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會學中，“角色” 是指與人們的某種社會地位、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權利、義務的規範與行為模式，它是人們對具有特定身份的人的行為期望，它構成社會群體或組織的基礎。人們處於多層次的社會關係網絡中，他們承擔的社會角色具有多重性，是一個角色叢。在每一天的社會互動過程中，人們都扮演著許多不同的角色。每個人都可能具有兩個或兩個以上與之相聯繫的兩種或更多的身份，當來自於這些角色與身份的要求出現對立時，置身於其中的個人就處於了一種角色衝突的狀態。角色衝突可分為兩大基本類型：一是角色間的衝突，即不同角色承擔者之間的衝突。它常常是由於角色利益上的對立、角色期望的差別以及人們沒有按照角色規範行事等原因引起的。二是角色內衝突。即由於多種社會地位和多種角色集於一人身上，而在他自身內部產生的衝突。男性農民外出務工使婚姻、家庭角色之間或角色內部發生了矛盾、牴觸和對立，有些甚至妨礙了留守妻子角色扮演的順利進行，在婚姻家庭和諧的樂章中，插入了不協調的音符。
（一）夫妻社會生活地位的差異導致婚姻情感關係的脆化
第一，經濟地位的差異。外出打工農民與在農村勞動時期相比，經濟收入幾乎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他們的純收入遠遠高出務農的收入。務工丈夫對家庭經濟的貢獻大於妻子，家庭內部的權力天平傾向於丈夫的一邊。事實上，由於丈夫的外出，留守妻子肩負著農活和家庭的雙重負擔，她們對家庭的貢獻也很大，但是這種不用金錢表現出來的貢獻往往不被承認，甚至被忽略。
第二，社會生活層面上的差異。丈夫進城務工以後，無論是在外在形象上，還是在行為方式、交往方式上都有所改變，他們模仿城裡人，向城裡人靠近。雖然在很多方面農民工與城裡人仍然存在著很大的差別，他們沒有能夠完全地融入城市生活，但是他們與留守妻子之間的差異也是很明顯的。這種差異使農民工自我感覺“洋氣”、“自信”，而在他們眼中，留守妻子則“老土”、“猥瑣”。
第三，心裡層面上的差異。城市生活對務工丈夫心理層面上的影響主要表現在文化價值觀念的變化，如消費觀念、婚姻觀念、男女平等的觀念、生育觀念等。特別是從農民工階層分化出來的“農民工大款”，當他們的收入達到一定的數量，消費觀念和婚姻觀念發生了巨大變化，他們覺得難以與在農村跟土地打交道的妻子交流，認為她們缺乏情趣，沒有女人味。於是，一部分農民工大款，在城市裡“包二奶”，養“小老婆”，更有甚者要拋棄糟糠之妻。因丈夫長年外出打工，許多留守妻子遭遇了婚姻“紅燈”。
廖某的丈夫於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外出打工，後來聯合自家幾個兄弟在深圳做電腦生意，買了私家車，但是廖某說從來沒有跟丈夫去外面風光過。她說知道丈夫在外面有了女人，也就這個問題與丈夫爭吵過幾回，但沒有其他更好的反抗辦法。她說：“我不敢跟他吵，我一鬧，他就說他是看在孩子的份上沒有與我離婚，我怕我鬧了他會真的跟我離婚。”她現在儼然家中的一個保姆，靠丈夫偶爾寄錢回家，撫養著兩個孩子。
上述情況中，婦女往往不會提出離婚。農村婦女收入貧乏，她們無法做到經濟獨立，離婚之後，其生活水平將明顯下降，而且農村女人的再婚前景非常悲觀。然而當男性提出離婚，她們又不得不接受，因為婚姻名存實亡。這些遭遇婚姻“紅燈”的留守婦女就長久處於這樣一種對丈夫經濟的依賴和與丈夫感情破裂的矛盾當中，無法很好地維護自己的正當權益。
（二）留守妻子家庭角色的變化致使其與家庭成員關係的緊張
人們之間的關係越是密切，他們之間的意見反而越容易產生分歧，不盡一致。在經常的和密切的接觸中，衝突本身是不可避免的，真正的密切關係並不掩蓋衝突。在以男性為主導的農村家庭中，男性的外出使女性承擔的家庭角色增多，既要履行兒子的義務，又要承擔父親的職責，往往容易造成婦女與其家庭成員的關係緊張。首先，面臨與公婆之間的關係疏遠。公婆與兒媳的關係是以婚姻形式為基礎產生的一種非血緣關係，這種關係也會因為關係紐帶的缺失，即，丈夫的離開，變得鬆弛。在大部分農村，公婆都不太信任自己的兒媳，尤其是在兒子離家之後，他們或向鄉親們，或向自己的兒子傾訴兒媳的“不孝”，有時甚至會故意刁難。在“百行孝為先” 的社會環境下，“默默忍受” 是留守婦女的惟一選擇。
唐某是一個三十多歲的農村婦女，育有3個孩子，丈夫常年在外打工，主要是幫人幹油漆活，收入不低，一年能寄回家一萬多元。公婆認為兒媳應該從自己兒子的“不菲”收入中分出更多一部分來贍養自己，但唐某說：“一年一萬多塊用來買農藥、化肥，養育孩子，沒有多餘的，兩個老人要說我閒話，隨他們去，我當作沒有聽到。”可想而知，兩代人之間的關係相當緊張。
其次，面臨著教育子女的尷尬。父親長期在外對孩子們形成兩種不同的後果。一種是孩子對父親的印象模糊，對母親極度依戀。在這樣環境下生活的孩子常常帶有一定的戀母情結。另一種情況則是，由於孩子與父親相處的時間短，瞭解較少，容易把父親塑造成自己的崇拜對象，而對母親則相對輕視，有些孩子甚至對母親產生牴觸情緒，加之婦女在農村的地位較低，力量也較薄弱，因而，丈夫不在家，婦女有時對自己的孩子束手無策。
（三）丈夫角色的缺失加大了婦女的社會壓力
農村留守妻子的“丈夫角色缺失” 不是一種名義上，而是實際意義上角色缺失。從表面上看，她們是有夫之婦，而實際上，她們都是一個人獨當一面，丈夫常年在外，整個家庭的重擔都壓在留守妻子的身上。無論是從身體還是心理上，都給她們增加了巨大的壓力。
首先，體力勞動壓力增大。隨著青壯年男子勞動力的大量流出，傳統的“男主內，女主外”的分工模式，即：丈夫下地耕種，妻子留守在家中操持家務的模式被打破。過去主要由男人完成的農業生產，現在由留守婦女來承擔。農村婦女的“主內”範圍已經從家中的鍋臺、院子延伸到了大田。據大部分留守婦女反映：“丈夫外出後，最大的困難是農忙時缺少勞動力”。農忙時節是留守婦女最累、最苦的季節。除了農業生產上的負擔，女性仍要做家務、教育子女、照顧老人。來自生產和家庭的雙重壓力往往令她們不堪重負。
劉某說：“丈夫在外我主要的困難是幹農活。我們這裡人均田有一畝多，家裡兩個孩子，兩個老人加上我們夫妻總共6 口人，就有七畝多水田，基本靠自己幹。農忙時節，跟別人換換工，累死人呀。婆婆身體不好，需要照顧，一旦家人有個三病兩痛的，我都不知道該顧哪頭。” 劉某那因勞累過度而明顯瘦弱的身軀已經告訴我們：繁重的體力勞動使農村留守婦女身心俱疲。
其次，心理上的壓力增大。在農村，男人是家裡“頂樑柱”，男人不在家意味著這個家庭缺少一個撐腰的人，他們留守的妻子在社區和村落中便處於弱勢地位。農村娛樂設施少，娛樂方式陳舊，女性的活動範圍有限，跟男性在生產生活方面見面的機會多。在熟人社會的條件下，農村留守女不得不容忍農村男性的粗痞話，甚至容忍他們把自己作為性侵犯和取樂的對象。也有些留守妻子因長期的性壓抑，經不住男性的引誘和騷擾而“紅杏出牆”。這一方面是由於某些婦女道德敗壞，另一方面也是處於某種無奈：留守婦女的生活條件過於艱苦、缺乏丈夫的關心而自身又難以調適，這是她們做出此選擇的重要因素。