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成功以後，南京政府名義上是中央，但無權威可言，當時中國之狀況，與此前軍閥割據之形勢別無二致。一場血流成河的戰爭之後，根本問題並未得到解決。如果非要說有變化，那就是各方軍事力量重新洗了一次牌。
19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使歐美的多個國家氣喘如牛。歐美各國自顧不暇，本應是中國人振作的大好時機，但苦難的中國積重難返，無窮無盡的“內耗”使1930年代中國的危機並不亞於歐美各國。
而日本人則從此中找到了侵略中國的縫隙，駐紮在中國東北的關東軍選擇南京政府無力他顧的時候下手了。1950年11月初，中國人民志願軍在西線重創美國精銳的騎兵第一師，擊破了美國軍隊不可戰勝的神話。這一年，距中日甲午戰爭中國軍隊在半島慘敗56年；這一年，距英國人為鴉片貿易入侵中國東南沿海110年；這一年，距看似太平盛世實則危機四伏的1750年整整200年。在傷心欲絕了200後，與世界第一號強國在戰場上的較量，讓剛剛站起來的中國人心中充滿了無限的希望。
用槍桿子說話
東北易幟後，中國全境均懸掛起青天白日旗，然而，所有的人都心知肚明，這樣的統一徒有其名並無其實。北伐戰爭後期，所有參加北伐的軍事力量被編成四個集團軍。北伐成功以後，除由蔣介石指揮的第一集團軍受國民政府節制之外，虎踞中原的馮玉祥第二集團軍，扼守華北的閻錫山第三集團軍，控制兩廣的李宗仁第四集團軍，還有據守關外的張學良東北軍，均自成體系。
他們在各自控制的地盤上，把持軍政、財政甚至外交大權。雖然他們一再表示服從中央，但中央政府於他們素無權威可言，軍政號令在他們的勢力範圍內一概無效。他們所依仗的，當然是手中的槍桿子。
南京國民政府直接控制的範圍只不過長江中下游數省而已，名義上是中央，實際上與一個地方政府無異。但是，這個不能號令全國的中央政府，卻要承擔中央政府的責任；這個不能從全國其他地方取得財政收入的中央政府，卻要負擔這個國家如天文數字一般的外債。
可以想見，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是何等的尖銳。在北伐中取得了政治資本的蔣介石雖然看上去勢頭很猛，實際上在國民黨中央以及國民政府中的地位並不鞏固。一向以孫中山繼承人自居的汪精衛以及一批被稱為“西山會議派”。
1925年11月23日，中國國民黨部分中央執行委員、中央監察委員和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在北京西山碧雲寺非法召開所謂“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參加這一全會的國民黨政治人物，被視為國民黨內部的一個政治派別“西山會議派”的國民黨元老級人物，對蔣介石一人獨攬軍政大權心存憂慮，因而多方掣肘。這種情勢下，依靠政治手段解決問題的可能性已經微乎其微，蔣介石在他的政治才華發揮殆盡之後，也只有拿起手中的槍桿子。
稍有區別的是，蔣介石以中央為憑藉，以統一為名號舞刀弄槍。當日中國之狀況，與此前軍閥割據之形勢別無二致。一場血流成河的戰爭之後，根本問題並未得到解決。如果非要說有變化，那就是各方軍事力量有過一次重新洗牌。
1928年底至1929年春於南京召開的軍隊編遣會議，因在兵力裁撤的數量上分歧太大而無果而終。蔣介石與各軍事集團尤其是馮玉祥集團的矛盾公開化，各方遂積極備戰，準備開打。其他軍事集團當然不想揹負反對中央政府的惡名，於是打出了反蔣旗號。
閻錫山
1930年3月14日，第2、第3、第4集團軍57位將領聯名通電促蔣下野，次日，通電推舉閻錫山為“中華民國”陸海空軍總司令，馮玉祥、李宗仁為副總司令，武力討伐蔣介石。
4月5日，蔣下令討逆，中原大戰爆發。雙方都封遠在關外的張學良為海陸空軍副總司令，以籠絡這位對戰爭成敗至關重要的東北少帥，但少年老成的張學良一言不發，坐觀成敗。戰事沿隴海線、津浦線、平漢線展開。
初期，聯軍進展順利，尤其是馮玉祥的西北軍，驍勇善戰，勝果累累。但聯軍雖非烏合之眾，卻各懷異志，相互之間不能配合，後勤供應缺乏保障。至8月間，戰爭形勢發生逆轉。
張學良
9月18日，看準了風向的張學良通電擁護中央，11萬東北大軍揮師入關。11月4日，閻、馮於全線敗退之後通電下野。張學良入關之前，蔣介石除許以1000萬大洋之外，還答應在閻、馮垮臺後，將華北和青島交與張掌管。
如今，張學良除接管了黃河以北的廣大地區之外，還受命改編閻、馮之軍隊。東北少帥在此次中原大戰中坐收卞莊刺虎之利。這也是他接掌東北兩年多來最為輝煌的一次勝利，然而，這卻是少帥最後的輝煌。
以張學良的才智，掌控局勢複雜的東北，已屬不易。日本人垂涎東北久矣！自甲午戰爭以來，日本人一直沒有停止過對東北的圖謀，1915年《中日新約》簽訂以後，關東軍虎視眈眈，蓄意挑釁事件時有發生，
日本人吞併東北之心，路人皆知。張學良居然置東北之燃眉於不顧，染指華北。僅此一點，即見這位而立之年的少帥年輕氣盛有餘，而深謀遠慮不足，令人心驚！一年之後，張學良還在為華北地區滾滾而來的稅捐興奮得忘乎所以的時候，日本關東軍在張學良的大本營尋事生變，武裝佔領東北。馮玉祥是中原大戰中的大輸家。
戰後，閻錫山、李宗仁都保住了自己的軍隊和地盤，唯有馮玉祥，不但丟掉了所有地盤，其慘淡經營二十餘年的西北軍也被肢解。蓋因馮的多變素為他人所忌。
馮玉祥
閻錫山曾經告誡蔣介石：請你翻開歷史看看，哪個人沒有吃過馮的虧？馮的西北軍是由北洋系一個混成旅發展而來，最初依附直系。馮雖與直系巨頭吳佩孚不睦，卻為另一直系巨頭曹錕所賞識。然而，曹錕最後成了馮的階下囚，吳佩孚也因馮臨陣叛變而在直奉大戰中慘敗。
此後，馮與奉系張作霖聯合控制北京政府，在張需要支持的時候，又倒向在北伐中風頭正勁的蔣介石。馮初與蔣如膠似漆，還要在鄭州為蔣塑銅像，而最終仍未免反目。
馮的心腹部將韓復榘、石友三在中原大戰前叛馮投蔣，或許就是一種報應。舊式軍人的如此行止，當然不能簡單地以道德標準一評了之，在軍閥混戰的年代，擇木而棲實乃不得已而為之。馮玉祥，不懂政治。他直來直去的思維是：勝則到江南組織政府，敗則不惜同歸於盡。他在政治上不為自己預留後路，而是相信車到山前必有路的生存哲學，往往在大難臨頭而沒有迴旋餘地的時候，就只有出爾反爾了。
中原大戰爆發前，國民黨元老吳稚暉至電馮玉祥，勸罷干戈，馮回電：頃接先生元電，迴環讀之，不覺啞然失笑。假如玉祥不自度量，復先生一電，文曰：“革命六十年的老少年吳稚暉先生，不言黨了，不言革命了，亦不言真理是非了，蒼髯老賊，皓首匹夫，變節為一人之走狗，立志不問民眾之痛苦，如此行為，死後何面目見先總理於地下乎？”等語，豈不太不好看乎？請先生諒之。
但馮不失為一個標準的軍事領袖，他所統率的西北軍素以善戰而聞名。西北軍雖在中原大戰後被肢解，但在以後與日本人的戰爭中，我們依然能看到西北軍的雄風，如二十九軍等，也能聽到西北軍將領的鼎鼎大名，如宋哲元、張自忠等。穩操勝券的蔣介石於當年的10月10日——“中華民國”的國慶日發表告全國同胞書，不無得意地宣稱：“此戰之中，逆軍集全國各派反動之大成，而終不免於覆滅，則此戰之後，絕不致再有軍閥復敢破壞統一，叛亂黨國。”
不過，今日之“反動派”、“軍閥”，昔日卻與蔣系親密之同志，有的還換過金蘭拜過把子。戰爭初期，蔣之左右不無擔心地說，今天消滅甲，明天消滅乙，鬧得人人自危，這樣發展下去，將來何以善其後呢？蔣憤然作色而又十分自信地說，只要人們要官要錢，我就有辦法。蔣在政治手段上，的確高出張學良、馮玉祥之輩一百倍還不止。因為他一眼就看穿了人性中的弱點，並大加利用。既可以用幫會中磕頭換譜之類的把戲與人結盟，又可以在兄弟反目之後毫不留情地拿起槍桿，還可以在血流成河之後以高官厚祿善後。在胡蘿蔔和大棒之間，縱橫捭闔，簡直妙不可言！
“關餘”即每年收取的關稅先交給列強作為不平等條約中規定的賠償款，餘下的才發還給中國政府。此一戰，“成果”不可謂不多：個人方面，蔣介石樹立了在黨國中的威信；軍事方面，最大的對手馮玉祥煙消雲散，閻錫山、李宗仁俯首稱臣，東北王也被成功地安撫；經濟方面，國民政府在戰後取消“厘金”、廢除“關餘”實行關稅自主；外交方面，中央政府自此成為對外交往的唯一合法主體。但是，由此造成的負面效果也很大：參戰各方共動用了150餘萬兵力，死傷30餘萬；消耗民財無數，黎民之苦痛，不忍記述；擁兵自重的現象並沒有從根本上消除，各軍事集團只不過又重新洗了一次牌而已；政治問題也沒有因拿起槍桿子而迎刃而解。因之，僅僅看到蔣介石在取得勝利之後的喜不自禁，則未免過於簡單。
頗具政治遠見的蔣介石，於此時即已看出，中日之間將來不免一戰，而當日之中國尚不具備與日本一戰的能力，因而整頓國力成了當務之急。蔣介石深信“攘外必先安內”，他當然知道“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的道理，但於己、於國、於將來，他昧著良心行事，他明知濫用武力不能解決政治問題，但還是拿起了槍桿子。
1930年的除夕之夜，蔣介石在日記中寫下了這樣的文字：無父無母之身又過一年矣。人只知我體面尊榮，誰知我處境之痛苦乎？若非為國家為民族為主義，則此身可以還我自由，今不知何日始可以清白之身還諸我生者，詩曰：“毋忝爾所生”。我其以此自念哉？(引自《蔣介石日記：揭祕》，團結出版社2007年版)個人日記，理應排除作秀之成分。
殺人如麻的蔣介石，為何在中原大戰塵埃落定之後，作如此之感嘆？就是這樣一個矛盾、複雜、難以揣摩的蔣介石，操縱著中國這艘千瘡百孔的大船，行駛於驚濤駭浪的1930年代。1929年8月，國民黨編遣實施會議在南京召開。這是與會期間蔣介石與馮玉祥、閻錫山合影，但他們貌合神離，原因是蔣氏仍然企圖以壓縮他人實力來擴張自家實力，從而進一步激化了各大軍事集團間的矛盾，導致了會後不久便爆發了中原大戰。中原大戰沒有解決異常紛亂的中國政治問題，因而蔣介石於此後還要不斷地拿起槍桿子，其中影響甚大的就是對中國共產黨建立的蘇維埃政權的圍剿。
1927年國民黨“清黨”和“分共”之後，中國共產黨的活動即進入低潮，但還是有部分力量迅速發展，並很快在國民政府控制薄弱、也最為貧困的局部地區取得成功。南昌起義和秋收起義的部隊在進入江西的大山之後，在此時還只有三十幾歲的湖南人毛澤東的領導下，建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尚處農業系統的中國，其最根本的改造在於基層，在於土地。這一點已於此時為毛澤東和他的同道們看出。由於這一嶄新的社會改造運動，為百餘年來所未見，因而，他們的改造工作富有成效，江西中南部的井岡山以及周邊地區進入了一個火紅的年代。江西與國民政府的所在地南京僅咫尺之遙，蔣介石自然不樂意在中央政府的身邊還有一個政府與之相抗衡，故而，他又一次拿起槍桿子，從1930年10月起，先後五次對“蘇區”實施武力圍剿。
年輕的中國共產黨人於幾年前即已將心狠手辣的蔣介石看透，也深知“槍桿子裡邊出政權”。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後拿起武器反抗國民黨的屠殺，紅軍在不斷髮展壯大，紅色根據地在不斷髮展。對圍剿進行了頑強的抵抗。在強大的軍事壓力之下，由於共產國際的指導上的失誤，共產國際軍事顧問的瞎指揮和王明奉行的錯誤略線，造成了紅軍極大的損失。中國共產黨和她所領導的工農紅軍，於1934年踏上了長征的道路。千錘百煉的長征隊伍中，約有五萬精華後來到達陝西北部，稍作休整之後，抗日戰爭爆發。為了民族大義，為了國家利益，中國共產黨遂捐棄前嫌，與國民黨再度合作，加入到這場偉大的全民族抗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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