多古代小說中我們都會見到山大王一定要找個秀才來當“狗頭軍師”這一情節，殊不知這些書呆子們的鬥爭經驗遠沒有土匪們豐富。但這就是天然的崇拜，窮死的士人也是士人，是普通人不敢仰視的。韓丁的《翻身》中就描寫了封建地主對於農民的精神奴役是怎樣構成的：
《讓子彈飛》中，張麻子又是發錢又是發槍，結果一個人都沒動員起來，只有十幾只鵝；但砍掉黃四郎的替身之後，瞬間人民戰爭的滾滾波濤就淹沒了碉樓。黃四郎的替身就是精神奴役的符號，統治階級進行統治的祕訣就是通過精神奴役可以輕鬆的少數人統治大多數人，而打破了精神奴役，統治階級的暴力其實不堪一擊。
一方面對底層窮人持續的汙名化運動，另一方面對頂層富人“有財富就天然正確”的造神運動，就是資本主義的精神奴役。在傳統資本主義社會，窮人和富人們地位雖然不平等，但精神上依然是平等的。然而現今窮人們被排除在正常生活之外，精神上已不再具有平等性，併產生了恥辱感、內疚感。鮑曼指出，並不能將”貧窮”簡單折價為物質匱乏乃至身體痛苦，它同時亦是一種心理折磨與社會壓迫。因為當今社會就是為“消費主義”設計的，包括城市空間、生產空間、生活空間無孔不入，就如我們在《一線城市是一場盛大演出，小資產階級是它最忠實的觀眾》《“南鑼鼓巷”式的地標，是對一座城市最大的傷害》《瘋漲的房租、超長通勤時間——大都市中的“邊緣白領”與“資本遊民”》等一系列文章中討論的。於是當代窮人，意味著被排除在一切“正常的生活”之外，不與其他一切階層產生交集，成為了標準意義上的“看不見的底層”。最底層群體往往被持續汙名化的羞恥感包裹，被各種歧視所攻擊，還有巨大落差產生的剝奪與失落。於是他們往往會選擇自我放逐於主流社會，他們永遠處於社會的底層，並無法像過去那樣團結起來反抗上層階級。
資本主義的最大成功就是把剝削、吸血與掠奪用公平、自由、競爭、市場等外衣包裹了起來。資本主義首先通過殖民主義、奴隸奴工制，掠奪全球資源完成資本原始積累；再通過生產關係來掠奪剩餘價值，製造貧困；最後用“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來從法律和意識形態上為資本的一切血淚與罪惡背書。並通過塑造“財富的神性”和“自甘墮落的貧窮”等精神奴役，維繫著整個資本運作的穩定。
於是我們看到了“殺人誅心”的威力，窮人成為了真正意義上“看不見的底層”。
鮑曼在書中寫道：“沒人想要窮人，沒人需要窮人，窮人被人拋棄，那裡是窮人的歸宿呢？最簡單的答案是：消失。首先，把窮人從大街和其他公共場所遷走，這些場所是消費社會的成員使用的。更好的情況是，如果他們手裡的文件不夠完備，就可以剝奪他們所有的社會責任。如果沒有驅逐的理由，就把窮人監禁在偏遠的監獄或集中營裡，最好的地方是亞利桑那州的沙漠，在高科技、全自動的監獄裡，那裡他們看不到任何人，甚至連獄警也看不到幾次。
還要把窮人從社會群體和道德責任中驅逐出去。這可以用剝奪者和墮落者的語言改寫故事來完成。把窮人描繪成鬆弛懈怠、有罪、缺少道德的標準。媒體樂意與警察合作，向喜歡看轟動新聞的公眾呈現駭人聽聞的圖片，充滿了犯罪、毒品和性混亂、在破舊接到的尹安中找到庇護的不法分子。向公眾們明確：貧窮問題就是犯罪問題，然後用對待罪犯的方式處理這個問題。”
（四）
與汙名化和歧視本出同源的是背後的無知與冷漠。最近知名富二代、天生的資本家王思聰，在與人打嘴仗時表示：“9012年了還有沒出過國的傻屌？”
如果說他罵的那個人的言論集中反映了底層階級的愚昧與自大，那麼王思聰則集中代表了頂層階級的傲慢與偏見。根據2016年年底，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出境入境管理法執行情況的報告透露，目前全國有效的因私普通護照持有量達1.2億本。也就是說不到10%中國人才有自己的護照，而出過國的恐怕還要再打一個折扣。按這個比例來看，王思聰那些“校長長、校長短”喊得親切的不行的粉絲們，肯定有相當一部分屬於他口中的“傻屌”。不過這也是好事，我為啥欣賞王思聰呢，因為他真實，雖然頂層階級從來骨子都流著傲慢與偏見的血，但他們大多數都還要裝出一副普世愛民、低調謙和、彬彬有禮的態度，像王思聰這樣“真性情”的很少見，也能讓我們看清楚那些“看不見的頂層”是怎麼想的。那些無條件匍匐與富人神性的粉絲們，在多經歷些這種事後，也會有一兩個能明白起來。
晚唐詩人於濆有一首《古宴曲》：
雉扇合蓬萊，朝車回紫陌。重門集嘶馬，言宴金張宅。燕娥奉卮酒，低鬟若無力。十戶手胼胝，鳳凰釵一隻。高樓齊下視，日照羅衣色。笑指負薪人，不信生中國。
這首詩的辭藻文飾不算頂級，但是意境很高。前面十句寫的是宴會的奢華，香車寶馬，豪宅高門，華衣美女，純釀佳餚。這些在宴席上把酒言歡的公子哥們站在樓臺上看風景，看見了一個揹著木柴的農民，他們紛紛表示非常疑惑：中國怎麼會有這麼窮的人，不可能吧？
這首詩的文學表現手法模仿了白居易的《秦中吟》系列，比如這首《輕肥》：
意氣驕滿路，鞍馬光照塵。借問何為者，人稱是內臣。朱紱皆大夫，紫綬或將軍。誇赴軍中宴，走馬去如雲。尊罍溢九醞，水陸羅八珍。果擘洞庭橘，膾切天池鱗。食飽心自若，酒酣氣益振。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十六句詩，前十四句都在描寫“內臣”——也就是宦官——這一唐代最腐化的特權階級，看他們又是朱紱，又是紫綬；又是美酒，又是佳餚；又是洞庭橘，又是天池鱗。在一片珠光寶氣浮華掠影中，忽然筆鋒一轉，一句“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全詩戛然而止，讓人汗毛倒豎，脊背發涼。
這是一個“燕娥奉卮酒”和“衢州人食人”同時存在的世界，我們就算做不了什麼，至少也要保持基本的善良，不要在背後戳人脊樑骨：笑指負薪人，不信生中國。
（一）
我在上一篇文章《看不見的資本家和他們的精英代理人》中分析了“看不見的頂層”和他們的精英代理人，本文就從同樣具有“看不見”這一特性，只不過處在完全相反的底層的這一群體。
雨果獎獲獎作品《北京摺疊》中設定了三個互相摺疊的世界，分別對應的是頂層、中產和底層三個階層，其中頂層社會享用二十四小時，中層和底層共享另外二十四小時。這裡比較經典的一個設定就是，三個空間彼此互相隔離，進入其他空間需要冒著巨大風險。即隱喻了階級固化，也說明了當今社會生產生活空間中的隔離——就像歐美城市普遍的富人區、中產區、貧民區分化一樣，如果想，你可以一輩子看不見不屬於本階層的人。
作者郝景芳在接受採訪時談到了《北京摺疊》的靈感來源：她曾經租住在北京北五環外的城鄉結合部，樓下就是嘈雜的小巷子、小飯館和大市場：“有一些人是可以藏起來的，藏在看不見的空間。我會覺得北京是幾個不同空間疊加在一起，就進行了更誇張的衍伸。”
我們總是用“皇后娘娘的金鋤頭”類似的段子來說明下層人民對上流社會無知的想象，但同樣的，絕大多數人也很難想象“看不見的底層”過著一個怎樣的生活。臺灣電影《大佛普拉斯》中展現了三個“看不見的底層”形象，他們分別是夜班保安、拾荒者和流浪漢。流浪漢只有一個朋友，就是拾荒者；而拾荒者晚間只有一個去處，就是夜班保安的收發室。我們可能難以想象，他們夜間唯一的消遣是什麼呢，就是看老闆淘汰下來的行車記錄儀中的影像。電影中所有展示底層人民生活的鏡頭，都是黑白色調；而行車記錄儀中的上流社會，則是鮮明的彩色。
雖然記錄儀中的影像，僅僅是不斷重複出現的各種街景，以及老闆和車上的年輕女性發出的聲音，但即便是這樣，在他們的眼中都是五彩斑斕的、引人入勝的景觀。
最後拾荒者因為車禍不幸去世，為他送行的只有寥寥三人。而他的遺照，則是從被警察逮捕時電視新聞中截下的圖。這就是很諷刺的事情，電影中臺灣警察僅僅是因為天然的偏見和歧視，就暴力逮捕了他；但恰恰就因為這次暴力執法，才讓他有了自己人生中唯一一張影像存留，併成為了他的遺照。
還有一部優秀的國產電影《暴裂無聲》，影片中同樣展現了劇烈衝突的三個階級：吃人的資本家、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中產律師，以及為生活掙扎的農民工。影片的象徵意義同樣非常明顯，《大佛普拉斯》中的底層是“沒有色彩”的，《暴裂無聲》中的底層是“失去聲音”的——主角張保民是一個啞巴，只能通過咿咿呀呀的比劃去找尋自己失蹤的兒子。聲色犬馬/無色無聲，這完美的詮釋了什麼叫做“看不見的底層”。
英國思想家齊格蒙特·鮑曼認為，在封建中世紀，窮人是有血有肉、需要向上帝贖罪的存在，“是以人的形象出現的上帝的象徵媒介”。但是隨著資本主義的誕生和發展，"窮人"逐漸從道德話語中擺脫出來，在社會和經濟的雙重脈絡上被重新整合：一方面窮人意味著貧困，即商品和金錢的匱乏，但另一方面也是更為重要的，窮人代表巨大的勞動力資源，和潛在的資本增殖的可能性。在資本積累和增殖的過程中，有多少窮人進入工廠，意味著能夠創造多少的剩餘價值可供剝削，同時也就意味著資本積累的規模與未來發展的可能性。
於是乎，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為了把窮人們趕入工廠，統治階級和精英社會炮製出了一套“工作倫理”，大致包括不勞動者不得食、工作最光榮、人不去工作那和鹹魚有什麼區別……最典型的就是英國的《窮人法》和邊沁的福利院，一方面解決了貧困帶來的社會動盪問題，另一方面一定要把人的邊際收益壓榨到最大化。
法國思想家米歇爾·福柯就指出：“窮人存在的原因不僅在於它不可能被壓制住，還在於它使財富的積累變得可能，如果窮人多勞動而少消費，就能使國家富強，使國家致力於經營土地、殖民地、礦山，生產行銷世界的產品。沒有窮人，國家就會貧窮，窮人成為國家的基礎，造就了國家的榮耀。”——這就是窮人最大的價值。
但是，隨著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和生產力的不斷提升，我們進入了生產過剩的年代，過剩到都要頻繁地發生經濟危機了。於是資本主義不需要那麼多生產力了，轉而要製造符號，製造稀缺，把低成本的少量東西賣到高價格，並盡一切可能刺激人們的購買慾，這就是消費主義時代。因此，在後現代的消費社會中，窮人的“剩餘價值”看起來就沒有那麼有用處了，於是他們在生產社會中作為勞動就業大軍和儲備力量存在的意義已經喪失，這就是我們之前文章中說過的，當今時代真正有意義的存在是“消費者”，生產太過剩了以至於需要有人拼命買買買才行；在消費主義價值觀盛行的年代，沒有消費能力就不是一個健全的“人類”了。於是曾經的“工作倫理”已經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則是“消費美學”：“人生的意義”“自我價值的實現”已經不可能在工廠車間的流水線上找到了，人們只能在車水馬龍的大都市中和琳琅滿目的購物中心裡找到自己靈魂的皈依。
於是，在這個生產過剩和消費主義界定一切的年代，窮人——購買力匱乏的群體，成為了徹徹底底、完全意義上沒有用的群體，因為這個群體連被剝削的價值都沒有了。社會對沒有消費窮人沒有了要求和期待——你又不能消費，我們又不需要你生產，我們也很難辦吶。社會生產體系把他們從頭到尾地審視一遍，依然沒有發現一點價值，因此他們註定要被這個社會無情地“驅離”，成為“看不見的底層”。
就如鮑曼所說：“因為後現代社會已不再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反而大量削減勞動力以減少成本，過去的那套方式已經不合時宜。在今天，為了符合社會規範，社會成員需要學會積極快速購買和消費商品，可是窮人沒有這種條件，因此，窮人在歷史上第一次絕對地、完全地成為讓人擔憂和討厭、沒有用處的人。”
（二）
《生而貧窮》第二章叫做“驅離的世界”：如何準確定義我們這個世界，不平等？固化？都不夠精準，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全球思想聯合委員會主席莎士奇亞·薩森，用這樣一個詞來形容我們當前的世界——Expulsions，驅離。薩森在其著作《大驅離》中講的就是這樣一種現實：真正底層的人，甚至於都沒人願意去剝削你、壓迫你，只是被動地把你驅離出主流社會。薩森這樣解釋“驅離”效應，起初你只是貧窮，然而你會面對各種疾病、天災、暴力、法律缺失的處境，慢慢你會無家可歸、食不果腹，處境更加糟糕，最終被世界所拋棄。再比如窮人們連網絡、智能手機都使用不到，對比整個社會的發展這不僅僅是原地踏步，而是倒退，這就是“驅離”的力量。
上一篇文章中我也分析過：“看不見的頂層”之所以夠體現出“看不見”的特點，是因為他們不用進入社會生產，只要他們願意，就可以通過代理人實現資本增殖，從而做一個脫離大眾視野、主流經濟體系、媒體關注和福利基金會騷擾的“隱形人”。同理為什麼“看不見的底層”同樣有這種隱性特質，因為他們也是被社會化大生產拋棄的那一批人，自然不會存在於主流視野之中，並遭受到了種種的誤解與輕視。
所以社會有一種普遍誤區，包括我們政治課本都這麼講過：西方社會高福利，導致許多人不願意工作，養了大量的“懶漢”，從而損害了社會公平性和經濟發展。但事實的真相就如我所說，不是他們不想工作，是整個社會整個經濟體系，壓根就不需要他們。換句話說，就算是非福利社會，同樣會有這樣多的失業人口，這是經濟結構的問題而不是個人工作意願的問題；區別在於，非福利社會的失業人口往往會“邊緣淡化”：要麼餓死街頭，要麼進入更低級的產業——比如回家種地，而一塊地本來三個人種，現在失業人口回家了變成四個人種，這其中的差別是難以反映在統計數據上的。所以說“福利社會養懶漢”有時候是一種倖存者偏差，也就是福利社會失業人口才活得下去、你才看得見。能讓一段時間內工作不順的人能活下去，這也是社會進步人文關懷不是？
《危險的階級》（Dangerous Classes）一書作者，美國學者莉迪亞·莫里斯（Lydia Morris）在1993-1995年中調查了大量依靠福利救濟生存的失業者。她認為自20世紀80年代英美諸國普遍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以來，失業和失業人口的保障問題逐漸顯現。她的結論言簡意賅：“在我的研究中，沒有任何直接證據來證明存在‘底層階級’的獨特文化（只吃福利拒絕工作的文化）”。她的調研證明，即使是長期失業者也在努力地尋找工作，並沒有滿足於社會救濟，只不過難以找到——因為他們要麼缺乏相應的技能，要麼沒有能讓他們找到工作的社會關係。
牛津大學社會學教授鄧肯·加力（Duncan Gallie）分析了歐美國家兩個時期關於失業問題的文獻研究，第一個是大蕭條時期，第二個是新自由主義時代英國一項名為Social Change and Economic Life Initiative的調研和歐共體入戶抽樣調查(ECHP)。他的結論和莉迪亞·莫里斯相同：所謂的“福利社會的寄生蟲”——也就是長期失業群體，在對待工作態度上與工薪階層沒有任何區別，長期失業群體只有兩大特性區別於主流群體：一是他們的社會活動多以家庭為活動場所；二是失業者的朋友圈與交往對象也同是失業者。加力同樣認為，並不存在所謂的“底層懶漢文化”，因為調查顯示失業者對於工作的渴求與一定要參與工作的決心甚至遠超工薪階層，只是上面的兩種特性限制了他們無法順利找到工作。
英國學者卡羅爾·沃克（Carol Walker）在其著作Managing Poverty: The Limit of Social Assistance直接簡明扼要地指出，從來沒有普遍證據證明“福利社會養懶漢”的說法：“撇開那些引起轟動的報紙頭條，絕大多數人並不會選擇依靠社會救濟來生活——如果他們真的有其他選擇。”他用一句話形容那些道德敗壞、靠欺騙來獲取社會福利的“懶漢”在失業大軍中的比率：非常極端，忽略不計。
美國女性社會學家沙倫·海斯（Sharon Hays）則從女性視角關注這一問題，她提出了一個密集型母職（intensivemothering）的觀點，認為母愛與母親對家庭的付出，同資本主義利己價值觀是違背的；而認為單親母親更樂意於依靠社會救濟而生活——這一社會普遍觀點，是刻板印象和偏見，必須要為單親母親澄清這一汙名。
華威大學教授基思·格林特（Keith Grint），他是研究管理學出身，牛津通識讀本《領導力》的作者就是他。但是在其著作The Sociology of Work一書中分析了一個現象，就是一個工薪階層不能失業，一旦他失業一年以上並領取救助金，這就會成為他的一個道德汙點，從而影響他再找到工作。展現類似問題的還有日本NHK紀錄片《日本社保危機》，其中一位女性失業者，連續找工作碰壁，原因就是她領取救濟的身份遭到了歧視。所以這就是一個非常真實的問題：一旦失業者領取救濟，他們就被打上了“自甘墮落的懶漢”“福利社會的蛀蟲”等符號，於是更加難以找到工作，成為一個荒謬的死循環。
英國學者彼得·湯森（Peter Townsend）在其著作《英國的貧困》（Poverty in the United Kingdom） 中，通過貧困家庭被社會排斥的各項指標，提出了“被剝奪指數”的計算方法。他認為，政府給於長期失業群體的福利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根據他的計算至少低了50%以上。只有提高福利，才能讓這些貧困家庭過上不被社會排斥的生活，才能讓他們走上找到工作的正軌，才能讓他們的子女順利完成教育，而不是成為失業大軍中的新成員，讓貧窮代際相傳。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政治學教授保羅·皮爾森（Paul Pierson）在批評新自由主義的著作《拆除福利國家？里根，撒切爾和裁員政治》（Dismantling the Welfare State? Reagan, Thatcher and the Politics ofRetrenchment.）中指出：享受國家福利的失業群體，受到了就業市場嚴重的歧視與排擠，更重要的是這種排擠並非“天然的”或“必然發生的”，是政府政策和福利沒有到位導致的。他們即便是國家救助金的享用者，但在享受福利和安全保障時依然遠遠不如其他階層，他們的孩子在學校也會受到邊緣化排擠。
我們固化印象中，“福利社會養懶漢”的概念很多源自於歐美國家街頭的流浪漢群體，看他們每天晒晒太陽，領領救濟，似乎優哉遊哉沒有任何工作的動力。但是，情況並非如我們想象的美好。英國公共政策研究所（IPPR）調查了本國流浪漢群體，並以此為基礎出版了著作《不安全的街道》（Unsafe Streets）：調查顯示，露宿街頭的流浪漢中，有超過25%的人患有嚴重的精神疾病或在疾病收容所中待過一段時間；80%的街頭露宿者都至少成為過一次犯罪行為的受害者，50%的人遭受過莫名的暴力襲擊——可能僅僅來自於路人的仇恨，但這其中僅有五分之一的受害者選擇向警察報案。同樣，調查的結論還是，政府對於這些邊緣群體的福利與救助是太少，而不是太多。
還不僅如此，貧困哺育著貧困，底層深陷於底層：英國經濟社會研究委員會（ESRC）曾經做過一項研究，追蹤了9000名在1970年同一星期出生的新生兒，並把他們的父母財富和地位分為“上、中上、中、中下、下”五個階層。等到了1996年，這些新生兒們26歲的時候，調查結果顯示：父親屬於第一階層或第二階層的年輕人群體，失業率遠低於其他三個階層；而父親屬於第五階層或由單身母親撫養的年輕人，有著最高的失業率，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從來都沒有參加過工作。
我們可以看出，沒有一項研究成果能夠支持“福利社會養懶漢”——或者嚴謹一點說，“高福利導致底層人民普遍喪失工作的動力”這一觀點。與此完全相反，從歐洲到美國，從80年代到21世紀，涵蓋政府機構、高校研究所、社會學家、管理學家、教育學家、政治學家、左翼學者、媒體人、女性主義者在內的研究，反駁此觀點的研究比比皆是。
此外，以我在北歐的所見所聞，那些高福利國家，對待國民是很好，但是不代表他們傻，能讓你鑽各種空子。有很多完善的制度防止國民“薅國家的羊毛”。例如北歐的公共交通系統，買票上車的地方都沒人看著，你想上就上想下就下，看似“搭便車”也毫無問題。但是他們會有專門的檢票員去抽查，逃票罰款一千多，可以說力度很大了。排除個別人品特別好的個例，按照抽查的比率來算，逃票也佔不到多大便宜（他們都是算好概率然後定好罰款金額的），而且還會留一個不誠信的記錄，還不如直接買票了。納稅也是同理，人民自主報稅和銀行代扣相結合，但要查出了逃稅那個處罰力度會讓你疼一輩子。對於領失業救濟也是類似，比如政府會規定你一個月必須申請三份工作，如果不行政府幫你安排，如果實在找不到再給你救濟金讓你不至於餓死；但你下個月還得繼續找工作，如果找到不去的話，不好意思你的救濟金沒有了。發達國家的種種規範制度基本上可以杜絕“福利寄生蟲”的存在，那也側面說明這些找工作的人，是真找不到的。
（三）
那麼“福利社會養懶漢”這一觀點是怎樣深入人心的呢？大衛·哈維指出，這來自於新自由主義政客們對民眾的洗腦：通過汙名化底層群體，讓國家削減福利開支，減輕富裕階層的稅收，並讓國家走上新自由主義的快車道。這就是來自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控制。
自從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新自由主義政變”（鮑曼語）開始，西方世界曾經引以為傲的福利體系徹底改頭換面：稅收大幅度減少，社保一削再削，窮人們被更多地丟在社會底層自生自滅。慢慢免除了社會福利的美國，在近20年中20%最貧窮的家庭總收入下跌了21%，貧困兒童的數量從200萬增加到了500萬，同時得不到社會救濟的老弱病殘大大增加。即便如此，依然有四分之三的議員支持削減福利，比爾·克林頓對此發表看法：“我們所知的福利國家已經完結”。美國學者華康德（Loic Wacquant）犀利的指出：“美國社會政策的目的不是消除貧困，而是減少窮人數量（意指提高政府援助救濟對象的標準）。這個細微差別意義重大：就如同好的印第安人就是死去的印第安人，今天‘好的窮人’是那些只關注自己而沒有任何要求的隱形窮人。簡而言之，就是要像不存在的人一樣生活。”
“福利社會養懶漢”“窮人自甘墮落放棄工作”，不過是對底層群體“汙名化運動”的一部分輸出。
不同於“勞工階級”（working-class）"下層階級"（lower-class）帶有鮮明階級屬性的詞彙，"底層階級"（underclass）一詞開始逐漸流行併成為主流話語權形容“窮人”的專有名詞，目的是要構起了一個無用且危險的無產階級群體畫象。Underclass一詞，最初是由繆爾達爾在1963年預言"去工業化"的危險時首次使用的，即工業生產的萎縮，可能導致越來越多的人口永久性失業和沒有資格受僱。這個詞彙在很長時間裡並未引起太多注意，直到70年代末期（也是福利國家制度開始遭受重挫的時代），在大眾媒體和公共共識中，"底層階級"逐漸演變為"窮人"的代名詞。（三浦展：《下流社會》，文匯出版社，2007）
那些被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驅離”的勞動者們，往往都被按上了“墮落”“懶惰”“你窮是因為你不努力”的惡名。但事實就如我們前文所述，這種經濟體制就無法足夠的工作機會。BBC、NHK都有許多展現底層人民生活的紀錄片，他們頻繁的尋求工作，但也頻繁的被解僱：有的是因為企業為減少成本而裁員，更多的是他們沒有一個找到穩定工作的技能——最關鍵的是他們有沒有錢和時間去培訓這些技能，因為他們每天要保證自己不餓死，就要拼盡所有的精力了。即使這樣，頻繁失業的他們也被親戚、街坊、同學同事普遍的汙名化：認為他們道德墮落、好吃懶做、連工作的本事都沒有反而享受著國家福利救濟。
這就是資本主義的“殺人誅心”：一方面讓你成為生產體系的邊緣人，縱使努力也難以改變自身處境；另一方面給你貼上“福利社會寄生蟲”的標籤——就如鮑曼在《工作，消費，新窮人》中所說：“指責窮人因為不願意工作而陷入慘境，因此給他們安上道德墮落的罪名，且把貧窮當成是對罪惡的懲罰，成為了工作倫理在全新的消費社會裡的最後一項任務”。 伴隨於此，兩個相關的概念也開始同時被販賣：首先，貧窮不再是一個社會問題，而是某些人道德淪喪的自我選擇。淪為底層階級被視為是自主的選擇——故意的或者默認的。
在美國各州的司法案例和判決書中，“底層社會”這個詞語的出現往往伴隨著很長的相關列舉——少年犯、輟學這、癮君子、單身母親、搶劫犯、縱火犯、未婚媽媽、皮條客、乞丐、暴力犯罪——用可怕的定性詞語讓所有體面人放下心中的道德包袱。這些社會邊緣群體甚至無法獲取正常的同情，更不要提幫助亦或是反抗了。
資本主義的“殺人誅心”，除了對窮人的汙名化、歧視化運動，還包括對富人的道德化、造神化運動。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性會造成資源分配的兩極分化，即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勞動者的剩餘價值被資本家榨取，難以形成購買力；商品積壓導致工作崗位減少，失業的危機使勞動者競爭加劇，資本家又可以藉此壓低工資。這樣就行成了生產過剩的惡性循環，直到經濟危機的釋放。
資本家們因為享受了站在金字塔頂端的紅利，往往能在短時間內積累起鉅額的財富。他們用這些十幾輩也消費不完的財富去做慈善，賺得了“濟世愛民”的美名，更消解了人們對於制度不平等的質疑：“你看他們人多好啊，拿這麼多錢做慈善，所以人家配掙這麼多啊。”
富人的“造神化”運動把“有錢=天然正確”聯繫起來，無論這個人展現出怎樣的與底層類似的惡毒刻薄、道德敗壞、違法犯罪種種特質，但是因為他們有錢，所以一切變得都可以理解，甚至還會成為“與眾不同”的優點被人稱頌。而你只要指責他們，那就是你窮、你酸、你嫉妒人家有錢——“人家一天掙的錢比你一輩子還多，你也配？”
說起資本家們做慈善的問題，大衛·哈維就批判過頂層富人普遍樂於大量捐款給名校，名校再在招生時設置精英化壁壘，但他們卻對世上大部分赤貧人口視若無睹。他發明了一個詞彙叫做“慈善殖民主義”，用來形容那些靠慈善基金會避稅以及用“假慈善”沽名釣譽的食利階層。同時，資本主義貧富分化是一種制度性的罪惡，完全取法通過杯水車薪的慈善行為來解決。
舉一個我們非常熟悉的名人，著名球星大衛·貝克漢姆，在2005年成為了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的形象大使，並一直以熱心公益、關愛特殊群體的形象示人。而在最近曝光的郵件中，小貝聲稱自己只是為了封爵才做公益，封爵沒有成功就對委員會破口大罵。他在給自己公關經理的郵件中這樣寫道：“他們就是一群婊子！和我想的一點不差！這些榮譽誰說了算？說實話這很恥辱，假如我是美國人，十年前我就拿到這玩意兒了！”後續的曝光還顯示，貝克漢姆從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中獲取了超過百萬美金的報酬，但是自己沒有捐過一分錢。在他去菲律賓看望海燕臺風中受難的孩子們之後，明明是贊助商為他購買的機票，他還要求兒童基金會為自己報銷8000歐元的商務艙機票，並在郵件中對自己公司主管吐槽：“說實話，我覺得無論如何都不應該讓我付任何錢。”
當今社會對富裕階層的天然崇拜類似於舊社會勞動人民對於士人階層的天然崇拜。封建時代，統治階級對於勞動人民的統治分兩步走，一是肉體奴役：嚴刑峻法，膽敢造反誅九族、凌遲處死；二是精神奴役，就是塑造士人階級天然的“神性”。統治階級對於被統治者存在天然的精神奴役，即超越暴力和財富的解釋權和定義權——君權神授、我的話語權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就好比奴隸是天然恐懼奴隸主的，從內心深處相信自己和奴隸主是兩種生物，所以殺人是手段，誅心是根本。我國封建時代，通過儒教思想成百上千年的灌輸與構建，底層人民對於封建士大夫具有天然有畏懼感，士人天然是有特權的，這個特權不需要解釋，就像范進中舉前他老丈人對他冷熱暴力毫不含糊，中舉之後就成了“天上的文曲星，打不得”。就是上山造反的土匪，對於讀書人也有著出乎意料的恭敬與莫名的崇拜，許多古代小說中我們都會見到山大王一定要找個秀才來當“狗頭軍師”這一情節，殊不知這些書呆子們的鬥爭經驗遠沒有土匪們豐富。但這就是天然的崇拜，窮死的士人也是士人，是普通人不敢仰視的。韓丁的《翻身》中就描寫了封建地主對於農民的精神奴役是怎樣構成的：
《讓子彈飛》中，張麻子又是發錢又是發槍，結果一個人都沒動員起來，只有十幾只鵝；但砍掉黃四郎的替身之後，瞬間人民戰爭的滾滾波濤就淹沒了碉樓。黃四郎的替身就是精神奴役的符號，統治階級進行統治的祕訣就是通過精神奴役可以輕鬆的少數人統治大多數人，而打破了精神奴役，統治階級的暴力其實不堪一擊。
一方面對底層窮人持續的汙名化運動，另一方面對頂層富人“有財富就天然正確”的造神運動，就是資本主義的精神奴役。在傳統資本主義社會，窮人和富人們地位雖然不平等，但精神上依然是平等的。然而現今窮人們被排除在正常生活之外，精神上已不再具有平等性，併產生了恥辱感、內疚感。鮑曼指出，並不能將”貧窮”簡單折價為物質匱乏乃至身體痛苦，它同時亦是一種心理折磨與社會壓迫。因為當今社會就是為“消費主義”設計的，包括城市空間、生產空間、生活空間無孔不入，就如我們在《一線城市是一場盛大演出，小資產階級是它最忠實的觀眾》《“南鑼鼓巷”式的地標，是對一座城市最大的傷害》《瘋漲的房租、超長通勤時間——大都市中的“邊緣白領”與“資本遊民”》等一系列文章中討論的。於是當代窮人，意味著被排除在一切“正常的生活”之外，不與其他一切階層產生交集，成為了標準意義上的“看不見的底層”。最底層群體往往被持續汙名化的羞恥感包裹，被各種歧視所攻擊，還有巨大落差產生的剝奪與失落。於是他們往往會選擇自我放逐於主流社會，他們永遠處於社會的底層，並無法像過去那樣團結起來反抗上層階級。
資本主義的最大成功就是把剝削、吸血與掠奪用公平、自由、競爭、市場等外衣包裹了起來。資本主義首先通過殖民主義、奴隸奴工制，掠奪全球資源完成資本原始積累；再通過生產關係來掠奪剩餘價值，製造貧困；最後用“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來從法律和意識形態上為資本的一切血淚與罪惡背書。並通過塑造“財富的神性”和“自甘墮落的貧窮”等精神奴役，維繫著整個資本運作的穩定。
於是我們看到了“殺人誅心”的威力，窮人成為了真正意義上“看不見的底層”。
鮑曼在書中寫道：“沒人想要窮人，沒人需要窮人，窮人被人拋棄，那裡是窮人的歸宿呢？最簡單的答案是：消失。首先，把窮人從大街和其他公共場所遷走，這些場所是消費社會的成員使用的。更好的情況是，如果他們手裡的文件不夠完備，就可以剝奪他們所有的社會責任。如果沒有驅逐的理由，就把窮人監禁在偏遠的監獄或集中營裡，最好的地方是亞利桑那州的沙漠，在高科技、全自動的監獄裡，那裡他們看不到任何人，甚至連獄警也看不到幾次。
還要把窮人從社會群體和道德責任中驅逐出去。這可以用剝奪者和墮落者的語言改寫故事來完成。把窮人描繪成鬆弛懈怠、有罪、缺少道德的標準。媒體樂意與警察合作，向喜歡看轟動新聞的公眾呈現駭人聽聞的圖片，充滿了犯罪、毒品和性混亂、在破舊接到的尹安中找到庇護的不法分子。向公眾們明確：貧窮問題就是犯罪問題，然後用對待罪犯的方式處理這個問題。”
（四）
與汙名化和歧視本出同源的是背後的無知與冷漠。最近知名富二代、天生的資本家王思聰，在與人打嘴仗時表示：“9012年了還有沒出過國的傻屌？”
如果說他罵的那個人的言論集中反映了底層階級的愚昧與自大，那麼王思聰則集中代表了頂層階級的傲慢與偏見。根據2016年年底，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出境入境管理法執行情況的報告透露，目前全國有效的因私普通護照持有量達1.2億本。也就是說不到10%中國人才有自己的護照，而出過國的恐怕還要再打一個折扣。按這個比例來看，王思聰那些“校長長、校長短”喊得親切的不行的粉絲們，肯定有相當一部分屬於他口中的“傻屌”。不過這也是好事，我為啥欣賞王思聰呢，因為他真實，雖然頂層階級從來骨子都流著傲慢與偏見的血，但他們大多數都還要裝出一副普世愛民、低調謙和、彬彬有禮的態度，像王思聰這樣“真性情”的很少見，也能讓我們看清楚那些“看不見的頂層”是怎麼想的。那些無條件匍匐與富人神性的粉絲們，在多經歷些這種事後，也會有一兩個能明白起來。
晚唐詩人於濆有一首《古宴曲》：
雉扇合蓬萊，朝車回紫陌。重門集嘶馬，言宴金張宅。燕娥奉卮酒，低鬟若無力。十戶手胼胝，鳳凰釵一隻。高樓齊下視，日照羅衣色。笑指負薪人，不信生中國。
這首詩的辭藻文飾不算頂級，但是意境很高。前面十句寫的是宴會的奢華，香車寶馬，豪宅高門，華衣美女，純釀佳餚。這些在宴席上把酒言歡的公子哥們站在樓臺上看風景，看見了一個揹著木柴的農民，他們紛紛表示非常疑惑：中國怎麼會有這麼窮的人，不可能吧？
這首詩的文學表現手法模仿了白居易的《秦中吟》系列，比如這首《輕肥》：
意氣驕滿路，鞍馬光照塵。借問何為者，人稱是內臣。朱紱皆大夫，紫綬或將軍。誇赴軍中宴，走馬去如雲。尊罍溢九醞，水陸羅八珍。果擘洞庭橘，膾切天池鱗。食飽心自若，酒酣氣益振。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十六句詩，前十四句都在描寫“內臣”——也就是宦官——這一唐代最腐化的特權階級，看他們又是朱紱，又是紫綬；又是美酒，又是佳餚；又是洞庭橘，又是天池鱗。在一片珠光寶氣浮華掠影中，忽然筆鋒一轉，一句“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全詩戛然而止，讓人汗毛倒豎，脊背發涼。
這是一個“燕娥奉卮酒”和“衢州人食人”同時存在的世界，我們就算做不了什麼，至少也要保持基本的善良，不要在背後戳人脊樑骨：笑指負薪人，不信生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