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戰鼓聲聲，軍歌嘹亮，位居中華腹地的中部六省迎來崛起的衝鋒時刻。這是繼“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等區域發展戰略之後，黨和政府為推動我國區域經濟均衡發展的又一重大部署，中部崛起指日可待。
本報記者 劉波報道
“中部崛起”的號角再一次吹響。5月，推動中部地區崛起工作座談會在江西南昌舉行，會上指出，中部地區崛起勢頭正勁，發展大有可為。要緊扣高質量發展要求，乘勢而上，紮實工作，推動中部地區崛起再上新臺階。
中部地區，橫跨湖北、湖南、河南、安徽、江西、山西六省，依靠10.7%的國土面積，承載約26.6%的常住人口，不僅是我國人口大區，更是全國重要的能源基地和製造業聚集區。由於地處中國經濟版圖“腹部”，中部地區承東啟西、融貫南北，市場潛力大、經濟增長後勁足，在我國區域發展格局中佔有重要地位。
“中部崛起”戰略的實施，源於《中部地區崛起“十三五”規劃》，其目的在於解決區域經濟發展不均衡的問題，與“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加快東部發展”一道構成我國完整的區域經濟發展戰略。
在“中部崛起”提出之前，是“中部塌陷”的焦慮。彼時，中部六省地位尷尬，論發展質量比不上東部，論發展速度又不如西部。不過，隨著全方位深化改革和城鎮化戰略的推進，十餘年間，中部的崛起正在從規劃轉變為現實。
記者獲悉，鄭州市城市軌道交通第三期建設規劃（2019-2024年）已在近日獲批。批覆指出，原則同意鄭州市城市軌道交通規劃建設的7個項目，預計總投資額為1138.94 億元。
如此宏偉的規劃藍圖，是鄭州乃至整個中部六省在近幾年迅速發展的縮影。相關資料顯示，六個省會城市中，武漢早已跨入全國GDP十強數年；長沙也於2017年首破萬億；鄭州更是在去年一口氣拿下千萬人口和萬億俱樂部的“雙門票”；合肥則帶著長三角的“光環”躋身世界級城市群；南昌和太原也在各自區域內飛速發展。如今的中部地區，已成為全國經濟增速最快的區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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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龍頭之爭
區域板塊輪動下，中國經濟正不斷髮生著新的變化。
城市化問題研究員張巖認為，與沿海發達地區不同，在中西部地區的發展格局下，省會往往是該省的“單極核心”城市，以強省會建設激發大城市經濟群的帶動效應，進而助推全省發展。因此武漢、長沙、鄭州、合肥、南昌、太原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中部崛起”的進程。
2019年一季度經濟數據顯示，在中部六個省會城市中，太原以高達9.2%的經濟實際增速居首；南昌、武漢、鄭州增速分別是8.5%、8.4%和8.2%；長沙和合肥居末位，卻也達到8%和7.9%，跑贏全國6.4%的平均增速。
縱觀2009-2018年六省會的GDP總量，武漢、長沙、鄭州先後突破萬億。其中，武漢獨佔鰲頭，且優勢仍在繼續擴大；長沙、鄭州則持續發力，緊隨其後；合肥在2011年吞併原巢湖市的兩個區縣後，奮起直追，發展同樣迅猛；山西是煤炭大省，太原受制於資源型城市，發展曾一度停滯，但通過積極轉型，近兩年在經濟增速方面一馬領先。
2016年12月《促進中部地區崛起“十三五”規劃》印發，規劃明確提出支持武漢、鄭州建設國家中心城市。
中部六省雖在地理上同屬中部，但在區位上卻分屬不同的城市群。其中，武漢、長沙、南昌同處長江中游城市群，鄭州則領銜中原城市群，合肥已被正式納入長三角城市群，太原則有山西中部城市群的概念。
張巖表示，中部地區三個“萬億俱樂部”的城市中，武漢市作為我國中部和長江中游地區唯一人口超千萬的城市，區位優勢突出；儘管經濟上與武漢存在差距，但是鄭州作為中原城市群核心城市，區位優勢明顯，腹地市場廣闊，河南省豐富的人力資源更成為其未來發展的想象空間所在；長沙則是以815萬的人口，實現了11003億的生產總值，雖然GDP超過鄭州，但長沙在人口、政策紅利等諸多方面，較之鄭州和武漢，都屬於“窪地”。以目前的發展情況來看，中部的龍頭之爭，將在這三個城市中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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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人口之爭
人口流入流出，是衡量城市吸引力的關鍵指標。自2018年以來，各大城市的“搶人大戰”陸續上演，紛紛向青年們拋出橄欖枝，出臺新政各顯神通。
中部六省同樣求賢若渴，陸續出臺極為慷慨的“保姆式”留人政策，從落戶到住房，從生活補貼到創業資金，一攬子的規劃極具誘惑。
以湖南長沙最新的《常住戶口管理規定》為例，35週歲以下（含）具有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學歷的應（往）屆高等院校畢業生，擬將戶口遷入長沙市城鎮地區的，由本人持高校畢業證、戶口遷移證或戶口簿內頁及申請表到長沙市政務中心（市人才服務窗口）或遷入地公安派出所辦理，材料齊全的當場辦結。
隨後，2017年“長沙人才新政22條”落地，提出要打造人才服務升級版，解決人才創新創業的後顧之憂，讓人才舒心生活、安心工作、潛心發展。
新政規定，對落戶並在長沙工作的高校畢業生，博士享有兩年內發放每年1.5萬元租房和生活補貼及6萬元購房補貼；碩士，兩年內發放每年1萬元租房和生活補貼，並給予3萬元購房補貼；本科生兩年內發放每年0.6萬元租房和生活補貼。人才引進服務的柔性愈增可見。
中部地區交通區位優勢明顯，橫跨長江、黃河、淮河三大最重要的河流，水陸四通八達。近年來，中部地區科技水平進步較快，創新力量日益壯大，各省產業優勢各具特色，為中部的高質量發展築牢“四樑八柱”，也為吸引人才落戶增加了經濟的內驅力。
武漢，坐擁國家存儲器、網絡安全人才與創新、新能源和智能網聯汽車、航天產業四大國家級產業基地。以汽車製造業、電子信息製造和裝備製造業為主導產業，是我國重大生產力佈局之地，也是構建武漢現代化經濟體系之地。
鄭州則以電子信息製造、汽車製造和食品服裝業見長，且擁有全國首個國家級航空港經濟綜合實驗區；長沙是工程器械之都，擁有三一重工和中聯重科兩大龍頭，其重型裝備製造在全國舉足輕重。合肥是顯示產業和家電產業的高地，南昌擁有食品、汽車和電子信息三個千億級產業，太原以軌道交通和煤化產業為主。
截至2018年底，武漢常住人口為1108.1萬人，比上年增加18.81萬人；鄭州常住人口1013.6萬人，同比增量25.5萬人；長沙常住人口815.47萬人，增長23.66萬人；合肥常住人口808.7萬人，增長12.2萬人；南昌常住人口531.88萬人，增長8.20萬人；太原常住人口442.14萬人，增長4.17萬人。
中部六省會城市受益於人才引進計劃，以及大城市的虹吸效應，人口增長明顯。其中以鄭州人口吸引力最強，合肥、長沙、武漢次之，南昌和太原吸引力最弱。專家提醒廣大擬落戶青年，在選擇棲身的城市時，不應看它有多少優惠，還要更多地結合自身能力與所提供工作的潛力，做長遠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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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城市迎來發展機遇
中國城鎮化，在改革開放的40年間走過了一個高速發展期，城鎮化率從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8年的59.58%，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進入下半場後，中國城鎮化發展正處於由高速度向高質量轉變的關鍵時期，中心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正在成為新的發展戰略，中部的強省會城市也迎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
有專家認為，隨著沿海地區正在進行產業轉移，中部地區作為主要承接區域之一，蘊含重大發展機遇。這其中最具代表性當屬富士康落地鄭州，直接帶動了當地的電子信息產業和進出口規模，這對城市的發展作用不容小覷。
為此，武漢、鄭州、合肥均提出綜合交通樞紐的定位。武漢和鄭州地處要道，屬於傳統的交通中心，高鐵興起後，武漢便有了“高鐵之心”的稱號，即以武漢為圓心，所有開通高鐵的省份，都在武漢的“7小時”半徑內。鄭州則是中國首個“米字形”高鐵樞紐中心，不管是普鐵還是高鐵，其線路最多、規模最大、覆蓋最廣。隨著高鐵時代興起，合肥也順勢打造出國家級綜合性交通樞紐，對其成功融入長三角一體化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作用。
在航空港吞吐量方面，2018年鄭州機場完成旅客吞吐量2733萬人次，居全國第12位；完成貨郵吞吐量51.5萬噸，貨運規模穩居全國第7位；客貨運規模繼續保持中部地區“雙第一”。長沙緊隨其後，旅客吞吐量2526萬人次，位居第全國第14；武漢旅客吞吐量2450萬人次，位居第16；太原、南昌、合肥分別位居全國第29、30、37。
完善發達的交通體系，也是實現城市群內部城際溝通的高效交通方式。做大做強中心城市，是城市競爭的新抓手。中部六省在培育各自“強省會”的同時，也在以“強省會”為中心，帶動周邊區域發展，以便在發展中謀得先機。
當前，中國經濟出現新的下行壓力，國家需要新的增長點來保持平衡，擁有若干新增長極的中部，就成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引擎。當“中部崛起”邁入下一個階段，如何緊密結合六省間的聯繫，加強中部地區市場、產業、交通的一體化佈局將成為打開新局面的關鍵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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