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建築師貝聿銘正在經歷一生中最艱難的挑戰，地點在美國東海岸最保守的城市——波士頓。
之所以說波士頓保守，是因為這座城市以其歷史悠久、典雅含蓄的殖民風格建築為豪，摩天大樓在這裡不被視為繁榮的標誌。城市元老們甚至使用對市內建築限高的辦法來捍衛這裡維多利亞式的天際線，任何試圖改變其19世紀城市佈局的想法都很難被落實，居民們將考帕列廣場自詡為“新英格蘭的雅典衛城”。最重要的是，這座城市擁有比其他美國城市更多的建築設計師。
可想而知，貝聿銘在這座城市接手一個60層高樓設計規劃的需求時所面臨的壓力。當時貝聿銘的設計事務所開張剛過10年，但在波士頓已經頗有知名度，他在1966年夏天完成了對於漢考克大廈的設計方案，漢考克大廈的委託方來自一家歷史悠久的保險公司，他們希望貝聿銘能夠在建築上壓倒自己的對手品牌，順便改變波士頓的天際線。貝聿銘對方案修改了6次，最終的定稿顛覆了當時在紐約和芝加哥流行的機械重複的盒式玻璃建築，它包括了起伏的流線型玻璃牆、幾何狀的壁階以及鋸齒狀的削角。
這座大廈在1968年8月破土動工，但公眾和建築同行都不買賬，一位建築師致信給《波士頓環球報》稱：“無法想象在這片土地上還能建造出比它更愚蠢、更不和諧的建築。”波士頓建築師協會則發表了一份委婉批評的聲明：“我們原指望會出現有別於自我中心主義表述的東西。”
真正的災難還是在幾年後，1972年夏天，即將投入使用的漢考克大廈上的某些玻璃片開始出現裂縫，但這還不足以引起保險公司的重視，他們派人使用膠合板替代了那些隔熱窗玻璃，並在對外的通訊中稱，玻璃出現裂痕的原因來自高空垃圾的刮擦。第二年，風暴從西北部侵襲波士頓，漢考克大廈附近的數百扇窗戶被這座建築脫落下來的玻璃碎片打破。建築危機終於爆發了。
新聞媒體將此事件演繹成聳人聽聞的案件，出租車司機們則為漢考克大廈取了各式各樣的綽號，幾乎全美的報刊和電視臺都關注到這起事故。作為風波的核心人物，承擔這幢建築設計任務的貝聿銘和他領導的事務所，顯得痛苦不堪。他們意識到這是一場足以造成品牌毀滅的公關災難，事務所給所有僱員下達了要求，命令他們不得與媒體接觸。但這阻止不了漢考克大廈上的玻璃繼續破碎、脫落。
同時，另一項對大廈的檢查表明，漢考克大樓會在大風中猛烈搖晃，高層住戶甚至能夠察覺到這種搖晃。而顧問團隊給出的建議是增加1650噸斜撐鋼柱來加固大廈，這將增加至少500萬美元的成本。
直到1973年10月，玻璃破損的原因才被查明，它並非來自大廈的奠基作業或者風暴的威力，而是源於玻璃材料本身的癥結。對於建築工程專業的人員，類似混凝土之類的建築材料往往有專門課程用來學習瞭解，但對於玻璃，1960年代的大多數人仍然將它當成製成品、而非建築材料使用，貝聿銘也不例外。他在這個項目中採用了一個不可靠的技術——塗有反射覆面的雙層玻璃。但事實上，當陽光照射產生的熱量達到一定程度，或者大廈遭遇輕微顫動時，兩層玻璃片之間易碎的鉛製隔離器就會出現裂縫，並將裂痕擴展到玻璃本身，最終，整幢大廈上的10334扇窗戶幾乎都會遭遇一樣的下場，唯一的選擇是將這些不可靠的玻璃全部更換。
這兩個缺陷為漢考克大廈抹上了輿論陰影，並讓工程預算從原來的7500萬美元猛增到1.2億美元以上。在技術問題解決以後，一系列訴訟案依舊糾纏了漢考克大廈的委託方直到1981年，他們幾乎把和建築項目有關的所有人都告了，首當其衝的就是貝聿銘，他被指控“提交了技術不嫻熟的設計方案”，而玻璃製造商則控告貝聿銘“在風力負載規格上犯有嚴重錯誤”，貝聿銘也不甘示弱，反告玻璃提供方隱瞞了技術缺陷。總之，漢考克案後來成了美國建築史尚最錯綜複雜的訴訟案件，這些被告最終都和原告們達成了和解。
對於建築師而言，成為這樣一個爛攤子的核心人物絕非好事。貝聿銘的合夥人考伯對於整件事的評價是“既臭名昭著，又竭力擺出高姿態”，貝聿銘本人損失慘重，地位顯赫的客戶們很快獲知他是一個風險很大的建築師，他們不願僱傭一個被控有失職行為人來設計自己的企業大樓，即便那些訴訟已經結案。
在漢考克案以前，貝聿銘的人生一路順利，他出生在中國的一個望族，在1935年來到賓夕法尼亞大學學習建築，並且一路都受到名人或巨匠們的幫助指引——包括艾默生、格羅皮厄斯和威廉·澤鏗多夫，甚至肯尼迪家族。作為一名技術過硬的建築師，貝聿銘在拉攏業務和與避開政治牽連上本領超群。人們甚至私下用“中國的梅特涅（拿破崙時代的奧地利外交大臣）”來稱呼他，很難相信這種綽號會落在一個建築師身上。
波士頓讓這個一帆風順的成功者栽了跟頭。漢考克事件後，貝聿銘引以為豪的業務技巧也變得蒼白，他在1969年接下來IBM的一個辦公樓設計方案，但1973年後，IBM用另一位可靠的現代派建築師愛德華·巴恩斯取代了貝聿銘。1974年，約翰·洛克菲勒三世挑中了貝聿銘擔綱為其創立的亞洲協會設計一座新的文化中心，但最終，洛克菲勒三世對貝聿銘提出的方案沒有表示滿意，亞洲協會的項目被移交給了其他事務所。
此時的貝聿銘處境只能用糟透了形容，1970年代的建築業還處在蕭條中，而建築師與客戶之間的資金往來通常週期很慢，他的事務所走到了破產的邊緣。但貝聿銘的生命裡，蘊含一種處變不驚的特質，這讓他通常對糟糕的現狀採取輕描淡寫的態度。就在幾年前，他和家人在柬埔寨遊覽吳哥窟時，遭遇到了游擊隊的襲擊，他們和同伴租了一輛小車逃向泰國關卡。在這種生命攸關的時刻，貝聿銘仍能在路邊的水果攤停車，品嚐榴蓮的味道。
這次也一樣，貝聿銘壓根沒打算解僱事務所中的任何一個員工，同時不甘向受挫的名譽低頭。他知道自己在美國國內的聲譽暫時無可挽回，於是將眼光投向海外。
在1970年代中期，亞洲的城邦國家新加坡正在經歷經濟騰飛，許多大型建築項目在等待世界一流的設計師，並且，這裡的銀行家都認識貝聿銘的父親貝祖貽。在新加坡，他為一個金融集團打造了52層的總部大廈，一個東南亞航運大亨則委託他建設一幢辦公大樓。除了東南亞，中東在世界經濟版圖中的地位也逐漸不容忽視，建築群在沙漠邊緣拔地而起，貝聿銘為科威特建造了帶有拱廊的阿薩拉姆商業街。在伊朗，貝聿銘成了富豪們的寵兒，他拿下了一個又一個單子，並試圖面見巴列維國王。
在美國本土的事業停滯的時候，是全球化挽救了貝聿銘，他被迫在海外尋求客戶，而來自地球另一端的生意不斷，無形中讓他的名聲開始漂洋過海，最終，這個名字會以20世紀最傑出的建築師的身份跟隨洋流遍佈全球，從法國總統到中國的總設計師，貝聿銘獲得了大部分設計師難以實現的操作機會。他在1970年代一度蟄伏，經過幾年的喘息，在1978年終於憑藉了位於華盛頓的國家美術館東館的設計方案再次崛起，並留下了一幢偉大的建築。
許多年後，當他因為盧浮宮廣場項目而面對蜂擁而至的批評時，貝聿銘仍會想起波士頓漢考克大廈上發生的事，他在那之後敦促自己用更紮實的技藝和更頑強的心性去應對來自事業的挑戰。儘管盧浮宮的方案讓貝聿銘感到重重壓力，甚至落到千夫所指——除了支持他的密特朗總統——的地步，但對貝聿銘而已，最糟糕的時刻早已在1973年的秋天經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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