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保筆談】
作者：趙曉旭（杭州國際城市學研究中心、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隨著城市化的推進，京杭大運河沿線規模較大的城市如杭州開始嘗試通過規劃引導，將環境效益相對較弱的貨運水上功能逐步外遷出主城區，進行區域性轉移。由此，“運河二通道”這個名詞開始出現在新世紀的運河史冊上。
要讓大運河成為連接長江南北、浙東浙西的水上交通樞紐，首先要溝通錢塘江與大運河。明末，運河入錢塘江處改閘為壩，江河從此阻隔。20世紀80年代建成的京杭大運河與錢塘江溝通工程，不但實現了江河連通，還與浙東運河相通，為北煤南運、南水北調開闢了渠道。“九五”期間，京杭大運河（杭州段）實施航道改造後，運量的增長造成航道通過能力的嚴重不足，杭州市區段成為浙江段的通航瓶頸。2015年10月，京杭大運河浙江段三級航道整治通過國家發改委審批，項目包括京杭運河溝通錢塘江第二通道（即“運河二通道”）新開挖段工程。這一工程無論從城市發展的一般規律，還是從區域經濟發展和城市空間規劃的角度來看，都具有較強的綜合效益。
“運河生命共同體”是基於“河、城、人”三者之間緊密互動關係而形成的。生活在運河沿線的人們通過運河這一地緣紐帶形成了共同的文化信仰。因此，“運河生命共同體”成為維繫大運河流域人民認同意識和保持大運河可持續發展的動力，成為研究大運河文化傳承與發展的重要對象。而運河二通道作為“運河生命共同體”中的嶄新元素，其空間區位、功能定位顯然具有一定特殊性。
"【環保筆談】
作者：趙曉旭（杭州國際城市學研究中心、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隨著城市化的推進，京杭大運河沿線規模較大的城市如杭州開始嘗試通過規劃引導，將環境效益相對較弱的貨運水上功能逐步外遷出主城區，進行區域性轉移。由此，“運河二通道”這個名詞開始出現在新世紀的運河史冊上。
要讓大運河成為連接長江南北、浙東浙西的水上交通樞紐，首先要溝通錢塘江與大運河。明末，運河入錢塘江處改閘為壩，江河從此阻隔。20世紀80年代建成的京杭大運河與錢塘江溝通工程，不但實現了江河連通，還與浙東運河相通，為北煤南運、南水北調開闢了渠道。“九五”期間，京杭大運河（杭州段）實施航道改造後，運量的增長造成航道通過能力的嚴重不足，杭州市區段成為浙江段的通航瓶頸。2015年10月，京杭大運河浙江段三級航道整治通過國家發改委審批，項目包括京杭運河溝通錢塘江第二通道（即“運河二通道”）新開挖段工程。這一工程無論從城市發展的一般規律，還是從區域經濟發展和城市空間規劃的角度來看，都具有較強的綜合效益。
“運河生命共同體”是基於“河、城、人”三者之間緊密互動關係而形成的。生活在運河沿線的人們通過運河這一地緣紐帶形成了共同的文化信仰。因此，“運河生命共同體”成為維繫大運河流域人民認同意識和保持大運河可持續發展的動力，成為研究大運河文化傳承與發展的重要對象。而運河二通道作為“運河生命共同體”中的嶄新元素，其空間區位、功能定位顯然具有一定特殊性。
位於京杭大運河上的浙江塘棲古鎮廣濟橋夜景。新華社發
運河二通道的有機更新並不預示著運河發展的衰弱，因為變遷中往往孕育著創新的動力或機制。從城市空間結構有機更新的角度看，需把握好老航道貨運功能遷移與新航道功能培育之間的關係，解決新航道的區位選擇、產業鏈條、管理體制等問題，避免外遷後的新航道出現貨運“空殼”市場，否則就違背了建設運河二通道疏解主城區運河通道貨運功能的決策初衷。
從城市轉型與治理有機更新的角度看，需把握好保護、治理、開發之間的關係。一方面，保護運河是治理、開發運河的前提。運河二通道沿線的溼地、臨平山等景觀節點，記錄著時代變遷，承載著文化積澱，只有堅持保護，治理、開發才有目標和方向。另一方面，運河二通道的治理與開發是實現保護的手段與途徑。新航道的規劃控制範圍內多為水田、耕地，沿線徵遷主要為零散型村落農居點，要把有機更新的核心聚焦於人，全面分析利益相關者關係的處理、政策認知、心理期望和發展訴求，從而確定有機更新的模式與治理。
從大運河文化保護傳承利用有機更新的角度看，需把握好歷史、現代、未來之間的關係。在城市化的進程中，既要延續運河遺產、挖掘運河文化、延續歷史文脈，也要思考運河二通道與沿線城市空間結構的優化、產業結構的提升、生態環境質量的提升，實現由“城市的運河濱水區”向“運河濱水區的城市組團”的思路轉型，使運河二通道真正成為連接城市昨天、今天和明天的“生命共同體”。
引入“運河生命共同體”理念，就是把運河二通道的有機更新納入運河乃至沿線周邊城市的整體範疇，通過河道有機更新，帶動城市的整治、保護、改造、建設、開發與管理。為此，筆者提出以下建議：
其一，通過地理和網絡空間距離“雙縮減”，促進運河二通道與周邊區域協調發展。通過延續運河二通道兩側原本相連接的人際交往和社會網絡圈，壯大新的城市人際網絡；同時，積極推進以信息共享為重點的大數據網絡建設，打通運河二通道沿線城市行政邊界分割下的“數據分置”，充分發揮信息、數據等非傳統要素集聚優勢，形成新的城市區域合作發展優勢。
其二，針對不同利益主體的訴求，提高城市有機更新的針對性和可行性。在國內外城市濱水區有機更新的過程中，曾出現收益導向型發展弱化了濱水區的整體效應、社會關係割裂阻礙濱水區的繁榮等問題。在運河二通道有機更新過程中，需要更多關注規模性農居拆遷的利益相關者，明確政府、開發商、徵遷戶各主體之間的利益及阻力所在，針對不同利益主體的利益訴求進行分析，提高城市規劃的針對性和可行性。
其三，開展歷史、文化碎片的積極保護，延續“後申遺時代”運河遺產保護工作。運河二通道既傳承了原有京杭大運河的歷史文化基因，又具有差異性。除了對沿線兩側的農耕、水利、山水文化景觀“應保盡保”外，還應通過修復生態環境打通河道岸線，結合運河北部區域的保護開發工作，走出一條“運河生命共同體”理念指導下的大運河文化遺產保護傳承之路。
綜上所述，在“運河生命共同體”視角下開展運河二通道有機更新，是實現區域協調、城市轉型、治理創新的有機過程，是對原有大運河政治、經濟、文化變遷的創新發展與時代延續。這種設想如果能付諸實踐，將有助於大運河真正成為經濟動脈、社會命脈、歷史文脈和生態水脈。
《光明日報》（ 2019年06月29日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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