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軍事上的失敗是因為他太在乎佔地盤

本文摘自：《1949 解放》，作者:葛紅國 裴志海 ，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

三大戰役結束，國民黨軍隊已經被解放軍消滅了一多半，精銳部隊幾乎損失殆盡，大半河山已經落在共產黨人手中。解放軍百萬雄師陳兵長江北岸，只要一聲令下，南京就指日可下。

從這一點來說，這個勝利來得似乎又太快了，快得連毛澤東都沒有想到。

解放戰爭

抗戰勝利後，共產黨人是真心希望和平的，甚至已經開始著手準備把中共中央機關南遷了。1946年1月28日，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將來我們要參加國民政府、行政院，黨中央要考慮搬到國府所在地去。2月2日，中央書記處開會，劉少奇說:華中(指蘇皖解放區)我們應保留，也可能黨中央將來搬去。這個問題也要告訴周恩來。朱德隨即表示了相同的意見。同一天，中共中央致電陳毅，指出必須鞏固華中現有地區，因中央機關將來可能遷淮陰辦公。2月6日，劉少奇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又說:如果改組政府確定了，黨中央的工作中心會搬過去。

3月12日至25日，中國民主同盟祕書長梁漱溟訪問延安。以後梁漱溟回憶說，在訪問延安期間，毛澤東曾同他說:“中共中央準備搬到(淮陰)清江浦，我也準備參加國民政府，做個委員，預備在南京住幾天，在清江浦住幾天，來回跑。”

但蔣介石並沒有把共產黨人真誠的和平願望放在心上。“槍桿子裡面出政權”這是毛澤東最先提出來的，蔣介石也信。在和平談判中，蔣介石首先就要求統編共產黨的軍隊，再談組建聯合政府問題。蔣介石的算盤打得很好:沒有了軍隊，中共就沒有資本了，一切就好辦了，毛澤東不是說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嘛，沒有了槍桿子，他就出不了政權了。共產黨人當然不願意把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百萬大軍的“槍桿子”交出來。蔣介石終於不耐煩了，1946年6月，蓄謀已久的蔣介石以圍攻中原解放區為起點，發動了全面內戰。

蔣介石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而發動這場內戰，主要是由於他自恃擁有遠較共產黨方面強大的軍事力量和經濟力量，其中包括美國給予的大量援助，以為可以憑著這些力量很快地消滅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和解放區。

一開始，國民黨軍隊的確打得很順利。

1947年2月17日，蔣介石興沖沖地參加了“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聯合紀念週”的一次會議，對與會人員做了一個“對於最近社會經濟軍事情勢之分析”的講話，在這個長篇大論的講話中，談到軍事方面，他躊躇滿志地說:一年餘以來，政府要收復什麼地方，就收復什麼地方，長春如此，張家口也是如此，而最重要的要算收復蘇北和魯南，因為蘇北湖沼縱橫，魯南丘陵起伏，交通不易恢復，最便於匪軍的藏匿和逃竄而終於被國軍所收復，這是前方將士英勇奮鬥的成績。政府於去年計劃在五個月內收復蘇北，直至今年1月底正式將共產黨驅逐時為止，比預定時間，也不過只超過了一個月。最近共產黨在魯南如果完全失敗，則黃河以南便不復有容身之地。所以在這種交通和軍事情勢之下，共產黨絕對不能流竄倖存。現在共產黨還想把政府拖倒，這無異是一個幻夢，不料某報反而替他們宣傳，真是可笑之至！一個“可笑之至”，使我們清晰地感覺到了1947年時的蔣介石對共產黨的輕視，他的得意與自信也因此溢於言表，他想掩飾都沒辦法掩飾。

1947年的蔣介石有那麼點趾高氣揚。

那時如果有人說，共產黨會取得天下，恐怕多數國民黨人都會嗤之以鼻，認為是痴人說夢。那些善於投機的，更是躲在暗處尋找一切機會向共產黨下手，向南京政府邀寵。寧夏實力派馬鴻逵就是這樣一個人。1947年3月，國民黨軍向陝甘寧邊區大舉進攻時，他立即派出主力部隊，搶佔了邊區的三邊、鹽池一帶，並把俘獲的解放軍戰士不遠千里地押送到南京邀功請賞。這是個看著形勢打算盤的“聰明人”。很顯然，馬鴻逵幾乎可以百分之百的肯定，共產黨被消滅已經是指日可待了。

在1947年初，像這樣的“聰明人”，又何止馬鴻逵一個人？

那時蔣介石所說的“政府要收復什麼地方，就收復什麼地方”也並非全是吹牛，共產黨人的確丟了很多地盤。

在內戰剛爆發時，共產黨擁有人口達億的解放區，這是共產黨成立以來，擁有人口最多的時候，也是擁有根據地面積最大的時候。

不管蔣介石是否願意，延安邊區政府事實上已經有了一個國家政府的雛形。但在國民黨軍大舉進攻之下，失去的解放區控制人口達3040萬。在內戰剛爆發的頭4個月裡，國民黨軍就全部佔領了中原解放區，佔領了承德、張家口、淮陰、安東等153座重要城市，1947年3月19日又佔領了延安。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軍隊在日本投降後，經過浴血奮戰從日軍手中所奪回來的大中城市幾乎被國民黨軍全部佔領。

從這個意義上說，蔣介石的確有理由感到興高采烈。

胡宗南佔領延安後，蔣介石更是欣喜若狂，稱“這是大時代的開始”。

相反，共產黨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自建黨開始，共產黨人都是非常善於利用和使用宣傳這個有力武器的，無論是政府還是軍事機構，都設有專門的宣傳部門，從事宣傳工作。宣傳當然是要講究策略的，運用得好，這是一個打擊敵人士氣、鼓舞鬥志的有效工具。事實上，共產黨人已經熟稔地掌握了這一藝術，運用得出神入化，就連蔣介石也不得不說解放軍的宣傳能力“幾乎沒有不超越官兵的”。在我們現在看到的有關1947年的文字中，給我們的印象依舊是鼓舞人心的。這在當時也是必要的，必須把解放區軍民動員起來，充滿信心地與國民黨軍作戰。但在浩如煙海的文字中，我們還是通過毛澤東的隻言片語感覺到了形勢的嚴峻。

在1946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召開會議，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進行了戰爭動員，講了一些迎擊國民黨軍進攻的軍事問題，最後他強調指出:“我們只要熬過明年一年，後年就會好轉。”毛澤東的一個“熬”字，便把共產黨人面臨的嚴峻形勢說得清清楚楚。對勝利時間的估計，毛澤東也是慎重的，他當時是準備長期作戰的，他把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時間表定為五年到十年甚至十五年的。

戰爭打了兩年多，共產黨好像時時都在下風，解放區越來越小，許多地盤都丟掉了。但奇怪的是，即使在國民黨軍把“首都”延安都端了的時候，毛澤東仍然在講“勝利”，並且還不是偶爾講講，而是天天講，時時講，堅定每個黨員、每個解放區軍民的勝利信心。這是一種宣傳手段，但也不僅僅是宣傳手段，共產黨人真的是這麼想的，他們看得更遠，胃口也絲毫不比蔣介石小，他們的目標就是全中國的解放，要的不是一塊土地，也不是一座城市，而是整個中國，因此他們並不計較一城一地的得失，甚至許多城市都是共產黨人不放一槍主動撤出來的。

對毛澤東來說，他似乎對土地的失去並不是很在乎，必要時連革命聖地延安說撤離就撤離了，一點都不拖泥帶水，這和蔣介石寸土必爭形成了鮮明對比，一旦城池失守，蔣介石都要拿守城將領是問。

毛澤東關注的則是敵人又被消滅了多少，他更希望儘可能地在戰場上消滅對手的有生力量，在1946年9月16日，中央軍委發出的《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指示中，更加明確地提出了這一點:“以殲滅敵軍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不以保守或奪取地方為主要目標……可以允許放棄某些地方。只要我軍能夠將敵軍有生力量大量地殲滅了，就有可能收復失地，並奪取新的地方。”這就是毛澤東和蔣介石的區別。

戰爭一開始，實際上勝負已分，只是時間早晚問題了。

戰爭越打越大，但共產黨不但沒被解決，反而越打越強大，越打越多。

共產黨人的法寶就是“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

事實上，解放軍所實施的重大戰役，幾乎都是在“集中優勢兵力”原則下展開的。劉鄧大軍在1946年9月的定陶戰役中，就是傾其所有對付國民黨軍整三師，其中擔任主攻的六縱更是集中9個團的兵力攻擊整三師主力五十九團，而此時的五十九團實際上只剩下了兩個營。在1947年7月的魯西南戰役中，劉鄧大軍以十比三的兵力與敵整編六十六師激戰於羊山集，惡戰14天，殲敵萬人。對解放軍這種打法，那些受過高等軍事教育的國民黨軍高級將領一直頗有微詞，稱之為“人海戰術”。不管是“集中優勢兵力”，還是“人海戰術”，效果卻都是一樣的，攻擊部隊以排山倒海之勢令人驚心動魄，吶喊衝鋒之聲令人聞風喪膽，仗一開打，解放軍在氣勢、士氣上就壓倒了對手，而氣勢一輸，任何部隊，恐怕都只有捱打失敗的份了。

南京軍區原副司令員肖永銀將軍也向我們回憶了一件往事。六縱在1946年9月定陶戰役中血戰大楊湖，殲滅了整三師，活捉了整三師五十九團代理團長吳耀東。吳耀東被押到六縱十八旅指揮所後，依舊很傲氣，脖子挺得直直的，不用別人招呼，自己找張椅子就坐了下來，還蹺起了二郎腿。時任十八旅旅長的肖永銀問他當了俘虜有何感想，他竟指責肖永銀說:“你們不講戰術，你們就是憑著人多亂打。如果是站在軍人立場上，我可以跟你們打到底！”肖永銀則回答他說:“你說我們不懂戰術，那你很懂戰術了，我問你，戰術是什麼？我告訴你，我把你戰勝了，消滅了，這就是最好的戰術。”

肖永銀說的沒錯。不久後，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對黨內的《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指示中，就把大楊湖戰鬥作為“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的典型範例。

在“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的作戰原則指導下，三大戰役打完，國民黨軍隊的主力已經被消滅，只剩下一百餘萬人，中國人民的解放戰爭全面勝利已經為時不遠了。在這種情況下，國民黨發出“求和”信號，但主動權已經牢牢地掌握在共產黨人手中了，他們的命運只能由共產黨人來決定了。

共產黨人終於熬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