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語堂：我最難忘的人物——胡適博士

胡適（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

1962年3月有一天，多雲颳風，臺北市街頭人山人海，男女老幼約5萬人，包括教授、學生、工人、店員、家庭主婦、立法委員和外交使節，站在街道兩旁，愴然垂首佇候中國近代最偉大的學者胡適博士出殯。中央研究院所在地南港的村婦，擺出三牲素果，祭奠這位剛逝世的院長，並禱求他的在天之靈保佑她們的子孫將來也能像他一樣光宗耀祖。

胡適遺體出殯時臺北街頭的送行場面

胡適的確是個了不起的人。他啟迪了當代人士的思想，也為他們的子孫樹立楷模。榮銜學位多不勝數。最高當局甚至曾敦促他競選中華民國總統和出任行政院長。但終其一生，胡適淡泊謙沖，平易近人。1949 年，他接到一封措辭恭敬有禮的電報，邀請他到夏威夷對美國議員演說。開頭的稱謂是:“Dear Esteemed and Venerable Dr. Hu”(“德高望重的胡博士”)。他簡簡單單地復了一個字:“Okay” (“好")。

胡適

他是學者，也是好人。但一生所遭受的惡毒批評和攻訐，幾乎比任何人多。但是這些謾罵叫囂絲毫不能影響或改變胡適對發展科學、民主制度以及革新需要的信念。

胡適字適之，誕生於1891年12月17日，父親曾任臺灣台東直隸州知州。他幼年失怙，隨寡母和三位哥哥在安徽黃山山麓偏僻的績溪縣長大。自幼穎悟好學，十多歲時便已博覽中國經史和西洋名著譯本。17歲任文藝刊物《競業旬報》主編，該刊在上海出版。

胡適

1910年，胡適進美國紐約州伊色佳市康奈爾大學，聽從哥哥的建議，攻讀農學。有一天，在鑑別蘋果品種時，感到自己的興趣並不在農，因此改讀文科; 1915 年秋，又轉到紐約市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深為哲學家杜威的實用主義學說所感動，他的哲學也就以實用主義為基礎。

這種注重實用的精神，使他和他的朋友任鴻雋、楊銓、唐擘黃及梅光迪等構成了新觀點，竭力主張提倡白話，廢棄文言。理由是:文言雖優雅傳神，並且經過三千年來俊彥之士的雕琢鍊冶，但也充滿了虛飾的辭藻和陳腔濫調。他認為現代的中國人應以語體文寫作，採用日常語言中生動有力的辭句為文字工具。

胡適與友人任鴻雋、陳衡哲

這是個很大膽的主張——等於提倡以現代英文或現代意大利文來取代綽塞時代的英文或拉丁聖經裡所用的拉丁文。他的朋友雖然同意有改革的必要，卻不如他那樣積極。他為了證明白話可以取代文言，採用白話寫詩。從那時起，他的文章都用白話。

1918年，他回到北平了，已成了全國知名的文學革命提倡者。我以北大教員的身份前去迎接他。我那時剛從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比他只小四歲，但是他給我一種仰之彌高的感覺。我聽他引用伊拉斯摩斯從意大利回國時的豪語道:“我們回來了。一切都會不同了。”我覺得我們的國家突然進入了洶湧的復興波濤中。

胡適與陳獨秀、錢玄同和劉半農合編《新青年》雜誌，又提出全國普遍覺醒的號召，主張革除傳統的迂腐思想，糾正重男輕女的觀念，准許寡婦再嫁，廢除女子纏足，禁止扶乩卜卦等。

他說:“明明是男盜女娼的社會，我們偏說是聖賢禮義之邦;明明是贓官汙吏的社會，我們偏要歌功頌德;明明是不可救藥的大病，我們偏說一點病都沒有，卻不知道若要病好，須先認有病; 若要政治好，須先認現今的政治不好；若要改良社會，須先知道現今社會實在是男盜女娼的社會。”

這時民國初建，距孫中山先生推翻滿清僅短短几年，正是西方文化東漸，“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觀念甚熾的時候。只有像胡適那樣信念堅定的人，才敢公開指出中國不僅在槍炮和機器方面還趕不上西方，就是在現代民主政治方面，在學術研究方面，例如傳記、歷史、哲學、戲劇和現代藝術，也遠遠落後。換句話說，他主張“充分世界化”，或全盤西化。他相信除此之外，別無他法能使中國追上時代。

不過，儘管忙於這場論戰，胡適始終沒有失去對別人的關懷。我當時剛在一份英文報紙上發表了一些關於通俗英文和意大利文演進的意見，引起了他的注意，結果我們很快成了好朋友。

胡適（左）、林語堂（右）

1920年，我獲得官費到哈佛大學研究。那時胡適是北大文學院院長。我答應他回國後在北大英文系教書，不料到了美國，官費沒有按時匯來，我陷入困境，打電報告急，結果收到了2000美元，使我得以順利完成學業。

回北平後，我向北大校長蔣夢麟先生面謝匯錢事。蔣先生問道:“什麼2000塊錢?”原來解救了我困苦的是胡適，那筆在當時近乎天文數字的錢是他從自已腰包裡掏出來的。他從未對我提起這件事，這就是他的典型作風。

胡適的文學革命在1919年的“五四”運動中達到高潮。翌年，教育部命令所有公立小學的一年級和二年級，必須用白話教學，同時規定白話為“國語”。胡適的成功使他成為古文派眾矢之的。

批評他最厲害的著名學者林琴南，一氣之下寫了兩部小說來諷刺胡適和白話運動的其他領袖。但是胡適並未理睬這些冷嘲熱諷。他對青年們說，如果他們在研究中國語言的實況以後還不能同意他的看法，那時再“出來反對”就是了。

在北平，胡適家裡每星期六都高朋滿座，各界人士——包括商人和販夫，都一律歡迎。對窮人，他接濟金錢；對狂熱分子，他曉以大義。我們這些跟他相熟的人都叫他“大哥”，因為他總是隨時願意幫忙或提供意見。

他對寄給他的稿件都仔細閱讀，詳盡答覆。他的朋友，或自稱是他朋友的人，實在太多了，因此我有一次在我主編的幽默雜誌《論語》上宣佈:這本雜誌的作者誰也不許開口“我的朋友胡適之”，閉口“我的朋友胡適之”。

也許他與臺北一個街頭小販的友誼最足以說明他的為人。袁瓞是個賣芝麻餅的，空閒時也讀些有關政治的書。有許多問題使他困惑，卻想不出答案，於是寫信向中央研究院院長鬍適請教，問:“英國為君主制，美國為民主制，實質上是否相同？在組織上，英國內閣制與美國總統制，是否以英國的較好?”

胡適回信說:“我們這個國家裡，有一個賣餅的，每天揹著鉛皮桶在街上叫賣芝麻餅，風雨無阻，烈日更不放在心上，但他還肯忙裡偷閒，關心國家的大計，關心英美的政治制度，盼望國家能走上長治久安之路——單隻這一件奇事已夠使我樂觀，使我高興了。”

他們持久而親密的友誼就這樣開始了。多年來，袁瓞常到胡適的辦公室去看他。胡適出門，總先寫信通知袁瓞，以免袁瓞枉跑那麼遠的路去找他。

有一次袁瓞以為自己生了鼻癌(後來才知道不是)，胡適替他寫了封信，介紹他去看臺大醫院院長，並且表示願意代付一切費用。

1939年，胡適

胡適家裡來往的賓客很多。晚上客人走後，他就坐下來做他的研究工作或寫作。他寫過許多鉅著，也寫短篇論文。畢生致力於中國白話文學和中國哲學的歷史研究，第一個證明《紅樓夢》是作者曹雪芹自傳故事的就是胡適。

他出版過無數專書和論文，但《中國哲學史大綱》卻只完成了上冊。他以18年的時間研究《水經注》的各種版本並寫成許多專論。最後8年，他多半時間致力於撰寫一篇關於禪宗神會和尚的論文。

中日戰爭期間，胡適曾任駐美大使4年，成為羅斯福總統的 密友。早在1936年，兩人曾在哈佛大學慶祝成立300週年時見過面，胡適在那次典禮中接受榮譽學位。羅斯福非常信任這位率直的學者，胡適也因此在出任大使伊始便為中國政府爭取到一筆2500萬美元的貸款。

1941年，國民政府駐美大使胡適（中）向羅斯福總統（左）說明中國萬人簽名的文件

1945年胡適出任北大校長，1958年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雖然健康不佳，但還是像過去一樣獻身工作。有一次他以青年導師身份，警告臺灣大學一個學生不要奢望輕易找到難題的答案。他說:“要小題大做，千萬不要大題小做。”

雖然胡適是中國最卓越的學者之一，他的哲學和所有偉人的哲學一樣，基本上並不複雜難懂。他說:“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疑，待人要在有疑處不疑。”又說:“不做無益事，一日當三日，人活五十年，我活百五十。”

1962年2月24日上午，中央研究院選舉七位院士，胡適投下了贊成票。他的心情很愉快，興致勃勃地周旋於他熱愛的同事之間。將近黃昏時，院士們正紛紛告別離去，他心臟病猝發倒地。半小時後與世長辭。他嘴角的微笑說明他已經如願以償，為學術殉身。

1973年12月，胡適公園在南港中央研究院和他的墓地附近落成。公園佔地約一公頃半，風景優美，有噴泉，有亭臺，有迂迴曲折的小徑。

他的故居現已改為胡適紀念館，在那裡，參觀者可以看到他的毛筆、手稿和批註的書籍。離去時會對這位學者的言論風采績業，悠然神往，肅然起敬。

胡適先生之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