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火災應該對人們有種警醒的意義：一方面它會進一步促進城市處置緊急災難的能力，另外一方面，人類不斷增長的建設能力和建築野心，應該如何和文明社會的基本“安全”達到平衡
《財經》記者 熊平平 實習生 李昊 屈家楨 |文 朱弢 | 編輯
巴黎聖母院建於850年前，經受住了法國大革命和兩次世界大戰的洗禮，依然屹立於塞納河畔，成為巴黎千年歷史的象徵，滲透到巴黎這座現代城市的基因之中，連距離巴黎的里程都是從巴黎聖母院前面廣場的“原點”計算出來的。
4月15日，在全世界的目光下，熊熊火焰在巴黎聖母院的屋頂肆意燃燒，其標誌性的哥特式尖頂折翼坍塌。
這場大火發生在法國當地時間4月15日傍晚6:50，起火位置位於教堂頂部塔樓，火勢迅猛，一小時內火勢蔓延至整個屋頂。經過約400名消防員在夜間作戰以控制火焰，於凌晨宣佈部分熄滅，在爆發後約9小時火情得到完全控制。
幸運的是，巴黎聖母院並沒有重蹈巴西國家博物館的覆轍，除了屋頂及教堂內部裝飾物被燒燬，建築主要結構都被保存，珍貴文物悉數被搶救出來。法國總統馬克龍宣佈將為巴黎聖母院重建籌集資金，數億歐元捐贈也隨之而來，這項修復將至少需要10年-12年。
“但巴黎已經毀容了，這座城市將永遠不會像以前一樣。”一位現場祈禱的巴黎市民告訴媒體。
知名建築設計師、南方科技大學教授唐克揚在接受《財經》記者採訪時表示，目前來看，巴黎聖母院的毀壞情況並沒有想象的嚴重，以當代建築的修復技術，重建一個“看上去”一模一樣的巴黎聖母院亦毫無難度。
但唐克揚指出，巴黎聖母院是一座非凡的公共建築物，它以這種災難性的方式出現在公眾的視野之中，是不同尋常的，心理上的影響遠遠大過建築物的實際損失。
同時，這場火災應該對人們有種警醒的意義：一方面它會進一步促進城市處置緊急災難的能力，另外一方面，人類不斷增長的建設能力和建築野心，應該如何和文明社會的基本“安全”達到平衡？
《財經》：這次火災對巴黎聖母院建築本身的影響有多大？
唐克揚：截至我回答問題的時間，這次火災的起因還沒得到技術性的確認。初步調查的結果說是一個意外，是施工過程中的電氣事故，但是很多人認為也不排除人為破壞的可能性，尤其是在法國社會目前有著深刻矛盾的大背景下。一些人指出，起火時間實際上是修繕工程的下班時間，官方的說辭會不會是為了“政治正確”的掩飾？無論如何具體結論要等待法國政府的深入調查。
依據我剛剛看到的建築內部照片，火災的破壞沒有想象的那麼大，比如火災中受損嚴重的教堂屋頂，木質屋頂下面的石質屋頂看上去似乎基本正常，只有一兩處好像是塌陷了，從露出的間隙掉了一些東西下來，據說只有一扇玫瑰花窗毀壞，按法國媒體報道的說法，其他的似乎並無大礙。
但大火顯然會帶來更深遠的社會影響。巴黎聖母院幾乎是巴黎和法國的象徵，它以這種災難方式出現在公眾的視野中，使人油然聯想起2001年的911事件，這種可怕的心理聯想，遠遠超過火災的實際損失。就如韓國2008年的循禮門縱火事件，作為古代首爾僅存的幾座建築物之一，大門當時被燒成一片廢墟，它給韓國民眾帶來的心理衝擊遠比建築物本身損毀的影響更為強烈。
《財經》：巴黎聖母院有850年的歷史，經歷了多次修繕，這次哥特式尖頂燒燬坍塌、教堂屋頂被燒燬掉三分之二，這部分毀壞的建築，是哪個時期的建築？
唐克揚：我記得最主要的大修是在19世紀中期由建築師維奧萊·勒·杜克主持的，建成之後可能經歷過一兩次改動。被毀壞的屋架應該是12世紀-13世紀的原構。
但其實看你怎麼理解建築“修復”（restoration）的意義，古建築未必是鐵板一塊“原初”的含義。在往前的中世紀時期，建築的修繕未必一定是“修復”的意思。所有建築一定會面臨一個朽敗（weathering）的過程，但是逆轉這個過程不一定依據我們現在說的“修復”觀念。19世紀的建築師提出了讓古代建築物恢復舊貌的倡議，這個時候人們才開始有一個完整的歷史建築的概念。
維奧萊•勒·杜克主導的這次修復，實際上也是在做一種對於“起點”的想象。他認為自己應該回到那個最早設計建造教堂的人的思路，但在新的技術和社會條件下他也面臨諸多的挑戰。在那時維奧萊·勒·杜克不可能有充分的關於過去的知識，他只是設身處地，從一種建築結構本身的邏輯出發，恢復那個時候人們建造一座建築應該遵循的路徑，至於是不是完全重現“原貌”則是見仁見智的。
《財經》：這次火災的重建修復工作難度大嗎？修復後會是怎樣一個樣貌？
唐克揚：關於地標歷史建築的修復工作，現代歷史上也不乏先例。很有名的一個例子是德國德累斯頓聖母教堂的恢復，二戰時，聖母教堂被盟軍轟炸成了一片廢墟，後來德國建築師把廢墟里的建築材料編號之後，基本上是“一模一樣”地修復了這個教堂，現在去德累斯頓你就可以在市中心看到這個教堂。很顯然，不可能所有的建築材料都會歸位到原來位置上去，所以現在看這座聖母教堂，有一部分就是嶄新的，一部分就是在這廢墟里面撿到的大件的建築碎塊，至於結構就不可能是舊有的結構。
這裡面有一個問題，尤其在中國、日本、韓國，東亞的古代木建築的修繕中，也會凸顯這樣一種“新”和“舊”的對立統一。一座建築不可能真正的長命百歲，對它的添補，一定是一種“新”“舊”互相替代，互相淘洗的過程，相比於最早的建築而言，這個過程可能產生一座全新的建築，但它相對於當代人而言又是一座出生時就“老了”的房子。
所以將巴黎聖母院修復如初肯定是沒有問題的，從技術上說，現代人們已經可以三維“掃描”一座建築形成完整建築物理信息的模型，依此，未來更有條件建造出一個看上去基本是一模一樣的巴黎聖母院，比起維奧萊•勒·杜克在19世紀的那次大修，現在可能有更好的“修復”條件。但倒過來講，我想這種從災難開始又“修舊如舊”的完整案例會有另一層意義，它教育我們這些生活在和平時期的人，建築的外表並不是它的歷史意義的全部，那種表面的“歷史”恰恰是靠不住的。
《財經》：如何理解這句話？
唐克揚：即使傳統建築可以依照當代的技術建造出來，就像科幻小說裡說的，用恐龍的信息復原出恐龍，但當代技術一定也會改變這種歷史建築的實質。比如說，未來經過修復的巴黎聖母院的建築結構，比哥特式建築的結構肯定是更加優越，會出現一種新的物理層面的取捨，比如說，新的內部結構必然更加簡明、更加有效，但這樣的話，是不是就損失了原有建築的一部分信息？因為原有建築的意義，既包括必要的使得建築堅固不倒的東西，也包括一些現在看來不必要的“冗餘”。
勒·杜克兩百年前的大修，正是加入了很多我們並無把握的修飾，包括我們在很多描寫19世紀巴黎的電影中看到的“怪獸”，旅遊者眼中光鮮的細節，其實正是通過19世紀新古典主義者的手被重新塑造出來的，未必一定是最早的哥特式建築應該有的面貌，即使有也不會像我們今天看上去如此的新。時間帶來的毀壞實際上是這個建築完整信息的一部分，但是這種過程，卻因歷史保護的需要，人為地改變了。所以將來看到的巴黎聖母院可能是一座“既舊又新”的建築。
《財經》：巴黎聖母院在巴黎的中心，大火燒了超過半小時，消防隊才開始搶救，為什麼巴黎的應急反應這麼慢？
唐克揚：關於這一點，我沒有什麼權威的信息，我也沒有資格來評判巴黎的消防能力。
但可以肯定，木質建築著火的速度以及火勢擴大的速度是非常快的，火災模擬軟件判斷幾分鐘之內火勢就會上升到最高的尖頂，消防隊員沒有辦法上到足以近距離搶救的位置，水炮會進一步損害建築的結構。出於人身安全的考慮他們也不大會進到建築裡面去滅火，只能藉助一些器械。
這方面而言，還可能有一個非常有價值的話題：一個建築建成的效率能不能跟它的安全係數相提並論？現實中答案可能是否定的。我在國外上西方建築史課程的時候，我們的老師很早就跟我們提過這個問題，比如說一座摩天大樓裡面的居民，危機來時需要疏散，你會有多快的速度能把全部的人員疏散出去？
答案是不容樂觀的，或者說，如果突發大型災難時巨型大樓或是幾幢大樓都出現問題，一座城市往往不可能有這樣的能量，去及時疏散撲滅災情的。但是為什麼人們在還要一往無前地建造巨大的建築和城市，貌似無視極端災難的後果？這個問題我覺得是很深刻的一個問題：一方面現實中很多的事情就是這樣，偉岸和巍峨，其實以不可知的危險和潛在的危機為代價。不光資本主義的大城市如此，那些最初建造了大教堂的人，估計也不會想到它被摧毀時該怎麼辦。
《財經》：近年全世界時有國家級的文物建築被火災毀壞，比如韓國、巴西等，從一個建築設計師的角度，對於歷史文物，應如何此類防止意外毀壞？
唐克揚：冒昧的講，事實上是不可能有一種完美的解決方案的，你會發現，沒有歷史建築物能符合當代的“消防標準”——這種把一切文化問題都看成技術問題，對於解決技術問題有空前自信的現象，本身是一種現代事物。歷史建築的保護，歸根結底是歷史建築到底還要不要使用的問題，如果要放進現代生活的語境使用，就難免會出現這樣那樣的隱患。文物保護部門和公眾當然是有責任去促進文物保護的意識，但無心之失可以相對避免，但是蓄意破壞其實是不容易防範的——在十九世紀，包括維奧萊•勒·杜克之內的有識之士就看到，其實某些無知的“歷史保護”才是破壞文物建築的最大殺手。
剛剛講過，建築的“成”和“敗”的兩個側面是不相稱的：建成很難，但是毀壞容易。我覺得，也許這種突發的建築災難會對人們有一種警醒的意義：一方面會極大地促進災難撲救技術的發展；另外一方面，對於尚未建成的那部分城市，它會提醒我們，不可逆料也難以控制的建築災難，會提醒人們思考避免危機的另一種可能性，認識到文明發展中，人類不斷增長的建設能力和對災難的預防、保護能力的極不相稱的狀況——我覺得這種價值其實也是蠻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